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開普敦大學退休定居阿德萊德後，約翰·庫切的生活輕鬆了很多。在開普敦大學他經常被捲入雞毛蒜皮的系內鬥爭，耗盡了精力。他有時不得不參加系內會議，這與他每天上午投入幾個小時進行創作的習慣相衝突。在阿德萊德，他得以遵循自己的安排和節奏，即使是這樣，從他每天認真回復的有時多達60封的電子郵件來看，他並沒有與其他人或文學世界隔絕。雖然他推掉的演講或公開露面的邀請越來越多，但他仍十分樂意指導青年作家或幫出版社給新書寫一段封面推薦。
在開普敦，他不喜歡園藝，閒暇時光除了騎自行車，還爬爬桌山或觀看大型體育賽事（板球和橄欖球）。和多蘿西定居阿德萊德後，他在阿德萊德山的一小塊地上沉迷於園藝，並十分享受在下午時分清理藍桉樹的樹皮。如他在《福》中塑造的人物克魯索和星期五一樣，他著手建設了小梯田，進行種植。多蘿西能注意到約翰來到澳大利亞後的變化。他會在晚宴和派對上開玩笑打趣別人。他很快樂，每個與他打交道的人都能感覺到。1
然而，在1989年4月的悲劇事件發生多年後，他心中仍然潛藏著喪子之痛。他還要掛心的是女兒吉塞拉的處境和身體狀況。吉塞拉一直留在開普敦，住在天文台區的一棟房子裡。1988年至1990年間，她在開普敦大學攻讀文學學士，成績良好，在英語和非洲文學課上表現尤為突出。一年的海外生活後，她獲得了英語榮譽學士學位，平均成績為72%。她和約翰都刻意避嫌，她沒有選修他的任何課程，當時多蘿西也在英語系擔任教授，認為吉塞拉是她教過的最有才華、最出色的學生之一。然而，吉塞拉缺乏父親那樣的紀律性，有時會對自己的事情失去控制。她相信宿命論，很小就希望自己從未出生。後來，尼古拉斯的死讓她痛不欲生，她認為該死的是自己，而不是尼古拉斯。她奇異地認為自己應該對母親和哥哥的死亡負責：對母親負責是因為母親最後患病期間，她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母親臨終前，她也不在身邊；對哥哥負責則是因為在他去世前，他們之間的關係很糟糕。1992年6月15日，約翰·庫切在布法羅給朋友霍華德·伍爾夫寫信說，吉塞拉想知道自己為什麼費心學習文學。「我肩負著安慰她的棘手任務，」他寫道，「把她從必須效仿我的想法中解放出來（如果可能的話），她有按自己的想法生活的自由，同時也不需要陷入相反的看法，堅持認為我已經劃出的領域是我一個人的，她絕不能擅闖。她的男朋友前幾天過來拜訪，坦率地和我談心，這還是他第一次這樣做。他說吉塞拉告訴他應該死的那個人是她，尼古拉斯更聰明、更有雄心等等。潛台詞是：對她的期望太高，她承受不起。真是一派胡言。孩子們很難相信父母絕對地、無條件地愛著他們。（不僅是孩子們！）還是說我們聲稱絕對地、無條件地愛時是在自欺欺人？」
20多歲時，吉塞拉只是短暫地有過固定職業——在獨家圖書集團（Exclusive Books）工作，工作地點先是在約翰內斯堡的山頂區，後來在開普敦的克萊蒙特區。她三十出頭患上了癲癇，這一疾病難以控制，庫切非常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終生受其困擾。
吉塞拉的癲癇引起了陌生環境恐懼症，她不得不過起隱居生活。2004年11月16日，庫切寫信給凱瑟琳·洛加·杜普萊西斯（Catherine Lauga du Plessis）說：「吉塞拉的生命力並不旺盛。她患有嚴重的陌生環境恐懼症，從不離開房子。誠然，南非有很多人被嚇得不敢離開安全的房子，但我相信她的情況是病理上的。」癲癇持續發作。在2004年4月的一次發作中，她摔斷了一條腿。不久後的另一次發作中，她摔斷了另一條腿，情況嚴重到她必須接受手術，並在醫院骨科病區住上很長一段時間。診斷確定她脆弱的骨骼結構是由骨質疏鬆症引起的，這是一種常見的老年病，很少會發生在30多歲的人身上。第二次骨折嚴重到致殘，離開輪椅或行走架的幫助，她將很難行走。最嚴重的是，她發現自己無法在行走時保持平衡，這與兩次摔倒無關，是癲癇病情和治療導致的症狀。她現在必須同時借助枴杖和行走架才能行走。她的視力也出了問題：她失去了判斷距離的能力，這樣就很難過馬路，因為她不知道駛來的汽車離她多遠。2約翰寫信給朋友喬納森·李爾說：「2005年對她（吉塞拉）來說是一場噩夢。她三次住院，兩次是因為左腿的復合性骨折，第三次則是因為癲癇發作帶來的後遺症。她的生活因為毀滅性的家庭生活總是和伴侶發生爭吵）和酒精變得更加複雜。」如果她願意來阿德萊德和庫切一起住上一段時間，病情可能會得到改善：「我不指望她恢復健康，但我至少能為她提供合理的飲食，給她的生活帶去一點點平和。」
與尼古拉斯一樣，吉塞拉的生活也充滿了酒精和藥物，情況甚至惡化到她不得不進入戒酒康復中心。莫非庫切的兩個孩子從上一輩那裡繼承了容易酗酒的基因？約翰的父親傑克·庫切一度經常性地過度沉迷於酒精，菲利帕的弟弟塞西爾（Cecil Jubber）也是一個酒鬼。《等待野蠻人》的結尾處，玩耍的孩子們預示著對未來的某種希望，考慮到尼古拉斯的死亡，吉塞拉又處於這樣的困境中，這樣的結局就顯得越發具有毀滅性。
2005年10月，約翰·庫切親自前往開普敦瞭解女兒的情況。2005年10月7日，他寫信給阿瑞戛納·博扎維科（Arijana Bož ovi）：「我剛從南非回來。在那裡停留了一周，主要是去看望我的女兒，告訴她世界上至少還有一個人在乎她的生死。她狀況很糟，糟糕的』婚姻』更是雪上加霜，但她又開始試著走動了，雖然時間很短。」10月10日，他再次寫信給她：
我前幾天才從開普敦回來，大部分時間和吉塞拉在一起。她的身體和心理狀況都不太理想。近六個月來，她要麼躺著，要麼坐在輪椅上，已經有大量肌肉出現萎縮。她可以一次蹣跚著走幾步，但平衡不好，壓力很快讓她感到痛苦。她也無助地亂扔她的藥，隱隱覺得那些藥對她不太好。但她不具備專業知識，無法完全停止用藥，尤其是那些影響她神經系統的藥物。她還孩子氣地反抗醫生。我本來要帶她去見好幾個醫生，但她在家發生了意外，臉上弄出一道難看的大傷口，結果什麼都沒有做成。所以，我在那裡沒發揮什麼作用。
2005年11月21日，他記錄了另一場意外：開普敦傳來了壞消息。吉塞拉獨自在家時，癲癇嚴重發作，並開始吐血。她摔倒了，傷了臉（掉了四顆牙），斷了一根鎖骨。現在還在住院。她非常虛弱，同時患有肝硬化和戒酒綜合征。所以需要兩種不同的護理：術後護理以及酒精依賴康復護理。就我所知沒有人同時提供這兩種護理，而她對後者的抗拒使事情變得更為困難。約翰寫信給喬納森·李爾說：「我希望本月晚些時候能帶吉塞拉到阿德萊德待一段時間。」
吉塞拉在阿德萊德住了一個月左右，但回去後不得不進入溫貝赫的一家機構接受看護。出於想要獨立的強烈意願，她回到天文台區的家，在父親的反對下，勉強接受了一名護工，每週只上門幾天。2006年7月6日星期一，獨自在家時，她再度癲癇發作，引發了嚴重的頭部損傷。一天後，她才被發現，在昏迷狀態下被送往格魯特斯庫醫院的重症監護病房。醫生們進行了兩次手術，但無法止血。不得已進行了第三次手術，併發症使她長時間處於病危狀態。兩周後，她才從昏迷中醒來，能夠根據要求用眼睛捕捉別人的動作，也能對手部的輕微觸碰做出反應。她仍然不太清醒，極度虛弱，連著呼吸機。約翰·庫切在事情發生後就立即飛往開普敦照顧她，8月13日，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
吉塞拉還在格魯特斯庫醫院，住在神經內科病房，但已經脫離了生命危險。她一度看起來可能會癱瘓，但幸運的是情況並非如此。
目前尚不清楚她的大腦受到了多大損傷。她能說話，但精神狀態似乎有點混亂。
從那時起，吉塞拉的病情奇跡般地好轉。她被安置在莫佈雷的一家看護機構裡，受到恰當的照顧。幸運的是，並沒有永久性的腦損傷產生，2011年1月初，她搬回了位於天文台區的家，有一名看護時不時地去幫幫忙。
二
除了對吉塞拉病情的憂慮和擔心，約翰·庫切自己也開始遭遇健康問題。2007年——他第二部「澳大利亞」小說題目中的「凶年」——他開始接受前列腺癌的治療。他在2010年接受了放療，緩解了症狀。
除了對自己健康狀況的擔心，約翰·庫切在2009年2月更添一層擔憂。與他關係非常親密的弟弟大衛居住在華盛頓期間被確診患有間皮細胞瘤，一種極易擴散感染胸膜的癌症。由於發現時已經是晚期，預後非常不好。大衛先後接受了放療和密集化療，但他沒什麼精神，並處於持續疼痛中。他打了嗎啡鎮痛，這讓他很少有完全清醒的時候。雖然是在病中，但他仍然像以前一樣開朗幽默。約翰在2009年5月前往華盛頓看望了已病入膏肓的弟弟。2010年1月19日，大衛在家中去世，妻子阿克薇·阿姆蘇和兩個兒子山姆與科林在床前陪伴著他。而那時，約翰才從華盛頓搭飛機飛回阿德萊德不久。阿克薇·阿姆蘇在個人作品集《不是再見》（Not Goodbye）中《家世》（Descent）一詩的第一節裡也暗示了兄弟倆的最後一次會面：
兩天前，你哥哥
讀你憔悴的倒影
說你看起來很帥
但你每小時都在變化，
拋棄你不再
需要的一切，比如你的臉。3
儘管前列腺癌是不治之症，但適當的護理可以使病人存活多年。2007年的診斷以及醫學治療確實改變了約翰·庫切的生活，但他的精力和勤奮並沒有受到影響。他依然能夠遵守自己嚴格的日常計劃，每天上午都投入幾個小時筆耕不輟。他創作的慾望永不平息。「我跟隨筆舞蹈。」1994年他在《彼得堡的大師》中這樣寫道。如今舞蹈仍在繼續。
三
庫切定居澳大利亞後出版的三部小說中，主人公都是一位老人，忍受著年老帶來的疾病和體弱的困擾。伊麗莎白·科斯特洛66歲，並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有點虛弱，只有在兒子的幫助下，才能承受費時費力的長途旅行，去往世界各地進行演講。《慢人》中的保羅·雷蒙特則在舒適的退休生活前夕，被一個年輕人駕駛著汽車從自行車上撞了下來。這導致他失去了一條腿，從此殘疾，必須依賴他人的照顧生活。《凶年紀事》的中心人物患有帕金森病，依賴安雅的幫助轉錄他的著作。
這一系列人物衰弱的演變是驚人的。庫切在《夏日》中將這些「死亡提示」更進一步。核心人物是已故作家J.M.庫切，一位名為文森特的英文傳記作者希望能為他立傳。他計劃聚焦1972年至1975年這一時期，那時候，約翰因為受到懷疑不得不離開美國，與父親同住在開普敦托開區一間破舊的房子裡，通過給陌生人進行私人英語輔導來謀生。為使傳記顯得有血有肉，文森特採訪了約翰在那一階段認識的各種各樣的人：朱莉婭，心理治療師，現居安大略省，當時為約翰的鄰居，偶爾充當他的情人；瑪戈特，經常出現在百鳥噴泉家庭農場的表親，約翰對她存有一定愛意；阿德裡安娜，與約翰相戀的巴西舞者，雖然她最初懷疑他對自己的女兒，他的英語輔導學生，懷有超越師生的感情；馬丁，與約翰同為開普敦大學講師候選人，但不久後永遠離開了南非；還有蘇菲，開普敦大學法語系的同事，約翰與她合教一門非洲文學課——他講英語作家，她講法語作家。
這樣，傳記作者就把精力集中到了約翰青年時期的一個階段，即在美國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和授課後，定居開普敦的時期。在副標題中，夏日》被描述為《外省生活場景》，與《男孩》和《青春》共同構成三部曲。《夏日》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對不同敘事技巧的串聯。《男孩》和《青春》的線性敘事都由一個單一的聲音完成，而《夏日》中的傳記作者很少自己說話，他的任務主要由受訪者承擔。小說的第一部分「1972年至1975年筆記」以及最後一部分，都由已故作家日記的片段組成。第一部分中的所有條目都有日期，而在最後部分中的五個條目則未註明日期。條目中經常插入變體字短語，如「可據此展開」「避免……過於推向」「可進一步拓深的主題」等，說明作者曾打算將這些日記片段作為將來創作的素材。傳記作者在回答朱莉婭關於斜體部分的含義和作者的問題時，證實了這一點：「庫切自己寫的。是他為自己做的一個備忘，寫於1999年或是2000年，當時他考慮改寫這些特定的事例以便寫入書中。」4一開始他們似乎只是日記中的筆記，經過後期的補充，他們變成了已故作家今後擴寫的指導，所以這是一份粗略的草稿，一份透露出一定臨時性和不完整性的創作中的文本。這一不完整性具有欺騙性，因為矛盾的是，讀者看到的是一個完整的文本，明顯的暫時性是其整體的一部分。
在採訪中，讀者有時會遇到一條複雜的敘事方法鏈。讀者在紙上看到的並不總是對受訪者言論的精確記錄，因為傳記作家的記錄有時隨意得近乎曲解和誤讀，以至遭到採訪者憤怒地拒絕。因此，傳記作者在本節開始時就承認，對瑪戈特的整個採訪，既是記錄也是重寫，為了敘述的完整性，裡面加入了部分「虛構」的對話。瑪戈特真正告訴文森特的以及文森特轉錄內容之間的差異隱藏了「真實的」事件。事件和扭曲、事實和虛構、真相和謊言之間的關係，成為小說結構的一個核心因素。
這樣，《夏日》與《男孩》和《青春》就有了根本上的不同，《夏日》中沒有直接的敘述，有的只是各種聲音的復合，同時講述那一時期約翰的生活經歷。帕特裡克·登曼·弗蘭納裡（Patrick Denman Flanery）在評論《夏日》時寫道：
應當說，它是一個組合文本：虛構的庫切筆記中標注或未標注日期的片段；那一時期與庫切有交集的人的五次訪談，採訪者是一位年輕的英國傳記作家，被稱為文森特先生。文森特組合了這些片段和記錄，但並未將他們整合成完整、固定的敘述形式，因此，應該將《夏日》視作一部處於成型過程中的虛構傳記——專注於一個虛構主體成為一名作家的那些年。通過筆記片段與採訪，我們看到約翰與兩個主要障礙之間的鬥爭：其一是如何將自己的文化、思想和倫理觀點與生活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的現實進行調和，這個國家市儈庸俗，在思想上分崩離析；二是如何與女性發展有意義的親密關係……
《夏日》在傳記和小說之間的曖昧位置，與庫切在自我定位時遇到的困難如出一轍；我們在努力把握其公開與隱秘的混合性時，最貼近他的想法。正是因為我們無法將他定位，我們才確信這三部曲已在當代文學的中心贏得一席之地。5《夏日》中事實與虛構之間的關係觸及到了這樣的問題：這本小說具有怎樣的真實價值，在現實中的作家庫切的生活中又有怎樣的實現。從傳記作者對蘇菲所說的話中，我們可以找到認識虛構已故作家性格的一個關鍵，同時也是瞭解《夏日》採取自傳形式的關鍵：「庫切自己寫下的東西不能被採信，不能作為一個事實記錄——並非因為他是一個撒謊者，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虛構作品的寫作者。在他的信中，他給他的通信者虛構了一個自己。在他的日記裡，他為了自己或是為了後代的緣故，同樣有許多的虛構。作為文件，這些材料是有價值的，但如果你想在精心編織的虛構背後看到真相，你就得去找那些跟他直接有過接觸的，還活著的人。」6
雖然《夏日》是自傳體三部曲之一，它比《男孩》或《青春》都更為極端地顛覆了傳統分類，其敘事策略和內容都改變了傳統的邊界。讀者不能把已故約翰的相關信息當真，把它當作「真相」的讀者將會受到欺騙。例如，庫切回到南非後，確實在托開住了一段時間，但和小說告訴我們的相反，他並沒有和父親住在一起，而是和妻子菲利帕以及他們的兩個孩子同住。1972年至1975年間，他的父親也不是一個鰥夫，正與妻子維拉生活在一起，而她1985年才去世。作為一名年輕學者，庫切確實在開普敦大學給勤奮的學生們授課來增加收入，但他教的是數學，而不是「阿德裡安娜」一章中提到的英語。1971年，他確實曾是開普敦大學一個空缺英語講師席位的候選人，另一位候選人是馬丁的原型喬納森·克魯，1974年，克魯在《對比》上就《幽暗之地》發表過一篇重要論文；但與《夏日》的描述相反，兩人都被錄用了，而不只是馬丁。《夏日》中的表親名叫瑪戈特，在《男孩》中以真實姓名阿格尼斯出現，她從未與庫切一起在百鳥噴泉農莊附近的小貨車裡過夜，另外他也從來沒有在麥爾維爾給父親買房的打算。7最後，約翰·庫切當然並未去世，除了年華老去，他仍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的房子裡辛勤地進行著創作。
小說的題目讓人想起1935年喬治·格什溫的熱門單曲，出自百老匯輕歌劇《波吉與貝絲》。前兩節的歌詞如下：
夏日時光
生活有限
魚兒跳躍
棉花好收成
爸爸有錢
媽媽漂亮
寶寶乖乖睡覺
不哭不鬧
如果說小說暗示了格什溫的歌，那也一定是出於諷刺的目的，正如小說展現的那樣，約翰人生的這一階段，絕非無憂無慮的青春時光。《夏日》中孤獨的約翰更容易讓人想起馬塞盧斯·艾芒茲《死後的懺悔》中的主人公：威廉·泰米爾。《夏日》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幅負面的自畫像，把自我剝光，試圖通過不同的角度來解釋為什麼已故的約翰給人這樣一種冷血的印象。訪談涉及不同的情景，但最終主角仍是一個無法解釋的謎，其本質的自我從來沒有顯露出來。文學史上很少出現像J.M.庫切的人物化身這樣作者自我厭惡的例子。
除了主角在這裡表現出的近乎殘酷的誠實之外，讀者還著迷於主人公本質上的不可知性。傳記作家試圖捕捉他的形象，但徒勞無獲——這也是對現實生活中任何想要追蹤J.M.庫切生活痕跡的傳記作家的明確警告。
《夏日》包含了庫切作品中最優美的文字，也有許多最令人捧腹的場景。和其他作品一樣，庫切對文學名句和典故運用自如，如約翰·濟慈的《夜鶯頌》（「昏昏欲睡的麻木折磨著我的感官，我彷彿喝下了毒芹」）；塞繆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假設一位上帝……確確實實存在」）；還有羅伯特·赫裡克的《朱莉婭的霓裳》（「那飄然的羽衣霓裳閃動著流光溢彩」）。8
戲謔的方式給整部作品增添了幾分歡快，但如托馬斯·瓊斯Thomas Jones）所說，它也可以是「一個優雅的請求：要認識作為公眾人物的庫切，只能到其文字中去尋找；同時也是充分的理由，說明為什麼要答應這一請求」。兩名評論家追溯了《夏日》有趣的文學和歷史聯繫。喬迪·威廉姆森（Geordie Williamson）寫道：「在菲利普·拉金的詩《後人》中，一個創造性藝術家想像他的傳記作者在其身後為其立傳，並借此機會以嘲弄的口吻撰寫了自己的墓誌銘，像拉金一樣，庫切的死使他從過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庫切不僅進行了自我調侃，還在自我構建中赤裸裸地展現了情感。」詹姆斯·米克（James Meek）認為：「閱讀夏日》的一種方式是把它作為一種告白，一種對庫切愛過的女性的肯定……約翰心中的拜倫將他拉向女性，參與有意義的事業，他心中的耶穌則將他拉開。『他一生都努力做到溫柔，』朱莉婭這樣評價約翰，但接著又說這也是她不能和他在一起的原因。」
蒂姆·帕克斯（Tim Parks）在評論中寫道：
這是一本戲謔而出人意料地有趣的書，在精心安排的難以捉摸和毅然決然的公開坦誠兩方面都體現了自傳可以達到的最大高度。如果說《男孩》和《青春》因為庫切對第三人稱（作者拒絕將其等同於年輕的自己）和現在時（通常用於小說而非回憶錄的敘事手段）的使用而卓越，《夏日》在距離化和小說化兩方面都更進了一步。儘管我們在封面上看到庫切的名字，並因此假設作者仍然活得好好的，我們很快就會相信他已然死去。這本書由五段訪談組成，一名傳記作者與他認為在1972年至1975年期間對作家有重要意義的人進行了對話。
安德烈·布林克認為它是庫切「令人難忘的作品」之一：「單憑這本書就值得一個諾貝爾獎。」
《夏日》在2009年入圍布克獎，2010年入圍英聯邦獎，但均未獲獎。它在澳大利亞獲得了昆士蘭總理文學獎（Queensland Premier』s Literary Award）和克裡斯蒂娜·斯特德小說獎（Christina Stead Prize），後者的獎金約為19 000英鎊。2011年，哈維爾·塞克以單行本出版了庫切的自傳體三部曲，名為《外省生活場景：（一）男孩（二）青春（三）夏日》。
四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幾年中，約翰·庫切繼續為《紐約書評》撰寫評論，例如評論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林中城堡》（2007年2月）和伊萊娜·內米洛夫斯基（Irene Nemirovsky）的《狗與狼》（2008年11月）。除了清晰的行文，他的文章因為精闢判斷而引人注目。當代許多評論家無力掌控文字，字裡行間充斥著專業術語，他們應該將庫切的行文作為典範。
他還重溫了阿非利堪斯語詩，翻譯了伊那·盧梭（Ina Rousseau）的詩集《昔日花園》（1954）中的第一首詩《伊甸園》，發表在2007年4月的《詩歌：翻譯問題》上：
在伊甸園的某個地方，在所有時間之後，
是否仍然矗立著，荒廢的，像
毀滅的城池那樣，大門被可怖的釘子封住，
不幸的花園？
那裡悶熱的白天後是否仍是
悶熱的黃昏，悶熱的夜晚，
病態發紫的樹枝上
果實掛到腐爛？
那裡是否還有，在地下，
像蕾絲蔓延在岩石間
一張未發掘的礦藏之網，
瑪瑙和黃金？
穿過鬱鬱蔥蔥的綠色，
他們的浪花在遠方迴響
那裡是否還流淌著四條玻璃般的小溪
沒有凡人在裡面喝水？
在伊甸園的某個地方，在所有時間之後，
那裡是否還矗立著，像滿目瘡痍的城池那樣，
被拋棄，注定慢慢腐朽，
衰落的花園？
過去的評論員大多純粹從古老的猶太-基督教神話中失樂園的角度解讀這首詩，但庫切在譯文之後的簡短討論裡，還將它與荷蘭第一批移民在好望角建造的花園相聯繫，這一花園為東方航線上的船隻提供補給。這樣，他的解讀就與自己在《白人寫作》中討論的主題相聯繫，將該詩視作盧梭對一項失敗的事業深刻而悲觀的思考：「衰落的花園，衰落的殖民地，在未來的某一天回顧過去，它不僅已然荒廢，而且幾乎已然消失在過去的迷霧中，這與周圍宣揚的白人基督教南非將在遙遠的未來持續存在的圖景截然不同。」對於1994年在這樣的希望中誕生的新南非來說，這是一種令人沮喪的解讀。
在這些年中，幾位製片人購買了小說《恥》的電影版權，電影的拍攝是庫切必須參與的重要項目之一。從一開始，他就十分謹慎，擔心小說被製片人以及可能的南非合作者出於政治目的加以利用。在2004年2月21日的一封電子郵件中，他對代理人彼得·蘭姆派克提到了這一擔心：
在南非，《恥》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一個政治足球。任何將《恥》翻拍成電影的人都會引起很大的爭議，特別是如果電影在南非拍攝並任用南非顧問的話。如果這是一部大製作，從一開始就會受到包括政界在內的廣泛關注。不可避免地，人們會認識到，影片將影響南非在國際上的形象。
我之所以希望能最終審核劇本，是為了保證影片不會受到南非政治力量（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影響，不會出現原著中所沒有的傾向。我認為這是十分現實的危險，因為影片的拍攝者是局外人，他們將很難意識到看似無害的小細節對局內人有著怎樣微妙的政治意義；另外，坦率地講，身為局外人，他們也許並不在意影片會在南非產生怎樣的政治後果。
澳大利亞夫婦史蒂夫·雅各布斯（Steve Jacobs）和安娜-瑪麗亞·蒙蒂塞裡（Anna-Maria Monticelli）最終獲得了《恥》的電影版權，他們邀請了美國奧斯卡影帝約翰·馬爾科維奇出演戴維·盧裡，南非女演員傑西卡·海恩斯（Jessica Haines）則扮演露西。2008年10月，影片在阿布扎比的中東國際電影節上斬獲黑珍珠最佳影片獎，在多倫多電影節上則將國際影評人獎攬入懷中。儘管影片有一部分在開普敦和賽德堡取景拍攝，製片人沒能在南非籌得一分錢的資金。2010年，影片在全球範圍內上映。
同樣因為小說可能會被用於政治目的，庫切在授權將《恥》翻譯為南非語後又收回了這一授權。2004年1月，南非布拉格尤提傑沃斯的丹·魯特（Dan Roodt），一位右翼（甚至右翼極端）分子，向庫切的代理人大衛·海曼聯合公司申請授權，翻譯並出版這本小說，儘管阿非利堪斯語出版物的市場相對較小。庫切同意了這一申請，但魯特錯過了出版的18個月期限，並且沒有將延誤的情況通知代理人。庫切在2005年10月18日寫給代理人的信中說，他還沒有收到協議規定的以供檢查的手稿，而且據他所知，也沒有出版任何翻譯版本。「自2004年4月以來，」他繼續寫道，「我瞭解到了關於布拉格及其所有人丹·魯特的一些事情，我不希望公眾把我和它的活動聯繫在一起。因此，我想就終止合同的問題徵求您的意見，我認為我們現在有權這樣做。」儘管魯特表示抗議，合同還是解除了。《恥》的南非語版本最終由詩人范尼·奧利維爾（Fanie Olivier）翻譯，由開普敦蘭登書屋斯圖裡克旗下的烏木茲公司出版。
2010年對約翰·庫切來說有著特殊意義，他在當年的2月9日年滿70歲。2010年5月5日，他受邀來到母校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並發表演講，回顧了自己的學生時代，並談到了在20世紀70年代南非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下自己所經歷的審查制度。他曾提交了三本書以供審查，赫爾曼·維滕貝格在出版物審查委員會的檔案中發掘出了相關審查報告，彼得·麥克唐納在《文學警察》（The Literature Police）一書中也提到了相關報告。庫切從這些報告中引用了幾段話，充分體現了審查人員的愚鈍，讓聽眾們哄堂大笑。5月晚些時候，他在法國首都發表了同樣的演講，接受了巴黎美國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2010年6月22日，他在英國諾裡奇劇場朗讀了自己的作品，一起參加活動的還有南非作家喬迪·德萊弗，佐伊·威克穆，以及伽貝巴·巴德羅恩（Gabeba Baderoon）。這次，他選擇了一篇21分鐘長的短篇小說，以幽默的視角觀察自己青年時期的卡魯世界，令聽眾拜服。
但阿姆斯特丹給了庫切最高的榮譽，他的荷蘭出版商伊娃·寇斯，與得巴裡文化中心一起，在2010年5月13日至16日舉辦了一個為期三天的節日，主題是：「這是J.M.庫切嗎？」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就《雙重視角》一書的創作採訪了大衛·阿特維爾，並為庫切50年的學術生涯出版了一本紀念文集。由達喀爾公司製作，洛特·范登伯格執導的話劇《國家》在阿姆斯特丹郊區的一塊空地上上演。庫切被授予荷蘭獅子騎士爵位，這一皇家爵位極少授予外國人。阿姆斯特丹代理市長在講話中高度讚揚了庫切在聯結南非與荷蘭文學方面做出的貢獻，他將荷蘭語文學翻譯成英文，就荷蘭作家撰寫評論文章，他與荷蘭出版商間的特殊情誼使得庫切2002年後的每一本小說都在英文原版發行之前就先出版了荷蘭語版本。庫切在致謝時，以荷蘭語開始了他的講話：
在開始之前，我要對參與這三天活動的諸多藝術家、作家以及讀者朋友們表示最誠摯的感謝。過去的三個晚上對我來說非常令人感動。我寫作從來不是為了某些特定的公眾或特定的讀者，而總是無差別地面向未來和未來的人民。因此，遇到真正讀過我作品的真正讀書人，我感到有些驚訝，甚至是有些震驚或者說震動。
我個人對阿姆斯特丹的這三個晚上很感興趣，因為在這裡人們用荷蘭語讀我的作品，與英語原文相比，我在荷蘭語中顯得更加幽默。
在此之後，庫切朗讀了一篇關於伊麗莎白·科斯特洛的未發表的故事，她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亞的一個小山村裡度過了生命的最後時光，養了許多貓，還收留了村裡的傻瓜巴勃羅。她的兒子約翰從美國來看望她。文本由他們的對話和討論構成，他試圖弄明白她究竟為什麼選擇在這個偏僻荒涼的地方定居，與貓和傻瓜共處一室。與庫切後期的作品一樣，這又是一個關於離群索居與無條件同情的故事，但它同時也令人捧腹。
在節日開始時的介紹中，伊娃·寇斯開玩笑說庫切是個聚會狂。整個過程中庫切都保持了沉默，只在最後表達了感謝。當寇斯送他乘坐火車離開時，他緊緊地擁抱了她，並說：「很是開心！」9
現在，庫切的作品不僅在諸多方面得到肯定，如獲得久負盛名的文學獎，同時也被廣泛閱讀，以多種語言出版，讀者不斷增加。一些書的銷售量以十萬計，並繼續穩步上升。
人們紛紛向庫切致敬。2011年3月，阿德萊德的南澳大利亞藝術畫廊舉辦了南非造幣廠發行的一系列帝王花紀念幣的首發儀式，該紀念幣上面出現的是庫切的頭像。鑄造這一系列紀念幣是為了紀念南非歷史上的某一重大事件或表彰某位傑出的南非人。此次鑄造銀幣共計三百枚，庫切成為首位出現在紀念幣上的南非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