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_第一部引弓待發_迪克·威爾遜

1屬蛇的孩子（1893~1910）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生於華中一個叫韶山沖的小村子裡，此時還是19世紀光緒皇帝統治的時期。按陰曆算，這一年叫蛇年，如果他的父母向算卦人求教的話，算卦人會說，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將具有蛇的稟性：靈活、狡黠、生存能力強。當時的算命人一般會這樣解釋：屬蛇的人“在保護自己時，反應強烈，凶狠惡毒；在躲避和擊敗敵人時，身手敏捷；喜歡黑夜”。

毛出身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毛順生（1870~1920）精力充沛、性子暴烈。相反，毛的祖父生性懦弱，也不會經營，為維持生計被迫出賣田地—毛童年時，他祖父還活著。毛的父親16歲就離家出去做工，賺錢貼補家用。毛後來回憶說：“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只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積攢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

另有一次，毛回憶說：“我父親曾經認為，如果一個人不能照料自己，他就會受到老天的懲罰。我母親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父親死時，有很少一些人來參加他的葬禮，而我母親死時，卻有許多人來送葬。”毛75歲時曾經很坦率地對一些紅衛兵說，他父親不好。要是他今天還活著的話，他也要坐“噴氣式”（“噴氣式”是紅衛兵在“文革”時期所施行的一種很痛苦的懲罰措施：彎腰低頭，胳膊反剪在背後，高高舉起）。但是他並不完全無知。“我父親讀過兩年書，”毛回憶說，“認識一些字，足夠記賬之用。”毛繼承了他父親那倔強的個性。

毛的母親叫文其美（1867~1919），是湘鄉縣唐家墺人。她性情完全不一樣，善良、敦厚，長著一副中國婦女所羨慕的梨子型臉盤。毛長得更像他母親，而不像他父親。“母親完全不識字。”毛後來回憶說。但她在村裡很受尊敬，按照毛的傳記作者的話說，她“心地善良”，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她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也很相信各種地方迷信。

半瓦半茅的房子從中分開，毛家住一半，另一半住的一家姓周。房子前面有一個池塘，據說毛第一次游泳就在這池塘裡。

毛家還有一個牛棚，一個豬圈，一個穀倉和一個小磨房。韶山坐落在狹長的谷地裡，地勢蜿蜒起伏，住著300來戶人家，許多人都姓毛，毛姓是當地最大的姓。該村的全名叫“韶山沖”，即“美麗和平之山沖”，當地流傳著這麼一首歌謠：

韶山衝來沖連沖，十戶人家九戶窮；有女莫嫁韶山沖，紅薯柴棍度一生。農民頭上三把刀，稅多、租重、利息高；農民眼前三條路，逃荒、討米、坐監牢。

韶山沖坐落在群山之中，樹木蔥蘢，翠竹青青，離市鎮湘潭約有100里路，但毛在童年時代從未去過湘潭。毛在韶山沖度過的童年生活是平靜、貧窮而閉塞的，他所知道的只有他家族和鄰居的人情瑣事。

湖南省有3，000萬人口，在歷史上落後而閉塞，脫離於國家世事滄桑之外。但在毛的時代，湖南不僅因為貿易和交通而變得重要起來，與外界的聯繫得到了改善，而且已經在知識上領導中國，自然而然地成為變革的中心。在過去兩個世紀，湖南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王夫之，已經因為重新解釋儒家學說而聲譽鵲起。他們強調人類社會和政治制度要根據新的時代的需要進行演變，必須對法律的產生進行科學的探討。部分是由於他們的影響，19世紀的湖南成為引進現代教育和工業的先鋒，成為婦女解放的先驅。這就是毛的誕生之地的知識環境和氛圍，他自己就很喜歡引用一句很流行的話：如果把中國比作德意志，那麼湖南就是普魯士。

四分之一世紀之後，毛描述了橫跨湘江的他的湖南家鄉的情景：“住在這江上和他鄰近的民族，渾渾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們沒有有組織的社會，人人自營散處。只知有最狹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時，共同生活，久遠觀念，多半未曾夢見。他們的政治，沒有合議和徹底的解決，只知道私爭……他們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國各地方學好了學問和藝術。但沒有給他們用武的餘地，閉鎖一個洞庭湖，將他們輕輕擋住。

毛出生在一個充滿巨大潛力的國家，後來他在對自己的共產黨夥伴演講時說：“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它的領土和整個歐洲面積差不多相等。在這個廣大的領土之上，有廣大的肥田沃地，給我們以衣食之源；有縱橫全國的大小山脈，給我們生長了廣大的森林，貯藏了豐富的礦產；有很多的江河湖澤，給我們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長的海岸線，給我們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從很早的古代起，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勞動、生息、繁殖在這塊廣大的土地之上。

但是到了毛的時代，中國已淪為“東亞病夫”，成為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毛說：“經濟落後，文化也落後，又不講衛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腳，男人留辮子，還有太監，中國的月亮也不那麼好，外國的月亮總是比較清爽一點……”

在毛出生前後幾十年，列強給他的國家帶來了恥辱。毛在一次演說中說：

用戰爭打敗了中國之後，帝國主義列強不但佔領了中國周圍的許多原由中國保護的國家，而且搶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國的一部分領土。例如日本佔領了台灣和澎湖列島，“租借”了旅順，英國佔領了香港，法國“租借”了廣州灣。〔4〕

最糟糕的是中國人民不能組織起來以應付各種挑戰。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毛抱怨說：

原來我國人只知道各營最不合算最沒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設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設立工黨，做學問的只知閉門造車的老辦法，不知同共〈共同〉的研究。大規模有組織的事業，我國人簡直不能過問。政治的辦不好，不消說。郵政和鹽務有點成績，就是倚靠了洋人。海禁開了這麼久，還沒有一頭走歐州〈洲〉的小船。全國惟一的“招商局”和“漢冶萍”，還是每年虧本，虧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鐵路，清潔、設備、用人，都要好些。鐵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漢，津浦，武長，過身的人，沒有不嗤著鼻子咬著牙齒的！其餘像學校辦不好，自治辦不好，乃至一個家庭也辦不好，一個身子也辦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

毛的祖國就是這樣腐敗，毛後來為消除這種腐敗而獻身。

毛在韶山沖頭三年的生活雖然說不上很奢華，但至少是很溫暖的，因為他得到母親深切的、全身心的愛撫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他3歲時，又有了一個弟弟毛澤民（1896~1943），從此毛就進入了競爭的世界。1958年他對自己的同事說：“每一個人都有憂患與歡樂。學生們怕考試，兒童怕父母有偏愛。8歲的毛在中國的家族制度中的地位無疑“上升”了，他得在家裡負起小責任，盡一些小義務，以補償由於有了弟弟而突然失去的母親以前所給予他的那一部分愛與關心。但他可能還太小了，不懂得這種補償的好處，因而由於有這種失落感而受到了較深的傷害。

與此同時，家業開始發達，毛的父親逐漸成為“富農”。毛後來回憶說：“這時我家有15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60擔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擔—即每人7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25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7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那時候我家每年可以收84擔谷。

最後，毛的父親做起了販運穀物和生豬的生意。

“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就開始做販運谷子的生意，賺了一些錢。他成了‘富’農之後，就用大部分時間做這個生意了。他雇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裡幹活……我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舖子，他只是從貧苦農民那裡把谷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裡賣給商人，在那裡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谷的時候，他便多雇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7口人吃飯。毛6歲時，義和團（韶山還不知道，因為沒有報紙）正在圍攻北京的外國使館。毛的父親開始要他放牛，幹農活。兩年後毛8歲了，他開始在韶山的小學堂裡唸書，一直讀到13歲，但家裡的活他還得干。“早晚我到地裡幹活。白天我讀孔子的《論語》和《四書》。”(1)

毛剛識了幾個字，他的父親就要他給家裡記賬。“他是一個嚴格的監工，”毛後來回憶說，他“看不得我閒著；如果沒有賬要記，就叫我去做農活。

毛的母親教她的孩子要信佛，他解釋說：“我們都因為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8歲時，“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從那以後我們好幾次想把他轉變過來”。毛當然對宗教更是抱懷疑態度，因而“我母親……責備我不熱心拜佛。

毛把午飯帶到學校去吃。但有一段時間，他晚上放學回來，總是喊餓，吃得特別多。他母親很奇怪，問他：“你晚上怎麼吃得這麼多？是不是午飯不夠吃？”

毛告訴母親說：“在我們班來了一個新同學，家裡窮，沒飯帶，我就把自己的飯菜分一半給他。”

“為什麼不早告訴我？”母親讚揚他，以後總是讓他帶兩個人的飯去。

《四書》《五經》引不起毛的興趣，雖然他背書很在行。“我的國文教員是主張嚴格對待學生的。他態度粗暴嚴厲，常常打學生，因為這個緣故，我10歲的時候曾經逃過學。”

他又不敢回家，怕挨父親的打，在外面亂跑了三天，終於被家裡的人找到了。但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受到了溫和的對待，“我父親比以前稍微體諒了一些，老師態度也比較溫和一些。我的抗議行動的效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次‘罷課’勝利了。

1905年毛12歲，他又有了第二個弟弟毛澤覃（1905~1935），這個弟弟受到了父親的溺愛。12個月後，毛的父母又領養了一個女孩，她本是毛的堂妹，名叫毛澤建，或毛澤紅（1906~1930）。大約在這個時候，毛的年邁的祖父去世了，因而毛在家庭中也就有了一定的地位。第二年毛13歲，他離開了小學堂，整天在地裡幹活，為父親記賬。他種菜、鋤草、放牛、餵豬，什麼活都干，50年代他住宅的牆上還掛著金屬刷，據說他曾用這把刷子為牛刷洗。

但毛的父親對毛的勞動不滿意，“他性情暴躁，”毛回憶說，“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對雇工們特別開恩，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從來沒有肉。對於我，他不給蛋也不給肉。”

相反，他的母親“心地善良”，“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她可憐窮人，他們在荒年前來討飯的時候，她常常給他們飯吃。但是，如果我父親在場，她就不能這樣做了。我父親是不贊成施捨的。我家為了這事多次發生過爭吵。”

後來毛確實用政治術語來分析他家的形勢。他說，他家分成兩“黨”。一黨是他父親，是“執政黨”，毛和他母親、弟弟組成了“反對黨”，“有時連雇工也包括在內”。但在這個“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也有分歧。毛的母親特別反對直接打擊或公開的感情流露，主張講究鬥爭策略，不要施加太強硬的壓力。

毛的母親也反對毛的激進主義。毛後來在回憶一些哥老會成員搶了他們家囤積的糧食的情形時說，搶得好！人家沒有米嘛！但我的母親不同意我的觀點。也可能他們沒有偷毛所珍愛的書籍，否則他也不會這樣寬容。

他後來說他在小學堂裡沒有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如地理、歷史或科學都沒學到，他收穫最大、享受最多的是讀舊小說—特別是那些“關於造反的故事”，如14世紀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他的老師討厭這些“禁書”、“壞書”，但毛在學校裡還是照樣看個不停。“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正經書遮住……我認為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裡讀的。毛常常在深夜裡把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他父親看不見燈光，這樣他就可以看書了。

這一時期對他產生巨大影響的一本書是《盛世危言》。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在日本受過訓練的中國商人強烈地呼籲給私人企業以更大的發展自由，要通過引進西方技術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這本書確實對毛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甚至跑去找本地的一個學法律的學生，和他一起學習，以獲取更多的教益。稍後，他又在村裡從師一個叫毛鍾楚的老先生，學習經書古籍。毛鍾楚在官方的科舉考試中考中最低的學位“秀才”。

毛的父親不僅對經書很推崇，甚至希望毛能盡快掌握它們，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時，由於他的對手在法庭上能恰當地引經據典從而使他敗訴之後，就更是這樣了。與此同時，老頭兒繼續聚財，這筆財產在那個村子裡已被認為是筆大財了。他不再買進土地，而是典進了許多別人的地。他的資本增加到約300美元。(2)

毛13歲時和他父親發生了兩次嚴重的衝突。一次他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裡，毛當眾和他吵了起來並離開了家。“父親當眾罵我懶而無用。這激怒了我。我罵了他，就離開了家。母親追上前來，竭力勸我回去。”

毛的父親也趕來，一邊罵一邊命令他回去。“我跑到一個池塘旁邊，”毛回憶道，“恫嚇說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這樣他父親停住了，雙方達成了妥協。“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認罪。我表示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條腿磕頭。”按照毛最要好的同學的說法，毛兩次對他的父親磕頭認罪，一次是在眾多客人之前，另一次則是在他們走了之後，他母親又把他帶到父親跟前，要他磕頭，但毛只跪一條腿，他母親雙手壓住他肩膀，要他跪兩條腿。

“戰爭這樣結束了，”毛後來評論說，“我從這件事認識到，我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仍然溫順馴服，他反而打罵我更厲害……我學會了恨他……”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反抗自己父親的一個很突出的故事，這個故事選自1936年毛對埃德加·斯諾簡述的自傳的中文本。

毛13歲那年發生的另一件事也是個人私事。按照中國的傳統，毛的父母在他13歲那年給他“娶”了一個19歲的女子，名叫楊翠花。這樁“婚姻”可能是在一個火柴商人的幫助下安排的，其目的在於促進毛家的農業經濟。毛的父親可以把這個女孩當雇工使用而不付錢，同時，這個女孩的出現可以使毛家傳宗接代，養育潛在的勞動力，盡快地派上用場。

但毛背叛社會傳統，反對這樁婚事。毛後來在談到自己的早年生活時說：“我14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20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後來也沒有。我並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這時也許並沒有想到她。據說這個女子最終也沒有和別人結婚。

毛13歲時，長得和他父親一樣高大，每天能夠挑一副沉重的糞桶往田里送好幾趟肥。毛養成了帶書到田里的習慣，這樣，他隨時都可以跑到古墓後的大樹下讀那些英雄傳奇和造反的故事。他的父親總是抱怨看不見他的影子，最後當場抓住了他，手裡拿著書，兩隻空桶放在他身邊。

“你是不是成心不想幹活？”他父親問。

“不，爹，”毛回答說，“我只是歇會兒。”

“今天一早你還一擔都沒挑呢！”

“誰說沒挑，”毛抗議道，“從天亮起我已經挑了好幾擔了。”

“到底幾擔？”他父親問。

“至少也有五六擔吧！”毛說。

“半天才挑五六擔！你以為幹那麼點活，我就得白養著你嗎？”

“那你說你半天能挑幾擔？”

“20擔，”他父親回答，“起碼也得15擔。”

“從家裡到田頭有不少路程呢。”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該把家建在田埂邊，你就省心了？！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還不是一樣幹這種活。我看你一點也不關心這個家。你說我們該怎麼過日子？你生得倒安穩，好像沒事人似的。你知不知道感恩圖報？耗費時間讀這些破書，有什麼用？你不是三歲小孩了，要想吃飯，就得幹活！”

“夠了，”毛說，“你老是嘮叨個沒完。”

這事發生在上午，吵完之後他們回家吃午飯。但下午五點鐘時，毛又不見了。他父親現在知道到哪裡去找他。他徑直走到古墓那裡，看到兒子像上午一樣坐在那兒，手拿著書，身邊放著空桶，兩個人又吵了起來。

“你真的鬼迷心竅，中了這本書的魔了？把你爹的話只當成耳旁風嗎？”

“不是，爹，”毛回答說，“我還是聽你的，你叫幹什麼就幹什麼。”

“我的意思明白得很，”毛父接著說，“我要你一門心思撲在田里，規規矩矩地幹活，別再看這些閒書。”

“我會規規矩矩幹活的，”毛回答說，“但我也要看書。我保證先幹活，後看書，田里的活幹完後，總可以幹點自己的事吧。看你還有什麼話說，只要做完了田里的那份活，你就不用管我看自己的書了。”

“可是，小子，”毛父反駁道，“你才挑了幾擔就躲到這兒來看書？”

“來看書之前，”毛堅持道，“你要我幹的我都完成了。”

“完成什麼了？”

“吃過午飯後，”毛說，“我已經挑了15擔肥。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數數去，搞清楚了你再來。現在你還是讓我清靜一點吧，我要看書了。”

毛的父親很吃驚：一個下午挑了15擔肥可是很重的活，那我還有什麼話說呢。他走到田里，仔細數了數，真有15擔。他兒子沒撒謊。此後這個孩子繼續在他那隱秘的地方讀他的傳奇小說，他知道如果他幹完了他父親規定的任務，他父親就不會干涉他了。

毛的父親決定送他到湘潭的米店學徒，他和這家米店有些聯繫，毛也同意了。但就在此時他聽到他的文家表兄說，在他母親的家鄉湘鄉縣辦了一所新學校，這所新學校教授西方的“新學”，教學方法也是很“激進”的，那裡不太注重經書。毛此時在地方小學堂受到一個“激進”的反佛教先生的影響，這位先生號召人們去除神佛，把廟宇改成學堂。

他還讀到一本談到列強瓜分中國的小冊子。30年後毛回憶說：“我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頭一句話是：‘嗚呼，中國其將亡矣！’這本書談到了日本佔領朝鮮、台灣的經過，談到了緬甸、越南等地的主權的喪失。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切導致毛去尋求更多的現代知識。

但他沒有錢上學，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已15歲了，早過了上小學的年齡，當毛最終決定和他的父親談他不想去米鋪當學徒而想去上學時，他遭到父親的一頓嘲弄。

“真是白日做夢太荒唐，”他父親咆哮道，“你這麼個牛高馬大的人能和小娃娃坐在一起唸書嗎？你都是在發瘋。”

毛決定自己想辦法。他不顧父親的反對，請每一個親戚朋友借給他一點錢，而他父親一點也不知曉。當他弄到了足夠的錢時，一天晚上他在飯桌上宣佈說：

“我決定上東山學堂唸書去，三天後我就走。”

“你是不是得了獎學金，可以不交學費？”他父親嘲弄道，“要不就是你今早中了頭彩。”

“錢的問題你不用操心，”毛平靜地回答，“不要你破費一文錢。”

毛的父親離開了飯桌，點燃了一鍋煙，幾分鐘後又回來問：“你弄到獎學金了嗎？我不付錢你怎麼能進學堂？我知道上學的人都得交學費、伙食費和房錢，貴得很。王家小兒子想唸書想了好幾年，也沒念成。唉，學堂的門不是可以說進就進的。只有財主老爺家的人才進得去，我們這樣的人家那是沒有指望的。”

“你不用操那份心，”毛詭秘地一笑，“反正不要你破費，就這麼回事。”

他父親反駁道：“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樣簡單。你要是走了，就少了一個人手，誰會幫我們干地裡的活計？你說是不用我破費，可你忘了我得要給頂替你的長工發工錢。小子，你心裡有數，我出不起工錢呀！”

毛沒有想到這一招，一時無言以對。最後他還是被狡黠的父親難住了。愣了一會兒，他起身去找一個遠親，這個親戚有幫助年輕人讀書的好名聲。毛向這位親戚講了自己的抱負和具體困難，於是這位親戚給了他一筆錢。

當天晚上，毛問他父親：“雇一個長工得多少錢？”

“每月至少1塊錢，”他父親答道，“一年就是12塊。”

毛不動聲色地把錢遞過去說：

“給你12塊錢，明天一早我就去東山學堂。”

第二天，天剛破曉，毛就起身收拾自己的行裝，一頂藍布蚊帳，兩條很有年頭、已洗得發灰、佈滿補丁的白床單，幾件褪了色的長衫。他把這些東西捲成一捆，扎到扁擔的一頭，另一頭則挑著兩本小說。

“你不打算跟你爹道別嗎？”他母親問。

“不。”毛回答說。

“要不要再帶點東西？”

“不用，”他說，“夠了。”

再沒多說一句話，也沒揮手作別，毛澤東毅然上了路。頭也不回。走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在山腳的一棵樹下，毛看見一個衣衫簇新的孩子和一個老農坐在地上。他走過去，坐下來，和他們聊了起來。

當他知道這個孩子在湘鄉縣上小學時，毛急忙向他打聽情況。他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個學校有多少學生。第二個問題是他最感緊張的：

“他們都是多大年紀？有沒有比你大的？”

接著毛又問老師是不是很嚴厲，那個孩子告訴他，有一個老師經常用粗手杖打他們。

“那麼，你們就任他這樣而不想法子對付他嗎？”

“你真是，”那個孩子反問道，“又能怎樣呢？”

“你們不應該讓他把你們打得那樣重。”毛說。

“但我們只是小孩子啊，而他是一個大人。”

“但是你們有很多人，他只是一個人，要制止他不會太困難。”

“是的，不過他是一個先生，我們必須尊敬先生，你難道不瞭解嗎？”

“但是當他對你們太凶的時候，”毛問，“你們仍然尊敬他嗎？”

“我們都害怕他—所有的同學都怕他，我們連一句反駁的話也不敢說，我們實在沒有辦法。”

“你們這些小孩簡直都是些傻瓜。”毛輕蔑地說。

“你這樣嘲笑我們最容易的，可是如果你在我們那種情況你也和我們沒有兩樣。”

“哈哈，我也會這樣子？”毛堅定地說，“假定我是你們，我就把他殺掉！

當毛在路上第一次看見東山小學時，他停了一會兒，仔細地打量著，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高大的房子。一條小河環繞著學校而過，小河有一百來尺寬，上面架著一座寬大的白石橋。沿河有一堵高約15尺的堅固石牆，孩子們稱之為“長城”。

在這重要的時刻，毛鼓起勇氣，朝著第一道大門走去。他慢慢地跨過白石橋，第一個碰到的是看門人。他不讓毛進去，因為毛太大了。

“我為什麼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樣進學堂呢？”

在場的一個孩子喊道：“你進大學都夠大了！”

另一個孩子叫道：“你為什麼要到這裡來上學呢？我們都不是工人呀！”

其他的孩子打量著他的行李卷，發現有兩本很破舊的捲了邊的小說。

“你總共就帶了這兩本書來嗎？”一個孩子問。

“你知道不知道，”另一個說，“我們不許閱讀這一類壞書的。”

“我只懇求你告訴校長，”毛懇求道，“我想找他談談。”

“我不敢去打擾校長，”看門人回答說，“你是個傻瓜，而我卻不傻！真是胡鬧透頂了！”

“要是你們不去通報，”毛大聲說，“我就自己去。”

“你敢！”看守人恐嚇道。

學生們也都衝著他大聲喊叫著，毛挑起行李向門口走著，看門人擋住了他，吼著說：“走開！東山學堂不是瘋人院！”

與此同時，一個孩子跑去對校長說：“先生，一個小土匪想進我們學堂……他在打看門人，學生都在幫看門人，但這個土匪又高又壯，非常蠻橫，你快去幫我們，先生，快點！”

校長出來察看情況。

“怎麼回事？”他問，“這麼吵吵嚷嚷的？”

“先生，”看門人指著毛說，“這個傻瓜說他想進我們學堂，並且要見你，他是一個十足的地痞無賴！你見他嗎？喏，就是這人！”

毛走向校長，用恭敬的口吻說：“先生，請您准許我在您這裡讀書。”

“把他帶到我辦公室來！”校長吩咐看門人。

毛挑起行李，但看門人又攔住他：“你以為是讓你挑行李進去嗎？把行李放在這兒，隨我進去！”

毛不想把行李丟下，怕孩子們會拿走什麼東西。

“我想帶上行李。”

“你怎麼帶這樣的東西進校長辦公室？”看門人吼叫著，“把它放在這兒，誰會對這破東西感興趣？學校不是瘋人院，也不是小偷窩，把東西放這兒，丟了我負責，告訴你，東西被偷了找我！

毛猶豫了一會兒，把行李放在看門人的屋角里，然後跟著他進了校長辦公室，學童翻遍了他的行李卷，拿走了那兩本寶書。

一進校長辦公室，毛又懇求道：“先生，您能准許我在這裡讀書嗎？”

校長不能置信似的打量著他，問他的名字和籍貫。

“多大了？”

“剛剛滿15歲，先生。”

“你長得可夠大的，看上去至少有十七八。”

“沒有，先生，我才15歲零幾個月。”

“你在村裡念過私塾嗎？”

“我跟著王先生念了幾年書，能夠看懂小說。”

“你看的是什麼小說，毛澤東？”

“《三國演義》和《水滸》我都看過很多遍。”

“你讀過小學的課本嗎？”

“沒有，先生，沒讀過。”

“你能閱讀二年級的課本嗎？”

“差不多吧，”毛如實回答說，“也有些字不大認得。”

“學過算術嗎？”

“沒有，先生。”

“你瞭解多少歷史、地理？”

“一點沒學過。”

“你寫兩行正楷字給我看看。”

毛寫了幾行，字寫得歪歪扭扭，又大又難看。他的手更適合幹農活，而不是拿筆桿。

校長宣判說：“唔，不行，不能讓你上這間學堂，我們沒有專為初入學者設的初級班，再說，你的年齡進小學太大了。”

“請您留下我吧，我要讀書，”毛懇切地說。

“你跟不上來，那是毫無希望的。”

“讓我試試，”毛懇求道，“留下我吧。”

“那不可能，你肯定跟不上班，只會是白白糟踏你的時間。”

“但是我一定拚命用功……”

就在這時，另一個老師聽到他們的對話，也走進了校長辦公室，毛的懇求打動了他。他建議說，讓毛跟班試學五個月。校長最後同意了。就這樣，毛進了東山小學堂。

毛交了1400個銅元，作為五個月的膳宿費和學雜費。他父親也勉強同意了他進這所學堂。因為朋友們對他說，這種先進的教育可以教會他賺更多的錢。

毛被其他學生鎮住了。“我以前從沒見過這麼多孩子聚在一起。”他後來說。他們多數是地主子弟，穿著講究。有些學生穿綢緞，著輕裘，華衣美服，很少有農民能送孩子到這樣的學堂上學，毛與其他學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只有一套像樣的短衫褲……許多闊學生因此看不起我。”

毛還成為複雜的地域觀念的犧牲品，他們認為他不是湘鄉人，把他當做外來者，毛後來說：“我精神上感到很壓抑。

然而毛也交了朋友，其中一個蕭三，他的另一個名字叫艾米·蕭，更為人所知。他是個瘦弱的孩子，比毛小兩歲。前額高高的，偏好語言和詩歌，他後來寫了一本書叫《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

還有一些很不錯的老師，其中一位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他在毛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剪掉了辮子，回國後，只得戴著假辮子。“很容易看出來他的辮子是假的。”毛回憶說，“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儘管人們都笑他，但毛從這個“假洋鬼子”那兒學到了許多東西。他教音樂和英語，講了許多關於日本的事。毛回憶說：“我當時瞭解到並且感覺到日本的美，也感覺到一些日本的驕傲和強大。”例如他在學懷念日本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戰勝俄國的歌曲時就有這種感受。一個受人蔑視的東方民族第一次在正式戰爭中戰勝了一個歐洲強國，日本對沙俄的勝利不僅鼓舞了像中國的毛澤東那樣的年輕人，也激勵了整個亞洲的青年人。

毛在學校表現不錯，儘管他自己說他表現不怎麼樣。如果老師的課枯燥乏味，他就看小說或打瞌睡—他後來解釋說，這是對那些不會用提問和對話引起學生興趣的老師的一種懲罰。

“我在這個學堂裡有了不少進步。”毛回憶說，“教員都喜歡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員，因為我寫得一手好古文。”但他承認他心不在古文上。他當時正在讀表兄送的兩本書（毛很遺憾，他的表兄後來在革命中站到了另一邊，反對共產黨）。這兩本書一本是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另一本講的是康有為1898年發起的流了產的“戊戌變法”。“這兩本書我讀了又讀，”毛回憶說，“直到可以背出來。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那時我還不是一個反對帝制派；說實在的，我認為皇帝像大多數官吏一樣都是誠實、善良和聰明的人。他們不過需要康有為幫助他們變法罷了。

一天晚上玩耍之後，毛和蕭三隨著鈴聲走進教室，蕭手裡拿著一本書。

“你那是什麼書？”毛問。

“《世界英雄豪傑傳》。”

“借給我讀一讀。”

幾天之後毛把書還給蕭三，道歉說把書弄髒了。蕭打開書一看，發現書上許多地方圈圈點點—特別是那些講華盛頓、拿破侖、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女皇、惠靈頓、格萊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和林肯的章節，圈點更多。

毛後來對蕭三感慨地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鮮、印度的覆轍……

毛回憶說：“在一篇講述美國革命的文章裡，我第一次聽到美國這個國家，裡面有這樣一句：‘華盛頓8年苦戰始獲勝利遂建國家……

與此同時，毛還關心中國各地的政治、經濟危機。他聽說在大饑荒時在省城長沙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抗運動，許多暴動饑民的領袖被砍了頭，高掛在樹桿上示眾。毛的朋友們都在議論這件事，他對政府如此殘暴對待起義者表示極大的憤慨。大約在同時，秘密會社哥老會同本地的一個地主發生了衝突。哥老會奪取了他的糧倉；他們的領袖是一個鐵匠，後來被砍了頭，但他在毛和該省的其他年輕人眼裡成了英雄。

一年以後，韶山也鬧米荒，窮人要求富戶接濟他們。毛解釋說：“我父親是一個米商，儘管本鄉缺糧，他仍然運出大批糧食到城裡去。其中一批被窮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毛並不同情他父親，“可是我又覺得村民們的方法也不對。

這個孩子確實在實踐他的理想。有一次回家過新年，他父親讓他去收豬錢，一個朋友回憶說，在回來的路上，他碰見幾個衣衫襤褸的窮人，便馬上把收來的錢分給他們。五個月以後，毛由於取得的成績而被允許留下來。那些偷了他兩本小說的孩童們對毛友好起來，並把書還給毛。他們確實是把他當做講授這些傳奇故事的權威，而這又引起了熱烈的爭論。《三國演義》在毛的心目中佔有如此高的地位，以至於他不能容忍人們對它表示非議。歷史教員告訴他，這本書很多是歷史事實的演繹，但毛在激烈的辯論後也不承認這一點，他跑到校長那兒尋找支持，但校長支持歷史教員的觀點。所以他向鎮長寫了一份請願書，要求撤換校長，但其他學生都不願在上面簽名。

在這種情況下，毛喪失了他最初從老師和同學那兒獲得的同情，而按照他一個朋友的記述，這是促使毛決定離開東山學堂的原因。

2守規矩的學生（1911~1915）

當毛決定去大城市上中學時，已快滿18歲了。他特別想去離他家約120里的湖南省會—長沙。1911年暑假以後，他請東山小學的一位教員介紹他進長沙的湘鄉駐省中學。他帶著這封寶貴的推薦信和蕭三一同步行去長沙。按照毛後來的話說：“當時極其興奮，一面又擔心不讓我入學，我幾乎不敢希望真能進這所有名的學堂。

他們在湘潭停下，換乘渡船去長沙，蕭三說當他們看見“喧鬧的城市，街上擁擠的人流”，他們感到“說不出的激動”。出乎毛的意料，他幾乎沒費什麼周折，便順利地被湘鄉中學錄取了。

在這裡他見到了第一份報紙《民立報》，它是革命運動的喉舌，刊載著反清起義以及孫逸仙在1911年至1912年革命運動前夕政治活動的激動人心的報道。孫逸仙是廣州的一農家孩子，他先進教會學校讀書，成為基督教徒，後又去香港學醫，最後成為共和運動的領袖。毛回憶說：“我激動之下，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堂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思想還有些糊塗。”他仍然強烈地欽佩他在東山學堂讀書時知道的政治維新派，所以在他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裡提出，孫逸仙當共和國的總統，康有為當國務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後來他自己承認說：“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的差別。”

帝制政權垂死掙扎，竭力阻止變革潮流，反滿情緒在學生中進一步加強了，一群愛國者在湘鄉中學相約把辮子剪掉，以蔑視帝制。毛和另一個同學剪掉了辮子，但其他人最後都不守信用，沒有剪辮子。

毛回憶說：“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強剪他們的辮子，總共有十幾個人成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品。”但是毛在這所學校裡感到不自在。半個世紀之後毛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小時候，在中學時，只要一聽到不合我意的消息，我就火冒三丈……

毛到長沙不久，武漢就爆發了推翻滿清統治、實現共和的大起義。起義代表來到毛的學校演講。這次演講激勵著毛去參加革命軍。他和幾個朋友決定到武漢去。出發前他們借了一些雨鞋，因為聽說“漢口的街道很濕”。

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毛和他的朋友未被錄取，他們只好再返回長沙。

這時毛能夠親眼觀察政治風雲的變幻。1911年10月22日，他親眼目睹了共和軍奪取長沙的經過。起義軍沿著鐵路線推進，在長沙城外打了一個大仗，同時城裡也爆發了大起義。城門被轟開，被中國工人奪取，毛站在一座小山上觀察戰鬥。

起義勝利後，建立了新政府，但新政府的執政時間並不長，幾天之後毛看見新都督和副都督橫屍街頭，他們成為保守派復辟的犧牲品。皇帝仍未退位，毛因而決定參加當地的共和軍，為完成這場革命而盡力。

毛所在連的連部設在法院裡。在軍隊裡他接受了正規的訓練，當然也承擔了一些額外的義務，如軍隊轉移時，為長官挑床鋪、被褥和衣箱。一些士兵，每天都得到城外的白沙井去為連隊、為軍官挑水。毛回憶說：“我的軍餉是每月7元……每月伙食用去2元。我還得花錢買水。士兵用水必須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個學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買水。”毛年輕時很看重勞動的貴賤。

毛剩下的餉銀主要用在訂報上，他貪讀不厭。蕭三回憶說：“每張報的四面他一字不漏地看完，報紙上也有新聞，也有政論，也有各種各樣的文章，他覺得，真是五花八門，美不勝收！從報紙上可以得到許多的知識。特別從這時起，他就注意研究時事與社會問題。

就是在一張報紙上，他第一次看到了論述社會主義的文章。文章很簡略，寫得也很糟，但毛受到了啟發，他急切地開始和士兵們討論社會主義。“認為它是迄今為止所提出的拯救世界和人類的最好理論。”蕭三回憶說。在他的戰友中，只有兩個人毛很喜歡，一個是湖南的礦工，一個是鐵匠。“其餘的都是一些庸碌輩，有一個還是流氓。”毛後來評論說。

在軍隊裡過了六個月灰心喪氣、平淡無奇的軍營生活後，毛決定退出軍隊。上層政界達成停戰協議，因此“我便退出軍隊，決定回到我的書本上去”。當時毛已很清楚，無論他們怎麼動搖君主制，新的共和軍隊也無法戰勝頑固保守的中國地方軍閥。孫逸仙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但不久就被一名將軍所取代，湖南的革命者被愚弄，他們的領袖被代表地主官僚的軍閥譚延闓暗殺。

毛的軍隊生活給他上了很好的一堂課。他的一個老師後來解釋說：“毛在軍營中的僱傭兵生活使他懂得，依靠這種軍隊來達到革命的目的是徒勞的，因為在政治上很難教育他們。毛明白，要成功地進行農村改革運動……就必須武裝農民自己。

離開軍隊後，毛在省城長沙沒有明確目的地轉游了一年。他試著讀幾所學校，但沒有一所合他的意。他開始注意報紙上的廣告。毛回憶說：“我並沒有一定的標準來判斷學校的優劣，對自己究竟想做什麼也沒有明確主見。”

一則警察學校的廣告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他去報名投考。但是考試之前，他又改變了主意，交了一元錢去報考一所製造肥皂的學校。招生廣告說學校供給膳食住宿，還給一些津貼，又大吹制皂業對社會大有好處，可以富國利民。“這則廣告很吸引人，鼓舞人。”毛說。

這時一個學法政的朋友勸他進他的學校，毛也讀到了這所學校娓娓動聽的廣告。它許諾“在三年內教完全部法律課程”，並且保證畢業後“馬上可以當官”。毛聽從了他朋友的勸告，向家裡寫信要求寄學費來。“我把將來當法官的光明圖景向他們描述了一番。”

但又一則廣告引起了毛的注意，這是一所商業學堂的廣告。毛的另外一個朋友勸告他說，國家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在經濟方面，最需要經濟人才來建設國家。毛又被他的觀點打動了，向這個商業學校交了寶貴的一元報名費，並且被錄取了。

他在被錄取後，還不斷受到新廣告的誘惑。這一次看到的是一則“把一所公立高級商業學校說得天花亂墜”的廣告。毛又交了錢，進了這個學校，並寫信告訴他的父母，他父親很贊成—這個老頭現在很支持他的兒子接受進一步的教育。

但是毛碰到了一個沒有想到的難題。“在這所新學校上學的困難是大多數課程都用英語講授。我和其他學生一樣，不懂得什麼英語。說實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麼了。”而且這所學校沒有英語教師。“這種情況使我感到很討厭”，所以到月底他就退學了，繼續留心報上的廣告。

他下一個嘗試上學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學，他又花了一元錢的報名費。結果考試發榜時，他名列第一。這所學校很大，偏重歷史。毛受到了校長的鼓勵，他欣賞毛的寫作。但是毛在這裡並不感到愉快。“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他自己閱讀了一本歷史書《御批通鑒輯覽》，是一個老師借給他的。他感到自學比在校學習更好，他在這個學校待了六個月就退學了，開始嘗試一種新的生活。

在1912年至1913年冬這段時期，他每天都去坐落在瀏陽門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圖書館讀書，一直讀到關門才出來。“中午只停下來買兩塊米糕吃。這就是我每天的午飯。”

他那時住在新安巷的湘鄉會館裡，因為伙食便宜。唯一麻煩的是會館裡還住著湘鄉籍的被遣散的士兵，他們沒有工作，總是跟學生吵架。一天晚上，這種敵對發展成為武鬥，士兵想殺死學生。“我躲到廁所裡去，”毛回憶道，“直到毆鬥結束以後才出來。”

然而，這是毛的知識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他閱讀了在英國受教育的達爾文主義者嚴復翻譯的許多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我在那裡第一次（18歲的時候）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他讀了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亞當·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學》、赫伯特·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讓－雅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論》。

最後一本書對毛的影響特別大，因為它與中國固有的認為今不如昔的傳統思想針鋒相對。除了閱讀這些重要哲學著作外，毛“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歷史地理的同時”，還廣泛地閱讀了“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

毛沉醉在知識的大海裡，自由自在地暢遊，毛父卻非常惱怒，到最後斷了他的生路，拒絕對他的這種自學提供資助。毛不得不離開會館，另找安身之處。毛回憶說，當時，“我也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經作出結論，我最適合於教書。”

毛又開始留意廣告了，他看到了一所師範學校的廣告，說不收學費，膳宿費低廉。毛的兩個朋友也想進這所學校，他們請毛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考試的作文。“我替那兩位朋友寫了作文，為自己也寫了一篇。”毛回憶說。他們兩個人都被錄取了，所以毛誇口道他實際上是被錄取了三次。“那時候我並不認為我為朋友代筆是不道德的行為，這不過是朋友之間的義氣。但正是毛後來要求50年代的年青一代把對國家和國家思想的忠誠放在高於朋友義氣和家庭觀念之上。

毛將在湖南第四師範學校度過騷動不安而又思想定型的五年。湖南第四師範學校是辛亥革命之後的1912年創辦的，幾個月後就和第一師範學校合併。它坐落在長沙南門外的“書院坪”，前臨湘江，長沙一片新興的工業包括石墨廠、電燈廠和造幣廠就在附近。此外，粵漢鐵路在1917年以後就日夜嘯叫著從附近通過。

這是一所公立學校，學生用不著交學費，其方向是把出身貧苦家庭不能上大學的孩子培養成小學教師。學校的基礎是最新式的民本主義教育理論，不僅包括傳統的學科，還包括身體活動、社會生活和道德實踐。學校還有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館，教員思想比較開明，提倡自己思考，這是毛所喜歡的。學校很強調愛國主義，表現為使用全國通用的語言而不是本省方言，教師強調要牢記中國的國恥。

毛1913年春進入該校時已19歲了，幾乎可以說這是毛真正受教育的開始，毛後來回憶說：“我過了20年甘露般的生活，對世界一無所知。”

毛計算過，他在這所學校共花了160元。“在這筆錢裡，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因為訂閱費是每月1元。我常常在報攤買書，買雜誌。我父親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1911年到1927年……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星期天如果學生們起來晚了吃不上飯，他們就把食堂裡剩下的冷飯冷菜自己熱一下，每當別人熱飯、熱菜時，毛總是一個人吃冷飯、冷菜，也不知道他是節儉呢，還是不在乎，抑或是太懶了。

這所學校給每個新生發一套藍色的毛料校服，這件校服毛穿了許多年，直到校服已褪了色，磨出了洞還在穿。此外，毛經常穿一件灰色的布料學生長袍，冬天在長袍裡面再加一件舊式的夾克衫，一年四季都穿一條肥大的布褲。夏天他幾乎從不穿襪子，布鞋也常常是裂著口子。他經常蓋一床很粗糙的藍色棉被，被裡的棉花又舊又硬。

毛每天都起得很早，漱洗完畢就去教室讀書。下課後，一般都在讀報室看報，或去圖書館借書。別人都上床睡覺了，他還在茶爐室、讀報室看一會書，有時就在走廊裡通宵不滅的燈光下讀書。他的朋友說，毛手裡總是拿著一本書，他從來不開玩笑，也不閒聊。他還常常獨自一個人或邀幾個朋友到校後的山上讀書。難得幾次上街時，他一般也都要去玉泉街或府正街逛逛，因為這兩條街上有些舊書攤和新書店，毛常掏空了羞澀的腰包買些他喜歡的書。

他學習中國文學、道德、地理和歷史。他的一個同學回憶說，毛特別喜歡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這兩本書分別成於11世紀和17世紀。毛習慣於把讀報時看到的外國人名、地名記下來，和地圖上、書上的相比較，再查找原文。正確的名稱或引文他就記在一張小紙條上，再把小紙條夾在書裡，這樣他就可以隨時瀏覽和複習。無論什麼時候要找他，朋友們都知道他“在閱報室”。

他的古文和新式文章都寫得很好，文筆流暢，為學生們所傳頌。他讀書時很細心，他所喜歡的句子都圈點起來，而對他不贊成的話則批上諸如“荒謬”、“不通”等評語。每讀一本書都這樣，甚至第二次讀書時還對前一次所作的圈點加上新的評語。

他的蘇格拉底式的特徵也是很突出的，他的中文傳記作者說他：“還特別有好問……的習慣，他最懂得學與問是不可分離的。”

但不是每一件事毛都喜歡。特別是該校至少有35種煩人的校規禁令，限制了他的自由，諸如禁止經商、禁止組織政黨、禁止唱下流的歌曲、禁止看壞書、禁止非法集會，等等。毛還討厭必修的自然科學課程，因為他想專修社會科學。他回憶說：“我對自然科學並不特別感興趣，我沒有好好地去學，所以大多數這些課程我得到的分數很差。”他的一個老師還記得，毛的數學成績特別差，有時考試還交白卷。

毛後來說，他尤其討厭一門靜物寫生課，他認為這門課“極端無聊”。他往往想出最簡單的東西來畫，草草畫完就算了。有一次他畫了一個橢圓說這是蛋，結果考試不及格。“我畫了一個橢圓形就算了事。”

但毛的社會科學各科的成績都非常好，這就彌補了他在自然科學和藝術各科上的低分數。毛後來描繪自己對學校的態度就像是反抗者一樣，“我不服從校規，”他承認說，“我的原則是只要不被開除就沒關係。就拿考試來說吧，我的分數從50分、60分到80分都有，平均分是70分。”

毛承認他對學校是欠了債的。“我沒有正式進過大學，”他告訴他的一個朋友說，“也沒到外國留過學，我的知識，我的學問，是在一師打下了基礎，一師是個好學校。”

就是在這裡，毛的組織才能開始顯露，蕭三回憶說，無論什麼時候其他人談話時，毛都“略低著頭或偏著頭聽別人談話，而自己只‘嗯’、‘是的’的回答，在傾聽對方說完之後，他有條有理地給對談者分析，提出要點，作出結論。他的話並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能啟發人，再往前進，再往遠處大處著想，你有什麼疑問他只要一談，便會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了辦法。

另外一個記述毛這段學校生活的人總結說，毛在會上“從不輕易表態”，無論是主持會議還是一般發言—最突出的是他從不作冗長、離題而混亂的講話。如果他旁邊的其他人開始辯論，甚至吵起來的時候，毛都靜靜地用心傾聽各方面的意見。

他的生活方式是清教徒式的，他完全贊同這種觀點。一個人如果過不了金錢與女性這兩關，這個人就不值得一談。他的朋友都說他不輕浮放蕩，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對自己的操行和知識從不感到滿足。

但所有這一切加起來並不意味著他就有了領導別人的公認的才能。他的老師徐特立後來說：“毛在學校裡並沒有特別顯示出領導才能，他具有一種謙恭的氣質……

十年後，當毛被敵人通緝追捕時，他的家人在後院焚燒他留下來的所有書籍和筆記，有人從“灰燼裡”救出了毛的一本作了註釋的課本和一本他自己的筆記本。這本94面的筆記本寫了一萬多字，其中有一部分是公元前4世紀兩本詩集的手抄本。

另一部分是道德和文學課的課堂筆記，可能是1914年記的，內容有先秦的哲學、楚辭、漢賦、拿破侖、愷撒、福澤諭吉（日本明治維新的倡導者和把西方文化介紹到日本的人）以及自然科學。

從這本筆記本反映的幾個主題可以看出毛在那一時期的思想發展狀況。一個是他自己的雄心，這是從他無限的自我中心論發展起來的。筆記中說：“我之界當擴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毛指出古代的仁人志士“有殺身亡家而不悔者矣”。毛解釋說，這樣的人毒蛇螫手，他必斷腕。

毛評論說：“彼仁人者，以天下萬世為身，而以一身一家為腕，惟其愛天下萬世之誠也，是以不敢愛其身家。身家雖死，天下萬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從毛自己寫的這些話中可以明顯地看出，毛就自己的行為對家庭的影響有一種社會犯罪感，可以看出，他是在為他後來拋棄自己的家庭進行辯護。從筆記中當然也看出毛的使命感。

貫穿筆記的第二個主題是強調刻苦力行的重要性。筆記說：“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又說：“農事不理則不知稼穡之艱難，休其蠶織，則不知衣服之所自。

他特別痛恨的是懶惰。“懶惰為萬惡之淵藪……國而懶惰，始則不進，繼則退行，繼則衰弱，終則滅亡……少年須有朝氣，否則暮氣中之……故曰怠惰者，生之墳墓。

此外毛還注重精細。“人立身有一難事，即精細是也……忽小敗大而可鑒者，愷撒是也。

那本留存下來的加了批語的教科書是弗裡德裡希·泡爾生寫的《倫理學原理》，這門課是毛在第一師範求學的最後兩年（1917~1918）由楊昌濟教授的。在這本約十萬字的書上，毛寫了一萬二千字的批語，加上圈點、單槓、雙槓、三角等符號。毛根據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曾寫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楊昌濟大加讚賞，給了滿分100分，還寫上“加5”。毛對此非常驕傲，一個朋友說，毛為此到處向人誇耀。

毛特別反對個人的壓抑，他說：“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

楊昌濟教授曾一度以“長沙的大儒”聞名，他對學生時代的毛澤東影響最深。毛後來評論，楊“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

楊曾在國外留學十年—先在日本，後到倫敦大學，最後到愛丁堡大學，拿了哲學學位。他回國之前在德國一所大學研究康德，成為塞繆爾·斯邁爾恩、T.H.格林和康德的忠實信徒。那些到歐洲“鍍金”、到日本“鍍銀”的留學生回國後大多數鑽營從政做官或辦實業，而楊先生卻選擇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位置，當一個師範學校的教員，培養青年人才。

作為一個唯心主義者和進化論者，楊特別熱衷於將思想付諸個人實踐，實事求是。他非常相信意識對物質的操縱作用。他特製了一個澡盆，每天早晨都在澡盆裡洗冷水澡，不論春夏秋冬，氣候寒熱。他解釋說：“人必須每天做一件艱苦的事來磨煉自己的意志。冷水不僅磨煉意志，還能增強體質。但楊自己也乘坐符合他身份的三人抬的轎子來來往往。

楊的學生都很尊敬他，一些學生，包括毛，在楊的倫理學課後也常到楊的家裡與他繼續討論。在這種非正式的討論中，楊敦促他們要有所作為，要爭取留名後世。“凡人欲在社會建功立業者，欲深謀遠慮，動之萬全……”毛第一次到板倉楊家拜訪時，風塵僕僕，一把雨傘，一雙草鞋，步行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