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打倒「四人幫」（1973～1976）

鄧小平重新復出後的政治局勢與他被流放期間相比，在許多重要方面都大不相同了。劉少奇死了，雖然這還是國家機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隨者，包括陳伯達都進了監獄。在1968年至1969年冬季，被送到農村去的一千多萬紅衛兵開始意識到，他們將永遠做一個鄉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規的學業了。總之，這時的局勢依然令人困惑、擔憂。

1973年4月，在周恩來舉行的歡迎西哈努克親王的宴會上，鄧小平六年來第一次公開露面，十分引人注目。(杜修賢 攝)

毛澤東的健康在這時候開始惡化。他患有帕金森氏綜合症。1972年又得了中風和心臟病。他再也不能像從前一樣發表長篇大論的講話了。儘管這些講話充滿完全相左的論點，卻都是言辭激烈、擊中要害。憑著這些講話，他完全控制了黨代表大會的議程。雖然他仍能平靜地說出意見和一些口號，但他的精力已經不行了。他已進入老年人的狀態，老是沉溺於久遠的往事之中，愛嘮叨他過去的故事和建議。在心理上，他開始變得喜怒無常、鬱鬱不樂。他已經很少接見黨內同志和家人。江青帶著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澤東仍然主掌著中國的政治。憑著他的聲望，他的一句話就足以確立或推翻某項政策，造就或毀掉一個人的政治前途。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想要成功地推動一件事情，必須先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任何人想取得或保持政治權力，毛澤東是否支持也是成敗關鍵。在決定什麼人將在他死後擔任什麼職位問題上，他也擁有最重要的發言權。

1973年3月9日，毛澤東批准的《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送審稿）》。

周恩來的健康也亮起了紅燈。在1972年5月的一次例行健康檢查中，他被發現患了胃癌。在1973年春，他雖然相當活躍，但不管是毛澤東還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來，他不可能活得比毛澤東久，而且就算他活得比毛澤東久，他也無法有效地施展他的政治權力。周恩來對那些暗示在毛澤東死後他是最有資格擔任中國領導人的說法，總是小心謹慎地給予貶抑。也許因為他意識到，擔任毛澤東的繼承人是很危險的。但如果大家一致鼓掌通過，要他擔任黨主席，他倒未必會拒絕。

周恩來在1972年表現出頑強的工作作風。他籌辦並監督了向黨和軍隊幹部傳達林彪的叛國行為和身亡情況，組織了對林彪在軍隊中的親信的清查；同時致力於恢復60年代初期的農業、工業和教育制度。他還恢復了1966年至1969年期間遭到貶黜的許多人的原職。這些工作，周恩來是同他的兩位親密同事一起幹的。這兩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待在台上，並且從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擔任領導職務。這兩個人，一位是老元帥葉劍英，他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總參謀長。另一位是鄧小平在大別山時期的老戰友，1954年後當過多年財政部長的李先念。葉自林彪死後一直負責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亂的幾年間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來打出的口號是反極「左」派。毛澤東並未反對，因為林彪的背叛、逃亡與死亡，對他的心理和政治聲望打擊很大，但這並不能保證他會一直同意周這樣做。他本人就是「左」派，而且也一直自認為「左」派。所以，周的反「左」口號一定會令他覺得很不舒服。他也對「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如大字報與紅衛兵，感到非常自豪。最重要的是，林彪的叛逃並沒有使他對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對他們的依賴。林彪在位時，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掩沒，所以，他們現在非常得益於林彪死後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的地位並不很有保障。雖然，1972年毛澤東同意把他從流放中召回任職，並稱讚他是很難得的人才，在戰爭年代和反對蘇修的鬥爭中「作過貢獻」。但根據以往的經驗，他知道他不能相信毛澤東會永遠支持他。周恩來是他最堅定的支持者，但在討論鄧小平復出的問題時，周恩來不管在身體上還是政治上都很虛弱。葉劍英和李先念都是他的好朋友，但他們兩人也是靠著附和毛澤東的某些見解，才逃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鬥爭。康生和江青對他的敵意仍然還未消除。另外，還有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他們一定很擔心，如果讓鄧小平成為國家的領導人，他是不是會善待他們。

從所擔任的職位上看，鄧小平的地位也不很安穩。身為副總理，他有權參加國務院的會議，下指示給各部部長，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聯繫。但作為一名普通黨員，他無權參加任何黨的高級別的會議。

很巧的是，鄧小平回到北京時，正好碰上非常不利的政治形勢。毛澤東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決策，使得激進派得以控制各項活動，發動損害周恩來聲譽和權威的政治運動。

其中一項決定關係到接班人問題。劉少奇和林彪都辜負了毛澤東的期望。現在，他無法從他身邊最接近的人當中找出一個在思想上可靠，政治生命又可以保持長久的人。周恩來因為健康問題而不被列入考慮，而且毛澤東也認為他在政治上並不可靠。在激進派方面，康生年紀較大，體弱多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這三個人除了搞黨內鬥爭之外，在其他方面並沒有表現出什麼特別的才能。毛澤東年輕時是熱心的女權運動者。這可從1950年頒布的婚姻法中看出來。在財產與離婚問題上，該法賦予女性與男性相同的權利。但他知道，根據中國的政治文化，對女性統治者的偏見是很強烈的；同時他也知道，江青的思想覺悟是很差的，對行政工作沒有興趣，而且聲望並不高。張春橋曾經當過上海市革委會主席，雖然顯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視為江青的爪牙，表現卻不怎麼樣。姚文元也是如此。

結果，毛澤東不但沒有從政治局內部或其外圍找出一位或多位繼承人選，相反的，他採取了一項很出人意料的行動，充分顯示出他這時候的做法實在相當任性善變。他把王洪文帶進中共的領導圈內。王洪文是來自上海的一位激進分子，當時只有38歲，還不及毛澤東年齡的一半。而且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很少聽說過他。毛澤東明確表示，他希望王洪文在當時正籌備召開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並選他當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據說，他讓王洪文在他家中住了一段時間，教導他瞭解最上層的政治藝術。如果真是如此，那王洪文可說是學得不多。根據他在1976年被捕後，中共一份內部傳閱的文件可以看出，王洪文資質遲鈍，個性懦弱。他很喜歡釣魚、射擊和享受各種高幹特權。但他自己沒有主見，每次江青要他對她的看法提出意見時，他總是表示同意江青的見解。他沒有什麼政治深度，在政治上顯得淺薄。

另一項決定是改變對林彪的政治判決。毛澤東突然宣佈，林彪是極右的代表，而非極「左」的代表。這項改變對他有兩個好處。其中之一是拉大林彪和他自己的政治距離。另一項好處是，由於大多數人根深蒂固地認為，林彪從1966年到他死亡之時的行為，和「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和作風有很密切的關係，所以，改變對林彪的政治判決，可以打破這種想法。在政策上，毛澤東最關心的是保持革命的成果，包括搞實踐教育、政治灌輸和體力勞動及在公共衛生方面的赤腳醫生。他懷疑周恩來有意用林彪的壞名聲來葬送這些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

激進派分子很快就意識到，毛澤東的這項改變，對他們來說是個機會。他們要求毛澤東准許他們發動公開反對周的行動，對周本人進行批判。毛澤東反對這樣做，他說，周恩來的聲望太高，對他發起批判，對發動者本身是不利的。但他同意他們發起批林批孔運動。

這種名目的運動，只有在那些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以及慣於借古諷今的國度裡才會出現。在江青和王洪文的策動下，北京最著名的兩所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一群作家撰寫一系列文章批評孔子和被孔子當作典範的公元前12世紀的統治者周公；讚揚統一中國並成為中國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國歷史上幾位女性統治者。讀者一看便知這是影射當代政治人物周恩來、毛澤東和江青。但很多人，不管是共產黨員還是非黨員，對於把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和幾位被視為暴君的女性統治者，全都說成是進步的統治者，感到相當驚訝。所有希望林彪死後，社會能最終能進入政治安定時期的人們，在讀到「這些人物堅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進步的」說法時，無不感到驚恐。那些歡迎鄧小平復出的人們，在讀到「周公恢復國家機構，重組已被打碎繼承權的家庭，和把已隱退的人們官復原職是錯誤的」的說法時，都感到非常失望。

周恩來並沒有被這場運動打倒，卻被迫從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和精力來保護他自己。據說，他曾經多次阻止報紙編輯刊登某些特別荒謬或惡毒的文章。在江青還不是重要的政治人物時，周恩來一直待她很好。例如，他在20世紀50年代有一次訪問蘇聯時，還特地到距莫斯科有段距離的一所療養院看望江青。而且，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動亂不安的時期內，他也一直試著和江青維持友好的關係。但現在這場運動終於迫使他不得不把江青看作敵人，而且絕對不能心軟。

在這場運動的某一個階段裡，鄧小平也成為必須被打倒的目標之一。但很矛盾的是，這項運動進行的時期，也就是1973年夏天到1974年夏天，正是鄧小平的政治生涯蓬勃發展的時期。

1973年8月，鄧小平當選為中共十屆中央委員。圖為鄧小平和鄧穎超在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台上。(杜修賢 攝)

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73 年8月秘密召開，共進行了5天。這次會議，是激進派的一大勝利。周恩來在會上作政治報告，擔當了毛澤東1945年、劉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他顯然很瞭解自己的地位並不穩定，所以，他所採用的報告內容是王洪文領導下的寫作班子為他準備的。王洪文在會上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充滿了激進派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革命」路線和堅持批判「修正主義」的必要性，還講阻撓群眾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諒的。果然如毛澤東所希望的，會後王洪文當上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張春橋和江青兩人成了政治局常委會委員。

鄧小平也是十大的黨代表，並且入選主席團。大會結束時，他再度當選中央委員；另外還有許多人也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他們在1956年時是八大的中央委員，但在1959年被除名。這是鄧小平恢復黨的高級職務的第一步，但在新的中央委員會選舉新政治局時，他沒有能夠更上一層樓。他可能事先就知道這個結果，因為中委會開會時，他的名字不在候選人名單上。在當時激進派勢力如日中天的情況下，他對此並不感到有絲毫意外。他也沒有必要感到失望；因為如果當上政治局委員，反而會使他和激進派發生正面衝突，而沒有時間來爭取毛澤東對他的積極支持。

當年秋天，毛澤東派鄧小平和王洪文一起離開北京到外地視察。據推測，毛澤東把他們兩人安排在一起，目的是要他們兩人彼此試探對方，看看他們是否願意及有可能共事。可惜的是，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兩人在這次聯合視察時共處的情形，但鄧小平後來說王洪文是「坐直升機」升上來的。由此可以看出鄧小平對王洪文個人及其能力的看法。這次視察結束後，毛澤東問他們兩人認為在他死後，中國會發生什麼狀況？王洪文回答說，全國會繼續實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並在這個基礎上達成團結。鄧小平比較精明，或是比較誠實，他回答說，軍閥將再度出現，全國會陷入混亂中。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回答比較好。

為了維護自己的聲望，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澤東這時決定放鬆軍隊對全國政治生活的控制。地方省委會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後被革命委員會奪走的大部分權力，但是在革委會中當權的一些軍人並沒有放棄他們的權力，他們搖身一變成為很多省份改組後的黨委委員或書記。毛澤東希望用文人取代這些軍人，大幅度降低軍人在各級黨委會所佔的比例。他同時也希望打破中共11個軍區司令員過去多年在地方上建立起來的勢力。他也許想到了鄧小平的預言：在他死後，將會出現軍閥混戰的局面。總之，毛澤東相當清楚，一出了北京，都是「槍桿子」在指揮黨。

毛澤東在1973年12月採取了行動。他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說，他要對各軍區司令重新改組，並在軍委的一次會議上重申了這個意見。他說，軍委並沒有盡到處理軍事事務的責任。為了獲取軍委會成員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認在對包括朱德在內的許多「革命英雄」的經歷和政治立場問題上，他曾被林彪蒙騙過。為了不讓各軍區的司令員們擔憂接受改組意味著喪失地方軍隊的權勢，而無任何回報，他提議讓鄧小平這位可靠的軍隊英雄重新參加軍委工作。毛澤東的策略相當成功。正式調令下達後，八大軍區的司令毫不遲疑地離開了他們的軍區，而且沒有任何怨言。

毛澤東同時向軍委會建議，任命鄧小平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這項建議當時並未立即付諸實施。但鄧小平已經被提升為政治局委員和軍委會委員。這使得他的地位至少與激進派同級。但激進派的兩名成員王洪文和張春橋，在黨內的排名還在他之前。不過，他們在軍隊與政府方面的地位都遠不及鄧小平。

從1974年年初起，周恩來也開始把外交事務的日常工作交給鄧小平處理。對鄧小平來說，這是新的工作領域。很快，鄧小平在外交工作上就表現出與周恩來不同的作風。周恩來那種柔和、甚至有點狡猾的外交手法不見了。從1971年1月秘密訪問中國，到1973年11月，基辛格前後共訪問中國大陸四次，並和周恩來建立起相互尊敬與諒解的關係。但他發現，鄧小平較難打交道，而且不容易親近。事實上，鄧小平當時所傳達給美國的信息，也比周恩來時代更為嚴厲。例如，鄧小平警告美國，美國想從中國和蘇聯的和解中撈到好處的想法，是很危險的；而且，美國也並未兌現稍早所承諾的台灣與貿易關係。此外，激進派也在一旁虎視眈眈，看看鄧小平有沒有任何可以讓他們指責他是帝國主義者的朋友的表現，或是崇洋媚外。

美國著名外交家基辛格。

鄧小平擔當新角色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率團前往紐約，在聯合國召開的討論國際合作與發展的特別大會上的發言。他沒有對國際合作與發展發表任何看法，而是藉機宣示毛澤東生前提出的最後一個理論，「三個世界」的理論。毛澤東的這個理論表現出他一向特有、而且愈老愈明顯的大中國主義。這個理論不是來自列寧主義，反而同它相矛盾。這個理論來自毛澤東20年代30年代對中國階級狀況的分析。正如他過去看到的，在中國有三個陣營（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間的）。他現在覺得全球有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兩個超級大國。它們比其他所有國家的勢力都強大，有瓜分世界稱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發達國家。中國是第三世界。雖然中國有能力成為和美國、蘇聯一樣強大的國家，但卻沒有野心稱霸世界，所以中國永遠不會成為超級大國。相反，超級大國野心難以掩蓋，他們相互為敵。的確，戰爭大概只會在它們之間爆發。如果美蘇真的打起來，全世界都將被捲進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中。

鄧小平的演說吸引了很多聽眾和觀眾，並在國際間廣受宣傳。他回到北京時，受到熱烈隆重的歡迎，很像他在1963年在莫斯科和蘇斯洛夫激辯5天後回到北京時所受到的歡迎。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員，包括他的政敵在內，都前往機場迎接他。他被安排坐上第一輛小轎車，領著長長的歡迎車隊，風風光光地駛入北京。三個星期後，在毛澤東與來訪的巴基斯坦總理會談時，儘管周恩來也同時在場，鄧小平卻被安排坐在毛澤東和巴基斯坦總理之間的座位上。這個位置一向保留給毛澤東最重要的顧問。這樣的安排很明顯是要向全世界明白表示，毛澤東對鄧小平在聯合國的演說相當滿意。

紐約之行，對鄧小平還有兩方面重要意義：這使得國際社會增加了對他的認識，同時也讓他首次見識到現代西方世界的繁榮景象。在1974年之前，非共黨國家的政治領袖、外交官和新聞人員對鄧小平還沒有什麼特殊印象。對日抗戰期間及結束後，有少數幾位美國軍官跟鄧小平有過接觸，其中有位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伊文思·卡爾遜曾經撰文讚揚他博學多聞，而且思維敏捷、機智。但在他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只有外國共產黨黨員和共黨的支持者跟他見過面，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訪問過中國大陸的西方記者雖然寫了很多介紹中共的書籍，但書中提到他的內容卻很少。

鄧小平對這次紐約之行有何心得，並沒有正式文件可以參考。但他一定對紐約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儘管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曾在巴黎待過，20世紀50年代和20世紀60年代也曾經多次訪問莫斯科，但這些經驗都比不上他在紐約看到的摩天大樓，以及紐約繁榮與緊張的生活節奏。在紐約曼哈頓鬧市區待了4天之後，他一定很強烈地感受到，中國必須要經過一段很漫長的努力與奮鬥之後，才有可能實現現代化。

1974年4月，鄧小平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圖為周恩來抱病親自到機場為鄧小平送行。(杜修賢 攝)

在出席了毛澤東與巴基斯坦總理會談之後兩周，周恩來離開中南海，住進首都醫院的一間套房。他這樣做可能有他策略上的考慮，希望借此擺脫激進派對他的監視。但事實上，這時候他已經病得相當重。從1974年4月他在機場和鄧小平合影的一張照片上可以看出，這兩人的健康情況呈現相當強烈的對比。僅比周恩來年輕6歲的鄧小平，臉圓圓的，皮膚光滑。周恩來卻是形容憔悴，臉上從太陽穴到下巴有多處深色斑點，而且全身瘦得只剩皮包骨，一身衣服鬆垮垮地套在身上。

周恩來還有一項尚待實現的計劃，就是整頓黨和政府，特別是後來者；盡快實現現代化的經濟戰略目標。然而他面對著難以克服的障礙。思想上，毛澤東對現代化這個理念一直持懷疑態度。(1)把這個理念看作是階級鬥爭的代名詞。激進派則把它看作是對他們的挑戰與威脅。在組織上，黨中央這時候已經撤銷書記處等具有協調性質的單位，而只剩下中央辦公廳和宣傳部，而這兩個單位都由文革派控制著。在政府方面，許多部門是由臨時人員充數，大多數部長的職位空著。針對這種情況，周計劃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機關從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後就未曾召開過會議。周打算向大會提交一份長長的政府官員候選人名單和一個二十年發展綱要。他還想開個中央委員會會議，以便黨的高層領導幹部能支持他挑選的政府官員的人選。由於擔心激進派分子搗亂，而且周也不想讓他們在政府中擔任太多的職務，他在籌備這些會議過程中，並沒有和激進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鄧小平、李先念、葉劍英為中心的少數人商量，同時暗地裡取得毛澤東對他計劃的支持。這原來是激進派分子最擅長的政治計謀，周恩來現在也不得不這樣做了。

周恩來和他的盟友們這時又得到了一項有利的條件。毛澤東改變了對激進派的態度，尤其是對江青。早在1974 年3月，毛澤東就已經告訴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要再見面，並說江青多年來並未聽從他的指示，同時也未研讀他交給她的馬克思、列寧及他自己的著作。在7月間舉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當著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伴的面，說他們是「四人幫」。結果，「四人幫」就此成了他們千古洗刷不掉的惡名。大約在這同一時候，他告訴一些來訪的外國客人，江青有「很大的野心」，所以，她沒有權力以他的名義發言。這項改變使得周恩來有機會加強對新聞媒體的控制，這本來是「四人幫」控制的地盤，結束批孔運動。他同時設法使毛澤東接受中央委員會的一項決定，譴責激進派提出的「反潮流」口號。接著以維護工業、商業正常運營為理由，譴責反對地方黨委的領導和拒絕工作的造反行為。

毛澤東1974年7月作出決定，離開北京到南方休息一個時期。這對周恩來也相當有利。儘管毛澤東出席了當年夏天黨的一些會議，但他愈來愈消沉。他因為視力極度衰退而沮喪，同時也似乎已經發現，江青等人已經成為他的政治負擔，而且負擔愈來愈重。

毛澤東不在北京，也表示周恩來有權力決定政治局何時開會，以及討論些什麼，同時，他也可以放手指揮政府的運作。這也表示，「四人幫」只能通過周恩來與毛澤東接觸，或是特別大老遠地跑去求見。

這年10月，毛澤東在長沙提出建議，希望全國人大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四人幫」嚇壞了。因為這個消息只能解釋為，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最有資格接替周恩來出任總理，而且，由於總理的排名在黨內僅次於毛澤東，所以，也就等於是毛澤東自己的繼承人。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和鄧小平發生爭執，江青對鄧小平出言不遜。會後，「四人幫」派王洪文向毛澤東告鄧小平的狀，說他不是合適的人選，這個職位應該是張春橋的，然而毛澤東已認定王洪文是個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幫」挑選王洪文當密使是一個錯誤。他們自作自受。而且，四人幫還犯了更嚴重的一項錯誤，他們指示王洪文對毛澤東說，周恩來故意裝病躲在醫院裡。毛澤東當時雖然已經年老體衰，但他仍然可以看出「四人幫」是在說謊，而且很痛恨他們竟然會認為他會相信他們的謊話。

「四人幫」的詭計產生了反效果。毛澤東告訴王洪文，要他在跟江青打交道時應該小心，避免和江青「勾結」。毛澤東還派遣他自己的特使，他的侄女王海容，前去告訴周恩來，他希望周恩來繼續留任總理，並希望安排鄧小平出任中委會副主席及第一副總理。更令「四人幫」覺得不妙的是，毛澤東再度提議，應該安排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同時出任中央軍委會副主席。12月，毛澤東再度親自向周恩來及王洪文提出這些建議，並且讚揚鄧小平「政治思想強」。「四人幫」的這次反撲完全失敗了。

1975年1月，鄧小平擔任了毛澤東要他擔任的所有職位。王洪文在黨內的排名仍然高於鄧小平，但他已經被剝奪了自1974年以來主持黨中央日常事務的權力。在軍委會裡，葉劍英的排名高於鄧小平，但葉願意放手讓鄧小平全力去處理跟軍事有關的政治工作。

1975年5月，鄧小平訪問法國。(杜修賢 攝)

鄧小平立即抓緊時間運用賦予他的新的權力。對於一位70歲的人來說，他在此後的9個月當中所表現的充沛活力令人稱奇。他至少召集了十次會議，詳細討論社會經濟等問題。每次會議他都講話。他還主持了許多次國務院會議。在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四人幫」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他還視察了幾個邊遠省份，又去法國作了一次感性訪問。他還會見了幾十位外賓。

鄧小平首先處理組織上的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國營企業內部的不安定，很多企業士氣低落、紀律渙散。在鐵路系統和鋼鐵企業，這種現象最為嚴重。他向各地主管工業的書記發表講話，提出要加強「集中和統一」，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懲處各地製造麻煩的人。他透露，1974年發生755起重大鐵路事故（1964年才88起）。一個最重要的鐵路中轉站，江蘇徐州車站竟被當地一名造反派頭頭控制著，他說：

比如，徐州那個鬧事的頭頭「本事」可大了，實際上是他在那個地方專政。對這種人不及時處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說，只等他一個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轉變……那樣性質就變了。

1975年的鄧小平。(杜修賢 攝)

然而，造反派頭頭對鄧小平的警告置之不理，於是鄧小平派部隊去徐州把那個造反派頭頭抓了起來。

鄧小平同時著手處理經濟發展戰略問題。他依據的是周恩來1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號召的到20世紀末實現中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觀點。周恩來最早是在1965年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口號的，但當時顯然未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而且毛澤東當時認為應該把重點放在其他項目上。這一次，鄧小平先設法取得毛澤東的支持，他說：

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大局是什麼，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講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走

設想：第一步是到1980年，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也就是說，從現在算起來還有二十五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的奮鬥。這就是大局。

1975年夏季，在鄧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個報告。這三個報告是《關於工業發展問題》、《關於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和內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戰性的《論全黨和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第二個報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當了許多年共青團第一書記。第三個報告的作者是鄧力群。他曾經當過劉少奇的秘書，後來在80年代成為著名的政治保守派。由於當時黨中央缺少鄧小平相信的協調單位，胡耀邦、鄧力群擔當了鄧小平的參謀的角色。

鄧小平的作風是雷厲風行，幹事抓得緊，行動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澤東的同意，並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澤東說過的話扯上關係。對他的敵人，他寧可對抗也決不迴避。而他的政敵「四人幫」，卻在這時又犯了兩項重大的錯誤。他們陰謀破壞鄧小平推行的整頓，他們指責讓自1966年被貶黜的部長、官員和軍隊幹部恢復工作是「走後門」。但他們這次沒摸準毛澤東的心思。毛澤東現在最關心的是國家的安定團結，所以他批評「四人幫」搞分裂。接著，在那年春天，「四人幫」又誤解了毛澤東號召全國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真實目的，又一次惹惱了毛澤東。毛澤東原想通過提醒全黨注意反革命的威脅依然存在，來平衡周恩來要求發展經濟的呼籲。張春橋、姚文元作出反應，寫出長篇理論文章，批判只關心物質利益和堅持「資產階級法權」，會首先產生新的資產階級，而後他們將問鼎國家政權。張說，新生資產階級將從黨內出現。姚說，新生資產階級將產生於社會上大量聚積財富的集團。這些文章沒有提出積極的具體的經濟綱領，也沒有補充周的經濟發展綱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擊。

鄧小平致毛澤東信。

在隨後召開的兩次政治局的會議上，爆發了政治衝突。在第一次會議上，在葉劍英和李先念的支持下，鄧小平批評「四人幫」濫用毛澤東的指示；在第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直接批評「四人幫」。他說，他們忽視他的「三要三不」指示（要搞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要他們不要再結幫派，而且由於事實上他們已經組成一個幫派，所以，政治局應該討論並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批評使「四人幫」完全落於守勢。王洪文甚至因此退回上海，江青也被迫寫了自我批評的短文。從那年夏天到秋天，鄧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可說志得意滿，事事順心。

但到了1975年的10月底、11月初，情勢發生了逆轉。原因很簡單，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各種計劃已經開始威脅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毛澤東的眼中，鄧小平有兩項做法令他最為不滿。其中之一是他使用代表「重要環節」的「綱」這個字來形容毛澤東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在這些指示中，毛澤東強調，要安定與團結，要加速經濟發展）。這犯了毛澤東的大忌。因為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綱」只能用來形容階級鬥爭，例如「階級鬥爭為綱」。

另一件事是，鄧小平支持清華大學開除該校兩名支持「四人幫」的積極分子。這兩人上書毛澤東，毛澤東支持他們。他們於是公開宣稱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並且揚言要發動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毛澤東接著發表講話說有「一些領導人」從7月到9月散佈毫無根據的政治謠言，分裂黨的領導，攻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1月底，他講話的內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長華國鋒在通氣會上作了宣讀。在政治局所有的常委中，只有他一個人既不是「四人幫」黨羽，也不是鄧小平的支持者。接著，毛澤東講話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傳達。據說，鄧小平當時就被取消所有政府職責，只留下主管外交事務。不管真相如何，華國鋒宣讀這項聲明就等於是宣判鄧小平失去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因此，也失去了指揮黨與政府事務的權力。

對鄧小平來說，緊接著的四個月，很像是1966年7月到11月的那段日子，他每天遭受激進派的猛烈攻擊。但他這一次採取了不同的反應。在1966年，他同意作羞辱性的自我批評；現在，在1976年，他又被要求這樣做（毛澤東通過葉劍英向他施壓），但他堅決拒絕這樣做。他也知道，如果他批評自己從1973年以來的任何作為，那麼在毛澤東死後一定會發生的政治鬥爭中，他一定非敗不可。

面對「四人幫」的強壓，鄧小平的策略是什麼也不說。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四人幫」及其追隨者曾當面攻擊鄧小平。鄧小平的做法就是關掉助聽器，稱沒聽到他們說什麼。

當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發生了一連串的大事，周恩來去世，華國鋒被任命為代理總理，以及北京市民發動大示威。他們這樣做除了表達對周恩來的敬意之外，也表示他們認為，鄧小平才是周恩來的適當繼承者，同時也表示他們唾棄「四人幫」的所作所為。

在周恩來追悼大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杜修賢 攝）

從1975年8月起，周恩來住進醫院再未出來。10月他做了至少三次手術，但手術都不成功。到了12月，他經常處於昏迷狀態。他的妻子鄧穎超和葉劍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時向他講講有關的政治情況。毛澤東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內障手術，他顯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沒有讓周避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攻擊，雖然他可以這樣做。

周恩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鄧小平雖然已經在政治上失勢了兩個多月，但仍獲准以中央委員會名義在周的葬禮上作合乎禮儀的悼詞。鄧小平避免顯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幫」抓到把柄，說他和毛澤東不信任的人有密切關係。他告訴毛澤東，周在生命的最後幾天專注聆聽著毛澤東的一首關於革命的古詩詞。他讚揚周謙虛謹慎、不擺架子、平易近人的優秀品德和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這些措辭都很謹慎。不管「四人幫」如何不服氣，但他們確實無法批評周恩來的做人態度。

周恩來的去世意味著毛澤東終於不得不確定誰是周的繼承人。他著實猶豫了一陣子，很仔細地考慮了各個夠資格的人。一個月後，他告訴政治局，也許是通過他侄子毛遠新（他秋季住在毛澤東家擔任毛澤東的聯絡員）告訴的。他建議華國鋒負責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擔任代總理。

對於未能當上總理，鄧小平可能有點失望。但他也一定不會感到意外。張春橋是僅次於鄧的副總理，他深感失望。這顯出他沒多少政治遠見，「四人幫」垮台後黨內傳達的文件表明，毛澤東對他們的憤怒程度在整個1975年達到頂點。他甚至說過他認為「四人幫」誰也不合適擔當更高的職務。雖然華是個折中妥協後的人選，而且他只是從1973年起才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但是他並不懷疑自己擁有擔當此任和贏得提升的才幹。他作為一個性情冷漠、缺乏想像力的人，可能沒有察覺到從長遠看他的地位是過渡性的，並不穩定。毛澤東對他的稱讚固然是一筆很大的政治資本，但是一旦毛澤東去世，這反而會成為他最大的政治負擔。如果「四人幫」要打倒鄧和他的支持者，華肯定會被「四人幫」看作是擋住他們去路的眼中釘。如果鄧小平等人打倒了「四人幫」，華國鋒也同樣會被看作是眼中釘。

在此同時，「四人幫」的一些做法也顯示出，毛澤東不信任他們是正確的。不管華的地位多麼不穩，他畢竟是毛澤東指定的繼承人，是當時中央的負責人，「四人幫」不僅不設法爭取華的信任，反而不同華商量就繼續批鄧。他們還指使寫作班子在報刊發表文章暗示華是個膽小、愚蠢和缺少經驗的人。更為狂妄的是，他們竟誹謗紀念周恩來，他們恨周，周也憎惡他們。現在周不在了，他們抹黑周除了滿足復仇欲外，什麼好處也沒撈到。相反，由於廣大人民愛戴周恩來，千百萬黨員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幫」的這一行徑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對他們來說，損失很大。2月、3月「四人幫」加劇批鄧運動。2月26日政治局決定可以在報刊和非官方的宣傳材料上點名批鄧。江青立即開始辱罵鄧，罵他「反革命老手」。江青還召集一次全國性的清洗幹部的會議，在會上她甚至罵鄧是「賣國賊」。鄧之所以還能免於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澤東有指示，說鄧的問題應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江青明確表示她不贊成這一指示，但華國鋒說領導集體必須遵守毛澤東的指示。鄧沒有躲起來，也沒有為不出席「四人幫」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會議找借口，儘管他知道這次會議是專門為批判他而召開的。這表明鄧小平此時已經看出，他可以經受得住這場政治風暴。

到了3月底，雙方形成僵局。「四人幫」既沒有能夠說服毛澤東停止保鄧小平，也沒有能夠說服華國鋒不要理會毛澤東保護鄧小平的指示。甚至也沒有跡象顯示出批鄧運動使鄧小平的聲望受到傷害。事實恰好與之相反（許多外國人報道說，「四人幫」的黨羽在北京的街頭張貼了許多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並在上面引用鄧的一些原話，群眾一邊看一邊點頭稱讚鄧的講話，並露出會心的微笑）。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鬥爭也沒有取得進展。因為在2月底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華國鋒說，鄧小平攻擊「文化大革

命」，背棄主席革命路線，犯了嚴重錯誤。

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上悼念周恩來的場面。

這種僵持不下的局面，被「四人幫」攻擊周恩來的行動打破。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姚文元撰寫的批判吳晗的文章的上海《文匯報》刊登了一篇社論，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夢想復辟，至今死不改悔、頑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幫」控制之下，但是離上海一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們控制之下。就在社論發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學的學生舉行抗議示威，表達對周恩來的支持。他們被驅散了。「四人幫」在全國的報刊上封鎖有關抗議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依舊很快傳播開來。有的是被過往的旅客傳播的，有的是通過學生用瀝青在火車車廂外塗寫的消息。總之，是通過火車把這件事傳遍全國。這件事讓北京受到巨大震動，大大激發了群眾懷念周恩來的情感。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放滿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隨後許多士兵、工人和學生放置的花圈沒有再被搬走。

4月4日，大批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有的在紀念碑前放置花環，有的拉起白布條，有的發表演說，有的朗誦詩歌。這些詩歌與布條的內容，一方面頌揚周恩來，一方面批評江青。有些布條上說「惡魔興風作浪，人們應該群起除魔」；有的則說「周恩來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有首詩形容「四人幫」是「豺狼」，另有一首詩說，江青一定是想做女皇帝想瘋了。當天夜裡，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確定示威者的詩和標語是直接攻擊毛澤東和其他黨的領導人，當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鄧小平對此事負有責任。這些意見通過毛遠新向毛澤東作了請示。政治局一得到毛澤東同意政治局決定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廣場上所有的花圈和宣傳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廣場上的悼念品、抗議書、紀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民眾的反應相當憤怒。4月5日一整天，廣場上聚集著抗議示威的人群，他們同警察扭打混戰，焚燒警車，粗暴地痛打幾個敢說周恩來壞話的「四人幫」的追隨者。天黑後，大多數示威者離開廣場後，部隊、民兵和警察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驅趕和逮捕仍留在廣場上的幾百名群眾。

政治局再次開會，並作出決議：清除天安門廣場是處理「反革命暴動」必須採取的行動。政治局接著請毛遠新向毛澤東轉達政治局的這項決定。毛澤東立即表示同意，並補充兩條指示：任命華國鋒為總理（免去代總理職務）和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解除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這次事件很快被稱作「天安門事件」，並使鄧小平的政治地位退回到1969年的狀況。他在政治局裡的盟友也被封口（葉劍英和李先念未被邀請參加4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也有可能是他們認為最好還是不要參加）。最惡毒的是，政治局作出決定（可能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也可能沒有）：鄧小平這件案子是「敵我矛盾」，現在可以逮捕他或對他施加暴力。鄧小平後來宣稱，這個事件削弱了「四人幫」的力量，使得輿論更加反對「四人幫」。可能真的如此。但在當時，鄧小平一定發現情況對他愈來愈不利，軍隊、民兵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的命令後，立即採取行動，毫不遲疑。他們並沒有回過頭來對付「四人幫」；而且，這次事件反而驅使華國鋒站到了「四人幫」一邊。

但鄧小平這一次並不像1967年那樣束手無策。他早已擬妥一項秘密計劃，並在危機發生時，和他的盟友保持密切聯絡。所以，在毛澤東下令解除他的所有職務的當天，他才能夠逃離北京。他在許世友陪同下，搭飛機飛往廣州。(2)許世友是廣州軍區司令員，並且是政治局委員。這項行動進行得很秘密，以至於在當年整個夏天裡，江青和她的「四人幫」同黨一直不知道鄧小平竟躲到哪兒去了。

鄧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所創造的政治清明與經濟好景，在1976年夏天時又再度陷入新的混亂狀態。華國鋒在7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時，「四人幫」全面攻擊他的所有提案，結果造成政治真空。「四人幫」鼓勵他們的支持者在各省進行罷工和示威。因此，給人一種印象：他們願意犧牲一切來追求派系利益，或是，他們甚至喜歡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他們濫用職權最為明顯的一次，也是他們所犯的最嚴重的一次政治錯誤，就是利用一項官方文件號召唐山市倖存的市民（唐山市7月發生大地震，共有25萬人喪生）進一步深入批判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在整個夏天裡，葉劍英一直扮演著反抗「四人幫」運動先鋒的角色。在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期間，他一直支持鄧小平。周恩來去世後，華國鋒接任總理，而不是鄧小平，他也受到排擠。他雖然還擔任國防部長，但已被剝奪實權，不負責軍委日常工作了。不過，他還是設法在夏天前往華南視察。這時，他一定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採取行動推翻「四人幫」。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澤東死前行動比毛澤東死後更危險。他看到「四人幫」正加緊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們的武裝力量，因此，反抗「四人幫」的力量應該擴大，應包括一些在「天安門事件」期間和之後站在「四人幫」一邊的人。華國鋒、8341部隊司令員汪東興和陳錫聯（他在軍委已接替了葉的位置）都是關鍵人物。他們幾個人對「四人幫」的態度，取決於毛澤東逝世後幾周內「四人幫」的表現如何。當然不用說，葉知道「四人幫」正密切監視著他。他要出面肯定困難重重。

1976年9月8日午夜過後幾分鐘，毛澤東去世了。全中國的民眾都很驚慌與焦急地談論著毛澤東的死訊，但並不很悲傷。對30歲以下的中國人，也就是中國大陸絕大多數的人來說，他只是一張肖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對黨的高級幹部來說，他確實是個偉人，但也犯了很多重大的錯誤，尤其是在對待他的同志方面。但在大部分軍隊領導人的心目中，他的聲望仍然很高；他把當年江西和陝西的一支衣著襤褸的小小部隊發展成現代中國最強大、最成功的軍隊，創建了軍隊的紀律、軍事戰略戰術和軍隊的宗旨。這些軍隊領導人過去是、將來仍然是毛澤東名字的強有力的捍衛者。

中國未來形勢的發展趨向，決定於毛澤東死後立即於9月9日清晨召開，以及後來又於9月19日和29日召開的三次政治局會議。「四人幫」在這幾次會議上明確表示，他們並不準備接受華國鋒作為毛澤東的繼承人。他們提出幾項要求：開除鄧小平的黨籍；由毛遠新保管他叔叔所有的私人文件；由江青出任黨主席。「四人幫」的這些要求，全都在正式表決時，一一被否決，或是決議交付研究。當葉劍英向華國鋒建議應當逮捕「四人幫」時，華國鋒還猶豫不決，但「四人幫」的態度使他漸漸明白了，只有把他們抓起來才能阻止他們繼續爭奪全部的政治權力。為了爭取華國鋒的支持，葉劍英還向華國鋒保證，一旦將「四人幫」逮捕，他本人、李先念和其他延安時期的老領導人都會支持他出任黨主席。

華國鋒改變態度，使得葉劍英等人不再探討一些激烈的對抗行動，比如在廣州成立另一個黨中央，轉而策劃如何在華國鋒的領導下進行有限的政治改組。華國鋒態度的轉變，也保證了軍隊不會分裂，仍保持團結，並可有效地用來對付「四人幫」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幾個大城市所建立起來的武裝民兵部隊，它還保證了汪東興的中央警衛團能有效地隨時聽從調動。

10月5日，在政治局會議上，大家作出最後的決定，逮捕「四人幫」。(3)「四人幫」以及其他不知情的委員都未參加。10月6日傍晚，當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走進中南海準備參加華國鋒召開的一次會議時，被汪東興親自指揮的部隊逮捕。大約在同一時候，毛遠新和江青也分別在他們的住處遭到逮捕。據說，江青被帶走的時候，還對著逮捕她的人大聲怒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