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沃爾洪卡大街，一座俄羅斯大教堂對面，有一所神秘色彩的院落。門口沒有掛牌，但站著警衛，閒人莫入。從不斷進出大門的黃皮膚、黑眼珠的中國青年可以判定，這兒也許是一所華人俄語學校。
這所學校裡，果真開辦俄語班。只是教俄語是為了使學生聽懂俄國教師的講課而已。這所學校的全稱，叫做「莫斯科中國勞動者中山大學」，簡稱「莫斯科中山大學」。
第一次公開宣佈建立這所學校，是1925年9月7日，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第六十六次政治會議上。他說，在莫斯科建立這所學校，是為中國革命培養人才。同年11月，這所學校便正式開學。
最初，學生是由中共中央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同選派的，所以學生中既有中共黨員，又有國民黨要人子女——既有鄧小平、廖承志、烏蘭夫，也有蔣經國。後來，國共分裂，那裡便成了專門培養中國共產黨幹部的學校。
莫斯科中山大學建立後，任命拉狄克為校長。他是波蘭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著名人物。
副校長非常年輕，才二十四歲，年歲比有的學生還小，他不得不終日板起面孔，力求顯得老成一點。這個小伙子原名亞歷山大羅維奇·弗爾圖斯。1917年，他十六歲加入俄共（布），化名米夫，從此就一直用這化名。
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對於中共的影響，其深刻性不亞於黃埔軍校校長對於國民黨的影響。自從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就專心研究中國革命問題。他由此發跡。特別是校長拉狄克後來傾向托洛茨基，斯大林在1927年5月13日到中山大學發表講話時，批評了拉狄克。
不久，拉狄克被撤職，米夫就任校長。緊接著，在1928年3月，米夫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也有的說是擔任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中國科負責人），從此他主管共產國際中共事務，成了中共的「上司」。
1927年初，米夫頭一回訪問中國。他是以率領「宣傳家代表團」的名義前來中國的。從年初至8月回國，他訪問了上海、廣州、武漢，目擊了中共在1927年的大動盪，而且出席了中央「五大」。這一段經歷，成為這位「中國專家」的很重要的政治資本。
米夫來華時，配備了四個翻譯，內中的一個，便是他的得意門生王明。
王明此人，五短身材，工於心計，擅長文筆，講起話來卻大舌頭，口齒不清。他姓陳，名紹禹，字露清。他的「禹」字是「火」字旁的，誠如他的弟弟叫陳紹煒。不過，「爝」字畢竟太冷僻，他後來改用「陳紹禹」。用「紹禹」的諧音，取了筆名「韶玉」。至於王明這化名，是他1931年到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時用的，後來，竟以此名傳世。為了照顧讀者的閱讀習慣，本書提及1931年前的他也稱王明。
王明是安徽六安縣金家寨（今屬金寨縣）人，生於1904年，比米夫小三歲。1925年由上海大學去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為這所大學開張後的第一批學生中的一個，改名「波波維奇」，又叫「馬馬維奇」。很巧，給王明那個班教列寧主義課程的，便是米夫。王明聰穎，也很用功，迅速掌握了俄語，鑽研列寧主義理論，得到了米夫的讚賞。這樣，不到一年，王明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公社」主席。「學生公社」相當於學生會。這是王明政治生涯的起點。
米夫訪華，王明成了他的翻譯，那八個來月朝夕相處，使王明跟米夫變得親密無聞。於是，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就在米夫離開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八個多月中，那裡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於斯大林的批評，校長拉狄克下了台，教務長阿古爾被任命為代理校長。他和學校聯共（布）黨支部書記謝德尼可夫相對抗，各拉一批教師、學生，形成「教務派」和「支部派」。不過，大部分中國學生不願參與兩派之爭，形成了校內的第三勢力。
米夫和王明回來之後，把第三勢力拉在自己身邊。隨著米夫聯合「支部派」壓垮「教務派」，米夫也就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王明出任支部局宣傳幹事。這樣，米夫掌握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大權，王明成了中國學生中的領導人物。
恰恰在這個時候，聯共（布）開展反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本來，這純屬聯共（布）內部事務，跟中國學生關係不大。可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一下子使莫斯科中山大學成了「反托運動」的重點：在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週年慶典時，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學生隊伍參加盛大的遊行。隊伍經過紅場檢閱台時，學生們高呼「十月革命萬歲」、「斯大林萬歲」，可是忽然有中國學生高呼「托洛茨基萬歲」！
斯大林勃然大怒，指令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展「反托」、「肅托」運動。王明借助這場運動，「肅」掉了自己的敵手（很多人並非是托派）。王明以原有的第三勢力為基礎，日漸形成自己的小宗派。這小宗派自命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共二十八個，後來被人們稱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
不過，那時的王明，還只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小打小鬧而已。
他頭一回在中共高層「露臉」，那是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的時候。米夫成為中共「六大」的幕後操縱者。王明作為米夫的翻譯，廣泛接觸了中共高層人物。就連斯大林接見中共領導人時，翻譯也由王明擔任。米夫參與了扶植向忠發，讓他擔任中共總書記。不過，當米夫提議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時，受到了代表們的抵制——因為王明連代表都不是，況且又未曾在國內做過實際工作，怎麼可以選他作為中央委員呢？
王明終於下決心回國了。那是1929年3月，他回到了上海。懷著雄心壯志的他，最初被分配到上海滬西區，為中央秘密黨報做送報員兼採訪員，使他大有懷才不遇之感。四個月後，他擔任中共滬東區委宣傳幹事。又過三個月，調任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任編輯。地下工作畢竟不像在莫斯科高談闊論，被捕的危險時時在頭頂盤旋著。他於1930年1月12日上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王明十分緊張，當天下午托巡捕送信給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播問友，請求營救。此事完全違反了地下工作的紀律。為此，中共中央立即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住址的人員迅速轉移。
此事很快傳到共產國際，米夫委託「赤色救難會」駐滬代表、瑞士人牛蘭出面營救。牛蘭花了一筆錢，總算使王明在2月28日獲釋。
出獄後，王明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他被調往全國總工會宣傳部當《勞動》報編輯。驚魂甫定之後，王明又開始鑽營。1930年6月，他得以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使他有機會接近中央。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他在李立三身邊工作，變得消息靈通起來。
這時，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不斷派回國內，其中包括「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人物。王明常在他們之中走動，私下議論。王明根本瞧不起向忠發，罵他是傀儡。王明也看不起李立三，說李立三不懂多少馬克思主義。他大有取而代之的口氣，雖說當時他還只是李立三手下的秘書。但他伺機而動。
機會終於來了。1930年6月11日，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過那個《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之後，王明很快獲知，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羅伯特對決議有意見，反對下發這一決議。李立三大罵羅伯特右傾，以總書記向忠發的名義於6月20日向共產國際遠東局發出抗議信。信中說：「我們覺得羅伯特同志有一貫的右傾路線，他在遠東局的工作，的確妨害中國黨領導革命的工作，妨害中國黨與遠東局的關係，我們要求遠東局停止羅伯特的工作。」
王明風聞此事，便找「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隨便聊聊」。王明漸漸把話題引到李立三和羅伯特產生矛盾之事。他們四人原本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礎，一拍即捨，都認為應當趁機發動對李立三的批判。不過，王明並不以為李立三「左」，卻是以為李立三是「用『左』傾的空談掩蓋著右傾的消極」！那時，斯大林作了《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長篇演說，批判布哈林，並要求各國共產黨都開展反右傾。正因為這樣，右傾成了很可怕的罪名，李立三指責羅伯特右傾，王明又說李立三右傾！
幾天之後的7月9日，中共中央機關舉行政治討論會。博古第一個站出來批評李立三，接著是何子述、王稼祥發言支持博古，是後王明作了長篇發言批判李立三，聲稱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布朗茨基主義的混合錯誤」。這一突然襲擊，使李立三十分震驚，當場氣呼呼地說道：「我知道你們幾個莫斯科回來的要搞什麼名堂！」
大權畢竟握在李立三手中。沒幾天，總書記向忠發便出面找王明等四人談話，宣佈他們四人的發言是反對中央決議和中央領導人的，因而是違反黨紀的。向忠發還宣佈，中央決定給四人以紀律處分：給為首的王明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給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以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四人同時調離中央機關，王明調往中共江蘇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博古調往工會組織，何子述調往天津，王稼祥調往香港當黨報記者。
何子述、王稼祥不得不離開上海。王明仗著有米夫做後台，不服氣……
六屆三中全會之後，在10月底，「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沈澤民，凱豐、陳昌浩、夏曦從莫斯科回來，向王明透露了來自米夫的重要信息：共產國際要對李立三的錯誤升級為「路線鬥爭」，同時要批判瞿秋白的調和主義。
王明頓時活躍起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正是他奪取中共領導權的大好時機！這時，中共中央尚未收到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還不知道一股北方寒流即將突然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