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表們去嘉興南湖的時候，陳公博帶著太太李勵莊到杭州西湖遊玩。
逛了兩三天，也就膩了。酷暑之中的西湖如同蒸籠。陳公博和太太回到上海，方知中國共產黨「一大」早已散會。
陳公博跟張國燾、李達、周佛海晤面，把大會文件抄去一份，帶往廣州給新當選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陳獨秀。陳公博自己也抄留一份大會文件——這也就是三年後他在美國所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附錄中的中國共產黨「一大」文件的由來。
中國共產黨中央局設在上海，而書記卻在廣州，開展工作諸多不便。雖說周佛海任代理書記，不過，他正沉醉於婚外戀之中——他原在湖南老家有結髮之妻，生下一子一女。可是，他在上海偶然邂逅啟明中學學生、湖南同鄉楊淑慧，便跌入了情網。
周佛海是在李達家裡遇見楊淑慧的，因為楊淑慧是王會悟的同學，在周佛海的《往矣集》附錄中，收入楊淑慧寫的《我與佛海》，談及與周佛海「一見鍾情」：
那時恰好暑假開始，王女士（引者註：即王會悟）是我的同學，有一天她硬要我到她新居去玩，她的丈夫李達，便請我們吃西瓜，因為西瓜剛上市。當我們正在吃瓜的時候，佛海便進來了，高個子，頭髮亂蓬蓬的，一套山東府綢制的白西裝，背上已染成枯草般顏色，髒得不成樣子。他的態度很隨便，王女士把我向他介紹，他只隨便點點頭，逕同李達談起天來了。他與李達是同學，他們一面吃瓜，一面談得很起勁。
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謂「一見傾心」的話，那麼，我與佛海也許可以說正是屬於此類或准此類的了。……
我與佛海面對面坐在一起，他不說話，我也不說話，因為實在大家也並沒有什麼話可說。
他的態度很隨便，但隨便之中仍不失溫文瀟灑，決沒有絲毫粗魯不懂禮的樣子。他的衣服雖然髒，頭髮雖然亂，但在又髒又亂的衣服頭髮之外，卻有一張英俊挺秀的臉孔，神采奕奕，令人尚不發生惡感。
吃完了瓜，李達和王會悟，便縱（慫）恿佛海伴送我回家，那時我的家是住在卡德路（引者註：今石門二路）祥富裡一○六號。一路上彼此還是默默無言，走著，走著，我不時垂頭看自己的腳跨步子，他不時回轉頭去看街道一旁的鋪子，也許是在瞧行人，好容易到了我家門口，我客氣地邀他進去坐一會，他客氣地推謝了，說是下次再來吧，我也不再留。
從此我們又見面了幾次、他送我幾本自己著譯的書籍，如《社會問題概觀》等，我帶回家去，讀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文字很鋒利，能感動人，卻不料見到他本人，卻是那樣沉默寡言。
漸漸的我知道了他的歷史，他是個共產黨，在湖南曾娶過妻子……
就這樣，周佛海和楊淑慧熱戀著。那時，李達住在漁陽裡二號。所以楊淑慧對那幢石庫門房子極為熟悉。事隔多年，當她領著沈之瑜去尋覓當年舊址時，她首先找到的便是漁陽裡二號。她也曾隨周佛海去過李漢俊家，去了幾回。有時，是周佛海托她送文件到李漢俊家。這樣，她認得李公館，只是印象不深，所以解放後她在貝勒路徘徊多時，才終於把李公館找到……
中國共產黨剛剛建立，工作千頭萬緒，而設在上海的中央局群龍無首——周佛海不僅正忙於戀愛，而且他當時的聲望擔當不起代理書記之職。於是，馬林堅決要求陳獨秀辭去廣州的職務，回到上海專門從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工作。李達、周佛海不悅，張國燾不吭聲，但馬林還是堅持了自己的意見。
為了動員陳獨秀返滬，馬林派出了包惠僧去廣州。
包惠僧坐海船來到香港，又改乘火車到達廣州，依然落腳於廣州昌興馬路二十三號二樓《新青年》雜誌發行部。
包惠僧向陳獨秀陳述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意見。那時，陳獨秀在廣州的處境亦不甚好。於是，他決定離開廣州。9月9日，廣東省教育委員會為陳獨秀餞行。
陳獨秀和包惠僧一起回到了上海，仍住漁陽裡二號。
這時，張太雷和楊明齋已經從蘇俄回到上海。張太雷擔任馬林的翻譯。
抵滬翌日，陳獨秀便在張太雷陪同下，前去拜晤馬林。這是陳獨秀與馬林第一次會面。
不料，他們見面不久，便爭吵起來。陳獨秀和馬林都是脾氣直爽而又個性極強的人。馬林戲稱陳獨秀為「火山」，動不動會「爆發」。其實，馬林自己也是一座「火山」。陳獨秀跟維經斯基相處甚為融洽，那是因為維經斯基溫文爾雅、待人和悅。
馬林這座「火山」，曾在上海馬路上「爆發」過：那是他見到一個外國人欺侮中國苦力，怒不可遏，「火山」爆發，跟那個外國人大打出手，可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馬林與陳獨秀在一起，如兩隻碗叮叮噹噹碰撞著。
據包惠僧回憶，爭論的焦點是：「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當時的體制，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方針、計劃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下進行。陳獨秀認為中國共產黨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1]
張太雷既理解馬林的意思，又懂得陳獨秀的心理，在兩座「火山」之間調解著，以求縮小分歧……
就在兩座「火山」在一次次會談中，彼此「爆發」著的時候，10月4日，一樁突然發生的事件，使會談中斷了。
那是陳獨秀返滬之後，上海報紙披露了他的行蹤，馬上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
早在法租界巡捕闖人李公館的翌日，就正式發出一份公告。1921年8月2日《上海生活報》曾刊載如下：
前天（引者註：指7月31日），法國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國團體說，根據新的規定，一切團體在他們呆的地方舉行會議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
顯而易見，這是法國警察在7月30日晚發覺李公館內「中國團體」在開會而發出的警告式通知。
從此，法國警察加倍注意「中國團體」的動向。
漁陽裡二號，恰恰又是法租界，在法國警察的管轄範圍之內。陳獨秀成了密探跟蹤的對象——尤其是陳獨秀一次又一次與馬林密談，而馬林則是密探監控的重點人物。
10月4日下午，漁陽裡二號的黑漆大門忽地響起敲門聲。這顯然是陌生客人來臨，因為熟人都知道進出後門，不會去敲前門。正在客廳閒坐的包惠僧，趕快去開前門。門外站著三四個陌生人，一副上海「白相人」的派頭，說是要「會一會陳先生」。
包惠僧見來者不善，推說陳先生不在家，欲關上大門，那班人便搶著進屋，把正在客廳裡的楊明齋、柯慶施都看住。
陳獨秀聽見下面有吵叫聲，便知不妙，連忙下樓，從後門出走。誰知剛到後門，那裡已有密探看守。
於是，陳獨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五人都被押上警車，直奔薛華立路（今建國中路）法國總巡捕房。
在審訊中，陳獨秀自稱「王坦甫」，說是偶然來漁陽裡二號，遭到誤捕。
被捕另外四人，也報了假名，掩飾身份。
不料，在陳獨秀等五人被捕之後，邵力子帶著褚輔成去漁陽裡二號訪問陳獨秀。褚輔成是社會名流，同盟會元老。1917年8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作常國會時，褚輔成是副議長。邵力子和他一進漁陽裡二號，當即被密探抓獲，也押送法國總巡捕房。
在巡捕房，陳獨秀一見到褚輔成，正要打手勢，示意不認識，哪曉得褚輔成已先開口：「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這兒來了！」
這下子，「王坦甫」露餡！
不過，陳獨秀仍舊為另四人掩遮，說他們是在他家打麻將，與他無關。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飛快傳進馬林的耳朵裡。「火山」震驚，全力以赴營救陳獨秀。
馬林請當時上海著名的法國律師巴和出庭為陳獨秀辯護。馬林還動用共產國際的活動經費，打通法國總巡捕房的各個「關節」，並交白銀五百兩，人銀並保。
馬林又讓張太雷聯絡褚輔成（他迅速獲釋）、張繼等社會名流出面保釋。
折騰了半個來月，在10月19日，高君曼、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獲釋；10月26日，陳獨秀獲釋。
經過這次共患難，兩座「火山」之間建立起真誠的友誼——雖然有時因意見不合仍會「噴發」，但彼此之間已推心置腹，互以戰友相待。這樣，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馬林和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攜手合作，使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的工作順利開展起來。
1921年11月，陳獨秀髮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開始正常運轉：
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
同人公鑒：
中央局決議通告各區之事如下：
（一）依團體經濟情況，議定最低限度必須辦到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早在本年內至遲亦須於明年7月開大會前，都能得同志二十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夠依黨綱成立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
（B）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明年7月以前超過二千團員。
（C）各區必須有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其餘的工會必須有切實的聯絡；在明年大會席上，各區代表關於該區勞動狀況，必須有統計的報告。
（D）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須出書（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
（二）關於勞動運動，決議以全力組織全國鐵道工會，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唐山、南京、天津、鄭州、杭州、長辛店諸同志，都要盡力於此計畫（劃）。
（三）關於青年及婦女運動，使各區切實注意，（青年團）及「女界聯合會」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內即寄上，望依新章從速進行。
中央局書記
T.S.CHEN（引者註：即陳獨秀）
1921年11月
這份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雖然只短短幾百字，把黨、團、工、青、婦以及宣傳工作都抓了起來。
[1]包惠僧；《回憶馬林》，《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