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_第十三章國家領導人（1981～1984）_理查德·伊文思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一致認定，鄧小平是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然而，這個地位與他所擔任的職務並不相稱。他不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也不是政府首腦，更沒有像劉少奇一樣擔任國家主席，他的地位來自他的權威，而這種權威源於他過去的經歷、領導才能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作為一名決策者、發言人和設計師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1958年至1966年間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鄧小平和陳雲。那段時間（以及更早以前）陳雲的地位一直比鄧小平高。但陳雲沒有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抗陳伯達、康生及1975年對抗「四人幫」那種聲望。他樂於避開眾人的注意，在幕後施加他的影響，因而，一般老百姓對他沒有太深的印象。其他一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高層人物，如彭真、葉劍英、李先念等，都缺少鄧小平那種威望和經驗。另外，葉劍英比鄧小平年長七歲。逮捕「四人幫」前，葉劍英和李先念都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倘若他們知道後來要反對華，他們或許會改變當初的做法。

作為一名領導者，鄧小平的風格與毛澤東截然不同。毛澤東總是高高在上地與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離，鄧小平則和他們打成一片；毛澤東善於掩飾自己，經常隱藏自己的真正感覺，鄧小平則盡可能地把自己的觀點表述清楚；毛澤東常處理抽像事物，鄧小平則喜歡處理具體的事情，即便闡述一些原則問題時，亦是這樣。鄧小平的領導風範已不僅僅是風格問題。他有遠見且實幹，他能夠並且已經按照自己的思路設計了中國未來的發展藍圖。當一個問題出現時，他不是等待和觀望，而是立即採取行動加以解決。他待人嚴厲但不殘酷。政治局對華國鋒作出結論後，他沒有組織新聞媒體毀壞華的聲譽，更沒把他投入監獄，1987年初，他堅持胡耀邦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但允許他繼續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處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幫助過他的高級領導幹部問題時，鄧小平也絕不心慈手軟。1982年，他要求韋國清辭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因為韋國清安排（或是容許）軍方機關報刊出一篇文章，攻擊「文化圈的某些負責同志」。在許世友公開表示他反對為劉少奇平反後，鄧小平也安排他退出政治局。

與毛澤東和華國鋒不同，鄧小平堅決抵制建立對他的個人崇拜，他的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許甚至可以說是鼓勵國家出版社以文選的形式出版他的講話；允許專業和省級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講話和有關他軍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許在公共場所懸掛他的畫像或豎立他的雕像，不允許在任何文章或講話中誇大他的作用。人們總是稱他為「鄧小平主席」或「鄧小平同志」，而不是什麼「英明領袖」（如華國鋒）或「導師」和「舵手」（如毛澤東）。

作為一名決策者，鄧小平有兩項優點：他看得很遠，而且他規定，所有的計劃和提議都應該先試試看行不行得通。就前者來講，他遵循的是列寧主義傳統與中國政治的傳統。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澤東的做法。30年代，毛澤東主張黨和軍隊要與國民黨和日本人進行一場持久戰。鄧小平則更進一步。他所設定的一些政治和經濟目標，有的他生前或許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這輩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樂意把1997年定為香港回歸中國的時間，把20世紀末和21世紀中葉分別定為黨和政府實現經濟目標的日期。同多黨制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相比，鄧小平有條件把眼光放得更遠。但是他不一定非要這麼做。許多共產黨領導人並沒有看得這樣遠。對可行性進行實驗是與鄧小平在反對華國鋒時使用的口號「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一致的。堅持這兩個口號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了社會主義，而表明在他的思想中，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是與繁榮富強相聯繫的（這是馬克思的觀點），他要用各種方法來實現這一繁榮富強。他不想讓那些沒有參與過社會與經濟實踐只是在辦公室中勾畫藍圖的人來實現他的計劃，也正因為如此，一些非共產主義作家稱他為實用主義者，或實踐派。

鄧小平在國際上的威望來自於他所積極參與的外交活動。在這一點上，他遠遠超過了毛澤東。1978年，也就是他對華國鋒的態度由小心監視轉變為公開挑戰的這一年，他頻繁出國訪問。冬天，他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朝鮮。1979年1月訪美期間，他顯示出了傑出的公關才能。在德州的賽馬盛會上，他欣然戴上一頂大牛仔帽，給美國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美國的報紙上很出風頭。年底，他出訪了日本，再次顯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風度，掀起一股「鄧旋風」。

之後，鄧小平留在國內，但他花費大量時間接待外賓。會見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當然是他的份內事。但他還像以往一樣熱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與來訪者的交談中，他總是引導他們談一些與其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同時也會向他們透露兩三件重要事情，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國內的公開談話深入些。他的坦率與平易近人給大多數來訪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則相當欣賞他的智慧。

在和外賓的談話中，鄧小平一再談到三個主題。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已經成為過去，今後不會再發生。第二，中國的發展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願為維護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國需要向其他國家學習，但中國要保持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中國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的壓力，也不會將自己置於容易受到壓力的境地。

隨著鄧小平在國際上的威望不斷提高，他在國內的威望也與日俱增。人們意識到，是鄧小平給中國帶來了新生，並在國際舞台上佔據了一席之地。人們還承認，在國家統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一點是毛澤東比不上的。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由兩種截然不同的領導人實施集體領導，其中之一是一群年邁的革命領導人，他們自認有監督決策的權力；另外則是一小群較年輕的領導人（不過，也只年輕了半代），他們都是由鄧小平挑選出來擔任最重要的行政工作。從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會，大多數董事都不擔任行政工作。1985年以後這一情況有所改變。但是不擔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員人數依然不少，不擔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數甚至佔多數，而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987年。

這一類的年邁領導人當中，最重要的有陳雲、彭真、李先念和王震。陳雲，1905年生於上海市郊區，當過商務印書館的排字工。他和鄧小平同一年入黨（1924年），1934年任政治局委員，比鄧小平早21年。除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以外，他一直擔任高層領導。80年代，隨著他50、60年代的許多講話公開出版，奠定了他經濟決策者的穩固地位。但他不僅僅是一名經濟學家，他始終堅持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堅持黨的領導和黨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也經常扮演傑出的政治角色。在1977年和1978年的工作會議上，他力主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陳雲老年時的照片，看起來顯得有點鬱鬱不樂的樣子。多年來，大家一直聽聞他的健康情況不佳，而且，他一年裡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華南。但他中年時，一點兒也沒有鬱鬱不樂的神情，甚至不會讓人覺得陰沉。他那時經常面帶微笑，而且善於用比喻。在50年代，他把社會主義式的計劃經濟和市場功能比喻成籠子和鳥：如果籠子太小，裡面的鳥兒會死掉；但是，如果拿掉籠子，鳥就會飛走。1959年，他把國家經濟比喻成是一個「棋盤」，這顯示出他很瞭解，如果每一個地區都專心於提高它本身所能生產的產品產量，那麼，全國的經濟產能將會大為提高。

80年代，陳雲一直積極參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會議。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1982年成立的，陳雲曾任該委員會的主任。隨著時間的推移，陳雲對經濟結構的變化、宏觀經濟政策及社會和文化解放的態度日趨謹慎，更加重視控制通貨膨脹和保證國家預算的平衡。但如果認為陳雲是反對當時一些大的改革，如農村改革，那就錯了，陳雲的觀點，代表了中共黨內大多數人的觀點。毛澤東逝世後，中共徹底否定了「左」的和極「左」的觀點，人們似乎以為陳雲也是左派。他雖然被視作左派，但他的資歷太深，而且曾經推動過鄧小平最欣賞的一些政策，即使不提他和鄧小平的深厚友誼，鄧小平還是會聽他的。

彭真的頭頂很圓，嘴巴很大，加上他的紅臉膛，使他走到哪裡都非常引人注目。同60年代初一樣，80年代他與鄧小平再度密切合作。一開始，他任顧問，負責黨的安全與法律工作，這也是20年前他所從事的工作。後來，他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成為最高立法機關的負責人。對於鄧小平曾在1966年加入指控他的行列，彭真似乎一直沒有表示任何不悅。他沒有要爭當政治局常委，雖然他有資格這樣做。彭真的資歷很深，但他在政治上始終保持低調，從沒有看到過他要堅持某種觀點。也許他只是一位盡忠盡職的黨務工作者，而不是一位出名的領導者。他的勇氣勝過他周圍的大多數人，「文化大革命」前的幾個月，他曾站出來大膽地與毛澤東爭論。

李先念和王震同樣赫赫有名，他們都是軍隊中的強硬派。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80年代，李先念會見了許多外賓，坦率、毫無保留地介紹了中國大陸的一些問題，給許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對一位來訪的外賓說，在集體耕作的制度下，農民乾脆放下農具，轉個身子去曬太陽了。(1)1948年，鄧小平和李先念曾在大別山並肩戰鬥，1958年到1966年又一同在書記處工作，然而他們僅僅是好同事。王震則剛好相反，他是鄧小平的知己。1972年和1978年，他兩次為鄧小平的復出四處遊說，鄧小平因此欠了他很多人情。不論在北京，或是到外省去視察，人們經常看到鄧小平和王震肩並肩公開露面。80年代後期，李先念的身體狀況越來越糟，1987年楊尚昆任國家主席後，他很少參與政治活動了。而作為國家副主席的王震則繼續施展他的政治才能。

中國主要的行政工作主要由兩個人負責。80年代中期以前比較有名的是胡耀邦。他1981年接替華國鋒出任黨的主席職務，1982年9月中共取消黨的主席之後，改任黨的總書記。胡耀邦比鄧的身材還要矮小，但卻精力充沛。他說話時喜歡做各種手勢，這在中國人當中是很少見的。他的革命經歷也很輝煌：14歲時就在井岡山加入毛澤東的部隊。長征途中，他任「少共（共青團）兒童局書記」，在一次戰鬥中還受了傷。抗日戰爭時期，他任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在鄧小平的手下工作。他大約是和鄧小平同時調到北京的。之後，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主要工作是為黨選拔接班人。「文革」中他被撤職下放，1975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成為鄧小平的主要助手。1978年以前，鄧小平就已經決定要胡耀邦成為他在黨內的繼承人。

後來證明，鄧小平選擇胡耀邦當繼承人並不是很好的選擇。胡耀邦工作勤奮，頭腦清晰，但個性不夠變通，容易衝動。他在黨內的聲望和份量都不夠，在與黨內資深領導人打交道時卻又不夠謹慎。在1985年，《人民日報》還特別替他刊登正式的更正文章，因為他在一篇聲明中說，馬克思是19世紀的思想家，所以，馬克思所說的話對解決20世紀末的中國問題沒有任何幫助。1986年他訪問英國，在參觀莎士比亞的誕生地史特拉福時，竟然引用雪萊的詩句，令同行的中共官員大感尷尬；同時，他在這次英國之行中竟然沒有去參觀馬克思的墓園，也引來批評。雖然，鄧小平一向都是挑選非資深的黨員出任總書記，但他那麼快就選上胡耀邦，還是令人覺得有點奇怪。他顯然沒有認真去考慮那些年齡在60歲左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擔任省級領導人或中央行政官員的其他人選。也許，他是被胡耀邦所表現的自信和活力所迷惑。

第二個人就是趙紫陽。趙紫陽於1919年出生於河南一個地主家庭，比鄧小平年輕15歲，比胡耀邦年輕5歲。他在初中畢業後，於1938年加入共產黨。1961年任廣東省委書記，當時他還很年輕。同那些生產隊的負責人相比，他更加同情農民的處境，因而贏得了很好的聲譽。「文化大革命」初，他在廣州被戴上高帽遊街，但70年代初即重新恢復了工作。隨後的兩年任四川省省長(2)。在任期內，他實驗一項新制度，允許工人和農民把國家計劃外的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1980年9月，他被調到北京任國務院總理，填補華國鋒下台後的空缺。

跟胡耀邦一樣，趙紫陽最後也失去了鄧小平對他的信任。

1982年9月，鄧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提出了黨在80年代的三大任務：「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3)他還接著指出了到20世紀末要抓緊的四項工作：「進行機構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打擊經濟領域和其他領域內破壞社會主義的犯罪活動」，「整頓黨的作風和組織」。在十二大的政治報告中，胡耀邦進一步闡述了上述思想，指出了中國經濟建設總的奮鬥目標：在公元2000年時力爭使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他還說：「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

在以後的四年裡，中國的政治活動就是集中要實現這三大任務和四項工作。鄧小平所扮演的是指導與監督的角色。他同時還負責兩項重要的工作：向外國人說明中共所要達成的目標是什麼及如何達成這些目標；對所進行的不斷改變名稱的各項活動，先是稱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接著稱之為「政治與經濟體制改革」，或者更寬泛地講就是對「改革」作出解釋。

鄧小平的第二項工作分為四個步驟：第一步，確定「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中國的奮鬥目標；第二步，於1982年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他解釋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從「中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很明顯，提出這一口號的目的是要喚起人們的愛國心；第三步是在1983年提出了「改革」的思想。這比他（及其他人）以往所說的「調整」要更為廣泛和深刻。最後，是提出了完整的改革理論。這一理論同時涵蓋了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及二者之間的關係。鄧小平認為，政治改革有賴於經濟改革，這與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政治和文化上層建築的論斷是一致的，但有悖於毛澤東最後20年的理論。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描述一直非常謹慎，他沒有貿然用符合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名詞給社會主義下一個完整的定義，因而許多黨的領導人不太容易準確理解他的思想，當一些外國人說鄧小平把中國引向了資本主義時，他們很惱火。

實際上，早在鄧小平提出他的改革理論之前，中國的改革就已經開始了。鄧提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前，農村改革就已如火如荼。政府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凍結了每項產品的收購額度；更重要的是政府恢復了農民以家庭為主從事生產的權力：土地仍歸集體所有，但歸農民承包使用。根據土地承包合同，農民有長期使用土地的權利，但要向國家和集體上交一部分產品，其餘的部分可以賣給國家也可以拿到市場上出售。全國範圍內「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施帶來了中國農村的新格局，這一格局既不同於土改後的50年代，也不同於集體化時代。從理論上講，農民只是不再從事集體勞動，但事實上，長期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的長達40年）已足以使農民將自己視為土地的主人。

1983年至1985年，是中國改革的第二次高潮。1983年，中央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制，並要求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這一制度（儘管當時有一些農民依然熱衷於集體勞動和平均分配）。1984年，中央又進一步提出延長土地承包期至15年以上。1985年，改革了農產品統購統派制度，除個別品種外，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購統派任務，而是按照不同情況分別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對農民來講，這一新制度的最大好處是他們可以自由選擇種植利潤較高的農作物。農民所承擔的風險並不比以往大，因為政府仍保證收購所有剩餘的農產品，而且是按國家規定的價格或高於市場的價格進行收購。

上述改革措施對農業產量、農民收入和農民的情緒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1978年到1984年，人均佔有糧食產量年遞增3.8%（1957年到1977年遞增0.2%），棉花產量年增長17.5%（1957年到1977年每年下降0.6%），肉類年增長9%（1957年到1977年年遞增1.7%）。從1965年到1978年，農村人均消費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從1978年到1986年幾乎增長了三倍。80年代中期的中國農村，堆滿了準備蓋新房用的磚、水泥和沙石。許多農戶購買了自行車、收音機。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中國農村已從貧窮、落後步入了小康社會，一個人生產的糧食可以養活四個人。

工業、商業和計劃體制的改革是在中共十二大以後。1984年10月，中央通過了一個很長的決議，對這三項改革作出了具體規定。會上，改革派希望完全脫離蘇聯模式，反對派則引用陳雲的比喻，希望給予籠中的鳥兒更多自由，但仍堅持把鳥關在籠裡。由於決議的全文是兩派人馬在爭議不下後所作的妥協，所以，文字顯得相當曖昧不明。儘管如此，1992年以前，中國的改革一直據此進行。

城市工業和商業改革的核心是要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對計劃管理體制的改革主要是縮小了指令性計劃的範圍，擴大了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的範圍；實行政企分開，簡政放權。價格改革主要是建立了三種價格體系，即國家統一定價、浮動價格和自由價格。很快，一種商品就出現了兩種（甚至三種）價格。同時出台的上述三項改革措施造就了許多新的市場，有黑市也有白市。改革搞活了企業但同時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對企業產品的種類與銷售的控制，國有經濟的作用受到了影響。一些省開始利用手中新掌握的權力在屬於國家所有的大型廠礦生產本省需要的產品，限制與他省的產品交流，寧願花大價發展某些工業以滿足本省的需要，也不從其他省份購進。一些工廠把產品賣給了新的客戶，使老客戶找不到所需的產品。由於國家預算出現了很大的赤字，再加上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對信貸的控制不嚴格，因此出現了自5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工農業生產的確發展很快，但物價水平也上漲得很快。1984年一直保持平衡的銀行信貸，1985年和1986年卻出現了嚴重的赤字。

在上述改革中鄧小平沒有起多大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要建立經濟特區，在特區中實行優惠政策以吸引國外的投資者。在以後的幾年裡，他一直專注於此事，除此之外，幾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給了其他人。1984年10月，在會見參加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的全體中外代表時，他對此作了解釋。他說：「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

政治改革則不同。鄧小平在這方面絕非外行人，而且，在這方面也只有他有足夠的權力提議進行重大的變革。

鄧小平對政治改革的態度經歷了三個階段。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階段。在這一時期，他主要致力於恢復被「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破壞的50年代的政治體制。即重新界定黨、軍隊和政府的職能，限制黨和軍隊的作用，加強政府部門的作用；重新恢復與八個民主黨派的統一戰線（1949年他們都表示贊成共產黨的領導）；恢復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引進並宣傳法制觀念。在社會方面，取消數百萬人身上的階級和政治標籤，讓昔日的地主和資本家成為國家公民；為大批「右派」、「走資派」和被戴上各種各樣帽子長達20年之久的人平反摘帽。

根據這些改革，黨和軍隊都撤出政府單位。在過去，黨和軍隊單位通過龐大的系統，控制人民的生活隱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城市人的業餘生活被當做「資產階級」情調取消了。現在許多人又重新開始了養花、集郵等活動。普通市民只要不對政府進行挑釁，就可以安定地生活。

第二階段是從1982年到1986年。在這一階段，鄧小平主要致力於黨和國家機構的年輕化。1982年當選的中央委員當中，只有極少數老人和激進派，但是28位政治局委員卻幾乎全是70多歲的老人，其中有18人參加過50年前的長征。

1984年和1985年，鄧小平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勸說那些年邁的老同志退休。結果他成功了。政治局又恢復到50年代初期的面貌。全體委員當中，不是相當傑出的老人（例如陳雲），就是行政首長。那些退休的老人則參加了中顧委。該機構是1982年成立的，專門用來安排這些資深的老革命。

鄧小平還鼓勵黨內的老黨員集體退休。1984年，大約還有200萬名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老黨員在工作。但是到了1986年，他們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了休。退休後，他們依然領取全額工資，享受各種福利和特權，諸如住房和用車等。在政府機構，部長和省長的退休年齡是65歲，其餘高級官員的退休年齡是60歲，但也有少數例外。

第三階段始於1986年。在這一階段，鄧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標。他重新提出了以前說過的一些建議。其中之一就是，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更具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他還指出，黨管得太多，使得很多工作重複、機構重疊，妨礙了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使得很多專家無法對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另外，他還提出新的命題，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讓更多的人參與基層單位的管理與決策。但是，真正所實施的改革並不多，人們對政治改革的反映並不強烈。新聞媒體的形式雖活潑和多樣化了，但是，沒有政府的批准，新的出版物還是不能發行。從1986年夏鄧小平與外賓的談話看，他本人希望更進一步地推動改革，並且希望能得到黨內老同志的同意。但是同年9月召開的中央全會，並沒有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達成任何協議，而是集中討論了文化和思想問題，且措辭穩健。直到1987年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才使大會作出決定，把政治體制改革列為全黨的工作目標。但是，即使如此，當時也並未對政治體制改革應如何進行、進行到何種程度作出明確規定。

在談到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些問題威脅到政治與社會秩序，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時，鄧小平堅持了正統的學說。他以為，「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黨的領導」才是先進思想的核心，他從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解釋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們為社會主義奮鬥，不但是因為社會主義有條件比資本主義更快地發展生產力，而且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除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制度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關於先進的文化，鄧小平以為核心是要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摒棄了「一切向錢看」和資產階級及其他一切剝削階級腐朽落後的東西。鄧小平是以道德標準來衡量文化的，這一點頗具中國特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鄧小平所提倡的道德與16、17世紀歐洲中部和北部傳教士所宣傳的道德以及隨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興起西方許多歷史學家所提倡的道德非常相似。

鄧小平本人還非常關注打擊犯罪活動。他的這一態度取決於他對道德要求的嚴厲觀點。1983年，黨和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打擊犯罪活動，清查、逮捕各種罪犯，並嚴懲這些罪犯。有幾千人被判處死刑。在一些地區，是公開對罪犯實行死刑的。但是，鄧小平對此並不滿意。兩年後，他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對這個問題發表了很嚴厲的談話：

死刑不能廢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屢教屢犯的多得很，勞改幾年放出來以後繼續犯罪，而且更熟練、更會對付公安機關了。對這樣的累犯為什麼不依法殺一些？還有販賣婦女、兒童，搞反動會道門活動，屢教不改的，為什麼不依法從重判處？當然，殺人要慎重，但總得要殺一些，涉及政治領域、思想領域的問題，只要不觸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懲處，不涉及死刑問題。但是對於嚴重的經濟犯、刑事犯，總要依法殺一些。現在總的表現是手軟。判死刑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

鄧小平還是一位外交天才。在處理對外事務方面，他大膽突破了毛澤東的觀念和做法。對於全球是否能夠繼續維持和平，他不像毛澤東那般悲觀，而是持比較樂觀的態度。他在談到中共對世界一些地區性衝突和內戰的態度時，開始主張和平解決，而不再一味鼓勵進行革命；在談到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時，他主張「對外開放」，而不是自給自足。他也放棄了列寧主義的一些觀點，指出南北雙方建立經濟關係，不但不會引發戰爭，反而會造成彼此的相互依賴，促進雙方的友好合作。

雖然，在1978年以後的幾年當中，他在口頭上依然支持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理論，但從他分析問題的方法與行動看，他對這一理論的興趣越來越淡了，到了最後，他甚至不再提及這一理論。他的談話更像某個正宗的西方外交家的傳統觀點。他說，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交往的目的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安全和增加自己的財富。

鄧小平認為，80年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依然來自蘇聯。但這種威脅已不是入侵中國或使用原子彈，而是對中國實施戰略包圍。1979年聖誕節，蘇聯出兵阿富汗，並在短短幾天之內，投入了10萬多兵力。80年代初，越南甚至更偏向蘇聯，它提供了兩個港口供蘇聯太平洋艦隊使用。在鄧小平看來，這是「霸權主義」行徑，也就是蘇聯的進攻政策，目的在於建立蘇聯在亞洲地區的霸權力量，削弱美國和中國的力量。

但不管如何，由於中國已恢復了法律和秩序，經濟改革也進行得很順利，另外鄧小平認為蘇聯的對外擴張已到了極限。因此，他深信，中國已比以往要強大一些了，不必再過分依賴美國了。恰好這時，美國對台灣要求軍事援助又持新的同情態度，所以中美關係一度陷入了緊張狀態。這種緊張狀態是從1981年1月裡根就職到1982年8月中美雙方就禁止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達成協議為止。

中美雙方就上述問題所進行的談判共持續了6個月，最後達成了一項措辭嚴厲的協議。在此期間，中國方面多次批評了美國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台政策。這一協定構成了中美關係的新框架。在這一框架內，中美關係不再取決於中蘇關係或美蘇關係，而是基於中美雙方的實質利益，它給了中美雙方，尤其是中國更大的自由活動空間。但也使得中國在以後要注意保持兩方的平衡：一個是要想保持政治上的獨立，那麼勢必經濟的發展速度就要放慢，而要想加速經濟發展，在政治上就要更多地依賴美國。另一個是實行開放政策，勢必就要面對西方的思想觀念，這可能會導致政治上不穩定，而關起門來，就無法接觸西方的科技知識。從1982年以來，中共一直努力保持兩方面的平衡。

與此同時，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國也向兩個超級大國提出了要求。關於中蘇關係正常化，中國提出了三個條件：減少蘇聯在中蘇邊界與外蒙方的駐軍；蘇聯從阿富汗撤軍；放棄對越南的政治軍事援助。隨著國際形勢及蘇聯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沒有做什麼，上述三個問題就得到了解決。

中國對美國的要求是嚴格遵循有關中美關係的三個文件，即1972年周恩來與基辛格簽訂的上海聯合公報；1978年和1982年分別簽訂的中美關係正常化公報和禁止向台灣出售武器的協定。對於強迫美國遵守這三個文件，中國並沒有太多的辦法。但同樣，美國的決策者也不能忽視他們的要求。因為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而且，她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在國際事務中是不能忽視的。

鄧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態度既不是四海一家，也不是單純仇外。他歡迎所有的來訪者，但並不以為他們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與外賓談話時，有時候會很強硬甚至不客氣，但有時也很幽默。1986年10月他歡迎來訪的英國女王時說：「感謝你大老遠跑來看我這位中國老頭子。」

毛澤東是一位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但他對收回香港和澳門這兩塊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缺少興趣。他只是偶爾輕蔑地提一提香港報紙對中國政治的報道，但他並沒有制訂計劃要收回這兩塊地方。

1967年夏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和廣東的激進派給香港的工會首領下達命令，要他們起來反抗殖民政府，以此引髮香港的勞工罷工，使香港陷於混亂。但沒有證據顯示，毛澤東對此有任何指示，或者是曾經鼓勵他們這樣做。英國政府拒絕接受示威者的最後通牒後，一夥暴徒衝進了英國駐華代辦處，放火燒了一幢房子，但這似乎也與毛毫無關係。

鄧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國家統一看作是首要任務。一開始，他主要考慮的是台灣問題。1981年他告訴美國一個參議員代表團，中國統一後，台灣可以保留自己的社會和經濟制度，甚至還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同年9月，葉劍英提出了「九點方針」，具體補充了鄧小平的這一提議。「九點方針」的關鍵是兩點：第一，台灣可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第二，台灣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有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也可以「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4)

緊接著，中國方面又根據葉劍英的這九點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鄧小平並沒有說是他提出這一概念的，也沒有人正式將其歸功於鄧。但大家都認為這是鄧的概念，鄧小平本人經常把它掛在嘴邊；而當外國人把它說成是鄧小平的概念時，也沒有任何一位中共官員表示反對。

葉劍英的「九條方針」提出後，國共雙方並沒有進行談判。台灣的權威人士表示，台灣的政策不會改變，台灣不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協商，也不允許台灣人與大陸人來往。然而，不管官方的反應如何，80年代以後，兩岸之間各種形式的民間往來還是逐漸增多，貿易迅速增加。台灣對大陸的投資，特別是對福建省的投資迅速增加。1987年以後，在北京或其他一些城市，人們經常可以見到來自台灣的旅遊團，而且兩岸之間最終實現了通郵。

在香港和澳門問題上，則取得了很大進展。經過一系列的外交活動，最終簽署了正式協議。在香港問題上，英國人首先採取了行動。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首次向中國方面提起了這個問題，他說根據英國和清政府簽訂的租約，英國向中國租借的新界地區（約占香港殖民地的92%）的租期，將於1997年6月30日的前3天到期。但是在香港前途未確定之前，這項租約將無法延續，因此造成了英國政府的困擾。中英雙方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其結論是在各方預料之中的：中國方面不同意1997年以後續約。因此，香港的前途問題列入了中英雙方的議事日程。雙方先在各自的國內進行了探討，接著又共同進行了探討。

1982年1月，英國掌璽大臣艾金斯訪問了北京。根據後來刊登最終協議的白皮書記載，當時中共領導人向他詳細說明了中共對香港的政策。白皮書上說，這些政策證實了英國女王政府的觀點即應該同中國政府進行談判。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北京，中英雙方開始了正式會談。她不同意中方談判代表以及鄧小平本人對香港的看法。因為他們認為19世紀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的割讓香港和九龍的條約是不平等的，因而是無效的。但是她同意他們的另一個看法，即外交談判應以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為共同目的。雙方隨後發表了簡短的聯合聲明，但並未提到雙方談判要達成何種協議，甚至也沒有提談判的基礎。一開始他們只是在不影響香港安定的情況下進行談判。

談判本身拖延的時間很長，內容複雜、敏感，從而影響到了港人的信心。英國政府最初的立場是，願意把香港的主權交還中國，以換取對香港繼續行使管理權。但中國方面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絕不接受1997年以後英國政府以任何形式繼續管理香港。因為從法理上講，中國政府從沒有將香港的任何主權交給英國，只不過是在履行其所承擔的使命，所以，英國人繼續統治香港，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從政治上講，中國政府不能同意英國政府繼續管理香港的理由，正如1984年6月鄧小平對一批香港客人所說的：「我們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繼續讓外國人統治，否則香港人也是決不會答應的」。

針對中國方面的這一立場，英國政府提出，「除了英國繼續管理之外，任何行得通的有效措施，雙方應該在有條件的基礎上進行討論，以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並進一步探討……中國對香港前途的看法……以便看出，在這種基本的安排下，是否能夠確保香港持久的安定與繁榮」。

隨後，雙方開始進入實質的談判。

經過漫長的談判，中英雙方終於在1984年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9月26日，雙方談判代表團團長撒切爾夫人和趙紫陽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北京草簽協定。鄧小平出席了草簽儀式。1985年5月27日，中英互換各自的立法機構批准的文件，協定從當天起正式生效。

事實表明，鄧小平對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給予了極大的關注。1984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中，有7篇涉及中英談判和「一國兩制」問題。由此可見，他對這一問題是非常重視的。他本人10月間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提到，1984年他只做了兩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中方談判代表向英方談判代表透露，鄧小平有時要求他們匯報一下談判的進展情況。

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也經常提到中英談判。他的談話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他希望「一國兩制」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1984年7月他對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說，「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也考慮到解決國際爭端應該採取什麼方法」。第二，這一思路適用於香港和台灣，因為這兩個地區人口不多，讓它們繼續保留資本主義不會影響中國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12月，在同撒切爾夫人會談時，他重申了這一點：

我還想請首相告訴國際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主體地區是十億人口，台灣是近兩千萬，香港是五百五十萬，這就是個十億同兩千萬和五百五十萬的關係問題。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是不行的。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社會主義。

第三，是關於愛國主義。1984年6月，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時指出：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

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然而，有一點令人感到費解。中英會談期間，中國代表強烈表示，香港方面不能組成一個單獨的黨派，也不同意所謂「三條腿的凳子」的說法。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解決香港問題是中國的權力。另外，港人的一些做法也令他們失望。一部分人對「收回香港」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願望」持懷疑態度。但是，鄧小平卻注意到了三方面的利益。他在1984年10月同中央顧問委員的談話中，在隨後與撒切爾夫人的談話中，都提到了這個問題：

採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就必須既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就是說，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問題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國兩制」，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

(1)1987年5月李先念同瑪格麗特女王的談話。(2)此處有誤。趙紫陽當時擔任的是四川省省委書記。——譯注(3)此處有誤。鄧小平是在1980 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幹部會議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務的。——譯注(4)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的關於大陸和台灣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