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華共和國」首都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瑞金正召開重要會議——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自從1931年1月7日花了一天時間在上海匆匆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已經整整三年沒有開過中共中央全會了。
會議在瑞金沙洲壩老茶亭的「中央大禮堂」舉行。
那時的老茶亭，大興土木，坐落在那裡的「中央大禮堂」，簡直成了瑞金的「人民大會堂」。
「中央大禮堂」是1933年8月動工修建的。據說，半邊由來自福建的紅軍建造，半邊由來自江西的紅軍建造，雙方開展勞動競賽，你追我趕，才三個多月工夫就落成了。這座大禮堂系土木結構，八角形，看上去像頂紅軍八角帽，頗為別緻。禮堂裡開了好多窗，裝上玻璃，相當明亮，在山溝溝裡算是很不錯的「現代化」建築了。禮堂分兩層，一排排長條木凳，可以坐千把人，堪稱「大」禮堂。
那時，瑞金葉坪也在大興土木，那裡的一大片空地，原是「提燈遊行」後舉行聯歡會的地方，如今修整成了一個廣場——瑞金的「天安門廣場」！
1933年冬，廣場上一片熱鬧景象，一群新的建築物正在施工。
廣場上最為忙碌的人物是錢壯飛。錢壯飛跟潘漢年一樣，也是一位充滿神秘色彩而又精明強幹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是浙江吳興縣人。1914年，十九歲的他人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學習。1926年，當他加入中國共產黨，醫生職業便成了他從事地下工作的很好的掩護。1929年，他根據上級的指示，跟李克農一起打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中統局的前身），他居然成為中統特務頭目徐恩曾的機要秘書，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報。1931年4月，當顧順章被捕、叛變之際，從武漢發給南京徐恩曾的絕密電報落在錢壯飛手中。他跳上駛往上海的列車，通知周恩來、瞿秋白立即轉移，而他自己也通過秘密交通線，安然無恙地進入中央蘇區。在瑞金，他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二局副局長。錢壯飛在1935年3月長征途經貴州息烽時戰死。
此時，這位醫學學校的畢業生，居然改操新業，變成了一名建築設計師。葉坪廣場上的一群新建築物的藍圖，全都出自這位設計師之手，而工程指揮則為粱柏台。
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矗立在廣場上高達十三米的「紅軍烈士紀念塔」，相當於後來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紅軍烈士紀念塔的造型頗為別緻，塔座呈五角星形，塔身卻是炮彈形，遠遠望去，像一枚正在射向藍天的火箭：正面，刻著「紅軍烈士紀念塔」七個大字。構思的巧妙，不亞於梁啟超之子、著名建築師梁思成設計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此外，廣場上還建起了磚木結構的紅軍檢閱台，紅軍烈士紀念亭、公略亭、博生堡。公略亭紀念的是1931年9月15日沙場捐軀的名將黃公略。博生堡呈碉堡形，紀念的是寧都起義領袖趙博生，他於1933年1月8日戰死於江西南城黃獅渡。
在戰火紛飛的歲月，在紅都瑞金如此大興土木，其實透露了中共臨時中央的意圖：要在瑞金長期「扎」下去！
在沙洲壩嶄新的「中央大禮堂」舉行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除了中共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之外，還有各省委的代表。會議聽取了三個報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陳雲的《國民黨區城中的工人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張聞天的《中華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是王明「左」傾路線達到頂峰的會議。會議全面肯定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王明「左」傾路線，強調：「只有進行一個堅決的鬥爭，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黨才能夠發展佈爾什維克的路線。」所謂「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潛台詞，便是反對毛澤東。
會議重新選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三人，毛澤東居末位。當時的排名次序為博古、王明、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王稼祥、張國燾、朱德、任弼時、顧作霖、康生、毛澤東。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四人，即劉少奇、關向應、鄧發、凱豐。
中共中央設立了中央書記處，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為書記，博古為負總責。李雲龍在1987年第五期《中央檔案館叢刊》上發表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何時設立的》一文，指出只有博、張、周在中共「七大」所填的簡歷表上寫有六屆五中全會上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筆者向遵義會議紀念館副館長費侃如請教，據告，項英是不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尚待進一步查證。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四位書記，即政治局常委。
另外，會議還決定設立中央黨務委員會，董必武為書記。
自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後，中共中央不再稱「中共臨時中央」。中共蘇區中央局至此亦正式撤銷。
李德作為列席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在會上作了關於實行「短促突擊」的軍事建議。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1934年1月18日結束。四天後——1月22日，那「中央大禮堂」裡人聲鼎沸，上千人蜂擁而入。那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簡稱「二蘇大會」）在那裡開幕。出席會議的有正式代表693人，候補代表83人，還有眾多的人參加旁聽。
開幕那天清早6時，沙洲壩忽地響起幾聲沉悶的炮聲，居民們卻沒有一個人驚慌失措。因為早就貼了佈告，說明那是為了慶賀「二蘇大會」而放的禮炮——雖說只是幾門土炮而已。
沙洲壩鵝公崠腳下的一片空地，成了臨時的閱兵場。臨時搭建的檢閱台上，站著博古、周恩來、項英、朱德、毛澤東等。閱兵式上最神氣的是紅軍大學的學員，穿著嶄新的斜紋緊袖「列寧裝」和馬褲，八個人一排，在校長兼政委何長工的帶領下，齊刷刷地走過檢閱台。這時，何長工一聲嘹亮的「向右看」，學員們的頭全都向右扭去，目光投向檢閱台上的首長們。直至此時，博古才發覺檢閱台建造時選錯了地方，不應「向右看」，應該「向左看」才對！
彭楊步兵學校的學員們也很威武，頭上戴著清一色的鋼盔，在晨光中閃閃發亮。那些鋼盔，全是從國民黨部隊那裡繳獲的。
閱兵式進行到吃早飯時就結束了，避開了國民黨飛機的「鐵蛋」。
「中央大禮堂」大門口正上方，貼上了一排黃色大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那字是黃亞光寫的。黃亞光是在台灣讀書畢業後，來到廈門，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寫得一手好字，為毛澤東刻印過文件。此時他在文書科工作，佈置會場就由他負責。
大禮堂內掛起了十來盞汽燈，顯得頗有氣派。主席台上貼著馬克思、列寧黑色石印象和鐮刀斧頭旗。台上放了幾張小學生的課桌，算是講台。每位代表都領到兩本油印的小冊子，是用當地毛邊紙印的，封面上畫著五角星和鐮刀斧頭。那是毛澤東的新著《鄉蘇工作的模範（一）——長岡鄉》和《鄉蘇工作的模範（二）——才溪鄉》，是由文書科丁良相刻蠟紙，賀子珍也幫助刻印了一些。所謂「鄉蘇」，即鄉蘇維埃。長岡鄉是江西省興國縣的一個鄉，才溪鄉是福建省上杭縣的一個鄉，毛澤東把這兩個鄉樹為「模範鄉」。毛澤東曾到這兩個鄉，擺開八仙桌，請來各色人等，一邊用粗飯碗喝茶水，一邊口問手記，作調查研究，寫出這兩份調查報告。
「二蘇大會」上，毛澤東先是作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報告。報告中關於經濟政策的部分，即現今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我們的經濟政策》一文。幾天後，毛澤東又在大會上作結論報告，即現今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徽、國旗、軍旗的設計稿。那國徽呈球形，上面交叉著鐮刀與錘子，右為谷穗，左為麥穗。上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再上面則寫「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國旗則是紅色底子，加國徽於其上。
會議開了十多天，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而原先由毛澤東兼任的人民委員會主席，則由張聞天擔任。這樣，也就是以毛澤東為國家主席、張聞天為政府總理。博古讓張聞天擔任總理，使毛澤東真正成了「加裡寧」！
在任命各人民委員（即部長）時，教育人民委員引起了眾人矚目。第一屆的教育人民委員便是瞿秋白，但是他一直在上海，沒有到任，由徐特立代理，這一次，又任命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徐特立為副職。毛澤東告訴人民委員們：瞿秋白不日到達瑞金！
在宣佈這一任命兩天之後的1934年2月5日，臉色蒼白、憔悴的瞿秋白，穿了一身中式棉襖，出現在瑞金沙洲壩。他那般倦怠，不僅僅因為他在1934年1月7日奉命離開上海，經過漫長、艱辛的跋涉，才到達紅都，而且還因為他又一次蒙受了打擊，使他的心境愴然！
自從三年前的六屆四中全會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地位之後，瞿秋白轉到了文化戰線，成為魯迅的摯友和知己。瞿秋白曾四度避難於魯迅家。瞿秋白以手中鋒利的筆，寫下了大量的新著。魯迅寫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聯句，表達他對瞿秋白的深情。瞿秋白蒙受新的沉重一擊，是在1933年9月22日。那天，中共臨時中央作出了《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狄康，亦即瞿秋白。
決定指出：「根據狄康同志最近在《鬥爭》上所發表的幾篇文章，中央認為狄康同志實犯了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決定指出：「在客觀上，他是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
決定還指出：「中央認為各級黨部對於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開展最無情的鬥爭……」這表明，王明、博古仍然要對他進行「最無情的鬥爭」。
剛到瑞金，肺病就糾纏著這位憂鬱、苦悶的「才子型」紅色領袖。三天兩頭髮著高燒，而他每天只能吃到一錢鹽！他正承受著政治和病魔的雙重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