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於約翰·庫切來說，他該上的大學毫無疑問是開普敦大學，因為這所學校與他家所在的隆德伯西營地路81號很近。1957年初他開始在該校上大學。
開普敦大學的前身是南非學院（SACS，South African College School），成立於1829年。1874年，該校開始承辦大學教育。開普敦大學是南非的第一所大學，但是它在1918年才得到正式的大學辦學許可。最初，學校的教學地點在市中心聖喬治大教堂附近的維多利亞女皇街，但是後來搬到了橙街，比較靠近山的地方。這個校園以後成為黑丁校區，兼職學生可以在這裡上傍晚和晚上的課程。現在這裡仍然是米氏學校、戲劇表演系和小劇場所在地。格魯特舒爾校區是在1928年至1930年之間在魔鬼峰山坡上建立的。該校最初的校園可以俯瞰羅斯班克，建築物上爬滿蔓籐，是南非最迷人的校園之一。
庫切上課的地方在文科樓，那裡是英語系、其他語言系以及哲學系所在地，附近的賈格爾圖書館位於大學路的另一邊，很方便。離他要去上課的數學樓只有一步之遙。在不遠處的詹姆森廳的台階附近是學生會所在地，可以吃些茶點。學校原來的兩個學生宿舍，一個是斯穆茨男生宿舍，一個是富勒霍爾女生宿舍。行政大樓位於校園中區，接近羅斯班克的區域，庫切就是在那裡登記入學的。這個校園裡還包括南非音樂學院，但是設備齊全的巴克斯特劇院是在20世紀70年代建立起來的，那個時候，庫切已經被任命為英語系的講師。1
庫切稍有一點經濟能力以後，他就搬進了莫佈雷公主街傑弗林4號的公寓裡，那裡是中產階級居住的區域。莫佈雷有汽車直達校園，也有火車直接進城。他只是在冬季坐公共汽車去校園，因為那時南非冬季的疾風和暴雨讓他根本無法步行。由於他在英語考試中獲得了最高分，1956年，庫切在開課前就獲得了來自I.M.薩克斯的獎學金88英鎊16先令3便士。他又成功地從大學申請到30英鎊的助學金。這筆助學金是每年都發的，到了1958年漲至50英鎊。在第一學年年底，他又獲得了30英鎊的怡和獎學金，該獎學金用於獎勵貧困家庭的子女。1961年，他又申請了數學榮譽學位課程，並獲得了100蘭特2的國家獎學金，並於同年獲得了400蘭特的殼牌獎學金。這一獎學金他連續獲得了兩年。他將這筆錢部分用於申請攻讀英語文學碩士學位。
租住莫佈雷的公寓，庫切付給開普敦房產中介每月11畿尼3的租金。他不得不打零工，以補充收入。從大學一年級起，他就受雇於一個補習學校，給那些數學不好的學生補習。4他的補習班裡有一個英國學生，叫約翰·肯施（John Kensch）。他1958年搬到開普敦生活，但是需要補習才能通過大學錄取考試。約翰·肯施寫道：
我與隆德伯西的一個數學補習學校簽署了合同，約翰·庫切是學校派給我的導師。我們一起學了三個星期以後，他提出在莫佈雷的公寓裡教我，這樣他就不必向補習學校支付一大筆費用了……我每週一次到他的住處學習純數學教程。……作為一個數學家教，他的水準一流。他的教學中也包括他自己的數學課題，其中有一個課題讓我們兩個都很感興趣。他喜歡給自己找難度高的數學題，越難越好。曾經有一次，解題用了一英吋厚的稿紙，結論是該命題不可行。就我所知，任何一種複雜抽像的問題都會引起他的興趣，不過好像在我們的談話中沒有涉及任何文學的東西。……他很有趣，帶著一種苦笑自嘲的方式，很有自己的特色。我的數學補習持續了一年，然後我去了米氏藝術學校，然後就與約翰失去了聯繫。5
庫切打過各種各樣的工。在放假期間，他為政府公共房屋管理部門整理調查統計數據，這一項目是由開普敦大學社會學學院發起的。6從1958年起，他在賈格爾圖書館值夜班，那時，圖書館的永久僱員，特別是女性，都不敢在黑夜獨自一人走在這偏遠的校區裡。他這份工作的報酬是每月10英鎊。71960年，在學習英語榮譽學位期間，他在開普輔導學校任教，報酬是每月20英鎊。8他還在數學系指導數學小組的學習，每週的報酬是30英鎊。每週五下午，他還幫助戲劇文憑課程的選修生學習莎士比亞的喜劇。用這些兼職收入，庫切可以輕鬆地支付他的學習和住宿費用。他每週末用腔骨、豆子和芹菜煮一大鍋湯，夠他吃一個星期的。水果則在每週五到鹽河市場買回來。9至於衣服，他有一件夾克和一條褲子，上課時才穿。1958年，他甚至還攢了足夠的錢去買一輛二手菲亞特500型號的小汽車。10雖然他絕不是一個喜歡派對的人，聚會時也不喝酒，但他還是決定去上幾次舞蹈課，好讓自己更容易在聚會時與女性交往。11他的生活風格再一次向他證明，他可以自己活得不錯，「每個人是一座孤島，你不需要父母」。12
儘管在《青春》中有這樣的語句宣告他的獨立：「他利用自己的獨立把父母排除在了他的生活之外。」13但是他並沒有真正與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親劃清界限。當他的教母安妮姨媽1958年在開普敦去世時，他與母親、弟弟一起參加了葬禮，並回憶了安妮姨媽說過的話：
「你知道得真多啊。」安妮阿姨曾有一次對他說。那不是讚揚：雖然她撮起嘴唇露出微笑，一邊卻在搖著頭。「你小小年紀卻知道那麼多。你怎麼能一直把那些東西都裝在腦子裡呢？」她彎下身子，用瘦骨嶙峋的手指往他腦門上戳一下。
這個男孩挺特別的，安妮阿姨對他母親說，母親後來告訴了他。可究竟特別在哪兒呢？沒人說起過。14
安妮姨媽被安葬在沃爾特梅德的墓地。葬禮之後，承辦葬禮的人讓他們搭車回鎮上，並在路上告訴維拉說，死者曾是他的老師。是的，母親說，她教了40多年的課。他評論道：「那她身後名譽一定不錯。」庫切問他的母親，安妮姨媽寫的書怎麼樣了？他指的是那印了一大堆的《從不治之症到永久痊癒》。
母親也不知道，要不就是不想說。從在公寓裡摔壞髖骨到送進醫院，後來又送進斯蒂克蘭德養老院，最後進了沃爾特梅德陵園的三號墓地，根本沒人在意過那堆書，除了安妮阿姨本人，那些書也從沒人看過；現在安妮阿姨躺在雨中等待人家有空時來埋了她。只有他一個人在惦記這些事兒。他腦子裡怎麼會一直盤桓著這些事情，所有那些書，那些人，所有那些故事？如果他都記不起來了，誰還記得？15
庫切在大學期間所打的所有零工是他的煉獄，正如他在《青春》中所說，因為經歷了所有這些困難遭遇，他最後將進入光輝的藝術殿堂：
他將會成為一個藝術家，這是早就已經確定了的。如果目前他必須是微賤可笑的，那是因為藝術家的命運就是要忍受微賤和嘲笑，直到他顯示出真正的能力，譏笑和嘲弄的人不再做聲的那一天。16
閱讀《青春》時，讀者會驚訝地發現，庫切如此誠實地展現自己。他的形象展現原則是無所畏懼，很可能還帶著些許「寬容」。17在那一階段，他經歷了最初的性經驗：雕像般的桑迪，運動型的阿德裡安娜，敏感的來自大洋彼岸的喬安妮，還有神秘的瑪莉。18他坦率地描寫這些關係，沒有絲毫隱瞞，甚至連懷孕和流產都寫出來。19如果《青春》可信的話，他在此期間所經歷的似乎只是生理方面的愛情，好像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女人和他有真正意義上的關聯。他不斷地提醒自己，他要經歷這樣的洗滌成為一個新人：一個他要成為的人和作家，不受家庭和過去的影響。他痛苦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情人的失敗。他認為他的女朋友並不理解，作為一個作家，他所需要的內斂與孤獨。他問自己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將他的性經驗轉換成文學：「那麼這樣的感情又怎麼可能加以變形使之成為詩歌呢？」20
他的這個問題揭示出，作為藝術家的庫切有獵人的一面，他要把獵殺經驗用於創作，他要把這些經驗提煉為詩歌。21很明顯，他欣賞艾略特的名言：「詩不是放縱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現個性，而是逃避個性。」22他意識到，真正的藝術品必須忠實於自己內在的戒律，詩人的任務就是要永遠「與詞彙和韻律鬥爭」。這一提法表明，庫切知道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Four Quartets）。艾略特認為詩人的活動就是「始終留在一場跟語言和含義∕作無法容忍的扭打中」，它要求詩人「駕馭語言」。詩歌是：
向無法言述的事物發動的襲擊，最後總是潰不成軍，
只留下不準確的感覺亂作一團，
一群沒有紀律的激情的烏合之眾。23
庫切認同艾略特對直接情感的迴避和艾略特所堅持的「詩人必須經歷艱辛」的觀點。這讓人猜測（儘管沒有什麼長詩可以用來證明）庫切學生時代所寫的《世之初》不是任何直接的懺悔詩。他寧願將影像偽裝起來，為其找一個「客觀對應物」24來隱瞞個人在背後的困惑。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階段的庫切認為自己是一個詩人。事實上，他在開普敦大學期間的學生時代，是他為了實現詩人夢而做的最後努力。
二
1957年，庫切就讀於開普敦大學之時，南非國民黨已經執政近九年，並已部署了一系列歧視性法案。
此時，大學教育的法案擴充正在審議之中。1959年，該法案頒布實施，開普敦大學和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不可以繼續接受混血人種學生和黑人學生，有色族裔的年輕人只能參加由其他機構專門為有色族裔設計的部分課程。兩所大學都認為這項法案違背了全球公認的學術自治原則，也就是說大學有權決定教什麼、誰來教，或者去教誰。1957年在開普敦舉行的一個會議上，校方發表了題為《南非開放大學》（「The Open Universities in South Africa」）的文章。與會者認為一所大學可以有許多功能，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對真理的追求：
在一所大學裡，知識就是目的，而不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如果大學變成教會或國家或任何部門利益的工具，那大學就不再是真正的大學。大學的特點是自由探索的精神，其理想就是蘇格拉底的理想：「跟隨著辯論走。」這意味著大學有權力審查、質疑、改或拒絕傳統觀念和信仰。教條和假設是不相容的，一成不變的教條是與大學精神相違背的。其學者關注的不僅僅是增加和改既定框架下的事實，更是研究既定框架本身，並不斷正它。25
正是因為這個尋求真理至上的原則，開放型大學反對這個法案：
開放型大學不認為大學的大門應該對非白人學生關閉，他們忽視已經建立的南非傳統，以確保「開放」。種族隔離不是唯一在南非建立的傳統。開放型大學的傳統在開普殖民地的歷史中有著深厚的淵源，它符合基督教義。26
庫切對這一觀點的態度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猜測他是瞭解這種情形，並贊同這一觀點的。1959年該法案通過之時，開普敦大學發起了一系列的「學術自由講座」，並持續到該法案廢止。被邀請的發言人將重點放在，當大學的自主權受到政府的威脅時，大學在一些方面面臨的特殊任務。
然而也有一些政治運動和騷亂是庫切沒能繞過去的。1959年總理H.F.維沃爾德博士（Dr.H.F.Verwoerd）推出」班圖斯坦（Bantustans）自治法」，將特蘭斯凱選出來作為「獨立發展」的樣板。黑人可以在南非繼續工作，但他們將生活在自己的「國家」裡，由自己的「政府」代表。表面上看，這一法案似乎能解決種族隔離政策所帶來的問題，但在實踐中，強制家庭搬離以及隨之而來的腐敗注定這個思路的失敗。維沃爾德反對白人資本的投資使事態更為嚴重，因為這可能導致特蘭斯凱經濟動盪。27
這些措施加之法案的通過讓黑人越發不滿。1960年3月21日（週一），在德蘭士瓦沙佩維爾，抗議導致暴力衝突，警察對和平示威的人群開火，導致69人死亡，200餘人受傷。28在寧靜的開普敦市黑人區尼揚加，6人被槍殺，其中包括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詩人英格麗德·約恩克（Ingrid Jonker）為此寫了一首詩《善意死去》（Die Kind，1960年3月22日）29。大屠殺遭到美國、英國、挪威、加拿大和荷蘭等國的強烈譴責。在《青春》中，庫切這樣表達他對這種暴力行為的意見：
在德蘭士瓦警察向人群開槍，然後瘋狂地繼續對著逃跑的男人、女人和兒童的後背開槍。這種事自始至終使他感到厭惡：法律本身；流氓打手警察；拚命喊叫為謀殺者辯護、譴責死者的政府；以及報紙，嚇得不敢站出來說明只要長著眼睛的人都能看得見的事實。
在沙佩維爾大屠殺以後，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樣了。即使在平靜的好望角省，也有罷工和遊行。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有遊行，就有持槍的警察在周邊守候，等待有個借口好開槍。30
庫切間接地經歷了一個抗議活動。在3月30日（週三）凌晨，警方對蘭加發動了一場殘酷的突襲。他們破門而入，把人們從床上拖出來，襲擊他們，把他們追趕到街上。這引發了20萬人的遊行。抗議者聚集到市中心卡利登廣場警察總部前，要求與司法部長F.C.伊拉斯謨F.C.Erasmus）談判，讓他釋放前一天被拘捕的示威領導人。上校特波蘭茨（Colonel I.P.S.Terblanche）出面安撫群眾，承諾安排人們與司法部長會面。然後在警察的監視下，人群和平地散回蘭加。這次沒有傷亡事故，但是伊拉斯謨從未出面。這次示威遊行是過去幾個星期以來，黑人城鎮爆發的各種遊行事件的最高潮。庫切的朋友，詩人兼小說家喬迪·德萊弗（Jonty Driver），在帕特裡克·鄧肯（Patrick Duncan）的傳記中描述道：「非洲人中日益高漲的政治熱情，不光源自警察在那天清晨的暴行。」31
庫切在數學系做助教的時候，經歷了遊行的後續影響。他在《青春》裡這樣介紹：
一個下午，當他正在上輔導課的時候，形勢發展到了緊急關頭。輔導課的教室很安靜，他正在書桌間走動，檢查學生的指定練習做得怎麼樣，盡力幫助有困難的人。門突然打開了，一個高級講師大步走了進來，敲著桌子。「請注意！」他大聲說道，聲音裡帶有一絲不安的沙啞，臉上通紅，「請放下筆，注意聽我講話！就在此刻，在德瓦爾大道上有工人在遊行。為了安全的緣故，叫我來宣佈，在得到進一步的通知前，誰也不許離開校園。我重複一遍：誰也不許離開。這是警方的命令。有問題嗎？32
庫切不禁要問自己，這個國家已經到了什麼樣的狀態，可以讓這樣的聲明打斷數學輔導課。他根本不相信警方封鎖校園——這個左傾思想溫床33——是出於對學生安全的關心。他們真正的目的是防止學生中的同情黑人者參加遊行。
喬迪·德萊弗曾寫過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講述開普敦大學的學生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校園進行抵制政府的行動。校園確實被警方視為左派的溫床。對於很多學生來說，參加學生運動的部分原因就是抵抗種族隔離。德萊弗本人曾因為參加此類活動在出國之前被關進監獄一段時間，之後他被禁止返回南非，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不能回國。在開普敦學生時代，德萊弗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演員和演講家，也是學生報紙的編輯，偶爾也做學生文學雜誌《格魯特舒爾》（Groote Schuur）的編輯。他還是文學期刊《獅子與黑斑羚》（The Lion and the Impala）的合夥創始人。這兩本出版物刊登庫切和其他年輕詩人的作品，比如傑弗裡·哈里斯奈普（Geoffrey Haresnape）、丹尼爾·哈欽森（Daniel Hutchinson）、布萊頓·布萊頓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等。
艾倫·布魯克斯（Alan Brooks）是德萊弗的一個朋友，他強烈反對種族隔離。和德萊弗一樣，他加入了南非全國學生聯盟（National Union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s，NUSAS）以及艾倫·佩頓（Alan Paton）和帕特裡克·鄧肯領導的自由黨。布魯克斯被NUSAS學生代表理事會主席艾德裡安·萊夫特威克（Adrian Leftwich）出賣，被指控為顛覆國家罪獲刑兩年34，最後他永遠地離開了南非。德萊弗文章中涉及的大多數學生最後都走上了自願流亡國外的道路，即使在實行民主選舉的1994年之後也從未回過南非。對於南非這樣缺乏專業人才的國家，失去了這些有強烈道德原則和高超智慧的模範人物，損失是無法估量的。德萊弗認為：
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兒子到南非武裝部隊服役。流亡者有時發現他們在新的落腳地也不能完全安定下來。他們可能又回到南非，或嘗試去另一個地方，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或英國。但更多情況下，他們很好地安定下來，只是在有家庭婚禮或葬禮的時候回南非。最終，他們——特別是他們的孩子們則完全融入了一種新的文化，只是有時說話的時候帶著一種消除不掉的口音。35
除了德萊弗，庫切在學生時代不知道遇到過多少類似的人。20世紀60年代初，司法部長B.J.沃斯特（B.J.Vorster）頒布法令，可以不通過起訴或審判直接扣押被拘留者，警方也可以隨時繼續他們的審訊和拷打。這時，庫切已經離開了南非。
儘管庫切與喬迪·德萊弗友誼深厚，但他沒有參加任何形式的示威或抵抗活動。在學習期間，他我行我素，既避免國民黨的右翼政治（這在校園幾乎是不存在的），也遠離左翼政治以及學生們的暴力政治話語。與他的《男孩》和《青春》一樣，他的《雙重視角》也用客觀化的第三人稱清楚地表明他避免加入任何激進的活動，包括學生的政治運動：
在伍斯特，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已看透南非白人右翼是如何的誇誇其談、自以為是、殘忍暴力，這足以讓他終生難忘。事實上，即使是在到了伍斯特之前，他或許就已經看過更多不應該給孩子看到的殘忍和暴力。因此，在學生期間，他游離在左翼的邊緣，而沒有成為左翼分子。他同情左翼的人性關懷，但當危機來臨的時候，他對所有的政治語言都有一種異化感。其實，從很早的時候起，他就對法律條文有一種不適感；當人群湧動的時候，他感到恐慌。他不能或不想跟著喊或跟著唱。他的喉嚨發緊，他會感到厭倦。36
庫切永遠是一個局外人，他喜歡作為一個觀察者而不是積極參與者來思考和判斷。
三
早在1957年，庫切就已經打定主意在完成學業後離開南非，並定居海外。他厭倦了父親亂花錢的壞習慣和酗酒的行為，這些給他的家庭帶來了恥辱；他厭倦了他們所經受的貧困；他對政府以種族隔離的名義對國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感到震驚。
他打算把自己的時間用於創意寫作，但要通過「體面的」職業來賺他的生活所需，至少在一開始他就知道，他是不能夠通過寫作來謀生的。他在《青春》裡這樣寫道：
當他在國外完善他的詩歌技巧的時候，他將以默默無聞但體面的工作維持生活。既然偉大的藝術家命中注定會有一段得不到承認的時期，他設想自己將作為一個在後屋裡恭順地把一行行數字加在一起的小職員，服滿見習期。他肯定不會做一個放蕩不羈的人，也就是說，不會做一個酒鬼、寄生蟲和游手好閒的人。37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庫切決定在學習英語、古典文化和拉丁語的同時，也修純數學的課程。最終他選擇雙修英語和數學。在二年級時，他選修了邏輯和形而上學的課程，作為對數學課程的補充；三年級選修了應用數學。因為擁有了數學這一學校裡的強項專業知識，同時配合他的英語專業，他今後便可以在國外順利展開職業生涯。保羅·雷蒙特在《慢人》中修科學課程的原因也可以解釋庫切為什麼主修數學：
所以我在上大學的時候我就選定了科學。在那時候科學似乎是一種很好的賭博。那看上去前程似乎很有保證很安全，而那是我母親為我姐姐和我想要的高於一切的東西：在這個外國的土地上，我們為自己找到某種安全的工作。38
對於像庫切這種不是特別容易和別人打交道，也不關注周圍環境的人39，數學是一個很好的領域，可以讓他獨處。正如亨利·龐加萊Henri Poincare）所說的，抽像的幾何數學思維可以滲透到人類意識層面的精髓處。40在數學系，庫切的其中一位老師是非常著名的數學家道格拉斯·西爾斯（Douglas Sears）。他不僅耐心地教授學生數學知識，還教學生如何成為數學家。41教授庫切數學邏輯的斯坦利·史丘斯（Stanley Skewes）也是一位出色的數學家，曾同A.M.圖靈一起工作，因1933年發表的關於「最大數字」的文章而備受數學界推崇。他是一個樂於助人、不矯揉造作的人，但要他忍受一個傻瓜他也不會高興。庫切做事情的系統化方法，還有他在學校的勤奮和努力，都說明他有數學的頭腦和對完美的追求。不過人們還是會奇怪，數學的思維推理是怎麼和語言藝術的思維融合的？玩文字的人是怎麼從具體的世界中收集原材料，然後根據自己的感覺來理解的？
對於庫切來說，這兩者的明顯衝突不構成問題；事實上，他曾經給哲學學會做過題為「詩與數學的語言」的演講。他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他從來沒有後悔過攻讀數學學位。他享受到了學習的樂趣。他還說，那時候他如果瞭解一點國際象棋，也可能會學國際象棋。42在出版於2007年的《凶年紀事》中，第一部分「危言」的第18章「芝諾悖論」表明了他對數學學習的終身興趣。43另外的一個例證是在2009年，他為薩拉·格拉茲（Sarah Glaz）和喬安妮·格魯尼（JoAnne Growney）的文集《奇怪的吸引者：愛情詩與數學》（Strange Attractors:Poems of Love and Mathematics，2008）寫書評時，他在首段就通過亞里士多德的一段話談到詩歌。這一聯繫對於他的小說創作也是至關重要的：
亞里士多德說，智力的最高類型體現在能夠看到前人看不出的類比關係。根據某學派詩人的觀點，真正的詩意的火花迸發時，就是詩人把以前從未一起出現的事物合起來的時候。科學發現往往開始於一種預感，認為兩個看似無關的現象，其實是有關聯的。44
雖然庫切讚賞拉丁語的句法邏輯，但是他在學習拉丁文記述的歷史和地理的過程中，在處理那些史實和數據時，會遇到困難。他不能理解「維吉爾和賀拉斯的任意性詞序和令人討厭的個人語型的詞彙」。45在拉丁語一級的課程上，他們學習卡圖盧斯的愛情詩，還有翻譯過來的塔西佗詩句。雖然沒有能力閱讀拉丁原文，翻譯版中「對帝王肆無忌憚的暴行的枯燥敘述」46還是讓庫切有些許感觸。他很欣賞兩位古典文化教授：安東·帕普（Anton Paap）和莫裡斯·蒲伯（Maurice Pope）的課程，所以，交給他們的論文作業，他總是整齊手寫，精心編輯註腳，通常老師給他的成績是A或B。這些論文的題目包括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古典戲劇中合唱的功能、斯巴達教育、荷馬的《伊利亞特》等。
在庫切學習期間，開普敦大學英文課程包括兩部分份量相當的必修課程，分別是文學和語言。在語言部分，第一學年，學生們學習高級英語文體學、英語語言的歷史、喬叟的選篇等；之後第二學年學習古英語和英語語音、英語語言學的課程。到了第三學年，學生可以選擇專注於語言或者文學方向，但所有學生必須上語言部分的有關喬叟和朗蘭的課程。在文學部分，學生一開始是學習英語文學入門（包括英美文學和英聯邦國家文學），閱讀各種流派的文本選本，然後在第二學年進一步選修詩歌、戲劇和小說。在第三學年，所有學生都必須閱讀悲劇和現代詩歌，然後，文學方向的學生還要學習日記文學和現代小說。1957年，庫切的必讀文本，除了莎士比亞和彌爾頓之外，還包括蕭伯納的《芭芭拉上校》、艾略特的《大教堂謀殺案》、奧斯丁的《理智與情感》、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爾貝》、勃朗特的《簡·愛》，以及麥克納布（Macnab）和格斯頓（Gulston）主編的《南非詩歌：新選集》（South African Poetry:A New Anthology）。在第二學年必讀的文本中除了有彌爾頓和蒲伯的作品以外，還有菲爾丁的《約瑟夫·安德魯斯》、斯特恩的《項狄傳》、康拉德的《黑暗之心》、詹姆斯的《螺絲在擰緊》、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和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1959年的第三學年課程書目包括華茲華斯的《前奏曲》、龐德的《詩集》、霍普金斯的《散文詩集》、葉芝的《詩選》、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和托馬斯的《詩集》。1960年，文學專業榮譽學位的學生要學莎士比亞以及其他古典和現代文學課程，同時還要學文學批評原理與實踐。有單獨一組課程涉及舊手稿研究的目標和方法，以及舊文本的編輯。47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喬伊斯所寫的重要的小說《尤利西斯》並不在本科生必讀書目之內，但1959年英語三級課程的學生曾經討論過這本書。2000年8月21日，庫切在一封給德裡克·阿特裡奇的信中說：「你可能有興趣知道，為什麼在我的學生期間（1957年至1959年），開普敦大學英語三級課程會要求讀《尤利西斯》。事實上，如果有父母或監護人寫一張免讀條，學生就可以選擇不讀它，或不上關於這本書的課。」這可能是庫切第一次經歷文字審查制度，而這種制度將很快在南非正式實施，它將給南非文學帶來巨大的損害。
在庫切就讀於開普敦大學之前，該校英語系的W.S.麥凱（W.S.Mackie）是英語語言方面的教授，奧斯瓦德·道蒂（Oswald Doughty）是英語文學方面的教授。英語系長久以來一直存在兩派的摩擦，因為兩位教授在教學方法和幾乎其他一切方面都各持己見。道蒂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的英國學者，注重作品的版本和傳記，所以他的課程講述的是偉大作家的生平與不同作品。48而高級講師菲利普·西格爾（Philip Segal）受I.A.理查茲和F.R.利維斯（F.R.Leavis）的影響而在課上倡導的「文本細讀」，對於道蒂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他說：「我非常懷疑不成熟的批評。我讓學生成為批評家的最好的方法，是讓學生享受過去傳遞下來的最好的東西，而不要（如哈代說）』如此細讀文本，以至於不見了詩意』。」49麥凱則認為道蒂的講課風格「太嚴肅和沉悶，全都是一些人名、日期、階段、影響和趨勢什麼的」50，這對於學生來說是過時的，他們要瞭解文本本身。學生都更加喜歡菲利普·西格爾。他以「旺盛的精力和雄辯的語言，向學生展現英語文學」51，完全迷住了他的學生。「我們可以連續聽他講上幾個小時，著迷於他完美無瑕的語言、他的睿智機智和難以抗拒的幽默。」52
1957年庫切開始他的大學生涯時，英語系的鑽石級英語語言教授是劉易斯·卡森（Lewis Casson），而英語文學的第一把交椅是出生於澳大利亞的蓋伊·豪沃思（Guy Howarth）主任。英語系的派系鬥爭似乎根深蒂固，卡森和豪沃思幾乎不與對方說話。如果非要溝通，他們就用寫信的方式，或者通過迷人的高級講師多蘿西·卡弗斯（Dorothy Cavers）來傳遞。庫切這樣寫道：
卡森，駝背、白髮，以嚴格著稱。我穿著靴子，嘎吱作響地去上他的喬叟課，可他根本不看我，也不看其他任何人。他講課的樣子似乎是對著空房間，根本不提任何問題。他說話的語氣傳遞著一種暴躁和不屑。對於我來說，他對中古英語語調的精通讓我著迷。53
庫切與卡森的唯一接觸是聽他講課。卡森確實是一個強大甚至讓人害怕的人。但在多年以後接受採訪時，庫切表示，他認為卡森是一位令他佩服的很專業的老師。54他後來發現他在卡森的英語二級課上所記錄的筆記，完全涵蓋了英語音韻學的歷史，這本筆記庫切在2009年時仍然保留著。
庫切與豪沃思的聯繫開始於1957年。因為庫切雙修英語和數學，而這兩個專業的課程都是從上午10點35分開始。他能夠兩面兼顧的辦法是上午10點35分去聽數學一級課程，然後下午坐校車或火車到黑丁校區去上6點05分的給商學專業學生開設的英語一級課程。上這門課的老師都是系裡年輕的講師，因為資深的教師不願意開車費時來上這門課。55這門課需要交三個報告才能得到學分。第一份作業是初級文學講師B.瓊斯（B.Jones）博士佈置的，是對安德魯·馬韋爾（Andrew Marvell）的一首詩進行批判性分析。儘管庫切在這上面花了很多時間，但他最後得到的成績是C。他發現，做瓊斯佈置的批判文章作業是不會有好成績的。於是他的第二個選擇就是跟著豪沃思的課程走，學生可以提交創意寫作的文章來替代批判性分析的文章。所以在接下來的英語一級課程必須完成的兩個作業中，庫切選擇交給豪沃思他所寫的詩，結果兩份作業都得到了A的好成績。得到這樣的肯定，他更積極地去上豪沃思的課。他繼續將創意寫作的文章交到豪沃思那裡，最後豪沃思把他收在門下。到了1959年，他上英語三級課程的時候，豪沃思為他提供了助教的機會，並持續到他拿榮譽學位的那一年。這樣一來，他與豪沃思就更為熟悉了。
豪沃思是一個業餘詩人，在每週五下午開一門沒有學分的創意寫作課程，選課的學生都是對創意寫作感興趣的人。庫切從他大學一年級起就開始參加這些課程。他寫道：
我第一次接觸蓋伊·豪沃思時，還是一個一年級的文科學生。我聽說有一門所謂創意寫作的課程每週上一次課，於是我就提交了一首詩（因為那時的規定是你不寫東西就不能參加課程），然後去上課了。教室裡有十幾個學生，我誰也不認識。到了下午三點的時候，一個很矮很胖的穿著深色西裝和學術袍的男老師匆匆地走進來。他的臉長長的，表情較為嚴峻，但他說話的方式很柔和，將他的澳大利亞口音都掩蓋住了。
我們提交的作業被返還回來。豪沃思坐在一個角落裡，要求我們走到講台上朗讀自己的作品，然後互相討論。豪沃思會時不時地加入進來發表意見。下午四點，我們的課程結束。
在我的本科四年中，豪沃思讀了我寫的許多詩，有時我用詩替代批判性分析文章。在這期間，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對那些詩或我這個詩歌作者的具體評論。我的作業發回來時，有他用鉛筆整齊地寫著的A……我感覺到了來自他的親切鼓勵，但也毫不懷疑任何其他的年輕詩人也從他那裡得到同樣的鼓勵。56
在大四榮譽學位課程那一年之前，除了創意寫作課程以外，庫切只上過豪沃思英語三級這一門課程。該課程講授的是16和17世紀的作家，大多數學生都覺得這門課很無聊。豪沃思會拿著他的筆記來上課，然後在課上將筆記上的東西讀出來。這種上課方式與學生們所喜歡的菲利普·西格爾的講課有著鮮明的對比。後者只會在筆記上寫上幾個要點，然後來課上即興發揮，講一首詩或一本小說。但庫切覺得西格爾的風格有點像耍寶，他還是更喜歡豪沃思的專業上課方式。大四時，庫切是唯一選修豪沃思的早期英語散文課的學生：
他們每週在豪沃思的辦公室上一次課。豪沃思大聲讀講課稿，他記筆記。講過幾次後，豪沃思乾脆把講課稿借給他拿回家自己看。
講課稿是用色帶已經很淡的打字機在脆而發黃的紙上打出來的，來自一個似乎存有包括了從奧斯丁到葉芝之間的每一個英語作家的文檔的櫥櫃裡。要想成為英語系的教授是不是必須這樣做：閱讀所有被社會承認的作家，就每一個作家寫一篇講稿？這要吞噬掉一個人多少年的生命？這對一個人的精神會有什麼影響？57
雖然豪沃思被大多數學生認為是一個平凡的講師，但卻被像庫切和喬迪·德萊弗這樣的學生欣賞。他們感激這位老師對他們在創意寫作方面的鼓勵。庫切對於笨拙尷尬的弱勢者總是心懷善意，他覺得能理解這位溫柔、和善的老師，他在那些不願意聽他課的法律或商科學生面前顯得那麼忐忑，他只是想傳達詩歌的某種意義：
當他站在這些無聊、粗俗的年輕南非白人面前，用他那敏感、抒情的方式背誦詩歌，當詩達到了高潮，他的激動似乎傳遞到了腳趾，然後他停下來邀請我們思考詩這裡的快行連續，那裡的交錯法。我的心在為他流血，但我一直保持與他的距離，希望他能明智一些。58
豪沃思專注研究兩個互不相關的領域。他在悉尼大學上學時，學的是澳大利亞文學。他創立了雜誌《南風》（Southerly），這本雜誌現在仍然存在。他主編了企鵝圖書版的《澳大利亞詩歌》（The Penguin Book of Australian Verse,1958），為祖國他那一代人所創作詩歌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也是研究澳大利亞詩人肯尼斯·斯萊塞（Kenneth Slessor）的權威。除此之外，他繼續了他在牛津大學的研究：從雜散的資料裡收集文本。他的這門課可能是英語系最不受歡迎的，目的是讓他的榮譽學位學生可以像他那樣成為從事文學研究的專業人士。他自己在這方面的研究重點是17世紀英國劇作家約翰·韋伯斯特（John Webster）。他的戲劇作品有《白色惡魔》（The White Devil）和《馬爾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他專注韋伯斯特傳記的創作，雖然該書已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拒絕出版，但是他仍然沉浸於研究之中。庫切後來在倫敦生活的幾年中，曾幫助豪沃思做一些研究，到大英博物館收集關於韋伯斯特的資料。豪沃思的專業研究聚焦在一個日益過時的領域，但是從學術上來講，這些研究實際上在某些階段還是很重要的。另外，由於他講課風格不好，又與卡森一直存在分歧，因此他在英語系一直不被尊重。59
不過，有些學生確實欣賞豪沃思，特別是因為他的課程中包括了南非作家，如薩拉·格特魯德·米林、羅伊·坎貝爾（Roy Campbell）、波林·史密斯（Pauline Smith）、威廉·普洛默（William Plomer）、勞倫斯·范德普斯特（Laurens van der Post）、艾倫·佩頓和納丁·戈迪默。除了設立創意寫作這門課程以外，他還與喬迪·德萊弗創辦了雜誌《文學雜記》（A Literary Miscellany），並安排每年從美國請老師來講美國文學。在庫切求學期間，來自美國的學者是得克薩斯大學的約瑟夫·瓊斯Joseph Jones）教授。這位老師在庫切之後申請留學美國的獎學金時，成為他的一位重要的聯絡人。豪沃思對南非文學表現出謹慎的態度，這對庫切也或多或少產生了影響，讓他在創作中不要局限於某一種特定的事實：
現在和未來關於白人和非洲黑人之間的種族關係問題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像佩頓這些作家在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可能暫時高估了一個地方或一段時間的重要性，在美國人看來，這些問題和美國發生的問題都是相似的。60
1960年4月12日，在另一個場合，豪沃斯對南非民族精神和政策法規的評論對庫切的創作應該也產生了影響：
這個國家需要從殖民抗爭和自相殘殺的鬥爭思路中解放出來，當然如果這種思路可以出現的話。重新確立早期土著人和殖民者的界限比關注蒙昧主義與開化更重要。61
當豪沃思教授1971年辭職回到澳大利亞時，他創意寫作課的一個學生，也是開普敦大學英語系高級講師傑弗裡·哈里斯奈普是這樣向他致敬的：
豪沃思教授來這裡〔南非〕創辦了創意寫作課，這門課程開設至今。它的影響力是不能用冷冰冰的統計數字來衡量的。但是可以非常令人高興地看到的是，這門課的很多早期成員，現在在這一領域都表現得非常好。小說家C.J.德萊弗和詩人斯蒂芬·格雷（今年州級詩歌獎的獲得者）就是兩個例子。誰知道現在這個班年輕的學員們在未來會產生多麼大的影響呢？62
庫切也對豪沃思教授培養年輕作家以及在文學上的奉獻表示了敬意：
很多年輕的南非作家都上過豪沃思的創意寫作課，得到過他善意的幫助。很多人在努力取得成功。對於我來說，他讓我知道，也許一個老師本身沒有許多的內在價值意義可以傳遞，但他仍可以塑造他的學生，對他們發揮影響力。他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全身心投入文學研究的人。63
四
庫切在學校試圖借助語法、磁帶和練習冊，自學法語；雖然他在青春》裡說自學並不成功，但是他還是學到了足夠的知識，足以流暢地用法語閱讀。他學習西班牙語也沒有遇到多大困難，但是學德語對於他來說是最容易的：「在南非荷蘭語〔阿非利堪斯語〕仍殘留耳際之時，他感到德語的句法很熟悉。」64
庫切不希望等他到了歐洲，顯得像個來自殖民地鄉間的愚笨文盲，所以之前他就大量閱讀各種經典文學作品，其中包括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詹姆斯、康拉德和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作品。65最吸引他的詩人是龐德。比起艾略特來，現在的他更喜歡龐德。在《荒原》的前言中，艾略特將龐德稱作更好的匠人。他以休·肯納（Hugh Kenner）所寫的關於龐德的書為指導來理解「詩章」系列。龐德的信件也讓他有所收穫，特別是1915年1月寫給哈里特·門羅（Harriet Monroe）的那封信，給庫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將其大段地謄寫在自己的筆記本中，這些段落對庫切後來的文風有很大的影響：
詩必須寫得像散文一樣好。它的語言必須是美好的語言，用詞正確且簡潔。詩中不應該有書面語，不應該有模稜兩可的話，也不應該有倒裝的話。它必須像莫泊桑最好的散文一樣簡潔，像司湯達的文章一樣強硬。
詩中不應該有感歎詞。每個詞都應有所指。當然人無完人，但是這種意圖每個詩人都應該有。
節奏必須用得有意義。它不能只是一個粗心的使用，和詞與意沒有任何真正的聯繫。
詩中不能有陳詞濫調、固定短語，或形式化的詞語。詩歌必須精準，詩人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到底要表達什麼上。不論一首詩是兩行，還是兩百行，對於一個詩人的考驗就是他是否有這樣專注的能力，是否能用這樣濃縮的能力一直寫到詩的最後。
客觀，再客觀，表述不要遮遮掩掩，不要亂用形容詞，不要用丁尼生式的語句。不要用任何做作的表述。每一個文縐縐的詞，每一個書面語，都可能讓讀者失去耐心，從而無法感覺你的真誠。如果一個人真正感覺到了或想到了，他會盡量地往簡單說。而只有一個人的慌張了，不淡定了，他才會覺得很容易——哦，那是多麼容易！——寫出那些我們已經讀到過的書或詩歌。
語言來自於具體事物。不具體的泛泛的語言是懶惰的。那只是說話，而不是藝術，也不是創造。那只是作家反應上的，而不是作家的創造性的行為。「詞語」通常是抽像的，我指的是他們在講述詩歌的書籍中所謂的「詞語」。唯一值得用的形容詞是那些表達必不可缺的詞語，而不是那些用來做裝飾的詞語。66
另外一篇對庫切的創作產生影響的作品是艾略特所寫的一篇關於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的論文。庫切將文章中的部分內容謄抄到他的筆記本中。艾略特對德萊頓在詩歌中對詞語的高超控制能力感到震驚。與愛用花哨詞語、言之無物的斯溫伯恩（Swinburne）不同，德萊頓的詞語使用相當精準，他能將事物具體化，而不是簡單地指涉一下：
考利的詩，聰明人就可以寫出來，德萊頓的詩只有真正的詩人可以寫出來。他的詩沒有眾多詩歌所必不可少的驚喜的元素……德萊頓的傑出在於他的詩意能力……德萊頓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有能力讓小變大、讓平淡無奇變得富有詩意，讓瑣碎變得氣勢磅礡……德萊頓有智力，也有一顆平常心。我們認為，他的能力不是比彌爾頓更強，而是比他更寬廣……斯溫伯恩也是一個用詞高手，但斯溫伯恩用詞言之無物。他之所以言之無物，是因為他言之過多。而德萊頓的用詞則很精確，那些詞語涵蓋無限，卻不空洞無物。67
在開普敦大學，庫切屬於一個小的詩人圈子。該圈子包括喬迪·德萊弗，傑弗裡·哈里斯奈普、丹尼爾·哈欽森和哈羅德·賈烏瑞克Harald Jawureck）。他們的部分詩歌最早出現在豪沃思的創意寫作課上。傑弗裡·哈里斯奈普後來回憶說，庫切對人際關係的處理是十分審慎的，有時也是令人不安的：
他會讀幾首短詩，通常都是T.S.艾略特或龐德風格，但是在隨後的討論中絕對保持沉默。他的沉默會讓人感到不安，而他卻沉默得特別淡定。68
所有這些學生最初寫的詩，包括南非詩人布萊頓·布萊頓巴赫，都刊載在《格魯特舒爾》或其他的學生刊物上。人們總覺得庫切是一個孤僻、強調自己隱私的人，但是他在學校期間，與其他人打交道時，特別是對年輕的作家，是非常友善和樂於助人的。圈子裡的其他成員都很佩服庫切傑出的智力，他是這個圈子的中心人物，是領導型成員。德萊弗寫道：「儘管我們沒覺得他會成為小說家，但是約翰絕對是一個非常聰明和有才華的人。我懷疑他自己當時是否看得到自己將會成為作家。」69他以一種安靜的方式，發揮著他的主導作用。這一點可以從他為1959年的文學雜記》所寫的前言中看出來。他是這樣評價豪沃思教授指導下的創意寫作課程的：
該課程的目的一個是讓學習文學的學生盡可能多地看到作家將面臨的基本問題，另一個目的是鼓勵年輕作家產生自我批評的意識。所以學生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為自己的作品找批判型的聽眾，另一種是通過傾聽和批判，讓文學有更多的活力。不論是作者還是評論者都感到受益頗大。特別重要的是，學生中的核心成員——那些對自己還不自信的新手已經獲得了他們所需要的鼓勵。
後來記者們描述的庫切好像不是很好打交道，但實際上庫切是一個非常睿智、幽默、讓人喜歡的朋友。德萊弗和當時的女朋友簡·帕裡（Jann Parry，她後來在英國為《觀察家報》寫了多年關於芭蕾的評論）經常去庫切在莫佈雷的公寓探訪他。庫切是一個好廚師，那時候，大多數南非男人也就會在露天烤些肉，而庫切做的煎蛋卻非常好吃，即便過去50多年德萊弗依然記得。帕裡是英語系一年級的學生，曾是庫切做助教的那個班級的學生，好像也不知道如何去瞭解他或讓他加入談話之中。她在2010年3月8日的信中寫道：「我記得他說話輕聲細語，很嚴肅的樣子，長著棕色的大眼睛。」
1957年，庫切在開普敦大學念一年級期間，沒有在任何學生刊物中發表詩歌，但是在1958年至1962年間，他發表了五首長詩和一系列短詩，他將其稱為「平凡小詩」。「平凡小詩」是獻給「一位女士」的，帶著溫文爾雅的俠義風格，裡面引用了很多神話和小警句，而這位女士似乎並沒有表現出要回報他的感情或滿足他的慾望。我們這位自我意識極強的詩人大聲地宣稱：「你幾乎不值得被編織到/我細膩的詩文之中。」在1958年的《文學雜記》中，庫切發表了一首長詩，名為「情歌」（The Love Song），文字由古英語和現代英語交織而成。裡面除了有一些自由體詩行以外，還有一些具有諷刺意味的韻律詩行。庫切在這裡也涉及莎士比亞，比如「沒有任何意義」或「你沒有陽光一般明亮的眼睛」之類，而標題和某些詩行（「那時候我該開口嗎？/可是我怎麼開始？」）讓人不禁想起艾略特的《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這並不是一個浪漫情人向自己心愛的人訴說愛意，因為他知道，如果他那樣做，她就成了「凡塵俗人」會慢慢老去、衰弱。他真有點像「哈姆雷特」，如此躊躇且自戀：「對著空無/訴說奇形怪狀之事」。除了庫切的一首短詩《從普羅丘拉至彼拉多》（「Procula to Pilate」）以外，同一期中還刊登了他寫的一首長詩《閣樓》（「Attic」），裡面提到他所在的寫作群體——「一個遊蕩著偉大詩人靈魂的區域」。在他改寫《普魯弗洛克》和《前奏曲》時，這些幽靈馬上出現了：
霧並沒有光臨我們的窗欞，
它只是擋住了我們看煙囪的視線。
幽靈的音樂從未引導過，
古時曠野中的婦人。
1959年，庫切在《格魯特舒爾》發表《真相沉沒》（「Truth Lies Sunken」）一詩。這首詩指涉了厄科和那喀索斯，並得到了當年到南非訪問的路易斯·麥克尼斯（Louis MacNeice）的盛讚。詩的開篇很不錯，它所創造的意境是一口鎖住了真理的井，從井裡散發出水聲在水的表面泛起漣漪。這些漣漪向正在聚精會神地等待著的人類傳達一個信息。羅德尼·埃奇庫姆（Rodney Edgecombe）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這個詩節，他認為庫切通過這種表述，說明真理如同希臘的神諭，只有通過回音、嘲弄，或近乎羞辱的反應方式來回應，因為神諭不會提供直接明確的答覆，它更傾向於謎語和令人沮喪的曖昧或晦澀：
真理陷在井底，
在我們呼喚時發出兩個回音，
呼喚吧，就是在現在，呼喚吧。
看水中你的影像在顫抖；
站立；
站立，如果你不能呼吸，
觀看，它會跟著你，
雖然在井底。
模仿著你的儀態。
因此，這些符號在向你閃耀，
反射著你更強的光芒；
所以，將我們的臉貼在水面上，我呼喚，
等待著我呼喚的回音，
收集著我們的流浪。
1959年庫切在《文學雜記》上發表了一首三聯詩《寒冷氣候詩三首》（「Three Poems from a Cold Climate」）。在這首詩中他幾乎是在寫一首明確的愛情詩，雖然關於愛的表達仍然隱藏在意象之中：
如果現在你會愛我，
我們不應害怕
美洲豹，
因為在我們上方的
拱形，
是愛的象徵。
如果現在你會愛我，
我們不應害怕
沙子，
因為在我們前面行走的，
將是一個拿著水罐的男孩
罐上鑲著橄欖石，
那是愛的象徵。
如果現在你會愛我，
我們不應害怕
石頭，
因為在我們前面將站著
一個蒙面女子，
她的手中有一顆心，
心是碧玉製成，
那是愛的象徵；
各種奇妙人物將來光顧
戀愛中的人。
在1959年出版的《格魯特舒爾》雜誌中，庫切發表了詩歌劇《最後的春天》（The Last Spring）中的兩場戲。這是一部講述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的詩歌劇，庫切在大學畢業前便開始寫，但最終並沒有完成。在《青春》中，他寫道：「這個古老的西班牙人的思想離他太遙遠了，他怎麼想也沒法進入其中……」70
在此期間，約翰遇到了一個人——菲利帕·賈伯。關於這個人，他在《青春》中沒有提及，在後來寫的《夏日》中也沒有提及。菲利帕·賈伯出生於1939年12月13日，比庫切大兩個多月，高中就讀於聖溫貝赫女子中學，與庫切同一年上大學。但是大學期間因為騎馬事故，在三年級時輟學一年，當時在英語系做助教的庫切給她輔導過英語二級課程。她有一個年長11歲的哥哥，叫塞西爾·賈伯（Cecil Jubber），是約翰內斯堡SABC電台廣播劇製作人。他在公司裡是一個比較有創意的人，在20世紀50年代，他的廣播劇贏得了令人欽慕的意大利大獎（Prix Italia），但是後來，因為覺得工作條件越來越差，他的創作日漸減少，再也沒有過去那些創造性作品出現。71菲利帕受哥哥的影響，學的是戲劇和表演專業，並在梅納德韋爾出演莎士比亞戲劇，之後獲得了教師文憑。她向庫切介紹了阿努伊（Anouilh）和尤奈斯庫（Ionesco）的作品，當時的戲劇學校經常研究並表演這些作品。可能是由於菲利帕的影響和鼓勵，庫切開始著手詩歌劇的創作。這是他唯一一次在該方面的嘗試。但他很快發現自己為劇院創作的興趣不大。菲利帕是一個黑髮的美麗女孩，身材修長，眉清目秀，他們的約會漸多，最後成了很好的朋友和戀人。
1960年的一個傍晚，豪沃思教授邀請庫切去他們家做客。他和妻子要去海外6個月，他們需要有人來照看他們的房子和其他事務。這意味著庫切可以住進來幫著稍微打理一下，同時不用付房租。庫切馬上高興地接受了這個提議。如果他不用再花錢租莫佈雷的房子，他就可以節省更多的錢，更早地攢夠去英格蘭求學的費用。
庫切住在豪沃思教授房子期間，丹尼爾·哈欽森發現了他幽默的一面，並在那時成為他的好朋友。之後當庫切留學海外時，丹尼爾接替了看房子的任務。關於他看到的庫切幽默的一面，哈欽森寫道：「他開玩笑不是戲謔、俏皮話，或讓人出糗，而是反諷某種特定的窘境、令人尷尬的經歷，或社會的謬誤，這些都是常人所會面臨的，總是有人佔上風，有人佔下風。他對人與人之間動態的權利變化、他們的動機和借口有著極為敏銳的洞察力，但他會把這種能力巧妙地隱藏起來。」72在豪沃思的房子裡，他們分享了很多樂趣：
他記得在那房子裡幹過一些惡作劇，比如訪客的車胎不知道怎麼回事就癟了，或者踏板被卸掉了。有一次，約翰和當時的約會對像（令人難忘的利西翠妲）為工程專業的學生舉辦了一個燭光晚會。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被騙進黑暗的房間和衣櫃，然後門在他們身後砰地鎖上。等他們滿臉通紅、惱怒地出來後，為了報復，他們偷偷地將樓梯上的地毯釘拔掉。豪沃思返回後，地毯滑脫，他重重地摔到地上，傷了腳踝，從此一直都需要用枴杖……我們每週都到鎮附近的餐廳用餐，每人輪流挑選用餐的地方。（後來，他被診斷患有乳糖酶缺乏症，從而成為素食者。）有時我們開著他那輛破舊的小菲亞特車去看朋友。其中大多數是他的朋友，訪友目的通常都很奇怪，比如：去看某人耳朵後面那個存在了三周的黑點是否洗掉了，或者去驗證另一個人是否仍然穿著風景圖案的睡衣睡覺。
庫切和同學一起吃飯或惡作劇從不涉及酒精濫用問題。在搬到豪沃思家的第一個月，他要和豪沃思來自新西蘭的朋友和她3歲的女兒共處一棟房子。那位女士是一個酒鬼，一天晚上，她來到他的房間，提議上床，被他拒絕。之後他們就相互迴避，「偶然碰上也是把目光轉開」。在青春》中，庫切講述這個情節，堅定地指出他反感酗酒和醉酒：
他此生還從來沒有喝醉過酒。他憎惡醉酒。他提早離開聚會，就是為了躲避喝多了的人那結結巴巴的無聊談話。在他看來，對醉酒駕車者的刑罰應該加倍而不是減半。但是在南非，人們寬宏大量地看待人在酒精作用下幹出來的每一件過火行為。73
很可能是因為他父親的酗酒和酗酒對他家庭生活的破壞性影響，庫切終身滴酒不沾。喬迪·德萊弗在2009年5月1日的信中寫道：「我覺得庫切家族的人有酗酒傾向，所以我欣賞約翰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他是一位作家，還包括他堅定的自律。」74
五
1960年，在修完英語榮譽學位課程之後，庫切又申請了數學榮譽學位，他是通過開普敦大學的大學理事會特殊批准才得以申請英語與數理統計兩個榮譽學位的。75到了年底，他英語榮譽學位的成績是優異，數理統計榮譽學位是一等。1960年1月數學系的S.史丘斯教授寫了一份證明，大讚庫切的學習能力和勤奮。他所選的十門課程中，五門的成績是一等。史丘斯知道庫切在二年級時可以很輕鬆地在純數學課程中獲得一等的好成績，卻不得不在三年級學習英語三級和純數學三級課程的同時，另修一門一年級的課程：
學業量之大導致他無法兼顧兩方面。就我所知，他今年年初的首要任務是學習英語三級課程，同時還要學數學。結果英語成績得了一個一等，但數學三級課程的成績卻是二等。我知道他如果將時間花到數學上，也會得到一等的成績，因為他並不缺乏數學學習的能力……庫切先生是一個平和、勤勞的公民，並不愛出風頭，幾乎是默默無聞。然而，他的沉穩幹練是常人所不能比的。對於一年級最差的學生，他可以用他的耐心和恰當的演示給以指導。所以，我不遺餘力地推薦他做任何人的數學助理。
庫切在完成英語榮譽學士學位課程後，豪沃思也給他寫了一封充滿讚譽的推薦信。豪沃思提到在選修他的課程的六個學生中，庫切是唯一的一個認真研讀整個課程——涵蓋從1500年到當代的作家和作品，並能夠回答出考卷中所有問題的學生。「他確實是1955年設立榮譽學位以來閱讀最為廣泛的候選人。」他還繼續說，
庫切先生學識淵博，表達完美獨特。他有獨立思維的態度。總之他是完全合格的英語專業學士學位（畢業時是一級）獲得者，並有繼續進行學術研究的潛力。
庫切先生完全值得獲得獎學金，所以我大力推薦此名學生，希望他能夠得到此項獎學金，以便讓他繼續到國外大學進一步學習和研究。
另外，他完全可以勝任文學、編輯或其他學術職位。作為一個富有想像力的散文作者和詩人，他已經顯示出卓越的才華。他成功地參與編輯《格魯特舒爾》這本學生雜誌，並曾協助我本人編輯和出版1959年的《開普敦大學員工和學生文學雜誌》。他也有一定的教學經驗，曾承擔過英語文學課程的教學任務，目前也正負責這一教程的大部分助教工作。如果可能，我建議他申請貴系的研究生助教職位。
從我個人角度講，庫切先生是一個值得尊敬並在各方面都可以信任的人。
我相信不論他將來的職業是什麼，他都會取得巨大成功。
庫切在1961年12月被授予數學榮譽學士學位。但畢業那天，他沒有參加典禮，因為1961年12月15日，他已經登上了從開普敦開往英國南安普敦的輪船。
他離開的一個原因是南非政治局勢的惡化，他隨時都有被要求服兵役的可能。他中學畢業時，國防軍要求在每三個白人男孩中徵募一名服兵役，他曾有幸被豁免。但現在事情可能會改變，他可能在任何時候收到一封信，要求他某個早上九點到比勒陀利亞附近的兵營報到。「他面前只有一條路：逃走。」76但是，除了不願當兵以外，庫切還覺得他在南非所接受的學術訓練，在各方面都還有所欠缺。在1984年寫的一篇文章中，他是這樣表述的：
在我待過的殖民地，我接受了傳統的英語本科培訓。也就是說，我已經學會了如何正確地朗讀喬叟的詩句，辨別伊麗莎白式的手寫體英文；我熟悉珍珠篇詩人，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和約翰·伊夫林（John Evelyn），以及許多其他作家。我可以「做」文學批評，儘管我不清楚它與書評或禮貌地談論書籍有什麼不同。總而言之，這種高仿的牛津式英語研究，已經被證明是很沉悶的。77
他始終希望提高自己在文學方面的學術功底，而所學的數學知識讓他有了謀生的手段。他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在（前）殖民地的局限性，他嚮往大都市，希望在那裡擺脫所有限制。他在《青春》中寫道：「南非是一個不好的開始，是個不利因素。一個平凡的農村家庭，不佳的學校教育，南非荷蘭語〔阿非利堪斯語〕……」78在《夏日》中他這樣寫，阿非利堪人統治著南非，「會說一種孑遺於世的語言，他們不讚賞1945年以來掃蕩老殖民世界的多種強勢力量」。79
對於庫切來說，地球上只有兩個或三個地方可以讓他充分感受生活，一個是巴黎，情愛與藝術之都；一個是維也納，邏輯實證主義之城，有勳伯格（Schonberg）的十二音音樂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第三個城市則是倫敦。但是，他發現他的法語水平不足以讓他留學巴黎，而維也納屬於猶太人，他們要返回那裡，爭得他們的生存權。於是就只剩下了倫敦，南非人去倫敦是不需要簽證的，而且那裡也說英語。此外，這裡是艾略特和龐德曾經生活過的城市。
1961年11月20日，他拿到了一本南非護照，並在12月坐船離開開普敦奔向南安普頓，然後從那裡乘水陸聯運列車到達倫敦。他還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麼；他曾很喜歡百鳥噴泉農莊貧瘠的土地，他還未能預見倫敦的冬季會如何影響他；他也不知道一個來自」殖民地」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在這個英國的首都往往是一個孤獨的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