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約翰·庫切1962年抵達倫敦的時候，與其他年輕人，包括英國本土的年輕人相比較，有著智力上的優勢。但是他知道自己在殖民地所受的學術訓練也存在劣勢，他把自己看成一個「身在大英帝國、處於弱勢和社會邊緣的青年知識分子」。1他在許多方面，特別是情感上，還是新手。當時他只有21歲，他的生活經驗主要來自於書本。但是他是一個有進取心的人，希望「抖掉腳下鄉野的塵土」。2後來，在《彼得堡的大師》（The Master of Petersburg，1994）一書中，他將這種情感投射到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
人們年輕的時候對周圍的一切都覺得煩。人們煩自己的祖國，因為祖國好像老舊沒勁。人們要求新景象，新思想。人們以為在法國、德國或者英國能找到未來，而自己的國家太沉悶，不可能找到。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維也納是施特勞斯家族的居住地，他們的華爾茲被認為是哈布斯堡宮廷風格與魅力的象徵。20世紀20年代，隨著海明威、畢加索、菲茨傑拉德和喬伊斯的到來，巴黎成為文化的橋頭堡。到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它又成為戰後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學術聖地，他們在那裡探索新的哲學運動，比如存在主義，還嘗試不同的藝術形式，從超現實主義到荒誕劇不一而足。倫敦是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趕上來的。雖然直到1966年，《泰晤士報》上才刊登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將倫敦稱為「搖擺之城」，之前那個寒冷、正統的英國首府在1962年時已經發生了不少根本性的改變。這個城市21歲以下年輕人有500萬，他們中的一些被垮掉派詩人和劇院中的憤怒青年所鼓動，正在推翻英國社會的傳統。
繼保守黨內閣部長約翰·普羅富莫（John Profumo）因為性醜聞而下台後，保守黨的統治也暫告一段落。1964年，工黨的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在競選中險勝。當時他年方五十，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英國首相。1965年1月24日早晨，正是星期日，溫斯頓·丘吉爾逝世，整個英國陷入悲痛之中。他的遺體被放置在威斯敏斯特大廳三天，320萬人排隊幾個小時，向他致敬。1965年1月30日星期六，丘吉爾的國葬儀式在聖保羅大教堂舉行，之後他被埋葬在布倫海姆附近。英國歷史學家多米尼克·桑德布魯克（Dominic Sandbrook）認為「這是近十年來國內發生的最重大的事」4，但也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帕特裡克·奧多諾萬（Patrick O』Donovan）在丘吉爾葬禮後第二天在《觀察家報》發文指出：
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了。……倫敦最後一次作為世界的首都。這是在哀悼一個帝國的過去。這標誌著偉大英國的結束。
《時代週刊》是這樣描述20世紀60年代英國首都所面臨的變化的：
倫敦已經出現搖擺，其深刻的意義遠遠超過流行文化本身的豐富多彩。倫敦已擺脫了過去的那種囂張氣焰，那種妄自尊大和長期以來一直保持的特權感和自豪感。這是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而讓人看到這一點的正是倫敦人那特有的慶祝方式。5
按照《青春》的描述，庫切這個在學校時完全不喜歡搖滾樂的人，也開始饒有興趣地觀察街頭和地鐵中的年輕人：長髮男子，「穿黑色窄腿褲子，尖頭皮鞋，有許多紐扣的盒子形的緊身上衣」；女孩則「來自世界各地：以服務交換免費食宿的互惠姑娘，學語言的學生，或就是來旅遊的。她們的頭髮從兩側耷拉下來蓋住面頰，眼睛塗黑色眼影，神態溫文神秘」。6
在《男孩》裡就有記述，庫切自從16歲以來，就對女性和她們神秘美麗的光環感到著迷。他很疑惑且不滿地發現英國在試圖模仿美國的音樂和來自美國的最新潮流：
通俗報刊上登載著音樂會上大聲尖叫的女孩子的圖片。頭髮長及肩膀的男人用裝出來的美國口音又是喊叫又是低訴，然後把他們的吉他砸爛。他簡直無法理解。7
庫切對於城市塵囂的態度是退出，而不是參與。他不去妓院和酒吧，在一家名叫昂角街角的小飯館裡吃便宜又管飽的餐食。庫切的另一個變體——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在2003年作品中講述的經歷很有自傳性：「但就是這個女人，四十年前，日復一日，把自己藏在罕普斯戴德的臥室兼起居室裡，自言自語；傍晚時分，她慢慢地出去，到霧濛濛的大街上，去買她賴以為生的魚和油煎土豆片，夜裡則和衣而睡。」8
庫切所在的英國社會珍視個人的自由與國家的自由，這與他所離開的南非是不同的。英國是第一個向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公民敞開國門的西歐國家，以至於倫敦這個城市的人口狀況已在逐漸改變，而有時這個改變是英國人所不願意看到的。庫切在報紙上讀到諾丁漢和諾丁山的種族騷亂，但是他至多只是一個觀察者，而不是一個參與者。
在國際大環境下看，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1961年，共產黨建起柏林牆，阻止難民流入西方。比利時屬剛果於1960年獲得獨立，其他非洲國家紛紛效仿。剛果獨立後的動盪拉開了20世紀60年代其他形式的暴力行為的序幕。1962年法國總統戴高樂被迫在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停火，並與被取締的政府進行談判。美國自由主義者約翰·F.肯尼迪在1961年當選為第35任總統，卻在兩年後被暗殺。
《青春》中並沒有反映這些事件。不過庫切確實提到了核裁軍運動在倫敦市中心組織的遊行，反對在英國奧爾德馬斯頓（Aldermaston）建立原子武器基地。
庫切表達了他的困惑：英國總是與美國人站在同一邊對抗俄羅斯，而自1854年以來，就他所知，在所有戰事中俄羅斯一直都是站在英國一方的：
又不是英國人真喜歡美國人。報紙上的漫畫家總是挖苦美國來的旅遊者，抽著雪茄，大腹便便，身上是印花夏威夷襯衫，揮舞手裡攥著的大把美金。依他之見，英國人應該效仿法國人，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讓美國人和他們的新朋友西德人去抱著他們對俄國的懷恨不放好了。
報紙上滿是關於核裁軍運動的消息。報上刊登的骨瘦如柴的男人和頭髮蓬亂、相貌平平的女子揮舞著標語牌喊口號的照片，沒有使他先入為主地對核裁軍運動有好感。另一方面，赫魯曉夫剛剛實現了一招戰略高招，在古巴建立了導彈艙以對抗包圍俄國的美國導彈。現在肯尼迪威脅，如果俄國導彈不從古巴撤出去，就要轟炸俄國。核裁軍運動鼓動人們反對的是美國在英國的基地將會參加的核攻擊。他不能不贊同他們的立場。
美國的間諜飛機在俄國貨船橫跨大西洋向古巴行駛時拍攝了照片。美國人說貨船運載著更多的導彈。在照片上導彈——防水帆布蓋著的模糊的外形——用白色圈了起來。在他看來這些形狀也完全可以是救生艇。報紙對美國的說法沒有任何懷疑，這使他感到驚奇。
覺醒吧！核裁軍運動的人叫喊道，我們正處於核滅絕的邊緣。這會是真的嗎？他想每個人，包括他自己在內，都會滅亡嗎？
他去參加了在特拉法爾加廣場舉行的核裁軍運動大會，小心地待在外圍，以表示他只是一個旁觀者。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群眾大會：揮舞拳頭，喊口號，總的來說是在煽動情緒，使他反感。他的看法是，只有愛和藝術才值得無保留地為之獻身。
群眾大會是核裁軍運動的堅定分子一個星期前在奧爾德馬斯頓城外英國原子武器基地開始的五十英里大遊行的高潮。幾天以來，《衛報》一直在刊登濕漉漉的遊行者行進中的照片，現在，在特拉法爾加廣場上，人們心情很沉重。他聽他們講演時漸漸明白，這些人，或他們之中的一些人，確實真的相信他們說的話。他們相信倫敦將會受到轟炸，他們相信大家都會死去。
他們正確嗎？如果他們是對的，那就顯得太不公平了，對俄國人不公平，對倫敦的市民不公平，但是對他最不公平：由於美國的好戰，他將被燒成灰燼……
跳出油鍋又落進了火坑！多麼大的諷刺！逃脫了要抓他壯丁的南非白人和要把他趕進大海裡去的黑人，結果發現自己在一個不久將被燒成灰燼的島嶼上。他生活的是個什麼樣的世界？人在哪裡才能找到沒有狂熱政治的地方……
群眾大會結束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間……
幾天以後危機突然過去了。在肯尼迪的威脅面前，赫魯曉夫投降了。貨船被命令掉頭返航，已經在古巴的導彈被拆除了。俄國人提供了一種形式的話語來解釋他們的行為，但是他們顯然丟了面子。從這一歷史事件中，只有古巴人勝出。他們毫不氣餒地說，不管有沒有導彈，他們發誓要為保衛自己的革命流盡最後一滴血。他贊成古巴人，贊成菲德爾·卡斯特羅。至少菲德爾不是一個懦夫。9
雖然庫切一再宣稱，他希望能夠超越殖民地出身者心態，做一個世界公民，或至少做個英國大都市的市民，但他仍然關注南非的動態。他意識到，沒有人能逃脫出身——他至少部分地屬於南非白人。20世紀60年代，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南非變得越來越孤立。1960年2月，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在開普敦議會發表了他的題為「風向變化」的演講，表達了他對南非「獨立發展」政策的憂慮。他表示，英國接受民族解放運動和非洲國家獨立鬥爭的現實，英國將促進英屬殖民地的政治解放，並從非洲大陸撤出。在全民公決中，南非白人選擇共和政體，H.F.維沃爾德總理帶著南非離開了英聯邦，因為後者對南非的內部種族政策表示強烈反對。聯合國和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多次對南非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南非被各種國際組織和體育機構拒之門外。在南非境內，種族隔離政策同樣受到強烈批判，這些批判首先來自說英語的神職人員，接著是荷蘭歸正會，律師和哲學家也表達了反對態度。政府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來對付黑人民眾的動亂，動員警察和公民力量進行反擊，限制人身自由，未經審判就可以拘留公民。
關於南非被排除到英聯邦之外以及英國對南非政權的態度，庫切這樣寫道：
作為南非人，現在待在英國不是個好時候。南非表現了巨大的自我意識，宣佈自己是一個共和國，很快被開除出了英聯邦。開除所包含的信息是清楚明確的。英國已經受夠了布爾人和布爾人領導的南非，一個從來麻煩多於其價值的殖民地。10
按照《青春》中的記述，庫切在寫給母親的信中，對南非發生的動亂、警察對黑人的暴力和政治犯所謂的自殺表達了極為憤慨的態度：
俄國人不應在聯合國發表一個又一個的演講，而應該立刻入侵南非……他們應該派傘兵降落在比勒陀利亞，俘虜維沃爾德和他那幫人，把他們靠牆排成一排，槍斃他們。
…………
南非是他無法擺脫的沉重負擔。他想除掉它，他不在乎怎麼個做法，除掉了以後他才能夠開始呼吸。11
庫切在英國期間，46歲的納爾遜·曼德拉被判處無期徒刑，另外還有他七個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ANC）同事都被指控在境外力量的協助下招募和培訓人員，準備發動戰爭和陰謀侵略共和國。在法庭上四個小時的陳述中，曼德拉沒有談論黑人的民族主義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而是希望南非創設新憲法，形成新的態勢，消除種族界限和階級差別，致力於經濟整合，允許民營企業的發展。
劇作家阿索爾·富加德（Athol Fugard）在寫給他住在倫敦的朋友瑪麗·本森（Mary Benson）的信中是這樣看待曼德拉和他同伴的入獄的：「這個可憐的、無望的國家還曾有過更醜陋的時刻嗎？這種不公正的污點在這個世界上還能印得更深嗎？我想不可能了……是的，南非是醜陋的，她是如此醜陋，連真正愛她的人現在都開始恨她了——這是個悲劇！她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更需要愛。」12
在《青春》中庫切並沒有對裡沃尼亞審判和非國大成員被判刑的事做出評價，也沒有談論過1964年6月13日非國大同情者從布萊頓到倫敦的夜晚遊行。那次，被告確實已被判有罪，並可能被處死。不過後來，庫切在《紐約書評》評價一本有關曼德拉的書時，對此事做出評論。他說，如果南非政權在20世紀50年代已與非國大達成諒解，那麼出現的將是一場由小資的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和平主義者運動。結果，政府將其定性為顛覆性運動，領導人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工具。這步棋讓南非、特別是南非白人，最終付出了沉重的代價。13
庫切是擺脫不了南非的。舉例來說，如果他想申請英國公民身份，需要到南非辦公室去辦理。他通過什麼來申請身份呢？他既不是難民，也不能說自己是難民。他們不會接受他是被壓迫的說法，或者說，他不想返回到南非是出於無聊，或者是因為那裡的道德價值觀已經崩潰。他們會接受他說那是因為恥辱嗎？因為他的父輩在種族隔離制度下恥辱的歷史，讓他想逃離自己的國家？
他對南非的矛盾感覺又回來了。雖然南非是他「內心的創傷」14，他不能無視自己祖先的堅韌與無畏，還有他們曾在卡魯流過的汗、吃過的苦。他的祖先不是為了歡笑快樂而生的，他本人也不是。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裡，他讀到早期開普開拓者的探險筆記，看到熟悉的南非地名，他感到一種親和力，並意識到，「他讀到的是他的國家，是他心中的國家」。他問自己：「愛國精神，開始折磨著他的是愛國精神嗎？他是不是在證明自己沒有祖國不可能生活？」15
二
離開南非去倫敦時，庫切已經計劃好用他的數學背景找一份工作，有一份穩定的收入後，就可以有時間去開展自己的寫作計劃。他在寫作生涯一開始就意識到，僅憑寫作是無法生存的。因此，他向卡夫卡、艾略特和華萊士·史蒂文斯這些先輩學習，先找一個安靜的辦公室安頓下來，再利用空閒時間來提高文學素養，並堅持寫作。
起初，庫切與另一個來自開普敦的朋友保羅住在一起。他住的是一個單間，配備了燃氣灶和水槽，但只有冷水。他儘管打算通過數學技能獲得收入，但只申請了代課老師的工作，並對這工作沒有興趣。後來，他成功地申請到了羅薩姆斯特德農業站的工作，在那裡用一台計算機進行數據分析。但是，當他得知自己必須住在農業站，而這樣可能會錯過詩歌朗誦會、電影、與倫敦詩人和畫家的聚會，甚至戀愛的機會時，他拒絕了這份工作。
後來他在報紙上偶然看到了IBM公司招聘計算機程序員的廣告，於是，他便去了這家行業裡最大，顯然也是最好的公司求職。經過一系列面試和智商測試，幾天後，他就得到了這個年薪700英鎊的工作機會——在倫敦西區中心牛津街附近的紐曼街的辦公室裡做程序員。他是第一代計算機程序員，坐在巨大的霍爾瑞斯機器前工作。雖然工作時間是朝九晚五，但他發現公司的男性員工往往很晚還留在辦公室裡，很少會在晚上十點前回家。他與另外九個同事共用一間辦公室，裡面擺放的都是灰色傢俱。同事中有一個新西蘭女子，年輕貌美，還有一個年輕的倫敦男子，名叫比爾·布裡格斯（Bill Briggs）。午飯時，他和他們會有一些交流。每月有了固定收入後，他有了經濟能力在北倫敦牌樓路附近租了房子，在那裡他可以吃自己做的飯了：燕麥粥、蘋果、麵包、奶酪和香腸，有時可以見到其他房客。
至於娛樂方式，庫切會去罕普斯特德的人人電影院，看安東尼奧尼（Antonioni）的電影，其中一部名叫《裂片》（L』Eclisse），意大利女演員莫尼卡·維蒂（Monica Vitti）在裡面扮演在一個日照過度、被遺棄的城市的街道上彷徨的女人。他幻想著她那「完美的腿、性感的嘴唇和心不在焉的神情」。16他也看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電影，如同報紙所評論的那樣：寂寞的人物，時刻面對著核毀滅的恐懼或上帝死後的不確定性，雖然《觀察家報》認為，人們對這些擔心並沒有太認真對待，認為那些感覺是「生活在北歐漫長的冬天、晚上過量飲酒和宿醉的結果」。17庫切很喜歡英國廣播公司（BBC）三台的節目，裡面會講到藝術發展的新方向，如最新的美國詩歌、電子音樂和抽像表現主義等。他聽到了以前從未聽到過的音樂，也瞭解了很多有價值的講座和討論。例如，他從一系列講俄羅斯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的節目中瞭解到，布羅茨基曾被判處在冰天雪地的北方服五年的苦役，罪名是社會的寄生蟲。通過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他也知道了英格堡·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和波蘭詩人齊別根紐·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他們的作品「再一次告訴他詩歌可以是什麼樣子的，因而他自己可以是什麼樣子的」18。他聽到了勳伯格和貝爾格（Berg）的音樂，也頭一次聽到安東·馮·韋伯恩（Anton von Webern）的音樂。他到泰特美術館參觀抽像表現主義藝術家作品展覽。他站在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畫前足足一刻鐘，卻不知道作品要向他表述什麼。但是，在另一個展廳，他深深著迷於一幅畫：白色的背景上，僅有一個長方形的黑色色塊。這是羅伯特·馬瑟韋爾（Robert Motherwell）的《西班牙共和國的輓歌》Elegy for the Spanish Republic）：
它的力量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既不像西班牙也不像任何別的東西的不規則的形狀，卻在他內心激起了豐富的神秘的感情。它並不美，然而毋庸置疑地表達了美……這個力量是不是和使他的心在看見一個女人而不是另一個女人時狂跳一樣的力量？《西班牙共和國的輓歌》和存在於他靈魂之中的某種幻象是一致的嗎？那麼將會成為他的命運的那個女人又怎樣呢？19
庫切在週六逛書店、美術館或電影院。每逢星期天，他先在自己的房間裡讀《觀察家報》，然後在漢普斯特西斯公園散步，或再觀看一部電影。他在查令十字街上的書店瀏覽，那裡一直開放到晚上六點。福伊爾書店號稱出售地球上的每一本書，實際上那裡很讓他失望。他更喜歡高爾街的迪龍斯書店，在那裡，他找到了一些小眾的詩歌雜誌：
他每樣買了一本，把這堆雜誌拿回家裡專心閱讀，力圖弄明白誰寫了什麼，如果他也想出版東西的話，什麼最適合於他。
英國的雜誌裡面主要都是關於日常思想和經歷的令人感到氣餒的一般性小詩歌，半個世紀前這種詩歌不會引起任何注意。英國詩人的雄心壯志到哪兒去了？……難道他們沒有從龐德和艾略特，更不要說從波德萊爾和蘭波、希臘諷刺短詩家、中國人那兒學到什麼嗎？20
難道這些年輕的詩人不學習艾略特的「客觀對應物」和他遠離自我的寫作戒律嗎？庫切的數學背景促使他很欣賞休·肯納在一本關於龐德的書中所說的話：
詩是一種帶有靈感的數學，它會給我們方程式，但不是抽像的數字、三角形、球體什麼的，而是人類情感的方程。如果一個人的頭腦傾向於魔法，而不是科學，那他會喜歡講這些方程式的咒語，它們聽起來更玄奧、更神秘、更高深。21
逛過書店後，庫切可能會加入星期六晚上狂歡的人流，假裝在外流連或去約會。不過，最終，他還是要坐地鐵回到牌樓路他孤寂的房間裡，問自己：「那麼他在英國幹什麼？到英國來是犯了一個大錯誤嗎？換地方是不是太晚了？」22
如果《青春》講述的內容可信的話，年輕的庫切是鬱悶的，正試圖在寒冷的、迷宮般的倫敦尋找出路，正致力於創造偉大的藝術理想，等待完美的神秘女性來點燃他男性神聖的藝術火花，開始他的藝術生涯。在千篇一律的牢籠般的計算機編程生活中，他和許多女性發生性關係，但獲得的只是生理的滿足，並沒有激情。按尼采的話說，他必須擁有藝術，才不會被真相擊垮。他夢想著自己能成為像龐德一樣的詩人，但是卻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創作和心理的僵局之中。他在慘淡的天氣中，漫步在倫敦慘淡的街頭，無人相約，無從交友：
他沿著大拉塞爾街跋涉到托特納姆大院路，然後往南向查令十字街走去。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多數是年輕人。嚴格地說，他和他們是同時代人，但是他卻沒有這種感覺。他感到自己已是中年，過早到了中年：那些蒼白、謝頂、筋疲力盡的一碰皮膚就會起片剝落的學者中的一個。但深層的他仍是一個孩子，對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無知，充滿了恐懼、不知所措。他為什麼會在這個巨大而冷漠的城市裡，在這裡，僅僅為了能活下去就意味著需要永遠死命拚搏、力求不要倒下？23
在地鐵上，他有意地讀著詩集，希望有女士可以看到他那少有的藝術品味，但希望總是落空。
他收到開普敦大學的一封信，通知他，因為成績優異，他獲得了200英鎊的克羅爾研究生學習助學金。用這筆錢在英國大學學習是不夠的，所以他申請在異地完成開普敦大學的英語碩士學位，由蓋伊·豪沃思做他的導師。他打算寫關於龐德的《詩章》的論文，但最終決定寫福特·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的小說。龐德認為福特是最偉大的散文作家，但被文學界所忽略。在讀過五本福特的小說之後，庫切完全同意龐德的判斷：「福特的複雜、時間上交錯排列的情節，和他隨意做出的、毫無雕琢痕跡加以重複的暗示，這些在許多章以後顯露出是一個重要的主題的暗示在創作手法上之巧妙，都使他傾倒。」24他花了許多個星期六，以及大英博物館閱覽室夜間開放的兩個晚上，研讀了福特的所有作品。他覺得福特的早期作品是令人失望的，很難從中找出傑作。福特的《漢普蒂·鄧普蒂先生》（Mr Humpty Dumpty）是如此乏味，以至他讀著都快睡著了。他唯一擅長做的事似乎就是應對痛苦：
他能夠引上身並且承受的痛苦似乎是無限的。甚至在這樣的時候，當他沉重而緩慢地、無目的地在這個外國城市的寒冷的街道上行走，僅僅是為了把自己走得筋疲力盡，以便回到住處以後至少能夠入睡，他都沒有在自己心裡感到哪怕是最微小的、在痛苦的重壓下垮掉的傾向。痛苦是他的生存環境。他在痛苦之中猶如魚兒在水裡那麼自在。如果廢除了痛苦，他就會不知道該把自己怎麼辦。25
有證據表明，庫切在倫敦的經歷並不是完全像《青春》裡所說的那樣一直憂鬱和痛苦。在接受記者喬安娜·斯科特（Joanna Scott）的採訪時他表示，從數學領域以及與之相關的程序員工作中，他也發現了一定的喜悅，並樂在其中：
數學是一種遊戲，智力遊戲。我對數學的應用——那些將數學應用到工作中的方式——從來就不太感興趣。對我來說，遊戲是人類的特徵之一。我用懷疑的眼光看「工作」這個詞。當人們談論自己的工作時，我問自己：以工作的名義，有什麼要被出賣，被犧牲？26
使用計算機工作還教會他更簡潔、更濃縮的表達方式：
我花所有的時間去寫系統程序……好處就是精練。人們都會很合理地希望程序員在結束一天的勞動時，可以完成五行代碼。這五行指令將非常巧妙地以自己的方式節省空間和時間。這對二十出頭的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每天寫幾行的觀念，讓那個年輕的我習慣了花費無盡的時間去改和削減，而這正是我寫作的方式。27
這期間，庫切也勸他的弟弟大衛來倫敦嘗試新聞工作。大衛曾就學於開普敦聖約瑟和隆德伯西男子中學。由於經濟原因，大衛不得不中斷學業，到帕丁島的羊毛局工作。其間，他利用業餘時間在米氏藝術學院學習，打算做一個藝術家。但他最終放棄了這個打算，這讓母親維拉很欣慰。和他的哥哥一樣，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心靈手巧：他可以把一輛汽車拆了，然後重新組裝。他花了很短的時間就學到了一個修車師傅的全部手藝。週末，他同不同膚色的年輕人混在一起醉酒，生活很不著調，在法律的邊緣行走。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交白人女朋友、從事「白人」的職業、過「正常」的中產階級生活，對他來說意味著自己被種族隔離所劫持。他回到開普敦大學師從非洲研究教授傑克·西蒙斯（Jack Simons）。但最終這位老師被認為是共產主義者，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工作，並離開了南非。28大衛在1965年也離開了南非，繞道希臘到達倫敦，成為一名記者，後來得到了北倫敦報業的一個重要職位。因為兩個兒子都在倫敦，維拉在此期間來到英國。
在IBM工作之餘，庫切通過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讀來擴展他的文學知識。除了閱讀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小說以外，他也讀到了塞繆爾·貝克特中期的小說，從《瓦特》到《無名氏》。他寫道：「我一遍又一遍地讀那些書。那種反覆的文本細讀幾乎影響到一個人說話甚至思維的習慣。」29他也閱讀了很多亨利·詹姆斯和D.H.勞倫斯的小說，不過勞倫斯小說中的女性人物讓他感到不安，他從未成為勞倫斯派的成員。住在倫敦期間，他寫了大量的詩歌，另外還寫了一篇故事，但沒有寫任何散文。
在《青春》中，庫切只是淡淡地提到他寫的詩歌，這些詩都不曾在雜誌上發表，也沒有保留。但是1963年4月，他確實在開普敦大學戲劇社出版的雜誌《獅子和黑斑羚》中發表了一個有趣的實驗性創作，表明他在做電腦程序員期間所做出的成績。該詩也曾發表在《開普敦時報》上，標題是《電腦詩》（「Computer Poem」）：
黎明，鳥，一條小溪，一個平靜的早晨，
你站在樹木之間，孤獨又緊張。
你哭過。
夜晚你不在我身旁，
恐懼，迷茫
在貓頭鷹和黑人之中，
渴望暴力。
庫切這樣描述該詩的成因：
這首詩是在倫敦西一區紐曼街58號的1401號計算機生成的，後由我編輯。我在編輯中試圖盡可能少地減少那些「獨創性」詩句（就電腦版本和編輯版本的關鍵詞而言），但是如果沒有我的編輯，（用我設計的程序）生成的電腦詩歌將很簡單、很無聊。
我使用「簡單」這個詞的意思是，如果用一個更複雜的程序，現在大多數編輯能做的工作都可以由電腦來做。這包括規劃詩句的結構，選擇相應詞語，並從最終產生的數據中篩選。顯然，在低級別的複雜程序的使用中，還需要有基本評判能力的編輯來創造詩歌。總之，我為本詩設計的程序如下：
1.結構：這首詩由八部分基本陳述組成，每個陳述都基於以下模板：
你躺 現在時動作
在床上 地點
單獨地 過去時動作
你思考 現在時動作
在臥室裡 地點
陰沉地 方式
無望 方式
這裡的每一個陳述的初級形式都沒有「你/我/他們」，這些人稱是隨機添加的；然後再隨機（有點玩世不恭地）插入帶有自然性質的描述。
2.詞彙：如果編輯懶惰但很明智，他會迅速選定一個生活區域，找出這一區域的幾個關鍵詞，然後使用羅傑特詞庫提供四種——表示動作詞彙，表示地點詞彙，表示方式詞彙，玩家隨機的自然性質詞彙。這裡所選擇的生活區域是和個人疏離的。詞彙總計約800字。
3.選擇：電腦根據被提供的詞彙、詩的結構和程序生成詩歌，直到所有的詞彙用盡，也就是去說，直到用詞彙和結構所能生成的所有可能的詩都已經寫入。編輯通讀所有已經打印出來的詩歌（在這種情況下，以每分鐘75首詩的速度生成2100首詩），做出選擇和刪減，最後發給出版編輯。
在一篇發表於1968年的文章中，傑弗裡·哈里斯奈普以幽默詼諧的筆調回憶了在蓋伊·豪沃思創意寫作聚會上是如何朗讀和討論詩歌的。他用一位名叫博費德福萊德·瓊斯（Perfeddwlad Jones）的人物來影射庫切——一個喜歡酸奶、雞蛋，笑容高深莫測的傢伙，「像霍迪尼（Houdini）(1)一樣神秘」。他還提到了庫切的電腦詩：
「你可能不知道，」他說，「一台電腦可以將我們不同的經驗關聯起來。能生成這種例子的機器起碼有350000的內存。」
「你的意思是它確實能寫作嗎？」漢娜急切地問道。
這給了博費德福萊德一個機會可以顯得像德爾斐神諭一樣高深莫測。他悄悄地說：「這取決於你所說的寫作是什麼意思。」
他接著解釋說，自己已經將所有必要的數據輸入到機器中，並指令它寫一首激情詩。如果不是那麼正統地想，創作的結果可以被看作是一部簡潔的傑作：
我的紅色嗝（hic）
在樹的藍色陰影中
我們堆砌（caboobled）著
迷人的嗝花。
博費德福萊德趕緊向我們保證，他絕對沒有使用一台喝醉酒的電腦。「hic」只是一個技術故障。「Caboobled」應該拼寫為「considered（考慮）」。
他總結道：「使用這種方法，我們可以超越詹姆斯·喬伊斯的自由聯想和意識流文學流派。」這裡面有無數的可能性。30
庫切在倫敦除了寫詩以外，還在短時間內完成了關於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碩士論文，這進一步證明，他在《青春》中說自己在英國期間一事無成，是不對的。論文題目是《福特·馬多克斯·福特作品，特別是小說作品研究》，於1963年11月向開普敦大學提交。
福特在20世紀初與約瑟夫·康拉德密切合作，早期創作的都是輕小說和歷史小說。他早期創作的最高成就是《好兵》（The Good Soldier，1915），內容來自作者本人的經歷和苦難，庫切在論文裡將這部作品描述為「英文作品中最好的純數學文本」。小說詳盡敘述了四個人的生活經歷，他們一起和諧友善地居住了十餘年，但小說的結尾處透露出完全不同的實情。福特比較在意要在正確的地方使用正確的詞語，字斟句酌，所有元素要完全整合。這為庫切後來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範例。
論文結構嚴謹，引用翔實，對作者背景足夠重視，這些特點也體現在庫切後來為《紐約書評》寫的文學評論中。該碩士論文顯示出他是一個成熟的文學評論者。下面的碩士論文節選顯示了庫切早期完美的寫作技巧，以及他進行評論時的信：
直到最近，美國以外的國家對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介紹似乎仍停留在文學教科書中的腳注上：「康拉德還與F.M.惠弗（F.M.Hueffer，福特曾用名）合作了三部作品。」去世23年後，福特依然被含糊地稱為亨利·詹姆斯的拉斐爾前派朋友、一位美國純文學作家或龐德曾短暫迷戀過的作家。他的書根本無人關注。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完全被忽略的命運對於這位優秀的作家來說有些不公平。他出生於一個著名的拉斐爾前派家庭；17歲時就發表了一部小說；詹姆斯是他的朋友，也是他一本作品中的人物原型；約瑟夫·康拉德是他多年的合作者；他本人是一本著名評論雜誌的主編，該雜誌在幾個月內連續出版詹姆斯、康拉德和勞倫斯（首次出版）的作品；他也是另一本評論雜誌的主編，該雜誌出版了喬伊斯、龐德和海明威的作品；他是本世紀最好的浪漫歷史小說作者，是英語界最優秀的法國小說作者；他寫過關於一戰最好的小說；他對海明威和格雷厄姆·格林產生的影響世界公認；福特似乎不僅應該被評論，而更應該被認可。
然而，對他的忽視是可以理解的。他早期的職業生涯也許是太輝煌了，他45歲從戰爭中回來時，發現自己幾乎被人遺忘了。他早期與康拉德的合作對他很不利，因為他的名字一直處於康拉德的陰影之下。作為《英國評論》的主編，他無私地給其他作家寫評論，結果只是得到「青年精英前輩」的頭銜，自己的成就倒被忽略了。他大量的創作將他最好的小說掩蓋了起來，而後者是成功的關鍵。
大概還有一些和寫作無關的原因：他的姓惠弗很難發音；他於1919年又改了名字；他的德國父親；他無法謹慎處理自己的私人事務；他給自己的作品選擇品位不佳的名字；康拉德的妻子和前情婦對他的人身攻擊；他生命最後17年自我流亡，離開了英國；他轉向了美國大眾，加上他頭尾循環的名字，在一般英國讀者眼中，他屬於美國作家的範疇。
儘管在英國幾乎被人遺忘，福特得到了美國人的重視。自1950年以來，他最好的兩部小說《好兵》和《遊行的結束》（Parade』s End）在美國得到廣泛閱讀。從1948年以來，批評家馬克·肖勒（Mark Schorer）、R.P.布萊克默（R.P.Blackmur）、休·肯納和羅比·麥考利（Robie Macauley）等開始研究他的作品；在過去兩年裡，美國已經出版了四本關於他的批評和學術書籍。其中，理查德·A.卡塞爾（Richard A.Cassell）的《福特·馬多克斯·福特》和約翰·A.梅克斯納（John A.Meixner）的《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小說》屬於介紹類，第三本保羅·L.威利（Paul L.Wiley）的《三個世界的小說家》則是一本相當深入透徹的評論書籍，將福特放在了一個歷史學家的獨特位置上。加之最近由格雷厄姆·格林編輯的、在英國出版的《博得裡·海德版福特·馬多克斯·福特》，所有這些跡象表明福特沒落的日子可能即將結束。
三
1963年初，庫切在倫敦的第二個冬天，他發現，從自己在IBM所掙的每月60英鎊的收入中，他只能勉強節省10英鎊。另外，他還發現，IBM的客戶之一——龐弗雷特先生，在用數據為英國皇家空軍開發一種新型轟炸機。這意味著，庫切「極其偶然地、在極小方面……成為英國防務努力的一個部分，他促進了英國轟炸莫斯科的計劃。這是他到英國來的目的嗎？參與惡行，一種沒有回報的，連最最虛幻的回報也沒有的惡行」。他甚至想偷偷地篡改數據，「盡一份力量使俄國不受轟炸」。但是，《青春》中指出，這導致了他的另一種困境：「他有權利在享受英國的款待的同時破壞他們的空軍嗎？」31
庫切在1963年的春天辭去他在IBM的職位。儘管他質疑自己在軍工方面可能發揮的作用，但這樣做最主要是為了能有更多的時間寫他的碩士論文。他不想一心二用。他告訴IBM的管理層，他辭職的原因是不能與同事們很好地相處。他們對這種解釋不怎麼接受，也導致了對他的一絲不滿。因為沒了收入，他不得不在住的方面精打細算。他為一個去希臘度假的女士看房子。後來，他與一個馬拉維婦女和她的小女兒共住一棟房子，還得保護房子不被房東前夫破壞。這時的他開始戴眼鏡，留鬍子，並從此保持這樣的形象。在業餘時間，他會去倫敦的公園散步，就像小時候他的父親失業期間在開普敦的酒吧消磨時間一樣，他也要走很長時間再回家。32很快他發現，他的工作許可不允許他隨意換工作，他的每一個變化都需要得到內政部的批准。他收到一封公函，要求他在21天內更新工作許可，否則他將不被允許留在英國。一定是IBM裡有人告發了他，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該回到南非去。他曾這樣寫道：「事實是，如果他回到南非，他就再也不能從那裡擺脫出來了。他會變成和晚上聚集在克利夫頓海灘上喝酒、互相講述過去在伊維薩島上歲月的那些人一樣了。」33他對那些聚集在克利夫頓海灘上的作家和藝術家是頗為嘲諷的，尤其是尤伊斯·克裡格（Uys Krige），他曾在20世紀30年代長期居住在法國和西班牙，並翻譯了維隆（Villon）和洛爾卡（Lorca）的作品，為南非文學帶來了地中海的新鮮風情。
在《青春》中，庫切以疏離的第三人稱視角敘述，始終迴避自我。庫切在這裡更進了一步，開始選擇忽略某些事實。按照《雙重視角》和他在開普敦大學的就職演說中所說，他在保持自傳的性質。在《雙重視角》的一個採訪中，他指出自傳是「一種自我的寫作，在其中你要尊重你自己的歷史。但是要講什麼樣的事實呢？要講所有的事實嗎？不需要，如果要講所有的事實，那事實就太多了。你要選擇那些符合寫作需要的事實……從生活的記憶中選擇內容來講你的故事，在選擇的過程中，你會漏除一些東西」。寫自傳者有權選用材料來寫，因為他要從個人角度或故事結構角度做判斷和刪減。在接受採訪時，庫切說：「選擇是很重要的一點。一本自傳可能完全出於事實，然而，事實是可以經過選擇的，因為你不可能將所有的事實都寫進書中。所以真正的自傳和虛構的自傳之間的界限並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明確。真正的自傳取決於數據的選擇和遺漏。」34
庫切在《青春》中遺漏的事實有一部分是關於1963年的春天的。在他到達倫敦大約一年零三個月之後，他又回到了南非。他經喀土穆和坎帕拉中轉飛回南非，並住在開普敦格拉德斯通街林登閣202號。他在那裡完成了碩士論文。他再度與大學同學菲利帕·賈伯交往，當時她在拉羅謝爾女子中學教書。他們於1963年7月11日在約翰內斯堡結婚，因為當時菲利帕的父母和哥哥塞西爾都住在約翰內斯堡。庫切還是決定返回英國，但他們不得不等到年底菲利帕在拉羅謝爾的合同到期之後。婚禮後，他們返回開普敦，菲利帕上班期間住在帕爾，週末到林登閣與庫切相聚。35在碩士論文的致謝中，庫切感謝妻子「幫助完成這份打字稿」。
他們結婚的決定很突然，之前沒有漫長的求愛階段。菲利帕比沉默寡言的庫切更善於社交。她通常是快樂的，雖然並不總能保持冷靜、平和。似乎她的社交技巧與庫切是完美的補充。她是否從一開始就佩服他的智慧和才華，知道他要成為作家？無論如何，他們結婚時還都非常年輕，男方只有23歲，女方也只稍大幾個月。他們兩個都不可能預見婚姻會給他們帶來什麼。
四
婚禮後不久，庫切在開普敦時就開始嘗試找英國的工作。他咨詢了英國教育部，並在1963年8月28日收到回信確認，他因為有開普敦大學的畢業證而被允許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小學和中學工作。他進一步希望自己的申請可以換來一份僱傭合同，讓他在過海關時可以出示給移民官員看，以保證他留在英國。在後續的11月19日的信上，他被告知，赫特福德郡沃特福德的維多利亞中學缺一名英語代課老師，校方邀請他去面試，這一邀請可以讓他在英國停留14天。學校的任命委員會秘書寫信道：「我們受內政部批准，起草該信件並發送給您……憑此信您可以進入英國。它將證明您有可能擔任教職。我們建議您將此信與教育部承認您可作為一名合格教師上崗的信件一起出示給移民官員看。」他又補充說：「雖然沃特福德有著鄉村小鎮的氣氛，但它是一個宜人的地方，有市場，另外印刷業蓬勃發展。它位於赫特福德郡，距倫敦約18英里，有火車直接連通兩地，交通便捷。」在一封寫於1963年12月2日的信中，維多利亞中學的校長請庫切於1964年1月13日去見他。
但這個職位並不像庫切在1962年做的那份工作可以讓他在倫敦享受那裡的城市生活設施。這時，另一個機會出現了。他在1963年10月16日收到IBM在英國的競爭對手——國際計算機與製表有限公司（ICT）人事主管寫來的信。信中說他們可以幫助他，但他們得先見他一面。他隨信寄了一張申請表，讓庫切填好，並發回給他。
1963年12月30日，庫切和菲利帕坐上了從開普敦開往南安普敦的輪船，並於1964年1月10日到達。庫切在一封1978年1月25日寫給邁克·柯克伍德（Mike Kirkwood）的信中將此次航行描述為「漫長、炎熱而無聊」的旅程。和他們一起乘坐這艘輪船的還有他的同學裡克·特納。特納要去巴黎，他醉心於薩特與諾曼·梅勒。他借給庫切一本書，是梅勒的文論集《我自己的廣告》（Advertisement for Myself）。特納娶了美麗的芭芭拉·哈伯德（Barbara Hubbard），後來他們帶著第一個孩子到庫切在薩裡郡巴沙特的家中拜訪。「他們落下了一個半品脫容量的鍋，我一直沒有還回去。」
庫切很可能是在1月13日與維多利亞中學的校長見了面，但他並沒有接受這個職位。這個結果的原因不明。可能是庫切不想教這個水平的英語，或者可能是校長有另一名更好的人選。
1964年2月10日，庫切開始在伯克郡的布拉克內爾為ICT工作，年薪1209英鎊，工作條件要比在IBM時好些。布拉克內爾位於倫敦以西33公里處的牧場森林裡，始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9年。庫切和菲利帕不住在布拉克內爾，而是住另一個小鎮上——薩裡郡的巴沙特。該地距布拉克內爾約一個半小時的巴士車程。庫切發現，這個小城鎮比城市更適合他。ICT總部設在一座莊園裡，他可以與其他程序員在午餐時間打板球，就像在中學時那樣。他的工作讓他有機會與劍橋大學偉大的數學家打交道。他經常去劍橋，公司會為他支付在那裡過夜的費用。
然而，他很快就發現，劍橋大學的數學實驗室與奧爾德馬斯頓的核設施有牽連——該實驗室在冷戰中站在同盟國一方。如果與奧爾德馬斯頓合作，他將與邪惡同流合污，在英美對抗俄羅斯的衝突中，他成了參與者。與此項目相比，IBM那邊鮑姆弗萊德的項目顯得微不足道。他要繼續參與這個項目，背叛他的道德原則嗎？他回想起T.S.艾略特《大教堂兇殺案》中一句很有名的話：
最後的誘惑是最大的背叛：
為錯誤的因做正確的事。36
按照這話提供的思路，庫切寫道：「要緊的是做該做的事情，不管是出於正確的原因還是錯誤的原因，還是根本沒有原因。」37
在ICT的日子裡，庫切結識了一位程序員同事——來自印度的甘納帕西（Ganapathy）。甘納帕西藐視關於英國的一切，更喜歡美國，因為他曾在美國生活和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庫切也在問自己，他要在這個氣候惡劣的可憐島嶼上做些什麼？有一天，他們走在薩裡郡鄉間，甘納帕西表示，這樣的環境對他們兩個都毫無意義。他說，在美國至少還有通宵營業的漢堡包店舖。庫切並不在意漢堡包，但他朋友所描述的美國環境比他所知道的英國要明顯好一些，儘管報紙上長篇累牘地報道了美國發動越南戰爭的暴行。庫切被美國人如此駭人的行徑震驚了，他寫信給中國駐倫敦使館，希望通過當一名英語教師做些貢獻，但這封信沒有任何回音。
在接受肖娜·威斯克（Shauna Westcott）採訪時，庫切說，他在英國為兩個不同的公司工作了兩年多，「這意味著生活在一群對技術進步、文明開化等等沒有任何批判信念的人中間。此外，作為英國人，他們從不懷疑他們所知的世界會持續相當長時間。這讓我感到非常異化與短暫。但他們也有讓人佩服的地方，比如辛勤工作的習慣。此外，他們大多數都很聰明，特別是我在劍橋大學遇到的並共事過的那些人」。38他過度謙虛地聲稱：「這最終讓我決定退出：我的智力不在他們那個量級上。」在接受記者費爾南多·利馬保羅（Fernando de Lima Paulo）採訪時，他說：「我不是一個有創造性思維的數學家。我發現（為時已晚），我並沒有真正的天賦。」39
他在英國的生活也沒有給他帶來創作靈感。兩年來，他等待創作靈感來臨，將他變為詩人，但他準備寫作的紙仍然一片空白。40儘管如此，庫切在英國的狀態也絕不像他在1983年2月25日接受《淑女》（Fair Lady）雜誌採訪時說的那樣失敗。除了繼續研讀龐德的詩以外，他進行關於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碩士論文創作。41他開始瞭解貝克特的小說，特別是《瓦特》，他後來學術生涯的最初幾年一直在研究這部小說。他在報紙上讀到關於越南的暴力，並在大英博物館裡探索開普敦早期定居者的日記，這些都是他為第一部小說做的初步研究和準備。他多年程序員的經歷為他將要從事的研究提供了數學和文學的連接。
庫切真的像《青春》裡所說的那樣對南非感到非常反感嗎？住在倫敦期間，他見到了南非詩人西德尼·克勞茨（Sydney Clouts），後者曾在1961年定居英國。他們見面談文學，克勞茨給庫切看了一些他翻譯的南非詩人范維克·洛（Van Wyk Louw）的阿非利堪斯語詩。後來，庫切寫信回南非，讓母親給他寄范維克·洛的詩集《提茨亞》（Tristia）。拿到書後，他很快被吸引了。42
儘管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這期間沒有閱讀其他南非人的作品，但是西德尼·克勞茨對范維克·洛的高度讚揚讓他開始關注南非作家。詩集會讓他頭腦中浮出某些景象，尤其是關於他心愛的卡魯，那裡是他心愛的百鳥噴泉農莊所在地，比如關於卡魯鎮一個夏夜的描寫：「傍晚到來，遠處呼嘯的列車，青澀慘白的麥穗警覺地矗立在土塊上。」43
他是否與范維克·洛有著共同的嚮往：在他那貧瘠、荒涼的土地上，橄欖也可以生長，那些小小的白色建築也應該有一個拉丁名字，也應該與舊的文化傳統保持一致？44
庫切對他自己的國家有一種矛盾的心態，對他逃離到的新城市並沒有感到多少喜悅。然而，是否如《青春》裡所說，他真是如此不快樂，這是值得懷疑的。比如，他曾寫道，一個星期天的下午，他到外面溜躂，迷迷糊糊，但還能意識到自己周圍的事物：
這是他以前沒有經歷過的一種狀態：在他的身體裡，他似乎感覺到地球的不停旋轉。兒童們遙遠的喊叫聲，小鳥的歌唱，昆蟲的嗡嗡聲越來越大，集合成歡樂的頌歌。他的心中充滿了激情。他想道，終於！終於來到了，和宇宙狂喜地結合的時刻！45
這裡有必要提及當時在英國的庫切的同齡人對他的印象。萊昂內爾·奈特（Lionel Knight），現已退休的教師，於1962年的冬天，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裡認識了庫切。庫切和菲利帕在巴沙特居住期間，他們經常一起散步或去拜訪奈特的父母家。當庫切的母親來英國看望她的兩個兒子時，她與奈特的父母一起住了一周。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奈特用很長的篇幅描述了庫切留給他的印象。其中所呈現出庫切做事周到、充滿人情味的形象，在後來對庫切的採訪中不太常見：
我沒想過他未來會成為一個作家。我依稀記得他曾向我展示他寫的東西。但我的確記得他獲得一些數學獎項的自豪勁兒。他從IBM離職前跟管理層有過一個面談，然後我們一起吃午飯。IBM的人想知道他辭職的原因。我想，他一直是想禮貌地迴避這個問題，他覺得可以有更好的機遇。他後來為ICT工作嗎？還是在加入IBM之前為ICT工作？我記得，他認為ICT管理太鬆散，但是正因如此，他在出差去劍橋的途中或在那裡等待任務的時候，可以有時間讀書。我猜，他似乎不滿意那裡的工作，所以申請去布法羅46學習。他很讚許某人說的一句話，認為英國是一個「漸冷的星球」。
當然，他給我看他正在寫的關於F.M.福特的論文，我記得他回南非是為了最後完成這篇論文。說到福特時，庫切稱讚福特所寫的「句子質量很高」。我記得和庫切一起走在國王十字火車站附近擁擠骯髒的街道上，聽他談論《瓦特》和《墨菲》，這兩本書他經常提到。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坐在我父母的花園裡，聽庫切激憤地評論——他很少這樣激烈地談論任何人或事——可能是關於一篇報紙上的文章，或有人問為什麼有些作家要寫那麼多，為什麼不少寫一些卻寫得好一些，等等。我記得他生氣地回應說：就好像任何稱職的作家都會寫個不停，就好像他們願意這樣似的。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離群索居的人。我沒怎麼見過他的朋友或熟人。偶爾見過南非人，比如喬迪·德萊弗，還有他的弟弟大衛。大衛那時是一個狂熱的共產主義者，說話很直接，但像約翰一樣很注意傾聽對方說話。有一個小伙子47來自印度馬德拉斯，約翰前幾年還問到他。我告訴約翰我在一個公共圖書館見過這個人，但是，我們的友好交談並沒讓我更多地瞭解馬德拉斯或他的生活。他可能是個對文學感興趣的數學家，但總歸是一個相當神秘的人，30多歲了還沒有正式工作，日常生活慢條斯理，但說話很直接。約翰喜歡他。我不記得約翰提及他的父親，但他提到過他的母親。她曾住在我母親那裡，一次或兩次？她是一個非常強勢而直接的人，心地善良，舉止得體。她很為自己的兩個兒子，尤其是（當時）約翰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我知道，他會給任何見過他的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把他介紹給我在劍橋的一個學者朋友。當時我朋友年輕的博士妻子在給尖叫著的兒子洗澡，浴盆就放在地毯上，我們也圍坐在周圍。在這樣嘈雜的環境，約翰能夠繼續談話，指尖併攏，安靜而體貼，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約翰有時會很俏皮。他腦子反應快，會問一些不尋常的問題，把人當場鎮住，然後他仔細地觀察他們的反應。我還記得我們在小鎮弗吉尼亞沃特徒步時，他會突然從樹後跳出來，有時會拍些照片。（我們一般是長途跋涉，後來我的未婚妻加入我們的行列。走的時候菲利帕會開玩笑地說自己累了，然後我和約翰一人出一個肩膀，扛著她走。）我記得，他對照片很感興趣（他後來還要我將我們家人的照片發給他），但是當時我沒有意識到這個。他還有很多其他的審美表現。有一次，他到我在倫敦北部的海格特住處做客（那時他住在一棟都是非洲，或許是尼日利亞的租客的房子裡），他看到了兩張唱片，是拉維·香卡（Ravi Shankar）和烏斯塔德·維拉耶甘（Ustad Vilayat Khan）的歌。那時我們都沒怎麼聽到過印度音樂，但他問我更喜歡哪張唱片。我選擇的是相對膚淺的香卡的唱片，他則很老到地告訴我他更喜歡維拉耶甘的演唱風格。我花了很長時間提高自己的音樂品味。
他是一個說話、思考都很嚴謹的人，我必須得說，他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他對菲利帕和我的妻子都很好。當我們在開普敦見面時，他絕對不是一個冷淡質疑的旁觀者。他給我和妻子提供了很多關於開車和旅行的建議，當時我的妻子穿著紗麗，這在南非還是很顯眼的。我還記得一個灰色的黃昏，在牌樓路我和可愛的菲利帕聊天，約翰外出有事。然後我發現他的新婚妻子剛剛到達英國僅幾個小時。48
萊昂內爾·奈特在郵件中給我們所展現的生活在倫敦的庫切與《青春》裡展現的有很大不同。郵件中展現出庫切嬉鬧、幽默和人性化的一面，這一般不會出現在其他對庫切的採訪中。庫切在接受肖娜·威斯克的採訪時說，他覺得英格蘭是寒冷和灰色調的，並補充道：「我不知道，除了學會去自助洗衣店，我在這裡還學會了什麼東西。」49他這麼說確實有些誇張。他在英國三年半的時間，以及他在大英博物館裡所做的研究都為他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但事實是，儘管庫切在英國擴展了自己的視野，他總是感到不開心。他期待著變化，特別是可以完全獻身於文學和創意寫作的工作機會。沒多久，他想到，他可以參考甘納帕西的意見，探索申請助學金到美國學習的可能。
(1)美國著名魔術師、遁術師，20世紀早期以能從各種鐐銬和容器中脫身而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