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_第十章走資派（1965～1973）_理查德·伊文思

如果毛澤東在1966年之前去世，「文化大革命」就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策劃、發動的，他對這場運動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任何其他人。

按照毛澤東的想法，「文化大革命」要從1966年進行到1969年。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它所造成的影響給予充分肯定，並且把它寫入了修改後的黨的章程裡。但從中國共產黨現在的觀點來看，「文化大革命」持續了整整十年，是政治衝突和社會動亂不安的十年，它最終以毛澤東最激進的手下「四人幫」被逮捕而結束。

從後面這個觀點來看，「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千變萬化的運動，它的特性一直不停地在變化。即使是在1969年之前，它也具備有三重性質。首先，它是一場「超級革命」，企圖創造出一種被列寧視為「左傾社會主義」的觀念和行為模式（列寧把它稱之為「左派幼稚病」）。第二，它是一場反革命的運動，目的在於打破及重建1950年代在新民主與社會主義革命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很多制度。第三，它還是一場「為了革命而革命」的運動，這也是毛澤東確認的這場革命所具備的價值。

毛澤東之所以發起「文化大革命」，有三個很明顯的目的。首先，更進一步地教導整個社會，認同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並建立與之相互適應的機構。從1950年代起，他就開始這樣做了。在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當中，比較突出的有四種：平等、共產、樸素和鬥爭。毛澤東很重視鬥爭，因為他認為唯有通過鬥爭，才能得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而且他還認為，社會主義不是穩定的社會形態，而是很不穩定的社會形態，所以必須經常加以強化，否則就會退化。

毛澤東是個平等主義者，主張一切平等，如機會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所有社會成員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標準都應該是基本一樣的。不管在外貌上、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應該完全一樣。這也是他喜歡共產社會的原因之一。他認為，如果能正確地激發和領導人民群眾，他們就能創造出任何業績和奇跡。他對個人主義極其反感，把個人主義等同於自私自利。

毛澤東很反感舊中國的知識階層和讀書人，討厭他們的迂腐和輕視一般老百姓。相反的，他讚美農民的淳樸。他認為，農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污染。他想通過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讓那些農民出身的士兵進城後依然保持樸素的優良傳統，不被腐敗所侵蝕。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他又開始擔憂起中國年輕人的道德，因為他們不曾經受過戰爭的洗禮。他還告訴多位來訪的外國客人，他特別擔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變得自私和嬌生慣養。

由於以上的原因，毛澤東偏愛沒有階級的社會制度。在工業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夠參與工廠的管理和經營，並在制定生產目標和引進新的生產技術方面，有很重要的發言權。在農業方面，他希望所有的農業活動都能採取集體經營的方式。在公共衛生方面，他希望派出很多受過專業醫療訓練的醫生前往農村地區服務，同時希望一些受過次級培訓的醫療保健工作者，也就是「赤腳醫生」長期在農村地區進行服務。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學考試不要太過嚴苛，課程設制要注重實用。在文學與藝術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達方式宣傳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縮小城市與農村地區的文化與物質差距，並且消除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個目的，是要奪回他認為的正在逐漸從他手中失落的政治權力。到1965年年初的時候，他已經感到很生氣，因為黨的中央權力機構，在鄧小平的控制之下，在劉少奇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名義的監督下，已經掌握了絕大部分的決策權。正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把鄧小平所主持的書記處，形容成是一個「獨立王國」。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則明白指出是鄧小平本人「獨立王國」。

毛的第三個目的，是要培養「革命接班人」。在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他開始關心起自己的身後問題。1963年時，他已經70歲。他同時也對和他同輩的領導人缺乏革命熱誠感到擔憂。他自己發明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但卻發現，他四周的人沒有繼續進行革命的熱情。尤其是被公認的有朝一日會接替他成為中共黨的領袖的劉少奇，毛澤東認為他最沒有繼續革命的熱情。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在所有政治局常委中，唯一沒有和毛澤東發生過衝突的是林彪。但林彪有他本身特有的弱點。他沒有毅力、體弱多病、聲望不高，而且缺乏軍事事務以外的行政經驗。但是毛澤東還是認為，林彪與其他人相比，包括周恩來在內，是較佳的繼承人選。當周已是政治局委員的時候，林彪僅是一名排長。但無論是在公開還是私下的場合，他都沒有反對過毛本人。

隨著毛在政治上和個人關係方面與延安老領導集團其他成員的疏遠，他轉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陳伯達徵求建議，尋求他們的鼓勵和積極支持，他與後兩個人相識已經30多年，雖然他們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卓越的表現。

江青是毛澤東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妻子是楊開慧，毛與她有三個孩子，毛澤東深愛著她，並曾賦詩一首以表達對她的懷念之情。楊開慧是1930年在長沙被國民黨殺害的。毛的第二個妻子是賀子珍，毛是在他的第一位妻子被捕後遇見她的。賀子珍又為毛生了六個小孩，除了一個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時送到農民家裡寄養，或是在幼小的時候就夭折了。賀在長征時生了一個小孩後不久便被彈片擊中受傷。1938年，她被送往莫斯科進行治療，或許是精神上的治療。也是在這一年，女演員江青到達了延安，不久便成為毛的妻子。1939年，她與毛澤東結婚，不久便為他生下了兩個女孩(1)。毛的同事們均反對這場婚姻。毛澤東靠承諾不讓江青插手政治，平息了周圍人們對他們結婚的反對。

在50年代，毛還遵守這個承諾。而江青可能對毛的做法感到滿意，因為此時她的健康狀況不佳，她至少兩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藥物治療。她照看小孩，包括賀子珍的一個孩子。但她是一位愛虛榮、有野心的人，對大部分共產黨領袖的夫人們將自己限制在婦女組織內工作感到不以為然。因此，她老想著有朝一日扮演一個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狀況有所好轉，而且孩子們也已經不再是負擔。於是，情況隨之起了變化。她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毛澤東的顧問，毛有時也會聽一聽她的政治見解。到1963年，她成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開始清除她認為在毛澤東看來是有害的戲劇，並因此捲入與黨的文化機構的接觸與衝突之中。雖然，她能夠設法讓文化機構同意上演在她的領導下創作的八部革命樣板戲和芭蕾舞劇，但她並不能讓文化和藝術在革命的方向上進一步前進。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於山東的一個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過的。在上海的工人運動中和藝術界的外圍，康生認識了江青。當共產黨中央機關在1933年離開上海時，他去了莫斯科。在那裡，他接受了警察和情報工作方面的訓練。儘管在1934～1956年期間，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員，但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其緣由或許是由於他按照蘇聯的模式，首先在黨內然後在全國建立起了一個警察機構。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他與毛髮生了衝突，他希望對受到批評的「教條主義者」和其他人進行肉體上的懲罰。在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後，他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員的資格。(2)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為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的一名成員，而且還是毛喜歡與之談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哲學的小圈子裡的成員，他身材瘦小且善於察言觀色，在「文革」期間以「冷酷無情」著稱。

肥胖、圓臉的陳伯達曾是一位大學講師。在延安時期，他成了毛的政治秘書，並學會按毛的文風來寫作。他確實是毛澤東的人，除了幾個激進的新聞記者之外，他沒有政治上的擁護者。他曾在《紅旗》雜誌社工作，這是一份理論刊物，他任主編。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樣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喪失了自己的地位。因為，當他應當從一些跡象中看出林彪已經過了其政治生涯的巔峰期時，仍把寶押在林彪身上。

目前，根據中共官方記載，「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日期是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但事實上，早在前一年秋天，毛澤東就開始準備反對中央書記處。這實際上就已經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澤東是在遭遇一次政治挫敗後，開始精心策劃這件事的。連續兩年，他一直急於在文藝界發動革命，希望革除掉文學藝術界傳統的主題和「封建」價值觀念，並徹底改變全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他同時還要求譴責被他認為是在暗地裡攻擊他本人的一些戲劇和報刊文章。他尤其反對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所寫的《海瑞罷官》的劇本。這個劇本的主角海瑞，是明代一名縣官，他因為糾正地方上的不公平事件，而得罪地方權貴，被告到皇上面前，而被皇帝免掉官職。毛澤東認為這個劇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罷免彭德懷一事。

毛澤東發表一連串的聲明，猛烈抨擊以宣傳部、文化部和教育部為代表黨的文化和教育機構。1964年年初，他宣稱：

在文化界，特別是在戲劇領域，封建落後的東西佔了統治地位，而社會主義的東西則微乎其微……如果坐視不管，那麼文化部就要改名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國死人部」。

但有關單位並沒有採取太多行動。吳晗的作品是被禁演了，但吳晗本人和他的劇本，都沒有受到公開批判。有幾位作家和藝術家確實被送到農村地區從事短暫的勞動，但對於那些發表文章說中國的歷史不能純從階級鬥爭觀點來解釋的歷史學家，以及那些把中國農村地區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歸咎於「大躍進」的新聞記者，卻還是沒有採取什麼行動。

毛澤東愈來愈覺得不耐煩，最後決定把文化革命的全部問題擺到政治局委員與地方黨委書記會議的議程上。

這次會議是在1965年秋舉行的，開了將近兩個月。有關這次會議的文件並不多，卻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彭真在會上當面反對毛澤東。彭真是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因此是吳晗的頂頭上司，他同時也是已經成立了一年的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負責人。他明確表示，「在真理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即使是毛澤東，犯了錯誤，也應該受到批評。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明確指出，他反對進行徹底改革。毛澤東含蓄地問道：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怎麼辦？他所得到的答覆是，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就讓各省採取行動，反對修正主義。這次會議沒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決定。自從長征以來他還從未受到過如此嚴重的挫折。

毛澤東的反應是躲到上海去。他和江青在當地有很好的政治關係，而且對他在當地的活動，遠在北京的那些領導人也比較難以掌握。一到上海，他就把攻擊的矛頭對準吳晗。

毛澤東一到上海，就在上海的主要大報上推出一篇文章，猛烈攻擊吳晗和他的劇本，並把那個劇本形容成是「毒草」（這是1957反右派運動的用語）。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義發表的。姚是上海的文藝評論家，以文章毒辣見稱。林彪立即指示《解放軍》報轉載這篇文章。這就讓在京的黨中央負責人面臨抉擇：是公然對抗黨的主席的主張，還是向他屈服。

由於鄧小平當時正好出外視察，處理這個問題的責任就落在鄧小平在書記處的副手彭真身上。彭真有意妥協，於是安排在《人民日報》學術版和《北京日報》上刊登這篇文章，並且加上編者注，說明這篇文章只是對當時的學術問題進行討論。

毛澤東的反應是把彭真召到上海。在上海，他很嚴厲地告訴他，他認為吳晗劇本中的英雄和反面人物就是影射彭德懷和他本人。所以，他現在就要對吳晗發動公開地批判。

但彭真並沒有被嚇住。回到北京後，他召集「文化革命小組」開會，擬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這篇《匯報提綱》提出，「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的武斷和以勢壓人」，並且再次重申彭真在秋季會議上當面反駁毛澤東的那句話，「在真理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匯報提綱》在劉少奇召開的當時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出席的一次會議上，討論並獲得通過。然後作為中央委員會的文件，下發給全體黨員。

在這個過程究竟發生了什麼，迄今仍然是個謎。在這篇《匯報提綱》下發之前，鄧小平和其他人曾經當面向毛澤東請示。他可能含含糊糊表示了一點意見。因為他知道，假如沒有他的明確表態，《匯報提綱》就被下發出去，那麼他將佔據非常強有力的地位。或許鄧和其他人想對他進行挑戰，認為即使最後攤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數人都會支持劉的決定。或許，雙方都在瞞著對方。

不管真相如何，在接下來的幾次對抗中，獲得勝利的還是毛澤東。最晚在3月中旬，他就決定彭必須辭職，為此，他派康生到北京傳達他的指示，要對彭進行批判。4 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來（劉少奇在國外）用電話或電報告訴毛，他同意康生傳達的毛的指示。幾天以後，彭發現他自己在書記處的會議上處於被批判的地位。會議由鄧小平主持，周恩來、康生和陳伯達也出席了。第一回合勝利後，毛在杭州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決定罷免彭真。

接著，在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也採取了行動。會議由出訪歸來的劉少奇主持。劉或許是不願意阻止，或是無力阻止康生按照從毛那裡得到的另一套指示採取的行動。5月16日，會議批准了一個黨內《通知》，其內容完全符合毛的所有要求。該《通知》對彭的《匯報提綱》進行了批判，也對彭進行了指責，並解散了他所領導的文革小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員會（不是書記處）之下成立的一個由18人組成的文革小組，《通知》提出要「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毛澤東因此掌握了主動，但是在會議上造成一場騷動的，卻是林彪。他在會議結束之前，突然指控黨的宣傳部長陸定一和書記處成員楊尚昆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並呼籲徹底調查他們的行為。他宣稱為了挫敗他們的陰謀，他已經徵得毛澤東的同意，派遣軍隊進駐北京的廣播電台和「公安單位」。在這次會議的幾個月之後，毛澤東在寫給江青的信中說，林彪所說的話令他大吃一驚。儘管毛澤東可能真的大吃一驚，卻不能使陸定一和楊尚昆免逃幾乎立即被捕的命運。

在打敗彭真和書記處後，毛澤東似乎應該返回北京了。但他卻決定繼續留在杭州，讓劉少奇和鄧小平去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這使劉、鄧兩人很不願意，但卻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毛澤東究竟是想要給他們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或只是丟給他們一條繩子，要他們自縛手腳，這又是另外一個謎，而且可能永遠也無法找到答案。即使他們想彌補過失，但他們的做法也錯了。他們不是去努力迎合毛的意見，相反，他們計劃實施一項政策，其做法幾乎是劉少奇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起草的《後十條（修正案）》的翻版。他們派遣了數百個工作組到北京的中學和大學，要求他們建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並指導文化革命委員會調查、搜集學校教師和管理人員過去和目前有無修正主義的傾向和證據，但並沒想把群眾捲進去。

這種做法，從一開始就受到林彪、康生和陳伯達等人的破壞。通過各機構的軍宣隊，以及學校和大學的軍代表，他們三人把由本該黨委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清理工作變成自下而上的對領導和教師的揭發和攻擊。他們動員學生示威遊行，反對他們的師長，並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來批判，即使是黨的高級幹部也不能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非資產階級）階級背景的學生組成的一隊又一隊的紅衛兵，已經佈滿整個北京市，並開始和工作小組發生衝突。在幕後，林彪等人也展開積極行動。他們改組北京市委，並且派軍宣傳隊接管了《人民日報》。

劉少奇和鄧小平很快就發現，他們所面臨的這項動亂，是毛澤東最親信的人發動的。因此他們前往杭州見毛澤東，請他作指示。但毛澤東只是建議他們，不要太過倚賴工作小組或把他們當作革命工具，其餘的事情由他們自行決定。他們既然不能拒絕擔負起更進一步的責任（這樣做等於違背了黨的紀律），只好採取唯一可行的做法，回到北京，向紅衛兵宣戰。他們下達兩項命令，禁止學生與教師秘密集會，並宣佈所有的紅衛兵組織為非法。這項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小組受到鼓舞，全力反攻，阻止紅衛兵走上街頭。但對於軍方所控制的一切，鄧小平和劉少奇卻束手無策。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終於回到北京。途中，他在武漢游過將近一里寬的長江。雖然從照片上看起來，他其實是浮在水面上飄過長江，而不是真正游泳，但這對一個已經72歲的老人來說，畢竟是不簡單的。在隨後而來的宣傳中，他被描述為像是超人一般。在陳伯達和其屬下宣傳人員多年來的不懈努力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這時候達到最頂峰。他開始被描述成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美術作品裡，他的形象被畫得比四周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了人民心目中的「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在返回北京的途中，毛澤東已經決定好他下一步應該怎麼辦。一到北京，他立即著手實施。他是在7月18日抵達北京的。在一兩天之內，他告訴黨的領導人，進入社會主義以後，還應該使自己經受住嚴峻的考驗；同時他還對另一群人發出這樣嚴厲的警告：假如你們不革命，那麼革命將指向你們。他堅持解散劉和鄧的工作組，並特意給紅衛兵戰鬥隊寫了一封信：

（你們的）兩張大字報（激進分子們最喜歡的一種表達方式—作者注）……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在那一年春天，毛澤東在書記處、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都獲得了勝利（但他本人只出席政治局常委會議）。現在，他想在中央委員會上（中央委員會已經四年沒有開會了）也獲得同樣的勝利。他成功了。這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師生代表」參加會議，並按指揮向他本人及林彪歡呼，對少數有足夠勇氣站起來表示反對意見的發言者發出噓聲。其中之一就是鄧小平，他堅持說林彪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沒有根據。

經過12天緊張而憤怒的激辯後，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由於《十六條》對革命的做法規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後有機可乘，但《十六條》卻明確提出，革命的政治對象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文化方面來說，它要求徹底清除「四舊」（即：「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在當時未被發佈的其他決定裡，政治局常委會人事被整個改變。林彪的排名從第7名，一下子被提升到第2名，劉少奇則從第2名被降到第8名。陳伯達和康生成為常委，排名甚至在劉少奇、朱德、陳雲之上。鄧小平保住他的第6名排名和總書記頭銜。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現在只剩下周恩來了。儘管周本人未受攻擊，但從這次會議看，周似乎不準備為劉、鄧在過去兩個月中處理事情的方式辯護。

8月5日，在會議進行當中，毛澤東突然採取了一項很不尋常的舉動，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標題是「炮打司令部」，這比他以前所說過的或所寫過的任何東西都更為明確。他希望紅衛兵把下列人視為自己的敵人。他寫道：

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又何其毒也！

5天後，他對在人民大會堂外的群眾發表講話，希望大家要關心「國家大事」。8月18日，他與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在天安門廣場參加了紅衛兵大型集會，類似的集會共八次，這是第一次。

這次集會揭開了中國大陸兩年動亂的序幕，在這段期間內，中共高級幹部或著名人士幾乎都受到紅衛兵或造反派的攻擊。這段時期內有多少人遇害身亡或受傷，有多少公共紀念物和公眾藝術與文學作品受到破壞，並沒有官方的統計數字。更不用說私人財產受到的損害了。光是在街頭暴動中死亡的人數就高達幾萬人。很多人在紅衛兵敵對派系的戰鬥中喪生，更多的人死在軍隊手中。這些軍隊先是奉命支持紅衛兵，最終又奉命解除紅衛兵的武裝以維護社會秩序。

大多數的暴力事件發生在1967～1968年，也就是紅衛兵奪得武器或被發給武器的這段期間。但紅衛兵有組織地使用武器，是在1966年8月和9月，當時紅衛兵被煽動起來開始「破四舊」，他們經常隨意闖進私人住宅，拷打一些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搗毀或燒燬他們的書籍、美術作品和樂器。第一批的死亡事件就發生在這個時候。中國最著名的劇作家老捨，在遭紅衛兵毒打後，含恨自殺身亡。傅雷也自殺了，他是一位法國文學翻譯家，是著名的鋼琴家傅聰的父親。

8月18日，鄧小平陪著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當時還掌握實權，而從他隨後所採取的行動來看，他當時最主要的工作是防止紅衛兵破壞黨的安定團結。他當時的處境還不是完全無望。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兩個地方局的黨委書記明確表示反對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還可以爭辯說，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絲毫未涉及紅衛兵（該決定只談到文化革命委員會），並且允許那些在政治上被審查的人為自己辯護。但書記處已經改組。書記處中只有一名新成員陶鑄，堅定地支持毛主義（但他很快脫離了這個陣營）。他的政敵們正忙著向在那年夏末從各省湧進北京的數百萬名紅衛兵們發表演說。

但是到了9月底，毛澤東發現，大多數省委的黨員幹部不但不歡迎紅衛兵，甚至不願和紅衛兵扯上任何關係。有些地方甚至組織武裝隊伍對抗紅衛兵。他相當生氣，因此召集各省委書記在北京開會。他這時已經慣於採取這種方法，並且認為他能很快就能讓與會者屈服。但他遇到了頑強地抵抗。這次會議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才使這些省級官員們屈服。

鄧小平處於這場風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對「文化大革命」的進度作出一項報告，卻引來陳伯達和另外幾個人的嚴厲批評。陳伯達抱怨跟鄧小平討論事情，比「登天」還難，並說，他是「修正主義路線錯誤」的「急先鋒」。他聲稱，劉和鄧的「思想作風」是反對毛的，而且劉和鄧不會承認他們的錯誤，仍然「試圖反撲」。他還說在劉和鄧兩個人中，鄧更為頑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陰謀發動政變的話題，還暗示鄧可能是一名同謀。但代表們對劉和鄧的同情遠勝於對陳和林的支持。有一到兩天時間，毛似乎失去了對會議的控制。他迅速作出反應，要求劉、鄧作「自我檢討」。他的估計是，一旦地方幹部們看到這兩個掌管中央書記處的人屈服了，他們就會放棄抵抗。不知是誰通過什麼途徑對這兩個人施加了壓力，但這種做法很見效。毛度過了危機。

鄧小平在作出上述報告的一周後，對自己作了自我批評，神情憂鬱地念了他的檢討。其內容讓人讀了替他感到不平。由於他已經決定屈服，所以他放棄了一切反抗的念頭，對自己作出自我譴責。他說，他毫無保留地接受毛澤東和林彪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以及陳伯達對他所作的所有指控。他說，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清除劉少奇和他自己所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對「文化大革命」方向的影響；現在正進行中的群眾運動，已經和「無產階級的正確路線」發生正面衝突。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而應由他和劉少奇來負擔。

鄧小平說，他的「重大錯誤」的根源在於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於學習、宣傳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他一直都在敷衍應付。他說，他自己的表現像一個資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世界觀」也一直沒有改變。他承認，他干擾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身為總書記，沒有盡到向毛澤東報告的責任，同時也沒有理會毛澤東說他的書記處已經成為「獨立王國」的警告。他接著說，如果他繼續以以往的思想方法、工作態度及政治觀點留在書記處，將會損害黨和人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林彪學習，因為林彪對毛澤東思想學習得最好，而且在貫徹毛澤東思想方面「無人能比」。他總結說：「如果我想改正我的錯誤，並在以後對黨和人民作出貢獻，這是唯一的方法。」

鄧小平說得如此誇張，一定讓所有聽到他作這次自我批評的人，不管是他的朋友還是敵人，都能感覺得出來，他是言不由衷的。事實上，他是故意選用對方批判他的語言，目的就是要表明，他是被迫這樣做的。不管如何，這次經歷一定令他感到萬分痛苦。他不得不作出難堪的政治投降；同時也向那些盼望得到他支持的人宣佈，他再也沒有能力幫助他們了。他正式否定了自己在過去幾年當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同時，他也給了他的敵人在將來攻擊時的借口。他也毀掉了他身為總書記的一切權威。

在鄧小平（以及劉少奇）作出自我批評後，毛澤東立刻作出一副寬宏大量的姿態。他告訴與會的各省代表，劉、鄧兩人過去所犯的錯誤，並非完全不可原諒。但他同時明白表示，他很不滿意他們兩人，尤其是鄧小平本人對他個人的態度：

我故意下放（最高權力）。他們就建立獨立王國……從1959年到現在，鄧小平什麼事也不請示我……（1958年）我對武昌會議不滿意……所以我回北京開（另一個）會。雖然你們開了六天會，但你們仍不讓我開一天會。不讓我完成工作沒什麼了不起。但我反對你們像對待死去的祖宗那樣對待我。

他又說，應該給劉、鄧兩人一個機會，看看他們是否真的悔改了。即使毛澤東真有此意，但劉、鄧兩人的一些死對頭這時正掌握著大權，他們是永遠不會給劉、鄧兩人這個機會的。

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在11月和12月公開露了幾次面。但此後，他們便不再露面了。對劉來說是永遠地消失了。對鄧來說，在公開場合露面，是6年多以後的事情了。在當時，外界根本不知道他們兩人的真正遭遇。直到1980年代後，人們才有可能重新瞭解他們當時的遭遇。

1967年1月至8月，劉、鄧兩人在理論上都還是自由之人。但是，他們只能躲在中南海的圍牆之內，甚至即使躲在中南海內也免不掉受到騷擾。1966年12月，劉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身邊的一些服務人員，在他們家中對他們夫婦舉行了一次鬥爭大會。在街頭，紅衛兵不斷示威聲討他們，官方和紅衛兵的報紙更是不停地刊登詆毀他們兩人的文章。劉少奇是他們最主要的攻擊目標，並被指責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和「中國第一號走資派」。在紅衛兵的文章中，把鄧小平稱作「中國的第二號走資派」，但官方的報紙則沒有這樣說。

攻擊鄧小平和劉少奇的運動由江青、康生、陳伯達與張春橋等人主持。張春橋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們都一樣的陰險毒辣。張組織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的反對劉、鄧的示威遊行，並號召遊行者「痛打落水狗」，「讓他們遺臭萬年」。4月，江青在一次紅衛兵集會的演講中，羅列了鄧的「十大罪狀」。對劉、鄧的這場鬥爭起起落落，完全要看當時正在進行中的一場權力鬥爭的情況而定。這場權力鬥爭在1967年年初爆發，並且在那一整年當中弄得黨和軍隊雞犬不寧。每當激進派覺得受到威脅—三月間就發生了這種情況，在由周恩來主持的黨的一次會議上，一批副總理和老元帥們對激進派發動了面對面的嚴厲抨擊；或是當他們覺得可以完全放手攻擊敵人時，就像7月間，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視察時，這場鬥爭就更為激烈。

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確定。從春天開始，他當然贊成把劉的威信徹底搞垮，因為，在他看來，劉是黨和國家的潛在危險。但他對鄧的態度不那麼極端，因為鄧從來沒有被列入接班人的人選。同時也因為他喜歡鄧的好鬥性格，哪怕是反對他本人的。數年之後，鄧本人也承認：假如沒有毛的保護，林彪和江青會加害於他的。

江青指控鄧小平的十大罪行，其實可以歸納成四條：鄧小平看不起毛澤東；反對改革高等教育、文學與藝術；試圖取消農業集體化；1966年夏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鄧小平一些講話和談話來支持她這些指控，但事實上，她選得並不很高明。當江青的這些指控講話發表在紅衛兵的宣傳品上時，有些讀者肯定會感到，這些話用來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適不過了。

有些人老愛批評別人來使自己出風頭，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們不注意別人的本質，而只是要找別人的缺點（亦即小辮子），而使自己達到成功的目的。

有組織地批劉、鄧的運動，在1967年夏天達到最高潮。7月間，數以千計的紅衛兵首次獲准進入中南海，在他們的住宅內舉行「批鬥大會」，批鬥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妻子，並且強迫他們的子女在一旁觀看。在一次批鬥大會上，鄧小平被迫跪在地上，兩隻胳膊被反扭到背後。紅衛兵們稱這種姿勢為「噴氣式」。紅衛兵們還高喊，應該給鄧小平戴上帽子，拉到大街上遊行示眾。此時，鄧小平一定很擔心被拖出中南海，在鬥爭大會上遭到羞辱，也許還會被毒打一頓，然後被關進獄中。就像在1966年被斗倒的彭真及其他領導人一樣。

然而，鄧小平逃過了這樣的厄運。他被趕出他的住宅，被軟禁到一棟較小的房子。本來跟他同住的三名子女被趕走了。但他的妻子卓琳和繼母夏伯根獲准與他同住。對他的批鬥也在這時候逐漸冷卻下來。

劉少奇的命運要悲慘得太多。1967年5月初，在毛澤東默許下，成立了一個調查劉少奇問題的「專案組」。這個小組的控制權很快就落入江青和康生手中。1968年10月，這個小組提出一個報告，把他說成是一個「叛徒、內奸、工賊」。1968年10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了這份報告，劉被撤銷一切職務，並被開除出黨。大約一年之後，由於得不到藥品和醫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省監獄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於1968年被關進監獄，在獄中待了八年。

就在這次中央委員會上，鄧被撤銷了黨內和政府部門的一切職務，但保留了他普通黨員的身份。這一定是毛澤東出面干預的結果。這樣的打擊對他來說已經是夠大了。但接著他又遭受了另一個更大的打擊。9月，他的大兒子鄧樸方從北京大學的一幢樓房的頂上跳下來，傷得很重。其時，鄧樸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學生。關於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種說法，但有兩點是一致的。第一，出事前，鄧樸方正遭受一群紅衛兵的折磨。第二，當有人大膽出面把摔落在水泥地上的鄧樸方救起，送到北大醫院時，他被拒絕接收入院。等到他最後被轉送到一家外科醫院時，已經無法挽救他腰部以下完全癱瘓的命運。出院後，他被送到北京郊區一家殘疾人福利院。在這段期間內，他躺在床上，還得用金屬絲編製籃子為生。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在被整整軟禁了兩年之後，鄧小平、卓琳和夏伯根突然被趕出中南海，在軍隊的監護下，被發配到江西的省會南昌。這是林彪的一項陰謀，目的是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倒的一些老幹部和幾位老元帥送到遠離北京的地方。

林彪的這項行動，和他的總參謀長黃永勝在10月18日發佈的一項命令有密切關係。這項命令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命令軍隊進入最高警戒。黃當然是根據林彪的指示下達這項命令，但林彪事先並未和毛澤東商量，直到10月19日，林彪才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這項命令。毛認為他或許是「發昏」了。毛澤東反對林彪擅自發號施令，也反對在當時發生任何軍事意外，因為周恩來當時即將在北京和蘇聯總理柯西金展開會談，討論中蘇邊界的緊張情勢（自從3月間中共和蘇聯在烏蘇里江的珍寶島發生衝突以來，中蘇邊界沿線連續發生多次小衝突）。

毛澤東的反應令林彪大吃一驚，但並未因此中止他把鄧小平及其他一些老將軍以及政治家趕出首都的計劃。「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對林彪行為的一項指控，就是他當時是在策劃和發動武裝政變。

如果中蘇邊界真的爆發嚴重衝突，第一個倒霉的將是周恩來。幸好，中蘇邊界並未發生衝突，周恩來才有能力和機會照顧被流放的鄧小平。否則，如果全由林彪手下處理，那鄧小平將會很慘。周恩來這時候在黨內的地位低於林彪，所以，他無法反對林的遣送命令。但是他打電話給江西省的黨的領導，要他們在南昌附近找一個地方安頓鄧小平和他的兩位家人，而不是按照原定計劃把他們弄到山區去。他還安排跟林彪並不很親近的地方軍事人員保護鄧小平，同時也是在周恩來的安排之下，鄧小平才能帶著一小部分書籍搭機飛往南昌。

在江西，鄧小平、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樓的四個房間裡。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學校校長的居所。他們能得到公家配給他們食物和燃料，但在其他方面他們必須自己照顧自己。煮飯做菜的工作大部分由夏伯根負責，鄧小平親自劈柴、敲碎煤塊，用來做飯和取暖。鄧還要做大量家務。卓琳剛來時身體不適，不能幫鄧做許多事，直到天氣轉暖，其健康狀況有所改善後，開始接下鄧小平和夏伯根所做的部分家事，同時跟鄧小平在屋前的空地上種些菜。這段時間，她還要和鄧小平一起，到距他們所住的地方約一里遠的一家農機修理廠勞動半天。

對三個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艱苦的，但警衛人員並沒有干擾他們。而鄧小平則從閱讀他所帶來的書籍中得到很大的慰藉。根據他的官方傳記，在江西的這三年當中，他讀了「大量馬列著作和其他許多古今中外的著作」。從他後來回到北京後所發表的講話可以看出，這段生活經驗對他的幫助很大，因為這些講話中充滿對中國與外國歷史的精闢見解，這是他以前的講話中所沒有的。

負責看管他們的警衛人員，跟他們住在同一棟房子裡。這些警衛當然知道他們是什麼人。他們前去勞動的農機修理廠的廠長當然也知道他們是何許人。但廠裡的一般工人剛開始似乎並不清楚他們是誰。但他們一定很快就發現，每天早上8點由警衛陪同到工廠上班，中午再由警衛陪著離開工廠的這個老頭子（鄧小平這時已經65歲）和這位中年婦女（卓琳這時是53歲），原來是以前的黨總書記和他的愛人。

1971年夏天，鄧樸方獲准離開北京，前往南昌與他的父母團聚。從他癱瘓以來，鄧小平夫婦一直沒有看過他。因此，當他們看到他的情況時，一定相當驚駭。此後，他們夫婦和夏伯根就負起照顧鄧樸方的責任，每天必須把他從輪椅上扶起來洗漱、上廁所，還要扶他上床。在鄧樸方來到之後不久，他們最小的女兒鄧榕（家人都喊她毛毛）和兒子鄧質方（他在西北插隊）也來看他們。鄧質方很快又走了，但毛毛則獲准留下來。

與此同時，「文化大革命」開始發生變化。

1969年夏天，也就是林彪在黨的九大上成為毛的指定接班人幾個月後，毛澤東開始對他失去耐心。因為林彪並未積極改造黨和政府，而這是毛當時非常重視的一項工作。林的野心是想繼劉少奇之後出任國家主席，而毛希望這個職位暫時空著。林還想干預外交事務。毛這時和周恩來正在策劃恢復與美國的來往，並促成尼克松總統在1972 年2月來北京訪問。

毛澤東決定削減林彪的勢力。第一步就是發起一個運動，打倒陳伯達。因為陳很輕率地就使自己成為林要獲得國家主席職務行動的幹將。毛採取名為「搬石頭」、「滲沙子」和「挖牆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軍隊黨羽們作出自我檢查，因他們與陳關係密切。毛還在幾個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委員會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並改組了北京軍區的領導班子。

面對毛澤東的凌厲攻勢，林彪要求他在空軍任參謀的兒子策劃刺殺毛澤東的計劃。這項計劃代號為「571工程」，因為讀起來很像是「武裝起義」。預定執行刺殺行動的是一群高級軍官，但不是最高級的軍官。他們大部分來自空軍。這項計劃未能付諸實施。經過毛、周與林彪及其家人的鬥爭，最終死的不是毛。1971年9月13日清晨，林彪所搭乘的一架軍用飛機在外蒙古沙漠墜毀，他本人、他的妻子葉群、他的兒子，以及機上另外7個人全都死亡。

在江西，當鄧小平聽說1971年10月1日國慶節北京不舉行遊行、毛和林均未公開露面時，他意識到國家一定發生了危機。11月5日，在一個政治情況通報會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剎那間，他大概清楚地認識到此事對他本人的意義。他的主要政敵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來的地位必然更為穩固。毛仍是所有高層政治權力的中心，他現在不得不為將來制訂新的計劃。不久，鄧通過毛以前的警衛員、現任政治局委員和8341部隊（該部隊負有保衛黨的領導人的特殊任務）領導的汪東興，寫信給毛和中央委員會，要求准許他重返北京，並在北京安排工作。

鄧小平和他的家人的生活情況很快獲得重大改善。原來的武裝警衛是「8341」派來的，住在他們的房子裡，而且隨時都跟在他們身邊，這時被換成非武裝的警衛員。1972年4月，鄧樸方獲准進入北京一家設備很好的軍醫院就醫。陪著哥哥上北京的毛毛回來後，也獲准進入南昌一所醫學院就讀。

然而鄧小平一直未收到任何回信。因此，他在1972年8月，再次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央委員會，再度提出回北京工作的要求。他在信中表示，他支持「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像林彪和陳伯達這些人的真實面目，他細數他在過去幾年來與林、陳兩人交手的經過，並且提到他自己經過一番磨煉後的心境。這封信確實送到毛澤東手中，毛並且開始考慮「讓他繼續工作」之事。從毛的角度看，讓鄧小平復出有很多好處：可以增加當時黨政領導班子最缺乏的行政經驗，可以爭取到黨內同志對他的好感，因為他這時非常希望再次建立起他在黨內的良好聲望。同時也可以替周恩來安排一位能幹又忠誠的助手。周恩來本人也一定替鄧小平向毛澤東說了不少好話。但鄧小平後來一再表示，決定讓他復出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意思。鄧小平如此說法，是可以理解的。

鄧小平終於在1973年2月離開江西。回到北京後，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進朋友替他找到的一棟房子，這棟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離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復工作。這一次他被任命為副總理，跟他在21年前從四川調進北京時所擔任的是同一職位，而他的頂頭上司也是同一個人，周恩來。

(1)江青只為毛澤東生了一個女兒。——譯注(2)此處有誤。1938年康生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1945年「七大」以後不久被撤職。—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