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日，伴隨著隆隆的鼓樂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週年慶典在北京舉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習慣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從東到西經過天安門廣場的遊行隊伍。沿用這一慣例，鄧小平和他的親密同事們，這天也在天安門檢閱了遊行群眾。遊行共進行了三個小時。遊行隊伍前面是各個不同兵種組成的男女方陣，最後是載有彈道導彈的卡車，中間是工人、農民、學生和知識分子代表組成的隊伍。隊伍有大有小，人們大多都圍繞在造型生動的彩車周圍，徐徐地經過廣場。由200多人組成的軍樂隊奏響了國歌，緊接著是各種革命進行曲。廣場上，一個由青年人組成的方陣裡反覆展示各種圖案，由圖案構造顯示出當時的一些口號。遊行結束時，成千上萬隻氣球騰空而起。整個遊行進程十分規範，有條不紊，遠遠超過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個隊伍的秩序、色彩，與攝人心魄的聲音相匯合的場面，深深地打動了國外觀光者們的心，給人以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鄧小平檢閱三軍部隊。
像毛澤東當年一樣，鄧小平在遊行開始前也發表簡短的演說。隨後，他打破慣例，站在敞篷車上，檢閱即將遊行的部隊。他身穿軍裝，向所檢閱的每一支部隊敬禮。部隊中不斷響起「首長好」的聲音。剛過完80歲生日才六個星期的鄧小平，站在緩行的設有扶手的汽車上約15分鐘。他的精力和氣魄，與後來發生在這裡的許多事一樣，令觀光者終身難忘。
在講話中，鄧小平充滿了信心，或者說是必勝的信心。關於中國的情況，他講道：
35年前，我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在這裡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宣告：我們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35年來，我國不但完全結束了舊時代的黑暗歷史，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也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由於徹底糾正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恢復和發展了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陸續實行了一系列適合新情況的重大政策，全國的面貌更是煥然一新。在全國實現安定團結、民主法制的基礎上，我們把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國的經濟獲得了空前的蓬勃發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認的成就。今
天，全國人民無不感到興奮和自豪。
對於國家未來的前途，他也同樣充滿信心。他說：
黨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國的工農業年總產值，要比1980年翻兩番。最近幾年的情況，表明這個宏偉目標是能夠達到的。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要對妨礙我們前進的現行經濟體制，進行有系統的改革。同時，要對全國現有的企業，進行有計劃的技術改造。要大大加強科學技術研究工作，大大加強各級教育工作，以及全體職工和幹部的教育工作。全黨和全社會都要真正尊重知識，真正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這樣，我們就一定會逐步實現現代化。
並且鄧小平很驕傲地提到和英國就香港問題所達成的協議，他同時宣稱「我們主張對我國神聖領土台灣實行和平統一」，他認為這是大勢所趨，「祖國遲早總是要和平統一的」。不過，他還提醒：「現在國際局勢嚴重惡化」，並號召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務必時刻保持警惕，不斷提高自己的軍事政治素質，努力掌握應付現代戰爭的知識和能力」。他還說，和平統一的政策是眾所周知和不會改變的，「並且正在深入全體炎黃子孫的心坎」。這最後一句，充分表現出了鄧小平對國家和民族的感情，這比以前在任何場合中所講的還要突出。
鄧小平這種自信的心理是有道理的。1984年，糧食大面積地獲得豐收，總產量超過4億噸，創歷史的最高紀錄。國內工業產值，超過1978年以來的任何一年。零售價格在緩慢上升，但速度比70年代要小一些。社會上無明顯的政治麻煩，也沒有任何不滿情緒。儘管鄧小平也提出嚴峻的國際形勢，但人們也並不擔心中國會受到蘇聯或其他國家的襲擊。兩年來，眾多的海外評論和文章都指出，在世界人口中佔有很大比例的中國，已經是充滿希望的國家。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的發表和中英協議的簽訂，深受海內外的普遍讚揚。鄧小平重申，中國主張用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中國說話是算數的。這也是為了排除居住在香港領土上500多萬居民對未來的疑慮而必須做的。
鄧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廣大人民的愛戴。在遊行過程中，當一隊大學生經過天安門時，他們突然打開了一條自製的標語，上面寫著「小平您好」四個大字。大學生們以這種樸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他們的感情和對鄧小平的認可。這種事在毛澤東時代從來沒有過。許多人通過這件事會想到，如果學生們都滿意的話，那麼，從社會總體來看，不可能會存在不滿情緒。
國慶35週年慶典盛況，對中國和中國領導人來講，都是一個頂點。在這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社會上便出現了明顯的不安跡象。一些老幹部開始對經濟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後果，對作家、藝術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表示不滿。學生示威運動再度出現。高級領導人貪污腐化的一系列醜聞被公之於世。新的經濟改革措施導致了國民經濟出現過熱的現象。
對改革成果持否定態度的人批評說，不應該在農村廢除國家統購制度，由於統購制度的廢除，使許多農戶從糧食生產轉向經濟作物的生產。他們堅決反對縮小計劃經濟的範圍，並大膽地斷言，社會主義需要把計劃經濟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對在自由的知識界中所表現出來的、對社會主義的方式及其價值持否定態度的現象表示不安。然而，對於眾多的批評，鄧小平沒有作直接的答覆。他在講話中明確地表示，改革絕不能停止，更不能改變方向。並說，他堅信黨有能力解決在改革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所有問題。他說：「當然，在改革過程中，難免帶來某些消極的東西。只要我們正視這些東西，採取針對性的堅決步驟，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在黨的代表會議召開的同一個月，學生在北京舉行示威抗議。他們的人數很少，而且，活動範圍局限在大學校園內。但這些示威活動的出現顯示出，自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大致平靜無聲的學生們，現在再度出現不安的情緒。這也顯示出，學生們再度對政治感到興趣。
學生們在抗議活動中抱怨他們所處的環境和前途，說他們被迫在擁擠、不舒適的環境中生活與工作，而且，他們很多人在畢業後將被分派從事一些待遇低且無法發揮他們才能的工作。他們也抱怨外國尤其是日本的經濟侵略，和一些高級領導人和他們的家人所享受的特權，以及高幹們的貪污腐化。
腐敗行為確實相當普遍與嚴重。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發表一篇社論，表示對這一弊病的擔憂。此文或許受到一些領導人的支持。社論詳細地披露了幾個重大的典型案件。這些典型案件大多發生在海南一帶。海南屬於廣東的一個海島，在那裡，許多官員都參與了一種倒賣外國進口產品的活動。他們將國家計劃內的進口產品轉賣給內地官員，然後由內地官員再轉賣給用戶，從中牟取暴利。他們利用官方的外匯配給，獲取大量的外匯收入。所涉及的貨幣總量以及產品的數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之間進口汽車的總數為9萬輛，摩托車12萬輛，電視機近300萬台，立體收音機25萬台，總價值約6億美元。最後，這些進口物品的絕大多數都流入了內地。
1987年，鄧小平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60週年的題詞。
在黨的上層機構中發現了這類醜聞，引起對建立「經濟特區」構想的抨擊，逼得最積極推動此構想的鄧小平不得不出面宣稱，中國大陸最大的經濟特區—位於香港邊界的深圳經濟特區，只是實驗性的。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滿的是，政府對涉及這類案件的領導人的懲罰並不那麼嚴厲，最多只不過是降級而已。
到了1985年年底，城市居民最關心的，已經不是貪污，而是通貨膨脹。他們時刻談論著這個問題，甚至超過了腐敗問題。出現通貨膨脹是由於1984年農產品收購制度的重大調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價格迅速上漲。官方最終公佈的零售價格的通貨膨脹率為9%。但是實際的商品價格，包括肉類和蔬菜的上漲比率比官方公佈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貨膨脹當時已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有些國內外學者建議，宜採用固定價格制來扭轉和節制國內經濟運行。
1986年的政治麻煩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黨內領導層中的支持者發起了加速經濟改革和全面開放的運動，引起了黨內和社會上一些人的不滿。要瞭解是什麼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經濟改革，以及在黨內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爭論是不容易的。因為加速改革以胡耀邦的失勢而告終，他在這一年來的講話也未被編入官方的文獻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事情逐漸清楚了。在一段時間內，胡耀邦主張在政治生活中增加一定程度的自由主義。對於這一點，在鄧小平所提拔的人選中，從來沒有一個人持有這種特殊的見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開始討論起草一份對思想與文化領域的決議，胡耀邦這個三人小組就力爭要使這一決議在語調上呈現出自由主義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過的文件卻是一個放開和限制條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讀者不明白，究竟要放開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傳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在各種學術討論會、座談會和報刊雜誌上，他們一再辯稱，西方經濟理念可以被引用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而且很有幫助；在一個控制思想的國家裡，光是引進西方科技是沒有用的；現在應該是明確劃分藝術與宣傳界線，並允許藝術自由發展的時候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兩位作家劉賓雁和王若望（他們曾經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靈創傷）這時主張，文學和藝術對真實生活的描繪與從蘇聯引進的所謂「社會現實主義原則」無關。
在政治上，最大膽的行為出自方勵之。他是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他開始給大學生們灌輸人權思想。他的講話被製作成錄音帶，在各大學輪迴播放。他認為，人生來就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權利。政治權是人民賦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鄧小平對這類言論採取了兩種反應。一方面，他反覆強調1985年以來所實行的路線，反覆強調對中國政治統一和社會安定的最大威脅來自「右」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9月，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談到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時，他尖銳地批評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他說：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裡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台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
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
另一方面鄧小平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發表了談話，他集中談了政治體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與法律問題。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中，他談到黨和政府的關係這個老問題。他說，屬於法律範圍的問題，要用法制來解決，由黨直接管不合適。法律範圍的問題應該由國家和政府管。黨要善於領導，不能干預太多，應該從中央開始。這樣提不會削弱黨的領導。干預太多，搞不好倒會削弱黨的領導。11月，他設計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政治體制改革要向著三個目標進行：第一個目標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這裡說的活力，主要是指領導層幹部的年輕化；第二個目標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個目標是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經過整個夏秋之間的思考之後，他強調，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9月，他在與一些黨的領導幹部談話時，明確表示不考慮西方的模式。他說：「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鄧小平關於自由化與改革的這些看法，並未被廣為宣傳。這一點使人十分不解。其後果是，至少有一部分人會產生這樣的印象：不管黨中央對思想和文化的決議怎麼說，在政策的貫徹執行中，是要放鬆黨對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認為或希望，黨已不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擱淺說明，那些老革命宣傳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大學生們再一次活動起來。先是合肥方勵之的那個大學爆發了示威遊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的20所大學紛紛響應。他們大多數的要求與他們自身的利益有關，但也有很多的要求與政治有關。他們表示強烈不滿的是，他們用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的學生代表，在進入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時，受到上級的歧視，並遭拒絕。很快，許多學生開始用大字報的方式（現在是不合法的），表達他們的不滿情緒，並在大字報和小字報中揭露官方對國民所採用的民主選舉活動的敵意，認為這一做法是有違真正民主的。
1986年9月28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講話，強調在決議中寫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必要性。
一開始，鄧小平對這次學生遊行沒有發表任何講話。三個星期以後，12月30日，鄧小平才作出了明確的指示，他不贊成學生遊行。在一次中央領導人參加的會議上，他提出，要嚴格執行關於遊行示威的新規定，並主張將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開除出黨（「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鄧小平再次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說：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
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我特別強調有理想、有紀律，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
由於學生們被禁止在公開場所抗議示威，所以不管遊行隊伍走到哪兒，都會被警察包圍。只要他們一發表演講，就會被武警以卡車或汽車送回校園。1987年1月初，學生們放棄了他們煽動性的活動，沒有達到任何目的。到頭來他們的一些頭頭被逮捕審問或處罰。凡是上街參與遊行的學生都留下了心靈的痛苦。而且這樣的學生人數，遠比鄧小平所分析的要多得多。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按正常方式被開除了黨籍。方勵之離開了合肥，調到北京天文台一個技術部門工作。
在政治上，學生運動所造成的最大影響，是胡耀邦被迫下台。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領導人批評胡對這次事件沒有採取得力措施，胡耀邦因此被迫在1月中旬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自我批評，並自動辭去總書記一職。他在會上的談話全文並未對外公佈，但根據另一份文件的記載，他在會上承認犯了一連串的錯誤。他被允許暫時保留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但他卻在會後不再公開露面，也中斷和外國友人的聯絡。根據1989年的一項傳言，他搬出中南海的辦公住地，住到外面的一棟四合院建築裡，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清史。趙紫陽獲選代理總書記，這可能是鄧小平提議的，也可能是鄧的支持。
1985年6月軍委擴大會議期間，鄧小平接見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一一向他介紹。鄧小平看到這些年富力強的同志，高興地說：「好啊，年輕化了。」
胡耀邦的下台，完全破壞了鄧小平對他之後黨和政府人事的全盤安排。自從1982年9月的十二大以來，國內外都一致認為，胡耀邦將一直擔任總書記，而鄧小平和他的那些年老領導同志們將逐漸減少他們的政治活動。現在，鄧小平必須再找個接班人，可是這次合適的人選並不多。老一代的領導人年紀太大，而年輕一代中，趙紫陽缺乏在黨中央工作的資歷，而且他和胡耀邦曾一起工作過，所以，他很可能得不到那些年邁領導人的信任。當時擔任第一副總理的李鵬，年齡不到60歲，有很好的行政資歷，但他也缺乏黨務工作經驗。
鄧小平本人也經常向外賓談到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這兩種改革的目的，以及它們彼此的關係。他的語氣充滿信心，好像他已經擺脫前年冬天的那場驚嚇，也沒有顯示出智力老化的跡象。相反的，他在思想理論領域裡還獲得很多新的突破，是他在過去幾年當中所比不上的。他這時已經82歲，在接見外賓時，經常表現出怡然自得的神情，令很多外賓留下深刻印象。
他的談話主旨是：
改革一定不能縮水，也不能向後退。政治改革是必須的，目的在清除經濟改革的障礙；經濟改革也是非進行不可，如此才能加速開發中國的生產能力（生產力）；而開發國家生產力正是消除貧窮（這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的不二法門。在闡釋他的這一思想時，他沒有忘記攻擊資本主義。
例如1987年4月，他在接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一名高級幹部艾豐索·古耶拉（Alfonso Guerra）時，就對他發表了這樣的一席談話。他說，如果中國全盤西化，並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那中國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因為中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十億人擺脫貧窮，並獲得繁榮；如果在中國大陸實行資本主義，則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會致富，其餘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口仍將永遠一貧如洗。他說，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麼大多數的人將起來進行革命，所以，唯有實施社會主義而不是實行資本主義，中國才能實現現代化。
鄧小平也經常說明他為什麼反對西方民主，他的主要論點並不是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的，西方式民主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而是說，如果在中國實施西方式民主，將會產生許多不必要的過激的政治運動。他在接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史特凡·科洛塞克（Stefan Korosec）時，對這一點闡釋得最有力量。
他說：
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事實上，就是獨裁式的資本主義民主，而不再是多黨選舉或是三權分立制。我們可不可以實行這種制度？……我們的制度是在黨領導下的全國人大和人民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點是，當中央領導作成決定後，可以立即執行，不會受到任何其他部門的干預。
1987年10月底舉行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三大）是一件大事。鄧小平在會前就已經示意，他不想再被選入中央委員會，所以他的名字並未被列入候選人名單中。另外多位年老領導人也是一樣，包括陳雲和彭真。由於不再是中央委員，所以，鄧小平也就沒有資格被中委會選舉進入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但是，他還是再度被選為軍事委員會主席。據說，鄧小平本來也想從軍委會主席一職上退下來，但到最後關頭才被勸說留任（中共黨章規定，軍委會主席至少一定是中央副主席，因此，中委會特別修改這條規定，才能任命鄧小平出任軍委會主席）。事實上，鄧小平再度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幕後的原因是，軍委會的那些老一輩軍人不歡迎沒有軍事背景的人出任他們的主席，而鄧小平本人又不願讓軍方人士出任這個職位。
另有三位資深老幹部也獲選出任重要的職位：陳雲成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出任副主任，楊尚昆則成為軍委會常務副主席。楊尚昆這個職位是新設的，從而使趙紫陽出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這是鄧小平堅持的）。
根據政治局常委會的建議，新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在第一次全會中做出決定：鄧小平雖然已經退出中央委員會，但他的黨與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並沒有改變。中共官員在1987年秋天一再向外賓強調，鄧小平仍然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而且在十三大結束後所出版的鄧小平官方傳記中，也清楚記載了中委會的這項決定。
在1988年當中，很少有人談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或是精神污染等問題。當時，在黨和政府的秘密會議上，以及一般社會大眾所最常談到的問題，是通貨膨脹—原料和消費品物價仍然快速上漲。
當時擔任代總理的李鵬，在向「全國人大」提出的報告中承認，這個問題相當嚴重。他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當前在經濟與社會生活中所面對的最重大問題是，物價的過度上漲，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問題已經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甚至已經降低某些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他說，物價改革正按照既定計劃「一步一步」進行，但他也提到增加供應與抑制需求的一些措施，同時也宣佈一些主要物品的價格上限。他沒有提出當時的通貨膨脹率是多少，但大家都知道，很多消費品的通貨膨脹率已經超過20%。
物價飛漲使人們爭先恐後搶購物品，以免物價上漲得太快，而供貨商看到這種情形，也開始囤積商品。這種情形造成惡性循環，物價愈漲愈凶。到了那年夏末，搶購消費品已經成為上海等大城市每天常見的市景，銀行也開始出現搶兌人潮。
黨採取兩項步驟對付這項危機。8月間，政治局決定，雖然應該繼續進行「價格解放」政策，但財政與金融政策應該緊縮。9月間，中央委員會凍結物價改革，並且通過決議，把「改善經濟環境和矯正經濟秩序」列為1989年和1990年的施政指導方針。
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並不清楚。
1989年春天，席捲中國大陸各大城市—不僅只有北京而已—並因而動搖全國基礎的一項大運動發生了。
導致1989年學生運動的一項事件，是事先不可能預料到的：胡耀邦在4月初參加政治局的一項會議時，突然心臟病發作，一個星期後，在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了。
到了4月15日傍晚，北大學生已經在校園的樹上掛上白色花環，並在牆上貼上大字報。第二天，其他大專院校也群起傚法。
4月17日星期一，幾百名學生從北京西北郊區的大學區遊行前往天安門廣場，並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面拉開悼念胡耀邦的布條。
胡耀邦的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時間是4月22日，正好是他去世後一周。包括鄧小平在內，大部分的黨領導人都出席了這次追悼大會。趙紫陽宣讀對胡耀邦的悼念文，高度讚揚了胡耀邦的功績，絲毫未提及胡耀邦所犯的錯誤或缺點，也沒有提到造成他下台的原因。
在人民大會堂外面，將近十萬名學生在廣場上或站或坐，每當有參加追悼會的官員到達或離去時，他們就高喊口號，但其餘時間則很安靜。這些學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著整齊的隊伍抵達廣場，並獲得追悼大會主辦單位的保證，只要他們在追悼大會進行期間留在廣場內，就不會對他們採取行動。但他們並未獲准進入人民大會堂向胡耀邦遺體告別。
鄧小平可能花了好幾天時間思考「學運」的問題。4 月25日，他明確地對學生運動表態，而他的態度也就成為官方對「學運」立場的基礎。當天，李鵬和楊尚昆（他這時是國家主席和軍委會常務副主席）一起到鄧小平家中，向鄧小平報告政治局前一天晚上開會的情形。
政治局這次會議的情況顯得相當神秘。趙紫陽前往朝鮮進行正式訪問，因此，這次會議就由排名第二的李鵬召開與主持。
鄧小平在聽完李鵬的報告後，表示他同意政治局所作的決定，並且進一步提出他自己的看法：這次學運不是普通的學生鬧事事件，而是一次政治動亂，目的在製造混亂，以便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人民日報》在4月26日發表一篇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文中引用鄧小平的幾句話。社論中說，如果允許「一小撮人」繼續利用民眾對胡耀邦去世的哀思來鬧事，將使全國陷入混亂中，並將毀掉人民的希望。
從5月15日到18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時，情況更是糟糕。原先安排好的接待計劃，包括在天安門廣場對戈爾巴喬夫舉行正式的歡迎儀式，都被迫取消。戈爾巴喬夫不但沒有在禮車引導下，坐車風風光光地行經街道兩旁掛滿兩國國旗、忙碌但和平的北京市，相反的，他必須在重重軍隊的保護下，坐車穿過雖然友善、但顯然已不受官方控制的混亂人群。
在天安門廣場上，為了歡迎戈爾巴喬夫而懸掛的他的畫像，早已被學生取下，改而掛上胡耀邦的畫像，並有一大群學生對著他的車隊揮舞長布條，布條上的文字內容是歡迎他以改革和開放的創始人身份來訪，並且質問，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在哪裡？
1989年6月，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
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見了兩次面，一次在人民大會堂，一次在接待戈爾巴喬夫的晚宴上。兩人相談甚歡。但兩人一定也對當時的混亂情況表示遺憾，鄧小平一定也對未能好好接待這位斯大林與赫魯曉夫的繼承人，表示抱歉。但更令鄧小平感到驚訝的，一定是這個事實：全世界的新聞媒體代表（包括幾百名新聞記者和幾十名攝影記者）所感興趣的，竟然是露宿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下的那一群對政治表達不滿的學生和他們的所有活動，而不是大會堂內的活動；吸引他們注意力的竟然是學生們的標語和布條，而不是意義如此重大的他和戈爾巴喬夫的握手。
5月上旬，學運的規模愈來愈大，而且氣氛愈來愈激烈。學生成立一個正式組織，每天發行報紙，並在5月13日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
趙紫陽，在5月19日清晨四點前往天安門廣場探視學生，並對學生說，他「來晚了」，請求學生原諒，從那時候起，趙紫陽就不再公開露面。根據一項官方說法，趙紫陽拒絕參加當天舉行的中央與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而李鵬則在會上宣佈，將採取堅定的行動對付一切動亂，揭露「極少數人」的政治陰謀。這項官方說法說：「因此，他（趙紫陽）公開顯示和黨脫離。」
北京在5月20日早晨宣佈實施戒嚴，國務院的戒嚴命令是由李鵬簽署的。接著又很快頒布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禁止遊行、示威、罷市、罷課與罷工；第二道命令授權軍隊和安全部門在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處理狀況；第三道命令禁止所有新聞記者（中國或外國記者都包括在內）在未獲官方許可下進入戒嚴地區報道或攝影。這些命令所顯示的意思相當明顯—黨和政府已經下定決心結束學運，驅散學生。但在這個階段，對政府來說，比較不確定的是，要是「學運」真的解散了—這時候，學生內部一些領導人的立場已經開始出現分裂，同時，也有一些學生父母哀求學生們回家，還有很多知識分子呼籲學生結束抗爭。
軍隊終於在6月3日晚上至4日凌晨這段時間進入北京。
6月9日，鄧小平在電視上露面，這也是他自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以來的首次公開露面。電視的新聞報告中顯示，鄧小平在戒嚴部隊指揮部，向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講話。這時，戒嚴部隊已經控制北京城內所有重要建築物和重要路口。
鄧小平首先對在衝突中死去的軍人、武警與公安警察的「烈士」，表示「沉痛哀悼」，對受傷的官兵與警察表示慰問。接著，他要求在場所有的人起立替「這些烈士」默哀。
鄧小平接著對戒嚴部隊的這些軍級以上幹部指出，這場風波遲早都會發生。他說：「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是大小的問題。」
鄧小平接著又指出，黨的這些年輕戰士們完成了他們的任務，而且「在生命危險面前，他們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黨的教導，沒有忘記國家利益，面對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他說，這些軍人證明了，軍隊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麼凶殘，對他們，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有。」
鄧小平在接下來的談話中，完全談到他的政治與經濟計劃，好像他是在某項工作會議上向一群黨或政府官員談話，而不是向一群參加戰鬥的軍人講話。他很詳細地回顧了中共自1978年以來的政治歷史。他提出了好幾個問題，然後自己一一加以解答，最後則問到，黨的十三大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也就是所謂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指「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指「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當然，他的答案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這些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沒有錯。
鄧小平後面這一部分的講話內容，並沒有引起國外人士的太多注意。然而，從他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敏銳的政治頭腦仍然在活動中，並且正在嚴密提防可能降臨在他身上的兩項危險：他的很多同志可能把造成「學運」的原因，歸咎於他的改革政策；趙紫陽的失勢，可能使得這一戰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擊。這也同時顯示出，鄧小平的政治方法並沒有改變，他仍然採取先發制人的辦法，但當時全世界都不知道，他的這項談話竟然藏著這麼多的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