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錄了紅軍長征的時刻表。自從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縣毛澤東的戰略意圖第一次戰勝了博古、李德之後，紅軍如同長了「飛毛腿」，前進的速度是驚人的：
12月15日，攻佔黎平。
12月30日，進入烏江南岸猴場。
1月3日，飛渡烏江。
1月7日凌晨，攻下遵義。
這下子，把蔣介石的幾十萬「追剿」部隊，遠遠地甩在烏江以南、以東。唯一進展較快的薛岳的中央軍，忙著搶佔貴陽去了。駐守黔北的黔軍，不是紅軍的對手，一觸即潰，聞風喪膽。
這樣，紅軍進入遵義之後，終於有了喘一口氣的機會。
本來，在黎平會議上，就已經決定「相機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個機會終於到來了。在遵義，有了半個多月相對安定的日子，這為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供了機會。
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極為重要的會議，然而遵義會議卻「被史家稱作『黑角』」。
遵義會議成為歷史研究中的「黑角」，是因為有著許多難解之謎。這些謎的產生，是由於會議所留下的原始文獻太少了。慢慢地、細細地考證，這一「黑角」才終於日漸變得清晰起來。
遵義會議召開的日期，便曾是一個令歷史學家困惑頗久的謎。
在1980年以前出版的種種史著上，均稱「遵義會議從1935年1月6日至8日，開了三天」。李德的《中國紀事》中也說，遵義會議於「1935年1月7日至8日」舉行。
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一日期成了問號。因為不論從紅軍司令部的多封電報，還是國民黨部隊的多封電報中，都可查明遵義是在1935年1月7日凌晨被紅軍攻克的，那麼，遵義會議怎麼可能於1月6日至8日在遵義召開呢？
於是，歷史學家倒過來追究「1月6日至8日召開」的依據。
原來，遵義會議在當時唯一傳世的文獻，是會議通過的決議，即《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份決議收入中國人民大學1957年出版的《中國革命史參考資料》第3卷。決議上標明「1935年1月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通過之日，亦即會議結束之日，與會者記得開三天，也就是「1月6日至8日」。李德記得開兩天，也就成了「1月7日至8日」。
再查下去，那本《中國革命史參考資料》所依據的，是1948年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編印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上冊，內中全文收入了遵義會議決議。
再查下去，查到遵義會議決議油印本，上面蓋著「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字樣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1935年1月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是1937年創辦的。這個油印本的出版時間，離遵義會議作出決議的時間不久，是很珍貴的歷史檔案。
再往下查，查不下去了——因為查不到遵義會議決議的手稿。
歷史學家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刻印蠟紙者的小小的筆誤，給歷史學家們開了不小的玩笑，造成1980年前對於遵義會議召開日期的錯誤推定！
那麼，遵義會議究竟是什麼時候召開的呢？
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一份署名「恩來」的電報手稿，一下子解開了這個歷史之謎：
卓然、少奇：
15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於明14日趕來遵義城。
恩來24時
「卓然、少奇」，即李卓然、劉少奇。文末「24時」，據電文內容可推定為「1月13日24時」。這一份簡短的電報，表明遵義會議是1月15日召開的！
真是「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尤其是人們對於日期之類數字的記憶最易模糊。儘管遵義會議的出席者還有多人健在，但誰都記不清確切的日期。誠如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多年來一直定為「1921年7月1日」，經過反覆考證才確定為「1921年7月23日」。周恩來電報的發現，定下了遵義會議的準確的時間坐標。
至於油印本上為什麼寫作「1月8日」，有人作出解釋：一定是起草者的字跡太潦草，而且是用阿拉伯數字簽署日期，「17」寫成像漢字中的「八」字，造成了蠟紙刻印者的筆誤。
當然，這種解釋只是解釋而已。反正那油印本上的日期，肯定是印錯了！
遵義會議的會址一度弄錯，終於查清；召開日期也曾陷入迷誤，也終於弄明。然而，還有許多問題，處於歷史的「黑角」之中：
哪些人出席了遵義會議？出席者在當時的身份是什麼？
會議開了幾天？
會議是按什麼程序開的？出席者的發言內容是什麼？
決議是怎樣產生的？誰執筆？是在遵義會議上當場通過的嗎？為什麼決議收入1949年版《毛澤東選集》？起草者會不會是毛澤東？
歷史學家在探索著，一次次走訪健在的遵義會議的出席者。出席者們的回憶，固然為解開歷史之謎提供了許多線索；但是，原始文獻的發掘，依然是歷史學家所十分關注的。
令人遺憾的是，那麼多年，關於遵義會議的原始文獻，只找到一份決議油印本。
一次重大的進展，發生在1982年——距遵義會議四十七年之後。
那是位於北京遠郊的中央檔案館，有一批20世紀50年代從蘇聯運回的檔案，內中有一份重要手稿。
這份手稿是用藍黑墨水在「拍紙簿」上寫成的，豎行，共八頁。
手稿開頭的一行字，引人注目：「（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這表明，這是關於遵義會議的一份原始文獻。可是，只有「（乙）」，卻沒有「（甲）」！手稿的右側下方，寫著的阿拉伯數字頁碼，倒是從「1」開始，末頁為「8」。
這份手稿，透露了許多前所未聞的重要史實。雖然早在50年代，中央檔案館已經注意到這份手稿，但由於手稿無署名，有「（乙）」無「（甲）」不完整，未敢公佈這一手稿（本書作者在遵義會議紀念館檔案室查到中央檔案部1959年5月28日致該館的信，內中已引用這份手稿中的一些內容）。
這是誰寫的？是一份什麼樣的文件？中央檔案館在1982年決定送遵義會議健在的出席者們審看。
鄧小平看了，楊尚昆看了，認不出是准的筆跡。
伍修權作為李德的翻譯，出席了遵義會議，他的記性不錯，那份手稿送到他手中，伍修權看了，也認不出是誰的字。
陳雲也是遵義會議的出席者，當時他正在杭州。手稿被送往杭州。
接到這一手稿的是陳雲秘書朱佳木。本書作者採訪了朱佳木，他回憶道：
我把手稿原件，交給了陳雲同志。
過了一個多小時，他叫我。我進了他的辦公室。他說：「這是我寫的！」
他的話，使我又驚又喜。
他的夫人於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說這是陳雲同志寫的字。
據陳雲同志說，這是遵義會議結束不久，他向部隊傳達遵義會議時寫的傳達提綱……（本書作者1991年7月9日在北京採訪朱佳木）
由於陳雲確認這份手稿是他寫的，這份關於遵義會議的重要原始文獻的來歷便得以查清。
胡喬木對這份手稿進行考證，認為這份手稿形成於遵義會議後不久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行軍途中，因此寫作時間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這一段時間內。陳雲看了胡喬木就這一問題寫給他的信說：「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但我同意你們考證的時間。」
陳雲手稿提及許多前所未知的關鍵性史實。這份手稿的確認，使有關遵義會議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陳雲手稿先在內部發行的《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上發表，接著，又在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那一天，正值遵義會議五十週年紀念日。
陳雲手稿中指出：遵義會議「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這表明決議的起草者是張聞天，而且決議不是在會上通過的，卻是在會後起草，由政治局常委審查通過。
此後，1983年，殷子賢和史紀辛在中央檔案館發現遵義會議決議的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寫著「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雲南威信縣（扎西）開會，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二月十六日印」，這表明，最初發現的那個油印本，是後來在陝北的翻印本，把「二月」誤寫成「一月」——少了一橫（也可能是那一橫刻得太輕，沒有印下來），給歷史學家們帶來多大的誤會和麻煩！那種關於把「17」誤寫成「八」的解釋，也就「告吹」了！
陳雲的手稿中寫及：遵義會議「經過三天，完成了自己的決議」。既然依據周恩來的電報，確定會議在1935年1月15日，「經過三天」，也就在1月17日結束。這樣，遵義會議的日期，也就查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