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幾年裡，J.M.庫切還經常受邀到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訪問。他把幾次邀請安排在一次行程中，避免從澳大利亞出發的重複長途航班，讓時間不至於過度細碎。2004年4月和5月，他與多蘿西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進行訪問，多蘿西做了幾場講座，約翰則指導創意寫作的學生。6月和7月，他們前往意大利參加一個文學研討會，之後在法國進行了一次自行車旅行。2005年3月，他在愛爾蘭的戈爾韋國際文學節上朗讀了自己作品的選段；他和多蘿西曾計劃前往法國鄉村度假，在那裡與吉塞拉會面，但她被捲入一起嚴重事故中，不能加入他們的行列。2005年11月，他們前往塔斯馬尼亞，庫切在若干學校裡朗讀了自己的作品，他們遊覽了大半個島嶼。他們在2007年12月作為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客人訪問了日本，並在2011年1月，作為嘉賓出席了印度齋浦爾文學節。2011年6月，他在約克大學中央大廳朗讀了未發表的作品選段，時值首屆思想節，其間還舉辦了關於塞繆爾·貝克特的專題會議。2011年9月，他還出席了加拿大的金士頓作家節。
2006年6月，他訪問了約克，大衛·阿特維爾已在那裡成為德裡克的同事，後者的著作《J.M.庫切與閱讀倫理》（J.M.Coetzee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g）2005年初面世了。6月晚些時候，他在華沙為諸多讀者和崇拜者們簽名，並在蘇聯捐贈的華沙文化科學宮朗讀了他的著作選段。他寫信給安吉拉·鮑恩（Angela Bowne）說：「波蘭非常有趣。我簽了兩次書，和許多波蘭人說話，雖然每個人只有15秒鐘。我覺得他們非常有吸引力，尤其是女性。我也參觀了我的曾祖父1844年出生的地方（他成了一個福音派傳教士，所以他最後到了非洲）。」在6月剩下的時間裡，他和多蘿西都在法國騎自行車旅行，在距卡爾卡松約50公里的他女兒的房子裡過夜。
庫切在文學方面仍然活躍，維護作者的權利，並在出版商的要求下推廣青年作家的作品，提攜青年作家。2004年4月，他與其他14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一起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要求釋放被監禁的緬甸作家。2007年8月，他對彼得·魏斯基金會呼籲打破對津巴布韋反人類罪行的沉默表示支持。他擔任了南非PEN文學獎的評委，挑選了2005年發表的部分短篇小說，寫上簡介，以《非洲指南針——南部非洲的新寫作》（African Compass — New Writing from Southern Africa）為名出版。2006年，以《非洲之路》（African Road）為題的類似選集也邀請他最終決定入選者。2008年，他成為表彰創新南非語散文創作的JRR獎的評委，這表明他一直對南非語文學持有興趣。同年，他還擔任了一個新的SA PEN英語短篇小說文學獎的終審評委。他在一份聲明中說：「根據我自己的經歷，作品受到文學獎項的認可對作家來說大有裨益，讓人備受鼓舞，我很高興能夠參與到幫助其他作者的事情中。」
2009年，庫切擔任了約翰·巴頓獎（John Button Prize）的評委，該獎項獎金為2萬澳元，用以紀念一位前工業部長，主要授予上一年度發表的關於政治或公共政策的最佳非小說作品。2005年，哈羅德·品特獲諾貝爾文學獎，庫切受邀發表意見時，他表達了對品特作品的欣賞：「哈羅德·品特教我們如何聆聽詞語間的沉默，這些沉默有著如此豐富的意義，有時又如此具有威脅性。他對當代戲劇和電影中的對話的影響是無形且無法估量的。他獲諾貝爾獎實至名歸。」
庫切在2004年12月當選為澳大利亞人文學院院士，並於9月27日在南非榮獲馬篷古布韋國家勳章（the National Order of Mapungubwe）金質獎章，此獎項表彰他對文學的突出貢獻，為南非在世界文壇贏得一席之地。庫切從阿德萊德飛往比勒陀利亞，從總統塔博·姆貝基手中親自接過該獎項。頒獎儀式從各個方面來講都十分周到雅致。
2007年，庫切與其他著名作家合作了「第一章系列」（The First Chapter Series），由橡樹出版社（Oak Tree Press）以罕見的豪華版本出版，幫助身患艾滋病的南非兒童。2008年，庫切和戈迪默加入了為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辯護的作家行列，後者被控在共產主義政權統治期間幫助過捷克斯洛伐克警察。他還支持了一份作家請願書，反對非國大政府不顧其盟友南非工會大會的反對，力圖在議會通過媒體立法草案，這件事明顯表現出庫切對南非的持續興趣。
現在，庫切拒絕了大量如潮水般湧來的邀請，不僅包括在海外大學講學，同時也包括出席文學節、發表論文，或像他過去那樣為特定版本寫導言。在這一點上，他確實也有網開一面的時候。他接受了格羅夫出版社（Grove Press）的邀請，為一套塞繆爾·貝克特作品全集的第四卷即最後一卷寫導言。他還為法文版的亨德裡克·維特布伊（Hendrik Witbooi）書信集寫了簡介。但企鵝出版社邀請他為勞倫斯的一部小說寫導言時，他拒絕了，2004年1月7日，他在寫給企鵝出版社的勞拉·巴伯（Laura Barber）的信中說：
諾貝爾獎公佈以來，您可以想像，我收到了各種邀請：講學、寫短評、接受採訪、寫導言、寫專欄等等。我所面臨的困境是：在諸多小項目上消耗了精力，而長遠來看，這無甚益處。
您邀我寫的勞倫斯導言當然不算小項目。此外，我們在我獲諾貝爾獎之前就討論過這件事。不過，我恐怕必須拒絕。完成這件事需要進行大量的閱讀和研究，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希望您能理解。
此外，2004年5月，他拒絕了墨西哥總統親自發出的參加國際藝術節的尊貴邀請。即使是伊娃·寇斯的丈夫克裡斯托夫·布赫瓦爾德Christoph Buchwald）邀請他選出最喜愛的一百首荷蘭詩歌編成選集這樣更誘人的邀請也遭到了拒絕：「這個想法很有吸引力，但我覺得我必須拒絕。我知道自己有些強迫症，如果沒有把荷蘭中世紀至今的所有詩歌都讀上一遍，我會覺得這件事沒有做好，我只是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這件事。」
庫切在2003年底終止了與芝加哥大學以及喬納森·李爾的寶貴合作。2004年11月8日，他寫信給關係密切的塞爾維亞語翻譯說：「合作七年之後，我略帶遺憾地終止了與芝加哥的合作。我喜歡這所大學，我喜歡我的同事，但有太多的因素需要平衡考慮：我不喜歡大城市，我不再需要那筆酬金，也不喜歡美國的政治格局。」事實上，喬治·W.布什領導下的「政治格局」，以及從阿德萊德飛往紐約的疲憊而又漫長的旅程，近年來作為原因不止一次出現在他的拒信中。雖然他讚賞PEN為美國讀者開闊眼界的嘗試，但他不準備在2005年4月作為他們的嘉賓訪問紐約市。他寫道：
從我所居住的阿德萊德前往紐約，需要大約30個小時的空中旅行。我快65歲了。我也從來不在飛機上睡覺。30個小時的旅程，帶著時差在紐約每天工作10或11個小時，接著30個小時的回程，一想到這些我就感到害怕。我的身體再也受不了這樣高強度的運作 了。
我還得說，為了進入美國的堡壘中，人們必須經受官僚主義的故意刁難，這樣的場景現在已經不能再容忍了。
在接受2005年斯坦福大學春季學期（4月和5月）的邀請後，他告訴他們，如果喬治·W.布什在2004年11月再次當選連任，他就不會去，這明確體現了他對美國政治局勢的感受。對2005—2006年秋季學期前往聖何塞州立大學講學的邀請，他也以類似的方式回應。他說，如果不用立即決定，他會慎重考慮這件事。然而，他補充道：
我必須坦率地告訴您，我的決定在一定程度上將取決於11月總統選舉的結果以及選舉後出現的政策變化趨勢，如果有變化的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想回到仍在布什和切尼領導下的美國。這不是做出某種政治聲明的問題，而是選擇住在一個不能很好地實行法治的國家，特別是對外國人來說，就有點愚蠢了。
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軍警虐囚事件尤其使庫切感到震驚。2004年6月14日，訪問斯坦福大學後，他寫信給朱莉亞·克裡斯特瓦：
我前兩個月在美國，在斯坦福大學。我覺得這次訪問令人不安。首先，美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像一個被小心翼翼守衛著的堡壘。其次，我接觸到的每個人幾乎都心情陰鬱。在阿布格萊布醜聞爆發後，更是充滿了羞恥感。
在我看來，真正的危機將在11月出現在我們所有人面前，不只是美國人。如果喬治·布什和他的團隊再度當選，我們將有充分的理由擔憂他們會利用未來的四年來試圖改變世界的面貌。而有些美國人則沒有這些擔心，或雖然擔心但還不足以促使他們出來投票，我該如何和他們交往呢？
2006年1月，他謝絕了在2007年或2008年訪問達特茅斯學院的邀請：
請允許我解釋原因，我希望您能理解。我與美國的聯繫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我在美國度過了11年；我的思想基本在美國的大學成型。我對這個國家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所以無法不注意到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之下，它變成了一個令人不安、沮喪的地方。
我希望，2008年的選民將授權促成方向的改變。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了，如果2008年後您還願意發來邀請，我保證會進行最慎重的考慮。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庫切經歷過南非政府的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所以在澳大利亞總理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提出反恐立法計劃時，他毫不猶豫地表示強烈反對。在堪培拉國家圖書館的一次朗讀會上，庫切說：「我曾經認為，那些制定（南非）法律、有效中止了法治的人是道德上的野蠻人。現在我知道了，他們只是超前於時代的先鋒。」2006年4月10日，他在悉尼代表PEN給澳大利亞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執行董事寫了一封抗議信：
現在，以伊斯蘭的名義策劃並實施的自殺性爆炸和其他謀殺行為，會對整個西方還是只對公民個人的安全造成威脅，只有歷史才能做出裁決。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和其最親密盟友做出的回應，包括犧牲部分公民自由和中止法治在某些方面的進程的做法，落實得如此匆忙，而沒有進行大量的公開辯論，這將在未來幾年成為國家的恥辱。
推進或者被解釋為推進恐怖主義思想的表達行為，都被新的法律視為犯罪。但審查制度的歷史一再表明，一旦法律落實到紙面上，就會出現巧妙而意想不到的新用途。
那些受委託審查新的安全立法的人應該花時間仔細考慮，就自由民主的根本問題在國家和知識分子間劃出一道裂痕，是否真的符合國家的長遠利益。
庫切對美國的政治事件如此反感，以至於他採取了最極端的行動，拒絕了哈佛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2004年7月26日，他在給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H.薩默斯（Lawrence H.Summers）教授的信中說：
感謝您6月22日的來信，通知我管理會投票決定授予我文學博士榮譽學位。我感到非常榮幸。
您要我確認是否能出席2005年6月9日的學位授予典禮。
我很遺憾，我目前不具備這樣做的立場，一直到11月都沒有。坦誠說——這很難啟齒——我已經決定，在政權變更、回歸法治之前，不會返回到美國。
我與哈佛的良好關係可追溯到1991年，在那裡我有很多好朋友，想到出於絕非學校造成的原因而拒絕給您帶來不便，並影響到哈佛大學，我感到非常難過。
並非所有的拒絕都基於政治因素。大約一年之後，布魯塞爾大學希望授予庫切名譽博士學位，他因為從澳大利亞到歐洲的長途飛行帶來的疲憊和不便而拒絕，尤其是僅僅為了一次短暫的訪問，還是在歐洲寒冷的冬季。
某些時候，庫切拒絕演講的邀請僅僅是因為在漫長的學術生涯後，他正在享受退休生活，不願犧牲退休後的種種好處。當地的阿德萊德大學邀請他進行一場講座，作為一個系列講座的一部分，庫切在2005年10月拒絕了這一邀請，這次（顯然不準確的）理由是，他一直不擅長演講：「2002年，我從學術生活中退休，我答應自己，將永遠不再做講座，迄今為止，我遵守了自己的諾言。我沒有當講師的天賦，並且，與天生的講師不同，我話一說出口就立馬質疑自己說得對不對。因此，您能原諒我嗎？」
庫切拒絕的另一個重複出現的原因是他單純地不喜歡記者。一名澳大利亞記者從一篇討論「自我否定的概念」的文章著手，邀請庫切就這個問題接受採訪，庫切的回答中肯而隱晦：「抱歉，關於自我否定，我沒有任何想法值得印成鉛字並名垂千古。」2005年，人們邀請他為納爾遜·曼德拉撰寫頌詞，以便在政治家去世的時候派上用場。考慮到這位卓越的公共人物的精神和影響，他的拒絕同樣簡潔：「為一位仍然在世的人寫訃告，而且是一位我希望能長壽的人，是我不願意做的事。」有人想拍一部反映他人生的紀錄片，也被拒絕了。「謝謝您的好意，為我和我的作品拍攝紀錄片，」他寫道，「但我想不出比參加這樣一個項目更痛苦的事了。我恐怕不是什麼好題材。我的生活至今毫無波瀾，我也絕不具有一個演員的風采或能力。」他在阿德萊德的生活是那樣寧靜，他寫信給他的塞爾維亞語翻譯說：「我這裡有什麼新聞？我的生活是如此安靜，需要絞盡腦汁去想稱得上新聞的事情。昨晚我參加了一個聖誕晚會，在那裡遇到了一個女人，是個德國移民，她說自己曾在澳大利亞的學校教德文，但現在已經放棄了，野馬也不能把她拉回來。澳大利亞的孩子對學習外語毫無興趣，她說，他們離國外的東西太遠了。」
有時，他也願意回答某位記者的問題，如重要的阿拉伯語文化季刊尼茲瓦》（Nizwa）的記者阿迪卜·卡邁勒（Adeeb Kamal）就通過郵件提出了一些問題。這是有史以來庫切首次接受來自阿拉伯世界的採訪。不過，他也事先告誡卡邁勒說：「在回答您的問題時——我希望您能原諒我這麼說——我遵循這樣的原則，您準備問題時花費了多少心思和精力，我在回答時就投入同樣多的心思和精力。」
1.人生中哪些重大而深刻的時刻激勵您寫作？——我只是希望能寫好，處理好筆下的題材。
2.您為什麼寫作？——我不問自己這樣的問題。
3.您是否滿意自己的成功或孤立？——我不是孤立的。我懷疑相對而言，我已經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更出名）。
4.在這個充滿衝突的世界中，您認為什麼是作家的責任？——作家有許多種。不存在所有作家共同承擔的某種責任，除了都應該全力寫好作品。
5.您並不享受盛名，為什麼呢？——盛名將由未來決定。目前最多是個名人。
6.知道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您有什麼想法和感受？——我感到懷疑。
7.您現在生活在阿德萊德，為什麼？它是一種流亡嗎？——我住在阿德萊德是因為我喜歡這個城市。住在阿德萊德也不是流亡的一種形式。阿德萊德是我的家。
8.有哪些重要的書籍，影響了您的生活和創意寫作，尤其在小時候讀到的書？——我已經脫離了兒童讀物的影響。我當了30年文學教授，直到從學術生活中退休。我閱讀、研究、與學生討論並撰寫論文的許多書都滋養了我自己的創作，太多了我無法一一列舉。
9.您喜歡哪些阿拉伯書籍？——我很遺憾地說，除了納吉布·馬哈富茲的小說和阿多尼斯的詩，我對阿拉伯文學一無所知。
10.作者瑞安·馬蘭這樣描述您：「一個有著幾近僧侶般自律和奉獻精神的人。他不喝酒，不抽煙，也不吃肉。他長期騎自行車來保持體態，每天上午花費至少一個小時用於寫作，從不間斷。一位與他共事十多年的同事說只有一次看到他笑。」這是一種誇張嗎？——我和瑞安·馬蘭只見過一次。他不瞭解我，沒有資格談論我的性格。
11.對想翻譯您小說的譯者，特別是阿拉伯語譯者，您有什麼建議嗎？——注意用詞和句子形態。
二
2002年11月的一天，正是他每年訪問芝加哥的時候，庫切沿著大學校園邊上長達數公里的湖岸騎車。嚴寒刺骨，湖水部分凍結，強風將水吹到了路上。自行車打滑了一下，庫切摔下自行車，摔斷了鎖骨。一連好幾個月，每一個動作都很痛苦，他的胳膊用吊帶綁了一個多月。2003年1月，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鎖骨正慢慢好轉，但左臂仍然不能運動自如。進行包括寫作在內的所有事情都比以前要慢一些，寫信也只能用一隻手在鍵盤上敲字。1
很難說這起事件是否直接引發了庫切在阿德萊德定居後的第一部小說《慢人》的創作靈感，但它肯定對他產生了一定影響。他從2004年7月13日開始創作這本書，並於2004年12月完成了最後的書稿，即使考慮到他現在已經從學術生涯中退休，也拒絕了很多邀請，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創作，這對他來說也是相當短的時間。手稿包括不下25個版本的文字，這表明他一定工作得極為刻苦。有人問及標題的含義，他在2005年2月4日回答道：「除了慢的主要意思（如慢慢騎車的用法）之外，我心裡有以下含義：一、』理解力方面的慢』』領會意思的慢』，即不是很有悟性；二、不是很聰明、愚蠢的委婉語；三、尼采所說』我是一名慢閱讀的老師』中，『慢』所包含的好的方面。」
小說的開頭極具戲劇性。保羅·雷蒙特原本是一個來自法國的移民，離異，退休攝影師，喜歡收集關於澳大利亞礦工的珍貴老照片，在阿德萊德麥吉爾路上被一輛駛來的汽車撞得摔下了自行車：
從右面來的猛然一擊撞上了他，那麼劇烈，令人毛骨悚然，又那麼疼痛，活像遭了一下電擊，把他從自行車上撞飛了。放鬆！當他在空中飛掠的時候（在空中最輕鬆舒適地飛掠），他告訴自己，的確，他能感到自己的四肢聽話地鬆弛著。像隻貓一樣，他告訴自己：打個滾兒，然後跳起身來四腳著地，準備迎接即將發生的一切。那個不同尋常的詞兒柔軟或敏捷也從地平線上冒出來。2
雷蒙特受了重傷，右腿從膝蓋以下被截肢。他康復出院後，在公寓裡需要家庭護理。第一位看護讓他難以忍受：她把便盆叫作「尿壺」，把陰莖稱為「雀雀」，所以他要求換一名看護。他過去行動自如，現在卻不得不依賴他人，這使他痛苦地意識到年老的苦難和孤獨，身體的脆弱，以及醫療護理的局限性。他發現截肢後生活十分困難；儘管醫生和護士強烈建議他安裝假肢，但他對此深惡痛絕。
換了幾個護工後，雷蒙特決定留下克羅地亞移民瑪麗亞娜·喬希奇，她能專業處理傷口，把他看作一個成年人，協助他上廁所而不使他感到尷尬。一天，瑪麗亞娜帶來了自己的小女兒劉巴。後來，她又談起兒子德拉格，雖然無力支付學費，他仍想進入堪培拉雄偉的威靈頓學院學習，以獲得加入澳大利亞國防軍的資格。德拉格的父親給了他一輛摩托車，她擔心德拉格年輕魯莽，會有生命危險，所以安排他去拜訪雷蒙特，讓雷蒙特和他談談，讓他知道車禍之後自行車會變成什麼樣，以讓他知道騎摩托車的危險。瑪麗亞娜孩子們的來訪讓雷蒙特想起自己膝下猶虛。他對喬希奇一家人的關心，他對瑪麗亞娜與日俱增的愛意——他也對瑪麗亞娜承認了這一點，促使他為德拉格支付學費。即使那個男孩偷走了一張珍貴的歷史照片並以一張拙劣的仿品取而代之，他也沒有停止這項資助。當喬希奇的另一個女兒布蘭卡被控以商店行竊的罪名，他也樂意為她說情。
為表現雷蒙特對一個已婚婦女「不恰當」的愛以及他對孩子們的無私關懷之間的二重性，庫切採用了一個源於柏拉圖的比喻。在柏拉圖那裡，人類是一輛由兩匹馬拉動的戰車：一匹白色，一匹黑色，分別代表理性與激情。雷蒙特還記得自己曾擁有的一本書，封面上描寫道：
「一輛由兩匹駿馬拉著的戰車。一匹黑馬長著閃光的眼睛和擴張的鼻孔，代表著卑下的慾望；而另一匹比較平靜樣子的白馬，代表著不太容易鑒別的更高尚的情感。站在這輛戰車上，緊握著韁繩的，是一個有著半赤裸的軀幹和希臘式鼻子的年輕男子，一條束髮帶圍在他的眉際，可能代表著自身，也就是所謂的自我。」3
瑪麗亞娜知道他對她的感情後，起初不再來雷蒙特的公寓。這時，在第13章的開頭，伊麗莎白·科斯特洛拜訪了他，前者是庫切上一本書的主角，一名受邀就不同主題進行系列演講的澳大利亞小說家。她搬進了他的公寓。很快，人們發現她知道雷蒙特和喬希奇一家的過去——她像古希臘戲劇中的合唱團一樣無所不知。她相信應該追隨直覺，一半是操縱者（把失明的瑪麗亞娜送上他的床），一半又是仙女：儘管雷蒙特有時會被她的多管閒事和對自己個人生活和過去的瞭解所激怒，他仍把她看作「一種生命的力量，守護天使，或傳教的聖母瑪利亞」4。克裡斯托弗·霍普認為她既是「導師」，又是「折磨者」；肖恩·德瓦爾（Shaun de Waal）說，庫切「在這一元素中，不僅很好地處理了雷蒙特對瑪麗亞娜不恰當的激情』的張力，還詳細說明了看護的負擔所具有的複雜性和心理困境，它通常不以愛為基礎，卻會引發愛意。」5德瓦爾還指出，從他最早的小說開始，主僕關係就一直是庫切小說的最主要議題，雖然在這裡角色互換了。
儘管許多評論家認為，《慢人》的第一部分非常令人滿意，顯示了庫切的最高水平，但又有很多人認為，伊麗莎白·科斯特洛的突兀出現中止了小說開頭扣人心弦的現實主義，並讓小說陷入哲學的懷疑中。阿尼塔·布魯克納（Anita Brookner）認為，伊麗莎白·科斯特洛闖入雷蒙特的故事，通過創建一個新的虛構的情況，破壞了事件的小說性。通過重複（變化了一個字）小說的第一句話，並說他只是她創作中的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她實際上成為保羅故事的作者。她是老年直言不諱的面具，是他自己衰老的同伴。「科斯特洛，」肖恩·德瓦爾寫道，「是一個反向繆斯：不是激發藝術家靈感的審美對象，而是厭惡和憤怒的主題，她進入文本，敦促筆下的人物過上更加自信和精彩的生活。」6亞當·基爾希（Adam Kirsch）在書評中坦率地批評道，他認為伊麗莎白·科斯特洛的問題「提出得很費力」，不如小說第一部分保羅和瑪麗亞娜的關係那樣吸引人。「庫切先生最終把《慢人》，」他寫道，「這本原本大有前途的小說寫脫軌了。」然而，前12章雷蒙特的受難故事是那樣扣人心弦，自然而然地機智有趣，使人很容易相信這個故事。7在這部小說中，庫切的語言獲得了新的節奏，充分融合了「典型的」澳大利亞英語（「no wor- ries」不用謝），以及體現在雷蒙特的法式曲折用詞中的更正式的東西。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克羅地亞人瑪麗亞娜的話語：「很快……一種帶著斯拉夫語的流暢的澳大利亞英語，在使用冠詞時不太準確。」8這些語言習慣有時令人捧腹，如有一次她非常自豪地談起自己的丈夫，他在克羅地亞是著名專家，在澳大利亞卻淪為一個普通的機械師：
「在克羅地亞，您知道，雷蒙特先生，我丈夫是那種，有名的人。您不相信我嗎？在所有的報紙上都有他的照片。米羅斯拉夫·喬希奇和機械鴨子。在電視上。」在空中她用兩個手指模仿走路的動作——「許多機械鴨子的照片。他是唯一能使機械鴨子走動的人，使它能夠像你們描述的那樣呱呱叫，」她拍著自己的胸口——「還吃別的東西。很古老，很古老的鴨子。從瑞典來的。1680年從瑞典來到杜布羅夫尼克。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它。這時候，米羅斯拉夫·喬希奇完全把它好了。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他是克羅地亞的著名人物。但是在這裡，」——她雙眼仰望長天——「誰在乎呀？在澳大利亞沒有人聽說過機械鴨子。不知道那是什麼。米羅斯拉夫·喬希奇，沒有人聽說過他。只是個汽車工人而已。一文不值，汽車工人。」9
報紙上的評論往往是負面的，但學者們關於《慢人》更具思想性的評論文章彌補了這一點，如麥克·馬雷（Mike Marais）、C.肯尼斯·佩羅（C.Kenneth Pellow）、德裡克·阿特裡奇和大衛·阿特維爾。阿特維爾認為，小說最主要討論了身體的脆弱和老化，看護是其副主題，同時也關注了作家及其創作之間的關係。「保羅·雷蒙特，」他寫道，「由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創造出來，但他也抗拒她；事實上，她堅持他對自己的行動負責，按自己的慾望行事，用她的話說就是』利用凡人的肉體』，她的堅持似乎隱喻了成功的敘事所依賴的某種負面能力。伊麗莎白既是捕食者，又是寄生蟲，但她堅持保羅要負起責任。」10唐納德·鮑爾斯（Don- ald Powers）指出，小說更深層的副主題是瑪麗亞娜和雷蒙特都擁有的移民經歷，以及移民和寫作的關係。11
朋友和同事們的個人回應總體來說是正面的。瑞典文學院的瓦斯特博格在2005年2月11日的信中祝賀庫切，據他所知，瑞典語翻譯版的小說將與英國版幾乎同時面世。他認為這個消息「非常令人興奮——也讓人鬆了口氣，你不是那種過度看重諾貝爾獎，以至陷入終身沉默的老古董」。喬納森·李爾在2005年10月28日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這本書讓他「既高興又感動」：「博愛、化身、救贖，我們必須由內而外在這樣的現實中生存——在人類的處境中，不帶半點多愁善感。」
《慢人》獲得2005年的布克獎提名，但沒能進一步入圍。然而，它被《環球郵報》稱為2005年度最好的書之一。此外，此書在英國、美國和荷蘭的銷售情況非常不錯。
三
在澳大利亞，庫切從一開始就很關注動物權利這一具有公共意義的問題。他與澳大利亞人道主義研究協會、英國的牛津動物倫理中心保持密切聯繫。12他也特別活躍於布賴恩·謝爾曼（Brian Sherman）發起的名為「無聲」的澳大利亞組織中，該組織2004年就邀請庫切擔任了職務。無聲組織致力於推動尊重、同情地對待動物，提高公眾對動物艱難境況的意識。在必要的情況下，它也進行干預，以減輕動物的痛苦。
2007年2月22日，以「無聲：我感覺故我在」為題的藝術展覽在謝爾曼畫廊開幕。為此，庫切寫了一篇講話，與《動物的生命》中伊麗莎白·科斯特洛的演講相呼應。他首先指出，人類和其他動物之間的關係存在嚴重缺失。這種不正常的關係在20世紀表現為動物養殖的產業化。食品行業使得活生生的動物淪為供人類食用的產品。無聲組織致力於打擊這種大規模的產業化，同時也沒有忽略其他稱得上殘忍的做法，如在實驗中使用動物，以及野生動物或毛皮貿易。有的人知道在工廠化養殖場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但他們認為，這些做法是有道理的，而且沒有必要進行任何更改。還有人一想到農場和屠宰場是如何對待動物的，就感到毛骨悚然，但自顧自生活，避免這樣的想法，而且不讓孩子們知道殺戮的存在。這種大規模的屠殺，在庫切看來，是一種相對較新的現象，像伊麗莎白·科斯特洛一樣，他毫不猶豫地將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暴行相聯繫：
將動物轉化為產品單位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後期，自那時起，我們就收到了大規模的警告，僅以某種單位看待、對待人類同胞的做法是深刻關係到全人類的錯誤。這個警告如此響亮而明確地出現在我們面前，你不可能忽視它。20世紀中葉，一群掌權的德國人想出了一個好主意，採用工業化畜牧場的方式（這一方式在芝加哥已得到試驗和完善）來屠殺——或者按他們的說法「處理」——人類。
當然，知道這一點時，我們驚恐地大聲疾呼：「多麼可怕的罪行，像對待牛一樣對待人類！如果我們能事先知道就好了！」但更準確地說，我們的呼聲應該是：「多麼可怕的罪行，像對待工業生產過程中的部件一樣對待人類！」這一呼聲後還應附上補充說明：「多麼可怕的罪行，想想吧，像對待工業生產過程中的部件一樣對待任何鮮活的生命！」
庫切繼續道，無聲組織為了動物們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奮鬥，它的長遠目標是消除農場上毀滅動物們的工廠。「它試圖說服的，」他說，「是廣大公眾，他們知道或不知道世界上正發生著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臭氣熏天的事情。這些事情如此臭不可聞，以致大多數人不用多費口舌就被說服了。問題在於，如何說服人們採取行動，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加入無聲組織後的幾年裡，特別是通過訪談、公開聲明和出版物，庫切為動物權利的鬥爭做出了很大貢獻。在《動物之死》（The Death of the Animal，2009）中，他與馬修·卡拉寇（Matthew Calarco）、哈蘭·B.米勒（Harlain B.Miller）、加裡·沃爾夫（Cary Wolfe）等人一起，參與了該書主編寶拉·卡拉寇（Paola Calarco）主導的對話。在導言中，她將非人類」這一概念延伸到相當廣泛的程度，使得「動物」這一略顯狹隘的分類都變得毫無意義。13
2004年5月，接受《公報》（The Bulletin）記者安妮·薩斯坎德採訪時，庫切對把動物加工成食品的機械處理過程表達了強烈的不滿。當被問及他是否是一個素食主義者時，他回答說：「當然，我不吃肉。吃肉是一種令人厭惡的習慣。我30年前改掉了這一習慣。天知道我為什麼這麼久才改變。或許是因為之前我以為這是正常的人類行為。」當被問及動物是否有感情時，他的反應有些激烈：「這樣的問題我很不耐煩，就好像動物必須通過哲學系編造的某種測試才可以獲准生存似的。」現代經濟以食品供應的機械化為基礎，他說：「如果食品供應包括美其名曰動物產品的那些東西（就好像豬和牛勤奮地操控著香腸機似的），那麼把動物變成食物的流程一定是機械化的。事實上，不僅是動物的死亡，甚至還包括他們的生活，從受孕開始，都是機械化的。」對於這一行業錯在哪裡，庫切回答道：
答案是：一切。首先，它是不潔的。任何一個體面的人都不希望與它產生聯繫。如果你需要證據，想一想在現實中，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掩飾屠宰場的存在，並謝絕公眾訪問。想想行業內對「死」字的忌諱。即使我們不再處於一個宗教社會，不潔物的氛圍仍然存在，不潔物當然與那些以殺生為生的人相聯繫。
至於素食主義，很難理解人們為什麼會想要嚼死肉，但同樣很難理解的是，為什麼人們會想要吸食大麻。然而他們這樣做了。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面對的是一種習慣，甚至是一種渴望。你不能在不引起革命的情況下禁止它。
然而，一場人類態度的完全革命也不會帶來神奇的解決方案：
如果我不再吃肉，只會使食品產業做出一點微小的調整，每年少「生產」六隻雞、半隻火雞、兩隻羊羔，諸如此類。也就是說，少了六隻雞出生又可憐地活上六個星期，然後頭被砍掉。如果這，六隻雞從來沒有出生，世界會變得更好嗎？當這六隻雞回顧他們短暫的一生時，會認為生活是幸還是不幸？沒有辦法回答這些問題，甚至沒有一種方式能夠提出這些問題而不令人發笑。
人類馴養動物以供宰殺的共同決定，導致了動物種群規模異常，而且現在沒有辦法補救。如果奇跡出現，全人類突然都變成素食主義者，我們手頭將留下數十億原本要被宰殺的動物，「農民」不再因為照看動物而合理獲利，並且當務之急是給動物們絕育，防止他們帶來更多不必要的後代。這就是我們自己創造的糟糕的世界。
當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邀請庫切成為主席團一員時，庫切拒絕了這一邀請：
您的邀請讓我感到榮幸，但我恐怕不得不拒絕。您可能知道，我確實投身於動物事業。但對我來說，最好把精力花在協助自己完全認同的組織和團體上，同時那些組織和團體得離家更近。
就個人而言（請不要認為這是對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的批評，我讚美其成就），我認為我們首先要做的應該是停止以宰殺為目的的蓄養動物的行為，或者至少讓人們對此有所疑慮。
曾有人問庫切，他是蛋奶素食主義者還是嚴守素食主義者。他的回答體現出對標籤化的一貫不耐煩：
不，我不是嚴守素食主義者。事實上，我不喜歡「蛋奶素食主義者」和「嚴守素食主義者」的說法，這聽起來像是某種信仰或哲學。我不吃死去的動物，但我吃雞蛋（雖然越來越少）和奶酪，也穿皮衣。我無法提供自己行為的合理根據，但我也懷疑把原因作為衡量所有行為的標準是否合理。
當有記者問他是否偶爾會禁食時，庫切回答道：「我從來沒有自願禁食過，但我確實覺得吃得越少，感覺越好。有一種輕盈的感覺。」當問及他為什麼要幫助動物時，他的回答尖銳而幽默：「他們在我們之前就出現在了地球上。我們是他們的客人。我希望能說服人們像識趣的客人那樣行事。」
四
庫切的下一部小說《凶年紀事》在2007年出版。依照慣例，先以荷蘭語翻譯版出版，幾個月後，由哈維爾·塞克（塞克沃伯格新的版權名）在倫敦發行英文原版。
小說的主角是一位舉世崇敬、獲獎眾多的72歲作家，他身患帕金森氏症，人們只知道他名字的首字母縮寫JC。他出生在南非，但常年定居在澳大利亞悉尼，住在底樓的一套公寓裡。他正在為一家德國出版社創作《危言》叢書中的一本，六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作家將自主選擇有爭議性的話題並陳述觀點，對今天這個出了問題的世界各抒己見。JC的作品由31篇文章組成，長短不一，涉及的主題有國家的起源、民主、恐怖主義（尤其是「伊斯蘭恐怖主義」以及喬治·W.布什和托尼·布萊爾對此的反應）和備受爭議的拘留營，例如關塔那摩灣的那個。JC尖銳地描寫了囚犯在這一設施中所遭受的折磨和屈辱：
在有些人眼裡那就是一出名為「關塔那摩，關塔那摩！」的芭蕾舞劇。只見一隊囚徒，腳踝處用鐵鏈拴在一起，手上戴著厚厚的氈制手套，耳旁插著羽毛，腦袋上扣著黑色帽兜，在逼迫下絕望地舞動身肢。他們四周佈滿身穿橄欖綠軍裝的看守，那幫傢伙有著惡魔般的精力，一個個樂不可支，手裡揮動著捅牛棒和電警棍。他們的棍棒一捅到囚徒身上，囚徒便驚跳起來；他們把囚犯摔到地上，用電警棍捅人家肛門，囚徒的身體隨之就抽搐不停。在某個角落裡，一個踩高蹺的人戴著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的面具，一會兒在講台上寫字，一會兒又狂喜地跳著小步舞。14
JC對其他方面也存在強烈的看法，如澳大利亞的政治生活（並對當時的總理約翰·霍華德投去了銳利的一瞥），以及因為現代社會什麼都能出錯而產生的民族羞恥感。後者直接把他帶到了南非：「我自己這一代南非白人，以及我們的下一代，也許還得再加上一代人，都將背負著他們那些罪愆的恥辱名聲。」15
還有其他事項也受到了JC的嚴格審視，如大學迫於經濟壓力墮落地開始進行商業運作；戀童癖，提到了斯坦利·庫布裡克的電影《洛麗塔》；屠宰動物以為人類提供食物；以及各種不相關的主題，如競爭、數學問題、概率、侵略和掠奪、哈羅德·品特、音樂、旅遊、小說以及作為總結的身後之事。
熟悉庫切的生活、作品以及他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對緊要問題看法的讀者，會忍不住尋找庫切和《凶年紀事》中JC的共同之處。像《男孩》和《青春》一樣，《凶年紀事》可以解讀成自傳。小說中的部分細節與我們所知道的庫切的生活相一致，但絕不是全部。小說的主角，和庫切一樣，是《等待野蠻人》以及一本關於審查的書的作者，但他住在悉尼，不在阿德萊德，出生於1934年，而不像庫切那樣生於1940年。
此外，JC寫的散文被巧妙地放置在一個虛構的敘事框架中，整體形成一本小說，雖然是一本偏離大多數讀者一般期望的小說。一天，JC在生活的街區遇到了菲律賓裔年輕女子安雅，她和投資顧問男友艾倫合住在頂樓的公寓裡。從第一次見面開始，JC就迷上了這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她認為他來自南美並稱他為C先生：
我第一眼瞥見她是在洗衣房裡。那是一個寧靜的春日，挨近中午時分，我坐在那兒，看著洗衣機轉動著，這讓人眼前一亮的女人進來了。說她讓人眼前一亮，是因為我根本沒料到會瞧見這般奇幻的景象；乍見之下她那身寬鬆的番茄紅直筒連衣裙簡直太亮麗了。16
安雅賣弄風情，擺動臀部挑逗JC，從一開始就迷住了他，這在下列描述中表露無遺：「她在前門迅捷地一閃而過穿著閃閃發亮的勾勒出近乎完美的臀部線條的白色休閒褲。上帝，在我死之前應允我一個心願吧，我喃喃地說；可是隨即被這特定願望帶來的羞恥感壓倒了，我縮回了。」17
C先生的帕金森病使他無法打字，他用很高的報酬僱用安雅為他轉錄德國出版社的《危言》，他總是先用顫抖的手寫下來，或者口述用錄音機錄下來。和《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慢人》一樣，主角因為年齡和疾病而虛弱，開始失去對事物的控制力。正如伊麗莎白·科斯特洛有兒子協助，保羅·雷蒙特有瑪麗亞娜，JC依靠著安雅在孤獨和疾病中活下去，除了打印稿件，安雅有時也幫忙整理房間。在許多方面，小說中主角的自畫像並不討人喜歡。和《慢人》中的雷蒙特與《恥》中的戴維·盧裡一樣，JC被一個年輕女人迷住了，雖然在他這兒不存在任何親密關係的可能性。
逐漸發展的情感因為艾倫而變得更加複雜，艾倫反對安雅協助作家，並懷疑作家只是利用這項工作來掩蓋他的色情野心。然而，艾倫可以說是個白領罪犯，他在C先生的電腦上安裝了軟件，以便利用C的投資為自己謀利。這一陰謀最終導致艾倫與安雅的關係破裂，在JC公寓裡一次災難性的晚餐中，艾倫醉酒、無禮的行為則加快了這一天的到來。
與標題帶來的期望相反，《凶年紀事》與普通的日記相比毫無共同之處，與笛福的《大疫年日記》，或果戈理的《狂人日記》等文學日記也毫不相同。本書的亮點在於對文學慣用套路的運用自如：永恆的三角關係奠定衝突的基礎；一位年長男性對一位年輕女性的迷戀；年輕男人從年長男人那裡弄錢的秘密陰謀；以及最後的臨終懺悔，以典故終結：小說的最後一句話化用了《哈姆雷特》中赫瑞修的結束陳詞：「親愛的王子，晚安/天使飛翔高歌，願你安息。」然而，這本書不同尋常的結構將老掉牙的套路寫出了新意。每一頁都包含了2個（之後是3個）不同的文本或層次，在印刷上就由水平線區分開，有時微妙地相互聯繫。最上面的部分是JC的文章，下面的部分則寫給自己或安雅。後來安雅加入第3層中的文字，有時與艾倫進行交談。安雅往往負責故事的喜劇效果，而且有時會批判C先生的作品。在她的慫恿下，他在《危言》之後創作了《隨札》，表達了一些較溫和的意見，更柔和或者說更個人化地談論了許多內容，包括他的父親、「公眾情緒」、「政治的喧囂與騷動」、「色慾人生」、「一個故事的想法」、「經典」、「寫作生涯」和「說厭倦」等等。該系列以對巴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頌詞結束。
儘管本書乍看像一盤表達對時事和其他問題觀點的大雜燴，但交織的文本和拱形的結構組成了引人入勝的故事。基本上，《凶年紀事》是一個隨筆和小說的混合體。傳統小說的元素，如人物、背景和情節等，都服從於超小說的方法。小說的情節主要體現在安雅對僱主的反應以及艾倫針對C先生財產的設局。小說的佈局使得讀者無法保持被動，而必須決定如何閱讀這本書，因為每一頁上都有不同的聲音和層次。就像《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一樣（但《伊》採用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這裡庫切將非虛構的內容嵌入虛構的形式中。年華老去的作家向安雅承認，他已經無法堅持寫完一本小說了：「要寫一部小說你得像阿特拉斯那樣，在你工作期間，得把整個世界扛在肩上，要扛上幾個月甚至幾年。就我如今這個狀況來說已經吃不消了。」18在第二組的一篇散文中C先生寫道，早前，他還是文學教授時，曾幻想過自己是一個小說家，而不是教師。現在，批評家們試圖證明他實際上從來就不是一個小說家，而是一個「客串小說的學究」。19他接著列舉了一切不言自明的差異，這讓人不由自主地將JC和庫切相聯繫：
如今，在公開場合下，我扮演的角色是所謂的知名人物（那種沒人能一下子想得起來的知名人物），這類顯赫角色被人從哪個儲藏櫃裡找了出來，撣去灰塵，把他們拉到某個文化場合（美術館新大廳的揭幕式啦，藝術家的頒獎典禮啦）扯上幾句，然後再擱回櫥櫃裡。對於半個世紀前抖掉腳下鄉野的塵土離家而去，以波西米亞式的人生姿態朝上流社會進發的人來說，這真是一出恰如其分的喜劇，也注定了其外省人的命數。20
詹姆斯·伍德在評論《凶年紀事》時說，小說採用了一種「大膽的形式」。「C先生的文章，」他繼續道，「在每一頁上都或多或少佔了大頭，但文章下方的文字，和電視屏幕上的流動新聞一樣，讀起來就像C先生和安雅寫下的短記錄，為僱主和僱員的關係發展提供了連續的解說，並承載了小說的情節，雖然沒什麼意思。」21小說的手稿仍屬作者所有，從中可以看出，庫切最初寫的只有「散文」（《危言》和《隨札》），然後才寫了下面的部分。總體的排版佈局與佛蘭德作家路易斯·保羅·布恩Louis Paul Boon）的小說《小步舞曲》（Menuet，1948）存在相似之處，其中3個敘述者的連續敘述都伴隨著一系列的新聞報道，出現在每一頁的最下方，並與主要的文本相照應。埃裡克·保羅·邁爾傑克（Eric Paul Meljac）將《凶年紀事》與加布裡埃爾·喬西普維奇（Gabriel Josipovici）的短篇小說《脫衣舞孃墨比爾斯：拓撲練習》（Mobius the stripper:A topological exercise）相聯繫。在這個故事中，喬西普維奇也使用了水平線來劃分頁面：上半部分講述了「脫衣舞孃」的故事，下半部分則是由作家記錄了墨比爾斯的故事。傑夫·西蒙（Jeff Simon）提到了另一部類似的小說，他將庫切的小說與納博科夫複雜的《微暗的火》相比較，庫切在學術生涯早期曾就後者寫過文章：「正如《微暗的火》第一部分是虛構的詩人約翰·謝德創作的長篇『虛構』詩，然後是一個小說中的小說虛構的人物查爾斯·金波特極度瘋狂的學術評論，《凶年紀事》在每一頁上都出現了對應的數個聲音。」22
儘管有些評論家自《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出版起就不欣賞庫切小說的發展方向，《凶年紀事》還是收到了良好的輿論評價。克裡斯托弗·泰勒在2007年9月1日的《衛報》上表示欽佩庫切的幽默和對技巧的運用自如：「這比他的其他作品都要有趣，雖然有時有點學究氣，最後則出人意料地讓人動容、讓人驚訝又不是很突兀，帶著庫切的讀者們熟悉的那種克制。」賈斯汀·卡特賴特在2007年9月2日的《星期日獨立報》上寫滿了對這本書的溢美之詞，儘管他在虛構事件和作家生活間直接畫上等號的做法可能不太恰當：「這本書充滿啟示，既有精彩的散文，又有微妙感人的近似愛情故事，還是一本自傳，一本對約翰·庫切內心深處的關注和信仰的非凡記錄。在安雅身上逐漸顯露出來的忠誠和正派中，庫切似乎非常遺憾地暗示了他自己在生活中忽視了愛和溫暖。」
在2007年12月23日的《芝加哥太陽時報》上，維克拉姆·喬瑞（Vikram Johri）寫道：「在同一頁上同時展開三條線索，這一迷人的想法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欣賞庫切的天才。頂部是一項真正的學術工程，在其研究領域高屋建瓴。中間是一名已經失去天賦的作家孤獨的漫談。而底部則是青春熱情的獨白，滿是常與之相伴的傲慢。」他接著寫道：「因此，必須要問：庫切擅長的是什麼？他為什麼寫作？其散文體現的不滿讓我們認識到他沉默的意願和追求寧靜的本能。然而，《凶年紀事》是一本響亮的書，同時具有生命的熱情活力和死亡衰弱無力的前景。這是他作品中比較平易近人的一部，標誌著庫切的天賦，輕輕鬆鬆就能讓庸人為深刻的思想所吸引，讓人欣羨不已。」2007年12月30日的《波士頓環球報》上，克萊爾·梅蘇德（Claire Messud）表示十分喜愛小說的結局，安雅超越了她最初的淺薄，成長為一個複雜而富有同情心的個體：「她和JC最後一起達到的奇異的平和在庫切的小說中或許是首次出現：它可能不是很有趣，但它豐富而充滿愛意，已經非常接近於大團圓結局。」大衛·馬庫斯（David Marcus）在2009年冬季版《異議》中將《凶年紀事》稱作庫切最明確的政治小說：「庫切所捕捉的焦慮不滿不僅存在於自己的』晚期』風格中，也為許多同時期的知識分子所共有。這個時代被政治失敗所淹沒——身處其中的』憤怒和恥辱是如此之強烈，』約翰·C.寫道，『以至於所有的計算、所有的謹慎都不堪重負，所以人們必須採取行動，也就是說，表達自己的觀點』——如果這本小說對我們來說顯得過於緊張，有時讓人精疲力竭，這是我們異化、反對教條的自身所帶來的後果。」
2008年6月，《凶年紀事》獲M-NET文學獎英語小說獎。2009年10月，邁克爾·泰托爾斯泰德（Michael Titlestad）在《南非和美國研究》Safundi:The Journal of South African and American Studies）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表明，最初評委們的意見並不一致。困擾部分評委的是：該小說是否可以獨立於庫切的全部作品單獨進行評判，以及庫切作為澳大利亞公民（雖然他仍持有南非護照）是否可以參評。另外，以澳大利亞為背景、討論澳大利亞問題的《凶年紀事》，是否真的可以被視為一部「南非」小說。
然而，這些嚴格來說與小說的純粹文學評估毫不相干的因素，不過是個人仇恨（「但他太冷酷了！」）的煙幕彈。泰托爾斯泰德寫道：
這種反感的原因很難捉摸（畢竟，他是南非最偉大的文學資產）。他的移民或許是敵意產生的主要原因。南非人很容易感覺遭到背叛。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觀點，通過南非的苦難歷史（在象徵意義上、經濟上或政治上）獲利的人，至少應該堅持到底……仇恨的另一個原因是，眾所周知，庫切拒絕參加任何類似文學名人文化的活動……事實上，他是贊助商的噩夢：無論其哲學上或心理上的動機，他缺席頒獎典禮本身就是對權威經濟整體的一種批判。
不管怎樣，泰托爾斯泰德無法容忍因為這樣非文學的原因而忽視一部重要作品，一番勸說後，《凶年紀事》還是獲得了M-NET獎。然而，庫切沒有前往南非領取獎金。儀式當晚，庫切美國出版商的南非代表代領了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