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9年8月，德克勒克（F.W.de Klerk）成為國家總統後不久，柏林牆倒下，世界共產主義的末日似乎馬上就要到來。由於可能的來自共產主義的威脅，南非不再試圖證明其可以擺脫英美而獨立發展。由於蘇聯的崩潰，非國大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傳統盟友，德克勒克認識到非國大應該通過談判承認財產的民主權利和自由市場體系，並與未來的外國投資者保持友好的關係。他預感到西方列強會促使非國大接受和解。
德克勒克在1990年2月2日的議會開幕式上，宣佈解除對非國大、泛非大會和其他解放運動的禁令，並宣佈馬上釋放納爾遜·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在後來的一次採訪中，約翰·庫切表達了他對德克勒克採取的冒險舉措的喜悅之情。他很欽佩德克勒克，因為他不得不在幕後做大量的工作，以防止軍隊的干預：「當時軍方可以很容易地出面宣稱，我們將掌管國家。我認為德克勒克能夠得到這麼多人的支持是理性的成功。」1
國際方面對德克勒克的公告歡呼雀躍，曾經對南非關閉的大門也逐漸重新打開。在關於是否進行改革的全民公投中，69%的選民投了贊成票。在寫給他的朋友霍華德·伍爾夫的信中，庫切說：「在改革政策得到白人選民的首肯之後，整個國家都鬆了一大口氣。幾乎可以看到擁有和平未來的可能性。」至於作為一個作家在不斷變化的南非中扮演的角色，庫切表現得相當謹慎，因為他不能完全肯定是否存在這樣一個角色：「對於我來說，故事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古老的、非分析性的思維方式。」他在接受瑞安·馬蘭的採訪中說：「我能做好的就是這種思維方式。我不知道是否一個人在想故事的時候，還可以同一時間在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所以，回到您的問題，我所看到的自己的角色與作用就是寫故事而已。」
納爾遜·曼德拉一出獄就以他獨特的氣質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赫爾曼·吉利歐米所說：「他非常適合當時的情況。他有一個強大的氣場，莊重而迷人，同時又幽默而謙遜……他身上確實有一種管理者的痕跡——部落酋長和民主的領導人風格的結合體——但是他又總是很禮貌且舉止良好。他知道，沒有必要好戰。在全世界的眼中，種族隔離已經讓南非身敗名裂……在說服南非白人交出權力的過程中，他瞭解並尊重他們的歷史。他譴責種族隔離是嚴重的反人類罪行，但他認為南非白人民族主義鬥爭是一種合法的原住民運動，像黑人一樣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2
在曼德拉被釋放，以及其他流亡的非國大領導人回歸之後，他們在肯普頓公園開始就民主憲章進行討論。在1994年4月27日的第一次南非自由民主選舉中，非國大獲得了遠遠超過半數的選票。1994年5月10日，納爾遜·曼德拉宣誓就任南非的首任民選總統。一個民族團結的政府應運而生，並與德克勒克的民族黨（NP）和布特萊齊（Buthelezi）的因卡塔自由黨（IFP）合作，德克勒克與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任副總統。在他在任的五年中，曼德拉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包括那些與其保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也佩服他的政治家的智慧。儘管存在種族和膚色的差異，他在總統任期的中心主題是強調和解，讓舊政府平穩過渡到新政府。曼德拉在自傳中說：「當結果出來後，很明顯，非國大要成立政府，我認為我的使命就是宣傳和解，修復國家的創傷，激發信任與信心。我知道，很多人，尤其是少數族裔，白人、有色人種和印度人，會對未來感到焦慮，而我希望他們感到安全。我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人們，解放鬥爭不針對任何團體或任何膚色的人種，而是對壓迫制度的反抗。我利用每一個機會告訴大家，所有的南非人現在必須團結起來，攜手合作，要大聲地說我們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種族，我們並肩走向未來。」31995年，曼德拉的和解努力由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來負責，該機構由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主持。這個委員會的任務就是調查自1960年以來侵犯人權的行為，如果違規者能夠完全懺悔，委員會有給予特赦的權力。4這一委員會的某些程序，在庫切之後的小說《恥》中可以看到，當時主人公因為被一個學生指控性騷擾而被迫到紀律委員會出庭。
一些白人觀察員，也包括一些黑人評論員，比如穆萊齊·姆貝基Moeletsi Mbeki）和曼菲拉·賴姆菲勒（Mamphela Ramphele），甚至包括作家納布羅·恩德貝萊等，對這種肯定行為的方式，以及任命中傾向於黑人與婦女的政策表達了保留意見。庫切雖然從來沒有直接做過任何評論，但是《凶年紀事》的主人公C先生評價了1990年取消就業預留法案後南非普遍流行的天真樂觀言論。善意的白人以為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後，就沒有了個人之間的種族或膚色的界限或區分。C先生繼續說：「因而，當非國大立法決定特准黑人進入職業市場時，人們都懵了。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不可能有比這更倒退的政策了，這是退回到舊時代的政策，那時候人們把膚色看得更重於教育程度、個人抱負及勤奮。」5
1999年，塔博·姆貝基接任曼德拉成為南非總統，並在2004年以超過2/3的多數選票繼續連任。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帶領民眾，經歷漫長的殖民主義歲月之後，通過復興非洲而過上美好生活的南非人。他的魅力、優雅和博學讓他成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領導者和政治家。但是長期失業、高犯罪率、未了的希望以及執法機構越來越低下的效率讓他的非洲復興夢備受打擊。面對所有的醫療證據，姆貝基硬是否認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其結果是政府不得不疲於奔命，應對可能導致大量人口消失的艾滋病大流行。對婦女和兒童強姦的發生率位居世界之首，這令記者沙琳·史密斯（Charlene Smith）說，在南非，強姦已經成為文化中的特殊現象。津巴布韋總統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不顧最高法院的一再干預，繼續他的政策，非法侵佔白人擁有的農場，並造成反對派支持者在選舉期間被恐嚇，而姆貝基總統遵循的「安靜外交政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在他的心目中，與津巴布韋這位先前自由鬥士保持和睦關係要遠比聲討其公然犯下的罪行重要。
庫切最初對德克勒克的舉措是非常讚賞的，他很佩服德克勒克的勇氣。即便如此，1990年2月2日的講話後不久，南非持續的抗議浪潮和長期暴力不止也讓他開始持懷疑態度。在黑人城鎮以及黑人青年之間仍然存在著動盪，學生們會發起暴力事件，焚燒報告廳，封鎖公路。他寫信給霍華德·伍爾夫說：「2月興奮在這個國家持續了約三個星期的時間。現在，雖然媒體試圖保持那種興奮，但總體感覺似乎是大不如前。暴力已經滲入到黑人城鎮之中。沒有人有任何明智的話語。即使是左派的政治領導者也不知所措。我自己的感覺是，它是前政治的，是任何級別的政治都難以觸及的。暴力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很多黑人青年的生活方式，他們根本不會放棄這種生活方式。」
2002年，當《等待野蠻人》和《恥》被翻譯為捷克語之後，記者亞歷山德拉·布克勒（Alexandra Buchler）以書面的形式問了庫切一些問題。當被問及：這兩本書出版之間，南非有什麼變化，以及第一本書中的」暴政」是否已經被第二本書中的「殘暴的無政府狀態」所替代。庫切在2002年4月的回信中說：
我不會用「殘暴的無政府狀態」來形容現今南非的情況。「無政府主義」是一個太大的詞，「殘暴」簡直是一種侮辱。我們現在的人口與經濟情況在非洲太常見了：上百萬的年輕人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在生活中沒有任何前途，加上資金不足、士氣低落的執法機關——警察、法院、監獄。另外還有必須加上的一點是公眾道德的崩潰，例證就是社會各階層缺乏對法律的尊重。但是，這些加起來並不等於無政府狀態。南非其實也可以是住起來令人興奮的國家，當然前提是你有冒險氣質——冒險的、可能還要外加宿命的氣質。
在庫切的回應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樂觀的元素。其他評論家則更公開指出威脅國家未來的危險跡象。在曼德拉卸任總統職位一年之前，帕提·沃德米爾（Patti Waldmeir）在《解剖奇跡》（Anatomy of a Miracle）的後記中寫道，在她寫完這本書之際，發現新南非的喜悅消散了：留給南非人的是解放後的眩暈以及精神的鬱悶和痛苦。他們醒來後發現在這個世界裡，曼德拉已經開始失去他聖人的光環，腐敗和無能再次玷污著新的政府，人們要一直擔心著犯罪和暴力；權力的傲慢又找到了受害者。」6
二
庫切在1984年已經晉陞為開普敦大學的正教授，1993年又當選為英國文學的阿德涅講席教授，在他之前豪沃思和吉勒姆都擔任過這一職位。他並不想要講席教授這個職位，但是在同事們的催促下，他接受了，因為在外面也沒有找到合適的候選人。英語語言方面的戴比爾斯講席教授職位已經被凍結，現在如果他不接受，阿德涅講席教授的職位也有被取消的危險。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庫切仍然是一個活躍的授課者，他將大部分時間用於榮譽學生和碩士學生的培養，包括課程講授、論文指導與創意寫作。在1993年開設的現代文學碩士課程中，他側重的作品來自德尼·狄德羅、阿蘭·羅布-格裡耶、塞繆爾·貝克特、納博科夫、約翰·巴斯、托馬斯·品欽、A.S.拜厄特和阿拉斯代爾·格雷。根據目前保留在格雷厄姆斯敦國家英語文學博物館的課程記錄看，很顯然，他認為關於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反作用，沒有什麼新的內容，「真正新鮮的是作為一個高級的理性運動，後現代主義帶來的對起源概念的質疑，對歷史性和一般文本化的質疑，這不僅是歷史的，也是生活的……敵對方被界定為風格、品味、禁慾主義」。他以一種電報的風格做有關貝克特的講座，尤其注意語言的危機展現模式，如何再現一個沒有神的世界，以及參考笛卡爾，一個人經歷的什麼是真實而不是夢幻的問題。據他介紹，唯一的科學是能夠輸送精確知識的科學，如算術和幾何。他關於納博科夫的講座令人很感興趣：
納博科夫被迫居住在美國，並以英文寫作。正是在這裡，他的職業生涯發生了有趣的轉折。納博科夫對英語單詞的感覺是準確的，但是仍刻意保持著局外人、鑒賞家的視角。這就令他的文筆產生了格外細化的感覺，這種氛圍不僅是有關詞語的建構，相反也可以是有關現實主義的透明性。
納博科夫選擇愛戴與欣賞美國——那個由一小撮白人組成的，將選票投給共和黨的大學城版本的美國。他成為一個專家，成為美國人的生活，特別是艾森豪威爾時代中產階級文化的鑒賞家，但同時他也非常小心，從不會屈就。在這方面，他與其他大多數歐洲流亡者不同，他們更願意住在大城市裡並感歎美國人民是如何受到大眾文化的影響的。
《洛麗塔》正體現了納博科夫對美國流行文化的迷戀與擁抱，這讓他從世紀末的唯美主義者轉變為後現代主義者（其中一種身份是令人眼花繚亂的唯美主義者）。
庫切總是能從文學的邊緣區域給學生提供引人入勝的主題。他在1994年給碩士生佈置的一項作業內容如下：
1.除《忽必烈汗》(1)，還有什麼英語文學作品是在化學物質的作用下創作而成的？
2.有沒有任何有關藥物的影響下的藝術生產的研究？有沒有任何相關的科學的醫療研究？
3.1965年以來，在過去或現在的社會中，關於藥物影響下或精神恍惚狀態中所進行的文學創作有哪些？
如果學生對他的教課主題不太感興趣，那麼就不適合來上庫切的課程。如果將庫切等同於他在《恥》中的人物，戴維·盧裡教授成年累月地批改著作業，講座毫無收穫，上課只是為了生存，那可是大錯特錯。7庫切作為教師和導師，受到學生的高度讚賞。安妮·蘭茲曼（Anne Landsman）還記得她上的一門現實主義小說的研討課，有一講是關於龐德和T.S.艾略特的：
我還記得陽光照進教室，灰塵在光芒中飛舞，我們聽著庫切精準的聲音，帶著精緻優雅的思緒。他用一種方式將問題簡單至極地提出來。這個時候，全班同學會愣在那裡，也許是因為天熱，也許是因為我們生活在困頓之中，也許是因為我們都是十九二十歲的孩子，有太多的東西我們不知道。
或許大家大都和我的感覺一樣：心提到了嗓子眼，被這個小小的靜謐的人的才智打暈了。他作為作家的天賦是廣為人知的，但是他還沒有被加冕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當我開始讀他的小說時，我聽到他的聲音在說話，那就是他在課堂上使用的語言風格，同樣的簡約而坦誠。通過這種方式，他一直是我的老師，是種族隔離最黑暗的日子裡道德的指南針。等我到了美國通過閱讀瞭解南非，特別是閱讀《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時，它將我帶回我最初的記憶，我在伍斯特的童年，周圍群山環抱的博蘭小鎮。小說對地貌的描述讓人倍感熟悉，邁克爾·K令人難以忍受的孤獨被描寫得如此生動。
在80年代後期，庫切在上西區的恩迪科特書店朗讀他的作品。在那裡我跟他說話，提醒他我曾經是他的學生，並讓他知道我現在住在紐約市，正在寫劇本。他乾巴巴地說：「你逃脫了開普敦大學的英語系。」然後淡淡地一笑。當我在1994年開始創作第一部小說《魔鬼的煙囪》時，我不禁想起《內陸深處》的枯焦景觀和《等待野蠻人》的嚴酷世界。但是在他的陰影下創作，受他的影響，絕不會覺得壓抑或窒息。
幾年後，曾在20世紀90年代與庫切合作，現在開普敦大學英語系教授現代文學碩士課程（他也曾去聽過庫切教的一些課程）的安德烈·布林克回憶說：「對於我來說，庫切的一些小組討論，像巴爾扎克、左拉、喬伊斯、貝克特、納博科夫和許多其他作家，都給我帶來觸動，我在多年之後仍然能夠感受得到。」布林克還說：「對於學生而言，庫切的存在是一種』休克療法』。如果有的學生所講的是粗製濫造的內容，庫切會板著臉問：』你真的認為自己已經投入足夠的努力了？』或者乾脆說：』恐怕這不是你所能夠做到的最好程度。』在其他時候，他也可以讓學生面露喜色：』這還不壞』或』我比較喜歡這個』。」所以布林克認為，「經過庫切的課程，沒有哪個學生不曾被改變，或沒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8
庫切所開設的創意寫作工作坊，也經常與布林克合作，在這門課上，學生必須做好充分準備。這一點從1995年的課程概述中可以看出：
上課時間：每週三15：30—16：45
1.每名學生根據佈置的作業帶回原創的散文小說。週一13：30學生付費的複印件將會為大家準備好。每位同學要寫一份簡短的、建設性的批評意見（1—2頁）。這些批評意見是課堂討論的基礎。在課程結束時，這些批評意見要上交。
2.每星期會從讀本中給學生分配兩個段落。這些段落來自不同短篇小說的開始部分。每個學生選擇一個段落，續寫故事，長度至少一頁（300字）。接下來的內容將在課堂上討論，並在課程結束後上交。該讀本包括不同作者匿名的文本。
正如他從來沒有想過將自己定位為一個「群體的先驅者」9，庫切也不是那種喜歡在課上進行大量獨白的教育者。在2001年5月17日寫給勞雷爾·伯納德（Laurel Bernard）的一封信中，庫切說：「我不是那種告訴學生知識的老師。我只是嘗試讓他們慢慢地讀，注意每一個詞。」帕特裡夏·肖恩斯坦（Patricia Schonstein）是《天使時代》（A Time of Angels）的作者，也是開普敦大學創意寫作課程的受益者。她在2003年10月12日的《星期日泰晤士報》上講到她從庫切那裡獲得了優秀指導。他從不會阻止她往想走的方向前進。他的評論總是精當到位。在關於庫切的指導的評價報告中，她這樣寫道：
J.M.庫切教授監督我的論文。通過他睿智的評價與指導性的問題，我學會了非常小心謹慎地進行寫作，要將一篇文章不斷打磨，直到它盡可能接近完美。我會繼續帶著他的影響來進行未來的工作。他讓我知道要重視縝密的聚焦；規矩；用詞的打磨；對人物的仔細觀察；對情節發展的整體把握以及關於讀者完整性的考慮。這不是說我現在認為自己是一個有成就的作者。我認為自己還是一個新起步的作家，一個處於學習中的作者，但是至少在一個課程中，我曾經得到一位文學大師的指導，因此我也知道做他的學生是多麼寶貴的經歷。
除了在開普敦大學講課和指導研究生之外，庫切在20世紀80年代經常定期到國外參加會議，宣讀論文或接受邀請到美國的一些大學駐校一個學期或教課一個學期。在此類訪問期間，他也往往會出現在其他機構——最初是宣讀論文，但是，到了世紀之交，他更多的是朗讀自己作品中的一部分。他開始越來越覺得應該放棄自己從事了30多年的學術工作，並獻身於他所看重的首要任務——創造性寫作。他對於大學的發展方向感到不滿，這不僅包括南非的大學，還包括世界各地的大學。他遺憾地發現老式的經典訓練和廣泛的文學歷史學習，比如他在開普敦大學學生時代所受的教育（儘管有自身的缺點），已經被能帶來社會經濟效益的學科所替代。庫切在給他的同事哲學教授安德烈·杜托特（Andredu Toit）的信中說：「現在，在整個西方世界，這種舊式的大學模式正受到攻擊，人們越來越多地考量經濟因素。哲學與經典只有一個很小的市場，所以哲學和經典研究應該只佔大學教育的一小部分內容。其他古老的研究領域：比如歷史學和語言學等，也面臨著同樣的境遇。」10後來他在《凶年紀事》中寫道，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大學裡所發生的事情讓「大學背上了相當丟臉的名聲，因為他們屈服於基金削減壓力而允許學校轉向商業化運作，此前自由地進行學術探求的教授們變成了疲於奔命的僱員，在那些職業經理人的詳細考核下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份額」。112004年4月在接受巴西記者希爾維亞·哥倫布（Sylvia Colombo）的採訪中，他說人文主義的危機已經在大學出現：「大學的教育基礎曾經是人文研究，也為人文研究提供了港灣，但是現在人們對它已經失去了興趣。人文研究被推入了一個被忽視的角落，大學有了新的業務，即服務於新興自由主義經濟。人文學科是否應該適應新的情況？不應該。如果這意味著其性質的改變，那就是不應該。」12
在此期間，庫切拒絕了許多演講邀請，比如，在劍橋大學做六個克拉克講座（Clark Lectures），參加愛爾蘭的斯萊戈節，出席阿姆斯特丹的會議，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畢業典禮上演講，以及在芝加哥做關於南非國民性的演講等。約翰·高鄔斯（John Gouws）曾邀請他參加在格雷厄姆斯敦召開的一個關於書的歷史的會議，他回信寫道：「謝謝您讓我知道您和彼得·麥克唐納正在組織的有關會議。這聽起來好像很有趣。不過，我目前正從學術生活中退出，專注於我的寫作工作。我不能設想還要準備會議文章。」1998年，他拒絕了2000—2001年度哈佛大學查爾斯·諾頓講席教授的邀請；2001年9月，他也拒絕了加拿大裡賈納大學的英語副教授多蘿西·雷恩（Dorothy Lane）的邀請：「然而，一些實際的考慮讓我不能接受這一邀請，主要是長途旅行的問題。我已經60歲了，對於跨時區的長途飛行覺得越來越難以承擔……如果訪問裡賈納大學是我更長一段時間在北美洲西部逗留的一部分，情況或許會有所不同。但目前恐怕我必須拒絕這一邀請。」雷恩後來確實邀請他在2002年8月期間，在裡賈納做一系列的講座，但他也拒絕了。他在2001年9月12日的信中寫道：「謝謝您延長了邀請時間，但是目前我正準備從開普敦大學退休。我期待著做一個純粹、簡單的作家。所以我想，我不會再承擔新的教學任務了。」
他還無數次拒絕就他自己的作品發表評論。在2000年10月28日的一封電子郵件中，他寫道：「恐怕我已經定下來一個規矩，那就是不對我自己的作品做任何討論。我一直認為，作品不應該背負著作者的詮釋。」在2001年7月16日的另一封電子郵件中，他回答說：「我一直遵循的原則是讓我的書在不受我的任何干預的情況下進入這個世界。我特別不希望在書上面加上任何作者的解釋。」對於華盛頓的桑德拉·蔡特（Sandra Chait）邀請他去給學生講講他的作品的提議，他在2001年9月7日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回答說：「坦白說，我一直不願進入一種狀態，就是由我來解釋』我的作品，把我的權威施加給讀者，而這一點是很難向學生解釋的。所以我還是不去您的課堂了吧。」
儘管他在20世紀70年代曾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發表過幾次評論，但他很快就意識到，這不是他喜歡寫的文章。《衛報》曾邀請他到以色列待上三到七天，然後就那裡的情況寫一篇文章，他拒絕了這一邀請。2000年11月1日，他寫信給經紀人布魯斯·亨特（Bruce Hunter）說：「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我恐怕都不能接受這樣的邀請。對於這樣的任務，我既沒有興趣，也沒有天賦。」他還拒絕了大多數記者的採訪，除了少數的情況下，他可能會勉強接受。13他變得越來越不願意長途飛行來幫助發行新書。2000年8月，他被邀請到西班牙參加《男孩》和《青春》西班牙語版的發行。出版社負責一切費用，在馬德里的南非大使館也打算把這作為一件大事來處理。但庫切不感興趣。他給倫敦的經紀人桑迪·布蘭頓（Sandy Blanton）寫信說：「做這樣的訪問對我完全沒有意義。來回往返要浪費我兩天的時間，然後主辦人會要求我坐下來不斷回答記者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我都已經被問過幾十次了。然後大使館將舉辦招待會，我將不得不與陌生人握手並回答問題，如』您會在馬德里待多久？』我沒有接受英國任何的採訪，也贏得了布克獎。維京版的圖書在美國賣了幾千本，也沒做過任何採訪。為什麼格裡哈爾沃需要採訪呢？」
庫切欣然接受的邀請是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的訪問教授職位。這一跨學科的委員會成立於1941年，創始人有歷史學家約翰·U.內夫（John U.Nef）、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還有當時的該校校長羅伯特·哈欽斯。該委員會認為有關某一學術話題或哲學/文學作品的嚴肅研究，要首先做到廣泛而深刻地瞭解該領域的所有基本內容，而學生應該在一種跨學科的氛圍中通過熟讀一些選定的古代與現代的經典作品來瞭解這些基本內容，然後聚焦某一個特定的論文題目。多年來，該委員會的臨時和永久成員包括漢娜·阿倫特、索爾·貝婁、艾倫·布隆、米爾恰·伊利亞德、T.S.艾略特、弗裡德裡希·哈耶克、保羅·利科等等。該委員會的特點不同於其他的院系，它沒有特定的題材，也不是根據單一學科或具體的跨學科為組織基礎。當時庫切正在得克薩斯大學做定期講學，羅伯特·皮蓬（Robert Pippin）和喬納森·李爾（Jonathan Lear）說服他來到芝加哥。庫切發現這裡的知識環境和精神比較適合他，所以他同意每年9月到11月定期來這裡講學。另外的一個原因是芝加哥的英語系曾經有韋恩·C.布斯（Wayne C.Booth）、R.S.克萊恩（R.S.Crane）、諾曼·麥克林恩（Norman Maclean）等其他傑出人物加盟，他們也準備給多蘿西提供邀請。這裡的缺點在於庫切不喜歡大城市，儘管大學旁有一個巨大的湖泊。另外，芝加哥地勢平坦，冬天比較寒冷。然而，芝加哥逐漸成為他學術和知識的港灣，在這裡他與喬納森·李爾成為好友。他們每週都會到對方家中共進晚餐，輕鬆地說些話，其中當然包括多蘿西和李爾的妻子加布裡埃爾。事實上，他們的交談形成了李爾的理想大學的蘇格拉底式基礎。他曾在一次新生入學講話中說：「我們都認為，在我們活著的這短暫的時間內，如果我們要找出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這將需要通過交談。我們每一個人的個人想法都需要通過與他人的想法的碰撞來進行檢測，而且更重要的是，正是別人的想像可以給我們以啟迪。」14
這正是庫切所欽佩的一種心態，與大學當局追求利潤的趨勢截然相反。在他的小說中可以看到一些庫切對現代大學的批判，他的代言人是戴著面具的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和《凶年紀事》中72歲的澳大利亞作家C先生。如果伊麗莎白·科斯特洛被問及「今天大學的核心——核心課程——是什麼；她會說，是掙錢」。15
芝加哥大學沒有這種商人的思想。每到秋天，庫切和李爾教授會講一本特定的書，或者與學生就一個共同的話題進行輕鬆的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其目的是進行誠實且坦率的對話，仔細閱讀一些作品，比如《戰爭與和平》《卡拉馬佐夫兄弟》和《追憶似水年華》。有關其討論方案可以從李爾教授發給學生有關普魯斯特課程的介紹中看到：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和約翰·庫切將在秋季學期講授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我們要求所有選這一課程的同學在今年夏天通讀整本書。（我們所使用的翻譯版本是蒙特克雷福夫的最新版本，訂者為基爾馬丁和D.J.恩萊特，六卷本，有平裝本。）然後，我們每星期大概讀100—150頁。鑒於這一點，我們也要求學生在選該課程之前，先來得到我們的許可：顯然，我們不希望學生花時間讀了整本書後卻發現無法選該課程。
另外，大家還需知三件比較重要的事：一、我們希望該課程是小班課——可以進行真正的研討。二、我們將不接受任何旁聽學生。三、也是最重要的，參與討論的學生，就像我們所說的是現在就要求選課的同學。
我們會優先考慮CST的學生，研討課其他的同學報名採取先到先得的原則。
所以，如果你想選該課程，我建議你盡快發電子郵件給我。我也希望大家知道，按照目前的電子郵件申請速度以及接受/拒絕的比例，我估計研討課名額將很快報滿。
李爾對庫切的哲學知識有很深的印象，比如他洞悉克爾愷郭爾的思想。庫切對學生的專注也令他十分驚訝。他從來沒有見過有誰比庫切花更多的時間在學生身上。庫切承擔全部的責任，並參加他不一定要參加的委員會會議。他不僅在課上教，課後也花大量的時間與學生談話和進行電子郵件往來。李爾欽佩他對學生慷慨、誠實和坦率的態度。他還發現，雖然庫切不是一個話多的人，但他愛笑。在芝加哥，庫切找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港灣，這是他在開普敦所沒有找到的。
庫切每年去芝加哥的教學一直持續到2003年，另外，他在開普敦大學的阿德涅講席教授的職位一直保持到1997年。1997年3月3日，他給副校長約翰·馬丁（John Martin）寫信：
如您所知，自1994年以來我擔任阿德涅英語講席教授。在此之前，我做了十年的終身教授。在擔任這兩種職務期間，我的教學和管理工作有所減少，同時薪酬也有所降低。
現在我想請求，是否可以辭去阿德涅講席教授的職位，在繼續指導研究生的同時，不再承擔英語系的行政事務。
我希望這樣做有兩個原因：第一，為了系裡考慮；第二，更多的是我個人的原因。
目前英語系只有兩個正教授：安德烈·布林克和我，本來還有一個講席教授的職位，但是一直空缺。安德烈和我都是50多歲近60歲的人了，我們兩個都不是特別感興趣於教育政策和英語教育在不斷變化的南非所起的作用之類的問題，而很可能，這些問題是我系未來發展的主要問題。我們兩個人又都經常外出訪學。
我不能代表安德烈的意見，但是就我自己來說，我覺得自己沒有能夠發揮系裡設置講席教授時所期望的學術上的領導作用。如果要為自己辯護，我只能說我自己並沒有申請過阿德涅講席教授的職位，是系裡讓我來擔任的，因為當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我在同事的勸說之下接受了這個職位——當時主要是擔心這一講席教授的職位被取消。
隨著戴比爾斯講席教授職位遙遙無期地被凍結，在我看來，阿德涅講席教授的職位應該由一位比我更感興趣於學術綜合領域發展的教師來擔任。這也可以讓我退出這個可能會令他人反感的職位。
從個人層面上講，我想做一個提議，因為我的年齡越來越大了，我發現自己對課堂教學的熱情越來越少。如果讓我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做什麼貢獻的話，我覺得，最好是做一個指導研究生的導師。
學校今年設立了創意寫作論文碩士學位，加之我一直在參與碩士（文學研究）項目，我發現自己承擔的一半的教學和指導學生工作是在英語系之外，為文學院服務的。我可以發展的一個方向是在文學院承擔一個職務，但不屬於哪一個具體的系。
我不知道學校是否有這種先例，但是如果您可以提供任何建議，我將不勝感激。
開普敦大學的校委會同意了這一請求，並提名庫切為文學院的特聘教授。在提名儀式上，文學院院長威爾莫特·詹姆斯（Wilmot James）教授說：「這是開普敦大學所能夠任命的最高學術職位。這種職務通常是授予那些在學術領域取得超常成就，同時被認為是知識界國寶級人物的學者。庫切教授是一位聞名世界的作家，他的作品已經贏得了幾乎所有主要的英聯邦文學獎……他的作品也曾在1996年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16……我們很榮幸有他做我們的教員。」
庫切提出要隸屬文學院的直接原因是他對英語系的不滿。他自1972年以來一直服務於該系，但是他一直不怎麼開心。這一點可以從他寫給常務副校長維蘭德·吉沃斯（Wieland Gevers）教授的信中看出來。庫切寫道：「我1999年辭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逃避英語語言文學系鬱悶和壓抑的工作環境。就我的理解，我接受新的職位不隸屬於英語系，直接隸屬於人文學院院長。我希望確定這一點：新的職位讓我能夠直接向研究生院院長報告。」吉沃斯教授批准了這一請求，庫切不再隸屬於英語系，但是他仍然繼續指導英語系的研究生。這種不滿情緒也可能是為什麼芝加哥大學成了他的學術港灣，在那裡他與喬納森·李爾建立了重要的合作關係。
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庫切獲得了許多其他榮譽。1989年，他的兒子尼古拉斯去世不久，他飛到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校長史蒂芬·B.桑普爾（Steven B.Sample）博士在嘉獎詞中說：
您是一位有著傑出貢獻的作家，您在作品中傳遞的信息既不可抗拒，又令人感到深深的不安。在這個過程中您已經巧妙地展現了文學可以提高讀者社會良知的潛力。
在此儀式過程中，校方送給他一座極為寶貴的、由法國設計師勒內·拉利克（Rene Lalique）設計的玻璃制美國水牛雕像，上面刻著庫切的名字。當朋友霍華德·伍爾夫送他到機場，並遞給他這座雕像時，庫切說：「你留著吧。它實在是太沉了。」伍爾夫大吃一驚。他沉默了片刻，然後說：「我會等七年。如果到時你還不要它的話，我會保留它。」庫切的答覆是他特有的沉默。七年過去了，庫切仍然沒有流露要回去的意願。伍爾夫將它放入他在阿默斯特學院的收集品中。在從布法羅到倫敦的路途中，庫切裝著打算留存的證書的手提箱也丟失了。17
1995年，開普敦大學也授予庫切名譽博士學位。頒獎致辭人是他的同事安德烈·布林克。他說，一所大學給自己單位的現任人員授予榮譽學位是一件不經常發生的事情。開普敦大學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庫切的威望，也是因為學校想向世界證明，關於先知在自己的家鄉不受歡迎的古老格言也不是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時候都成立的。他還說，他與約翰·庫切「淵源已久」：
事實上，自從1761年卡爾·弗雷德裡克·布林克與雅克布斯·庫切結伴開赴內陸深處，尋找長著長髮、穿著黃褐色細麻布衣的有色人種部落，234年已經過去了。毫不奇怪，他們從來沒有發現這一神秘部落，但是他們卻一起多次發現他們對非洲以及人性的著迷，這種迷戀一直持續到今天。
在追溯了庫切的生平、學術貢獻以及他獲得的獎項後，布林克說：
作為一名小說家，有七部小說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約翰·庫切不僅改變了南非的文學景觀，也改變了作為一種體裁的小說的狀態與範疇。
1996年4月18日，庫切又從彼得馬裡茨堡的納塔爾大學接受了名譽博士學位。英語系的科林·加德納（Colin Gardner）教授說，庫切不只是一位受到高度尊重且具有學術洞察力的學者，更重要的是，他是南非有史以來最具原創性的小說家。庫切在他的答謝辭中祝願文學院的學生要比實用學科的學生有更好的成就。後者是被訓練出來解決問題的，而文學是激發自由與創造性思維的。離開大學的時候沒有一個謀生技巧並不是個問題，因為學這種技能可以在幾個下午搞定，但是更難的是意識到人類可以由機器取代。他說：「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路上到處都是開著車跑來跑去的人們。」
1996年5月31日，南非開普300週年基金會將1995年度獎頒發給庫切，以表彰他終生為文學所做出的貢獻。同年，他獲得紐約斯基德莫爾學院頒發給他的名譽博士學位。頒發儀式在1996年10月14日舉行，致辭人羅伯特·博伊斯（Robert Boyers）教授說：
J.M.庫切是一位小說家、政治思想家、評論家、理論家、語言學家和權力解剖學家。您的作品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生動而內斂，直接而簡約，既有風格又有知識分子的勇氣。您的創作來自南非的經歷，帶著其特有的壓力與執著，您沒有像持不同政見者那樣在寫作中大談特談道義和虛假的英雄事跡，您已經找到了一種方法談論特定歷史所發揮的力量，同時又不局限於單一的時間或國家。您仔細地觀察壓迫、殘酷和不公正，並教會讀者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試圖表達自由的困難。
正如您所說的，您要「（如每一個繫著枷鎖鏈的囚犯一樣）宣講自由」，自由的表現永遠不僅僅是「滑脫自身鎖鏈，把臉朝向陽光的人的陰影」。閱讀您的作品能明白，任何可貴的東西都是不易的，也是不能定論的；作家本人不論多麼有熱情或是充滿信念，目前都必須痛苦地警惕自己語言的局限性。為了讓事情得到正確的發展，您要幫助我們理解和充分感受到我們辨析和判斷的能力，正如您作品中的一個人物所說：「你需要神的舌頭。」所以，您讓我們相信和感受到這一艱難命題的份量。
在早年的學術寫作生涯中，您做過語言學與文體學的分析，後來也體現在您的一些小說之中。您對幼稚的現實主義做了複雜的批判，並研究了歷史對後殖民主義作家的影響。人們認為您是當今偉大小說家中最具理論化的一位，但又能夠用一種絲毫不理論化和神秘化的方式對最感興趣的哲學問題進行文本敘述。您的小說反映出對權力、性別、帝國主義、不確定性的思考，對於讀者來說是那麼的人性化、感性且親密。儘管解構主義者與符號學家對您的作品有專門的研究，但是對於我們大多數普通讀者而言，我們感謝您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散文的能量、敘述的節奏和驚喜、思想的震撼性，以及該思想所表現出的節制與非任性。
當然，人們可能很想說您是某一種小說創作的大家，但是所創作的作品是如此不同，如此具有創新性，以至不知該如何來形容您了。有人論及您的學術精準性，也有人論及您分析的謹慎性，還有人將您稱為諷喻家、心理學家、寫實主義者、反諷者和後現代主義者。《內陸深處》的評論者稱讚其《聖經》般的散文節奏，而後來的《等待野蠻人》的評論者稱讚其鮮明、簡約且強烈內省的風格。在小說《福》中，您遠離了《鐵器時代》和《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所描述的南非，重新講述魯濱遜漂流記的故事，而這次的講述者是一位18世紀的英國婦女，著迷於一個人服從於另一個人的秘密。在《彼得堡的大師》中，您大膽地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一個小說化的描述。該人物如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化，在某些時刻，他的乖僻、憐憫以及殘忍，表現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
當然，在這部關於俄國的小說中，您所感興趣的不僅僅是人物或心理，而是探索小說的成因。正如在《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中，您感興趣的不是簡單的一個人或一種情況，而是如某位評論家所說，「決定著話語產生」的規則。雖然很難說J.M.庫切的小說看起來一定要像什麼樣子或包含什麼內容，但是，我們可以說，您的作品包含著很多的內容——文學的想法，人與政治——而且每部作品之間又都不相同。
總之，我們為您想像力的廣度與魄力、您敘述的有形與扭力，您政治分析的透徹以及人物刻畫的老到而折服。最重要的是，我們為您所有作品中所描述的眼界而感動——正如納丁·戈迪默所說的一句令人難忘的話：這種眼界直達「人的神經中樞」，它讓您看到的「遠遠大於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所能看到的」。
1998年10月，總部位於加州的雷南基金會宣佈給庫切撥款75000美元，以表彰他對英語文學的貢獻。他是該獎項在小說、詩歌與非小說領域的11位受助人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位美國以外的獲獎者。1999年4月10日，羅德斯大學授予庫切榮譽博士學位。英語系的負責人維維安·德克勒克（Vivian de Klerk）教授說：
庫切可能讓一些批評家不高興，這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他不是那麼具有政治性，也拒絕向他們展示他們所要苦苦尋求的痛苦的白人意識；他一直堅持自我的自由，他也沒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南非作家，而是一個在世界範疇內的作者，他所效忠的是小說的話語，而不是南非的政治話語。
他們對他不滿的第二個原因在於他的作品並不總是很容易理解：他挑戰傳統的關於作家的定義，他寫的東西不是美好的或清晰明瞭的，他常常會給讀者留下令人回味的指針和問題，然後讓他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理解。
他的作品已被描述為嚴肅、複雜和輝煌的，是智慧、道德與審美的結合體。帶著決然與寬恕，庫切帶給讀者的是理解的冷靜慰藉。
庫切在1994年獲得了蒙德羅獎（Premio Mondello），1995年獲得弗洛尼亞獎（Premio Feronia），這兩個獎項都是在意大利頒發的。1995年，他獲得了《愛爾蘭時報》文學獎。1999年，他被《金融郵報》評選為世紀南非作家。在1999年12月17日的版面上，該雜誌引述庫切在《雙重視角》中講述的寫作本質的話：
當你寫作時——我是說任何類型的寫作——你會有一種是否越來越接近「它」的感覺。你有一種感應機制，某種反饋回路；如果沒有這種機制，你就什麼也寫不出來。如果覺得寫作是一個簡單由兩階段組成的過程：首先，你決定自己想要說什麼；然後你說出來，這種想法是很天真的。恰恰相反，我們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寫的原因是你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麼……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寫作是在書寫我們自己。18
2000年10月庫切獲得了哈特福德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校方稱讚了他的散文、小說和其他作品涵蓋了廣泛的內容——包括了從種族隔離到動物權利和文字審查。「您已經為那些遭受帝國主義、種族隔離以及後種族隔離時代暴力困擾的南非人發出了強有力的聲音……您勇敢而不妥協的寫作豐富了我們，也給我們帶來挑戰，迫使我們面對我們自己和我們所在世界的真相。」2002年6月17日，英國牛津大學授予庫切博士學位。當時的致辭分別以拉丁語和英語刊登在《牛津大學學報》中。英文版部分內容如下：
庫切出生在南非，目睹了獨裁政權統治給當地居民強加的種族隔離。他採取了較溫和的觀點，他致力於更美好的發展，但他並沒有錯誤地假設，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任何複雜性、沒有任何歧義，甚至在正派人心中也沒有任何疑問或不確定性。古人很久以前就知道暴政提出了一個棘手的道德問題，關於殺君的問題並不是很明確和清晰。庫切教授在一系列作品中通過生動的引人入勝的情節，討論了一些哲學家的觀點，儘管有時看似遠離世界，實際卻與真實生活密切相關。他向我們展示了邁克爾，這一人物不論是在外表還是在教育上都沒有任何優勢，甚至除了字母K以外，沒有任何姓名，而且運氣一直不佳。這裡請允許我稍微改動一下吟遊詩人賀拉斯有關尤利西斯漫遊的描述：
他廣泛遊歷於城鎮、營地與沙地之間，
看著世界上的人類，他不明白。
他也試圖歸家，但是只能孤獨一人——他沒有奧德賽式的同伴。這是一個令人傷心和感動的故事。另外，他的魯濱遜漂流記的故事具有創新性的轉向；他在《恥》中展現了一個教授，被趕到農場，每日只能試圖給流浪狗一點點死亡的尊嚴。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方式：所有的人物以自己的經歷描述著自己生存的社會。
2001年，庫切被他美國的母校得克薩斯大學選為「傑出校友」和「全球傑出作家」。早期庫切曾獲非洲地區英聯邦作家獎，2002年，他又獲得2000年度整個英聯邦區域作家獎，並在白金漢宮從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手上接過獎盃。他向倫敦蘭登書屋的傑夫·穆裡根（Geoff Mulligan）描述了這一事件：「與女皇陛下的會面很順利，英聯邦基金會的科林·保爾（Colin Ball）和我在前廳接受了一個關於皇家禮儀的快速培訓。想想她見過了多少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們，女王陛下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很專業，她真正表現了自己的興趣。」庫切在2003年6月獲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獎（Grinzane Cavour Prize）。該獎是歐洲最有影響力和最負盛名的小說獎之一。
三
人們可以預料到，像J.M.庫切這樣的作家將會激發後現代小說和文學理論評論家的興趣，但是人們沒有預見的是，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圍繞他的作品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的批評體系。其中的一些研究，比如像大衛·阿特維爾和德裡克·阿特裡奇的文字，不僅出色地研究了庫切的作品，也是當代英語文學批評的亮點。庫切作品引發的討論是關於系列文學作品最具穿透力的評論，也是文學理論問題的焦點。
20世紀90年代初期，有一本具有開創性的出版物《雙重視角》，其中包括庫切從1970年到1989年的文評，以及一系列大衛·阿特維爾對他的採訪。將兩者放在一起讀，它們就形成了庫切的思想知識自傳。這些訪談將庫切的文評放在了較大的自傳範圍內，成為聯繫庫切小說的紐帶。該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併入圍艾倫佩頓獎，但該獎項最後被授予了蒂姆·卡曾斯（Tim Couzens）的《大冒險》（Trader Horn）。
大衛·阿特維爾提供了詳細的有關該書成形的過程與細節。據他介紹，在庫切發表《白人寫作》之後，哈佛大學出版社邀請他出版另外一本與南非無關的語言學研究的文集。庫切不太想這樣做，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不再從事那一方面的研究了。於是，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從他的文評中選出一些，再加入一些有關小說與非小說之間的對話，於是這一學術自傳就被整合出來了。
阿特維爾當時是西開普大學的教師，剛剛從得克薩斯大學結束學術休假返回南非。他給庫切發了一些關於他文學創作的問題，和一篇他在奧斯汀的伯恩斯·林德福什指導下所寫的開題報告。庫切的反應是，首先質疑一下自己是否合適成為一名合作者。他要有意疏遠自己與阿特維爾意識形態批評的聯繫，後者將文學看作位於歷史話語之後的文本。阿特維爾自己也意識到，在某些方面，如果他想公正對待庫切小說中有關歷史的微妙性，他將不得不脫離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理論。
在信件交流中，庫切覺得阿特維爾可能會對合作一本書感興趣，這就是最終將要出版的《雙重視角》。這對於庫切來說，可能是一個有風險的但很慷慨的提議，因為他知道自己和阿特維爾之間存在理論上的分歧。但他不希望與一個同意他所有觀點的人合作，因為他希望逐漸發展對話。從後來發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阿特維爾希望通過拉康、德裡達和福柯的觀點來討論主題，而庫切更願意落腳在其他作家那裡，如貝克特、福特·馬多克斯·福特和哈代。
關於這本書的生成，阿特維爾說，在一開始的時候，庫切將他手上的非小說文章不加分類地都寄給他。阿特維爾寫道：「我讀了一遍又一遍，也讀了一些他的其他作品，然後我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感悟。當我準備好了之後，我就提煉出一系列的文章，以及關於某一特定主題的短文。他會就這些文章起草文字，回憶文章的共鳴，以及哪一個作品的生成與之有關。我將這些筆記記下來，起草問題，重新審視筆記，開闢新的角度。然後他會用更多的文字加以回應，我則發出更多的問題，依此類推，直到我們覺得交談已經達到了一個自然的結論。然後，我們將開始另一個主題和集群。如此反覆。」
起初，庫切與阿特維爾的交談在開普敦現場進行，沒有任何錄音。然後，一切都寫在了紙面上，並有信件往來，再進行編輯。每一部分開頭都有一份訪談，然後是文章，涉及貝克特、「互惠詩學」、流行文化、句法、卡夫卡、自傳與懺悔、淫穢與文字審查，以及南非作家。阿特維爾指出《雙重視角》的所有核心問題是語言。如果說這本書以任何方式影響了對庫切作品的理解，按照他的觀點，那就是它消除了關於庫切對南非政治漠不關心的誤解。如今很少有用心閱讀庫切的人會質疑這樣的觀點：庫切的作品放在一起是在駁斥那些認為他沒有政治立場的觀點。人們的共識是，其實庫切的作品深入地介入了南非的暴力歷史。
庫切小說的翻譯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出現，但這一勢頭在20世紀90年代更加猛烈。他的書除了被翻譯為大家所熟悉的西歐和斯堪的納維亞語言以外，也被翻譯成冰島語、加泰羅尼亞語、巴西語、波蘭語、俄語、塞爾維亞語、斯洛文尼亞語、希伯來語、漢語、印尼語、日語和韓語。在被翻譯成的25種語言中，庫切只知道其中3種，其他的幾種語言，他知之甚少，除非雙語讀者比較兩種版本後向他匯報。在《翻譯之路：小說家與譯者的關係》（Roads to translations:How a novelist relates to his translators）一文中，庫切就翻譯的陷阱提供了引人入勝的細節。
庫切寫道：「在每一句話中，我的文字一般是清楚的：單詞之間的句法關係，以及邏輯的建構，我都盡量使其明確。但從另一方面講，我有時所用的詞語背後有著厚重的歷史，而這種歷史是不容易被轉移到另一種國家背景中的……我也會引經據典，但並不會一定要標出典故的存在。」
他的小說《等待野蠻人》給翻譯製造了難題，因為它的背景是一個非特定的空間和時間。這就讓人幾乎不可能將環境想為西方，但是裡面的皇宮也不一定就坐落在東方。所有的對話，可以理解為以一隻無形的手把一個未指定的語言翻譯為英語。這樣的文字特點是運用非常簡化的語法和詞彙。中心人物僅僅被稱為」治安官」。他是某一邊境地區的司法首領，但是在英語中並沒有一個詞來表述一個人既是法官又是市長。在現代德語中，Der Magistrat指的是整個司法系統，而不是一個具體的個人。德語中「治安官」的標準翻譯應該是Friedensrichter，但是翻譯成英語就成了「太平紳士」。出於這個原因，德國的譯者取了der Magistrat的古義，這一含義目前在瑞士仍然在使用。
中國的譯者詢問《等待野蠻人》中的夏宮是否是她所在國家的一座著名歷史建築。(2)庫切回答說，他不覺得自己是在指北京的那座宮殿，但是，他確實是想暗示中國的古老帝國，就像在書中，他用「第三局」是對應沙皇俄國。
如果說《福》是在處理一個單一主題，那麼就是關於作者身份的問題：這不僅指傳統意義上的專業作家，還指像造物主一樣的唯一的作家、唯一的創造者。但是在塞爾維亞語中，「autor」不是一種行業，所以翻譯不得不考慮「tvorac」（意思是廠商、創建者、創辦人），而不是scribe /scrivener」，但是最終他們決定用「Makir」。
《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的塞爾維亞語譯者也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科斯特洛看到她的書在圖書館的書架上被排列在喬叟、柯勒律治和康拉德圖書的旁邊，但是離他最近的鄰居是瑪麗·科雷利（Marie Corelli）的書；然而，在塞爾維亞語中，除了喬叟以外，其他的名字都是以K開頭的，所以喬叟就被翻譯成了濟慈（Keats）。科雷利（Corelli）在塞爾維亞語中倒確實以K開頭，但是她對於塞爾維亞的讀者而言毫無意義，所以她的名字被替換為阿加莎·克裡斯蒂（Agatha Kristie）。
庫切有時會被譯者要求解釋一些不常見的英語成語或不尋常的詞。例如，韓語翻譯想弄明白「dies irae」和「stoksielalleen」（阿非利堪斯語是「完全孤獨」的意思），而冰島同一本書的翻譯詢問關於「muti」「snoek」和「Kaffraria」的含義。
似乎形成一個規矩，庫切的最後5本書的荷蘭語版都比英國出版商哈維爾·塞克（Harvill Secker）的英文原文版提前幾個月出版。這種非常慷慨的讓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庫切與他的荷蘭出版商伊娃·寇斯（Eva Cossee）的良好關係。庫切的作品最先是被荷蘭布森出版商伊沃·蓋伊（Evo Gay）發現的，後來他到了安博出版社。《等待野蠻人》之後，他出版了庫切自傳體作品的第一本，但後來他的工作被伊娃·寇斯接管，她出版了庫切的後期作品，並在2001年開始創建了她自己的出版公司。這個出版社，每年最多出版25本圖書，非常注重質量和書的版式。19不論是在生產、美工，還是宣傳與市場營銷方面，庫切的圖書都被他的出版商給予了特殊的關注。荷蘭是除了英國和美國之外，按照人口比例，庫切圖書銷量最大的國家。
四
庫切對年輕的作家以及促進新的重要文學作品的興趣讓他在20世紀90年代為許多作家的處女作寫了簡潔的評價，並被用在封面上。舉例來說，他非常熱情洋溢地推薦佐伊·威克穆（Zoe Wicomb）的小說《大衛的故事》（David』s Story）：「多年來，我們一直在等待著看看後種族隔離時代會給南非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現在佐伊·威克穆交出了答案。詼諧的音調，複雜的技巧，不拘一格的語言，政治上不傾向於任何人，《大衛的故事》是一個巨大的成就，也是南非的小說重塑過程中的巨大的一步。」赫爾曼·吉利歐米的《阿非利堪人》（The Afrikaners）也得到了熱情洋溢的稱讚：「這是一本值得歡迎的書：一位自豪甚至有點愛國的南非白人作家記錄了從第一批歐洲移民到來至目前南非白人的歷史，其手法是批判性的，沒有被南非白人的民族主義所影響。該書記錄了種族隔離制度的起源和消亡，它是我們可以讀到的最為清醒、客觀和全面的一本書。」
庫切還接受邀請寫了一些圖書介紹，比如「世界經典版」的《魯濱遜漂流記》，荷蘭詩人拉特格·考普蘭德（Rutger Kopland）詩集《有關未知的記憶》（Memories of the Unknown）的英文翻譯版本。2000年，他與卡羅琳·克裡斯托夫-巴卡基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以及丹·卡麥隆（Dan Cameron）合作了一本關於藝術家威廉·肯特裡奇William Kentridge）的專著。
在他的一系列極具啟發性「文學的文化」的文章收錄到《白人寫作》中出版後，他又出版了《冒犯》（1996），裡面收錄了一系列關於文字審查的文章，其中不僅包括南非，還包括英國、俄羅斯和波蘭等國家。他在20世紀90年代為《紐約書評》寫過的許多文章都收錄到了《異鄉人的國度》中。他全面地研究了許多作家，其中包括荷蘭作家哈里·穆裡施Harry Mulisch）、塞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和德國詩人裡爾克。他說：「哈里·穆裡施常常甚至著了魔似的寫有關他的祖先的故事，特別喜歡寫有關他父親（麥克斯·戴留士家中僅有的幾本書中，有一本是卡夫卡的《寫給父親的信》，這本書寫的是一個做兒子的如何拚命掙扎，試圖逃脫父親那令人窒息的影響）的故事。」20按照他在《雙重視角》中所表述的觀點，所有的文字，包括文學批評，都具有自傳體的性質，所以我們可能會猜想，庫切在做出這種評述的時候，是不是也想到了他與自己父親難以調和的關係。在英文版的《荷蘭山脈》（In the Dutch Mountains）中，諾特博姆小說的敘述者在有關真實和虛構的辯論過程中問道，為什麼他會有一種不可控的衝動想不斷地小說化，講述並非真實的東西。庫切在他的小說尤其是在他的自傳中，也想這樣做，並最終在《夏日》中把它發揮到了極致。庫切在研究羅伯特·穆齊爾日記的過程中還指出，穆齊爾也在回憶過去艱難生存的過程中將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時期小說化，試圖瞭解歐洲對自己的影響以及德國這個國家為什麼最後開始反抗文明。關於裡爾克的文章既揭示了作為一個年輕人，裡爾克這個德國詩人如何努力與自己的祖國分離，以追求一個更大的整體，同樣也有對庫切自己早期的描述：竭力逃避殖民地的限制，希望在大都市定居。庫切寫道：「年輕時，他喜歡稱自己是個無國可歸的人，甚至宣稱自己有權決定自己的故鄉。『我們來到這人世上，說起來只是暫時的，不管你生在哪兒；在我們的內心裡，真正的故鄉是慢慢出現的，因此，我們的出生地可說是追憶出來的。』」21
在評論裡爾克的文章中，庫切就譯者的任務更進一步提出了極其重要的觀點。他談到了威廉·加斯，裡爾克的傳記作者和譯者。加斯說，要翻譯文學文本，只是瞭解源語言是不夠的，譯者還必須要瞭解作品。庫切在回應中仔細分析了加斯的觀點：「譯者翻譯之前，無須首先讀懂原文，相反，翻譯原文本身成了尋找和創造意義這一過程的一部分；結果翻譯僅僅成了只要人們閱讀腦中就必然發生的東西，只不過表現形式更加強烈，要求也更高。」22這也正是庫切在翻譯阿赫特貝格的敘事詩《煤氣修理工敘事曲》時所採取的立場。23這也是他虛構的人物，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就「非洲的人文主義」所講的內容：文本研究首先意味著恢復真正的文本，然後意味著對那種文本進行忠實的翻譯。忠實的翻譯被證明與忠實的解釋密不可分。24在一篇有關卡夫卡作品各種英語翻譯版本的討論中，庫切發出很多反對的聲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文章中他也提到了「權力卑污齷齪的內幕」25，這可能與他的《等待野蠻人》有關。
庫切所評論的作家或作品通常都與其有著聯繫或共同點。人們可以發現庫切與博爾赫斯的平行性：像庫切一樣，他在多年之後回到故土，但已經超越了區域和本土局限，同時文筆風格也是簡約而有節制。
仿照T.S.艾略特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何為經典》，1991年在奧地利的格拉茨，庫切也發表了一個同名演講，呼應他的前行者。該演講是他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講之一。像艾略特、龐德和V.S.奈保爾（他後來在《內心活動》中有過相關討論）一樣，在20世紀60年代，庫切也離開了「殖民地」，來到大都市。對於艾略特來講，在任何一個社會對所有文學創造性的保護都包含著傳統與當前一代原創性之間無意識的平衡。艾略特將維吉爾放在歐洲文明中的核心地位。艾略特寫道：「維吉爾佔據了獨特經典的核心地位，他處在歐洲文明的中心，這一位置沒有任何其他詩人可以與其共享或篡奪。羅馬帝國和拉丁語言並不是任意的什麼帝國或語言，而是與我們的命運息息相關的帝國和語言。那些意識到並表達這一帝國與語言的詩人是有著獨特命運的詩人。」26因此維吉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標準，如果沒有他，我們都傾向於外省化。
庫切驚訝地發現，定居在倫敦的艾略特在演講中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提到他的美國根源。他詢問道，艾略特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他親英，希望團結在英語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周圍嗎，還是因為艾略特認為他的美國起源是野蠻落後的，從而感到尷尬？到了1944年，艾略特已經非常清楚在哪裡可以找到一個特定的文化大都市，哪裡是外省的。艾略特曾宣稱偉大詩歌的一個標記是客觀，但讓人覺得矛盾的是，庫切發現艾略特的演講令人驚訝地表現出他的個人主觀性與自傳性。表面上，艾略特在談論維吉爾和自己的純潔部族語言、重寫拉丁語詩歌的任務，但是庫切端倪出艾略特個人與生活的潛台詞，這位來自殖民地的男子正試圖在大都市裡建立他的新身份。庫切引用了埃茲拉·龐德的話：「生於一個半野蠻國度，這個國度完全不合時宜。」他又繼續指出：
不合時宜的感覺，生不逢時的感覺，以及活得很不自然、捉襟見肘的感覺，所有這些，在艾略特的早期詩歌中都隨處可見，從《普魯弗洛克的戀歌》到《枯叟》，無不如此。試圖理解這種感覺，或曰這種命運，從而賦予其以意義，恰好構成艾略特詩歌創作和批評事業的一部分。這種對自我的感覺在殖民地民眾（艾略特概稱為外省民眾）的心目中是十分普遍的。年輕的殖民地民眾每每努力將他們所繼承來的歐洲文化，運用於其日常經驗的世界中，在他們的心目中，這種感覺尤為普遍。27
庫切的文章中有一個心照不宣的自傳體潛台詞，庫切這位來自南非、來自殖民地的人，能不能成功地寫出經典？難道艾略特對「經典」的定義沒有使其成為不可能嗎？庫切發現，龐德的這種情緒在來自殖民者的年輕一代那裡並不少見：
對這些青年人來說，大都會的高雅文化也許能以強有力的體驗形式出現；然而，這些強有力的體驗，不會以任何顯而易見的方式植根於自己的生活中，因此似乎只能存在於某種超驗的領域。在極端的情況下，這些青年人會受人影響，責備自身所處的環境缺乏藝術性，並因而會投身藝術世界。這是外省人的一種命運。古斯塔夫·福樓拜曾在愛瑪·包法利的身上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他給自己的個案研究起了個副標題，叫作「外省風俗」。對艾略特來說，這種外省人的命運實際就是一種殖民地民眾的命運，這些殖民地民眾在通常所謂的母國文化中成長起來，這種文化在此特定語境中實際上應該稱為父國文化。28
庫切講到當他還是一個15歲的年輕男孩的時候，一個下午，他在花園裡聽到巴赫的音樂，感受到經典作品的影響。他認為人們完全可能體驗和理解具有內在力量的經典作品，同時這個例子也展現了經典作品是如何長久存在的。他贊成詩人齊別根紐·赫伯特的觀點，認為經典的概念體現在人們的看法中：
經典的反面不是浪漫而是粗鄙野蠻；而且，經典的東西與粗鄙野蠻的東西之間，與其說是勢不兩立的關係，倒不如說是相反相成的關係。赫伯特以波蘭歷史為借鏡來從事寫作。波蘭這個國家為西方文化所包圍，歷史上曾被野蠻的鄰國所侵凌。在赫伯特看來，經典雖遭受野蠻浩劫，但仍能劫後倖存，之所以能如此，不是因為其所謂的內在品質。相反，歷經最野蠻的浩劫而仍能存留下來的東西之所以能倖存下來，是因為世世代代的人民不願捨棄它，是因為人們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它。所謂經典僅此而已。
……對經典的質疑不管如何充滿敵意，總是經典自身歷史的一部分，這種質疑不僅不可避免，甚至還是應該受到歡迎的。因為，只要經典在遭受到攻擊時還需要人們為之辯護，那它證明自己是否真的是經典的努力就不會有盡頭。
……恰恰相反，批評不僅不是經典的敵人，而且實際上，最具質疑精神的批評恰恰是經典用以界定自身、從而得以繼續存在下去的東西。這個意義上的批評也許是狡猾的歷史得以延續的手段之一。29
在一篇關於戈迪默和屠格涅夫的文章中，庫切分析了戈迪默作為作家所處的位置，這種評價同樣適用於他本人：
寫作是件寂寞的事情，而靠著書立說來與生養自己的社會作對，則更是件令人孤立、寂寞的差事。作為南非反對派作家，戈迪默能努力尋找歷史先例，向先輩學習，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戈迪默一方面悉心傾聽、接受，甚至贊同與自己同行的黑人作家對歐洲的指責（正題），另一方面，她又表示擁護強大的歐洲文學和政治傳統（反題），但（合題）又強調與自己的同行黑人作家目標是一致的。戈迪默這麼做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我們可以說，這與戈迪默至少在當時所面對的想像中的兩部分讀者有關。在南非國內，她要面對一批激進的知識分子，主要是黑人；而在國外，她要面對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主要是白人；（她敏銳地意識到）每一方對她都心存戒備，看她是不是在討好雙方。30
就其他南非作家而言，庫切並不評論阿索爾·富加德（除了在《1960—1977年筆記》中有所提及），因為他自己也承認，他對戲劇不是特別感興趣。他欽佩安德烈·布林克在與審查制度的抗爭中發揮的作用，儘管他有時會覺得布林克的表述沒有必要那麼激烈。31他自認為自己更接近布萊頓巴赫而不是戈迪默，那是因為布萊頓巴赫更易於接受這樣的觀點：故事要自己言說。如果說他對布萊頓巴赫有什麼保留意見的話，那是因為他散文中的一種自戀元素，不過這一點在他的詩歌中並不存在。32他從來沒有像布萊頓巴赫一樣仇視南非白人，因為他的第一語言是英語，另外他從來沒有陷入南非白人文化之中，只是間接地受到一點影響（發生時間是他在伍斯特生活的階段）。
在《異鄉人的國度》中，庫切討論布萊頓巴赫的自傳式三部曲：《天堂一季》（A Season in Paradise）、《重返天堂》（Return to Paradise）與《一個患白化病恐怖分子的真實自白》（The True Confessions of an Albino Terrorist），其中最後一部是作者在監獄的回憶錄。庫切發現布萊頓巴赫對各方的攻擊十分狂野且不加節制，他批判所有方面：白人自由分子、南非共產黨、資產階級左翼分子以及ANC成員。庫切認為，他寫得最好的部分在於對南非景觀的描寫，他出生在這片土地上，也深深地扎根於其中。雖然他在歐洲生活了很長時間，但是布萊頓巴赫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歐洲人：「做個非洲人不是我的選擇，而是天生使然。」33在《狗心》（Dog Heart，1999）中，布萊頓巴赫致力於描寫西部開普敦，一個叫蒙太古的小鎮，這裡與他的出生地距離不遠。他和妻子在那裡買了塊地，並建了一座房子。在這一區域的主要人口是白人與有色人種，他們在家說阿非利堪斯語，根據布萊頓巴赫的觀點，這裡生成的事包含毫不做作的混雜性和遊牧性。庫切補充認為這種說法是禁不住嚴謹的科學考察的。然而，它確實給布萊頓巴赫提供了機會修正對南非白人先驅的觀點：
根據傳統看法，這些先驅是白皮膚的農民，他們當年一手拿著《聖經》，一手拿著槍，乘著牛車來到南非內地，建立了共和政體，在此，他們不受英國人的干涉，自己管理自己；而根據布萊頓巴赫的說法，這些人遺傳上的起源極為複雜，他們隨著自己的牛群和羊群，遊牧來到南非內地，他們從科伊遊牧民那裡學會了過一種遊蕩的生活。而且，（布萊頓巴赫認為）現代南非白人越早拋棄自己是黑暗非洲中的光明使者這一幻想，越早把自己僅僅看作非洲遊牧民的一支——即看作漂泊無根，對非洲沒有土地擁有權的人——他們的生存機會就越好。34
儘管庫切懷疑這一理論是否禁得起科學的驗證，但是他卻發現了一個很吸引人的概念：原來的先驅者僅僅是作為旅遊者，將非洲看作是一處臨時住所。這一主題也將是《男孩》中要探討的主題。《男孩》是庫切自傳體作品中的第一部，裡面介紹了庫切家族位於卡魯的百鳥噴泉家庭農場：「在農莊大宅的遊廊上喝茶聊天的庫切們，卻像一群季候性遷徙的雨燕，今兒來了，明兒走了，甚或更像一群麻雀，唧唧喳喳，跳跳蹦蹦，卻待不久。」35
但布萊頓巴赫在他的民族理念裡將混雜性和遊牧性聯繫到了一起，從這樣的聯繫中，人們一定能看到對新南非農場上白人的可怕攻擊。庫切寫道：「其中的一些故事，讀來令人頗感不安，這不僅因為攻擊事件本身的暴力程度已到了變態的地步，而且因為這類事件經常發生。恐怖故事的流傳恰恰使白人多疑起來，以為自己正被人趕出那片土地，最終只能漂泊海上。」36布萊頓巴赫1999年出版的《狗心》中所描繪的對農場的攻擊主題在庫切同年發表的小說《恥》中也有體現。
五
在開始寫《恥》之前，庫切已經開始籌備一本書，這本書將開啟他創作的一個新篇章。這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自傳，在未來的一二十年裡將以《男孩》（1997）和《青春》（2002）兩個文本的形式出現。
庫切對自傳很感興趣，認為它可以被看作一個體裁、可以傳遞特定的真理。這一點可以從他的一篇名為《自傳中的真實》的演講中看到。該演講是他1984年10月在開普敦大學發表的教授就職演說。該演講是這樣開始的：「自傳這種寫作形式讓你如實地講述自己的故事，這種如實是你可以忍受的如實。」庫切還說，這種行為可以參照盧梭的創作，是出於真實的意願，其目的是找到真實並承認它。37這篇就職演說後經庫切修改並在1985年寫完，重印於《雙重視角》中，標題是《懺悔與雙重思想：托爾斯泰、盧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受大衛·阿特維爾的採訪時，他說，他認為這篇文章是他作為一個作家職業發展中的重要文章，原因有兩個：
首先，這篇文章讓我以一種完全不同的體裁面對你給我提出的問題：如何在自傳中說實話。其次，我發現我講述的關於自己的故事在那篇文章之時已經有了輪廓；之後它就變得模糊了，將要面臨將來更多的問詢。38
1987年3月6日，母親去世後不久，庫切開始為一本書做筆記，這本書最初計劃的名稱是《外省生活場景》，但在1997年最終出版時，書名定為《男孩》，不過英國版本把原有的標題用作了副標題。最初的筆記講的是一個夜晚，他的處於兒童時代的母親與自己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一起坐著牛車，前往斯瓦特山隘口。內容來自他童年時代記憶的碎片，以第一人稱的形式進行敘述。但是在最後出版的文本中，斯瓦特山隘口的經歷根本沒有出現，而是在《鐵器時代》主人公卡倫太太的回憶中出現了。很顯然，《男孩》出版於1997年，在《鐵器時代》《彼得堡的大師》《白人寫作》和《雙重視角》之後，可見庫切這本書的創作過程是相當緩慢的。根據保留在得克薩斯大學的哈里·蘭塞姆中心的圖書手稿信息，該書於1995年7月完成。這些手稿中包含的內容要比最終出版的書籍中的內容多得多，很明顯，庫切在最終文本中做了大量刪減。其中有一個變化是，糟糕教師的名字被改換了，但是優秀教師古斯先生的名字沒有變，雖然他講阿非利堪斯語，但是他的英語也非常好，而且知道說英語的開普敦大學生在用法上應該注意的問題。在很早的時候，庫切就將第一人稱敘述改為第三人稱。對於文本走向的不確定性可以從他在1993年8月8日做的筆記中看到：「不是回憶錄，而是一本小說，一本很薄的小說。」1993年9月16日，他寫道：「想想在這本自傳中我所沒有做的一切：生活的氛圍，講軼事。」不過德裡克·阿特裡奇仍然認為，《男孩》中並沒有什麼地方特意地非歷史化：「毫無疑問，該書的獨特力量在於讀者可以感覺到，這不是小說（按照狹義的含義）。」39
《男孩》的副標題借用了1950年威廉·庫柏（William Cooper）的小說《外省生活場景》。大衛·阿特維爾指出，雖然庫柏背後還有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其副標題是《外省風俗》。另外這一書名也讓人想起托爾斯泰的《童年》《少年》與《青年》，這一系列的三部曲是小說，但也植根於現實與自傳。羅斯瑪麗·埃德蒙茲（Rosemary Edmonds）在企鵝版的該書三部曲介紹中寫道：「當他還是一個19歲男孩的時候，托爾斯泰就向自己的筆記本傾訴，他想徹底地瞭解自己，從那時到他82歲去世，他一直在觀察和描述著自己靈魂的形態……這並不是對知識的好奇，也不是對智慧的渴求。能夠讓托爾斯泰一生中持續觀察與記錄的原因是：對死亡與虛無的絕望和恐懼。」人們也許會問，在母親、父親與兒子相繼去世後，庫切進行這次自傳創作的目的是否也可能有類似原因。
《男孩》是庫切最易讀的作品之一，它講述了一個男孩的故事。他首先是在家裡尋找自己的位置，然後又在自己的直系親屬及延伸家庭中，以及之後在更大的社區尋找位置。然而，家庭和社區中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出生於南非白人血統的家庭，但父母選擇英語作為家庭語言。在伍斯特基督教盛行的保守社會群體裡，他們是不可知論者，並且反對1948年上台的國民黨所提出的種族隔離的口號。在含混中，男孩在學校宣稱自己是羅馬天主教徒，同情「父親般威嚴的」斯大林統治下的俄羅斯，而不是其同學所崇拜的美國人。在本書的結尾，父親因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被吊銷律師執照，另外那位欣賞他聰明才智的安妮姨媽去世。《男孩》與傳統回憶錄的發展脈絡明顯不同，後者通常會包含對過去時光虛偽的情緒。庫切一直有意地反抗這一傳統。
《男孩》之後的《青春》創作開始於1996年10月11日，最終由塞克沃伯格出版社於2002年首次出版。顯然，庫切計劃這本書以約翰到倫敦為起點，後來他又加進去在開普敦大學學生時代的一些事情。《青春》延續了《男孩》中的故事，約翰就讀於開普敦大學，親身經歷了南非的政治暴力事件，並決定去倫敦以避免被強制徵兵。他在倫敦做計算機程序員。在《男孩》中，主人公試圖在一個自己時時覺得是外人的社區內找到自己的位置，現在，他周旋在與各種女人無真愛的交往中，試圖為自己成為作家的夢想闖出一片新天地。然而，他所能做到的只是沉迷於閱讀狂潮中。顯然，他在偉大城市的孤獨痛苦體驗並不足以點燃他創意的火花。然而，《青春》可以被看作是一本成長小說，就像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約翰這個人物在大城市裡孤獨地流浪，經歷著敵意，就如同馬塞盧斯·艾芒茲的小說《死後懺悔》中的主人公威廉·特默。庫切很早之前曾經翻譯過這部小說。40
庫切早期作品，1974年的處女作《幽暗之地》中就包含自傳元素：不同的人物都有著庫切這樣的姓氏。在《男孩》與《青春》中，結構的複雜體現在第三人稱的敘述角度。正是通過這樣的角度，自傳的視角發生了轉移。因為通過在人物約翰和敘述者之間創造空隙，作品擺脫了自傳體要通過翔實敘述「事實」來提供「真相」的負擔。不同於《魯濱遜漂流記》《簡·愛》和《大衛·科波菲爾》這些小說：它們通過不同的手段邀請讀者接受主角的真實性，從而創造出一個自傳式的幻覺，《男孩》與青春》的讀者則會意識到一段距離（往往是一段具有諷刺意味的距離）存在於寫作此書的成年人與書中男孩之間，從而創造出一個童年的影像，在這個影像中，成熟男人的聲音有時會篡改少年的聲音。因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使用第三人稱敘述的方式，少年的我與成人的我之間產生了距離，中心人物的想法、感情和意見都是成年人的，而不是一個孩子的。特別是在《男孩》中主人公與敘述者之間的智力距離在男孩的性覺醒實例中得到體現。安娜·齊雄（Anna Cichoń）寫道：「當主人公意識到性覺醒，這一時刻定格在年輕自我的內部，但是從語言上看，尤其是慾望是什麼？』這個問題只適合於成熟的敘述者。」41因此，敘述者帶著反諷的口吻回顧年輕的自我，像對待一個奇怪的生物，這樣一來進一步顛覆了自傳體的方向。馬修·切尼（Matthew Cheney）寫道：「在《男孩》，尤其是《青春》中，約翰·庫切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已經疏離且仍在繼續疏離的人物，他不僅通過視角，也通過敘述者傳遞給我們的行為和感覺來挑戰讀者的同情。」42
庫切的圖書代理們抱以極大的熱情迎接庫切的《男孩》書稿。審稿者的反應也非常熱烈。在1997年11月20日的《紐約書評》中，約翰·班維爾寫道：「藝術家住在極權主義政權的』有趣時代』，既是一種詛咒，也是一種祝福，這一點庫切心知肚明。他的成就在於他的書是如此集中、如此泰然自若、如此強烈地居中，以至於它們變成了完全自發的，完全不要求讀者必須知道這些小說是在哪裡或在什麼情況下進行創作的。當然，這是真正的藝術經久不衰的識別標誌之一。」1997年10月26日，T.凱·諾裡斯·伊斯頓在《波士頓星期日環球報》中寫道：「《男孩》是一本敘述巧妙、簡約、易讀的回憶錄，與另一本完全不同的庫切學術自傳《雙重視角》相得益彰……在農場的那一章節必須挑出來：這是故事敘述的一個創舉。當那個具有不尋常洞察力的兒時自我在思考自己在景觀中的歸屬感時，庫切的文筆奇跡般地喚醒了農場的田園美景。」大衛·阿特維爾也在1997年11月2日的《星期日獨立報》中讚美庫切對卡魯農場優美的描繪與熱切的觀察，認為該書中的「每一個細節……沉著而引人注目。該書對作者童年的一個階段的坦率與探詢性的描述會更加人性化地彰顯那些經常被認為沒必要的遙遠的知性。」1997年11月21日，卡倫·拉特（Karen Rutter）在《開普敦時報》中指出，《男孩》在「社會文化環境方面已經超越了傳記的束縛。庫切對語言、階級、性別和歷史的描述，雖然是通過一個年輕孩子的眼睛，但是觀察相當犀利」。羅納德·賴特（Ronald Wright）在1998年1月9日的《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中讚揚該書的敘事手法以及表現「一個孤獨孩子的落寞」的方式。他總結說：「在《福》中，庫切描寫的人類處於孤島之上的神話也許是唯一可寫的故事。在《男孩》中，他坦率、嫻熟且生動地向我們表明，對於這樣孤島的需要以及救援那些已經猜到外面世界性質者的恐怖。」
《青春》的手稿也受到了熱烈歡迎。艾倫·泰勒（Alan Taylor）在2002年4月21日的《格拉斯哥先驅報》（Glasgow Herald）寫道：「庫切的《青春》誠實而痛苦地記錄了一個人要實現成為作家的願望而必須採取的迂迴路線。對於那些成功的例子，可以用這樣的書來證明這一點；對於那些不成功的，只有以沉默回應。另外還有另一個問題：要是真的，會怎樣？」希拉裡·曼特爾在2002年4月20日的《旁觀者》中描述了庫切「文筆的莊嚴、肅穆與清晰」。2002年4月22日，大衛·塞克斯頓（David Sexton）在《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中稱《青春》是一本「精彩的書、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可以與任何文學經典媲美」。評論家彼得·波特（Peter Porter）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中為這本書給予英國首都的負面描述而感到不安。他在2002年4月26日的評論中表示他發現了這與庫切缺席布克獎頒獎儀式的關聯：「文學界認為庫切不願前往倫敦接受他的布克獎純粹是出於私人考慮。《青春》則表明他20世紀60年代在英國所經歷的恐怖讓他希望遠離此地。如果真是這樣，那倒是文學的幸事，因為他可以全神貫注於家鄉土地上的生活，上個世紀他就創造出了一些最優秀的小說。他沒有必要向我們展示我們自己。另一方面，儘管面對如此古怪和缺乏同情心的強迫症表現，有什麼可以減少崇拜者對他的欣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