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_第二部奮鬥_迪克·威爾遜

革命婚姻（1924~1925）

1924年9月，周恩來返回位於亞熱帶的廣州。廣州當時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也是孫中山共和運動的首府。據說，周恩來是經過莫斯科，乘橫貫西伯利亞的火車回國的，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成員常常經過蘇聯從西歐回國。周恩來在國外待了這麼久，他自然很想看看在華北的朋友和眷屬。他曾向埃德加·斯諾講過自己的生活經歷，而瞭解他的埃德加·斯諾則用肯定的語氣說他“在莫斯科作了短暫的停留，旨在聽取莫斯科的指示”。另一位日本作家斷言，周不僅經過了莫斯科，並且在列寧大學同鐵托、陶裡亞蒂和胡志明一塊兒學習過。然而，沒有確切的事實可以表明周恩來經過了莫斯科，很有可能他是乘船回到中國的。

回國後，他的職務是擔任極為重要的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和軍事部長。他的辦公室設在文德路一幢小樓的二層，儘管沒有什麼標誌，但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幹什麼用的。事實上，這是中國唯一公開的中共辦事處，門前赤腳的農民與衣冠整齊的官員常常擁來擠去。

這位新書記充滿熱情地著手他的工作。他對黨從1921年到1924年所取得的成績讚不絕口。他曾這樣寫道：“如果大家努力工作的話，那麼很多事情便會在短時間內做完的。”他就像《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阿留沙，陀斯妥耶夫斯基把阿留沙描繪成“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他篤信真理，探索真理，追求真理，願為真理而獻身，並渴求英雄主義的行為”。

不過，他的思想觀點並不像他的一些同志那樣保守。從法國回來不久，他寫道：

僅僅在過去的五十年內才出現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終發展階段，或者是其最終產品……由於資本的壟斷，世界市場衰落了，世界生存的空間已被分割完畢，資本主義國家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帝國主義並導致相互衝突。此外，在兩次對抗的間歇時期，帝國主義國家就會形成同盟來剝削被壓迫民族。這樣，一個被帝國主義列強聯合控制的半殖民地民族，也不可能逃脫這一現實。

另外，周恩來也常常引用儒學的詞語，以便使對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演講顯得更生動。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既然一個人不願看到善行被褻瀆，那他就不會只為自己；既然一個人不願使他的才華棄之不用，那他就不會只圖私利……這樣，搶劫和動亂就不會發生，門戶也就不用上鎖了，這就是大同社會。

周恩來試圖把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康有為、梁啟超的烏托邦思想聯繫起來。這兩位思想家對周的青年時代影響很大。

基於共產主義革命的利害關係，周也同時為國民黨工作。國民黨讓他負責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訓練部(1)。這時是國共合作的黃金歲月，但後來兄弟反目成仇，給中國帶來了災難。周恩來在廣州開始工作後不久，蘇聯紅軍的“伏拉伏斯基號”船給孫中山提供了俄式來復槍和大量的軍火。西方的忽視促使國民黨為周進行革命活動開了綠燈，但這種活動是合法的，不再是地下的了。

在較短的時間內，這兩個黨便聯合起來了，並在廣東建立了它們的共和政府，而它們的長遠目標是為了消滅北方的軍閥和實現中國的統一。

在廣州，兩黨都有俄國和第三國際的顧問，此地成了醞釀革命的溫床。周恩來回國6個月前，孫中山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提出了新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並在此基礎上得到了共產黨的支持。第三國際建議共產黨注意“不失去自己革命身份的同時”“與國民黨一道工作，推翻軍閥，然後才能走向社會主義，集中力量進行無產階級運動”。國民黨已經同意像周那樣的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該黨。

事實上，由於共產黨的明智合作，國民黨分化成了各種各樣的派別。周恩來極力爭取國民黨的左翼，如財政部長廖仲愷及孫中山比較開明的追隨者。廖仲愷的兒子記得“有一天，一個目光敏銳、眉毛濃密、身著白亞麻西服的年輕人”，是如何拜訪了他的父親。

周恩來成了瓦西裡·布留克爾將軍的知己，瓦西裡將軍在中國被稱為加倫，他是國民黨的高級顧問。埃德加·斯諾稱加倫為周的“真正老闆”，可是周在籌劃革命時那令人興奮的日子裡，也受到了另外一個俄國人的指導。這個人就是有名的米·謝·鮑羅廷，他的人品與周恩來極其相似，個人經歷也頗具傳奇色彩，曾被沙皇驅逐出境，在芝加哥教過書，在蘇格蘭又蹲過監獄，為第三國際走私過珠寶。這個鬍子黝黑而又濃密的猶太共產黨人，是蘇聯駐中國的代表。1924年至1925年，胡志明也在廣州，真可稱為人才薈萃。

1924年6月，孫中山正式創辦了黃埔軍校，它是中國革命軍隊的新的基地。校內的權力由孫中山的軍事副手蔣介石掌管，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樣，他對共產黨並不鍾愛。儘管如此，周恩來仍被任命為校政治部主任，由於他的國民黨上司忙於其他事情，這樣便使周在他的位置上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他發現自己的職務很有諷刺意味，作為中國的桑德赫斯特學院或西點軍校的政治負責官員，他並沒有受到過任何的軍事訓練。

許多胸懷大志、很有能力的年輕人都投奔了向現代化軍隊邁進的黃埔軍校，人們寄希望於這支軍隊能使中國成為一個強國。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成了周的追隨者，其中像林彪、羅瑞卿等後來成為中國紅軍有名的領導人。他們的存在為周恩來的政治生涯奠定了一種非正式的權力基礎。第二屆學員中有80多人加入了共產黨，加上黃埔軍校的新學員，他們為共產黨後來的內戰準備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周恩來在學生中努力工作，建立政治組織，創辦報紙傳播馬克思主義。每天清晨，他乘小汽船從廣州城去黃埔講課，而教室內常常是擠滿了人。晚上，他返回廣州城參加一個接一個的會議並進行會晤。不過，從一開始，他們就與以蔣介石為首的軍校右翼分子的關係緊張。這些右翼分子成立與共產黨作對的團體。周恩來曾同他原來的一個學生進行了幾個小時的爭論，這個學生是一個右翼團體的負責人。周說：“你剛從俄國回來。你曾與俄國的革命領導人一起戰鬥過，你知道他們是我們的朋友。在所有的大國當中，有誰肯給我們槍支彈藥呢？只有俄國人，他們是用船運來的。你去年10月7日在那兒時，黃埔港上正卸著俄國人提供的物資呢。”

“英國人向廣州商團提供槍炮打我們。法國人、德國人和美國人與北方的軍閥勾結，攫取我們的錢財、權利和利益……你們這些人應該明白，國際形勢要求我們與俄國聯合起來，否則，我們的革命勢必會被埋葬。”可是那個年輕人卻一再申辯，並以俄國共產黨拒絕歸還滿洲鐵路為理由來反駁。周最終未能說服他。

他與周佛海的關係相處得不太順利。周佛海是共產黨的一個創始人，可後來想退黨。一天晚上，周恩來知道了此事，他踏著朦朧的夜色趕到周佛海的住處。當他接到周佛海遞上來的退黨信時，隨手就把它撕成了碎片，然後平淡地說：“我希望你不要介意。黨內同志已經告訴了我你想要幹什麼，我認為這沒有必要。我可以坐下來跟你談一會兒嗎？”周恩來用了4個多小時的時間想勸說他的同志回心轉意，可周佛海則辯解他此時如何如何相信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思想，而不需借助共產主義來滿足中國人民的要求。周恩來則駁斥說，國民黨的的確確繼承了舊社會很多不好的東西，所以現在為了革命，需要一個更徹底的解決辦法。

雖然周恩來的努力受到挫折，可他仍頻繁地進行夜訪，以使他的朋友留在黨內，並爭取新的同志加入黨內來，同時調和相互爭吵的兩個團體。當然有一些同志卻不像周恩來那樣有眼光，而認為終日辛辛苦苦地在兩種條件下忙碌是很困難的事情，因為一方面要與國民黨進行合作，另一方面又要秘密保留他們的權力，以便在第一次革命之後進行第二次革命。

1925年，周恩來已經開始向他的學生—將來的軍官們灌輸關於軍隊的作用之類的激進思想。他說道：

軍隊是一種工具，壓迫者拿這工具去壓迫人民，但被壓迫階級也可以利用這種工具去壓迫他們的壓迫者，並推翻壓迫者的勢力……西方是無產階級革命，東方是國民革命，二者結合起來成為一個世界革命……而軍隊是實現我們理論的先鋒。

在同一年裡，周恩來得到了任何一位革命者都夢寐以求的去實現他的理想的機會。他表現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英雄主義行為”。國民黨終於開始向反對革命的軍閥進攻了。

第一次稱做東征的舉動給周提供了大顯身手的機會。陳炯明是廣東的軍閥，如果不征服他的話，廣東就不能成為共和政體的安全基地。1925年，經過兩次大的戰鬥，東征便宣告結束。黃埔軍校的兩個團參加了第一次戰鬥，當時周恩來作為高級政治官員隨軍到了前線，他負責動員當地農民支持這次戰鬥。周恩來輔助領導的為數只有3000人的小部隊，不到5月份便把陳炯明的勢力趕出了廣東省。

在這次重要的戰鬥中，周恩來取得了輝煌的功績。他的宣傳鼓動工作取得了成效，沿途農民為革命軍送糧送酒，軍隊還未到前線，兵員就增加了一倍。他為農民成立自己的武裝，分發武器，傳授游擊戰術，在陳炯明的後方發動起義。

為了政治動機而參加戰鬥的黃埔軍校學生的第一次亮相是極為成功的，這說明周是那個時代傑出的人物。孫中山夫人回憶道，她第一次見到周時，他給她的印象是“一位年輕的，但很有頭腦和才幹的領導者，在革命活動中立場堅定、目標明確”。

蔣介石不得不提拔他的具有共產黨員身份的下級。周被委派負責軍法處並兼管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的工作。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民政府中的左翼和右翼之間的摩擦加劇了，右翼反共分子更加有恃無恐。

5月份，周恩來對一個來訪的共產黨同志說他對黃埔軍校的未來是樂觀的，他甚至在孫逝世後推薦蔣介石，使他的地位得以提高，以便迅速地發展黃埔的學生。不管怎麼說，蔣介石開始時比較平等地對待共產黨，並且明顯地採取了支持共產黨的立場，鮑羅廷同樣也持有這樣樂觀的看法。

到了夏季，一些軍閥開始在廣東製造麻煩。在香港的英國人為這些軍閥提供了資金。周恩來受命帶領他的人馬回到省府，在那裡他贏得了農民和工人的支持，拯救了革命政府。

可是，遊行的人群遭到了槍擊，導致了一場持續一年多的罷工。周恩來用聲討帝國主義罪行的宣傳來鼓動罷工者。這個時候，他整天為這個跟他聯繫在一起的黨而奔波，穿梭於各個辦公室之間，為了方便起見，他分別在廣州和汕頭包了兩個房間。

此時，周恩來正式掌握了黃埔軍校的政治部，在蘇聯顧問的協助下，政治訓導被置於優先地位，這樣周就能影響那些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學員。在軍校的領導層裡，他的共產黨同事有葉劍英。他曾經不顧很多朋友的勸說，在周的說服下加入了共產黨，成了周最親密的朋友。(2)

在廣東與國民黨一起工作的中共領導人中還有一位是毛澤東。寫周恩來的一個中國傳記作家認為，從這時起周與毛便開始了他們之間的友誼，他們倆在同一個農民教育講習所裡講過課，這個講習所是國民黨創建的。可是，他們在廣東真正的合作事例卻無人知曉。憑想像認為，他們由於在這兒偶然的接觸而開始互相敬慕是不可能的，因為兩人的思想迥然不同。例如，一方面，在軍事方面毛澤東傾向於農民式的游擊戰爭，後來的歷史證明這樣做是對的；另一方面，周恩來堅持中國一個有名的歷史學家所說的：“全力以赴使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正規化、專業化，並使中國共產黨官員形成一個專家團體。”毛澤東認為，這些目標是資產階級的，對此不感興趣。

在共產黨中另外一個爭執的問題是如何對待農民的問題。蔣介石和他的大地主朋友違背了孫中山的第三條原則，正對農民進行壓迫。一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農民應該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另一些人則堅信農民無足輕重，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城市工人身上，像歐洲所進行的革命那樣。毛澤東則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3)一文，以反對這兩種觀點。他在文章裡寫道，農民本身就是一個革命階級。周恩來看來未參與這樣的爭論，可能是為了保持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團結。

周深得蔣的信任，所以在廣東的同志就利用他作為向蔣進諫的渠道。可是他在國民黨中的主要盟友、具有自由思想的廖仲愷卻於1925年8月20日被暗殺了。

這時候，那個意志堅定的“小造反者”鄧穎超闖進了周的生活，這是他們自4年多前周赴法分別以來的第一次相見。她作為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從天津南下來此，鄧在這次政治生活的分離中比周顯得更出色。但是，他們的個人生活卻不會出現分離。沒幾天工夫，他們便悄然無聲地結婚了。當時，周27歲，鄧21歲。對他們來說，難能可貴的是，在那個婚姻由父母包辦的年代裡，他們彼此作出了自己的選擇—自願的、充滿熱情的、不受他人支配的選擇。他們拋棄了正規的禮儀，只是當著許多朋友的面，宣佈了他們的“八互”，即“互愛、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諒、互信、互識”。事實證明，他們是相互恪守了諾言的。他們的婚姻被證明是中國夫妻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誠、最持久、最具有說服力的婚姻，是兩個具有類似背景和思想的共產主義革命者之間的生命結合。

鄧的父親是廣西人，而她自己則是在1903年或1904年在河南出生的。同週一樣，她被中國一個傳記作者描述成來自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她父親死於突發病。同週一樣，沒有了父親，成年之後只有靠自己。鄧是獨生女，她母親對她要求嚴格，立志把她培養成人。鄧的母親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她在一些顯赫的家庭裡做家庭教師，很有可能她也影響到後來的周。她們母女倆移居天津的法租界，在那裡鄧的母親仍然當家庭教師，以此掙來的錢使女兒獲得良好的教育。

1915年，鄧穎超考入了天津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在班上，她的成績常常中等偏上。她聰穎，但並非出類拔萃；她活躍，善於雄辯又具有直率開朗的性格。據說，這是中國中原人的特點。

她在12歲芳齡時，便參加了反對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學生愛國運動。她後來說：“在兩年內，我便完成了學校規定的整整8年的功課，可是由於過度疲勞，我患了肺結核。最使我感興趣的是地理、歷史、音樂、物理和漢語，我不喜歡針線活。”

在離校的前一年，她積極參加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鄧回憶道：“我們分別組織男學生和女學生，因為讓他們一塊兒行動是困難的。我們是‘女子愛國協會’，並與男同學進行合作，周恩來就是其中的一個。”可是後來的生活中鄧承認，她們所做的一些行為是有些過激的。“在激動中看書學習是不可能的。抗日的熱情這麼高漲，以至於我們把一個日語教師給趕走了，並撕毀了他的教科書。我現在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正確的，因為為了反抗日本，我們必須學習日語。”

1919年秋，覺悟社成立了。這裡正是兩個未來的情人初次相遇的地方。“周恩來是一個英俊的年輕人，”一位中國作家寫道，“那時鄧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姑娘，她積極參加了所有的宣傳和遊行活動。在頻繁的接觸中，他們逐漸產生了愛慕之情。”

同年10月，在天津，這對情人再次站到了鬥爭的前頭。鄧承認，他們利用書中所學到的一切來引起革命。“我們鼓動人民拯救祖國，推翻那些賣國賊。當我們演講時，經常泣不成聲，聽者也為之感動。”鄧帶領一個演講團，到處散發激進的學生報紙，包括周編輯的那份報紙。1920年夏，鄧來到北京的一所私人學校任教。由於她母親失去了工作，所以她必須贍養母親而無法出國。

據說，是鄧先愛上周恩來的。一個後來跟他們很熟悉的德國人安娜認為，鄧相貌一般，所以周“很明顯看中的是她內在的東西而並非其外表”—不過那是在長征之後的事了，長征使她變老了許多。

鄧穎超後來回憶說：“一方面我憎恨舊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面我也不贊同所謂的自由戀愛思想。”她覺得年輕人對這些事情不太瞭解，所以形成一種成功的現代婚姻是不容易的。“我沒有愛上任何人，周恩來和我當時只是好朋友，那時我只有17歲。”

她的教師工作很辛勞，她希望在收入較高的銀行謀一個職，為此便在晚上學習會計知識。正像3年前在天津上學一樣，由於疲勞過度，她的身體再一次垮了下來。這樣她不得不放棄學習，更談不上在銀行謀職了。在北京住了兩年半之後，她又回到天津在一所小學裡任教。

到1923年(4)，她已經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和周恩來一起成了天津學生領袖的核心人物。這些領袖定期聚會，討論俄國革命，並受到北京的共產主義理論家李大釗的巨大影響。中國的年輕婦女處於社會的最低層，所以西方的政治理想對她們可能有著特殊的意義。這種大膽而又新穎的自由、平等思想可能對鄧比對周更有意義。

鄧同週一樣，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感興趣，並於1924年加入了國民黨。她見過周所尊敬的同志蔡和森。1924年她又參加了共青團，幾個月後轉為共產黨員，被任命為婦女部部長。1925年，國民黨選代表參加在廣東舉行的第一次黨代會(5)，她被選為天津的代表，正是這個機會，使她能與她所愛慕的人結合在一起。

後來，她常常對她的朋友們說當周恩來在巴黎時，他們是通過書信來往而戀愛的。另一位作家寫道，他們借鴻雁傳書使愛情從1922年便建立起來了。這樣，才有了他們在廣東的相聚。

一位西方記者是這樣描繪鄧的，“她有著敏銳的政治頭腦，在表達其思想時又不受感情所左右；她有禮貌、和藹可親；而周恩來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坦率的人，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他的夫人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面的長處，可以在這方面給他一些彌補”。

周恩來親切地稱鄧為“小超”，這就成了她後來的別名。鄧是周工作中的好助手，家庭中的好妻子。黃埔軍校的學生和黨的領導人常常到他們家裡來探望，來客都無拘無束。鄧從不讓她的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使他們有賓至如歸之感。然而，客人從用人那兒得知鄧穎超總是親自挑選購置傢俱，並特意指教廚師做菜。他們讚歎她不辭辛苦，既忙於政治，又忙於家務。一位傳記作家這樣寫道：“結婚以後，他們是由鄧來掌權當家。”

有人會說她沒有擺脫小資產階級習慣，無論如何，雖說他們出身於舊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家庭，但他們已經背叛了那個階級的習氣、價值觀及生活方式。

佔領上海（1925~1927）

如果說周和他的新娘曾經度過蜜月的話，這個蜜月也是十分短暫的。結婚沒幾周，他就重返前線，參加了1925年10月開始的反對軍閥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並發揮著重要作用。

黃埔軍校學員是第一軍的主要成員，周是政治領導人。跟從前一樣，在他的指導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政治宣傳運動，吸引周圍的農民參加革命。部隊紀律嚴明，不許拉夫，不強佔私房。由於周的影響，據說，該部5個師中有4個師的政治工作是由共產黨掌握的。

周被提升為特派員(6)負責東江地區汕頭一帶的工作。汕頭是這次戰役中要佔領的關鍵城市之一。有一位中國傳記作家評論道：“27歲的週身穿漂亮的國民革命軍服，系一條時髦的薩姆布朗武裝帶。他是蔣介石武裝部隊的政治領袖，也是國民黨最大佔領區的主要負責人。”東征中，周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組織了一個獨立團。他還第一次自詡，這是一支歸屬自己領導的精銳部隊。在廣東和汕頭他下榻的旅館裡，門衛們都尊敬他，就連他的共產黨同志們也對他敬佩不已。人們抱怨說，周在汕頭的新工作把他“忙壞了，沒空到廣東去”，而那裡卻需要他去解決同國民黨右翼分子的爭端問題。

這些右翼分子逮捕了周的秘書，因為他給共產黨總部送了一封密信，報告了共產黨在部隊裡作用的擴大。於是，他們急忙綁架了這個不幸的人，把他押送到蔣介石那裡發落。

周急奔出事地點，耐心地解釋了一個小時，為其秘書的忠心作保。共產黨可能表現得過於熱切，但是這僅僅是為了革命的成功。當各地方部隊發生反叛時，必須避免革命陣營內發生分裂，難道這不是必須優先考慮的事嗎？蔣介石完全打消了顧慮，同意周保釋他的秘書。但是，必須把他調到別的師去。後來，在向自己的部下發表講話時，蔣命令左右兩派敵對勢力全體起立，互致敬禮。

周通過一次巧妙的演說，擊敗了自己的批評者。“我本人是共產黨員，”他說，“但是，沒接受過黨的一分錢報酬，我現在還在共產黨內。共產黨沒有開除我嘛。”一場緊張局勢就這樣被他的笑語平息了。後來，周告訴共產國際的代表，如果國民黨右翼堅持作為獨立的右派聯盟活動，他將以撤回俄國援助來相挾。

1926年年初，國民黨代表大會召開，左派勢力獲勝。周的新娘鄧穎超也是大會代表，並是中央委員。她同孫中山夫人在一起工作。

共產黨領導對於自己在這次大會上應採取什麼策略是有爭議的。有報道說，周堅持共產黨應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毛也出席了這次會議，並撰寫了大量文章，抨擊國民黨右派分子。他和周不得不對國民黨激進派中是否還保留著足夠的左派力量值得合作作出明確的判斷。

當蔣介石在所謂的“中山艦事件”中突然把槍口掉向左派力量時，所有這些疑團都解開了。共和國海軍的實際統帥(7)—他的上司（一位俄國人）正巧休假—3月份收到了一封偽造令，命令他乘自己的中山艦駛向黃埔港。當蔣發現這一未經許可的行動時，便懷疑是反叛，於是撤了這位司令官和許多人的職，解除了俄國顧問和共產黨政委們的職務，宣佈了戒嚴令。周後來回憶說：“他也禁閉了我一天。”

蔣的日益狂妄和法西斯苗頭，震驚了共產黨人。但是，更讓人擔憂的是自己人的無能。周後來承認：“我對3月20日的事件很清楚。”他和毛澤東當時都在廣州，他們都主張對蔣介石進行反擊，但是陳獨秀主持的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

蔣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實力，達到了目的。現在，他又向俄國顧問們道歉，並開始釋放包括周在內的共產黨員。由於蔣採用後來被周說成“背信棄義、冷酷無情的強盜方法”，右翼分子開始掌權了。

在蔣的辦公室裡，周和俄國顧問們同他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要求蔣對此事作出解釋。儘管如此，蔣還是頑固不化，毫無悔改之意。他又指出，所有共產黨員都必須從國民黨隊伍中被驅逐出去。4月11日，他解除了周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的職務。接著，又解除了周的汕頭特派員一職。

4月29日，鮑羅廷召集共產黨負責人開會，討論善後事宜。據說，會上在找不到一位合適的中國替罪羊的情況下，鮑羅廷應當承擔罪責。他在中國的工作應被停止—這也意味著中止所有俄國援助。然而，周承擔了這一過失，從而減少了整個共產主義事業的損失。正是用這種辦法，知情人才用一種英雄主義的眼光來看待他。

下一步怎麼辦？共產黨員們各抒己見。受一位共產國際代表支持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已準備同蔣握手言和，並且準備以蔣為掩護，繼續進行革命鬥爭。然而，受鮑羅廷本人支持的激進的廣東共產黨員則對蔣的行為深惡痛絕，要求獨自採取行動。

“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和其共產主義盟友的第一次公開決裂。但是，期待已久的北伐戰爭的準備工作仍在進行。中國革命中的兩派力量都希望北伐勝利。因為，不擊敗勢力強大的北方軍閥，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統治南方共和政府，都是不可靠的。基於這個原因，周仍力圖吸取“中山艦事件”的教訓，共產黨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進行北伐戰爭。

與此同時，在1926年春毛接管“農民運動講習所”後，周仍繼續在這裡講授軍事課程，包括《軍事行動與農民運動》。

如果說共產黨需要蔣介石把自己推向北方的話，那麼，為了北伐的勝利，蔣也需要俄國的軍事援助。所以，兩黨仍很不情願地站在了一起。蔣同意周在黃埔軍校恢復被清除的共產黨人的職務。他的寬宏大量無疑是受到了周拚命撮合國共兩黨聯合的感染。他不僅同意周給那些受過清洗的共產黨分子以正規的訓練，而且同意他給共產黨和國民黨同樣的平等機會，均可提名為北伐軍政委。對此，周深感滿意。不過，投票時卻出現了僵局，直到周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了一位左派國民黨軍官時，僵局才被打破。正是這位軍官，在他當選後准許周推薦參謀人員。於是，共產黨又一次佔了上風。

對周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時期。他迫不得已地終日同那些對他失去敬意的兩派人士打交道。有一位同志後來回憶道，這是一種環境，它“第一次考驗了周的忍耐力，也顯示出了他應付局勢的才能。他對所發生的一切從不解釋或回答。根據我們的決定，他在黃埔若無其事地履行著教學職責，並對蔣介石更加尊敬”。

1926年7月，矛盾重重的中國人聯盟加上他們的俄國顧問們發動了北伐戰爭，以使上海和北京也加入共和政府。周是第一軍團的政治負責人，(8)在沿海一帶開展活動，武裝工人和農民，支援革命軍。

這時，周的家裡出了一點事。正是在這個時候，周的夫人在廣東懷孕流產。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孩。這也是他倆最後一次有孩子的機會。由於革命的需要，在他們結合的時候，他們的命運便同中國革命緊密聯繫在一起了。他們的孩子是中國的下一代—包括他們收養的幾個孩子。這一代人的自由與尊嚴將因他們的犧牲而得到顯著擴大和提高。

1926年年末，共產國際代表發表了《中國問題之研究》，要求中國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支持國民黨左派的反右鬥爭。周響應莫斯科的號召，讓同志們加入蔣介石的部隊，壯大蔣的力量，在蔣的部隊裡英勇作戰。

根據一種觀點，現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的時候了。上海是全中國最大的工人集中地，而此時又處於北伐的共和部隊的必經之地。10月份那裡發動過一次不成熟的無產階級起義，結果失敗了。不久，他們又為佔領上海作準備，制定了工會領導人政治條例，並偷運武器。

1927年2月底，上海工人舉行第二次起義，30多萬工人參加了大罷工。北洋軍閥派出殺手，殘殺人民。他們曾真誠地指望蔣介石命令他的北伐部隊按時行動，保護上海工人免遭軍閥鎮壓，但他們卻大失所望。總之，工人們沒受過武裝奪取城市的充分訓練，結果起義失敗了。

周焦慮萬分，為了準備第三次起義，他著手加強他的政治領導。他並沒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對工人階級也不太瞭解，而且既無起義指南，又無蘇聯顧問的指點。這些武裝起義完全是他自己智慧的結晶。周仍然低估了蔣的對抗性。在他的頭腦中，他大概以為起義失敗是運氣不佳，或同蔣關係疏遠所致。然而，他沒有在自責上浪費時間，而是忙於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上海起義。在法租界的一所學校裡，他重新訓練工人，負責秘密準備襲擊政府軍和搶佔更多的武器。

有人認為，在安德烈·馬爾羅的小說《人的命運》中，那位名叫京吉索（Kyo Gisors）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周。這是一本關於上海革命的最著名的西方小說。不過，書裡的京是位有一半日本血統的人，死在獄中。此外，兩人還有許多不同之處。該書可能描述了這些事件的一些背景，但周後來對該書的評論是“事情並非如此”。

這一次，周的指揮部設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內。300名狙擊手組成了“鐵軍”，接受毛瑟槍的使用訓練。這些槍支都是偷運到上海的。武漢的國民黨左派政府，每月撥給經費3萬元，由周和他在上海的共產黨部屬顧順章共同分配。顧是一位受過俄國教育的機械師、魔術師及秘密社團的人物，他因能赤手空拳同敵手搏鬥並不留下蛛絲馬跡而知名（後來他成了周的一大包袱）。3月21日，他們採取行動，舉行總罷工，關閉了上海的工廠。5000名武裝工人第一次攻佔了警察署。隨後，又佔領了上海警備區兵營。

周率領200人奪取了郵局、警察總部、軍火庫及火車站。一位外國記者在他的電訊中說，巷子外邊和閘北那“令人討厭”的旅館外，周的5000名衣衫襤褸的武裝工人匯成了一股人流，慶祝勝利。軍閥的士兵紛紛敗退，周宣佈“平民政府成立”。周評論說：“兩天內，除租界外，我們佔領了所有地方。”

周焦急地等待蔣介石的部隊給予增援，以鞏固這一勝利果實。此間，工會控制上海達3周，紅旗在城市上空高高飄揚。但是，沒有國民黨部隊的援助，上海再度淪陷不過是輕而易舉的事。

這時，共產黨採取了一種政治行動，不斷向蔣介石施加壓力。汪精衛與陳獨秀在國共兩黨聯合宣言重申了他們的聯合，否認了兩種自相矛盾的謠言。一是說共產黨準備成立工人政府，打敗國民黨；一是說國民黨準備向共產黨宣戰，鎮壓工會。

30年後，他對1927年的上海起義作了如下評述：

“我負責領導武裝起義，但是缺乏經驗，對政治動力也理解不足。我是一位出自封建家庭的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的聯繫很少，因為我沒參加過生產勞動。我的革命生涯是在國外開始的。革命知識有限，僅僅是些書本知識。”

為了證實到底誰有經驗、誰有力量，3月21日，蔣介石把自己那裝備有機槍武器的部隊開至上海附近。4月12日，部隊呈扇形穿過工人住地。共產黨糾察隊員們遭到了襲擊。國民黨與秘密社團已訂過協約。這些社團是一些流氓團伙，它們在很多方面真正控制著上海。這時，它們興高采烈地攻擊工會領袖。中午時分，工人武裝倉促應戰，並受到機槍火力的追擊。蔣想一舉全殲對他有威脅的共產黨。於是，開始了血腥鎮壓。5000名共產黨員慘遭殺害。一位目擊者說：“頭顱滾動，猶如成熟的李子，充滿溝渠。疲憊不堪的劊子手們揮動著大刀，拉布風扇的人在一旁一下一下地為他們扇風。”

蔣懸賞兩萬大洋捉拿或殺死周恩來。在這次襲擊時，周正在商務印書館的大樓裡。國民黨搜查的前幾分鐘，他溜掉了。共產黨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被捕、遇難。有的在嚴刑拷打後，他們出賣了自己的同志。後來，陳獨秀批評周沒能說服工人解除武裝，結果才使蔣的部隊找到了殘殺他們的借口。然而，周回答說，共產黨不是要過早地放下武裝，而是應該加強軍事力量。這樣，作為一個政黨，他們才能確保自己的獨立。

在共產黨奪取最後勝利的平靜的50年代，周對上海慘案作了這樣的解釋：

“我們的領導人缺乏經驗。我們既不知道如何利用我們的勝利成果，也不懂退卻的策略。上海工人和鄰近鄉村的農民們都有準備，可是，我們卻沒有準備好聯盟組織。結果，蔣才能打垮我們。”

國民黨來後，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對待共產黨人，他們毫不留情，不問青紅皂白，立即處決。同情共產黨的嫌疑工人也格殺勿論。許多人被扔進了火車爐裡。然而，共產黨領袖們還在舉棋不定。這個時候想逃跑是不可能的。當周被扣留時，他的運氣不錯。據說，黃埔軍校一位可敬的軍人—周救過他的一位兄弟的命—想報答周。當周被扣時，他佯裝不認識。另有一種傳說，這位師長的兄弟曾是周在黃埔時的學生，是他幫助周逃跑的。第三種說法是，周被判死刑後，“某人為周良好的品行作保”，把他保釋了。還有第四種說法，說周被捕後和其他人一起被關押在市政府內，最後成功地越獄。當然，這些傳說不可能都是真的。

不管怎麼說，周逃脫了，離開了上海。據說，他“刮去濃密的眉毛，蓄著鬍子，灰黃色的臉上貼著紗布”。他大膽地申請國民黨通行證。他仍然是懸賞捉拿的對象，而且這時的懸賞金額增至8萬元。在火車站，周躲開了那些張貼印有他照片的通緝佈告的國民黨警察，化裝後的他乘車逃離了上海，加入武漢的共產黨領導層中。

有趣的是周住在武漢一位老朋友家裡，此人是國民黨軍官。然而，“蜜月”已逝，不僅國共兩黨之間的親密合作宣告結束，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之間的友好關係也終結了。蔣介石在上海的暴行，使他的自由主義派分子難以容忍。當汪精衛在武漢領導著勢單力薄的左派時，蔣則以南京為基地，留在那裡統率著裝備精良的右翼部隊。最終，爭奪中國的這場戰爭是在國民黨左派與國民黨右派這一複雜範圍內左右搖擺。與此同時，中間是處境艱難的共產黨和自由派民族主義政黨，他們自稱要聯合起來，結果卻漸漸分開了。

現在，周放棄了他的國民黨員身份，一心致力於共產主義事業。戰爭中他曾表現得英勇無畏，如果說他對蔣的計劃曾經有些天真的話，那麼現在他在黨內已經是一個經過風浪的無畏的戰士了。

南昌起義（1927）

上海既是資產階級的樂園，又是工人運動和共產黨的搖籃。然而，它卻幾乎輕而易舉地被拉進了反動陣營的勢力圈內。蔣介石何以能在中國的無產階級中心贏得這場勝利呢？1927年，共產黨領導人在武漢舉行會議，分析了失敗的原因。

最高領導人陳獨秀主張，黨應傾全力於政治工作，並認為國民黨部隊處於優勢地位。另一些人則傾向於向蔣的軍事挑戰應戰。浪漫詩人瞿秋白、敏感的農民毛澤東及其他人都提出了對未來的設想。周的態度如何呢？

在第五次黨代會上，周首次提出了黨內鬥爭的策略，他也因此而廣為人知。他與瞿和毛對陳的批評觀點是一致的，並被推舉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和秘書長。極不尋常的是他卻把這一職務交給了他在巴黎時的朋友蔡和森，自己則集中全力於黨的軍事政策。這一舉動本身就是對陳獨秀的領導表示不贊成。周並不拒絕政治局的職務，在以後的49年裡他始終在這一最高決策機構工作。據說，直至他去世，他的同事中沒有一人能夠與他相匹敵。半個世紀以來，週一直是共產黨的內閣成員，並逐漸樹立了一種道德權威，這是除毛以外的任何人都無法動搖的。(9)

這時，周宣稱，共產黨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採取果斷行動，向蔣施加壓力，以戰鬥代替退卻，爭取國民黨左派。但是，並非所有人都贊成他的觀點。長沙事件（馬日事變）後不幾天，一位左翼國民黨軍隊指揮官就下令殺害了100多名共產黨人。兩黨之間脆弱的聯合失去了平衡。

當中國共產黨還在爭論不休的時候，斯大林和印度籍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加速了兩黨的最終決裂。6月1日，斯大林拍來一份電報，讓中國共產黨通過實行土地改革和武裝共產黨員、工人及農民而堅持攻勢。由於到現在還弄不清楚的原因，羅易竟出格地向汪精衛透露了這份電報的內容。結果，受驚的左派國民黨迅速同共產黨決裂。

懊悔莫及的共產黨人不知所措。沒有國民黨左派的庇護，他們就失去了軍事實力，無論在哪兒採取任何政治行動，都很容易受到蔣介石之流的挫傷。共產黨必須尊重共產國際的俄國顧問鮑羅廷的建議，要共產黨應當自願地向左派國民黨政府投降，以此重新獲得從前的盟友。

由於同國民黨關係的惡化，7月陳獨秀被解除了職務，鐵腕人物鮑羅廷任命了一個5人臨時小組，負責黨的工作。這個小組的成員包括周和他的老夥伴李立三、張國燾。張國燾的經歷在以後的10年裡同週息息相關。他出身於一個客家地主家庭，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在黨內有一定的勢力。許多共產黨人小心翼翼地來到長江以南的安全地方，特別是江西省會南昌。這裡是國民黨的薄弱環節。盛夏時節，當左派國民黨開始逮捕共產黨時，周恩來和張國燾等人留在武漢總部，主持工作。有一位同志對當時周的工作作風作了如下的生動描述：

“周恩來孜孜不倦地工作，不誇誇其談。他夜以繼日地冷靜處理大量複雜事務，承擔著大量的工作和責任，對種種非難漠然視之。他負責處理大部分與疏散同志有關的工作。這個時期也標誌著他受到全體同志愛戴和尊敬的開始，以及其地位的上升。在一些圈子裡，人們稱他為‘鐵人’。”

鮑羅廷打算返回蘇聯，但是他的繼任者還未到達武漢。在這一交接時期，中央和南方各地的共產黨紛紛主張武裝起義。一切都取決於武漢政治局的明確指導了。然而，左派國民黨這時正在追蹤周。最後，他在武漢英租界魯茨主教那裡找到了避難所。國民黨警察是不能進入這裡的。周後來承認，這位主教救了他的命。

通過在國民黨內部進行政治宣傳和直接從農村徵兵，共產黨現在可以獲得1萬名軍人的忠誠了，儘管這些人缺乏訓練，武器低劣。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短短7年間，人數已增至5萬多人，而且每個共產黨員的身上都燃燒著革命的烈火。南昌是紅軍最大的聚集地。李立三從那裡來信，力主舉行武裝暴動(10），聯合江西和附近各省的工人農民。

周欣然接受了老朋友的建議，不過他把目標擴大了，包括在廣東省仍然是共和運動的精神中樞的東江地區建立新的革命政府。兩年前，周隨同國民黨東征軍曾到過那裡，對那兒的情況非常熟悉。那裡的國民黨部隊不多，農民運動也開展得有聲有色，而且俄國的援助通過廣東省邊緣的汕頭港可以很方便地運到。他相信，俄國的援助將是戰鬥中一個生死攸關的因素，他還說服了共產國際保證使這些援助兌現。

7月26日，周動身前往南昌(11）去組織前敵委員會。關於這次起義計劃，他連自己的妻子都沒告訴。在他動身前夕，張國燾還向他簡要敘述了新任共產國際代表的謹慎從事的觀點。周只好解釋了其他俄國顧問的態度，指出他們的南昌起義計劃一點也不過激。

“你看著辦吧。”張國燾說，並補充道，“小心即大勇。”

“到那兒後，我見機行事。”周保證道。但是，他似乎主意已定。1927年盛夏，乘船前往南昌的那些緊張日子是決定周恩來發展的命運關頭。他的行動敏捷果斷。當他發現李立三領導下的一群共產黨領導人仍在為起義的目的而爭論不休時，他立即打破了他們在是否沒收大地主土地問題上的僵局，贊成沒收土地。這就是埃德加·斯諾把他稱為“暴動者”的時期。他的意見和外表也頗為威嚴莊重。

幾天後，他身著灰制服，手提黑皮包，抵達南昌。他隱姓埋名住在江西大旅社。在這裡，他和朱德在柏林達成的諒解得到了報償。朱加入了共產黨，但他並未放棄國民黨身份，也沒向他的國民黨上司暴露自己的新身份。此時，他是公安首領，左派國民黨部隊的代理指揮官，統轄南昌。他受命來幫助自己的同志。周立即同他取得了聯繫，商議起義之事。附近還有葉挺和賀龍的部隊。他們是兩位對共產黨友好的國民黨將領。另外還有張發奎將軍率領的以“鐵軍”聞名的第四軍。這支部隊裡的許多軍官都在黃埔受過周的教育，同情共產黨。

眼下的困難是如何對付張將軍本人。他既不參與國民黨將領們的反共活動，也不偏向共產黨。當這種勢頭上升時，周要求堅決舉行起義，不惜冒著同張發奎將軍發生衝突之危險。此刻，共產國際顧問們則讓共產黨同張將軍加強合作，保護兵力；在進入國民黨的這塊根據地後，如果必要，再同他決裂。

但是，這將意味著要花去更多的時間，而據周估計，慫恿張將軍脫離自己的部隊大概是不可能的。

周同一群激動的年輕共產黨領導在南昌江西大旅社集會，決定不再等待。以周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這一次未等莫斯科同意，就自己作出了一項重大決定。

周與同志們一起確定下這個戰鬥方案後，接著就到第20軍軍部拜訪賀龍，向他表明整個行動計劃。這一冒險行動是件好事情。賀將軍—這位富有同情心的愛國人士—立即響應了周的號召。他同意照周說的幹。周當即任命他為起義總指揮，起義時間定在7月31日夜。

一切準備就緒。然而，那天深夜，賀龍卻打電話告訴周，一位下級軍官已向武漢的國民黨司令部洩露了起義計劃，敵人正在派遣部隊，準備鎮壓這個地區的共產黨。周當機立斷，下令起義時間提前幾小時。

然而，另一個方面又出了麻煩。周的同事張國燾從武漢抵達南昌，帶來了一份共產國際代表不切實際的電報，干涉行動計劃，要求推遲起義。想當初，中國共產黨人對這類玩意兒是畏懼三分的。

周採取納爾遜(12）式的辦法，打算違背這個命令。他堅持說：“我們必須採取立即行動，起義決不能推遲。不要管它。”張國燾還是傾向於等把張發奎將軍爭取過來後再行動。但是，其他人則熱切地要求起義。周對為什麼要執行這個行動盡量作出了解釋。他的理由是：有些部隊已開始行動，如果撤回命令，就是對他們的欺騙，假如張將軍開除他們，他部隊裡的共產黨軍官將採取必要行動。

“這與共產黨領導派我到這兒來的目的不相符，”他說，對推遲計劃十分生氣，“我只好辭職……如果我們現在不行動的話。”張國燾把這一威脅視為“這次激烈會議的頂峰”。這些冒險者大多數都希望幹到底。周像個任性的學生，已訂好的請客計劃突然受到了大人的破壞。

由於蔣在上海的背叛和羅易的愚蠢，周受到了深深的傷害。他似乎從離開武漢的時刻起就對這次軍事行動拿定了主意，而且絞盡腦汁地考慮如何說服和誘導自己的同志來實施這一決定。從這一點上來說，他應當是這次行動的設計師。張國燾是當時的參與者，他就這一激動人心的事件寫下了詳盡的回憶，讚揚了周處理事情的能力。不過，後來他受到了批判。他寫道：

“周有管理政治事務的能力，但是，他沒想這麼做。他很少談論政治，極少召開委員會議，會上也從不討論大政方針。”

“周的注意力集中在軍事上，也許他認為軍事勝利才是首要的，因為，它可以使起義部隊在廣東的東江地區紮下根來……包括李立三在內的多數共產黨要人的看法都一樣，他們強調起義的必要性，把所有懷疑和反對起義的人都視為不可靠的人或動搖分子。這種無視一切就是冒險主義的根源。”

然而，張國燾並沒當即解決這一問題，而是拖到了第二天。翌日一早他就回到了前敵委員會，經過幾個小時的辯論，他向“冒險主義分子”們作了讓步。他們決定當天深夜兩點發起進攻。然而，天還未黑，他們又一次被迫行動。據悉，張發奎將軍正向共產黨逼來。聽到這個消息，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於是，8月1日凌晨1點，發出了決定命運的起義信號。

在松坡路一座教堂附近，一所滿目彈痕的學校禮堂裡，周正指揮作戰。身旁是他的戰友，他們都是留學歐洲的學生：陳毅、劉伯承、聶榮臻，(13）還有軍事英雄朱德、賀龍、葉挺。有一幅著名的油畫，描述的是他們正聚集在司令部門口。畫上的周站在其他領導人之中，顯然他是在向他們下達最後的命令。毫無疑問，50年代的官方畫家們認為周是南昌起義的負責人。

城裡的戰鬥進行得很有限。黎明前，城市又恢復了昔日的寧靜。這時，周仍主張繼續敞開大門，歡迎國民黨聯合。他的士兵仍佩戴著國民黨徽章。當命令革命委員會掌管這座城市時，市裡仍懸掛著國民黨黨旗（儘管被任命的國民黨高級軍官並未出席）。

劉寧，一位任命為起義的宣傳負責人，受命起草一份宣言，聲明南昌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國民黨的正宗分支，是孫中山先生的合法繼承人。劉對此不服地問：“這裡的人都是共產黨，我們怎能聲稱是國民黨的接班人呢？”

“我們不也是國民黨黨員嗎？”停了一會兒，周解釋說。他十分珍惜從革命中獲得的一切合法性的和有繼承性的東西。於是，周讓劉起草一份社會主義的土改政策，沒收土地。

這是周最得勢的時候。如果不是為了他的政治信仰，不足30歲的周此時肯定成了顯赫的軍閥或國民黨要人。他的行動已經證明他是可以領導人民，有效地組織軍事行動的。他甚至敢同共產國際作對，而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絕對不敢的。如果南昌起義的結局好的話，周在中共高級領導層中的地位可能就得到了保證。

遺憾的是自己人中又出現了叛徒。張國燾回憶道，就在發出起義信號前夕，當他到司令部商討軍事計劃時，第10師師長蔡廷鍇將軍已表現得非常“坐立不安”，卻還讓他擔任了左翼革命武裝的總指揮。

然而，在起義軍南下中，蔡卻帶著自己的第10師站在了敵人一邊。周向同志們匯報說：

“蔡假借要向軍官們講話，於是召集起軍官，把他們抓了起來，並殘殺了……第30團的團長和30名共產黨員。其他我們的同志中只有一人僥倖逃了出來，安全返回，幾十名同志則失蹤了。我們在第10師的苦心經營全部毀掉了。這是我的過失，我應承擔全部責任。”

張國燾火上燒油，指出：“周應當自責才是，因為他沒採取預防措施。”不過，據張說，他當時並沒有乘機利用周的錯誤大做文章。他告訴周，這是“一個無法挽回的損失……在這件事上我們太大意了，應當引以為戒。如果這件事被人所知，它將影響我們的士氣。我們最好還是保密。在這種關鍵時刻，不能氣餒，不能說你要受到責備，想辭職。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你都必須正視它”。周答應盡力而為。

張發奎將軍曾給共產黨提供過部分物資援助，而現在他則開始反對共產黨。迫於軍事壓力，共產黨只好同他分道揚鑣走自己的路。周和葉挺徑直向南，朝沿海和周早已熟知的汕頭地區挺進。他們不僅要同那裡的國民黨部隊作戰，而且農民們也不敢向他們提供糧食和水。疾病、開小差、叛變和敵人的進攻，使共產黨傷亡慘重。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差錯呢？周肯定對這次令人沮喪的南下進軍進行過反覆考慮。由於某種原因，起義太遲了，未能利用3個月前蔣介石在上海殘殺共產黨人時席捲全國的義憤，只是在武漢政府結束它同共產黨的合作後，才開始行動。所以，未能充分利用那一聯盟。對此，共產國際應當承擔一些責任，它的指示是錯誤的，無用的。共產黨不費周折就向農民及自己的部隊傳達了起義的目的。托洛茨基本人在這一點上對周大加指責。他寫道：“周在其報告中，表明了黨對部隊的態度。他對黨員們說：‘加入這支國民黨革命軍，壯大它的力量，提高它的戰鬥力，但是，不要採取任何獨立行動……’擔任政治顧問的我們的同志們則應專心致力於國民黨的軍事和政治工作。”

不能說周的同志們組成了一支士氣高昂的隊伍。領導革命委員會的那個人(14）不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也不受人愛戴。周的精力放在軍事上，他堅信沒有軍事的勝利，政治就是空話。李立三同意這種觀點。張國燾失去了同志們的信任。黨內的意見分歧遠遠超出了共同的目標範圍。

當然，也有值得高興的事。從某種意義上說，共產黨在南昌變得成熟了，因此8月1日被中共確定為紅軍誕辰日，並受到紀念。作為軍隊的締造者，周受到了人們的擁護。也因他終於領導共產黨擺脫了在國民黨內的寄人籬下的生活走向獨立而受到讚揚。8月7日，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周缺席。不過，他還是保住了政治局的職務。

9月24日，周的部隊抵達汕頭港。時值魯莽的南昌起義近兩月，在這裡周接到上海黨總部的命令：放棄這座城市，同農民聯合，開闢新的農村根據地。事到如今，他還是不讓步，堅決要求到前線指揮戰鬥。但他未能如願。在國民黨陸軍與海軍向廣東開拔之前，周被迫撤退，身體有病，發著高燒。

周命令張國燾和李立三回到共產黨總部。他說：“你們兩位必須立刻離開部隊，悄悄回到上海。我留在這兒，見機行事。”“你的病好一點了嗎？”張問。“你應當第一個離開這裡，因為你有病。讓我來代替你的工作吧。”

“我的病不要緊。我能夠堅持住……我們別爭了，咱們最好快點行動。前線局勢吃緊，也不知能倖存下多少部隊。”周輕聲說。

由於部隊數量及實力受損，周下令向海陸豐撤退。這裡是為數極少的共產黨在香港東海岸的前哨。周的兵力此刻只有8周前的一半。國民黨封鎖了他的突圍線。戰鬥中，他失去了幾十筐銀元，這是他的儲備。

擔架員放下他，在這一關鍵時刻，只有葉挺、聶榮臻跟著他，半架半拖地帶著他沿一條溝前進。他勉強答應乘船到香港接受治療。

周乘一條租船來到了香港。據說，他身無分文，高燒得不省人事。西方人所管轄的城市又一次為他提供了避難所，使他免遭同胞的殘害。在與朋友聯繫期間，有好幾天他都是在路旁的小飯店裡，吃著和黃包車伕一樣的東西。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緊急會議，一致認為周應當在香港停留，把病治好。

這個時候，周的行動讓人摸不著頭腦。有報道說，他留在香港，做黨的地下工作。埃德加·斯諾認為他逆水而上，到廣東組建廣東政府去了。而斯諾的同伴新聞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則斷定周到了莫斯科。

比較合乎情理的猜測是，周在香港停留了兩周，身體恢復後大概於1927年11月上旬來到了上海，承擔了黨的重任，並受詩人瞿秋白的領導。負責黨的工作的新同志們發現，要對南昌起義作出正確官方的評價是很困難的，它具有積極的與消極的兩重性。10月，在周缺席的情況下，他們稱讚起義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偉大壯舉”。而一個月後，有人又把這一事件斥責為“軍事機會主義的不成功嘗試”。

他大力支持中央的工作，對共產國際幾乎言聽計從。結果，中央沒有因南昌失敗而處分他，(15）甚至還同意他留在政治局，負責軍事工作和保密工作。通過這些辦法，他的結局比他的南昌起義合作者李立三與張國燾都強多了。不過，後來跟他倆不同的是，周強忍住沒向中央提交南昌起義的辯解報告。他盡量表現得很冷漠，對那些爭吵很超脫，也不向任何同志施加威脅。這使他在受挫後，得以輕而易舉地重振旗鼓。最終，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開的黨代會上，重新為南昌起義平了反。它被承認為反對國民黨的一次正確軍事行動。

在一般人眼裡，周現在畢竟勝過多數同志，這是黨內許多人和俄國顧問們的一致看法。假如他是在蘇聯而不是在法國留學的話，那麼，在暫時忍受了南昌起義的失敗之後，他這時可能在黨內已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然而，最後還是一位受共產國際偏愛，受過蘇聯教育的人佔據了這一高位。周擁護自己的同志獨立於國民黨，然而，他卻不得不認真對付意識形態上的殖民主義—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

毛澤東是欽佩周的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無論是經驗還是資歷，這時毛都比周低幾級。自從他們在廣東匆匆相遇以後，彼此很少聯繫。後來，實際上卻是毛肯定了周在紅軍創建中的不可磨滅的作用。

周的一項新任務是負責監督顧順章的秘密人員打入當地警察總部。8個月前，顧曾負責過上海起義。對共產黨來說，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因為作為秘密的青幫成員，他可以在警察採取反共行動之前得到情報。

返回上海，給人帶來了一點欣慰。1927年年底避開廣東國民黨的追捕後，鄧穎超趕到了丈夫身邊。上海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但是至少他們夫妻團圓了，在當時周所住的位於威海衛路的一座西式小房裡安頓了下來。

重獲信任（1928~1930）

1928年上半年，儘管周的身體已在香港康復，同新的領導人的關係也明顯緩和，同妻子也重聚了，但是周仍然感到憂慮。整整一年，他完全錯看了蔣介石，由此使上海工人經歷了令人震驚的災難。後來，他又自行決定掙脫了蘇聯顧問的束縛，組織了大規模的軍事起義，但由於黨的領導們優柔寡斷以及錯誤地估計了對手，結果導致起義失敗。周本來是可以成為黨的領導人的，最後其他人卻受到了青睞。不過，可能還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

當年那位在女孩子面前面紅耳赤的17歲的羞怯的小伙子，而今已成長為一名30歲的軍人。他率兵作戰，殲敵無數，是一位標準的軍人。他的童年平淡無奇，也沒受過這種軍事暴動的訓練，另外他現在還正處於灰心喪氣的時期。但是，不管怎麼說，他這時的心境不佳。

關於他這時的行蹤，只有兩條線索。一種是說他到天津重建黨的北方局去了；另一種說法也許更為真實，說周到蘇聯的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去了。1927年年底，他可能對自己說過:“為了實現我的目的，我最缺少的是共產國際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就必須到莫斯科去，在那兒交朋友。”他究竟是否說過這些話呢？

假如1928年年初的四五個月他確實在蘇聯，那他也是獨自一人，因為鄧穎超是5月才抵達莫斯科的。後來，他倆都參加了在那兒召開的著名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

這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出於某種原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國外舉行代表大會。共產黨擺脫了國民黨的騷擾，卻又處於蘇聯的監督之下，就連政治局的候選人名單，也要由布哈林指定。共產黨處境不妙，黨員人數下降使黨士氣低落，同國民黨決裂後，也不知去向如何。共產黨決心放棄馬上消滅國民黨的意圖，集中精力開展農村游擊戰和城市地下工作。領導者們應該如何搞好團結呢？莫斯科會議上有好幾個幫派或集團：工會主義者、像毛那樣的農村化的紅軍領導人（毛本人沒出席會議）、青年團、托洛茨基派及當時擔任領導的李立三、瞿秋白與周恩來。人們原希望會議就南昌起義展開爭論，誰知卻開成了一次調解會議。三大領導人一致同意相互忍讓，不要給新形成的爭鬥中的各派以可乘之機。這些派別由一些缺乏教育的農民和工人所領導。由於他們沒有受過教育，三位領導人對他們深表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