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毛、張、王」三人住在湘江東岸的新城之外，其他的中共和紅軍首腦們差不多都集中住在湘江之西的老城中心區。
貫穿老城的一條南北大街，叫子尹路（曾名枇杷橋），是以遵義名人鄭子尹的名字命名的。鄭子尹是清朝道光年間舉人，集學者、詩人、書法家於一身。他名鄭珍、字子尹，晚號柴翁，著有《說文逸字》、《巢經巢集》等。
子尹路兩側，大都是木板平房，只是路東八十七號內，卻有著一幢比古寺巷易宅更加豪華的洋樓，是當年遵義城裡首屈一指的漂亮住宅，後來成了紅軍總司令部的所在地，遵義會議就是在這幢樓裡召開的。1961年3月這幢房子被中國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如今，這幢房子氣勢雄偉的門樓，當年是三爿門麵店鋪。今日門樓上高懸毛澤東1964年手書「遵義會議會址」六個金色大字之處，當年是「柏天順」金字招牌懸掛的地方。
「柏天順」，名聞遵義的醬園。遠近的百姓要買醬油，總買柏家的。「柏天順」這字號，取「天天順利」之意。
醬園的生意尚可。不過，柏家能夠花大錢造那麼豪華的私邸，卻是因為「醬」門出了「虎」子——柏輝章。
柏輝章之父柏傑生，生七子二女，柏輝章為次子。1921年，父親為了避免抽壯丁，把二十歲的柏輝章送往貴陽，進入貴州講武堂騎兵科。此後，柏輝章從班長逐級升至師長，成為王家烈手下的嫡系。柏輝章個子中等，壯實，口才不錯，佩兩顆星中將肩章。當了師長，弄到了「外快」。1930年，他托人帶錢給長兄柏繼陶，供家中造新屋之用。
柏輝章多年在外，見識頗廣，他關照長兄，房子的設計要別出心裁。長兄柏繼陶曾在上海讀書，也見過上海種種洋房。這一回，他專門去上海，參觀各種西式洋房，帶回各種圖紙，請人設計了中西合璧的「柏公館」。柏公館頗為考究，寬敞的迴廊，轉角樓梯，青磚廊柱，雕花門窗，窗上裝飾著國民黨黨徽，就連天花板上的燈，都是從一隻鳥或一朵花的雕塑中伸出來。耗資三萬多銀元，柏公館終於落成。易少全見了頗為羨慕，於是照此風格，在古寺巷另建一幢。
知道紅軍過了烏江，進取遵義，於是柏輝章發來急電。柏家老小，雇了幾頂轎子，帶著細軟，悄悄溜往貴陽。
紅軍進遵義時，柏家只有一兩個夥計看門，考慮到此屋地處鬧市中心，交通方便，就選作紅軍總司令部駐紮之地。周恩來和鄧穎超、朱德和康克清住在樓上，中央軍委總部、總參謀部在樓下辦公。劉伯承、彭雪楓、張雲逸都住在樓下。
柏公館樓上，周恩來和朱德住房旁邊，有一寬敞的客廳。那裡，就是遵義會議的會場。站在柏公館的迴廊上，抬頭可以望見不遠處楊柳街天主教堂屋頂的十字架。天主教堂成了紅軍召開幹部大會、群眾大會的場所。
新中國成立後，當中共上海市委著手尋覓當年中共「一大」會址時，中共遵義地委、市委則開始尋覓遵義會議會址，1951年1月，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共建黨三十週年紀念日，遵義成立了「遵義會議紀念建設籌備委員會」。
雖說柏公館在遵義是很顯眼的，可是，最初竟把「遵義會議紀念館」的牌子掛到了天主教堂去。
其實這不足為奇，因為遵義會議是在秘密狀態下召開的，除了與會者，很少有人知道在哪裡召開。天主教堂那時常常開會，就以為遵義會議在那裡召開。
那塊「遵義會議紀念館」牌子在1954年從天主教堂收了下來。因為這年1月，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籌備處給中共遵義市委寄來一函：「在某個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遵義舊城一個軍閥柏輝章的公館內召開的。」
哦，柏公館！中共遵義市委一下子就找到那幢醬園裡的二層樓房，拍了許多照片寄往北京。
1954年8月，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打電話通知中共貴州省委：「遵義會議是在黔軍閥柏輝章的屋子裡召開的。」楊尚昆是遵義會議的出席者，他的電話使遵義會議會址水落石出。
李德的住處，跟柏公館很近，是一家地主的四合院。博古住的也是一個四合院，離柏公館也不遠，在子尹路西側一條小巷裡，背靠著玉屏山——坐落在老城的一座小山。比起「毛、張、王」，比起周恩來、朱德的住處，這裡自然要「遜色」得多，這似乎已經預示著他們的地位的衰落。
總政治部離柏公館不過百把米，代主任李富春住在那裡。鄧小平也住在那裡。
只有「毛、張、王」下榻的易宅離柏公館遠，從新城走過來，大約要走一刻鐘，才能到達柏公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