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車站，兩個中國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車。他倆急於回國，照理說是應當乘東去的列車，但他倆一反往日的路線，取道德國回去。
兩名中國男子，一個叫「斯特拉霍夫」，一個叫「伍豪」，亦即瞿秋白和周恩來。他們心急如焚，要趕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
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不光是他倆著急，共產國際執委會也著急了。於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立即與他倆一起，起草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由於這份決議是在1930年7月23日作出的，又稱「七月決議」。
他倆帶著「七月決議」，踏上歸程。
為了避免萬一的意外使兩人同時被捕，在德國，周恩來先走一步，這樣，他於8月19日先回到上海。8月26日，瞿秋白也來到他闊別兩年多的上海。
瞿秋白和周恩來給頭腦正熱的李立三帶來了清涼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七月決議」，來了個急剎車，結束了「立三路線」。
緊接著，9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開六屆三中全會，貫徹共產國際「七月決議」。
現存的會議記錄上稱，此會是在「避暑的廬山」上召開的。其實那是隱語。所謂「廬山」，是指上海麥達赫司脫路（今泰興路）的一幢豪華洋樓，真的有點「廬山」氣派。
會議是由瞿秋白主持的。關於這一點，列席會議的聶榮臻（他當時在中共特科工作，負責會場的保衛工作）回憶道：「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志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讓精神，令人欽佩。」
在會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的是「特生」，即向忠發，他承認。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個別冒險傾向的錯誤」。這「個別」兩字，自然是為他自己掩飾。
「少山」傳達了共產國際「七月決議」。「少山」，即周恩來。
「之夫」作了大會結論。「之夫」，亦即瞿秋白，取義於「楊之華之夫」，楊之華是他的妻子。
「柏山」承認了「策略上有『左』傾冒險主義傾向」，「我是應當負更多的責任」。「柏山」，亦即李立三。
會議選舉的政治局委員，保持原有的陣勢，只是補選關向應代替已去世的蘇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員是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項英、李立三、關向應、張國燾。
政治局三常委改成了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眾多的文獻上均這樣記載，但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稱三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駕馬車」中的李立三，換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復出了，有了錯誤的教訓，又有了兩年的冷靜反思，瞿秋白比過去顯得成熟。不過，大抵由於瞿秋白有過類似於李立三的「左」傾經歷，他對李立三的批評是溫和的，只是說他「犯有『左』的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而不是說他犯了路線錯誤。對李立三的處理也是溫和的，只是撤銷他的常委職務，仍保持政治局委員職務。
大會結束不久，共產國際遠東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肯定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柏山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評中顯明的正確地指出了自己的錯誤，它的來源及其對於這些錯誤的責任」。信中還斥責了「共產主義的叛徒」和「黨內的右傾分子」，稱他們「總是竭力的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這些錯誤，來進攻黨的整個路線，把黨的路線拿來和國際的路線對立」。
可是，風雲變幻莫測。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從莫斯科發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調子，等於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
「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曾經有兩個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彼此對立著。」
「立三同志的路線，這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
「這條路線底結果，就是消極，就是失敗，就是極危險的冒險。」是站在「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上，產生了他的敵視布爾塞維克主義和敵視共產國際的行為」。
這封題為《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經過秘密交通線傳遞，中共中央於11月16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全身發涼！他敏感地意識到，這封信將會帶來一場政治風暴，因為在收到等之前，他已風聞，有人在說瞿秋白「庇護」李立三，六屆三中全會是搞「調和」。
對李立三批判的升級，意味著他將面臨新的批判……
按照那時的「慣例」：犯了錯誤的中共高級領導人，要前往莫斯科檢查。陳獨秀是如此，只不過他堅決拒絕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輪到了李立三。
在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中，就已經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檢討。瞿秋白以「工作需要」為理由，請共產國際准許李立三「暫不去國際」。
當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一到，李立三再也無法拖延了。那時，他的妻子正臨產。他深知共產國際不會輕饒他，此行不知何日方歸，妻又從事地下工作，將來很難照料孩子。他寫下條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預囑交給一個老工人。就這樣，1930年12月5日，他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遠途。
李立三這一去，在蘇聯竟檢查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軍事法庭，投入監獄……
對李立三批判的升級，馬上把回國不久的瞿秋白牽涉進去。
風暴來得那麼的迅猛：就在共產國際「十月來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機關的翌日11月17日，一封措辭激烈的信便送達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兩人聯名寫的。那是兩個小伙子，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領導了中共黨內推倒瞿秋白的運動。此後，他倆竟奪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成為中共新領袖。
這兩名年輕人，一個名喚陳韶玉，另一個叫秦邦憲。後來，他們以他們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載入中國共產黨黨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過怎樣的矛盾？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他們，怎麼能夠一下子攫取中共領導權？這得從頭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