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求索

多次收養（1898～1913）

在淮安，坐落著一棟雅致的上流社會的住宅。對一個注定要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領袖的人來說，這裡似乎不可能是一個起步的地方。然而，沒落的周氏家族的紳士們，儘管他們在中國東部海岸那繁榮的城鎮裡掙扎著來維持自己的官吏階級利益，當他們聽到1898年3月5日出生的那個孩子成了中國最著名的總理的消息時，卻根本不感到驚奇。他們覺得這是絲毫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事。

1898年3月5日，周恩來誕生在淮安城內駙馬巷的這所住宅

今天，如果你到江蘇省的淮安去的話，人們會帶著你穿過一條兩壁潔白的通道，進入那老式的卻又具有新的傳奇色彩的房子裡去。房子上面寫著：“周恩來總理故居”(1)。這棟房子並不算大，僅僅一層，但那磚砌的牆壁卻厚厚實實，那支撐著房簷的木柱雕刻得精緻華麗，那傳統的灰色中國瓦片昂首翹望著天空。

在這棟房子裡，你可以看到周降臨人世的房間，他祖父的居室以及他父母的臥室。屋外的院子裡，有一小塊菜地和一口古井。整個故居顯得古老陳舊，在一個國家目前正忙於現代化的進程中，它卻儼然像座靜靜的小島。按照當地的水平來講，這棟房子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了。

淮安縣城坐落在大運河畔。這條大運河是過去皇帝們修建的一項了不起的人造工程，它連接了中國的兩大河流—長江與黃河，通過許多沼澤地、湖泊及水路，使江蘇中部變得猶如中國的荷蘭。這就是周恩來的家鄉所處的位置。長江流域大量的稻田，使這裡變成了一塊非常富饒的土地。

在填寫大學入校表格中出生日期一欄時，周恩來寫道：那是在“民國成立之前的第十三年”(2) —一個令勤勞的中國人民渴望已久的共和國，周為了鞏固這個共和國曾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周恩來出生時，一個舊的世紀正在走向死亡，因此，他的童年經歷了犯有時代錯誤的清朝皇帝統治下的最後幾年，而這個清朝皇帝則是一系列統治中國的皇帝中的最後一位。(3)

周的家庭長輩們是一些有修養的、遭受了艱難時世磨煉的紳士。他的國家竭力讓人們知道，在無能政府的統治下和來自海外的帝國主義的壓迫下，一個自豪的文明的國家走向了衰落是多麼令人感到屈辱。歐洲列強正在欺凌中國，侵吞它的領土，強迫它接受帶有掠奪條件的貿易，可軟弱無能的王朝統治者們卻對此一無所措。

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

周的父親—貽能（1874~1942），有著玩世不恭的特點。他一生沒有什麼成就，但卻是個開朗的人。不過，他對長期在中國實行的崩潰中的官吏制度感到不滿。他從來沒有得到過縣官職位，而這是他受的教育所提出的要求。他那著名的兒子出生時，他才不過24歲。孩子取名為恩來，意為“恩惠到來”，是用以對孩子的來到表示感恩和期望。但是，貽能徒勞地期待著，得到的只是外省的一個很不重要的小職位。當周恩來幾十年後成為總理時，他常常十分嚴肅地這樣回憶他的父親“一個地方小吏，月收入不足30元”。那時也稱30美元(4)。

周恩來的故鄉—歷史文化名城淮安

這位父親溫文爾雅，與世無爭。在幾個更富有成就的兄弟面前，他便顯得相形見絀了。他置生活的壓力於不顧，對那微薄薪俸甘之如飴，以喝米酒和吟頌一本詩集來打發自己的日子。在淮安的故居裡，牆上有一張已經發黃了的相片。從這張相片中可以看出，他身著老式大袖衫，神態玩世不恭，容貌粗糙，但卻流露出安寧的圓滑老練。

如果周的父親當初“成功”了的話，周或許獲得的會是一種完全的上流社會階層的觀點。正如事實所示，周生活在像他後來所描繪的那樣一個“破產的官吏家庭”裡；或用他的中文傳記之一的話說，生活在“沒落的封建官僚”之中，他逐步懂得了財產意味著什麼，並且也更進一步感到了什麼是不公平。在中國的屬相中，周是生於狗年，因此，一個算命先生認為他是個具有潛力的正義的鬥士—謹慎、具有超凡的魅力，但卻固執，是個愛挑剔錯誤的人。

周恩來的母親萬冬兒

周恩來的母親萬冬兒（1877~1907），是個有才幹的女人，出身於一個傑出的地方官宦家庭，嫻熟於中國傳統的交往。家中房間裡的照片顯示出她的熱情和漂亮的容貌及幾乎容易感覺出的聰明，而這種聰明並不是通過受教育發展而來的。不幸的是，她的父親在她生下周恩來的第二天便去世了，而她的悲傷或許使她失去了對孩子的興趣。

這樣一來，周氏家族特別是他的兩個了不起的叔伯便承擔起照料這個孩子的責任。富有傳奇色彩的周攀龍—周的祖父，有著傑出的宦途經歷，這曾使他於19世紀70年代在其哥哥的陪同下到過淮安。在故鄉紹興，攀龍與當地一個魯氏女子結下了婚姻並養育了4個兒子。遷到淮安後，魯氏曾經回到老家紹興，過作客的生活。紹興處於浙江省，距淮安南邊有300英里，它因生產米酒、充滿書卷氣和擁有許多圖書館而聞名於中國。周恩來曾隨魯氏回過紹興，但不久又回到了淮安同萬氏家庭一塊生活。

按照中國過去的常規，人們往往以父親的原籍作為自己的祖籍。周恩來常說，儘管他出生於淮安，但“我的老家是紹興”。後來，他曾經在1939年回到祖父攀龍的祖先家紹興，向祖先的牌位表示他們的敬意並參觀百歲堂。這是周氏家族六代人曾經一塊生活過的地方。

如果周恩來的確如此關心紹興的那些墓碑的話，那麼這可能反映了他從小就對他的3個叔伯父所懷有的感恩圖報之情。這個家庭通常把同一代的4個堂兄弟—祖父攀龍的哥弟所生的7個孩子—與他們合攏在一起。這樣，總共有10個叔伯父，他們中有的是很不平凡的人物，其中有3個中了舉人—中國科舉制度中的第二等級，一個成了地方高級官吏和地主，另一個成了商人，有一個曾經擔任袁世凱大帥府的秘書，在當時國內分裂的情況下，主張南北議和。

周的童年並不具有典型的上層社會的中國孩子所過的平靜的田園詩般的生活。當還是個幾個月的孩子的時候，他便被過繼給了叔父貽淦，因為貽淦病得很厲害，唯恐無嗣。這種收養並不意味著要搬遷遠去，他的許多叔伯都與周的父母同在一個院落內一起生活。周的生父的願望常常可以用來解釋周氏大家庭這種集體精神的非凡表現，即保證他那日益衰弱的弟弟在家族牌位中的位置能通過男性後代繼續傳下去。這一點在中國的傳統中是非常重要的。周的生父的另一個動機是為了治好恩來叔父的疾病，而這一說法是最近才對去淮安參觀的人們透露出來的。如果真是出於這一動機的話，那麼此舉是未奏效的。

周恩來的祖父周攀龍

周恩來的養父周貽淦

一位中國作者評論了這一情節是如何表明“中國的傳統具有一種解除無能為力的父母所肩負的重擔的辦法”。人們不禁要懷疑這位生父的不負責任。此外，生母因自己的父親的去世而產生的悲痛，使她變得不能與自己的丈夫一起共同對孩子加以照料。這些表明，周從小就離開了親生父母，其生身父母後來又生了兩個兒子並把他們留養在家中。

根據一種說法，童年的周是屢遭不幸。他被收養後不久，其繼父便死了。他當時還只有1歲，由守寡的養母帶大。養母是淮安陳氏家族中最了不起的婦女，她有自信心，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社會良知。周深受這位婦女的影響，以至於在其後來的生活中，他完全把她當成了自己的“母親”，正如他曾用此來稱呼他的生母。他承認自己有兩個母親，而這使一些傳記作者感到迷惑不解。

養母陳氏沒有受過教育，(5)據說這主要是因為她的暴烈脾氣，使她不可能讓人來教她。她沒有讀過書，因此她的一些才藝僅局限於普通女性的料理家務，諸如做飯和刺繡等。但是，她卻強有力地行使著自己的權威，通常以嚴格的家教來對孩子們進行約束。當她站起來時，沒有任何人甚至包括周膽敢坐著不動；當她發脾氣時，沒有誰敢插嘴多言，除非周有可能面帶微笑提些謹慎的建議或盡力使她消氣。她肯定對恩來有著偏愛，她思維敏捷，據說她能在與當地佛教法師的辯論中堅持自己的觀點。

她喜歡講故事，尤其是講那些抗暴起義的古代傳說。在她的身邊，聽著這些故事，周受到了這方面的影響，而這可能使他反抗家長專制的夢幻得以正式形成。他的同事們在後來的生活中都對他瞭解這些故事的程度及這些故事仍能夠使他激動不已而感到驚奇。“我感激我母親的指導，”他這樣說，“沒有她的關心照顧，那我就不能夠在事業追求方面培養任何興趣。”

然而，在周的性格發展過程中，起過促使其形成作用的另一位婦女，則是那個家庭奶媽。她非常喜愛他，常常告訴他有關周家大門外農民們過著的艱苦生活。她詳細給他講述50年前太平軍起義、懲處貪官污吏、劫富濟貧的故事。

周恩來的養母陳三姑

當周6歲的時候，他的生母時來運轉，她和她的弟弟合中了1張彩票，得了1萬元的獎。他們有了這筆錢，就住到了他的外祖母的家中。這裡離大運河約有10英里路遠。在這個地方，她廝守著一個古怪的家庭。這個家庭包括她的丈夫貽能（周的生父）、周恩來、周的兩個弟弟恩溥、恩壽，以及周的養母。儘管周的那些親屬關係不斷地從一個社會關係中的小家庭轉變到另一個小家庭裡，但他始終是生活在同一個家庭裡。

在淮陰，周進入了他外祖父(6)留下來的大藏書室。在這3年間，他培養了對唐詩的興趣（他對古詩的深刻記憶，後來使他的朋友們均感到驚訝）。

這是他這段生活中較為輕鬆愉快的一面。然而不幸的是，其生母中獎的錢不久就花光了。她的身體狀況也隨著命運而不斷下降。當時，中國的這一部分土地正遭受饑荒和經濟蕭條的嚴重破壞。周此時才9歲，卻不得不經常往當鋪裡跑，並到親朋家借債，然後從藥店裡買些藥回來給他那痛苦的母親治病。但是，她的病已經到了無法醫治的地步，於1907年離開了人世。

正像周恩來僅僅不到1歲時就“失去”了養父一樣，當他現在才10歲時又失去了兩個母親，因為他的養母在他的生母去世後不久也離開了人間。他分別從兩個母親那裡繼承了很多“東西”。他從生母那兒繼承的是身體方面的東西，而從養母那裡繼承的則是文化修養方面的東西。但是，他卻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兩個母親中的位置。“我嬸子，”他後來解釋道，“當我還是個嬰兒的時候，便成了我真正的母親。在10歲之前，我一直跟著她，甚至一天也未離開過她，直到她和我的生母兩人都去世為止。”

在周仍未跨出童年之前，無疑這是他生活中最艱難的時刻。他和他的那些逐步衰落的親屬(7)傷感地回到了他們原來在淮安的家中，生活變得更為貧窮了。只有誠實厚道的老奶奶繼續留下來照料周和弟弟們。他再度開始往當鋪裡跑，被迫負責在院子裡種點菜以養活家人。

但是，中國家庭制度的好的一面是，它能為有抱負的年輕人開闢一些途徑。此刻，周的其他幾個叔伯開始對周產生了興趣。據說其中有一個在回淮安探親期間同周進行了一次談話，並讓他到北方去。根據另一種說法，是周主動給他的兩個叔伯寫信的，而這種說法聽起來更像其他人後來回憶的那樣，即周“說過以後便出走了並一直走自己的路”。

在12歲那年，即1910年春天，周離開了他那綠色遍佈的家鄉，來到了遙遠而乾燥的北方。這裡是中國的一部分—滿洲，日本對它長期投以貪婪的目光。這兩個當時在滿洲工作的伯父都在現在的遼寧省。(8)周首先住在鐵嶺，恰好這時他父親也在鐵嶺，他同父親住在一起。貽謙在一個稅務所工作，他樂於給侄子講清楚國家究竟是如何四分五裂的、需要如何改變這種狀況以恢復國家的權威和效率。周開始閱讀有關歷史上革新者的書籍和小冊子，如梁啟超—他的革新思想曾遭到宮廷的鎮壓。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曾扎過辮子。我滿腦子舊思想、舊東西，甚至連資本主義都不接受（後來接受了一些）。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我才發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周恩來在祖籍紹興書房內曾留下的筆和墨

幾個月後，周進入了附近的一所第一流的小學讀書。他的伯父貽賡沒有孩子，所以不久便把他領走，讓他在奉天（今瀋陽）進了一所更好一點的東關模範學校。這所學校靠近瀋陽老城的東門，作為傳教士贊助創辦的學校，它與其他學校相比，要顯得更加進步些。在此校3年間，周在書法和國文兩門功課中均屬全班第一。他的一篇作文被指定為全區的範文，還有一篇被選入一本集子中而發表並參加了評展。

他採用一些辦法來對付學校中的那些恃強凌弱的學生，而他在後來的政治生涯中反覆使用了這一戰術，與那些受欺負的人結成朋友，把他們組織起來形成一條聯合戰線，以反對那些橫行霸道的傢伙。然而，同樣的一個朋友卻把他描繪得“害羞”，特別是當他被點名站起來朗讀課文的時候。

跟別的男孩子不一樣的是，他似乎確定知道自己想學點什麼以及為什麼而學。他在家堅持廣泛閱讀歷史和政治學方面的書籍。一次，校長問學生們為什麼要學習，得到的都是些很平常的回答：“為光耀門楣而讀書”或“為了找份好工作”。只有周回答說：“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十幾歲的青少年周，現在已離開了女人的世界，開始與其終生的世界觀相接觸。他的身邊現在都是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男性長輩。在家接觸的是他過去遠離的伯父，在學校則是他的新老師。歷史老師高(9)給他介紹了一份激進的刊物，其中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政治見解和令人興奮的民族主義語句。周開始瞭解到達爾文、米勒、盧梭及憲法保障下的人權概念。通過閱讀有關康有為的文章，他腦子裡產生了烏托邦式的自由世界的夢幻，追尋共產和理想的共產主義。在他的同代中國人中，人們可以發現許多這方面的熱心者，包括湖南省的另一位頗有頭腦的十幾歲的年輕人—毛澤東。

這些年輕的革新者—包括周，他們的靶子是當時的政府對大眾願望的置若罔聞、中國施政的專斷蠻橫、當政者對歐洲幾個世紀來都已公認的甚至是基本的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冷淡漠視、婦女的低下地位、痛苦落後的女人裹足陋習，以及對智力活動與教育的極為嚴格的束縛。

周的老師通過向他介紹著名的《新民叢報》，給他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在這個雜誌中，梁啟超以激昂的情緒抨擊了當時的那些非正義、不平等的現象。這兩個老師為周恩來指明了前進的道路。他們一起談論早期革命者的殉難事跡，這在某種程度上使周和他的同學們潸然淚下。

周在東關模範學校就讀的第一年，一個偶然到來的機會使周的一些理想得以付諸實踐。1911年，革命黨人最終推翻了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當革命的浪潮衝擊到瀋陽的大門時，歷史老師高毅然剪去了他自己的辮子，或者叫“豬尾巴”，蔑視那古老可笑的人人都得扎辮子的滿族制度。周也剪去了他的小辮子，加入那些從異己的清王朝習慣中解放了自己的中國人的行列中。然而，不久他便感到迷惑不解，因為革命黨人分裂成了一些集團和派別，各自追逐著他們自己的利益。

唯一的一個有前途的政治團體（其中包括孫逸仙）是1912年創建的國民黨，其政綱是使共和國實行議會制。周後來在這一陣營內度過了幾年正式的政治生涯。

由於周來自魚米之鄉，那裡風景秀麗，四季如春，因此，他發現中國北方顯得蕭瑟奇異。學校的其他同學都比他個子高，體格也比他壯，所以他們稱他為“小南方佬”，也含有“小蠻子”的意思。他們以高粱、小米為食，而見不到他曾常吃過的大米。“我1910年來到瀋陽，”他後來回憶說，“在那裡生活了3年。當我剛到時，我紮著一條小辮。我的身體之所以現在還這麼好，應該感謝瀋陽的高粱米和從黃土地上刮起的勁風。”

“在滿洲的生活是有好處的，”周回憶說，“當我還在小學的時候，無論是冬夏，我們都要做室外體育鍛煉，把文弱的身體鍛煉強健了。再一個好處是吃高粱米，這改變了我的生活習慣。我的骨骼長得更大了，也鍛煉了我的腸胃，這就使我的身體能夠適應以後的戰爭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一個敬仰周的人格的人把此歸因於一種“中國的南方人獨特的靈活性與北方的勇猛相融合的保持平衡的混合物”。或許，他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從中國的這兩個“世界”中得到了最大的受益，從而更能夠理解並敢於領導這個幅員遼闊並且變化萬千的國家。

1912年時的周恩來

1911年，有個朋友帶他去參觀僅在6年前發生的日俄戰爭的一個戰場遺址。他這個朋友的祖父氣憤地講述了這場發生在中國國土上的兩個外國之間的戰爭，還講到了那些被屠殺的及遭受侵略之痛苦的中國人。據說，周當場悄悄地發誓，要報仇雪恥。在13歲那年，他已經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了。

周於1913年即他15歲那年，畢業於在瀋陽唸書的那所學校，沉浸在一片鮮花的告別之中。周給一個朋友題寫了如下激動人心的話：“無論走到哪裡都要記住：當中華在全世界飛騰之日，希望我們能再度相會。”(10)這個特別的男同學很幸運地生活了以後的40年，他拿著已經破爛的字條到北京去找周總理，以證明周總理敏銳的判斷力。作為一個中年的掌權人，周重新讀了他青少年時所寫的似乎具有崇高境界的字條。他可能對他在1913年寫的帶有沙文主義急躁情緒的這種紀念物並不完全感到舒服，因此，據說他很快把這個字條藏到一個沒人能夠發現的地方。

60年代，在一個很少公開的有關他的家庭的參考資料中，周恩來總理解釋了他為什麼有半個世紀沒有回去訪問過他的家鄉，儘管周已經“把我家的房子捐給了政府”。他的嬸母曾不太合適地指出了“我出生時的地方，事實上她並非真正知道”。江蘇省委堅持要保留一間房子作為紀念……“介紹這種封建的思想會有什麼好處呢？這難道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嗎？再說這還牽涉到一些祖墳，儘是些沒必要的東西，請採用深葬法了之。”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周想不引人注目地從淮安這一景象中消失，但是人們理所當然對這位當地英雄持有紀念的興趣。

他的童年始終在不尋常地變換著—身軀從中國的沃土中心移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情感上當他還是個嬰兒時便從他的生身父母那裡送給了他的養父母。接著，作為一個10歲的孩子，他便開始痛苦地料理兩個母親的喪事。但是，這一切過去以後，他愉快地投入了500英里之外的伯父家中。每當他談到家庭的早年破產與應酬門面及自己在中年時對老父親在經濟上的保守行為時，總會流露出一種控制不住的痛苦感。由於生父沒有盡責任來照料他，養父在他還沒有來得及認識之前就去世了，而幾個叔伯又只是部分地對他起了作用，所以周從未有過一個令人滿意的父輩形象，也沒有一個成年男子的行為舉止可以作為榜樣來效仿。

周把這些經歷作為從事革命事業的基本磨煉。他的父輩們終生悔恨那已消失的過去，但對日益逼近的未來卻永遠是那麼的困惑。他們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孩子對他們再也不能認識到的易於變化的世界做好充分的準備呢？周抑制著從小以來就懷藏的怒氣，心中燃燒著已經成熟了的改造社會的激情，並認為如果必要的話還可通過暴力來改變它。

就學津門（1913～1917）

周15歲時，便開始自己操心上學的事。在瀋陽時，他住在四伯父周貽賡家中。1913年，周貽賡工作變動，調到天津，在長蘆鹽運司催運科當科員。周恩來隨伯父母一起遷到天津。周貽賡沒有子女，周恩來同四伯父、四伯母生活在一起，住在天津河北區的三間平房中。由於天津的學校中有英語課，周恩來先進大澤英文算學補習學校補習功課，然後考入天津的南開中學。

周恩來的四伯父周貽賡

周恩來的四伯母楊氏

周的志願是南開中學(11)，這是一個由美國資助的學校，以不墨守成規著稱，而這卻引起了他的叔伯們和他父親的擔心。但是，由於已通過了入學考試，周不顧長輩們的意見而註冊入學。

天津，一個舊工業城市和商業港口，對中國的未來完整來講，它充滿了教訓。這些教訓包括大量外國人住在不受中國司法管轄的地區內，叫做“租界”，另外還有殘暴的軍閥統治。南開可以為促進周的天才和理想得以發揮和實現提供一塊合適的陣地。他所經歷的封建家庭生活的衰落，使他有條件接近激進主義。現在他的那些想法有了實踐的機會。

1913年夏末，周到南開中學報了到。此前教過他文學的老師為慶賀這件事，寫了五首詩贈給周恩來重返南方(12)。

南開在對待學生及其觀點方面，採取的是自由甚至是民主的做法。然而，該校的學術標準是很高的，考試往往是很難對付的。校長相信應該鼓勵學生根據自己的見解來發展他們自己。他同情周希望在經濟上獨立的想法，因為直到這時周還在依靠自己的伯父給予經濟援助。(13)但是，伯父的收入後來也花光了，學校的學費又高，周在天津不得不利用業餘時間幹點活，如抄寫點東西、為學校刻刻蠟紙等，以便掙點錢。

周的一個同學回憶說，周當時只有一件藍色棉上衣，他每個星期天把它洗洗，晚上把它晾乾，然後星期一又穿著去上學。

根據周入學考試的成績，他被分到五班。(14)但是，由於他的良好背景及他給人的印象，學校允許他直接進入了四班。當他進入四班的教室時，唯一空餘的位置是挨著一個叫吳大個的非常高的學生，周不得不與他同桌上課。南開的學生們和中國其他學校的學生一樣，常常根據他們所來的地區形成一些小團體。吳是一個摔跤冠軍，是東北小團體的領袖，這個小團體比起其他小團體來，顯得大而熱鬧。吳後來講道。

當下課時，周向他的鄰座介紹了自己。

“喂，吳，你在哪認識了這麼一個英俊的男孩？”一個東北學生說。

“還穿著一雙非常好看的襪子。”另一個補充說。

當時周的確穿著一雙紅藍相間的襪子，對此那些東北學生明顯覺得挺好笑，這使周感到不好意思而臉紅了起來。姓吳的那個同學帶著自己的新同桌到處轉。在那以後的幾天裡，那些東北同學總是逗弄周，說他穿花襪子，還說他穿衣整潔。但後來他們犯了個錯誤。有一次周和吳一起去上課，當他們再次逗弄周時，沒想到他身邊的新保護人吳把他們訓斥了一頓。從此以後，那幫學生再也不敢開此類玩笑了。但是，周在宿舍裡還是受到欺侮。“他們奚落他著衣講究。”一個與週年齡相同的人記得當時的這一情況。

周漸漸地與吳形成了牢固的友誼，他們一起吸收了6個結拜兄弟。周的另一個夥伴是學校最好的學生之一，叫馬駿，是個穆斯林。他後來在天津作為共產黨的早期成員之一與周在一起親密工作。

在南開學校讀書時的周恩來

然而，在南開中學上學期間，對周的進步起主要作用的並不是任何一個學生，而是校長張伯苓博士。這位傑出的現代教育家幾乎從一開始就對周產生了興趣。當他幾次看到周在一小時內完成了要求兩小時做完的作文後，他發現了這個男孩的才能。一種相互愛戴和尊敬之情在他們之間逐步產生，而漠視了政治界限，因為張是一個基督教徒，從未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在跟著幾個不盡滿意的父輩人度過了他的童年後，周把張校長當做一個可靠的權威和嚮導，以至於當他第一次離開學校時，他竟把學校管理這一行作為自己選擇的職業。

在南開中學的第一個學年裡，周寫了一篇文章，激勵同學們盡可能地為國家而努力學習，肩負起中國未來的責任。這是一種保持了周恩來特點的信仰和愛國熱情的混合物。他加入了講演會，參加和其他學校的辯論。為了使所有的事業都獲得成功，他通常在其他同學都入睡後，繼續工作到深夜。

所有這些都減緩了他的經濟問題，因為他的一個老師推薦，鑒於他家庭經濟困難和他在學校的優秀成績，他應該享受免費。第二年，他成為學校的免費學生。當時的學費是一年36元，另加24元的寄宿費，還有每月4元或5元的伙食費。周的生活作風是簡樸的。“我在南開中學上學的最後兩年期間，沒有從家裡得到過幫助。我靠獎學金生活，而這獎學金是我作為班上學習成績最好的學生獲得的。”

作為校長的張伯苓還熱心於戲劇。不久，他把周也拉入了學校的舞台演出活動。值得重視的是這些常常由男生演員創作的劇本，不僅是為了娛樂，同時也是為了受教育。他們意欲使觀眾從中發現民主的真諦，科學的思想，婦女從傳統的社會地位中獲得解放及破除迷信等。在封建習俗中，他們試圖打破—但是還不能打破—這樣一種說法，即女人不能與男人一起同台演出。因為在莎士比亞的英國，男孩們不得不志願扮演女性角色。由於周長得好看，聲音尖細，以及他巨大的魅力和沉著冷靜，他明顯是這類角色的候選人。因為周志願演了一次，以後便形成了一個習慣：他總是扮演女角色，在《玩偶世家》中演娜拉，同樣在《一元錢》《一念之差》裡扮演了更樸實的女角色。

周的演出獲得了高度的讚揚，並且值得自豪的是當《一元錢》這場戲1915年從南開轉到北京演出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他甚至因扮演女角色而收到了表示崇拜的信件。他長得如此瀟灑，以至於他可能成為電影明星，用他的表演技巧和興趣使他向那方面發展。

他的家庭顯然認為讓他們的孩子降低身份去扮演女角色是件傷風敗俗的事情。或許，這是因為他們瞧不起表演這一職業。演員終究沒有資格參加行政公務的考試，而行政公務卻是通向社會名望之門。

在後來作為政治家的生涯中，他運用這些舞台技術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開展辯論的藝術是絕妙的，”周的一個同事觀察到，“包括不時故意裝出的語句不連貫和不流暢—但卻能說服每個人。他是我所見過的最偉大的演員。他演劇時，一會兒笑，一會兒又哭，使他的觀眾也都跟著他笑，跟著他哭。這才是在演戲！”

周約在30年後曾回母校(15)看了一場男女共同表演的戲劇，他低聲對他的老校長張博士說：“老師，時代真是變了。現在男生和女生可自由地加入同一場戲進行表演。我記得我們在南開演出時女生是不能登台的。”

老師的反應是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從前的學生，咧嘴笑著說：“你知道，你仍然能夠化裝上去進行表演。我敢肯定，你比現在台上演出的那個姑娘演得要好。”

當周成為中國的總理時，他能夠通過一種合理的方式來盡情地表現自己對穿著的喜愛。他在訪問國內的少數民族和一些鄰國時，總是穿上當地的服裝，並且有一些他穿著紗籠和其他服裝的圖片。另外還有一張他試著戴上華麗的巴基斯坦頭巾的快照，他在這張快照中顯得幽默詼諧，富有表情，使他能夠獲得許多鏡頭。

1914年年初，周和兩個朋友建立了一個課外學習的新社團，取名為“敬業樂群會”。這一想法是為了使大家互相傳閱書籍，組織講座和研討會，鼓勵同學們進行交流、結識朋友（而在這一點上，對周本人來講還是很害羞的），以彌補課程表安排的不足。在樂群會的支持下，周幫助了那些比他自己更體弱、更害羞的同學，也提高了他自己的社交自信心。

樂群會創辦了會刊，取名為《敬業》，共出了6期，周用“恩來”“翔宇”(16)（小時候的常用名）及“飛飛”（意為飛翔）等名字為會刊寫了大量文章。在周擔任主編的後幾期刊物上，他開闢了“飛飛漫墨”專欄。其中，他抨擊了中國腐朽的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孔孟思想，表現了他的進步觀點。1914年，他在該刊上開始了他的詩作生涯。

這兩首詩的古典喻意是如此濃厚，以至於只有具有文學修養的中國人才能理解其中的含義。逐鹿總是引起朝廷之戰或個人最高權力之爭，而博浪正是歷史上一個愛國者試圖謀殺一個異族皇帝的地方。(17)周的詩採取的是隱喻手法，表達了對封建的軍閥政府和袁世凱的獨裁統治的痛恨。袁世凱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將軍，他接管了共和國的革命，在北京作為總統統治著中國。

在所有這些腦力勞動過程中，周沒有忽視自己的身體，他常常一大早就起來跑步，下課後做些體育鍛煉。根據記錄，他曾在跳高項目中得過第三名，是班上籃球隊的隊長，還代表班上參加過排球比賽。但是，他卻從來不能勝任5英里的長跑。

他繼續贏得了作文比賽的名次，其中包括在第三學年裡參加的全校比賽。在這次比賽中，他與高年級的同學們競爭，在800多名學生中獲得了第一。使老師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文是一氣呵成的，從來不為打草稿所煩惱。

同時，他利用課外時間閱讀了許多革命書籍，瞭解一些激進的革命觀點。他欣賞一家激進的上海報紙和非常民主的天津《大公報》。他已經很熟悉孟德斯鳩的著作並閱讀了一些英文作品。

周恩來和南開學校敬業樂群會同學張瑞峰、常策歐合影

所有這些都是他在晚上和週末進行的。由於當時沒有圖書館可供借書，他不得不節吃省穿來買他需要的書籍。一次，他看見書店裡有一本司馬遷的《史記》，便立即用下一頓飯的錢把它買下來。回到學生宿舍後，他愛不釋手，向其他學生講述書中的一些故事，使他們也產生了興趣。

另一個記述表明，他廣讀博覽了大量關於中國歷史的書籍，同時還閱讀了亞當·斯密的著作。他曾經閱讀過1915年第一期的北京《新青年》(18)。他開始為學生報刊撰寫新文化、民主與科學方面的文章，並強烈要求振興中華。

他和他的朋友們不斷地談論著發生在中國的重大事件，從中嗅出革命的氣息。周在這些情況下常常發表激昂的演說。當總統袁世凱在1915年不得不接受軍事強國日本提出的赤裸裸的帶有侵略性質的“二十一條”時，周在當地公園發表演說，強烈抗議這一對中華民族的侮辱。接著，當袁第二年自封皇帝時，遭到了周的憤怒諷刺。

作為仍然在中國橫行的舊武裝唯一嚴肅認真的現代對手，孫逸仙（孫中山）為青年一代反對舊政權提供了鬥爭的焦點。周和成千上萬的其他年輕人一樣，備受孫博士的國民黨的影響。

為了掌握演講藝術，周在自己創建的樂群會裡進行練習，後來被選為南開中學辯論隊的頭頭，這個隊在與天津其他中學的辯論中成功地獲得了勝利。

1916年5月，周再次代表班上參加了作文競賽。他寫了一篇痛罵反動軍閥政府的文章(19)，其中列舉了中外歷史上的許多事例，從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出發進行了強有力的論辯。他在該文結束時說道：“一人之智慧有限，萬民之督察綦嚴。其以一手欲掩天下睹，實不啻作法自斃。”他的文章獲了獎，評判者在他的證書上寫道：“識見高超，理境澄徹。而通篇章法，復極完整合作也。”“所讀過和學過的東西，能加以理解並掌握其實質。”

在這一年裡，他克服了早期對自然科學的反感情緒，文學這門功課獲得了最好的成績，幾何、數學也名列前茅。他的中文書法再次被評為最佳。

下面是一首周與好朋友張蓬仙分別時所作的詩篇。張與週一個班，是敬業樂群會的共同締造者之一。周在這首詩裡表現了與朋友分別時可貴的個人情感和熱情。當張1916年離開南開中學，經由東北故里去日本時，周提筆惜別寫下了幾段詩。

在這首詩中，革命思想居於友誼之後，但事實上詩文提到了他們共同為之奮鬥的事業，也提到了他們的責任。但是，周的願望非常富有人情味，他覺得一旦責任盡到了，兩人便應該在田園處找個寧靜的地方去分享幸福。

周看來也認識到自己的弱點，與自己的笨拙相比，他羨慕朋友們的輕捷。我們可以斷定周認為自己正處於一個築巢在繁茂的枝葉下棲息的“烏鴉”之中，而令人嫉妒的“孤雁”此時卻在空中飛掠。更有可能的是，儘管表面上在考試和競賽中取得了成功，並贏得了老師們的讚揚，周在18歲那年仍然感到自己還不那麼成熟，總是想得多而做得少，缺乏拼沖和抓住他人的想像力的勇氣。

1916年9月，袁世凱死去了，這樣軍閥們便開始商討如何進行割據的事宜。周在南開最尊敬的老師中有一個寫了一首詩，痛惜民族的生存正斷送在少數人手中。周寫了一首政治評論詩：

在1917年的畢業生評語中，周被舉為全校文科考試第一名，甚至在理科方面成績也名列前茅，數學成績優秀，並在課外能形成自己的見解。他的書法也得到了表揚。他於1917 年6月26日畢業，平均成績為89.72分。

周在南開中學度過了幸福愉快、激動人心、頗有意義的4年。但是，自從清王朝遜位之後，政府仍然是越來越腐敗。國內到處都是混亂，而外面又充滿了外國的威脅。周抓住一切機會來加深瞭解這些事情的原因，並在必要的情況下運用西方理論家們新的、陌生的方法論來加以分析。他對一些地方事件和即發事件進行政治和社會評論的技巧首先是在南開培養出來的。他對同學們及其他人大講中國需要搞工業化、實現統一，喚醒民眾沉睡已久的愛國之心和使社會關係現代化，甚至講到了不經父母允諾的自由婚姻。

周恩來同南開學校老師伉乃如（前排左二）和同學合影

儘管周具有學校輝煌的評語和優秀的畢業成績，但周本身卻並不是一個中國意義上的真正學者。埃德加·斯諾後來把他描繪為“學者轉變型的造反者”，但是許多同胞稱他為“半知識分子”。儘管他喜歡辯論，但他對理想的態度卻是功利主義的，把它們看做是社會改良行為的工具。他在南開的4年奠定了他後來所堅持的學術風紀的方向，而他又充分地加以開拓，用來指責那些後來成了學者的人。但是，他自己僅僅是個實施者，而不是這些思想的發明者。南開使他明白了自己該做些什麼，而正是由於這一緣故，加之他與許多人結下並持續了多年的友誼，周總是帶著懷舊的情感來回顧南開中學的往事。這種懷舊感流露在他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一詩中。

30多年以後，周回到母校向南開師生發表講話。(20)作為一個新的共產黨政府的總理，他向這所中學作了《我的母校》的演講：“要知道我們所受的是資本主義的教育。但是，我卻獲得了一些知識，鍛煉了組織才幹。”在另一個場合周總理略帶禮貌地談到了他的感激之情：“我仍然感謝南開中學所給予的帶啟發性的基礎教育，這一教育使我能夠進一步追求知識。”已經成熟了的周幾乎不可能對與資產階級和美國有聯繫的南開有厭惡之感。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期間，他不斷提及自己對許多南開夥伴和老師們的篤實情感。畢業3年後，他在法國碰到其他南開校友並向他們保證退休後用全部時間來寫傳記。在共產主義革命的許多艱難時刻甚至當中國同志被迫轉入地下工作時，只要周與他尊敬的校長張伯苓在一個城市裡，他就給他打電話。同樣，他有一個在往東北去的鐵路上當火車站站長的同學，只要周路過那裡就給他掛電話，而不顧被發現的危險。

1920年，在南開大學時的周恩來

隨著歲月的流逝，周和張博士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越來越大，然而周卻繼續尊敬他十分感激的這位老師。1949年後，在新的人民共和國裡，周在國家教育部門給了張一個高級職務。(21)但是，張的正直誠實也不亞於他的學生。他拒絕了。

令人感到朦朧的是週年輕時在南開的感情生活。有個流傳的故事說他愛上了一個很漂亮的來自東北的同班同學，並偷偷地與她訂了婚。但是，這個傳說一直未被證實。儘管周把時間都花在學習、體育鍛煉及政治活動上，但卻難以相信像周這樣精力充沛、感情豐富、英俊瀟灑的青年人能夠迴避女人的友誼。我們可以肯定，正如周的同學所堅持認為的那樣，他在中學時代對具有浪漫色彩的感情是很害羞的，或者他當時在這方面是最謹慎的。總之，他是個具有判斷力、具有主見的人。他那不穩定的童年生活不僅使他在與別人處理關係時顯得能力薄弱，而且一旦和別人相處了，他很善於克制自己的感情。

東渡日本（1917～1919）

周恩來年輕時在南開中學發誓結下的那些同學好友，現在都成了他的救星。由於周恩來早年想進入美國學校的願望遭受了挫折，在19歲那年他便著眼於進一所日本大學。日本是亞洲地區唯一深受中國傳統影響而現在卻已完全實現了西方式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由於在國內受到抑制和挫折，中國的年輕人均把日本看成是變革的溫床，在那裡可以學到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像往常一樣，周恩來感到力不從心，據說他的老朋友吳—那個曾經在中學保護過他的大個子東北人又出現在他的面前來幫助他。吳已成婚，此刻已享受中國政府的獎學金在日本留學。充滿熱烈情感的吳勸說其他3個在日本留學的友好和另一個學生，與他一塊每個月為周捐助10美元—佔他們每個人獎學金收入的五分之一。

周在起程前寫了一首表達自己堅定信念的詩：

這是周恩來赴日前夕寫的抒發救國抱負的一首詩

在這首詩裡，周恩來決心終生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周恩來此刻正準備向它學習現代化新事物的國家，卻是一個曾經比歐洲人更為跋扈地羞辱過中國並很快就要進一步徹底入侵中國的國家。周嚴肅地對待自己在詩中所下的決心，18個月後他把這首詩抄給他在日本的朋友作為警鐘並作為“自己的警言”。

周恩來可能是向北旅行，路過他從前待過的地方瀋陽，經由朝鮮，並於1917年9月到達日本。(22)他在神戶港見到了前來接他的老朋友吳，然後很快趕往東京並首先到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註冊。在這所學校，他可以學習日語並複習準備師範學院的入學考試，因為他打算今後當名教師。學校共有350個學生，都是中國人。只要學完高等預備學校的課程，那麼周恩來就可獲得中國政府的資助。但是，他從未完成這一學業。儘管他明顯在早稻田大學並可能還在其他一些大學非正式地聽過一些課，但也不能夠被日本大學正式錄取。他可能還在日法法律學校上過學，因為很久以後他曾經說過他在那裡待過一年。

儘管周恩來成功地從朋友們那裡得到了經濟上的援助，但他在日本的生活仍然是很拮据的，同時膳宿仍然是個問題。4000名在日本的中國學生已經住滿了為他們準備的住處。但是，周恩來仍得到了一個許多中國學生稱之為教母的日本婦女的幫助。她為中國學生解決各種問題，幫他們洗衣服，甚至為他們的戀愛、婚姻當參謀。在這個善良的婦女的幫助下，周恩來解決了住宿問題，和兩個中國學生一起住在一個木工家的樓上。這裡挨著一家影院，離學校也不遠。

周恩來深深地被日本鄉村那美麗的景色所感染，尤其是富士山和中國式的寺廟。但是，他親眼見到日本工人在封建資本主義的壓迫下所受的那種苦難，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不幸的是在他到達日本時，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已變得傲慢無理。日本現在是亞洲地區武裝最強大、裝備最精良的國家。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利巨大，把不平等的“二十一條”強加給了一個軟弱貧困四分五裂的中國。然後，廣泛地干涉中國的內政，入侵中國的國土。日本人把中國看成一個沒有獲得真正獨立的古老、軟弱、無能的國家，因此把它當做一個合法的掠奪物。周恩來和居住在東京市內中國小社區的同胞們一樣，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行徑及他們對周的祖國和民族的殘酷暴行非常憤怒。所以，當這種狀況達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時，周在日本逗留期間早就感到他在日本對現代化的探尋從根本上受到了日本沙文主義氣氛的阻礙。其他中國學生，包括對周進行贊助的那些弟兄（有一個例外），由於受到同樣的挫折和苦楚，都捲起鋪蓋，整好行裝，不待學業結束便乘船離開日本返回國內。

周本人也受到影響，決定棄學回國。周來到日本時，已是日本為爭取經濟發展，獲得西方在外交上承認它的平等地位的努力奏效的時刻。日本在第一次大戰期間得到了西方盟國的支持並被看做一個平等的夥伴，而日本的愛國者現在意識到日本與歐洲和美國的最終平等也正在得到承認，他們為此而得意揚揚。但是，在他們的野心範圍內，唯一能夠成為其直接目標的是中國—日本在遠東的對手。待在日本繼續學習的那些中國青年被自己的一些同胞認為是懦弱膽小、自私自利，不打算回去挽救民族的命運。

日本的敵對，促使中國學生組成了一個新中學會，相集研討有關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封建主義和把中國從這兩者中挽救出來的辦法。周參加了這個學會並為該學會撰寫宣傳稿件。1918年5月，中國學生在神戶一家中國餐館秘密集會，抗議日本讓中國政府派軍隊去西伯利亞的要求。集會被警察驅散了，而中國學生中的“返鄉”運動卻從這一事件中獲得了力量。此外，他們還取得了其他方面的成功。一次，當地警察署長在講話中使用了侮辱中國的語言，為此中國學生宣讀了一篇由周起草的抗議書，使該警察頭頭不得不賠禮道歉。周作為集會的3個組織者之一，親自作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和中國軍閥主義的演講。當中國的知識分子處於低潮的時候，1917年發生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傳遍了亞洲，受到了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們的歡迎。周和大家一樣，無比喜悅，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他如饑似渴地大量閱讀日本的雜誌和報紙上關於列寧及他的同志們的消息。

周恩來和留日同學在東京合影

正如周的同事們所說的那樣，周很少去上課，而把時間主要花在政治會議上和附近的一家革命雜誌的編輯室裡。

艱難困苦現在又一次纏繞著周。吳此刻在京都學習，他仍然從那裡給周寄錢，但周卻不得不勒緊褲腰帶。他放棄了吃肉，停止了試圖獲得正規學生資格的努力，把所有的時間均用在閱讀和幫助其他學生組織會議上面。

1918年，當秋日來臨之際，周感到絲絲涼意。這時，吳邀請周到他那裡去和他住在一塊兒。吳由於獲得了兩份生活津貼，再加上有一個聰慧的妻子，他能夠繼續生活下去，並且按照學生的生活標準，吳過得非常舒服。“你和我們待在一起，”他在信中寫道，“這樣我們可以抽時間商量一下你上京都大學的事情。京都大學的社會科學系師資力量很強，你會喜歡那裡的。我已經問了你好幾次，但每次你都說不願意靠朋友過日子。然而，即使你不考慮我們在南開的友誼，可我們現在都是處於異國他鄉的外國人，難道我們不該互相幫助嗎？”吳的其他信都未能說服周，但這最後一封信感動了周。他整好行裝，乘上火車，奔向京都。在京都車站，他熱淚盈眶地撲進了他中學時的老朋友吳的懷抱。

吳和他的妻子與其他兩個中國學生共同住在一棟租借的房子裡。周現在也跟他們住在一起了。他每天早早起床，把整理房間、打掃衛生作為自己的任務。有時，當吳氏夫婦回家太晚時，周便給他們做晚飯。吳不時帶回來一瓶酒，他們便一起來欣賞周的烹飪手藝。正如在舞台上演戲一樣，周不介意他的夥伴們把這稱為“女人的事情”。吳給周講他聽過的課，而周給吳講他讀過的書。

和在東京一樣，周在這裡實際上沒有進入大學。他填過一份申請書，選修政治學和經濟學課程，並仍把自己的地址寫為東京菏田。不過，這份表格事實上是否交了去都不清楚。

但是，周的確從先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教授河上肇博士那兒受益匪淺，因為從1919年起周便成為河上肇博士的半月刊《社會問題研究》的熱心的讀者。這是一份第一次真正影響周接受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雜誌。令人驚奇的是，他卻從未見過這位學者。周讓吳介紹一下這位學者，但吳卻不願意這樣做，或許是因為他怕自己與他的南開老朋友在意識上的不同會因此而變得更大。吳已經後悔把自己的《資本論》一書借給了周。吳正尋求一種對中國的俾斯麥式的領導，吳認為俾斯麥是權威的政治家，這樣的人能領導國家強大並使之向著現代化邁進；而周卻相信只有對中國人的頭腦進行意識形態的改造，才能使中國發生必要的變化。一個實行“鐵血政策”的強人在一個沒有普通人民進行的革命中是不可能使中國加以改變的。

吳的妻子經常在這兩個老朋友的爭論之間進行調停。有一次，爭論發生在吃飯後，爭論的主要內容是如何拯救中國。由於爭論得比較厲害，周不停地往自己的杯子裡倒酒喝，在爭論的高潮中竟有點失態。“光靠強硬的領導，”他斷言說，“是不可能挽救局勢的，必須擁有堅定的追隨者來支持領導，必須逐步地對年青一代和老一代進行徹底的再教育，如果可能的話，應該包括學生、工人，甚至農民；在革命成功之前，必須使這些人站在自己一邊。不進行革命，中國便得不到拯救！”

這時，吳傾過身來從他的朋友手中奪走了酒瓶，把它扔在地上。“如果你堅持這種觀點的話，那你就不可能拯救中國！”他叫道。

就連吳的妻子也插話提醒周說：“恩來，你必須關心自己的身體，不要喝得太多。在你來這裡之前，吳十分擔心你一人孤獨地待在東京。他說，甚至在南開時你就愛喝酒。”

據吳說，周當時的反應只是靜靜地轉過身去找來一把掃帚，把亂東西清理了一下。第二天，他給他的主人們帶回一束鮮花，儘管他當時實際上已是身無分文。“你怎麼能真的和一個像我這樣的人生氣呢？”吳後來說道。還有一次，當吳從喝醉了的周手裡把酒瓶奪走時，周衝回自己的臥室並把自己閂在屋裡面。吳發現周為自己沒有其他朋友而感到痛苦。他的日語還不是太好，影響了他大量外出，而使他的活動顯得單調孤獨。

1919年春天，周已做好回國的準備，希望加入自己的祖國已經開始的國內鬥爭。在櫻花第一次盛開的節日般的季節開始的時候，周前往京都兩個著名的公園，寫下了4首充滿感情的非凡詩篇。這些詩是用自由體寫成的，而不是周早年寫詩曾用過的古詩體。他從來沒有如此開懷地表露過自己的感情，以後也從來再沒有寫過如此外向的詩篇。詩的主題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現，給世界革命帶來了光芒，抒發了自己發現馬克思主義後的喜悅心情。這就是第一首詩中所寫到的“一線陽光”穿雲出。

1919年，東渡日本的周恩來（左二）與留日同學合影

這是日本京都嵐山山麓龜山公園內周恩來《雨中嵐山》紀念詩碑

周當時願意談及這個神秘的女士嗎？如果願意的話，又是什麼阻止了他呢？在他的所有詩當中，《圓山公園》一詩表現了一種純浪漫主義的風格。以上3首詩均寫於4月5日。第四首詩寫於4天以後：

令人矚目的是，在這期間，周承認他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也具有某種偶然性，即“模糊中偶然見到了一點光明”。但是，這些詩的實質是寫日本政治的反動，寫大自然的純淨與骯髒的人類制度之間的對比。“繁枯”是大自然的規律，而在周的詩中，它指的是馬克思主義正在繁榮發展，封建主義正在走向枯敗。

導致周恩來回國的直接原因是1919年簽訂的《凡爾賽條約》所引起的一系列抗議活動。當時，北京爆發了示威遊行，東京的中國學生也反對該條約對中國的虐待。這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它體現了中國人民反對老式強國外交的愛國熱情。(23)比周晚畢業兩年的南開中學的另一個好朋友馬駿給自己在日本的朋友寫信說：“如果當我們的國家就要走向滅亡時，學習還有什麼用處？”

這一問題在吳的家中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吳自己決定留下來，但也打算加速完成學業。周什麼也聽不進去，只想立即回國。“五四”運動召喚著他，使周不顧吳和他妻子為自己留在日本完成學業而作的一切努力。吳太太不得不到市中心把自己的珍貴戒指賣掉，用來作為周的盤纏。當天下午，她把急於回國的周恩來送上駛往東京的火車，然後周再從那裡回中國。

周旅居在亞洲當時唯一的認真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國家裡，然而令人驚奇的卻是他什麼都沒有學到。1971年，他對日本參觀者說：“儘管我有機會到過日本，我根本什麼東西都沒學。日本語言給我造成了很多麻煩。我通過閱讀報紙和對中國文字的理解來自學日語，但最後我卻沒能掌握它。我的閱讀能力還可以，但我的口語卻非常差，甚至現在我仍不懂日語。”1955年，當周會見一位日本政治家時，他唯一能說的日本話是Konnichiwa，即“午安”。

還有一次，他對一個日本代表團說，雖然他在日本待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但“我對日本的記憶甚少……我真正記得的事情是，日本的豆腐比中國的更有味”。吳自己回憶道，他完全“敬畏”日本，包括它的現代性、它的成熟性，它那合乎職業道德的工作及它的愛國主義。對此，在他家住的人也有同樣的反應。但是，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表明周曾把日本奉為一個使古老的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模型或榜樣。因此，在日本旅居了18個月之後，周於1919 年5月離開了日本。(24)在那裡他沒有經過正規的大學教育，所以也沒有什麼值得表現的東西。他不得不把書賣掉，積蓄了30美元作為回國的路費。他能帶走的東西是他對所讀過的書的記憶和在河上肇博士創辦的雜誌中所瞭解到的對他有決定性意義的社會主義理論。

身陷囹圄（1919～1920）

“五四”運動在中國政治中佔據了數年的支配地位。成千上萬的學生反對政府和駐京各大國的示威運動受到士兵和警察所規定的線路的限制。他們所受到的虐待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更強烈的抗議，幾乎使學生第一次有組織地聚集起來，迫切要求進行政治改革。

在天津的抗議運動領導人中，有一個是位年輕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鄧穎超，當時年僅15歲。另一個是位傑出的穆斯林，叫馬駿。馬和他的其他南開朋友對21歲的周於1919年春天重新出現在過去在天津待過的地方而感到非常高興。在一個大型的茶話會上，周向大家講述了自己在日本的經歷。當馬向他簡述學生們正在從事的事業時，他才知道他的老校長張伯苓博士已成為新的南開大學(25)的校長。此刻周與張之間的友誼已變得很不正常，因為張是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一個領導人，他試圖把自己的學生從街頭政治中引開，目的在於使自己成為他所希望的、不久將在中國實現的一個民主國家的勝任的公務人員，而革命者周卻拒絕接受這種漸進主義。不過，他們卻仍然互相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