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貝勒路上的李公館
酷暑之中的上海，在晚上七時之後，天才慢慢地黑下來。人們在馬路邊、在石庫門房子的小天井、在陽台，躺在籐椅、竹椅上，一邊揮搖著蒲扇，一邊啃著西瓜。
法租界貝勒路是一條並不熱鬧的馬路。在朦朧的暮色之中，坐落在望志路和貝勒路交叉口的那一幢青紅磚相間砌成的石庫門房子後門，不時閃進一條條黑影。
這幢房子，人稱「李公館」——同盟會元老李書城在此居住。
李書城家原本住在離此不遠的三益裡十七號，那裡三樓三底，房子比這裡大。當時李家人口眾多，有李書城的母親王氏，妻子甘世瑜，長女李聲歆，次女李聲韻，次子李聲茂（後來改名李聲宏）。長子李聲華當時在日本留學，但是在暑假裡有時回國探親。弟弟李漢俊也在日本留學，但他的妻子以及兩個孩子李聲簧、李聲馥也住在這裡。此外，還有廚師、保姆（李家稱「娘姨」）。三益裡的房子是泰利洋房的房產。李家人多，所以租的房子也大。
李書城的妻子甘世瑜在1917年患肺病去世。李漢俊的妻子陳氏也於1918年相繼去世。李書城的母親在1920年秋天，要送三個靈柩（李書城的父親李金以及李書城和李漢俊的妻子）回湖北潛江老家安葬，這時李聲簧、李聲茂、李聲歆、李聲韻同去，已經從日本回國的李漢俊也送他們去，李家人口頓減。三益裡十七號的房子大，房租每月要七八十元。李書城看中貝勒路樹德裡新建的石庫門房子，便租了二樓二底，即望志路一○六號、一○八號，搬了過去。
隨李書城一起遷入望志路新居的，還有一位比他小二十四歲的小姐。
小姐姓薛名文淑，不是湖北人，而是上海松江人氏。
薛、李兩人，本來素不相識。薛家是上海松江縣雇農，生活窘迫，薛文淑便以演唱謀生。在廣州偶然邂逅李書城。聽說薛文淑是上海人，李書城便說：「我家在上海。你以後有什麼困難，可以到我家來找我。」
李書城給她留下了家中的地址。
1920年春，十四歲的薛文淑來到了上海三益裡。李書城收留了她，讓她寄居在他家。
據薛文淑回憶：
當時黃興的遺孀徐宗漢住在貝勒路的一處房子，請了一位湖南老先生當家庭教師，我便同她的子女一美、一球等一起從老先生補習功課，準備投考學校。
不久，我上了民生學校，與邵力子的姨妹王秀鳳同學。邵家住在我們的斜對門。
李公館內遷往望志路之後，李家只有四口人，即李書城、李漢俊、李書城九歲的女兒李聲韻、薛文淑。另外，還有一位二十多歲的警衛，名叫梁平，一位四十多歲的廚師廖師傅以及一位三十多歲的安徽娘姨。
薛文淑這時改在博文女校上學，一般上午上課，中午回家吃飯，下午在家複習功課。
這時候，來找李漢俊的朋友更多了。只是薛文淑在三益裡時見到過的兩位小姐不大來了，常來的是一位姓陳的小姐，模樣姣美，跟李漢俊學外語。
1921年春，三十九歲的李書城和十五歲的薛文淑在望志路結婚。新房設在一○八號樓上，那裡隔成前後兩間，前面會客，後面為臥室。樓下也是兩間，前面的房間是警衛梁平和廚師廖師傅的臥室，後面為廚房。前後房中間為過道。
一○六號樓上，也隔成兩間，前屋為李漢俊臥室兼書房，後屋是李聲韻和娘姨臥室。樓下前屋為餐廳，放了一張乒乓球桌那麼大的長方大餐桌。那是從三益裡帶過來的。在三益裡時，李家人口眾多，所以要用這麼大的餐桌。樓下後屋是洗澡間，備有日本式的洗澡大木桶。
一○六號和一○八號內部打通，共用一○六號的一個斜度較大的樓梯。上樓之後，先走過李漢俊的房間，朝西走，則是李書城的臥室。
新婚不久，李書城帶著警衛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裡主持討伐湖北督軍王占元的軍務。
這麼一來，望志路上的李公館內，只剩下李漢俊、薛文淑、廚師、娘姨和年幼的李聲韻。薛文淑不過十五歲，不懂世事。廚師和娘姨不識字，從不過問李漢俊跟那些穿長衫、西裝的朋友們高談闊論些什麼。
本來，「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住在博文女校，倘若就在那裡開會，當然方便。不過，兩個外國人進出一所女子學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一旦招惹麻煩，一網打盡，無處遁逃。
「到我家裡開會吧。」李漢俊一提議，馬上得到李達的支持。確實，李公館是一個很合適的開會場所。那裡離博文女校很近，而且是個鬧中取靜的所在。
於是，在1921年7月23日（星期六）晚，穿長衫的，穿對襟紡綢白上衣的，穿西式襯衫結著領帶的，留八字鬍的，絡腮鬍子的，教授派頭的，學生模樣的，一個又一個走進李公館後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