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們普遍認為，非國大對《恥》的負面評價直接促使庫切決定在2002年永遠離開南非並定居澳大利亞。雖然這可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將他的離開全部歸因於此未免過於簡單化。庫切經常遇到作品不被理解、得到負面評價的情況。在20世紀80年代的全國緊急狀態時期，他在給迪克·彭納的一封信中寫道，無論以什麼方式，只要有可能做出貢獻，他就想留在南非。「作為一名作家，」他說，「我不希望遠走他鄉，部分原因是我看到流亡對作家產生的影響。」1然而，他移民前夕發生的事，特別是發生的一系列事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早在1989年11月，庫切就曾受邀到位於澳大利亞布裡斯班的昆士蘭大學做駐地作家。這次訪問發生在1990年。他的伴侶多蘿西陪同訪問，他們利用這個機會探索遊覽了這個國家。1991年，多蘿西在阿德萊德進行學術訪問，這個城市以及受到的熱情接待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1年8月，他們又來到了澳大利亞，這一次是作為墨爾本大學英語系的客人，住在奧蒙德學院。他們四處旅行，在位於亞瑟·博伊德（Arthur Boyd）故居的藝術家聚居地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還參加了藝術節。他們還參觀了阿德萊德，庫切對阿德萊德的設施和環境印象極其深刻。之後，庫切在堪培拉出席了一個作家座談會，1996年，他和多蘿西因為參加一個作家周的活動而再次訪問阿德萊德。
從第一次訪問開始，庫切就被澳大利亞迷住了。「從一開始，以一種難以言表的方式，」他在2001年8月接受安妮·薩斯坎德（Anne Susskind，南非出生的悉尼文學評論家）的採訪時這樣說道，「我感到一種來自土地和景觀的強大吸引力。我來自非洲，那裡的土地同樣有一種神秘的力量，讓人感覺到自身的渺小。」雖然曾在美國的不少城市居住多年，他從未能習慣北美的風景。在得克薩斯大學的日子裡，他想念空曠蒼涼的卡魯，而在美國的其他地方，他也總覺得自己是個異鄉人。在英格蘭做程序員時，他在薩裡灰色的風景中總感到不自在。他認為，除澳大利亞和南非以外，唯一一個他可以定居的地方是法國農村，但如果是那樣的話，雖然他通曉法語，但他將永遠住在使用非母語的異國他鄉。
在20世紀90年代多次訪問澳大利亞的過程中，庫切被這片土地強烈吸引，他認為可以在那裡定居，進行一次「冒險」。遼闊而又貧瘠的土地讓他想起了卡魯。南非犯下的罪行這裡都不曾發生。在給朋友的一封電子郵件裡，他寫道，坐在悉尼北部鯨魚海灘的長椅上，他欣賞著眼前田園詩般的場景：一個個家庭帶著野餐籃，綠色的海灣伴著橙色的沙灘，遠離危險的困擾。此外，正如他在採訪中對薩斯坎德所說，澳大利亞的平等主義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我所見而言，澳大利亞人自然地以平等的方式對待他人。您可能會說，任何一個從存在嚴重種族隔離問題的南非走出來的人，都會有這種反應。但就我的經歷而言，澳大利亞的平等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相當獨特的。這當然是特定社會歷史的結果。不過，我覺得這非常令人欽佩。」
1995年3月29日，距離《恥》的出版還有四年多的時間，堪培拉的羅賓·麥克馬倫（Robin McMullan）就建議庫切把簡歷提交給澳大利亞大使館申請移民。所以那時他就已經在考慮移民，首選地點是阿德萊德，其次是墨爾本。然而，到了1999年10月，他才聯繫了各方面關係來幫助他進行移民申請，如澳大利亞藝術理事會的尼古拉斯·哈斯拉克（Nicolas Hasluck）、英聯邦文學研究協會的薩坦德拉·南丹（Satendra Nandan）、澳大利亞作家協會的若澤·博爾吉諾（Jose Borghino）。1999年12月13日，他還請求澳大利亞著名作家大衛·馬洛夫（David Malouf）支持他的申請。他現在正要從開普敦大學退休，因此他說：「南非正處於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演變階段，但對養老來說卻不是什麼好地方。自從1991年第一次訪問澳大利亞，我就感覺到了這個國家及其景觀對我的吸引力。對我的伴侶多蘿西來說也是如此。我們想試試到那裡生活。我並不想再找什麼學術職位，我的退休金、寫作收入以及每年兩個月在芝加哥大學工作帶來的收益，足以應付生活。」
那時，庫切委託悉尼的一家律師事務所處理他和多蘿西的申請，他則負責整理一些輔助材料。2001年1月上旬，澳大利亞駐南非大使館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他們，未來一兩個月內就會有結果，並且會是一個好結果。即使在提交申請前，庫切和多蘿西就已經安排好了在2001年2月前往阿德萊德，多蘿西將在那裡擔任客座教授進行講學。「我要去湊湊熱鬧，」庫切在給大衛·阿特維爾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他可能也想去阿德萊德再看看，畢竟他們打算在那裡定居。兩人均定於2月3日離開，庫切待到3月7日，多蘿西則待到4月底。
既然這次訪問他們必須持有簽證，並在邊境出示醫療證明和無犯罪記錄證明，比勒陀利亞澳大利亞大使館的菲爾·洛夫林（Phil Lovering）意識到，如果馬上簽發移民簽證，對所有人來說，事情都會變得簡單。2001年2月1日，庫切寫信給處理他們移民事宜的悉尼律師韋恩·普賽爾（Wayne Purcell）：
我有好消息。如果我能在明天（2月2日星期五）下班前，帶著多蘿西和我自己的護照，到達比勒陀利亞的澳大利亞高級專員公署，我就可以得到移民簽證。然後，我們將乘坐2月3日（星期六）的航班，2月4日（星期日）就能出現在珀斯機場的移民官員面前，以移民的身份登陸澳大利亞。
我的快樂簡直難以言表。感謝您所做的一切……高級專員公署的菲爾·洛夫林給了我們巨大的幫助。
到達阿德萊德後，庫切收到了澳大利亞作家協會的若澤·博爾吉諾發來的電子郵件，告知說他們永久居留的申請已經通過。他喜出望外，官僚主義的車輪竟運行得如此順利。2月13日，庫切寫信給博爾吉諾：
我今天一直想要給您寫信，告訴您這個好消息，感謝您不辭辛苦為我所做的一切。事實上，一切都發生得很快。十天前，我們還在南非沮喪地想著還要等多久。然後，就在原定飛往阿德萊德前——我的伴侶多蘿西在那裡擔任訪問學者——我們收到高級專員公署的電話，告訴我們申請通過了。我飛往比勒陀利亞在護照上蓋上簽證，幾個小時後，我們就出發了。多蘿西將在這兒待到4月底。我會在3月初返回南非。從6月起至11月，我們還有工作要做，首先是在南非，然後是在美國。因此，直到12月，我們才能真正安置下來。現在看來我們會定居在阿德萊德——我們認為它是一個舒適宜居的城市。
庫切最後說，只要達到要求，他非常願意加入澳大利亞作家協會。
庫切於2001年12月從開普敦大學退休。12月28日，他結束了芝加哥的年度工作回到開普敦，開普敦大學校長納布羅·恩德貝萊為他舉行了一場告別宴會。他們的計劃是，多蘿西暫時保留在開普敦大學的教授席位。她將往返於開普敦和阿德萊德之間，每年第一個學期在開普敦履行授課的職責，第二個學期則與庫切團聚。
對於他即將步入的澳大利亞文壇，庫切在與安妮·薩斯坎德的訪談中說，他不能假裝自己已經對它有了充分的認識：
我在年輕時讀過澳洲現代主義作家的作品，如肯尼斯·斯萊塞（Kenneth Slessor）、A.D.霍普（A.D.Hope）、朱迪絲·賴特（Judith Wright）等，我認為他們比南非本土的作家都要優秀。後來我中了帕特裡克·懷特的魔咒，讀了他所有的作品。我也讀彼得·凱裡的書，並且很欣賞他，特別是最近關於內德·凱利（Ned Kelly）的那本書。以任何標準來衡量，萊斯·穆雷（Les Murray）都是一個重要的詩人。我非常喜歡彼得·波特。至於年輕作家的作品，我只零零散散地讀過一些。我最近讀了邁克爾·米漢（Michael Meehan）的第一部小說，並為之折服。雷蒙德·蓋塔（Raimond Gaita）的童年回憶錄也是如此。
關於薩斯坎德問到離開南非後，庫切會懷念那裡的什麼，他回答說：
我不知道自己在身後留下了什麼。確切地說，我想只有在以後回顧過去時，我才會知道自己留下了什麼。我會懷念什麼？或許是在多語言環境中的生活：走在街上，聽到許多不同的語言。我也會想念開普敦大學……不是作為一個機構，而只是作為一種氛圍，人們可以非常自然地和那些漂亮、快樂、自信的年輕人走在一起，他們來自不同的種族和背景，世界在他們的腳下。這是一項特權，並不是每一個老年人都擁有這一特權。
3月初，庫切回到開普敦。5月，他和多蘿西前往西班牙，和一群人一起騎車旅行，從法國邊境的比利牛斯山脈前往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沿著古老的朝聖之路騎過大約800公里的距離。因為車友的騎行速度對他們來說有點慢，八天之後，他們與其他隊員友好告別，獨自南下。兩個人都過得非常愉快。自行車之旅後，他們遊覽了德國、荷蘭、法國和英國，之後飛往芝加哥做年度系列講座。
2001年初，一些報紙已經提到庫切即將離開南非的消息，記者們希望他能確認這一打算並談談移民的原因。然而，庫切不願意與唯恐天下不亂的記者討論自己的移民問題。2001年3月21日，他寫信給倫敦的代理人布魯斯·亨特說，自己已決定離開南非移民澳洲，當一名獨立作家而不謀求學術職位。他寫道，實際的移民，會到2001年底或2002年初才可能實現。他將繼續與亨特所屬的大衛·海厄姆聯合出版公司（David Higham Associates）合作。澳大利亞媒體一周前就收到了他和多蘿西即將移民的消息，南非的報紙也發佈了這一新聞。「我之所以移民，」他寫道，「是出於個人的考量，只關係到我個人和一些親近的人，與他人無關；但記者們顯然喜歡對此加以政治上的解讀。我想，最好不要讓自己陷入爭論之中。」
蘭登書屋（塞克沃伯格成為其附屬公司）的傑夫·穆利根從庫切那裡得知了他們的移民計劃。在3月21日的一封電子郵件中，穆利根請庫切提出建議，他們的南非代表應該怎樣回應記者的提問。庫切回復說，他比較欣賞的一句是直截了當的「無可奉告」。「我認為澳大利亞蘭登書屋，」他用輕快的筆調繼續寫道，「已經接受過採訪了。他們的發言人說，關於移民我已經考慮了一段時間（這是真的），我被獵人谷的小袋鼠迷住了（這對我來說倒是新聞）。」
從庫切對薩斯坎德問題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是經過了深思熟慮才決定離開南非的：
訪談或許並不是探討道德或智力複雜性的最佳方式。離開一個國度，在某些方面來說，就如婚姻的解體。這是一件私密的事。
雖然庫切從未吐露過移民的原因，但從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或許可以得出一些結論。1961年底，當他離開南非前往英格蘭定居時，他為祖國轉向種族隔離的政治路線感到震驚，因而打算不再回國。1966年，他憑富布賴特獎學金在得克薩斯大學學習，後來又在布法羅授課，那時他想在美國永久定居。然而，越南戰爭期間，他在布法羅參加了一個和平抗議，反對警察出現在校園裡，他與其他44名工作人員被捕，儘管他和其他被告人在隨後的審訊中都被宣告無罪，但這一事件仍導致他的簽證未能獲得續簽。加拿大和香港一度為他提供了永久教職，但他寧願回到南非，或許他直覺地感受到了自己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人的真正使命存在於他試圖逃離的南非。無論如何，回國的決定促使他創作了一系列小說，以獨特的形式闡釋了這個國家及其人民面臨的問題，同時，這些作品為當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隨著種族隔離制度的解體，他以自己的方式所抵制的「恥」被認為是過去的事情，但衝突造成的後果依然存在。在1987年的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答謝辭中，庫切指出，南非的種族衝突佔據了作家的全部心靈，以至沒有為其他主題留下任何空間。在種族隔離的年代，他從未成為一名政治活動家；現在，他仍然不想做出積極干預，但即使身處另一個國家，他也將繼續在文字方面做出貢獻。庫切大半生都在創作以南非為中心的書，他意識到自己從來沒有真正成功地逃離這個國家。2這就是為什麼他一再告訴人們，自己並沒有離開南非，只是來到了澳大利亞。事實上，今天世界上1/4的人口都不再生活在祖父母出生的國度。移民已經成為世界性的現象。3人們並不一定因為無法忍受而離開一個國家：他們也可能是為了尋求更環保綠色的牧場。對庫切來說，隨著年齡的增長，澳大利亞變成了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與擁有大量25歲以下人口的南非相比，澳大利亞有更多的人口在50歲以上，更少的人口未滿20歲。一個人口老齡化的國家，與一個年輕人佔大多數的國家相比，它的經濟和醫療都能更好地適應老年人的需求。令庫切感到震驚的是，無論是在議會還是其他地方，澳大利亞的政治議題都十分瑣碎，特別是與南非相比——那裡重大的政治議題往往涉及意義深遠的民族問題。但在澳大利亞，重大議題是過去的事情，民主已經高度進步：他們以一種健康的玩世不恭和輕蔑看待政治和政治家們。
意料之中的是，並不是所有的南非粉絲都能以平常心接受庫切的離開。2002年12月29日，瑪麗安娜·斯沃特（Mariana Swart）在一封誠摯的信中毫不掩飾自己的感情。她寫道：
幾周以來，我一直想寫這封電子郵件。而現在，手持一杯（便宜的）桑格利亞汽酒（來壯膽），聽著博凱裡尼的音樂，我要拿起鍵盤，敲出我必須說的話。
對於您離開南非，我很憤怒——是的，憤怒在我的心中，憤怒在我的指間（酒已生效，將我指間的憤怒撕成碎片），而這一切將有一個悲傷的結局，毫無疑問，您將快速（儘管困惑）地點擊刪除鍵來清除我的話。毫無疑問。但因為您是（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的文學英雄，我希望您能切實負起責任，讀一讀我要說的話，然後再把它移入您的電子垃圾桶（說回收站會有點自不量力，我想）。
簡單來說，事情是這樣的，每當我看到您在隆德伯西騎自行車，或在切克斯拿著購物籃，或是走過貝爾蒙橋，我都會感到一陣安慰。因為我總是想，如果這個男人，我心目中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作家，還在這裡，他一定是看到了這個國家的未來，無論是多麼乾枯貧瘠的未來。
我常常好奇作家如何看待我們這些讀者（如果有這種可能的話）……您是否意識到，我們……讀您的書，並從中得到一些東西，也許是一種美感，無論多麼樸素，也許只是一個段落，一個想法，一個念頭——因為缺乏寫作技能，或者是不夠聰明，我們往往無法說清「得到」了什麼。但通過閱讀您的文字，我們獲得智慧、靈感與真理……我們不僅閱讀您的文字，同時關注您的行動，無論那是多麼不公平或是沒必要。
我問自己：您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做什麼？我只是想不明白。我不明白為什麼您選擇了離開……您應該在卡魯的某個地方安頓下來，著手創作自己最後的兩本或三本（或更多的）書。或者，也許您真的相信白人在非洲沒有立足之地，您在道義上感到必須離開？但肯定不是因為這個，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您為什麼要去澳大利亞呢？雖然和非洲大陸的歷史不同，它也有類似的殖民歷史。這件事為什麼花了您這麼長時間？
不，一定不是上述這些原因；它們讓我感到恐懼和怯懦。當人們出於恐懼和幻滅離開，我們（這裡我指最廣義的南非人）怎樣對待這一事實？而且看起來，人們確實在成群結隊地離開。當然，我知道我也感到恐懼，我也是一個懦夫，因為我清楚地知道，儘管我堅信，即使恐懼，我也必須留在這個國家——我們的國家，但誰知道有機會離開時，我會怎麼做呢？
我最好的朋友中有四個已經離開，前往美國、英國和新西蘭。我知道這封電子郵件或許應該發送給他們，但事實是他們仍然是我的好朋友，我想繼續和他們做朋友。而您，恐怕不得不承受我的怒意——現在怒意已經消散，碎成一小堆失望。我害怕被拋棄在這個我——在非洲大地上繁衍十代後的產物——仍然不懂卻深愛的國家。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您屬於南非。正如我相信，您將永遠只能在這裡進行寫作。您需要這片土地來滋養您。
我恐怕並不長於言辭，而作為一個阿非利堪人可能讓事情變得更糟——我想說的很多話沒能表達出來或有些詞不達意。
儘管我很失望（我才不在乎，我聽到您說），我會永遠欣賞您的作品，並永遠做您的讀者。
二
庫切選擇阿德萊德，而不是更大的悉尼，是出於對農村和小城市的偏愛。4阿德萊德是南澳的首府，其寬闊的馬路，漂亮的廣場，方正、幾乎對稱的城市中心以及其坐落於托倫斯河畔的地理位置，都源於威廉·萊特（William Light）上校1836年的設計。雖然阿德萊德同時擁有英國國教和羅馬天主教大教堂，但南澳這個州並沒有哪種宗教占主導地位。所以儘管這座城市最初因為140多座不同宗派的教堂而被稱為「教堂之城」，但它的兩座大教堂並不具備中心地位。幸運的是，城市裡還有140多家酒吧，形成了一種健康的平衡。
阿德萊德的市區和郊區、生活區被一條由公園和花園組成的隔離帶分隔開，這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對庫切來說，阿德萊德的好處是，離開市中心，驅車30分鐘就能到達農村，如果騎自行車則稍久一些。他和多蘿西決定在羅斯特雷弗區建一座房子，那裡是阿德萊德山的一部分。5因為庫切愛騎自行車，這個區域非常適合他。「即使在最乾旱的夏季，」一本指南類圖書寫道，「距離市區30分鐘車程的阿德萊德山也能為您提供更清新的空氣，蔥鬱的林蔭地，以及樹上傳來的桉樹葉的清香。到了秋季，尤其是在洛夫提山周圍較濕潤的中心地帶，引進的落葉喬木更為這一切添上幾抹絢爛的色彩。沿著風景如畫的狹窄道路前行，你會看到石頭小屋、橄欖園、葡萄園和一車車出售的新鮮農產品。當地人笑得合不攏嘴，因為美好的生活而感到幸福。」庫切，也許不至於樂得合不攏嘴，但阿德萊德的種種迷人之處也著實讓他感到高興。在接受學術期刊《流明》（Lumen）採訪時他說：「在我看來，阿德萊德是一座宜居的城市，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文明，有著良好的藝術氛圍。對那些愛騎自行車的人來說，還有來自山丘的誘惑力。」
庫切發現阿德萊德的居民非常熱情好客，很快使他和多蘿西感受到了家的感覺。在相當短的一段時間裡，他們就交到了一批很好的朋友。這裡的氣候適合他，他也喜歡這裡的建築。如果說與繁忙的大都市相比，阿德萊德有一點慵懶，那也正符合他的口味。
在澳大利亞定居後，庫切成為阿德萊德大學文科部的一名研究員，這是一個榮譽職位，沒有薪酬，實際上也無須承擔義務。他有時會充當文科碩士和博士學位學生的指導老師，或修改榮譽學位考試的試卷。他對《流明》雜誌這樣解釋他與阿德萊德大學的關係：
大學裡的人一聽說我要在這兒定居，就非常友好地聯繫了我，問我是否有興趣在學術生活中發揮一定的作用（從1969年開始直到2001年退休，我一直在全職做學術），我非常樂意接受。我從這樣的聯繫中得到了很多：與志同道合的人們接觸的機會，把握下一代澳大利亞作家脈搏的機會，使用大學研究設施的自由。坦率地說，這樣的參與也避免了我每天僅僅在家坐在書桌前可能滋生出來的那種與世隔絕的孤立感。
2005年12月20日，庫切接受了阿德萊德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校長詹姆斯·麥克瓦（James McWha）教授說，阿德萊德大學很幸運能與庫切這樣的人產生聯繫：「庫切教授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作家之一，我們對與他的聯繫感到非常自豪。我感到非常高興，阿德萊德大學可以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以此表示我們對他在文學領域所做貢獻的支持和讚賞。」
2004年2月，庫切從歡呼的民眾手中象徵性地接過了城市的鑰匙，他將阿德萊德稱為人間天堂。他認為自己很幸運能夠在阿德萊德度過半年，並在美國作為芝加哥大學的客座教授度過另外的半年。「我不能假裝，」他說，「自己已經贏得了』阿德萊德詩人』這一特殊的獎項，我或許活不了那麼久，不足以成為『阿德萊德詩人』。」6
2004年的阿德萊德作家周，成千上萬的人從澳大利亞和其他地方趕來，聚集在城市中心的草坪上，聽自己最愛的作家讀書。這一年有一位不尋常的嘉賓：一名跨越了鴻溝的作家，即來自南非，定居在南澳大利亞的約翰·庫切，以他2003年的小說《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的最後一部分「在大門口」為線索，庫切讀了一段未發表的文字，向阿德萊德市致敬：
時值3月，天氣炎熱，但沿著托倫斯河有林蔭道可走，黑天鵝靜謐地滑翔。
這是什麼樣的地方，我問自己——難道是人間天堂？
住在這裡需要做什麼？
首先需要死亡嗎？
為崇拜者們簽了幾本書後，庫切就離開了，讓他的書代表他發言就足夠了。
三
《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請特別注意是「課」，而不是「講座」）中的大部分都曾在其他地方出現，只是有時以不同的形式出現。現實主義》和《邪惡問題》的早期版本曾發表在《雜錄》（Salmagundi）雜誌上。2001年9月，《邪惡問題》在芝加哥曾作為演講內容出現；《非洲的人文學科》是他在斯坦福大學以及堪培拉做過的演講，之後被收錄在彼得·克雷文（Peter Craven）編輯的《2002年澳大利亞最佳故事》The Best Australian Stories 2002）中；《非洲的小說》也曾作為演講發表，地點分別是1998年3月在墨西哥歷史中心，2000年5月在悉尼作家節上，以及之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動物的生命》的兩個部分組成了庫切1998年在普林斯頓坦納講座（Tanner Lectures）的內容，並以圖書形式出版。從庫切手中的小說手稿中可以看出，《在大門口》創作於2001年5月作者在斯坦福訪學期間。《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的後記則是根據雨果·馮·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的《錢多斯大人的信》（The letter of Lord Chandros）改寫而成。
從這八堂課的不同來源中可以看出，《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的起源很顯然與庫切的其他小說存在顯著不同。從主題來看，它也不同於庫切早期作品關注的南非現狀以及殖民或後殖民問題。7從結構上來說，不同於大部分小說，這八堂課沒有明確的情節或複雜的線索，主人公與次要人物的性格也保持靜態。伊麗莎白·科斯特洛是一名澳大利亞作家，在作品開始時她的年齡已經66歲。她訪問不同的國家和城市並進行演講，兒子約翰有時陪著她。然而，或多或少地，她的演講經常遭到誤解，這讓她感到狼狽和迷茫，問自己究竟想通過講座傳達什麼信息。此外，她無法與兒子和妹妹形成一定程度的親密關係，也無法與作家同仁們友善相處，這似乎證明了她自身的精神空虛。除了最後一章，她反覆瀕臨絕望，認為自己本不該來。
她擺在聽眾面前的往往是大問題，涉及各個年齡階段的人：邪惡的真正本質、責任、信仰、愛和慾望，以及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有時她就作家的任務發表意見，例如在《非洲的小說》中——尼日利亞作家伊曼紐爾·艾古度反對她的看法——她指出，在一個缺乏閱讀傳統的國家，一個作家面臨的具體問題依賴於口頭文化，這迫使他在國外尋求讀者。她的塵世歷程以最後一章中到達「大門」而告終，她在那裡尋找入口（顯然是死後）：
她想像著那扇大門，想像著大門的另一邊，不讓她看見的那一邊。在門口，擋著道，躺著一隻伸展著四肢的狗，一隻老狗；它的側面有著獅子般的毛色，有著被無數次傷害的疤痕。它緊閉雙眼，它正在休息，正在打盹。在它外面，除了一片無邊無際的沙漠戈壁，什麼都沒有。她第一次幻想了這麼長時間，她不相信自己的幻想，尤其不相信那個謎一樣的詞語「上帝狗」。「太文學了」，她又想道。這是對文學的詛咒！8
關於這一段文字，簡·波伊納（Jane Poyner）在《非洲書評》（The African Review of Books）上的評論很有啟發性，闡釋了庫切是如何與廣大作家和文本進行對話的：
這段話引出我們熟悉的庫切式主題：例如塞繆爾·貝克特對神性的荒謬顛覆，卡夫卡那個被德裡達解讀為關於批評家工作的寓言故事，不可能在文本中找到「正確」的意義，以及對簡約的寓言創作的警示。
《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不同尋常的內容結構會引起一些讀者的誤解和批評，這早在意料之中。2003年9月19日賈斯汀·卡特賴特在《開普敦時報》發表了一篇評論：
躍入腦海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庫切要為他的坦納講座披上一層虛構的外衣？其次，他為什麼要出版這本書，以小說的形式將那些講座和其他文章彙集到一起……或許是因為從虛構的人物口中更容易說出作者的觀點。但是，受邀就倫理問題發言時，自己不承擔所有的責任是一種逃避的做法。
2003年9月23日，米希爾·海恩斯在《開普敦時報》上對卡特賴特的評論進行了進一步討論。他嚴厲指責了卡特賴特評論中普遍存在的粗陋」和「明顯缺乏思考」之處，以及想法之間毫無條理的跳躍。「他的一個重要觀點——伊麗莎白·科斯特洛這一人物未能完全實現她的理想——被不成熟的想法的迷霧所掩蓋而顯得模糊不清。」2003年10月5日的《星期日獨立報》上，海恩斯本人發表的文章極富啟發性，文章主要討論了小說的中心主旨」象徵的觀念」，以及小說的最後一節《在大門口》。在最後一節中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到達後世的大門，作為進入的條件她必須宣告自己的信仰：
雖然在一開始，她抗議說：「我是寫東西的，寫作是我謀生的手段……」她只會暫時保持某種信念，但最後，她仍然需要宣告自己的信仰，即使僅僅存在於澳大利亞達爾加儂河泥灘裡的小青蛙身上：在乾旱的季節，它們確確實實要去往地下，等待雨水給他們重新注入活力，「使夜晚的空氣充滿歌聲」。或許，科斯特洛認為，這些青蛙體現了最純粹的、無自我意識的、無須思考的生命和死亡、死亡和復活的偉大對立。
在英國，雖然有一些人對小說和學術著作的「奇異」配對感到不滿，但大多數批評家都正面評價了《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2003年8月30日D.J.泰勒（D.J.Taylor）在《獨立報》上寫道：「這是庫切最好的小說之一，燃燒著創作的激情。」2003年8月31日，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中指出它「極具啟發性、大有裨益」。2003年10月23日的《倫敦書評》中，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提到了庫切以一種複雜的方式完善了框架記敘的技巧，在小說中套入小說，這比作者對某種觀點的單純逃避要複雜得多：
所選形式的悖論是，一方面，庫切似乎在玩克制的老一套：著名的苦行者、蒼白的非救星、非受訪者，他並不把自己束縛在一系列命題上，而把這些命題訴諸一個虛構的人物之口，並在她身後溜走；然而，另一方面，伊麗莎白·科斯特洛想通過演講表達的想法是如此激烈，如此熱情，有時甚至不太合乎理性，它們的極端性鼓勵我們跟隨它們回歸隱藏著的作者，庫切本人。如果庫切只是出於謹慎才將論點戲劇化而不是正式提出，為什麼要提出如此激烈而不謹慎的論點呢？
在美國，批評界對《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非常青睞，儘管有些評論家也質疑小說的奇特形式。2003年10月26日的《紐約時報》上，朱迪思·舒勒維茨（Judith Shulevitz）說，小說「像庫切的所有作品一樣令人難以忘懷，因為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就是這樣的人物。這證明了庫切用簡潔的筆觸寫活人物的能力，在小說狹窄的框架內裝入科斯特洛的八堂課，創造出如此迷人而又矛盾的女預言家——在原則上富有同情心，在現實中卻冷漠疏離，特別是對自己的家庭成員」。在《紐約時報書評》中，小說家、文學學者大衛·洛奇（David Lodge）在長篇評論中指出，庫切融合併超越了通行的文學創作手法。坦納講座出版時，某些方面對庫切表示反對，認為關於動物權利，他採用了極端、難以容忍、審判性的論斷，並假借伊麗莎白·科斯特洛之口來迴避責任，無須為「他的」觀點負責，然而在小說更大的背景下，這兩堂課就這一點而言並不存在問題。與此同時，小說再度確認了讀者心中庫切的作家形象。他從不沽名釣譽。「他的書總是讓人難以平靜、意外和不適。他似乎是當代文壇中一個比較超然的人物。」
韋恩·C.布斯在寫給庫切的電子郵件中高度評價他的作品，布斯是芝加哥大學英語系的榮譽教授，最卓越的小說研究家之一，著有許多極具影響力的書籍，如《小說修辭學》（The Rhetoric of Fiction,1961）和反諷修辭學》（A Rhetoric of Irony ,1974）。布斯寫道：「我剛剛讀完《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再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認為您發明了一種新的小說形式，（不用我說您也知道）一些評論就這一點意見頗多，但像我這樣的讀者陶醉其中。再次感謝。」
在南非，作家、文學學者馬琳·范尼科爾克（Marlene van Niekerk）就《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寫了許多熱情而富有洞見的評論。她在2003年11月30日發表在《報告》上的評論開頭就宣稱這本書「對很多讀者來說，是一段不尋常的、神秘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閱讀體驗」。她還認為：
這樣說是因為這不是一本通常意義上的小說。副標題裡明確出現的「八堂課」對小說進行了公開的自我介紹，這應該起到一種警示作用。這並不是說我們需要絕對依賴這一明確的表述，特別是在面對庫切這樣一位違反常規、充滿諷刺意味、超越自我意識的作家時。
我們擁有的是一幅動態、間接的庫切畫像，或者說是偽自畫像，一個老年女性藝術家的肖像。如果說《男孩》和《青春》是作家本人的自傳，那麼，我把這本書視為作家作為自我的哲學家的形而上自傳，反思在這個時代，作家（或許是對神性和救贖的最後懷疑）意味著什麼。
我們在庫切的作品中經常遇到這些自我審問的思想和活動。他將自己的最新作品稱為「思考的散文」（prose that thinks），一如既往，行文殘酷清晰，想法和描述明確，以爆炸式的諷刺和自我反思的符號剝去一切飾，深入本質，展開質詢。
主角伊麗莎白·科斯特洛是一名66歲的澳大利亞作家，以小說《愛可爾斯街的房子》而著稱，她在其中「充實」了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莫莉·布魯姆的人物形象。她是一位著名作家，在職業生涯的最後，在全世界到處奔走，領取獎項，發表演說，獲得榮譽。但這也是通過苦難或朝聖之路前往已被濫用的卡夫卡式裁判所的大門，在那裡，作為看不見的事物的書記員，她將講述自己的真理和信念，並在法官面前為自己辯護。
她的生活，從行李箱，從簡陋的酒店客房和奇怪的房子，從陌生的浴室和洗手間，從船舶和飛機上，從她待在各種無名的服務區中身體的異化、錯位、孤獨和慢性疲勞中，被灼熱的精度和同情心所激發。同樣被激發的還有她參加文學巡講時的不情願與壞脾氣，面對愚鈍的崇拜者，文學界貪得無厭、裝腔作勢之徒的不耐和惱怒。
科斯特洛被描繪成易腐的肉類祭品，受到雜食性文學學者、傳記作家以及對寫作人生的合法性存疑的批評家的殘酷或者說微妙地供養。她把一切都獻給他人，她的命運就是那些想成為作家的人的命運——為了他人，做你自己。穿著海軍藍的外套，白色的鞋，頂著偶爾邋遢的頭髮，她在自己哀傷的兒子眼中就像那只著名的黛茜鴨。
庫切確實賦予了另一個自我以令人疑慮的尊嚴。她偶爾笨拙的預言和說教都不是聽眾們想聽到的。他們想得到安慰、提升、溫暖和肯定（就像庫切小說的讀者一樣），但她一直固執地講著自己殘忍的觀點。
在描述了八堂課的大綱以及特別關注主人公科斯特洛訪問她妹妹的情節（妹妹是羅馬天主教修女，在一家艾滋病醫院工作）之後，范尼科爾克指出，《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從始至終都是「一次扣人心弦、感人而又富有誘惑力的閱讀冒險，雖然它並不正統，也無法準確歸類」。她還指出：
在書中，一種脆弱而充滿激情的理性得到確立，以對抗自信的科學逐漸枯竭的論證和教條式的宗教虔誠。
這種理性旨在通過人類終將死亡的事實來表明靈性價值的不堪一擊，這種理性通過在不可治癒的小說的偽裝中的自我陶醉和自我降溫，來融合其自身的差異和內部矛盾。這就是為什麼它可以是一種「表白」和「證明」，而不用陷入濕漉漉的多愁善感、公眾的憤怒和指責、肉體的鞭打抑或僅僅是對敝帚自珍的資料的無聊堆砌之中。我們這個國家的自傳作者總希望能做到詳盡無遺，完美收官，讓讀者和作者都感到精疲力竭，不妨學學這個例子！
《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與諸多「普通」的小說家窮其一生胡亂寫就的作品相比包含更多的啟發、思想、獨創性、寫作技巧和令人戰慄的殘酷性。事實上：如果能讀到這本書，誰還願意讀一部「普通」的小說？
庫切是一個作家中的作家，但我曾聽到一些甚至相當成熟的知識分子和學者的抱怨，認為他的小說不夠「活潑」「豐富」「人性化」「溫暖」「激情」和「風景如畫」。我認為這樣評價庫切的人沒有讀懂他的作品。此外：問題難道不是真正具有挑戰性的作家，才會讓讀者產生猜測、疑問和感覺上的震撼嗎？（如關於「人性化」，它的局限性和它的最大限度）不管怎樣，批評仍在繼續，毫無減少的意思。南非的每一所大學都應該設立一個庫切研究的教授席位。這將使人文學科獲得新生。
四
2006年3月6日，阿德萊德作家周開幕當天，庫切在一個帳篷裡，通過一個特殊的儀式，正式獲得澳大利亞公民身份。儀式由移民部長、參議員阿曼達·范斯通（Amanda Vanstone）主持。她發表了簡短的講話，指出一位有庫切這樣地位的人決定加入澳大利亞國籍，澳大利亞人應該把它當作一種讚美。作家周的觀眾見證了這位新公民效忠澳大利亞的宣誓，聆聽了他對人們發表的演講：
要成為一名公民，就需要承擔一定的義務和責任。這些義務和責任中，有一點是無形的，無論一個人出身或背景是什麼，都要把這個新國家的歷史當作自己的過去。
然而，庫切也保留了他的南非國籍，並重申了過去曾多次表達過的情感：
南非是我存有深厚情感的國家，我並不是離開南非來到澳大利亞。我來到澳大利亞，因為從1991年第一次訪問時起，我就被這裡人們自由和寬厚的精神所吸引，被土地本身的美麗所吸引。當我第一次看到阿德萊德，我就被這個城市的優雅所吸引，現在我很榮幸地將這個城市稱為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