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_第三部開國總理_迪克·威爾遜

藍色睡衣（1949～1952）

周恩來畢生奔波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之中，常常是沒有一隻屬於他自己的皮箱。現在，他卻成了一名他的家庭一直希望他日後成為的達官貴人。但是，中國以往從未見過這樣一位達官貴人。今後26年裡，周恩來將生活在北京，處理一些棘手的任務，這些任務不僅僅是四處奔波，而且要從根本上改造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在他生命的剩餘時間裡，他為這一非凡的目標而執著地工作著，並因此而聞名於中國的每一個城鎮鄉村和世界各大洲。他在戰爭方面爐火純青的才幹有助於他在和平時期對行政工作的領導；他號召數百萬人民揭竿而起的聲音，現在得用來號召人民服從政府的管理。

第一件要做的重大事情是為中國嶄新的共產黨政府和國家創造各種組織機構。1949年6月，周恩來在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上當選為副主任，領導制定一部臨時憲法。新政協後來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周恩來為之奮鬥一年而取得的成果，它把從國民黨裡分裂出來的小派別及流亡香港的各政治團體的領袖聚集在一個鬆散的協商機構裡，以便消除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對創建一個紅色政權的計劃所抱有的敵對與懷疑態度。

在籌建新國家的這段時間裡，周恩來同樣草擬了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非共產黨國家應該承認新中國具有自己的內政主權，正式給予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資格。

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創建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與他的黨內同僚站在北京天安門（天國和平之門）高聳的城樓上。歷史上那些攜帶貢品的使節正是通過這道緋紅色綴滿黃銅釘的城門，對帝王那漆滿黃色的御座屈膝稱臣的。

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內閣）總理，同時兼任外交部長。從這個時刻起，世界逐漸知道了他是周恩來—周總理。他使對立雙方互為妥協的技巧為他贏得了—用老一代的美譽來形容—“太和首揆”的綽號。在政務院就計劃興建新建築物就要拆除阻礙北京交通的古建築問題而展開的著名辯論中，周恩來機敏地回憶起一首古詩，從而打破了僵局。在他父親乞靈恩賜後的50年，他的名字恩來中的“恩賜”終於來到了。

作為總理，周恩來的日常工作是連續不斷地辦公，其間穿插著各種會議。除因少有的兩三次疾病或操勞過度而短期間斷外，在他生命的剩餘時間裡這種情況從未中止過。他開創了一種無人能夠匹敵的步調，令人驚訝地參加頻繁活動，每週召開各種內閣會議，並向會議作無數報告，而其細節又分毫不差。此外，他幾乎每年都要到許多不同的國家訪問，正像法國政治家特雷蘭德提到的那樣，他“扮演著黎塞留(1)的角色”。

為了遵循政治有賴於意見一致的這一中國傳統，周恩來花費大量時間徵求並左右各種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不僅包括黨內同志們的，而且包括在官僚機構與整個國家範圍內工作的黨外人士和一些利益集團的觀點。有一次，他在一個重要的黨的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的講話稿連續修改了不下20次。一位來訪者曾經問他，中國領導人是否就政策進行辯論。周恩來肯定地回答道：“我們不斷地辯論，我們對一切事情都辯論。”也許，他後來對他的激動情緒曾感到抱歉。

對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周恩來會說，他承擔大量日常工作是應該的，這可以給毛主席留出時間來考慮一些重大的問題。像毛澤東那樣，他仍然保持著夜間工作的習慣，常常每天工作20小時。他一般是從早上9點睡到中午，以及在乘車時打打瞌睡補充一下。他的妻子絕望地說：“我已經放棄了要他多睡一會兒的打算。”如果他的確感到累了時，他就在前額上擦點清涼油。他的公文包裡總備有一盒這種油。

周恩來不但沒有被這種日常工作壓垮，反而保持著活力。據一位美國記者報道，在平靜時刻，他表情拘謹，沉悶不悅；但是據另一位記者說，一旦他放鬆時，他又變得生氣勃勃，變化萬千，好像是他在一個令人難忘的會談中，充當了所有的角色。一位歐洲女作家發現，他目光炯炯，閃爍迅速。眼睛是他最令人驚異的特徵。每個人都感到他是令人不可抗拒的。

周恩來與他的黨內高級同僚們選擇了中國帝王的紫禁城旁邊一塊靜謐的地方住下來。它位於南海公園裡面，人們稱之為中南海。在這極為清靜的地方，碩大的雪松和松樹環繞著牆院，周恩來和鄧穎超過著他們的家庭生活。在他剛到來的時候，他的新居顯露出年久失修的樣子，牆壁烏黑，房柱破裂，地面潮濕，窗戶千瘡百孔。天氣寒冷時，他們不得不用報紙來裱糊擋風。

周恩來經常阻擋那些建築工與油漆工對房屋進行整修。因此，他的工作人員只好趁他出國訪問之際做一些必要的修繕。一次，周恩來回來時漠然凝視著他不在家時安裝的新窗簾，命令物還原樣。周恩來同樣不讓他們換掉毗鄰一座車庫裡的一根破裂的房梁。他說，在中國目前的貧困狀態下，資源應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如果繼續使用，這根房梁肯定還會支撐幾年。

與此類似，據說周恩來的工作地外交部小禮堂的通風設備不足。因此，在專家的建議下，有人決定更修房頂。“這是誰的命令？”周恩來聽後問道，“這座禮堂比我們在延安居住的窯洞要好得多……只要我是總理，你們就不能改變這座禮堂。”

有關周恩來日常生活方面的諸如此類的故事還流傳著很多，他在花錢方面的吝嗇是出了名的，甚至在衣食上也是如此。據說，當他最後用壞了一條臉巾時，他又用它做了一段時間擦手巾；當它擦得不能再用時，他又用它來擦鞋。據稱，那雙在他去世後展出的打滿補丁的襪子，竟令人難以置信地穿了30年，從他做總理之前一直到他逝世為止。一次，他與另一國總理閒談時，伸出磨損的外衣袖子，舉例說明中國產品質量差，這使在場的中國外貿部長感到極為窘迫。

然而，周恩來並非什麼都簡樸，他喜歡他最愛吃的各種食品，如多刺但味美鮮嫩的鯽魚、魚和麵條，等等。但是，他桌上用的穀類食物必須是未經細加工的雜糧。從而，身為總理，他樹立了一個榜樣，而許多低級官員卻忽視這些方面。根據一個報道，50年代初期周恩來的月薪只有135美元。許多官員靠著各種酬勞來增加他們的收入，例如書籍的稿費。但是，周恩來卻拒收人民出版社付給他這樣的酬金。他秉公行事，甚至在支付因公購買的物品和所需服務項目時，他都公私分明。一個星期天，他因出國訪問而走進一家照相館照相時，他要求開兩張單張的發票，一張交給他的辦公室，另一張留下，由自己支付個人用的幾張照片。有一次，在廬山的官方會議期間，他發現他的房間沒有遮擋窗外走廊的窗簾，便自己掏錢安裝了一個。

他總是拒絕他的東道主、朋友和欽佩者們贈送的傳統禮物，使他們久而久之不得不對此也感到習慣。他故鄉的共產黨官員曾試圖通過向北京寄送當地精美的土產來對他們這位著名的同鄉表示敬意。周恩來將它們捆好，並直率地附上一份國務院關於禁止收受各種禮品的守則，一起寄了回去。北京飯店的廚師送了半磅花生油以取悅他，周恩來將東西退了回去，並以中學校長的語氣說，應先盡外國人用，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無論如何也需要更多的花生油。中國政府領導人過去從未這樣做過。

在重慶，周恩來常常關照他的司機，盡量帶他參加社會上邀請的各種宴會。作為總理，他仍然如此，繼續對在他手下的工作人員表示關心。

他在北京的主要事跡之一是支持一名士兵的權利。這位士兵勇敢地要求查問一名在暴怒之下打過他的高級領導成員的通行證。在一次修面時，周恩來突然咳嗽起來，結果理髮師刮破了他的下巴。周恩來看到他那惶恐的樣子，迅速道歉說：“我本該在咳嗽前先給你打聲招呼。”或許，最感人的故事是他對一名警衛戰士的關心愛護。當時，這位警衛戰士正在周下榻的海濱寓所外站崗。突然，大雨傾盆而下，周恩來的妻子撐著雨傘，腋下夾著件東西衝了出來。

“總理送給你這件雨衣，”她說，“穿上它，他提醒你打閃時不要站在樹下。”

戰士們最記憶猶新的，是他們在崗上向他敬禮時，他走上前來握住他們的手說：“我們是在一起的同志，不要向我敬禮。”

或許，對一位西方讀者來說，這樣的故事聽起來似乎令人厭煩，會使人想起一個地位不穩的人，為了使自己更受愛戴而作出的種種努力。但是，周恩來的地位並不是不牢靠，而且由於這種生活作風使他享有盛名，其中主要的動機是深刻和認真的，即要打破舊的高人一等的政體模式。這是第一次有人在公共生活中以真誠民主的方式來嚴格認真地按照秩序辦事。然而，正如後來的事情所證明的那樣，中國社會頑固地抵制這種改革。周恩來的許多努力都成了過眼煙雲。但是，他是黨內同志中唯一盡力嘗試將平等主義帶到中國上層生活裡來的人，這就是他受到非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國人喜愛與尊敬的原因。這些非馬克思主義者不僅有中國大陸的，甚至還包括台灣、香港地區和在其他國家的中國人。

新總理有他自己的樂趣，儘管他的妻子由於健康不佳不常陪他出席各種聚會，但50年代初期人們常看到他們在北京飯店的舞廳一起跳舞。這種行為曾被認為是非革命的，在一次沒完沒了地等待一批次要的外國領導人的時候，我曾看到周總理緊張地用腳尖腳跟磕打著北京機場的柏油路面，彷彿他要在地面翩翩起舞似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人指責周恩來包庇一家俱樂部。在這個俱樂部裡，有漂亮的舞伴，麻將可以打到半夜。周恩來同樣愛看電影，他最愛看的影片是卓別林的《大獨裁者》，鄧穎超證實說：“不管他有多忙，他都不會放棄打乒乓球。”

一次，一個外國來訪者問他的茅台酒量有多大。茅台是宴會上使用的一種烈性中國酒，也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部分。總理不醉酒嗎？“噢，不，我也是人，我妻子總囑咐我不要多喝。但是我必須把它作為我的部分工作來做。如果酒喝多了，我就到盥洗室去，把手插進喉嚨裡，讓它吐出來，然後我帶著一杯水出來，像以前那樣繼續碰杯。”他對他的一位官員吐露，喝茅台的訣竅是像喝伏特加那樣將它一飲而盡，不要讓它沾到舌頭和嘴唇上。

他竭力阻止任何努力來修復他的故居，因為過於慇勤的當地官員屢次要求這樣做。他多次指示淮安縣委將故居拆掉。據他逝世後的報道說：“但是，考慮到人民對總理的愛戴，縣委沒有將房屋拆毀。”據另一項報道，周恩來就他的舊居對同鄉提了三項要求：“第一，不要讓人參觀；第二，不要讓在那裡居住的人搬遷；第三，不到不得已的情況不要修繕。”

儘管他家不再在那裡居住，但是他的親戚繼續讓他感到麻煩。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有個侄子在北京讀書，畢業後留在那裡工作。10年裡，他忠實地遵從伯父的囑咐，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與總理的血緣關係，當他因功入黨而不得不因此透露他的近親家屬的名字時，他身邊的人才驚異地第一次得知他竟是周恩來的侄子。這一切都無關緊要。但是，後來這個侄子與一位淮安姑娘結了婚，因此地方官員想通過安排把姑娘調到北京來工作。這是一項幹部結婚的極為平常的安排。然而，當他們對周恩來提及此事時，他責問道，如果必須安排他們住在一起，為什麼調動妻子而不是調動丈夫？因此，後來這對夫婦很失望地發現，他們是在淮安的一個小鎮裡工作，而不是在全國的首都。周恩來作出非同尋常的努力，讓他的親戚盡可能地遠離北京居住，確保不給他造成潛在的麻煩，就像我們稍後可以看到的他侄女的情況那樣。

自然，婦女權利是周恩來熱忱改革的對象之一。他對上海的一個婦女組織說：“家庭是很重要的。你們不要看不起家務工作。不管怎麼說，你們每個人都負責一個一人政府。你們每個人都管理著你們家庭的內政部和外交部。還有誰的工作比這還重要？”也許一位西方讀者又會對此感到厭煩。但是，中國男人仍然習慣於看不起婦女。因此，這種領導是需要的。婦女權利是周恩來領導下共產黨取得的成就之一。正如他在學生時代對鄧穎超的行為預示的那樣。

周恩來對藝術沒有多少鑒賞力。他對一位西方來訪者說，如果抽像派藝術沒有思想的話，“它對人民有什麼價值呢？”他11次觀看大型革命歌劇《東方紅》一事證明了他的愛好所在。奇怪的是，他謝絕觀看一個讚頌他本人的節目。

然而這一點也沒有阻止他向演員和導演作一些“有益的批評”。的確，他那無休止的革新精神幾乎介入了中國生活的任何部分。當建築師們對新建人民大會堂的設計感到發愁時，周恩來幫助解決了問題。大會堂必須大到能容納1萬人，既不要使人們感到狹小擁擠，但又不要使人暈頭轉向。這是一個有挑戰性的難題，是周恩來首先用鉛筆首次畫出扁圓形或橢圓形的圖案，從而滿足了這些需求。這座建築物的許多細節也是出自他的建議。從一張照片中可以看出，當毛在審閱建築規劃時，周恩來顯得希望被理解這是他的創作。

另一個精明的決斷是關於杭州靈隱寺的例子。那兒有一尊60英尺高的樟木佛像。按傳統姿勢，佛像的腳被雕成交叉形。僧侶們要求佛像腳的底部向上翹著，雕塑家卻以與解剖學不符加以拒絕。像中國的許多事情一樣，這個矛盾最終送交到周恩來的辦公桌上來。

“雕像是為什麼地方做的？”他問道，“寺廟，還是博物館？”

“寺廟。”他們回答說。

“那麼就按僧侶們的要求做。”周裁決說。他曾潛心鑽研過爭論的方式，然而他用一句特有的結尾使僧侶們為他也作出讓步。他補充說：“把他的頭髮改過來，佛祖是印度人，你們把他弄成中國人的樣子了。”

他甚至對小事情也都顯示出強烈的興趣，這使他看上去像個喋喋不休的保姆。如果它關係到國家大事，這還情有可原。例如當醫生試用一種新眼藥膏時，他先讓大夫在給毛澤東用之前先給他試試。還有，他曾派一名警衛到有水管的地方站崗，以免毛澤東在開會途中被絆倒，而且過後嚴厲批評有關的人，說他玩忽職守。甚至當周恩來突然出現在普通列車上，或者在冬天出現在北京的公共汽車上時，他都拒絕別人給他讓座位。他說：“我來和你們一起體驗一下。”他是來觀察上下班時間乘客的各種問題的。檢查的結果是，他建議採用一些安全島和其他措施來緩解交通。這樣，許多自覺的領導人也跟著這樣做。但當周開始在他常去的地方親自維持交通時，比如在會議廳外和舉行招待會的飯店門前等，人們便會無意識地原諒自己，認為這不是他們分內的事，而這需要的是一種熱情。

一位日本新聞記者極好地抓住了周恩來的這一側面，描寫了周恩來在記者招待會上的情景。

“當他不談話時，他的雙眼從不停止轉動。如果這不是周恩來，我肯定會把他當成是一個正在受精神衰弱折磨的人。他會注意最細微的事情。例如，當一個距離很遠的招待員泡茶時發出聲響，他要他的翻譯暫停一下。他親自把麥克風挪到旁邊翻譯坐席上，然後從坐椅上向前探探身子，伸手把地板上的麥克風線拉直，似乎這些東西如果沒有徹底放好會令他感到不自在。”

還有一次，周恩來向離他很遠的一位攝影師指出說，他忘記打開相機的鏡頭蓋子。顯然，他目光敏銳，酷愛整潔，但有時這些稟賦逐漸被誇大，甚至到了怪癖程度。

他的官員們抱怨說，他有時容易脾氣煩躁。不過當他們見他在公開場合下執行公務時，又常常原諒他。其他人形容他性格多變、行動果斷、從不拖拉。他喜歡不停地用手做出大幅度的活潑的手勢，雙眼總愛不停地來回轉動。新政權一開始，周恩來給非共產黨知識分子和專家寫了很多封信，懇求他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裡工作。接受他邀請的有大經濟學家馬寅初這樣的著名學者。這些人希望能夠影響政策，幫助把中國改革成一個現代工業國家。也許，馬寅初甚至幻想周恩來去領導一種強制可行的資本主義體制，一種周恩來在早期統戰時一直預言的制度。像許多其他人一樣，馬寅初在失望中死去。但是，也許他們所有的人感到自己與周恩來有著一致的想法，即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統治中國一定是暫時的，未來或許會改變。在過渡時期裡，舊中國培養的這種奉獻精神有助於保持優良的價值觀念。

周恩來使用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這些人曾在西方接受過教育，離鄉背井地生活在海外，但現已歸國。例如，他自己辦公室的浦壽昌博士就是一位哈佛培養的經濟學家，他歸國後成為總理的秘書。當然，周恩來不能管制黨內低級官員的每一項活動。有時，他的邀請也出問題。埃裡克·仇的例子就是如此。仇是香港的一位青年作家。當周恩來呼籲那些愛國的、受過專業訓練的人要幫助建設中國，而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待在香港、台灣或西方時，一位曾出版過仇的作品的香港華人編輯在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不久訪問了北京。他告訴他的作者說：“埃裡克，周總理清楚地記得你，他問起了你，我告訴他，你和我們一起在香港。他說他願意親自見到你。”40年代，仇作為一名記者的確在大陸見過周恩來，他尊敬這位總理，他的虛榮心被挑動起來，同意到中國作一次短期旅行。但是一到那裡，他就被扣了下來，最終也沒有再次見到周恩來就逃了出來。

周恩來試圖用共產主義術語將新政權描繪成一個相對自由的政權。他對兩名英國作家說：“我們並不試圖消滅個性，但是我們確實正在盡力消除個人主義。這是一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政策，如果你喜歡那樣表達的話。”

周恩來的同事們希望早點給中國帶來一個太平盛世，但這一願望在初期就由於外部干擾而破滅了。由於美國在共產黨勝利前幾個月斷然拒絕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提議，他們不得不轉向俄國尋求幫助。毛澤東於1949年12月底抵達莫斯科，平生第一次訪問蘇聯和謁見斯大林。他不明智地將他最幹練的談判家留在了國內。像美國人那樣，斯大林可能也是三心二意。毛澤東被迫等了很長時間，請求援助沒有任何進展。最後，他把周恩來召去。周恩來於1950 年1月20日抵達莫斯科，帶來一飛機的專家和一套新的藍方格法蘭絨睡衣，這是他專為來莫斯科而買的。它很快就成了周恩來僅有的一套睡衣。儘管它漸漸褪了色，打滿藍白相間的補丁，變成了模糊的灰色，但他一直穿著這套睡衣，甚至後來出國訪問時也帶著它，直到他去世那一天。

周恩來到了莫斯科後，花了幾乎一個月的時間勸說難以對付的俄國人簽訂一批協議—這些協議形成了今後10年中國對外關係的基石。斯大林仍對毛澤東30年代對待共產國際和與蘇聯聯繫的方式感到憤怒。現在，中國共產黨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2月14日，他們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及其他的條約，這些條約肯定了蒙古的獨立地位，規定雙方聯合管理與俄國有著傳統聯繫的鐵路與港口，並且對華提供一項為期5年的3億美元信用貸款。這些條件很苛刻。為了得到蘇聯承擔中國國防的義務與援助，周恩來與毛澤東不得不繼續忍受蘇聯在中國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義活動。這種義務和援助同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援助，甚至同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援助相比也是吝嗇的。

這是周恩來在50年代對蘇聯進行的6次訪問中的第一次。雙方的關係在抱怨的基調下開始，彼此漠視，很快便公開化。幾十年前，當列寧宣佈放棄前俄羅斯帝國在亞洲的侵略成果時，像周恩來這樣的中國年輕一代曾對此歡欣鼓舞，並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現在列寧的繼任者不去兌現這些承諾。沒有哪個中國領導人對莫斯科能抱有好感。周恩來不得不盡可能地拼湊最低限度的協議，他從國民黨時期就習慣於這種工作，這是他第一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當然，這對西方尤其是美國來講是一個誘餌，使它們知道中國是無辜的，無論是道義上、政治上，還是經濟上。

對周恩來來講，人不能一僕二主，這是古老格言的一則訓誡。否則，你對一個人說東，又對另一個人說西，他們倆都會發現，並再也不相信你。周恩來希望俄國人理解中國國內的原因，中國同志必須採取這種策略是由於關係到國民黨的原因。或許，他也考慮到像蘇聯這樣一個先進國家會把自己的民族利益與集團利益置於個人恩怨之上。然而，這兩種假設都徹底錯了。

人民共和國安定下來還不到一年，中國就成為一場有害戰爭的犧牲品，這場戰爭使它加深了對蘇聯的依賴，建立與美國的聯繫變得遙遙無期，最終導致了中美兵戎相見的可怕後果。它對中國沒有一絲好處，恰恰是周恩來有意要避免的那種沒人能取勝的局面。但是周恩來對此無能為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人相信中國人1950年慫恿北朝鮮入侵南朝鮮。事實上，就北朝鮮來講，這似乎是自由的行動，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俄國人的慫恿（出於不滿，他們不會同中國人磋商）。從中國的觀點看，這場戰爭肯定是不適宜的。

美國人把朝鮮看成是蘇聯打算削弱西方在各大洲勢力範圍的證據。因此，杜魯門總統派遣美國第七艦隊去守衛台灣，防止來自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威脅。周恩來將這一行為譴責為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因此雙方很快轉而採取敵對態度。

在北京的周恩來政府方面看來，好像世界正在封鎖中國，唯有不值得相信的蘇聯在支持軟弱無力的新中國。印度大使潘尼迦與他的緬甸同僚徒勞地試圖勸說周恩來。他們說，在他們的國家，甚至在英國這樣的國家，有一部分重要的輿論對中國與右翼的美國政府的鬥爭如果不是明確同情的話，至少也是中立的。

周恩來給潘尼迦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這位印度人後來寫道：“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那雙手。它們不僅得到精心保養，而且就像中國人描繪的那樣，每個手指如同細嫩的蔥芽。他用它們打著手勢，產生出巨大的效果。”周恩來提出的問題是深刻透徹的。儘管他對印度瞭解得不多，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堅定的令人信服的共產黨員，一名訓練有素的理論家，但是他的雙腳同樣牢固地扎根於祖國的土壤之中”。

不過，周恩來還是支持正式受到蘇聯撐腰的北朝鮮金日成的路線。他在公開講話中使用激烈的措辭抨擊美國，這使華盛頓多年後才能原諒。例如，1950年9月30日慶祝人民共和國創建一週年時，他說美國在通過帝國主義侵略的瘋狂行為表明自己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在得到解放後，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只想重新安居樂業，發展經濟和文化。但是，他們絕不容忍外來侵略，也絕不坐視自己的鄰邦遭到帝國主義者的野蠻侵略而置之不理。誰試圖從聯合國中排除近5億人民，誰蔑視並違背這個世界上佔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家的利益，並徒勞地幻想任意妄為地解決直接涉及中國的東方問題，誰都必將碰得頭破血流。這種粗魯的語言為中國對美國的目標未起到任何推動作用。當然，周恩來必須對自己黨內強大的具有沙文主義傾向的強硬路線派表明，當需要譴責外來強國時，他並不怯懦。

10月3日凌晨1點，周恩來約見潘尼迦大使，這是他通向華盛頓唯一可行的渠道。這位印度人發現，周恩來在今天清早的會面中像以往一樣謙恭迷人，絲毫未顯示出焦躁的表情，但是在簡短地感謝了尼赫魯為和平事業所作的努力後，總理迅速轉入正題。他說如果在南朝鮮的美國軍隊像麥克阿瑟將軍斷然宣稱的那樣要發動進攻並進入北朝鮮，中國將被迫參戰。外交部通過其他的中立國渠道向世界各地的美國使館機構發出了同樣的危急警告。但是，使用如此多的傳播渠道來發出這一警告，看上去似乎又是運用了宣傳手段。過去，周恩來的這種大張聲勢的手法曾起到了巨大反響。不管怎樣，潘尼迦這位誠實的印度人卻不辭辛勞地注視著中國問題是否能得到理解。但是，美國和歐洲的領導人卻懷疑他在打中國牌。

尼赫魯及時地將這一信息轉達給華盛頓。但是，杜魯門總統懷疑潘尼迦的公正，將周恩來的警告視為一項對聯合國明目張膽地敲詐。《時代》週刊將其駁斥為“僅僅是宣傳”。據說，麥克阿瑟將軍認為，進入北朝鮮會感到自在些。結果，他的確這樣做了。

因此，周恩來的威嚇兌現了。毛澤東三天三夜在他的房間裡踱來踱去。周恩來則沮喪地通知官員們召集一次會議。他說：“如果必要，我們必須準備好從沿海省份撤回到內地，並且為了準備一場長期戰爭要把西北與西南變成基地。”

中國志願軍進入了朝鮮。麥克阿瑟聲稱，他不認為有什麼東西能擋住他的道路。但是，中國軍隊阻止了美國人向前推進的速度，並終於把他們從北朝鮮趕了回去。在緊張的戰爭中，周恩來的身體有點頂不住了。官方的說法是他因工作過度而患了病。毛澤東建議他到海邊勝地旅大去療養。他好像花了一些時間與妻子在海濱療養身體。待他返回北京重新工作時，俄國人已提出停火建議。這一建議最終導致了兩年後在朝鮮的停戰。

事實上，美國人抑制住了跨進中國及對中國進行的轟炸。他們不想在此時與中國人較量。據周恩來的一位同事說，周恩來後來以一種令人驚異的孩童般的口吻對此事進行了評價。他說：“帝國主義政府的領導人是些平庸小人，你只需用激烈的斥責來抨擊他們，並且如果有必要的話，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他們就老實了。”還有一次，他在另一個場合說：“如果你把帝國主義者打得使他們感到疼痛，他們就會向你求和。”這是中國的政治語言，而周恩來必須擅長於此以保住他的地位。這種語言是要從心理上補償中國對世界事務的無能為力感。

中國政府計劃用3年時間來恢復生產和進行建設。但是，這一切都分散了它的力量。它必須重新改變中國的管理體制，應付對共產黨改革的不斷抵制活動。作為總理，周恩來無法逃避捲入共產黨的鎮壓工作。例如，1951年初，他不得不宣佈在前10個月中一個省處理了2.8萬多反革命分子。他在所謂“三反運動”中同樣走在前面。這場運動始於同一年，是為了反對貪污、浪費和極度的官僚主義行為，很多人為此受到處分。

竭力把紅軍(2)留在朝鮮境內，是在無情地消耗中國的有限資源。1952年夏季，周恩來帶著國防專家前往莫斯科，強烈要求克里姆林宮盡可能給予補償，中國人用鮮血在朝鮮捍衛著俄國的利益。據說，赫魯曉夫說話時以一種屈尊相就的態度將周恩來形容為“一個聰明靈活的、目前我們能交談的人”。通過幾個星期不停地爭論，周恩來說服斯大林同意放棄半殖民主義的特權。這些特權在第一次談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進一步增加蘇聯的經濟援助。不過，周恩來不能感到滿意。它的數量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與中國戰士包括毛澤東的兒子作出的犧牲相等。

國際舞台（1953～1955）

1953年3月，為蘇聯的斯大林舉行葬禮時，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人都聚集到蘇聯。許多人預料毛澤東會露面，他現在或許會名正言順地聲稱是那個統治集團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寧願躲避在俄國人手下進一步遭到怠慢，因為這種怠慢是預料之中的，他早已領教過了。此外，他1949年的那次訪問還從未得到任何蘇聯高級掌權者的回訪，更不用說他的兩位主要助手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那些訪問了。

因此，毛澤東派周恩來去參加斯大林的葬禮。歐洲的共產黨同事們不僅把他看成是毛澤東的代表，而且對他本人也表示尊敬。他是他們所喜歡的那種共產黨人，在莫斯科的儀式上他是站在蘇聯領導人之間的唯一外國人，而沒有和外國代表團在一起。當斯大林的靈柩離開時，周恩來迅速走在它的後面，與蘇聯新的國家領導人赫魯曉夫、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處於同樣的位置上。

周恩來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嗇之苦，這時他一定對自己在馬克思主義世界中被給予的如此殊榮而感到高興，這種殊榮是他沒有預想到的。當他肅穆地走在這位暴君的遺體後時，他一定會想起他曾怎樣等候過來自這個人的遙遠的決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國同志感到發抖，他也一定記得斯大林是怎樣像一個摩天大廈上的警察指揮下面的街道交通那樣指揮著中國革命的。但是，周恩來的復仇情緒很快會轉到現實中來。他能從蘇聯新的領導人那裡為中國爭得什麼呢？與斯大林相反，這些領導人公開宣揚他們高度重視同中國的合作。在那兒，現在開始了一個遲到的蜜月，它將延續3年左右。

周恩來在斯大林葬禮上的顯赫地位使他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一個新人物。人們到處詢問，這位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執掌如此大權的不知名的中國總理是誰？他在後來的朝鮮停戰中的作用，以及隨後在印度支那會議上的顯著成就加深了外部世界要更好地瞭解他的願望。印度支那會議於1954年在日內瓦召開，這次會議結束了法國殖民軍與胡志明領導的越南民族主義者之間的戰爭。

周恩來是參加日內瓦會議的3位共產黨領導人之一，同來的還有莫洛托夫外長和越南總理範文同。在前往開會的途中，他訪問了莫斯科。赫魯曉夫後來回憶起周曾對越南戰爭作過這樣的解釋。

胡志明同志對我說：“越南的局勢毫無希望，如果我們不馬上停火，越南人就不能繼續堅持抗擊法國人。他們要我們幫助他們驅趕法國人。我們簡直不能……我們在朝鮮損失了很多人。這場戰爭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們沒有力量在此時捲入另一場戰爭。”

赫魯曉夫建議周恩來說點俄國式的謊話，讓胡志明繼續相信中國可能會派軍隊越過邊界去支援他們。

結果是，周恩來沒必要採取這種防禦式的態度。會議開始時，越南人已經贏得了奠邊府戰役，而且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領導下的法國新政府已準備妥協。然而，在1954年夏季推敲印度支那問題解決方案時，周恩來卻出人意料地與西方領導人結為朋友，這使他的共產黨盟友感到吃驚。

這是他自30年前學生時代以來第一次重返西歐。正如後來的事情所證實的那樣，這也是唯一的一次。作為總理，令人吃驚的事實之一是他從未親眼見過大工業中心裡現代資本主義的戰後繁榮。日內瓦和伯爾尼是他僅僅參觀過的西方城市。它們很難使他充分理解到中國落伍的程度。

日內瓦的人們最初不明白他為什麼通身都著黑色。他頭戴黑色寬邊禮帽，身著長裾外衣。開始時，他顯得緊張不安，在一小隊保衛人員中移動，似乎他料到會有暗殺行動。一位記者寫道：“他好像不能左右環視，面孔顯得冷淡，帶著一種蔑視的神色。”《生活》週刊尖刻地把他描繪為一個喜歡享樂的共產黨人。這也許是因為他的代表團租了一家最好的飯店，並雇了一隊小轎車，而周恩來本人則住在一座舒適的別墅裡，並在那裡會見友好國家的代表團。

周恩來為促成會議召開所做的種種努力給人產生了一種敵對的印象。他對西方的態度比莫洛托夫還要冷淡。他指控美國人想用越南作為反對中國的軍事基地。

在會議陷入僵局的最初階段，周恩來在一間接待室裡與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期而遇，正好面對面相碰。這位態度僵硬的美國國務卿對周恩來的個人誠意公開表示質疑。他宣稱只有在他們撞車時，他才會親自會見周恩來。周恩來對這位美國人伸出了手，他以前從未見過杜勒斯。屋裡的其他人都愣住了，注視著這位美國人如何作出反應，杜勒斯有意地搖搖頭，將兩手交叉著放到背後，扭轉身大步走出了房間，像個新英格蘭教徒那樣嘴裡咕噥著，“我不能”(3)。周恩來凝視著杜勒斯的背影，抬起雙手聳了聳肩，好像是說：“這是什麼舉止？”這一戲劇性的事態的急轉為他贏得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一個法國官員把在這次相遇中“穿著簡樸涼鞋”的中國人比作有教養的人，這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裡話，並很有代表性。在日內瓦要處理的事務結束時，另一位美國人迪安·艾奇遜卻對周恩來表示讚賞，稱他跟丘吉爾一樣，是世界上“最有才幹的外交家”。

在會議結束時，周恩來抵制了蘇聯的領導，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很明顯，他斷定蘇越方面在會上採取的阻礙議事的戰略，是在犧牲中國的利益而幫助越南。這既關係到它們之間的共同邊界問題，也關係到範圍更廣的東西方關係問題。他或許已看出，斯大林的繼承者們無論如何已準備與西方進行緩和。6月中旬，周恩來告訴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和後來成為法國總理的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說，他同意把老撾王國和柬埔寨從越南分離出來，實現獨立。這使與會者又激動了起來，他看到印度與其他中立國家在東西方爭奪中對這兩個國家的獨立是多麼關心。周還說，中國要與敏感的越南人處理好關係會碰到一些麻煩，不能不讓越南繼承法帝國主義曾行使過的權力。為什麼老撾和柬埔寨在未來的印支地緣政治方面不會像受到中國的大量影響那樣而受到越南的影響呢？出於種種不同的原因，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但是，越南人卻極為惱火。他們試圖恢復對這兩個小國的霸權，在法國殖民者到來之前，他們就已經在圖謀這種霸權了。

艾登不僅被這一妥協的信息所打動，而且對發送這一信息的人也留下了印象，這位英國人被周恩來的風采所吸引，他不相信周曾經是一名作過戰的游擊隊員。周恩來與艾登相處得很好，幾乎像他與杜勒斯之間那樣富於戲劇性。英國外交大臣的一位隨從對此感到驚異。他想，雙方之間的融洽關係是否是由於他們懷有“一種相同的直觀和溫和的才智”？周恩來對這位文雅的英國人充當他與美國人之間的調停者並不感到懷疑。

在日內瓦的幾乎所有其他人都不僅把周恩來當做一名老練的外交家，而且視為一名政治上的“穩健派”。與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空想家截然相反，他也許代表著北京的一批注重實際、頭腦清醒的行政官員。杜勒斯充滿敵意的反共“邊緣政策”逐漸使歐洲人警覺起來，但他們同時欣慰地發現中國總理現在願意妥協，儘管中國向越南提供武器並有可能使它獲勝。歐洲人將周恩來看成是一個做交易時拚命討價還價的人，但卻可以成為一名創建世界和平新時代的合作者。

作為主要的帝國主義大國，法國在會上處於關鍵地位。一位法國官員回憶道，周恩來不止一次，而是幾次為達成妥協在盡其所能，他有一次主動將住宿地點安置在法國代表團下榻處旁邊，以便在那裡審慎地會見範文同。周恩來於6月底前往伯爾尼，與孟戴斯—弗朗斯私下磋商。他情不自禁地回憶起他在法國的學生時代。顯然，他並未因這次與法國人的會晤會給越南共產黨造成壞印象而感到不安。

在6月下旬的會議休會期間，周恩來對印度、緬甸做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回訪。他發現從一種在意識形態上保持中立的觀點上看，這兩個國家對朝鮮與印度支那的和談能起幫助作用。周恩來訪問印度並會見尼赫魯一事是由印度派往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安排的。

“多麼富饒的國家啊！”周恩來抵達印度時羨慕地說，流露出一種北方人對熱帶景致的正常反應，“你們擁有充足的財富。”但是他要做很多解釋工作。儘管印度以巨大的同情心支持新中國政府的許多國際要求，但是尼赫魯卻對中國1950年對西藏的軍事佔領感到震驚。他從西藏人那裡得知，周恩來可能是一名非常強硬的領主。印度理解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要求，但不明白為什麼要使用武力來保證這些要求。周恩來現在再次對尼赫魯保證，中國不會在西藏以外擴張自己的霸權。他要求印度與其他的亞洲英聯邦國家聯合抵制即將出現的反共條約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這個組織是由美國組織發起的。而尼赫魯卻要求周恩來對越南共產黨加以遏制，阻止其對老撾與柬埔寨施加壓力。他們明確同意，對雙方共同的邊界及有關難以理解的事物不作詳細討論，但他們會談的最著名成果是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宣言。幾十年來，五項原則成為所有那些既不同美國結盟也不與蘇聯結盟的國家的宣言。由於周恩來與尼赫魯制定了這一文件，其他亞洲右翼政府便很難繼續將中國當成一種威脅和敵人。

周恩來隨後很快拜訪了偉大的越南政治家胡志明，要胡對他的日內瓦外交活動放心。但是，胡志明不能夠對這種保證感到滿意。

周恩來於7月返回日內瓦，孟戴斯－弗朗斯急切地向他打聽胡志明對國際磋商的反應如何。

周恩來和藹地回答說：“我發現所有和我交談的人都對和平持有相同的要求。”然而，他又玄妙地加上幾句，“但是，每一方都需向另一方接近……這並不是說每一方都要作相同的讓步。”

幾天後，周恩來向艾登透露，越南人在分界線問題上將作出新的讓步。這一招打破了會議的僵持局面。但是，孟戴斯—弗朗斯勸說周恩來接受在老撾組成一個王室政府（也是民族主義者）而不是共產黨的政府（但卻是親越的）時，越南人卻感到憤怒。

在會議的最後階段，周恩來關心的是設法讓美國人承擔一項義務，即不使用越南的軍事基地。或許，他至少答應了胡志明的要求—在日內瓦協議簽署後，無論如何要保證非共產黨的南越敞開大門，以使共產黨能滲透進去。有一次，他與《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會見，讓他理解這次會見的內容，並及時地轉達到杜勒斯那裡。這條消息是，如果美國從越南撤出所有軍事基地，那麼周恩來就接受越南停火的建議。然而，當談判各國於7月發表最後宣言—一個使周感到極大滿足的事件時，美國人卻拒絕在上面簽字。周恩來不得不發表一項單方聲明，要求美國人不要妨礙其他國家達成協議。

亞洲的共產黨同事認為，周恩來一開始在日內瓦會議上讓美國人撤離而不承擔義務是過於天真。數年後，他試圖為此進行辯護：“我們……在國際問題方面沒有足夠的經驗，怎麼能讓一個拒絕簽署協議的國家不妨礙這一協議的履行呢？你們可以在這些方面批評我們。作為參加這次會議的一名中國代表團成員，我接受你們的批評。”許多年之後，周恩來對一位美國記者抱怨說：“我們在第一次日內瓦會議期間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為了使周所明顯傾慕的法國能夠體面地撤出，他的行為客觀上幫助了美國人在印度支那獲得了一個立足點。

周恩來在日內瓦的幾周活動使他能夠將中國從自身感到的孤立狀態裡擺脫出來。他在會見查理·卓別林時所表示的姿態是充滿天才的一招。卓別林是在瑞士的最著名的外國流亡人士，也是一名受到尊重的激進事業的勇士。杜勒斯曾拒絕與周恩來握手，但是現在有一位更為著名的人前來向周恩來討好。

正像周恩來被卓別林的喜劇影片《城市之光》造成的錯覺所迷惑那樣，卓別林對周恩來的外交計謀也是一無所知。他應周恩來邀請前去赴午宴，在最後一刻才知道總理因會議有一些重要事情要處理，晚一會才能來參加午宴。然而，當卓別林抵達時，卻發現周恩來正在他下榻處的台階上迎接他。他很自然地問起上午發生了什麼，周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顯得很自信。

“所有問題都和解了，”他說，“僅僅在5分鐘之前。”周恩來在日內瓦的另一次交際活動導致了克萊門特·艾德禮及其他英國工黨領導人在那一年晚些時候對中國的訪問。工黨儘管處於在野地位，卻受到周的重視。用代表團的秘書摩根的話來形容，他花費了許多時間討論中國新的組織機構及台灣問題。

從日內瓦歸國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期間，周恩來又一次展現了懇求的面容。他在日內瓦幫助領導了共產主義世界的外交，因而敢於重新對俄國人提出一些長期要求。

“也許，你們能為我們建造一所大學。”他滿懷希望地問赫魯曉夫。

“你知道，我們本身也很窮，”赫魯曉夫回答道，“我們也許比你們富裕。但是，戰爭剛剛結束，我們還沒恢復過來。”

周恩來代表中國在日內瓦顯示的新的獨立性在莫斯科也得到同樣的表現。他在歡迎他的招待會上用英文發表祝酒詞。“周，為什麼你不講俄文？”米高揚（後任副總理）抱怨說，“你的俄語相當好。”（事實上並非如此。）

周恩來對此同樣用英文回答說：“米高揚，該是你學習中文的時候了。”

“中文是一種很難學的語言，”蘇聯領導人反辯說。“別介意，”周恩來輕快地說，他仍然講著英語，“早上到我們使館來，我們會很高興給你上課。”

在北京，周恩來努力工作，以便獲得對日內瓦妥協的支持。北越總理範文同於8月份來到北京，他認為日內瓦會議僅僅是初步成功，還有待於合作與發展，周恩來卻是以另一種不同的語調發言的。日內瓦協議是對和平的重大貢獻，它緩和了世界的緊張局勢，促進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人們正在對那些堅持所謂實力政策的人日益感到厭倦。這種政策謀求擴軍、備戰。”與他的越南夥伴不同，他對老撾與柬埔寨的共產黨人很少給予重視。

在向國務院作工作報告時，周恩來把美國制訂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的計劃比作一個害人的東西。“這一集團正在籌建，主要是為了對付中國。”因而，像在日內瓦那樣，他呼籲亞洲國家應該達成自己的安全協議，放棄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

1954年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周恩來被選為北京市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在會上的講話包括了政府職責的全部範圍。他說，中國正試圖將生產力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重壓下解放出來。在此過程中，國民經濟應該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系統地、迅速地發展，新的工業經濟將由社會而不是私人所擁有。這樣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安全。在回顧過去的進展時，他宣佈中國大陸現在已經得到統一（儘管對負隅頑抗的台灣島仍然在提出要求）。實行土改，國民經濟得到了恢復。第一個五年計劃正在實施，它將使全國一半以上的農戶與耕作區域實行合作制。

周恩來在9月23日的這篇講話中同樣強調了新的中國外交政策的開拓性，並充滿了自信心。“中國願意與歐洲、南北美洲以及澳洲的任何國家建立和平關係，只要它們懷有同樣的要求與真誠的願望。”他為中國採取這樣一種調和性質的出發點作了如下解釋：

每個人都能看出，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建設我們的國家，使它成為一個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的、繁榮幸福的國家。我們和平地工作，我們期望有一個和平的環境與一個和平的世界，這一根本情況決定了我國的外交政策是一種和平的外交政策。

此時此刻，可以稍微樂觀一點了，因為朝鮮與印度支那的停戰已緩和了緊張局勢。在日內瓦，周恩來發現西方對中國提出的關於對台灣的主權及在聯合國的席位的要求有一種接受的傾向。中印協議中提出的亞洲安全體系或許能用來反對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存在。

周恩來同樣對他的同胞講到如何對待華僑問題。在他擔任總理職務的早期，一位印度尼西亞記者問他華僑是否會被當做中國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在這位記者的國家裡有幾百萬華僑。一位在場的人注意到周恩來“頃刻間的憤怒”。他揮舞著雙手來充分表達他的意思，用嚴厲的聲音來表示他的憤怒。周恩來回答說，中國並不為自己的祖先在過去對鄰國犯下的侵略進行辯護；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證決不重犯這樣的錯誤，決不成為帝國主義者。隨後，周恩來的憤怒平息下來。“他使這位聽他講話的人對自己的提問激怒了他而感到不好意思。”

周恩來在日內瓦與萬隆直接看到了國外對這一問題的深刻感受。與西方的猶太人的情況有點相似，這些華人迅速控制了當地的經濟，但未同化到東道國的社會中。這次講話是歷屆中國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認華僑問題的存在。他說，中國準備拋棄血統主義原則。根據這種原則，它從前保留中國人的國籍，甚至包括那些在國外生活了許多代的人，中國將同各東道國政府達成協議，以解決這1200萬華人的地位問題。他解釋說：

我們願意敦促海外華僑尊重所在國政府的法律與社會風俗……中國過去的反動政府從未試圖解決華僑的國籍問題，這使華僑處於一種困難的境地，並經常導致中國同有關國家之間的不和。

這聽起來像是一種早應採取的姿態，但是對許多聽眾來講，周恩來的聲明是革命性的，這些普通的中國人來自小村鎮，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他們或許只知道國外同胞源源不斷地給國內的親人匯款。一個中國人怎麼會成為外國人？這種事情在中國人的內心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周恩來開始了這個進程，中國並由此開始明白了種族與民族之間的差異。

為了對周恩來在所有這些進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敬意，尼基塔·赫魯曉夫與布爾加寧於1954年晚些時候來到中國，參加人民共和國5週年紀念日的慶典。這是克里姆林宮的高級人物第一次訪問盟國中國，新的俄國領導人不僅要彌補他們過去的疏忽，而且把話題扯到了過去遺留下來的各種棘手問題。他們同意從旅大撤出他們的軍隊，將過去雙方共同經營的聯合股份公司移交給中國，為中國的發展貸一大筆款，擴大科技合作等。據赫魯曉夫回憶，周恩來做得有點過分，他問俄國人是否能將他們的重炮留在旅大，以供中國使用。赫魯曉夫嚴厲地回絕說，蘇聯擔負不起丟棄這些設備的損失。

在赫魯曉夫10月訪華後，尼赫魯對共產黨中國進行了第一次訪問。他急切希望討論中印邊界問題。像中國地圖顯示的那樣，中印邊界有大量領土似乎被中國兼併，而在印度這些領土被視為是印度的。周恩來回答說，與他們討論的其他問題相比（諸如阻撓杜勒斯與“東南亞條約組織”）這一問題並不重要，可以暫緩一下，待以後有更多的時間再來考慮。正是在這裡，雙方撒下了未來不和的種子。

看來，只有美國人沒有把周恩來真正當回事。當美國與台灣的國民黨當局於1954年年底簽署安全保障條約時，周恩來隱喻地對美國表示了宣戰。他說，美國是歷史上所知的最狂妄自大的侵略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兇惡的敵人和世界所有反動勢力的靠山。

令周恩來憤怒的不僅僅是“東南亞條約組織”和美國與台灣簽署的條約。國民黨仍然佔據著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幾個沒人正式居住的小島。1958年9月共產黨炮擊這些島嶼時，激發了一場持續性的國際危機。在美國人看來，這一行為證實了中國的侵略意圖。周恩來譴責英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對美國人的支持。漢弗萊·杜維廉爵士發現周恩來“處於最激動和痛苦的情緒”之中。總理以這樣的話結束了會面：“感謝你的到來，不過，我必須說這是一次最令人不愉快的會見。”艾登試圖進行解釋，他請求周恩來承擔義務，保證中國政府和平地解決金門與馬祖的這些遠離大陸的島嶼問題，甚至提議會見周恩來進一步討論中國與香港的邊界問題。不料周恩來卻迅速作出答覆，邀請艾登爵士訪問北京。這會使這位英國政治家失去他對華盛頓的影響。周恩來拒絕了對中國在自己主權範圍管轄的領土上所採取的任何行動加以限制的意見進行讓步。

1955年4月，周恩來取得了他在外交上最偉大的勝利。在印度、緬甸、錫蘭(4)、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五國的發起下，29個亞非國家在印度尼西亞召開了萬隆會議。在中國的政治中，周恩來與人們打交道時對人們的心理瞭解得極為透徹。在日內瓦他已與高鼻子的歐洲人進行了較量，並戰勝了他們。但是，他們卻將中國看成是一個遙遠的目前造不成什麼危害的大國，對中國古老的文明非常欽佩，現在他不得不把中國共產黨的一個議程帶到一個非共產黨的聚會中去，其中包括一些激烈反共的亞洲領導人。他們對本國華僑的經濟成就感到不滿，而且也擔心中國貿然擴張它的版圖，或當東道國政府採取行動防備這些華僑時中國政府會進行干預。

周恩來是否能夠出席萬隆會議一事至關重大。僅僅兩星期前，他由於患急性闌尾炎而病倒。然而剛一拆線，他就宣佈自己已經準備就緒。他在位於熱帶的爪哇島上艱苦地待了一個月，未表現出任何不舒適的感覺。周恩來儘管動了手術，但他在第一周裡卻只睡了13個小時，有時甚至和衣而睡。

外科醫生們救治的這位病患者，正是國民黨破壞者試圖幹掉的人。在尼赫魯的關照下，中國人包租了一架叫做“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印度班機，載著他們的代表團飛往萬隆。在復活節後的第一個星期一那天，這架載著9名中國官員的飛機墜毀在海上。儘管調查的結果從未令人滿意過，但看來好像是國民黨特務在機上安置了一顆定時炸彈，企圖使周恩來喪生。然而，周恩來本人卻取道仰光迂迴而行（在那裡，他應邀與尼赫魯總理、緬甸的吳努和埃及的納賽爾舉行了一次小型的最高級會談）。

周恩來於萬隆會議的第二天—4月19日正式在會上發言。他詳細闡述了對和平的需要及結束殖民主義的願望。周恩來不能接受巴基斯坦與菲律賓的聲明，即“東南亞條約組織”是一個防禦性條約。周恩來說，中國沒有擴張主義的意圖。他強調要使亞洲團結起來，特別是共同反對西方的殖民主義與種族歧視。“亞洲人民不能忘記第一顆原子彈是落在亞洲的土地上。”他明確表示中國對社會主義抱有信心，但是他小心地避免意識形態上的對抗。他在一篇靈活的、帶有奉承詞句的講話中對菲律賓與泰國做出了友好的姿態。這篇講話只會刺痛那些不在場的國家。用一位美國觀察家的話說，周恩來成功地製造了一種印象，好像存在著共產主義者與中立主義者的統一戰線。這一統一戰線基於這樣一種共同認識，即西方殖民主義者與西方軍事條約是對亞洲與非洲新興國家獨立的唯一的、真正的威脅。沒有人記得俄國人也是白種人、歐洲人，或是帝國主義者。

周恩來在聽了其他領導人的首次發言後，將他自己準備的發言稿放在一邊，作了一篇即席演講，並用他的手勢打動了來自亞非大陸29個代表團成員的心。這篇講話直接涉及了他們提出的有關問題。卡洛斯·羅慕洛，這位精明強幹的菲律賓人咒罵共產帝國主義甚至比資本帝國主義更壞，指責中國是克里姆林宮的傀儡。記者們蜂擁而至，急切地期待周恩來為此作出評論。

我“不是來吵架的”，周恩來和藹地回答道，我是為了大家“求同”而來的。

下面是他第二次即席發言的主要內容：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儘管我們之間存在著不同，但是我們仍有共同的基礎。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瞭解和尊重。

至於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要求，中國得到別國的承認以及中國在聯合國席位問題，這些都是中國自己的內政，“不要別的國家承擔”。他的講話受到了與會國的好評。

其他代表被周恩來與尼赫魯之間的微妙關係強烈地吸引住了。他們兩人都是來自上層社會的達官貴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又都轉變為持有激進政治觀點的人；他們都是黨內聲名顯赫、深諳世故的人，並都是國際主義者，而他們的黨是由像甘地和毛澤東這樣的較為樸實與僵化的人物領導的。尼赫魯已經給予周恩來以巨大的幫助，這些幫助已遠遠超出了外交著述中所談到的，他感到高人一等，並不令人感到詫異。他本人和世界的各種聯繫比起周恩來要廣泛深入得多。他比中國總理還年長9歲，正像一位友人所說的，“很自然，他感到自己像是周恩來的老大哥”。萬隆會議是尼赫魯的建議，因此在會議上他自然感到要保護周恩來。一些觀察家們把他看做是一位陪伴在周恩來身邊的保護人。其他人則斷定尼赫魯有意地待在幕後，以便讓周恩來出頭露面，使其他亞洲人接受必須與中國共處的現實。他把周恩來的成就看做是自己個人的巨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