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本名叫鄧希賢，他年輕時從事革命活動後才改名為鄧小平。他1904年8月22日出生於中國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農村，農曆是七月十二日。鄧小平從小到青年時期一直使用農曆的出生日期。他於20世紀20年代赴法勤工儉學時，所登記的出生日期就是七月十二日。
20世紀70年代的廣安縣城。
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是個小地主。母親淡氏，是鄧文明的第二任妻子。鄧家居住在距廣安縣城幾里遠的牌坊村。廣安縣位於四川省的東部，這裡山川密佈，景色秀麗。鄧文明擁有大約10公頃田，好的年份，一年可以收穫10噸穀物。廣安縣地域廣大，有數千戶居民，但它不是四川的繁華地區。四川的大動脈長江，從西南部流向東北部，貫穿全省，沿途有不少支流匯入。廣安縣城坐落在長江的支流嘉陵江邊，但距長江河谷還有很長的距離。廣安距省會成都有600多里，要繞過幾座綿亙的山脈才能到達成都。重慶是距廣安最近的大城市，但離廣安也有300多里。
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的畫像。
鄧家的祖先是從華南移居四川的，時間至少是在鄧小平出生的兩百年以前。如果再往前追溯，鄧家的祖先最早是從中原遷往華南的客家人。客家人是漢族的一部分，原居住在中原，後來遷移到南方。但在這之前的幾個世紀裡，他們的情況並不為人們所知，頗具神秘色彩。客家人所講的方言和沿襲下來的很多風俗習慣，與中國南方當地的其他漢族人或其他民族的人都不同。不過，鄧家可能早在遷入四川前，就已經放棄了客家話和客家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到了18世紀初，就更可以肯定這一點，因為在那個時候，鄧家出了一位名人，在朝廷做了大官。此人名叫鄧時敏，在乾隆時期當過翰林、大理寺正卿。1774年，鄧時敏告老還鄉。在他去世後不久，人們為了紀念他，在村口建起了一座牌坊，上面刻著皇帝御筆親題的字，從此，這個村子就改叫牌坊村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成為當時失勢的鄧小平的一條罪狀，牌坊村改名為反修生產隊，牌坊也被搗毀。雖然後來村子又改回牌坊村的原名，但牌坊卻一直沒有重建。
鄧文明精力充沛，開明樂觀，熱心地方公益。在鄧小平離開家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鄧文明一度曾成為廣安及周邊地區頗有影響的人物。他指揮過數百人的民軍，當過廣安縣的警衛總辦（又稱團練局長）。牌坊村一些還記得鄧文明的老人曾對外國遊客介紹說，鄧文明平易近人，樂於同人交往，能夠和各個階層的人打成一片，在調解地方爭端時能夠秉公處理。在家裡，他嚴厲而又溫厚，對子女的要求極為嚴格，但當孩子們犯錯誤時，他也能傾聽他們的辯解。他生前沒有留下任何照片，但人們還記得，他在中年時就已經謝頂，蓄著鬍子。鄧小平倒一直沒有謝頂，但他在性格和氣質上則繼承了父親的大部分優點：自信、有抱負、處事果斷。
鄧小平的母親淡氏的畫像。
鄧小平的母親淡氏卻並不引人注目。鄧文明在確定他的第一任妻子張氏無法生育後，才娶了淡氏。淡氏娘家的家境很好，她嫁到鄧家時的嫁妝是一張雕刻精美的大紅木床，這樣的嫁妝，貧苦人家是負擔不起的。鄧小平就出生在這張床上。20世紀80年代，在鄧文明的舊居裡還能看到這張床。淡氏為鄧文明生了四個子女(1)：一女三男，鄧小平排行老二，卻是三個男孩中最大的，是家裡的長子。後來，或許是在鄧小平1920年出國之前，淡氏變得體弱多病，並於20世紀20年代末期死於肺結核。沒有人寫過或講到過她和子女之間的關係，因此很難推斷她對子女們有什麼樣的影響，也無從判斷她和子女們關係的親密程度和子女們對她有多大的依戀。
鄧文明後來又結過兩次婚。他的第三個妻子姓蕭，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四子）。第四個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的女兒。夏氏只比鄧小平大一歲(2)，她為鄧文明生了一個女兒。夏氏先前嫁過人，改嫁鄧文明時，帶了一個女兒過門。因此，鄧小平共有一個姐姐、兩個弟弟、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兩個同父異母的妹妹，以及一個異父異母的妹妹。由於他16歲時就離開家鄉，而且後來再也沒有回去過，所以他直到40多歲，才見到這幾個同父異母或異父異母的弟妹。至於最小的那個同父異母的妹妹，他更是從來沒有見過面，因為在1949年鄧小平作為共產黨部隊的政委返回四川前夕，她就去世了。
鄧小平與妹妹鄧先芙。
在中國，父母在給孩子取名字時，都會從大量的字、詞中選擇一兩個字，以表達他們對孩子的願望或期望（在鄧小平出生的那個時候，往往表達的只是父親的願望或期望），或者是為孩子的出生討個吉利。鄧文明為他的長子取名為希賢，這兩個字的意思是「渴望」和「善良」，寓示有才智。鄧文明還給他取了一個表示他在家族中的輩分的名字，即先聖。他的姐姐已取名先烈，鄧文明隨後為接下來出生的子女們都取了以「先」字開頭的名字。鄧文明的第三個和第四個妻子所生的孩子們也都終生使用這樣按輩分指定的名字。所不同的是，鄧小平和他的兩個同父母的弟弟並沒有堅持用父親給他們取好的名字，他們後來都改了名。
鄧小平出生和長大的那座房子20世紀80年代時還在，不過已經被當地幹部進行過較大的修繕，他們想把它改為博物館。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那座看起來極其普通的房子都算得上寬敞，整座房子共有22個房間，房間與房間之間用高高的木樑作為橫楣隔開。後來拆掉了一左一右兩個廂房中的右廂房，房間就沒有先前那麼多了。院子裡鋪著石塊，但房頂在鄧小平童年時代卻是鋪的茅草，窗戶也是紙糊的長條格子窗。有些房間的地面是硬泥地。當時沒有自來水，可以確定，鄧小平吃得不錯，冬天能睡在溫暖的被窩裡。但鄧小平的房間裡並沒有掛什麼字畫，也沒擺設貴重的傢俱。
鄧文明屬於中國傳統的統治階層—讀書人中的最底層。他的地位不是繼承來的，也不是靠財富獲得的，而是靠他所受的教育得來的。跟他的祖先鄧時敏一樣，鄧文明讀過幾年私塾，學過文言文和中國古代的文史哲。但與他的先輩不同的是，他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鄧文明可能在重慶的一所現代法政學校學習過一兩年。鄧文明所交往的都是些地方官員和當地有地位的頭面人物。所以，他享有一些特權，諸如可以免除一些義務和勞務，一旦犯法，也不必受肉體上的刑罰等。
鄧小平故居正堂屋。
鄧文明算得上當地的知名人物，他也是個很傳統的人。哥老會是中國最古老的民間幫會組織之一，它的勢力在四川最強盛。鄧文明就參加了哥老會的協興鄉分會，後來還當上了它的首領。他篤信佛教，經常去廟裡拜佛。1938年(3)的一天，他在拜佛後回家的路上，被土匪或仇敵暗殺。他同鄧小平的母親結婚時，第一個妻子還活著(4)，而且仍然生活在他的家裡，這是當時中國社會很傳統的做法。
但在教育上，鄧文明卻很開明，能跟得上時代的進步。雖然鄧小平的啟蒙教育是在舊式的私塾完成的，但在念了兩年私塾後，鄧小平六歲時就進入協興鄉的初級小學堂讀書。在讀了五年小學後，他考入廣安縣的中學，成為寄宿生，每週回家一次。因此，鄧小平從早年就開始學習一些現代學科，如算術、自然科學和地理，而且他所學的國文是白話文，而不是古時學者所使用的文言文。
鄧小平早年的求學經歷並沒有文字記載。與毛澤東、周恩來不同，鄧小平從未向外國人談起過他求學的情形。不過，關於他早年的學習情況，還是有一些趣聞軼事流傳下來。20世紀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們，包括鄧小平的舅父淡以興，曾對外國來訪者說過，鄧小平兒時活潑、聰明，喜歡和同學們玩耍，不管學什麼，都是一學就會。有位老人說，他讀書只要讀三遍就能記住並背誦出來。晚年，鄧小平的橋牌搭檔和親密的政治夥伴萬里曾向一位外國人透露，鄧小平對牌的記憶力驚人的好，這就使他比技術水平相當的選手略勝一籌。牌坊村的老人們還回憶說，鄧小平小時候是個有主見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違反傳統，做了會受到懲罰，他還是無所畏懼，照樣去做。
協興鄉初級小學堂舊址。1910～1915年，鄧小平在這裡讀初小。據鄧小平的同鄉胡倫後來寫的參加革命前的個人簡歷說，這個學校是1908年由協興鄉人胡光白（留日學生，革命黨人）和鄧文明等創辦的。
按照當時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歲之前鄧小平應該一直在中學學習，然後，如果他學得好，而且他本人和他父親都願意，他就可以到一所設在成都或重慶的高等學校繼續學習。但在1918年的某個時候或1919年初，鄧小平才只有14歲時，鄧文明從重慶給兒子寫信說，他看到報紙上有一則廣告，內容是重慶即將開設一所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培訓年輕男子（或許也有年輕女子）準備到法國「勤工儉學」。他問鄧小平是否想到這所學校學習。鄧文明還給他的遠房表弟鄧紹聖寫了一封內容大致相同的信，鄧紹聖只比鄧小平年長三歲。他們兩人收到信後都沒有馬上答覆，但也沒有拖延太長時間。1919年夏末或初秋，他們離開牌坊村，進了重慶的這所留法預備學校。
1919年，位於夫子祠的重慶留法預備學校舊址。
從表面上看，鄧文明當時的舉動令人難以理解。鄧小平還是個孩子，他還從未離開過廣安，對廣安這個小天地之外的世界沒有任何生活經驗，他的這位遠房叔叔鄧紹聖的情況比他強不了多少。他們的教養和所受的教育都不足以使他們能夠應付遙遠的外國的不穩定的生活。此外，鄧文明一定已經意識到，送他的長子到法國去讀書，其結果意味著他們的家庭將失去這個兒子。如果鄧小平懷揣著工科畢業證書回國，他一定不會想當農民，而且他也不可能在並沒有什麼工業的四川工作。
由此可以推測，鄧文明很可能是受了某個熱衷於推動留學運動的人，甚至可能是某個外國人的影響。或者是他和兒子關係不好，認為兒子很任性，才想要把他送出國去。然而幾種可能性都沒有任何根據，而且當時的實際情況也與這幾種推測不符。
重慶留法預備學校的創始人吳玉章，原是成都的一名教師。鄧文明應該沒有見過他。20世紀20年代以熱心支持四川學子出國留學聞名的楊森，雖然是廣安人，並且跟鄧文明是同時代的人，但在鄧小平成長的過程中，他並不在廣安。當時，廣安有一個法國傳教士，但鄧文明是個虔誠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國傳教士有什麼來往。至於鄧家父子之間的關係，據牌坊村的老人們講，兩人猶如同輩朋友般親近。因此，對鄧文明送兒子去法國這一舉動，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一個做父親的政治野心、愛國心以及他對整個世界形勢的判斷和瞭解。
留法預備學校的創始人吳玉章。
毫無疑問，鄧文明對國家政治很關注，也很感興趣，他所參加的哥老會當時正參與四川的保路運動。他讓他的兒子和遠房弟弟到法國去的行為就是關心政治的體現。對他來說，要瞭解四川和整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並不難。20世紀初，中國的大多數城鎮都有了電報局，當時還有很多種地方報紙和雜誌普遍發行。據村中的父老相傳，鄧小平經常到茶館喝茶，有時還會在茶館裡待一整天，而茶館正是交流地方和國家各種消息、新聞的中心。
即使鄧文明在家裡很少談論政治，鄧小平在1918年進入廣安中學的時候，自己一定也能瞭解到一些政治情勢。當時，中學都普遍訂閱報紙，一些中學生還把領導和組織激進的愛國主義的示威遊行當作時尚。根據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記載，1919年，鄧小平參加了學生抵制日貨活動。因為不久前在凡爾賽會議上，西方列強不顧中國也是協約國成員這一事實，將德國在山東享受的特權轉讓給了日本，從而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
在鄧小平的童年時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這次革命推翻了幾千年來陳舊的帝制和自1644年以來一直佔據皇位的清王朝。清王朝最初嚴禁外國軍事、貿易和文化侵入中國，這是導致這一傳統帝國失敗的最根本的原因。清王朝在幾代皇帝的統治下，曾相繼嘗試過三種政策：閉關自守；「自強」，即吸取外國的技術、軍事和工業，但不接受外國思想；對趨於衰落的君主制度進行改良。但這些政策都失敗了，最終導致了一場革命運動的到來。
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
這場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叫孫逸仙，他1865年出生於廣東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他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後到香港學醫。19世紀80年代中期，他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致力於中國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徹底改革。從1905年開始，他成為所有立憲共和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一小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公認的領導人。這些人都有同孫逸仙一樣的目的，並準備通過武力去實現它。他們一起工作，但關係並不總是那麼融洽。同盟會這個秘密組織的主要基地在日本，其國外成員多於國內成員。
從1905年到1911年，同盟會試圖在中國內地建立自己的基地，它有時在港口城市活動，有時又在開放的農村開展活動，但都沒能成功。這個組織的人力、物力和武器的來源都很匱乏。其計劃一般說來也比較粗劣，它總是寄希望於同盟者的合作，如秘密會社的支持，而這些會社更注重自我保護，不會大膽地採取行動。但是，同盟會從未放棄過它的理想。1911年秋，同盟會制定了計劃，策動長江中游武昌的駐軍起來暴動。
大軍閥袁世凱。
如果計劃制訂得比較周密，或許就不會有後來的革命了。在計劃實施時，突然發生的偶然事件，使它的行動受到干擾。一群革命黨人令人意外地在位於長江北岸漢口的俄租界內引爆了一顆巨大的自製炸彈。這次爆炸使得中國的城市警察迅速進入這個爆炸區，通常情況下他們是不能進入租界的。在那裡，警察逮捕並處決了三個革命黨人，還發現了混在當地軍隊中的同盟會成員的名單。在這危急關頭，一群革命黨軍官加緊鼓動武昌駐軍暴動，讓他們同保皇黨軍隊進行戰鬥。結果保皇黨軍隊失敗，被迫撤回。當政府還在考慮下一步的對策時，中國其他幾個地區的駐軍又突然爆發了暴動。
第一次暴動發生時，正在美國的孫逸仙返回了祖國。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被來自16個省的議會代表推選為共和國臨時大總統。當年僅六歲的皇帝的母親宣佈她的兒子將在五個星期之後退位的時候，本應由孫逸仙任總統，然而他缺乏軍隊的支持。皇后在最後的詔書中邀請袁世凱，一個為王朝訓練現代化軍隊並因此聯絡了大多數省份的指揮官的職業軍人，組建了共和政府，於是僵局出現了。孫性格軟弱，很容易妥協。或許他真的對袁充滿希望，以為袁會接受民主共和的方式，因此他決定支持袁並催促國務院選舉袁當總統。孫沒有在袁隨後組建的政府中任職，只是被保留了黨的領導人職務。1912年8月，同盟會與四個較小的組織共同組建了國民黨，孫當選為主要領導人。
在此後的八年裡，全國陷入長期的混亂之中，各省軍閥割據、中央政府軟弱無力，政治和社會管理混亂不堪。人們很快便認清了袁世凱的本來面目，他不是民主主義者。當國民黨在新的國民議會兩院選舉中取得勝利時，袁拒絕對政府進行改組，並謀殺了當時國民黨內最有名望的年輕領導人宋教仁。他繼續破壞共和制，煽動復辟帝制，要人們擁立他當皇帝，但最終他遭到了可恥的失敗。失敗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多數殘存的君主主義者把他看作非皇帝的嫡系，而是因為復辟的行為引起了許多省的戰亂，由此導致了中國20世紀最為有害的格局出現：地方勢力或軍閥割據，中央政府崩潰。
籌劃「勤工儉學」實驗的李石曾。
鄧小平進入重慶留法預備學校所參加的運動名稱叫「勤工儉學」運動，這一運動的發起人是李石曾。李是中國知名的愛國人士，信仰無政府主義，推崇法國文明。他長期致力於推動中法兩國之間建立較為密切的聯繫，並設法使中國工人與學生都能在法國享受工作與教育的好處。他家境富裕，早年曾在法國的中學學習，後來又在巴黎的巴斯德學院深造。
李石曾從1908年起就開始籌劃「勤工儉學」的實驗。他在巴黎郊外創辦了一家豆腐加工廠，並在工廠向來自他家鄉的工人傳授中文、法文、基礎科學和良好的社會行為規範。按照無政府主義者的原則，他主張對學生們嚴格管理，並制定了最嚴格的道德規範。他禁止學生喝酒、吸煙和賭博，鼓勵他們努力學習。他的這個嘗試沒有維持多久。豆腐加工廠因為不賺錢而倒閉，他只好把參加這項實驗計劃的學生送回國。
但李石曾並沒有灰心，緊接著他又策劃了一項更新、更大膽的計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年裡，他共安排了130名中國男女學生在巴黎、蒙達吉斯和楓丹白露的中學裡學習。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創建了一個學會。這個學會的目的是向在法國工廠裡的中國工人提供基礎教育，同時向他們宣揚無政府主義思想。學會在巴黎開辦了一所學校，一些中國工人在辛苦工作之餘，還抽空前往這個學校學習。
1916年，當時仍在法國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個新的計劃：招收一大批受過教育的中國青年到法國，邊工作邊學習。他熱切地希望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克服輕視體力勞動的不正確的思想，學會對中國的現代化有用的技能，同時讓他們教導當時在法國的3萬名中國工人。他創辦了「華法教育會」，希望「發展中法兩國聯繫，尤其是在法國的科學與精神教育幫助下，改進中國的道德、學術與經濟生活」。他勸說中國的朋友們和具有善意的人們在中國開設華法教育會分會，並設立學校，招考學生，為到法國生活和工作準備經驗。
由於當時中國的政治狀況很糟，同時也由於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學畢業生找工作困難，所以一大批中國青年被李的計劃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間，有將近1600名學生，其中約30名是女生，乘船前往法國。像鄧小平這樣還不到20歲的學生不多，30多歲甚至40多歲的更少，大多數是20歲出頭的年輕學生。他們大部分來自四川省和毛澤東所在的湖南省。有些是大學畢業生，但絕大多數連中學都沒有畢業。他們來自社會的中層，大多是小地主、小商人或知識分子的子女。即使輪船公司提供一百銀元的優惠票，大部分家庭還是負擔不起從中國到法國的船票。有時商會會借錢給他們買船票，如果他們手頭不方便，商會還能延長貸款的期限。
從一些回憶錄和相關的記載來看，大多數勤工儉學的學生動身赴法時是樂觀的。他們確信雖然到法國後必須辛苦工作，但最終會獲得先進的專業知識和工業技能。有人還希望了解法國如何成為並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訣。1920年6月，周恩來（他和鄧小平後來成為最知名的勤工儉學學生）在赴法前的五個月，寫了一首詩，詩中稱法國是「自由的故鄉」，並期待有一天能夠在中國「扯開自由旗」。在法國方面，同樣對這些中國學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法國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們擔心英美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太大、太過迅速，尤其是通過基督教教會所創辦的中學和大學，對中國的影響力更是驚人。所以他們非常歡迎中國的這個勤工儉學運動，認為這是讓中國人瞭解和敬仰法國文化的最佳方式。他們中有些人同年輕的中國人一樣浪漫，斷言這項運動會帶來兩種文化的交融。一位熱心者寫道，中國人是「遙遠東方的法國人」。因為他們是哲學家、詩人和藝術家。
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周恩來。
在重慶留法預備學校，必修的基礎課程是法語、中文和基本工業技術。鄧小平在班級裡表現如何，不得而知，不過他的一個同學在60多年後寫道，他當時學習「非常勤奮」。從法國外交部的檔案文件裡，我們還可以瞭解到更多的情況。文件記載，鄧小平曾經表示，他到法國後希望到冶金廠工作。文件裡也指出，他得到了法國學校的入學許可，並且通過了成都法國領事館所舉行的法文考試。
從重慶留法預備學校畢業後，鄧小平回廣安住了一段時間，一方面為旅法準備行裝，一方面向家人道別。離別是痛苦的。但如果他和他的父母當時就知道，此次一別，他們注定永遠不會再相見，那麼這次離別會更加令他們傷心。
1920年9月，鄧小平和他的叔叔鄧紹聖以及其他近100名同學，乘輪船從重慶啟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時也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0年9月11日《申報》登載的鄧小平（鄧希賢）等赴法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