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又一架軍用運輸機從莫斯科飛往中國，上面也坐著一位重要人物。此人從莫斯科帶回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
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1936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著病體，好不容易跨雪山，過草地，到達陝北。由於病情越來越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派紅軍總衛生部部長賀誠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
當時，王稼祥穿過國民黨軍隊的封鎖線，來到上海。在上海，潘漢年通過宋慶齡的關係，說是一位植物學教授要去比利時考察，弄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護照。這位「植物學教授」，便是王稼祥。
1937年6月下旬，王稼祥在賀誠的陪同下，終於來到了莫斯科。在蘇聯，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療，身體日漸復原。
當王明決定回國時，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稼祥的這一任命，是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決定的。
當時年已五十六歲的季米特洛夫，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富有聲望的活動家。他是保加利亞共產黨的領袖。1933年，由於希特勒製造「國會縱火案」，謊稱共產黨人縱火，因此正在德國的季米特洛夫被捕。9月，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上，當眾揭露法西斯陰謀，一時間成為全世界矚目的新聞人物。最後，法庭不得不宣佈他無罪。
蘇聯派出專機到德國。季米特洛夫出了監獄，直接上了飛機，飛往莫斯科。
不久，季米特洛夫出任共產國際總書記並主管中國事務。
據王稼祥回憶：
我到莫斯科不久之後，就進醫院開刀。在出院之後，因身體虛弱，被送到南俄療養，這已經是1937年秋冬之交的時候了。後來，在療養院中接到莫斯科電話，要我立即回到莫斯科。我回到莫斯科後才知道王明、康生要回國。季米特洛夫在接見王明、康生、鄧發和我時，說要留一個中國同志在共產國際工作，並問到我的意見。我說，我想回國工作。季米特洛夫於是說，我們決定把你留下來，因為你懂俄文，而決定鄧發去新疆工作。
在王明、康生回國前夕，斯大林接見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斯大林知道王稼祥經過長征，非常熟悉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情況，就問他：「紅軍現在還有多少人？」
王稼祥據實回答：「我們紅軍遭受了嚴重的創傷，勝利到達陝北時，只剩下三萬人。」
這時，王明在一旁插話道：「還有三十多萬人。」
王稼祥立即更正道；「斯大林同志，是三萬多，不是三十多萬。」
斯大林聽罷，說道：「我們共產黨人，應該重視的紅軍戰士，是有理想、拿槍的戰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戰士，而不是吃糧食的人。」
王稼祥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在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正在逐漸壯大。」
斯大林高興地說：「你們紅軍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是一支勝利的部隊！」
斯大林轉向即將回國的王明、康生說：「請把我的話轉告給毛澤東同志，並祝他健康！」斯大林當著王明的面，表示支持毛澤東，於是季米特洛夫就更加信任毛澤東。
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發覺王明和中國國內領導人關係緊張，而且王明誇誇其談，又沒有實際工作經驗。
正因為這樣，當王明回國之際，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來談話。
據王稼祥回憶：
季對王明說：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係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
對於中國黨的路線，我的印象沒有聽過（共產）國際說過路線不正確的話。
對於張國燾的問題，記得季米特洛夫說過張國燾在中央不是一個好傢伙。
據任弼時回憶，季米特洛夫曾跟他說起，在王明回國之前叮囑過：
雖然你在（共產）國際工作了多年，而且是執委成員和書記處書記之一，但你回國去並不代表（共產）國際，而且你長期離開中國，脫離中國革命實際，所以回去以後，要以謙遜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
儘管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國前，已給他打了「預防針」，可是王明回國後依然故我。說實在的，王明在中共黨內的資歷，遠不如張國燾。他能夠趾高氣揚，是因為當初得力於共產國際米夫的支持。到了後來，米夫失勢，反而成了王明的部下！1938年，米夫甚至被蘇聯專政機關處決，那時米夫不過三十六歲！
王明回國後，採取「惡人先告狀」，背地裡托回國的蘇聯人向季米特洛夫打小報告，告毛澤東，反而弄巧成拙。
季米特洛夫最初從陳雲匯報遵義會議情況時，知道毛澤東的經歷，支持了毛澤東。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便堅決支持毛澤東。應該說，由於王稼祥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在共產國際高層中大力宣傳毛澤東，這使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瞭解毛澤東、支持毛澤東，起了很大的作用。須知，在中共的領袖人物之中，絕大部分曾在蘇聯學習，唯有毛澤東從未去過蘇聯。
這一回，因為王稼祥決定回國，所以改由任弼時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是在1938年3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的。
雖說任弼時過去執行過王明路線，在中央蘇區時整過毛澤東，特別是主持寧都會議，撤過毛澤東的職。但是後來，在實際鬥爭中，他逐漸轉為擁護毛澤東。此時，他向季米特洛夫匯報了毛澤東在中國的鬥爭情況和在共產黨內享有的威信。任弼時如實的匯報和對毛澤東的稱讚，使季米特洛夫更增加了對毛澤東的信任感。
王稼祥從莫斯科帶來共產國際極為重要的指示——中共究竟應該以毛澤東為領袖，還是由王明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王稼祥還隨身帶著一隻皮箱，裡面裝著三十萬元美元現鈔——共產國際支援中國革命的一筆經費。
飛機降落在新疆迪化之後，不能再飛往蘭州。一支八路軍車隊前來接他以及他帶回的一批軍用物資。車隊取道蘭州赴延安。
車隊離開蘭州之後，在茫茫黃土地上前進。途中，突遭土匪攔劫。為首的土匪，絡腮黑胡，雙目射出凶光。車上那三十萬元美金現鈔，頓時處於最危險的境地。
王稼祥在土匪頭子手槍的逼迫下，先是打開幾隻大木箱。打開一看，箱裡儘是一些俄文書籍和雜誌，土匪們毫無興趣。他們的目光，集中在一隻小皮箱上。王稼祥鎮定自若地打開那隻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國民黨銀行印行的紙幣，送給土匪們，又摘下手錶，送給土匪頭子。他說明自己是八路軍，沒有錢財。土匪見他和車隊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軍軍裝，就叫他們轉過身去。過了好久，背後沒有動靜。王稼祥回頭一看，土匪早已不見蹤影。
幸虧王稼祥機智，在迪化把三十萬元美金轉移到大木箱裡，上面鋪了書籍，躲過了飛來橫禍。
自從受土匪驚擾之後，車隊加快車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機極度疲憊。車近延安時，王稼祥乘坐的那輛卡車的司機打起瞌睡來，車子一下子翻進溝裡。眾人大吃一驚，趕緊停車，跳進山溝，把王稼祥從車內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無恙，從地上拾起眼鏡，眼鏡也沒有摔碎！原來，那輛卡車翻下去時，正好有一棵大樹擋了一下……
王稼祥經過兩番「歷險記」（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1991年7月8日對本書作者口述）終於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因為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以來，已經相隔四年多沒有開過中央全會，許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討論解決，尤其是王稼祥帶來了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
中央決定由王稼祥打電報給王明，要他來延安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並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王明畢竟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從其他途徑獲悉共產國際指示的精神，因而拒絕前來延安。他復電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漢向他個別傳達，甚至要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遷到武漢召開。
王稼祥把王明復電交給毛澤東看，經毛澤東同意，又以王稼祥名義，給王明發去措辭強硬的電報：
請按時來延安參加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重要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
到了這等地步，王明看了電報，不得不於9月15日前來延安。
這樣，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從9月29日起在延安召開。會議開了四十天，到11月6日才結束。
王稼祥擔任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秘書長。會上，由王稼祥詳細傳達共產國際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頭指示，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題為《論新階段》的報告。
王稼祥所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頹然失色，從此失去他的「王牌」——來自莫斯科的「尚方寶劍」！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實際是毛澤東戰勝王明的會議。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而中共的這一領袖的更換，在當時尚未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共產國際，又稱「世界共產黨」。須知，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宣佈自己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領袖的更換，照理是必須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的。遵義會議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召開的——中共和紅軍處於危急之中，而當時又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繫，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不經共產國際批准而自己選擇了自己的領袖。也正是由於缺乏共產國際批准這一組織手續，毛澤東才一直讓張聞天擔任中國共產黨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因為張聞天畢竟是在蘇聯學習過，受到共產國際直接培養。
到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情況就大不一樣：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走出了最困難的境地，贏得了很大的勝利，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不僅在中國共產黨內得到一致公認，而且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可。毛澤東在面臨王明的嚴重挑戰時，共產國際明確支持了毛澤東。從此，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完全鞏固——儘管這時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名義上還是張聞天。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時，曾高度評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起的作用：
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從蘇聯養病回國帶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