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_第六章轉戰太行（1935～1945）_理查德·伊文思

1935年8月1日，正當毛澤東和張國燾在四川的一個偏僻地方為會師後的紅軍部隊到什麼地方去創建新的根據地而爭論時，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一個建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宣言。自從1934年夏秋設在上海的黨的中繼站被國民黨軍警發現後，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之間的電台聯繫就中斷了。此時，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張國燾對這件事都一無所知。直到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們到達陝西六周以後，毛澤東才從林彪的堂兄、從莫斯科派回國內尋找中共前方領導人並匯報遠方事態進展情況的林育英那裡聽說了這件事。對林育英來說，找到毛澤東等人就像他通過蒙古沙漠一樣幸運。張國燾知道這件事還要晚些，是毛澤東通過設在保安與中央聯繫的電台有選擇地告訴了他這件事。

王明之所以在莫斯科發表抗日宣言，是因為蘇聯對日採取了新政策。當時，斯大林出於對日本陸海軍擴張政策野心的擔憂，確定了蘇聯在遠東的主要目標是阻止蔣介石的中國和日本建立反蘇反共聯盟。這就要求蘇聯和中國建立更為密切的政治關係（兩國從1932年起就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時要求中國停止內戰。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希望中國共產黨放棄自1927年以來建立獨立政府的要求、大大地修改其社會政策，停止對國民黨和蔣介石個人的不斷攻擊與斥罵。

毛澤東本人甚至比斯大林更熱衷於推動中國人聯合抗日，他認為，唯有在全國統一戰線的構架內才能更有效地對付日本人的進攻。但他十分反感蔣介石，既不喜歡他的為人，也不喜歡他的政策，因此，他想找到一個既能建立統一戰線，但又不是以蔣介石作為統一戰線的唯一領袖的方法。他選擇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統一戰線。他再次提出了1933年l月中共在中央蘇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的宣言，即中共願和一切武裝力量訂立停戰協定，共同抗日，並要求國民黨部隊停止進攻蘇區，給予他們「民主權利」和武裝蘇區民眾。

毛澤東很快就採取了行動。1935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一個貧瘠的小村莊瓦窯堡召開會議，通過了一個政治決議，決議著重表明：

……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

幾天後，毛澤東在黨的一次會議上說，「日本侵略」改變了中國的階級關係，現在使「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參加到反日鬥爭」中去成為可能。但他仍然把蔣介石視為敵人，把蔣介石的「賣國」政策和日本「征服中國」的政策聯繫在一起。

這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1936年，中共通過各種方式廣泛向外宣傳這一綱領。同時，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艱苦工作，為重建在長征中受到巨大損失的黨和軍隊的力量而努力。他們採取了三個軍事行動：鞏固陝北根據地；和聽命於蔣介石進攻陝北的東北軍、西北軍達成互不侵犯協議；說服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向北與紅一方面軍會合。這三個行動都取得了成功，但在執行第三個軍事行動過程中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這個代價就是紅四方面軍在西征新疆時損失了三分之二。1936年7月，張國燾開始率領二、四方面軍向北進軍，但是他並不願意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因此對於這一損失，他是要負主要責任的。但是，作為改組後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在某種程度上也負有責任，至少他對西征的戰略目的是默認的。從軍事上看，西征使一度輝煌的紅四方面軍的戰鬥力大大削弱。從政治上看，張國燾本人的名聲和權力徹底喪失了，當他最終回到延安時，受到了公開的批評。

不久，共產黨人就與「圍剿」他們的地方軍的指揮官締結了互不侵犯的協定。這些地方軍首領的背景和經歷給了他們以很大的幫助。楊虎城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當共產黨人在馮玉祥部活動時，楊虎城是馮玉祥的助手。另一個就是張學良，他是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的滿洲軍閥張作霖的兒子。他和他軍隊中的大多數部下一樣，要求抗日，不願「剿共」。經過在延安和西安的談判，1936年春雙方訂立互不侵犯的協定，並建立了貿易和電台的聯繫。

1936年，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也變得強硬起來，但他的首要目標仍然是要消滅共產黨。因此他對張、楊的行為極為惱火。這年的初秋，他派遣部分中央軍進駐西北。12月，他又親自飛抵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城出兵「剿共」，並威脅張、楊，如不出兵「剿共」，就把他們的部隊調往中原，遠離他們的地盤。結果發生了著名的「西安事變」。

蔣介石下榻於西安東部臨潼依山而建的溫泉—華清池。12月9日，由學生帶領的示威隊伍向臨潼進發，要求停止內戰，全民抗日。張學良告訴示威者，他本人同情他們，並公開向他們允諾：「在一周內給予明確答覆。」三天後，張學良的軍隊根據他的命令捉拿了蔣介石。據說蔣介石是聽到士兵在外面敲門時，穿著睡衣逃到山頂的一個小亭子裡，後來如同一名囚犯被押到西安。

中國共產黨從沒有說過要對這起事變負責，他們事先並不知道此事。總之，從他們的反應來看，他們也和其他人一樣，對這件事表示震驚。一開始，他們在保安召集了一個群眾大會，慶祝他們的頭號敵人被捉，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都談到要處死蔣介石。然而，幾天後，他們變得冷靜了，並準備釋放蔣，以換取蔣消除對共產黨的敵意，共同抗日，這一轉變與莫斯科的壓力有關（莫斯科方面可通過電台和保安聯繫），但主要是因為共產黨冷靜地分析了形勢，認為張學良的行動為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機會。

12月16日，周恩來乘坐張學良提供的私人飛機飛抵西安。聖誕節那天，蔣介石被釋放了。蔣沒有留下任何書面文字，但為了促使張學良盡快放他走，他向周恩來作了口頭承諾（楊虎城怕蔣日後報復，並不贊成這樣做）。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去了南京，並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他立刻被捕並被判處十年監禁。楊虎城也受到迫害。1937年初，蔣介石解散了他的軍隊，他再也沒有指揮權了。

共產黨迅速採取行動以鞏固周恩來通過外交手段取得的勝利。1937年2月，毛澤東等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了放棄武裝反蔣，蘇區、紅軍與國統區、國民黨軍隊合為一體，以換取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並釋放所有的政治犯，積極開始準備抗日戰爭。這些建議沒有被接受，卻開啟了雙方的正式談判。在此後的4個月中，周恩來和蔣介石進行了5次會談，並達成了協議。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國共雙方達成了幾項正式協議。這樣，共產黨同意停止武裝反蔣，停止沒收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改編紅軍番號並使之在中央政府的指揮之下，為實現孫逸仙的三民主義而奮鬥。同時，國民黨也允許共產黨在幾個城市設立辦事處，可發行全國性報紙，指定代表參加國民黨的咨詢機構。他們也同意給共產黨相當大的補貼。根據這些協議，陝北根據地變成中華民國的陝甘寧邊區並擁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紅軍變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新四軍是由長征開始後留在江西的倖存的一部分部隊組成的）。

鄧小平在長征快要結束時生了一場病，而且病得很厲害。據說他患了嚴重的傷寒，當他到達陝西時，已病得不能騎馬或走路了。病好後，他擔任了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他的這個職務是在1936年紅一軍團到達陝西後由毛澤東和彭德懷指定的。這是提拔，也是他在此後16年一直從事的工作。他的事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在以後的16年中，他的名字傳遍全黨和全軍，顯示出他有資格成為一名國家的領導人。

在這段時期，鄧小平既是一個政治軍人，同時又是一個軍人政治家。作為一個政治軍人，他的工作是確保軍隊響應政治教育和訓練。作為一個軍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確保黨能瞭解軍隊的實際，而不會對軍隊提出的要求太多或太少。後來，這項工作都由受過正規訓練的專業軍官負責。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這項工作通常是由黨內級別很高的幹部擔任。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都曾在某一時期擔任過紅軍的政委。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認為這一工作所扮演的雙重角色非常適合他。他豐富的經驗使得他成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又使得他很適合軍隊生活。

在紅軍和八路軍這樣一種政治軍事體系中，從軍到師，每一級都是由政委和政治部組成的。在部隊的每一級中，政委在黨內排列的地位明顯高於軍事指揮官，政委也擁有較大的權力，政委可以用自己的名義發佈命令和指示。除非是在戰爭最危急的時刻，否則軍事指揮官的命令必須在政委的聯署下才能生效。

作為政治軍人，政委的職責範圍很廣，從部隊所有黨員的「政治意識」、政治覺悟到整個部隊的士氣與福利，都由政委負責。他不但要組織部隊的運動會，還要對黨員們說明黨的決議和指示的重要性。他也要負責安排大多數文盲士兵的文化基礎教育。在軍隊之外他有責任爭取群眾的信任和支持。1937年以前，地主始終是作為階級敵人來對待的，即使有時會留一小塊土地給他們耕種，以自食其力，而沒收分發他們的浮財包括房子則是正當的行動。然而，軍隊不可能單靠強征來維持，他們必須和一般農民維持良好關係，這樣才會有人願意賣給他們一些牲口、糧食或補給品。在紅軍勢力尚不穩固的地區，這項民眾工作尤為重要。有些農民害怕與共產黨合作，因為他們擔心會遭致捲土重來的地主、國民黨軍隊和官員的報復。

從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中日戰爭持續了8年。戰爭之初，共產黨僅有一塊根據地，且遠在西北荒涼的黃土高原上。戰爭結束時，他們建立了19塊根據地，是原來陝甘寧根據地的12倍之多，而且擁有近1億的人口。就像當年江西根據地那樣，這些新的根據地也有核心與外圍之分，每一塊根據地都至少有一個核心區由共產黨控制。在華北，西起陝甘寧東至山東半島的頂端，12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在當時，只有兩塊根據地是完全孤立的：一塊是遠處南方海南島的山區；另一塊在香港和廣州之間的珠江三角洲一帶。

軍隊和黨力量壯大的速度甚至超過了根據地的發展。1937年底，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總兵力大約有5萬人，到1945年春，已經增加到將近90萬人。1937年，中共黨員大約有4萬人，而且主要集中在陝甘寧邊區。1945年春已經擴大為120萬人，並且遍佈全國各地。

當時，所有新的根據地，全部的或部分的，都處於敵後。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戰爭開始時採取的一項戰略。1937年，幾位政治和軍事領導人主張八路軍以完整的師或旅與國民黨軍隊密切配合，對日軍進行運動戰。新當選為軍事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竭力反對這種主張。在1937年8月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堅持認為，日軍總的來說比紅軍與之戰鬥了10年的國民黨軍隊更難對付。採取運動戰會使弱小的八路軍過早地暴露自己以至被日寇消滅。主張展開運動戰的一些人則擔心，單純進行遊擊戰會招致別人對共產黨的責難，會說共產黨要求抗日的全部勇氣只表現在語言上，他們所關心的只是建立他們自己的軍事和政治力量。毛澤東主張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但「基本上」應以游擊戰為主。

建立根據地的過程是很艱苦的，而且經受了許多挫折。開始根據地只能建立在山區，但後來在華北平原的許多地方也建立了根據地。無論是山區還是平原，創建根據地首先是建立穩固的軍事控制。一旦部隊站穩腳跟，黨就著手把新佔領的地區變為根據地。接著通常是建立一個新的地方政權機構。這一機構是通過普選產生的，包括建立一個村一級或更高一級的協商和執行委員會。為維護自己的政權，黨通過鼓勵黨員參加選舉，確保執行委員會成員中的多數都能執行黨支部的指示，下一步通常要做的是改善當地窮人的命運，主要是削減地方權勢人物的財富和權力。在此期間，頒布了三個文件：減租，減息，實行合理負擔和統一累進稅。減租條例要求減租25%，這個比率曾經是孫中山的誓言。在存糧耗盡的春荒之時，不僅利息被大大地削減了，最後連許多貧農賴以生存的借貸也被停止了，但是有時稅的份量卻大大地累進了。

共產黨在根據地從沒有忽視社會鼓動和愛國宣傳。日軍的入侵，使中國民眾有序的安寧生活直接或間接地遭到了破壞。共產黨成功地獲得民眾支持的關鍵是，保證人民過上有序的安寧的生活，並且和人民大眾建立更加密切的關係。就連許多日本人和國民黨人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在華北，有四個由一塊或幾塊根據地組成的邊區，這些地跨二至四個省份的邊區，有他們自己的政府及通過選舉產生的地方參議會。在通常情況下，黨員在這些機構中佔多數，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地方參議會的權力和地位高於一般的行政官員。蔣介石唯一承認其合法存在的陝甘寧邊區，是個例外。

鄧小平沒有參加那次制定戰略戰術的會議，但在會議結束的當天，他就被任命為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這樣，1937年秋天，他被派往位於山西東北部遍佈佛教、喇嘛寺廟的五台山。他到那兒時，由林彪指揮的一一五師在一個狹窄谷道伏擊和重創了日本侵略軍一個師的輜重補給部隊，這是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次勝利，雖然沒有俘虜，沒有繳獲很多武器，卻提高了共產黨在全國的聲望。

1938年1月，鄧小平接替一位病重的同志，出任一二九師政治委員。鄧小平在一二九師一直工作到戰爭結束。這個師大約有一萬三千兵力，主要是由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的餘部組成。因此該師的士氣可能要比八路軍其他兩個師低。

一二九師的師長是劉伯承，和鄧小平同鄉，也是四川人，是個終身職業軍人。他生於1892年，比鄧小平大12歲。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參加共產黨之前，是個川軍軍官。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他被中共派往蘇聯，在紅軍學院學習了三年。長征時任紅一軍團參謀長。在戰術問題上，他沒有和其他指揮員特別是林彪、彭德懷發生爭論。他一隻眼睛失明，所以總是戴著一副眼鏡。他是軍人中的軍人，深受部下愛戴，他似乎有自己的處事原則，不願過問政治。他和鄧小平合作得很好。多少年後鄧小平在官方出版的他的傳記中說，人們習慣把「劉鄧」連在一起，這一點也不錯，「在我們兩人心裡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

鄧小平到一二九師時，該師已深入到太行山區。太行山位於山西東南部，「山高勢險」，「易守難攻」。事實上日本人並沒有企圖進攻太行山。1937年11月攻佔省會太原後，日本人集中設防於從北、南、東通往太原的鐵路線。依托山區，劉鄧開始建立根據地，並考慮如何處理日軍侵略後山西省的形勢。當時，省主席已經跑了，地方政府也已瓦解，未被日軍佔領的地區則到處是國民黨軍隊的逃兵。

在此後的兩年中，即1938年和1939年，劉鄧致力於根據地建設和軍隊建設，避免同日軍遭遇。他們鞏固了太行山根據地，並且在山西的中部山區創建了另一塊根據地。隨後又在日本人控制的平漢鐵路以東的華北平原上建立了兩塊根據地。在各個根據地，他們招募和訓練了兩種後備軍：一種是脫產的地方部隊，只在當地活動；另一種是半脫產的民兵，配合地方武裝打游擊。這些地方武裝也為一二九師提供了兵源。

1940年，劉鄧發動攻勢，先是抗擊國民黨軍，然後抗擊日本侵略軍。這年3月，他們抗擊了進犯太行根據地的國民黨軍隊。這些軍隊奉蔣介石之命試圖在除共產黨控制的陝甘寧以外的許多地方重建國民黨政權。劉鄧擊退了他們，然後又擊退了配合中央軍行動的地方軍閥閻錫山的部隊。這些勝利在邊區內外給他們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活動的空間。

劉鄧的勝利鼓舞了在山西的所有共產黨指揮員抗擊日軍侵略的信心和勇氣。不管有沒有在延安的毛澤東的軍事委員會的指示，他們都制定了攻擊華北鐵路沿線日軍據點的計劃，並且封鎖和分割了日軍佔領的鐵路線。這個攻擊計劃在8月底開始實施，持續了三個多月。開始時共產黨投入了22個團，大約4萬人的兵力，後來當戰役規模擴大到包括進攻其他日本駐軍，以及日軍開始發動反攻時，中國共產黨投入的兵力增加了5倍，有105個團，總兵力達到20多萬人。

這就是著名的「百團大戰」。百團大戰帶來的結果是雙面的，它導致山西、河北日軍的通信中斷了幾個星期，中共部隊佔領了多個城鎮，使得全國的民心、士氣為之一振，因為自從1938年秋日本人佔領漢口和廣州後，國民黨軍隊在華中和華南一直處於守勢，一些城鎮淪陷、失守的壞消息接連不斷，充斥一時。另一方面，百團大戰也把八路軍的實力暴露給了日軍，日軍必然要報復；同時也把自己暴露給了國民黨，使國民黨瞭解到共產黨在根據地和軍隊建設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在延安的毛澤東看到國民黨的報紙上公開宣傳這一戰役時，反應不佳。據說，他對這次戰役行動大為不滿。關於此役，八路軍前線指揮員彭德懷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比原計劃提前10天下達了戰鬥命令，因此沒有徵得延安方面的同意。這一做法令毛澤東很生氣。毛澤東認為像彭德懷以及其他有關人包括鄧小平在內，在戰役第一階段取得成功後擴大戰役規模，投入20萬兵力實施中心進攻是過於魯莽。彭德懷還寫道，當他們勝利的消息傳到延安時，毛澤東發給他一封賀電。但這封賀電可能是慶賀他們第一階段取得的勝利。5年後的1945年夏天，在延安的一次會議上，彭德懷還是因此事受到了批評。今天對百團大戰是肯定的。在官方出版的鄧小平的傳記中關於此戰役有兩句話：1938年，鄧小平（左一）和朱德（左三）、劉伯承（中）一起研究作戰計劃。

同年8月起，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領所部38個團（未包括地方部隊）參加「百團大戰」，進行大小戰鬥529次，給日、偽軍很大打擊，鼓舞了全國人民的信心。

不過，接下去的第一句話卻是：「1941年華北敵後的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日本侵略軍將侵華重點轉到敵後。」文中並沒有把這種轉變歸咎於這次戰役，但也沒有作其他任何解釋。

百團大戰以後的兩年，對華北所有的根據地來說的確是最困難的兩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並沒有減少他們在中國的軍隊，反而決定要消滅根據地內所有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消除共產黨的影響。在「殺光、燒光、搶光」的軍令下，日軍在掃蕩地區一次待上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不管你是共產黨人還是普通老百姓，一律格殺勿論。日軍在這些地區進行多次大屠殺，把田里的莊稼放火燒掉，儲藏的食物不是被毀就是被搶，到了1942年底，華北平原地區的根據地，包括一二九師創建的兩塊，已經沒有共產黨控制的任何武裝了。在山區，共產黨在「百團大戰」中佔領的許多城鎮也丟失了。

正是在山西東部荒涼的山區過著艱苦生活的這個時期，最先構成了鄧小平成熟形象的清晰畫面。他的一些演說與文章，開始出現在中共公佈的檔案記錄中。從他留學法國以來，第一次出現了許多有關他的軼聞故事。

鄧小平的個子不高，大約在他前往法國留學時，就已經不再長高了。他身高只有5英尺，他後來說這是因為他在法國吃不飽的緣故。但更確切地說是因為遺傳。他的父親個子就不高，他的子女也都不高。鄧小平還不到中年就長得很粗壯了，他脖子雖短，肩卻很寬，臉盤寬而方，有堅毅的下頦和一雙比大多數中國人更為深邃的眼睛。

和許多個子不高的人一樣，鄧小平動作敏捷，精力旺盛，身體也很好，除了在長征結束時患過一次傷寒外，在青年和中年時期，即使在廣西和山西那些地方病流行的地區長時間生活，他也從未生過病。從某個時期開始，他煙癮很大，這一點他不像周恩來而像毛澤東。但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抽煙給他的身體帶來什麼副作用。

鄧小平脾氣不好，經常發怒。雖然他很早就學會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氣，但並沒有太大效果，而且有時候，他還故意讓自己的怒氣表現出來。後來，他成為國家領導人後，他的同事和屬下都很害怕他發脾氣。由於天生的壞脾氣，鄧小平也天生沒有耐性，但他總是在採取行動之前，作一番審慎的思考。而且只有在下級對某些決策拖著不辦時，他才會公開表示不滿。

鄧小平天資聰明。他在晚年的講話和談話中談到教育問題時，曾不止一次地對自己在16歲時就中斷學業表示遺憾。他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和軍事分析家。不論是在口頭上還是在書面上，他的報告都很清楚，有條理。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中收有9篇他20世紀40年代初期的講話和文章，這些講話和文章雖然看起來平鋪直敘、有些平淡，但卻很有說服力。這表明鄧小平思想堅定，能很好地抓住論點，處理和解決問題不墨守成規。他重視事實和數字，並且努力學習，使自己成為貿易稅收方面的專家，而這些是他從未涉及過的。但是，對於一二九師在1941年開闢的根據地，以及他和劉伯承在這些根據地上所建立的邊區政府的生存，卻是生死攸關的。他處理所有經濟工作的原則是：「限制過去殘酷剝削的程度……但鼓勵資本主義生產，這在目前對發展國民經濟是有益的。」他的這段話有兩個重要特徵：一個是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沒有委婉其詞；第二，他在「有益的」前面加上「目前」這個詞，這就清楚地說明共產主義並不會永遠容忍資本主義。

1943年初，日軍對根據地的壓力開始減輕。共產黨抓住這個機會開始向外發展，除了恢復老的革命根據地之外，還開闢了新的根據地，特別是在山東。鄧小平在指導開闢這一地區的進程中擔負了重要責任。1943年下半年，華北根據地的三位高級指揮員彭德懷、劉伯承和聶榮臻奉命回延安，鄧小平接替彭德懷擔任中共北方局代理書記，同時主持八路軍總部的日常工作，指揮大約30萬正規軍和數量相當的地方部隊。

1944年春，日軍發動了侵華戰爭以來最大的、代號為「一號作戰」(1)的攻勢。它主要有兩個企圖：打通貫穿中國南北和西南的重要鐵路交通線，以減輕日軍對海上交通的依賴。美國這時對日軍海上交通的攻擊已經愈來愈頻繁；佔領西南的機場，因為美國飛虎隊飛機對該機場的利用越來越多。4月，日軍的攻勢從河南開始，夏秋間又延續到湖南、廣西。在美國陳納德將軍第14航空大隊的支持下，中國軍隊在湖南一些地方進行了頑強抵抗，但其他地方沒有抵抗。到了11月，鐵路沿線的中國軍隊被肅清了。機場也被日軍佔領。蔣介石的軍隊損失慘重，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慘遭屠殺。日軍這場攻勢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向世界暴露出，自從戰爭爆發以來，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已大為降低。同時，它的中央政府也已經變得腐敗和內訌不斷。這對蔣介石的個人威望也構成了很大的打擊，尤其是在國內，國民的信心也同樣受到巨大的打擊。到1944年底，正如勞埃德·依特曼教授所說，中國已經成為這樣一個國家：「經濟產品貧乏，通貨膨脹加劇，在日本人面前軍隊倒霉，政府腐敗，政治不滿充滿於社會的各個角落」。

在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攻勢期間，共產黨集中力量鞏固他們在華北和華東的根據地。他們沒有發起進攻以減輕蔣介石軍隊的壓力，但也謹防攻勢會波及到國民黨勢力已崩潰的地區，例如河南。鄧小平的主要任務是在華北根據地打擊日軍的一些非主要性進攻，在根據地內堅持實施既定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特別是減租減息。到1945年春，他指揮下的正規軍人數已經發展到近50萬人(2)，他成為這一方土地上的頭面人物。

在1945年夏天之前，鄧小平僅回過延安兩次：一次是1938年9月參加中央擴大會議（他還不是中央委員），另一次是1939年7月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不久，他第三次結婚。他的新婚妻子叫浦瓊英（後來改名卓琳），是雲南著名的實業家、火腿大王浦在廷的女兒。1937年她作為北平的一名學生從北平來到延安。她比鄧小平小12歲。現在他們相伴已經54年。同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妻子不一樣，她從來沒有要求在政治舞台上發展。她只是專心待在家裡，照顧她的丈夫，養育她在1940年到1952年為鄧小平所生的5個子女。她年輕時身材苗條，有著一張瓜子臉，中年就發福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婚姻中，他們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時間要長，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在鄧小平留在太行山的這段時期，毛澤東從集體領導中的一員變成了黨的領袖。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開的黨的七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七大上，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核心作出了許多重要的決定。毛澤東的「思想」，被尊奉為黨的指導一切工作的新的準繩。他既獲得了一個正式的權位同時又獲得了思想上的崇高地位，這是連斯大林也望塵莫及的。

毛澤東的正式崛起只不過是擴大了他的權力和聲望。早在1936年初，他在書記處排在洛甫、博古、周恩來之後時，他的權力就比他們任何人都大。他作為黨的實際領導人會見了埃德加·斯諾。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沒有得到國際的認可，他不可能走得更遠。因此，1937年7月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對毛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王稼祥曾在遵義會議上第一個站出來表態支持毛澤東，後來他去了莫斯科治病。王稼祥這次回延安，帶來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稱毛為「中國人民的領袖」。

雖然季米特洛夫肯定了毛的地位，但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這一年裡，毛的日子並不好過。1937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三個政治局委員王明、康生、陳雲回到了中國。1938年11月延安第一次召開的中央全會所通過的決議，主要反映了他在政治和軍事戰略上的主張。通過王明等回國這一年來的所作所為，毛澤東發現他和王明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一直存在分歧，他們的主要的分歧在於：在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產黨是應保持相對獨立性呢，還是一味地妥協退讓？王明的口號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王明能說會道而且狂妄自負。1931年在上海時，他撰寫和散發了一本小冊子《兩條路線—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表明了留蘇派的完整的政治綱領，並且成為當時控制中央局的博古和洛甫的參考手冊。他作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首席代表回到莫斯科後，成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他認為完全有權力以黨的名義發表1935年的《八一宣言》，號召建立一個新的統一戰線。

由於這一原因，在王明回來後大約半年時間內，毛澤東成為「少數派，有時完全被孤立」。後來形勢發生變化，主要是因為王明政治上的幼稚。他沒有待在延安，在這裡他既可以影響其他領導人又可以和莫斯科保持聯繫，而是選擇了在1938年夏去武漢，捲入和國民黨將領以及政客們辯論關於能不能組織民眾像西班牙共和國保衛馬德里那樣保衛城市問題。當他回到延安後發覺，他在政治局中已經沒有發言的權利。政治局請他在隨即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作主旨報告，但是後來又拒絕他講而由毛澤東替代他作報告。

這樣，王明這顆明星很快就黯淡下去了。在隨後召開的糾正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中央委員會上，他繼續擔任了一段時間的中央統戰部部長，撰寫了許多文章在黨報上發表。但是這一職務後又被周恩來以適當理由所取代。後來他成為非常活躍的自由撰稿人。在1945年和1956年黨的代表大會上，他重新入選中央委員會，但其地位已經很低了。60年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公開批判。可能是得到俄國人的幫助，他逃往蘇聯，飽受背井離鄉之苦，70年代在莫斯科去世。

毛澤東在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政治權力牢固之後，開始著手加強理論地位。在這個領域，此時他在黨內的影響仍然很大，這也給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從後來的情況來看，毛澤東最重要的一點是分析關於中國革命進程的階段和共產黨與社會的關係。毛澤東把中國革命的前社會主義時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至1918年屬於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範疇；第二個階段其社會特徵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且要求建立「包括無產階級和農民在內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政治制度，他稱第二個時期為新民主主義時期，並著手給其政治、經濟、文化綱領下了恰如其分的定義。正是在這個框架內，後來制定了進一步的政策建議，特別是在1945年他建議成立一個民主聯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府。

在談到黨和社會的問題時，毛澤東協調了民主與專政的關係。他的這一理論框架的核心是群眾路線，正如他所寫的：

在我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

群眾路線有兩個根源：中國千年的傳統和非中國的盧梭主義以及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傳統。毛澤東在綜合這幾種觀點時強調黨的作用，並使之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但是，他堅定地把群眾觀點看作是黨在實際工作中制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義遵循的要素揉進中國的現代政治文化之中。

毛澤東為了清除王明的觀點在黨內的影響，代之以自己的觀點，1942年2月在延安發動了「整風運動」，這一運動在此後的兩年中遍及各個根據地。他選擇了三種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為予以批評，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在他的思想中，這第一、二個問題都有雙重表現。例如主觀主義就體現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這次運動期間，主要批判了教條主義。運動正式結束時沒有人被點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中被認定為教條主義。

整風運動是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開始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口號下進行的，這和20世紀30年代初期留蘇派在各根據地進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長的會議常常陷於非常緊張和不愉快之中，被稱為「鬥爭會」。1937年戰爭爆發後有幾個文化人從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們中幾乎所有的人在最後都承認犯有錯誤。但有一個作家寫了諷刺雜文批評了延安的說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進監獄，幾年以後被秘密處死。對於他的死，康生要負責任。康生曾在蘇聯受過特種訓練，和毛澤東1939年結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識多年。在整風運動期間，當康生企圖把黨員在搶救運動中的缺點寫進檔案時，毛澤東制止了。在25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給予了康生很大的權利。

自從1939年回延安後，鄧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參加七屆一中全會，這時，他第一次被選為中央委員，在44名委員及33位候補委員中他排在第28位。或許因為他沒有親自參加七大，因而無法讓與會代表深刻地瞭解他。因此中央委員會的這項排名，與他1943年以後所擔負的重大責任，以及他隨後所擔任的職務並不相稱，與毛澤東對他才能的評價以及與他的同伴相比，也是不相稱的。

(1)英語「I chigo」是日語音譯，有「一回合」等意思。中共中央黨校李踐為主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譯為「一號作戰」。——譯注(2)抗日戰爭勝利時，鄧小平指揮下的正規軍人數約三十萬人。——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