湖北出了個董必武

洞庭湖之南的湖南在籌建共產主義小組的時候，洞庭湖之北的湖北也在籌建之中——他們稱作「共產主義研究小組」。

湖北的共產黨領袖人物是董必武。他是中國共產黨「五老」之一。這「五老」是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

董必武原名賢琮，又名用威，字潔畬，號璧伍。必武是他後來從事秘密革命活動時的化名，他竟以此名傳世。

董必武出生在中國一個不平凡的縣——湖北黃安縣。那兒本是大別山東段的窮地方。然而，「窮則思變」，那裡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大本營」：不僅出了兩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而且出了二百三十三位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軍！這樣，黃安縣後來也就改名為「紅安縣」。

董必武十七歲那年，中了秀才。二十八歲時，東渡日本，在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在那裡，他見到了孫中山，並加入了中華革命黨（1919年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他曾回憶見到孫中山的情景：

先生……指示中國的出路，惟有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特別鼓勵我們在失敗後，不要灰心氣短，要再接再厲地努力去於，革命不是僥倖可以成功的，只是我們在失敗中得到教訓，改正錯誤，提出好的辦法來，繼續革命，勝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1]

董必武從孫中山麾下轉到馬克思麾下，最初是受了李漢俊的影響。

董、李本不相識。

那是1918年3月，董必武擔任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秘書，參與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戰爭。1919年1月27日夜，蔡濟民突遭靖國軍唐克明部隊槍殺。董必武趕往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孫中山報告事件經過。

董必武在上海住了下來。正巧，湖北省善後公會在上海成立，租了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漁陽裡（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路南的一處房子作為會址，並請董必武和張國恩主持會務。這樣，董必武便在霞飛路漁陽裡住了下來。

張國恩也是湖北黃安人，跟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學，一起加入中華革命黨，是董必武的好友。他們一起住在善後公會。斜對面路北住的也是一位湖北人，名叫詹大悲。詹大悲與董必武早就相熟。他曾在1912年任國民黨漢口交通部部長。後來亡命日本，加入了中華革命黨。

經詹大悲介紹，董必武結識了詹家的鄰居。那位鄰居也是湖北人，剛從日本帝國大學畢業歸來，跟董必武一見如故。此人便是李漢俊。

李漢俊跟董必武談蘇俄，談列寧，談馬克思主義，借給他日本版的《資本論入門》以及考茨基的著作。李漢俊使董必武從三民主義者轉向馬克思主義者。誠如董必武自己所說：

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裡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2]

董必武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回到武漢，他和張國恩等人商議辦學，培養人才。

他們設法籌集資金。董必武還把身上的皮袍脫下典當，以作辦學經費。

經過四方奔走，終於在湖北省教育會西北角、涵三宮街南面小巷裡，辦起了私立武漢中學校。這所中學後來成為湖北的紅色據點。該校英語教員，名喚陳潭秋，成了董必武的密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