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逐鹿中原（1945～1952）

日本在1945年8月14日宣佈投降後，國共兩黨之間不可避免地會再度展開爭奪全國政權的鬥爭，而且這次權力爭奪激烈程度要遠遠勝過抗戰之前。那麼，這場鬥爭一定會引發內戰嗎？

1948年3月15日，鄧小平在中原局幹部會議上作整黨和新式整軍工作的動員報告。

一方面，從日本投降後國共雙方發表的聲明和採取的行動來看，雙方都準備做出較大的讓步，以建立或者說至少是在形式上建立起一個機構，從而使雙方能夠在這個機構內展開政治上的較量。社會各界要求他們這麼做的呼聲很高，也很強烈。因為經過八年抗戰，有數百萬人喪生，(1)尤其是此前還經歷了近三十年連綿不斷的內戰，全國的各個階層對戰爭都已是深惡痛絕了。這時，美國也非常希望和平，他們竭力向國共雙方施加壓力，並為實現和平進行斡旋。此時的國民黨同抗戰時期一樣，迫切需要美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支持。當時，俄國的軍隊已經在1945年8月間佔領了滿洲，他們也很希望和平，以免自己處於在國共之間必須作出政治抉擇的尷尬局面，同時還希望因此能促使美國盡快從中國撤軍。此外，就國共雙方而言，各自也都有不希望發生內戰的充分理由。共產黨沒有把握能在這樣一場內戰中生存下來，更沒有把握取勝。國民黨則有大量的政治和經濟工作要做，其中最迫切的既有恢復日軍佔領區內的行政權力，又包括恢復和重建戰時遭到嚴重破壞的經濟秩序。

另一方面，國共雙方都不信任對方。更嚴重的是，雙方都堅持各自主張，不給對方留任何餘地。因此，一旦雙方之間的均勢因發生變化而出現嚴重傾斜，雙方間的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諒解基礎上達成的協議，就會立即破裂。而且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只要共產黨還掌握著武裝力量（他們一直無意放棄武力），內戰就不可避免。因此，各方面得出的結論是：內戰不可避免，但應盡力推遲內戰的爆發。

實際上，在全面內戰爆發前，國共曾有兩個嚴肅認真的談判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45年的8月到10月。當時，在美國的敦促下，蔣介石和毛澤東（後者有周恩來的支持）在重慶進行了為期六個星期的談判。雙方就存在爭議的所有政治和軍事問題進行了談判。然而，在談判桌的背後，國、共雙方軍事力量的較量早已在滿洲地區展開，捷足先登者將得到蘇聯的幫助，這就是國共談判的背景。最終雙方都作了讓步，共產黨放棄了讓蔣介石建立一個包括中共在內的聯合政府的要求，並且同意讓出他們19個根據地中的9個。但有一個問題難以達成共識，那就是共產黨的其他10個根據地將來如何管理。蔣介石希望共產黨將這10個位於北方或西北地區的根據地併入國民政府，毛澤東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直到10月份毛澤東返回延安的時候，這個問題仍懸而未決，而且後來也一直沒有解決。

停戰協定簽訂後，國共兩黨和美國三方代表組成「三人小組」及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軍調部派出執行小組分赴各地執行任務。圖為鄧小平在邯鄲會見軍調部執行小組時同他們的合影。

第二個階段是從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在這一階段，馬歇爾將軍作為杜魯門總統的特使被派往中國，他一方面竭力協調國共停戰，一方面積極催促雙方達成政治及軍事上的和解。一開始，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先是在1946年1月達成了停戰協議，在這個協議下成立了由三方組成的休戰監督小組，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內還達成了一系列政治和軍事協議。其中一個軍事協議表明，三方委員會制訂出了一個計劃以平衡國共雙方的軍事力量。但是這種有效的干預未能延續下去。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第一個原因是當時沒有一個至高的權威力量來保證協議的貫徹執行。第二個原因是由誰來掌管共產黨的北方根據地這個問題尚懸而未決。第三個原因是共產黨加緊佔領那些蘇軍剛剛撤出的城市，而國民黨則派兵要趕走共產黨軍隊。也正因為如此，滿洲地區在3月間就爆發了激烈的戰鬥。從那時起，違背停戰協議的事件便屢屢發生。馬歇爾曾在6月初設法調停東北停火兩周，但在停火期間的談判中，對一些最本質的也是最實際的問題並未達成任何協議。7月初，蔣介石在做了幾個月全面進攻共產黨的準備後，終於下令發動了戰爭。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劉伯承與鄧小平依舊搭檔共事。早在毛澤東離開重慶之前，劉鄧的部隊就投入了戰鬥，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們的邊區（或者用後來更普遍的稱呼叫做解放區）的西部和中部地區，他們指揮部隊反擊國民黨武裝的進攻。

馬歇爾來華調停。

第一場戰役是打閻錫山。閻錫山從1940年起就是劉伯承和鄧小平的對手。1945年9月，閻錫山想恢復他曾經擔任過的山西省省主席的身份，為此，他開始出兵準備收復共產黨在山西省東部及中部的兩個根據地—太行和太岳。劉伯承和鄧小平早有準備，他們根據毛澤東的傳統的游擊戰術，誘敵深入至山區，各個擊破閻錫山分散的幾個師。這次戰鬥共捕獲兩萬多俘虜，其中還有多名高級軍官。這場戰役表明，八路軍的部隊不但有實力同國民黨的大兵團作戰，而且還能夠戰勝他們。同時，這場戰役也教訓了蔣介石，使蔣認識到，如果想從共產黨手中得到他們不願在談判桌上放棄的任何領土，就必須全力以戰。

第二場戰役緊接著就爆發了。國民黨軍出動4萬人，試圖沿平漢路穿過共產黨解放區的心臟地帶向北推進。劉、鄧立即出兵迎擊。第一次戰鬥在平漢鐵路上的一個大城市邯鄲打響，結果，將近三分之一的國民黨軍在指揮官的帶領下投向了共產黨，開啟了日後國民黨軍隊大批投向共產黨的先例。其餘的軍隊在潰退中也很快被共產黨的軍隊包圍，並被迫投降。這次戰鬥告訴蔣介石，共產黨不允許國民黨的軍隊在其解放區內進行戰略行動。毛澤東絲毫不掩飾這一點，他在這次戰鬥結束不久發表的一項聲明中毫無保留地說出了共產黨的這一意圖，他指出：

1946年2月，鄧小平（左一）與劉伯承、薄一波、楊秀峰、高樹勳送平漢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軍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穿長衫者）返回他的部隊駐地新鄉。

國民黨當局正在大舉調兵，像洪水一樣，想要淹沒我整個解放區。他們在九、十兩月幾次進攻失敗之後，正在佈置新的更大規模的進攻。而阻礙這種進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內戰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許他們在鐵路上運兵。

在接下來的9個月的時間裡，共產黨在其控制的「解放區」開始加緊實施階級鬥爭。從1937年到1945年，他們使用政治壓力迫使地主及放債者—他們常常也是地主—實行減租減息。但是，通常的情況下當地的黨支部並沒有動員那些佃戶和借債者去騷擾那些富人。然而現在，毛澤東號召要普遍動員起來，他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指出：「減租必須是群眾鬥爭的結果，不能是政府恩賜的」。並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過的話「矯枉必須過正」。地主已經成為了「鬥爭對像」。

1946年，晉冀魯豫野戰軍在定陶戰役中俘獲的大批國民黨官兵。

關於這場鬥爭的目的，1946年5月黨的一份指示中指出，時代已經發生變化，減租運動應該發展為沒收地主階級的財產，包括他們的房產。指示中談到了幾種不同的方法，從溫和地勸說出售土地到強行沒收。在當時的環境下，隨著內戰的日漸緊迫，大部分地方黨的領導選擇了比較強硬的做法。許多地方的地主被揪到群眾大會上，讓群眾對他們進行鬥爭，批判他們苛待農民的種種惡行，然後對他們進行處罰，甚至剝奪其大部分財產。這表明了共產黨並沒有忘記他們一貫的社會職責，即鬥爭的目的一是為了打擊農村統治階級的力量，破壞他們的聲譽，同時也是為了使農業社會的貧苦大眾成為黨和軍隊牢固的後盾。但是第二個目的並未達到，因為許多農民害怕，一旦軍事形勢發生變化，他們還會重新落到國民黨手中，並會因此受到報復；另一些農民則不願意離開他們剛剛獲得的一小片土地而去面對嚴酷且危險的戰場，而在當時，恰恰是從軍才是共產黨及其軍隊最迫切需要的農民對他們的支持方式。

鄧小平本人就是地主的兒子，也是地主的兄弟（他的二弟鄧蜀平在父親鄧文明去世後，接管了父親的土地）。1933年在江西時，鄧小平曾反對強行沒收地主和富農的財產，但沒跡象表明他對黨的這項新政策有所懷疑。恰恰相反，作為政治委員，他需要徵兵充實隊伍。有關文獻表明，在他所在的解放區，黨的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總之，不管從哪方面來看，鄧小平都從未懷疑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土地改革應該是黨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夏，任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野戰軍政治委員的鄧小平，在河北馬頭鎮動員部隊保衛解放區。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是全面內戰的第一年。這一年，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戰爭爆發前夕更名為人民解放軍。整個武裝力量分成四個野戰軍，在除滿洲之外的全國各個地方展開了防禦戰。林彪統帥的野戰軍，幾次從靠近蘇聯邊境的森林及山區地帶出擊、逐步贏得了戰略上的主動。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領另一支野戰軍掌握著南部前線至關重要的防區。這條防線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壞，國民黨就能夠包圍東面的另一支野戰軍，同時鞏固從北平到滿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的時間，劉鄧的部隊在山東西部，也就是在黃河南岸由東向西的鐵路線兩側，同優勢的國民黨軍隊作戰，他們重創敵軍，儘管他們本身的傷亡並不重，但還是作了不少退卻，讓出不少土地。1947年1月，國民黨佔領了共產黨的老根據地華北平原35個縣中的24個縣。當年夏天，劉鄧被迫退至黃河以北。在其他地區，共產黨也遇到了挫折。在華東，國民黨發起了大舉進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國民黨攻下。毛澤東及其黨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於陝北光禿禿的黃土山區。

在全面內戰爆發一年之後，從地圖上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情況是相當嚴峻的。但是地圖並沒有告訴人們這一情況背後全部的故事，首先它無法顯示在這一年裡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的傷亡人數的比例為10：3；再者它也無法告訴人們當時國民黨部隊的紀律是多麼渙散、道德有多麼淪喪，而且在戰區中的許多國民黨部隊只能作為駐守軍隊，不能進攻作戰。在毛澤東稱之為「第二條戰線」的國民黨統治區，通貨膨脹加劇，國民黨政客和政府部門處處蔓延著腐敗與投機現象。對於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許多人來說，出於對這種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反抗，人們譴責國民黨遠甚於共產黨，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運動正在不斷發展。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作出了一個關鍵性的決定：共產黨的軍隊要發起戰略性的反攻。他在1947年9月的一個指示中對這項決定作了說明，他寫道：

我軍執行外線作戰、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方針，當然要遇到許多困難……但是，這種困難能夠克服和必須克服。因為敵人將被迫更加分散，有廣大地區作為我軍機動作戰的戰場，可以求得運動戰；那裡的廣大民眾是痛恨國民黨擁護我軍的；雖然部分敵軍仍然有較強的戰鬥力，但一般地敵軍士氣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戰鬥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

毛澤東的這段文字很有說服力，事實上風險也很大。因為儘管國民黨軍隊在當時有軍事的、政治的許多困難，但並沒有完全喪失戰鬥力，同時還加緊了他們在華東和西北部的進攻。此外，「外線作戰」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產黨軍隊面臨被封鎖、包圍甚至消滅的危險。

1947年8月31日，鄧小平在大別山光山縣北向店召開的幹部大會上講話，激勵部隊從全局出發，勇挑重擔。

共產黨軍隊率先發動反攻的任務落在了劉伯承和鄧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當時毛已作出反攻的決定，但上面說到的指示是在兩個多月以後才發佈的），劉、鄧指揮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在魯西南地區向國民黨發起進攻。在一個月的戰鬥中，消滅敵軍5萬人，有4個師的國民黨軍隊被俘。(2)接下來劉鄧大軍發動第二次突襲，他們向南挺進，直插位於南京和武漢之間的大別山區，深入到了國統區的內部。他們在20天的時間裡，千里躍進，屢遭艱險，尤其是穿越危險的黃泛區沼澤地，在後有追兵的情況下搶渡淮河，終於在8月底到達了大別山區。

接下來的幾個月，情況同樣十分艱苦，在鄧小平的官方傳記中，有幾段話對這幾個月艱難的日子作了生動的描述：

劉鄧大軍由於連續行軍，極度疲勞；部隊在南方作戰缺少經驗；剛到新區，政權還沒有建立，群眾還沒有充分發動起來，糧食、服裝和彈藥奇缺。於是，劉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線展開，擴大根據地。鄧小平和中原軍區副司令員李先念率領精幹隊伍在大別山頑強堅持。鄧小平激勵部隊說：一副擔子，有重的一頭，有輕的一頭，我們在大別山背重些，其他部隊和地區就能大量殲滅敵人和深入開展工作，這對全局極為有利，我們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堅持住。他們與戰士同甘共苦，風餐露宿，數日不得一飽，夜以繼日地同敵軍周旋。

1947年，鄧小平為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創刊一週年題詞。

這段文字顯然是根據參與當時戰鬥的戰士的回憶寫成的，鄧小平本人很可能也對這段文字作了修飾，所以這段文字很明確地指出，如果當時鄧的部隊被打敗，那麼由毛澤東發動的這一大膽的行動，就有可能失敗，甚至導致解放軍的徹底失敗。對於劉鄧的部隊來說，最困難的要算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的那段時間，當時，曾率部追剿鄧的紅七軍、現任蔣介石代理參謀長的白崇禧從華東和西北戰區抽調了20萬軍隊開往大別山區。鄧小平率領部隊開始了在大別山艱苦奮鬥的歲月。

直到1948年的春天，鄧小平及其部隊的處境才開始有了轉機。其餘的共產黨部隊的防線進入了黃河與大別山區之間。這時，鄧小平才能離開大別山區向豫北進軍。5月份，他在那裡被任命為黨的中原局第一書記和中原野戰軍的政治委員，仍然同劉伯承並肩作戰。

鄧小平出任這兩項要職時，這場戰爭正處在停滯階段。國共雙方都想停下來休整、總結一下。共產黨方面，毛澤東不太清楚下一步應該怎麼辦。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了當時毛澤東同他還有其他人就戰略計劃問題的幾次談話，在其中一次談話時，有人勸阻毛澤東不要命令華東野戰軍直接跨過長江。

也是在這段時間，由於整個冬天都生活在陝西極為惡劣的環境下，毛澤東的身體感到有些不適，斯大林邀請他去莫斯科進行治療，毛謝絕了。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接受斯大林的邀請，他至少要離開中國幾周的時間，但這正是國內戰爭要達到高潮的時候，也是共產黨第一次想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政府的關鍵時刻。總之，毛澤東有理由懷疑斯大林的這一邀請潛在的動機。從1927年起，在涉及到國共雙方的有關決定中，斯大林似乎一直都是更偏向國民黨一方。從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從抗日戰爭期間蘇方軍事力量的投入，從1945年和1946年在滿洲地區蘇聯對國共雙方軍隊的援助等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點。由此，毛澤東得出結論，斯大林這次邀請他，是想從他這裡探聽中共的軍事實力和政治目標，同時，斯大林此時已感覺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成功將會衝擊蘇聯的政治地理利益。

淮海戰役五人總前委成員。左起：粟裕、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譚震林。

不管毛澤東怎樣懷疑，他很快就感覺到斯大林的觀點發生了變化。1948年夏天，蘇聯政治局的資深委員安·米高揚秘密訪問了當時設在河北山區的中共中央。這次訪問在中國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在蘇聯也是直到70年代初期毛澤東有關這次訪問的一個談話內容被披露，這才被外界所知。人們從幾個公開渠道可以瞭解到有關這方面的一些情況，其中包括聶榮臻的回憶錄。聶榮臻回憶說，當時斯大林派米高揚取道大連（這當時是蘇聯空軍在滿洲的一個基地）抵達中國，要他「親自和毛澤東同志談一談，中國革命究竟還有多大力量，還有多少人能打仗」。聶榮臻評論道：「因為在他們的印象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經過連年戰爭，恐怕已經沒有多少人了。這說明，他們對中國的革命力量，始終是估計不足的。」事實上，米高揚認為，中國共產黨全力爭取內戰全面勝利的做法是錯誤的，因為這將導致美國人的干涉，他們一旦支持國民黨，將會給世界力量對比，也給共產黨本身帶來許多嚴重後果，因此，中共的正確方針應該是放棄進軍長江以南地區、維持自己對北半個中國的政權。米高揚受到抵制和質詢。後來在談到這段特殊的插曲時，毛澤東曾輕蔑地說，他拒絕了米高揚的這些分析和建議。

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根據黨中央、中央軍委的作戰方針，發起淮海戰役。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間的三大戰役決定了這場內戰勝負的命運。這三大戰役每一次都是由共產黨發動進攻，並且每一次也都是以共產黨的勢不可當的勝利而告終。他們最後完全消滅了東北和華北以及中原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將近150餘萬的國民黨軍隊被殲或被俘。

1949年的鄧小平。

鄧小平的軍事生涯，在這三大戰役中的「淮海戰役」達到了光輝的頂點。淮海戰役的戰場在中國中部地區、黃河與長江之間的黃淮平原，這次戰役從1948年11月上旬持續到1949年1月中旬。在淮海戰役中，共產黨調動了包括劉伯承部隊在內的兩個野戰軍及一些地方部隊，並組成總前委統一領導。鄧小平是這個總前委的書記，也就是實際上的負責人。在這一戰役中，共產黨出動了大約30萬兵力(3)並得到了民工的支援。鄧小平的官方傳記稱，支前民工達540餘萬人。他們運送彈藥和物資，挖戰壕（這些戰壕用來阻陷國民黨所使用的成千上萬的包括坦克在內的車輛）。國民黨一方則投入了8個兵團，每個兵團近10萬人。(4)

江蘇徐州，是位於鐵路幹線樞紐的一個城市，國民黨的兩位主要將領劉峙和杜聿明及其指揮部就駐紮在這裡。淮海戰役期間，在徐州的東部、西南部和西部先後進行了四次重要戰鬥。在前三次戰鬥中，每一次國民黨軍隊都有大約10萬人被殲滅。第四次戰鬥中，國民黨又有兩個兵團遭到了同樣的下場。在這四場戰鬥中，共產黨的策略是，當國民黨軍隊輕率地離開其據點來到開闊的鄉村時，就立即包圍他們。一些國民黨部隊堅持抵抗，直到彈盡糧絕；另一些則在嚴酷的戰鬥剛一開始就繳槍投降了。國民黨軍隊曾一度完全掌握了制空權，卻無法使用他們的空中力量重創共產黨軍隊，也不能向自己被包圍的部隊補充充分的食品與彈藥。同時，他們也沒能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裝甲部隊，儘管這場戰役是在開闊的平原地區展開，並且是在冬季，天寒地凍、土地相當堅硬，十分有利於裝甲部隊作戰。

蔣介石本人常常對作戰計劃進行干預，並親自坐陣指揮戰事，但這只能給他的戰地指揮官們造成混亂。加之後勤供應短缺、情報失靈及通訊系統不完善等，也嚴重地妨礙了他們的指揮。他們一再遭到襲擊，而且被迫在共產黨挑選的時間與地點作戰。他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杜聿明和另一個兵團司令被俘，另外兩個兵團司令陣亡，大約有55萬國民黨軍隊被消滅。

國民黨的失敗意味著共產黨打開了通往南方的道路，也意味著國共雙方和談的條件將由共產黨說了算。在淮海戰場最後一批國民黨軍隊投降之後的第四天即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了一個聲明，要求國民黨軍隊全面投降，還包括廢除國民黨政府，懲辦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戰爭罪犯」，將國民黨武裝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以及建立一個「民主聯合政府」以取代「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等。蔣介石拒絕接受這些條件，但在此後卻馬上辭去了中華民國總統的職務。原來的副總統李宗仁—北伐的倖存者之一，同時也是很少的幾個在抗日戰爭中曾打過勝仗的國民黨將軍之一—成了代總統，並且開始與北平的共產黨談判，這時北平已經落入共產黨的手中。但是共產黨毫不讓步。4月，李宗仁的談判代表不得不帶著一份和平協議草案回到南京，這個草案包含了毛澤東最初所提的全部條件。4月20日，李宗仁表示拒絕接受這個協議草案。第二天，共產黨對此作出了回答：他們在數百公里的戰線上強渡了長江。

在隨後的三個月當中，除從東北南下的林彪的野戰軍在湖南受到白崇禧部的牽制外，共產黨的其餘幾支野戰軍大舉南下，幾乎未曾遭遇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抵抗，只有極少數的有組織的國民黨軍隊在此期間堅持抵抗。李宗仁以廣東為基地，努力想重整旗鼓。他很快就發現，他的努力處處受到蔣介石的暗中破壞。蔣認為保存國民黨及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途徑是將其撤到台灣。儘管蔣在名義上退休了，可是他利用其國民黨政客和軍官的所有的老關係，又建立了一個司令部，組織調動了大約50萬部隊，大部分的海軍及空軍力量及中國大部分的黃金與外匯儲備。蔣介石指望，歐洲的冷戰和美國日益強烈的反共情緒會阻礙共產黨的軍隊攻入台灣。從更長遠來看，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在美國軍隊的支持下，他也許還有機會反攻大陸。

人民解放軍勝利登上長江南岸。

劉鄧野戰軍在戰爭的最後階段又打了兩個重大戰役。在第一個戰役中，他們攻下了南京，佔領了長江下游的大部分地區。對於鄧小平而言，這本來應該是他參加的最後一次戰役，因為中央曾計劃讓他負責此前曾是前國民黨中心區域的華東地區的政治工作，並且已經任命他擔任黨的華東局書記。

但是到這年的7月，這個計劃發生了變化。當時共產黨認為「帝國主義封鎖的危險」（指美國的軍事干涉）已經消退，他們決心繼續攻克國民黨佔據的最後地盤。隨之決定鄧小平繼續留在劉伯承的野戰軍中。1949年10 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鄧小平和劉伯承在參加了開國大典之後於10月上旬離開北京前往湖南，他們的隊伍同時也向那裡挺進。鄧小平和劉伯承是乘火車奔赴前線的，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尚不習慣的豪華享受，在離湘江不遠的一個地方，他們趕上了自己的部隊。1934年11月紅一方面軍就是在離那不遠的地方陷入埋伏的。

鄧小平乘火車經過鄭州，向西南進發。

第二野戰軍這次的任務是「解放」整個西南地區。這個任務很快就完成了。雖然國民黨把重慶和成都作為他們堅守大陸政權的最後堡壘，但在四川及其他地方並沒有發生太多的戰鬥，幾位國民黨將領紛紛率部起義，投向共產黨。還有兩個省的地方長官也投向了共產黨。同年12月，共產黨軍隊進駐重慶。很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鄧小平當時是怎樣一種心情。29年前，年輕的鄧小平離開這座城市赴法國學習，並且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但鄧小平一定會注意到這座城市在他離開之後的歲月中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在抗日戰爭中，由於受到日本人的轟炸，這座城市遭到了巨大的破壞。鄧小平一定看到了這些，因為他就要出任重慶市市長了(5)，他有責任使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鄧小平這樣老的資歷，如果不是他本人自己堅持，中央是不會任命他去做這項職位較低且十分艱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由中國共產黨和8個民主黨派的近700名代表參加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描繪出了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藍圖。根據綱領，全國共分為6個大區，其中4個大區都是由各區的軍事與行政委員會管理，鄧小平成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劉伯承任主席。他同時還是西南軍區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這後一個職務最為重要，這使鄧小平的職務高過了劉伯承和西南地區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區的所有黨政軍機構，並就該區所有事務直接向北平的中央書記處負責。

1950年，鄧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間在批閱文件。

西南區包括四川、貴州、雲南和西康4個省，這4個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在過去20年間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先是軍閥統治，接著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及軍隊又把它作為主要的徵兵徵稅基地；貴州貧窮多山；位於緬甸（有許多國民黨殘兵敗將在緬甸避難）和印度支那邊緣的雲南省也是這樣；西康從種族上或自然地理上來說，是西藏的一部分。在這4個省裡，尤其是雲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區住著非漢族的少數民族，他們過去一直認為漢人是他們的敵人。這一地區的總人口將近1億5千萬，面積約50萬平方公里。

在西南，鄧小平、劉伯承和他們的同事們為自己制訂了三項基本任務：建立法律秩序，促進經濟復甦，進行土地改革。由於軍閥主義的遺毒，以及這個地區地理上及種族上的種種特殊情況，使這三項任務完成起來相當困難。山區活動著各種土匪武裝，其中包括不少前國民黨的殘餘部隊。大量土地被用來種植罌粟，尤其是貴州和雲南，人們常以此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區以外，其他的地方通訊條件十分落後，人們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壽命很短。然而在短短兩年的時間裡，共產黨和解放軍清剿了這一地區的土匪，並以北方根據地為榜樣建立了一個新的地方政府。由於在此之前共產黨在這個地區只建立過臨時根據地，同時部隊裡只有少數幹部有行政管理的經驗，所以國民黨的不少管理人員被繼續留用，同時又從當地中學和大學畢業生中吸收了一批進步學生，充實幹部隊伍。

1952年7月1日，鄧小平出席成渝鐵路通車典禮，並在紀念冊上簽名。

要促進經濟復甦，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抑制通貨膨脹。像在中國其他地區一樣，解決通貨膨脹的辦法只能從兩方面著手，就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給。抑制需求就是通過發行公債積極鼓勵儲蓄。同時，強制所有企、事業單位，各種行政、軍事機構將手中的現金存到新建的中國人民銀行去，這樣就限制了私人銀行的貸款能力。從供給方面看，在恢復了交通之後，成立了國有公司，經營食品和農業產品的批發貿易。在新的政治氣候下，這些措施勢在必行，並且很快產生了效果。到1951年，全國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驟然下降到20%，1952年進一步降至10%以下。

在四川，鄧小平童年時代發生的「保路運動」雖然導致了清王朝的滅亡，但是並沒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鐵路。直到1949年，整個四川省仍舊沒有一公里的標準鐵軌。從現在能看到的公開的資料中，也看不出鄧小平、劉伯承這兩個四川人覺得沒有鐵路是他們故鄉的一種恥辱。不過，他們兩人進入四川後很快就決定從並不寬裕的經費中撥款用以修建從重慶到成都的一段近一千里的鐵路線。這段鐵路在1952年7月，也就是鄧小平即將離開四川之前正式啟用了。鐵路開通典禮那天所拍攝的3張照片被收錄到了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裡，從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鄧小平為自己能參與完成的這項事業而驕傲。

中共雲南省委給西南局的報告和鄧小平對雲南省委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不進行「三反」規定的批示。

在這三項任務中，鄧小平和其他人推動的「土改」最具有革命特性。1950年頒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條明確規定了土改的目的，即「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

「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際上就是從根本進行一場社會、政治和經濟的革命。過去的千百年來，地主階級控制了中國農村，包括鄉鎮的社會生活，他們同時也控制了中國農村的政治生活。因為無論是封建王朝還是民國政府，都沒有在縣以下設立政權。所以在中國成千上萬的村莊裡，行政的管理，法律和秩序的維護，公路、河流水利系統的保養，全都控制在地主階級手中，他們甚至能操縱縣長及其幕僚作為其代言人。他們通過地方自治會，從事大量諸如修建廟宇，農產品交易以及在遇到災難時分發救濟糧等工作。而今，從1950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兩年的時間裡，地主階級被消滅，地主分子（包括其家屬在內）也許有1500萬人被剝奪了大部分財產，只留下一小塊土地自行耕種，或到工廠、商店中去做工。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被處死了。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的一次大規模的社會革命。

土地改革使中共的影響深入到中國的每一個村莊。在土改期間，共產黨派出土改工作組去動員那些無地的雇農和其他貧農起來控訴地主，對地主進行批判和鬥爭。結果是：傳統上被奴役的農民獲得了解放，並樹立起了革命的責任感。在這之後，共產黨的力量並未撤走，而是建立起農村黨支部，把許多在土改中走在前面的農民積極分子發展到黨內來。這些農村黨支部成為政治管理體系中的神經末梢，它們深深地扎根於農村社會之中，這是人們以前根本無法想像的。

在經濟上，土地改革建立了相當新型的所有制體系。貧苦農民，也就是那些沒有土地的或者僅擁有一點不足以為生的土地的人得益最多，而前地主階級則失去最多。無論是從土地的佔有還是土地的耕種兩方面來看，土改都達到了均貧富的效果。

鄧小平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積極地推動土地改革運動，儘管這意味著他自己的親屬，包括他的二弟鄧蜀平，也許還有其他一些親屬也要被剝奪。但鄧小平把鄧蜀平、繼母夏伯根、繼母的女兒鄧先芙和他自己的姐姐鄧先烈都接到重慶，安排他們和自己住在一起。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為此遭受了猛烈的攻擊。由於鄧文明在廣安小有名氣，同時地方的黨政幹部也知道鄧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鄧小平的親屬，如果他們留在當地，那麼在土改中他們也許不會受到激烈、粗暴的對待。但鄧小平採取的辦法更為高明，他這樣做既保證了其親屬的安全，同時也救了他自己。因為一旦他的親屬受到威脅而求救於他，或者如果地方黨的領導向他請示如何處理他的親屬時，他將會面臨十分尷尬的選擇，而現在這個問題已經由他圓滿地解決了。

1952年7月，或許他事先得到了通知，鄧小平被調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區工作了僅兩年半的時間。這段時間雖然不長，但在西南的這段經歷使得他那本來就已經豐富的經歷更加充實了。這段經歷以及他在那些年建立的功績，使得毛澤東及其同事決定把他調進北京。對鄧小平來說，這次調動在其一生中最具有決定意義，在此前的整整15年間，他一直在地方工作，有人認為他同毛澤東的私人關係影響到他的這次調動，這個推測無疑是錯誤的。如果說有私人關係影響的話，鄧小平同毛澤東最重要的副手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關係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