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奮鬥

7“山大王”（1927~1928）

在突遭國民黨左派的排擠之後，1927年8月初，毛和他的共產黨同伴在九江(1) 舉行緊急會議，商討他們的前途。由於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陳獨秀未能出席會議，他被從中央領導中驅除出去，當了黨和俄國顧問們（或按一些說法是俄國主子們）失敗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黨的總書記，他是個受過俄國訓練的新聞記者。毛再度進入中央委員會。在會上，他向他的同志們指出了武裝鬥爭的必要性，會議接受了他的意見。在此之前周恩來、賀龍和朱德已在南昌發動了秋季暴動，後來，這一天被作為紅軍的正式建軍日來慶祝。

>>“八七會議”（1927年8月7日）會址

會後，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貨車前往長沙，受命去組織湖南省的秋收暴動。他必須使省黨的組織從國民黨中脫離出來，在那裡創建一支工農革命軍。在重組的共產黨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進的暴動計劃，這個計劃比中央委員會所指示的建立農村根據地和沒收地主財產走得更遠。

毛在寫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中主張，應高高地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建立工農根據地。他寫道：“我在調查中知道湖南的農民對於土地問題一定要全盤解決。”他建議沒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農在內”，按共同的標準，公平分配給願意得到土地的一切鄉村人民。中央委員會警告毛這些是不對的，但毛拒絕服從黨的政治決議案，在秋收暴動中摻入了自己的主張。

9月9日起義爆發，毛將參加暴動的安源煤礦工人、地方農民自衛軍，以及脫離了國民黨的持不同政見的軍隊編成四個“團”。可是，毛本人卻不能對這支部隊行使有效指揮。當他在整頓這四個團時，被國民黨民團抓到並解往民團總部，準備與其他共產黨嫌疑分子一起處決。他後來回憶道：“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僱傭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200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裡去。

毛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他在那裡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他，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

“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國民黨方面對此事的說法是毛的賄賂起了作用。

最初幾天起義進行得很順利，許多重要城鎮落到了起義軍手裡。然而，長沙的工人並沒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樣，起來支持農民。當兩支已脫離國民黨的部隊決定在他們之間開戰後，力量單薄的起義軍就面臨內部火並的危險，於是，安源礦工差不多都被消滅了，毛的農軍也中了埋伏。

在起義爆發後的一個星期內，毛不得不放棄毫無希望的整個行動。正如他所承認的，“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在起義中，共產黨殺掉了許多國民黨人，並燒了他們的房屋，而這些人在統一戰線時期被稱為同志，所以，湖南當時流行著這樣一支諷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頭！

燒，燒，燒！同志燒掉同志的屋！”

在瀏陽縣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義軍的殘部，前敵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9月20日毛率領他們向井岡山進軍—沿途趁勢釋放了被監禁的共產黨人，並打開公倉，把糧食分配給農民。

儘管他的部隊在蘆溪突遭襲擊，但毛在9月底還是把他們重新集合起來，並在永新縣三灣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將殘存的400餘人整編成一個團，在部隊中實行民主，由黨掌握軍隊，廢止打罵，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在另一種意義上說，這才是紅軍的開端。

從文家市經300多英里的行軍，10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團到達了湘贛邊界上的井岡山，這個地方對於他來說，不僅僅是以後幾年中時斷時續的一個山區根據地，而且也是他此後全部事業靈感的源泉。

後來，毛斷然把1927年的悲劇歸罪於陳獨秀（中國人）和兩個共產國際顧問羅易（印度人）和鮑羅廷（俄國人）。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應負最大的責任，而鮑羅廷“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產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也下令這樣做了”，共產國際的印度代表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可是他只是站著而已”。羅易是個蠢貨，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而羅易則指責毛是一個頑固和有意阻礙我們的革命計劃的、完完全全的動搖分子，因此將他免職。

給毛的評語之所以下得這樣刻薄，是由於毛本人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4個星期內，對革命局勢的認識發生了激變。8月間，毛曾斷言中國將會發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裝進攻長沙失敗後，他轉而相信，“從城市觀點來看，這個運動好像是注定要失敗的。他看錯了時機。

毫無疑問，毛以前過分誇大了農民起義的真實潛力。一個當時曾參與起義的同志後來說：“毛向瞿秋白保證湖南至少可以發動10萬的武裝農民參加暴動，而瞿電告莫斯科的數字增到20萬，結果最後僅有5，000人。

在11月14日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把長沙失敗的不幸歸之於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他被指控為軍事投機，不充分發動農民，收編土匪和公然違背中央委員會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譏諷的口吻為他的失寵辯解：瞿秋白的人偶爾發現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冊子，其中包含我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論點。這激怒了他們。槍桿子裡面怎麼可能出政權呢？因此，他們撤了我的職……他毫不後悔地說：“儘管這樣，我們仍然在井岡山把軍隊團結起來了，深信我們執行的是正確的路線……

其實，毛和中央委員會並沒有實質上的分歧。雙方都贊同這樣的目標：即通過組織農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從農村包圍城市，配合軍隊和城市的暴動（革命的輔助力量）。

但是，與中央委員會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動會擴散到廣大的地區。並且，他把從湖南帶出來的隊伍整編成為正規軍，這樣，他們被作為“客軍過境”來對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員會批評毛“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不引起極大農民群眾起來暴動，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實真相的。

毛所發現的得以躲避國民黨和軍閥追擊的聖地，縱深30英里，方圓180英里，滿目荒蕪，人煙稀少。只有六七條狹窄的山間小路，穿過茂密的松杉樹林和枝繁籐繞的竹林，通向井岡山的心臟，它的直插雲霄的峰頂，終年雲霧繚繞。毛在給共產黨領導的第一份報告中，這樣描述井岡山：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莊、行州、草坪、白泥湖、羅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莊，為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現在作了我們的根據地。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山上要隘，都築了工事。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這裡。現在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敵人是打不進來的。但對毛的“團”來說，井岡山並不是一個休養所。許多戰士只穿著薄棉衣，來抵禦冬天的霜雪，南瓜是他們的日常主食。

他們一到井岡山，便與兩個秘密會社的土匪首領發生了衝突，後者屬哥老會，有600餘人，120餘條步槍。顯然，毛的小部隊是沒有希望消滅他們的，於是毛採用了結交聯合的策略，以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是能夠在相處中得到改造的。

“我在井岡山期間，”毛後來說，“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後來，在他們獨自留守井岡山時，又恢復了土匪的習氣，終為農民殺死，當時農民已經組織起來，建立了蘇維埃，有能力抵抗他們。(2)

結果，黨內毛的批評者們斥責他，竟聯合這樣明顯的落後分子。但是，毛已經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所謂遊民問題絕不僅是在井岡山求生存的問題。

毛的批評者之一王明聲稱，毛在30年代末曾告訴他，在進入井岡山一年後，使用“鴻門宴”的手法，處決了兩個土匪首領，由於當時已有幾支共產黨軍隊與他會合，安全有了保證。[13]隨後，他解除了土匪部隊的武裝。

1928年間，毛開始和賀子珍一起生活，賀是一個漂亮的、舉止羞澀溫柔的嬌小婦女，18歲，只有毛35歲的一半多。她是一個地主的女兒，曾在湖南師範學校讀書，後當了教員，1927年加入共產黨。南昌起義時，她曾領導一支婦女隊伍，對於流亡中的毛來說，她是一個十分般配的佳偶。

>> 位於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

她的唯一不足是，由於出身富裕家庭，從未做過體力勞動，因而不願負擔日常的家務瑣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被其他女共產黨人當做熱心家務的模範，因為在選擇自己的工作時，她情願去照顧毛個人。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後來的井岡山上的戰友朱德將軍身上，他是這樣解釋當時自己的婚姻的：“這不是常規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從1922年以來沒有見過面。我們有時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屬於革命的，我不可能再回到家裡去了。伍若蘭和她的家庭對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們並不受傳統禮教的束縛。當然，像其他婦女一樣，她還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時間是在村子裡。

毛以井岡山為中心謀求擴大他的影響，並逐步壯大他的400人的部隊，以控制更多的地區，這表明他是一個中國式的羅賓漢。為了得到糧食和其他補給，他不得不征服四周的農莊。但是，為糾正單一的流寇式游擊，他建立了他的第一個獨立政權，中心設在茶陵，中國共產黨稱這樣的政權為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是執行機關，而由工人、農民和士兵代表組成立法機關。毛從他前一時期的狂熱後果中吸取了教訓，因而茶陵的土地政策是溫和的，既不是沒收也不是重新分配土地。他領導的針對這一地區地主豪紳的游擊暴動，旨在得到糧食和武器。因此，他並未取得當地農民的合作，他們對待他就像對待其他“客軍”一樣，是冷淡的。

不久，正式代表政治局的湖南省委和著名的湖南特委，派遣了另一位共產黨官員，侵入毛的領地，把他們的權力擴大到這個偏遠的邊界地區。毛到達井岡山5個月後，湖南特委代表到達井岡山，取消了毛前委書記的職務，改組了他的地方政府，毛僅成了一名部隊的指揮員。當時，毛被指責為對地主過於溫和，而在一兩年前，同樣是毛卻被看成是一個極端主義者，可是此時，他已經學會了在農民之中促使社會轉變的更合適的方式。

領導變更的結果是暫時丟掉了井岡山根據地，可毛卻在湘南與偉大的南昌起義英雄朱德會師了。朱德率領一支暴動殘存的雜色部隊，已經到了湘南的桂東，隊伍中有在前一年秋天被擊潰的大量軍隊和農軍。朱德已按自己的計劃舉行了湘南暴動，毛派他的弟弟毛澤覃與他聯絡。然而，朱沒有成功，被迫再次由湘南城鎮往東向井岡山退卻。5月，兩人在酃縣會面。

朱德的傳記中寫道：他“曾經見過毛澤東一次，不過是在秘密會議的昏暗大廳中遠遠相對而坐，沒有真正見過面。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次會面，從此，他就和這個率直剛毅的戰士結成了親密的關係，這種關係確保了中國共產黨隊伍中最強有力的團結。一個共產黨歷史學家略有些誇張地說，假若沒有朱德，毛在以後的生涯中有可能變成一個土匪……然而，更為確切的假設應是，如果沒有這種團結，毛的最好結局是當一個不受信任的省級領導人。

朱的傳奇甚至比毛更富有色彩。他比毛大7歲，出生在四川的一個農民家庭，不僅參加過國民黨的前身組織同盟會，而且入過秘密會社哥老會（他必須喝血起誓）。在活動中，他失去了兩個兄弟，妻子和兒子也被軍閥殺害了。在20年代初，他染上了鴉片癮，但是又戒除了，後來赴歐洲在戈丁根學習。他是一個坦率耿直、極富有智謀的可愛的人：一次他被抓獲，在要被槍斃時，這樣救了自己的性命，他說：“不要槍斃我，我只是一個伙夫。”

兩個領導人率隊退至井岡山腳下的江西茅坪，其中毛在湘南之征中招募的農軍達8,000餘人。不久，林彪也來會合，當時他只有19歲，可是到70年代卻成了毛晚年最大的權力競爭者。林是一個湖北農民的兒子，跟隨他的哥哥和表兄投身革命活動，在任蔣介石的北伐軍排長之前，曾在黃埔軍校受訓。南昌起義時他先任連長，後任營長。在井岡山，他的隊伍併入紅四軍，最初他任營長，協助抵抗國民黨軍隊對根據地的進攻。毛對他的評價是：“林彪不僅有能力，而且是一代天才。像他這樣的人，能把整個局勢都裝在腦子裡，將來我們的軍隊就需要這樣的人來指揮(3) 。

一個當時訪問過毛的根據地的同志，記下了他在晚飯上的談話：晚飯中間，毛經常微笑。當他談到繁榮美好的未來時，他由衷地大笑。可是，當他談到目前經濟和糧食問題時，他的表情顯得憂慮悲哀。他提到當他退到井岡山時，如何被稱為是“拋棄群眾的逃跑”，如何受到黨中央幾次警告，他變得極為憤怒。毛緊握著他的拳頭，奚落負責的中央領導人只知道空洞的口號，而不注意實際情況。他的姿勢表明，除非進行報復，否則是不會滿足的。我感到毛是一個天才，在短時間內，他表演了高興、憤怒、悲哀和喜悅的全部情感。

1928年5月20日，井岡山的共產黨領導人在茅坪召開會議，作出了含有下一年毛主義政策路線的所有本質特徵的政治問題、政治紀律、暴動口號、政綱等決議。在軍事策略上，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十六字訣：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還包括著名的“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以加強共產黨軍隊的管理，爭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三大紀律是：（1）行動聽指揮；（2）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3）打土豪要歸公。幾個月後制定了前六項注意：（1）上門板；（2）捆鋪草；（3）說話和氣；（4）買賣公平；（5）借東西要還；（6）損壞東西要賠。一年左右又增加了後兩項：（7）洗澡避女人；（8）不搜俘虜腰包。

紅軍在井岡山建立了士兵蘇維埃，這較以前通過政治委員進行工作，更具有民主性和教育性。“政治部存在時，”毛評論道，“戰士們都以為政治工作僅僅是政治部中少數幾個人的事。其他人的任務只是打仗。政治部取消後，戰鬥員和政工人員一起做政治工作，這樣就打破了先前的單純軍事觀點。”

茅坪會議決定，井岡山地區應作為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漸次向周圍地區推廣擴大。無償地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並武裝和組織農民起來保衛分得的土地。但是，對小地主和富農採取了較為溫和的政策。這些決議的制定，是基於毛在茅坪對他的同伴們所講述的五個因素。首先，他告訴他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政治發展不平衡，產業工人很少，而農民很多。第二，對於革命來說，中國是一個有豐富人力資源的大國。第三，然而反革命力量還很強大，國民黨政府通過與帝國主義勢力相勾結控制著中國。第四，革命力量還很弱小，紅軍僅控制少數貧窮落後地區。第五，農民只要有機會，就會隨時參加革命，重新分配土地。

>> 毛澤東與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部分幹部在延安合影。左起前排：羅榮桓、張文彬、陳光、楊立三、陳士矩、宋裕和、林彪，後排左一趙爾陸、左六毛澤東、左八謝今古

所有這些主張都為朱德和其他人所通過，儘管他們很清楚，毛在黨的正式領導層中的地位並不穩固。

可是，當夏天毛的上級共產黨領導設法將毛調離井岡山時，這些愜意的計劃就被推翻了。他們先是命令他率大部分部隊去湘南，僅留一支小部隊守衛井岡山根據地。毛的同志們決定拒不服從這個脫離實際的命令，可有一個團在與黨的特派員之一直接談話後，確信了有這樣的命令。前往湘南，朱將軍決定最好還是多派些部隊去增援。黨的特派員持有在毛的區域內按他的意見行事的文件，因而，差不多整個夏天，毛被迫靠邊站了，在此期間，他的軍隊在錯誤策略的指揮下，損失了一半。

據共產國際的德國顧問奧托·布勞恩講，毛對他的新夥伴朱德將軍消極地接受那招致軍事大失敗的極端命令，感到很惱火，責怪他“理論上無知”和“機會主義傾向”，而朱將軍則轉而批評毛當時深居井岡山，以井岡山為軸心“陀螺似的向外擴展”的軍事策略。

據布勞恩講，1929年兩人再次會合以後，毛一步一步地削弱朱作為軍隊領導人的威信，並爭取一些朱的高級僚屬站到他這一邊，其中包括朱的政治委員陳毅，以及當時還只是營長的林彪。朱在表面上聽任了這種權威的喪失，形式上他還是總司令。布勞恩所講的這些，其必然結果就是把軍隊置於政治控制之下，而這個原則是毛、朱都贊同的。可是，後來林彪卻聲稱朱將軍對這一思想的支持，並不像一些描寫中所講的那樣是一個堅實的棟樑。他有突出的軍事素質，但缺乏政治判斷力，當衝突的命令來自不同的政治司令部時，往往發生動搖。他的忠誠主要是依靠有毛和他在一起。

在領導空缺期間，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許多在井岡山最近吸收的共產黨員成了叛徒，當敗退的紅軍返回以後，9月毛再次接任，並開始在地方黨組織中進行大清洗，重新登記黨員。為此目的，他還創建了新的保衛機構，使毛能夠統轄較以前更忠誠、更守紀律的組織。

在幾個星期內，毛和朱就恢復了年內喪失的大部分區域，他們的根據地也再次能夠生存下去了。為此，毛作了一首題為《井岡山》的詩，以誌慶賀：

10月，毛在一篇題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文章中，分析了井岡山根據地的特點，他誇耀地說：“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

可是，敵人製造的經濟壓力，卻使他們感到窒息。“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紅軍“每天除糧食外的五分錢伙食費都感到缺乏，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

1928年底，毛得到了一件令他極為滿意的財產。紅軍在長汀從一個正坐在滑桿上指揮部隊的國民黨將軍手裡，繳獲了一匹暗褐色的戰馬。這匹馬被分派給毛，成了以後幾年裡他最喜歡的坐騎。

8 抗 爭（1928~1930）

1928年11月，毛給中央委員會打了一個很長的、苦苦懇求的報告，題為《井岡山的鬥爭》。報告提到士兵和黨的幹部中，傷亡人數都在增加。毛特別抓住這一點，為他使用土匪新兵辯解。“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毛承認道，“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

但是，根據地最需要的是更多的共產黨員，毛希望從外界“派可充黨代表的同志至少30人來”。“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現在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需要治療，但沒有足夠的醫生或藥品。毛懇求中央委員會“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

他解釋道：“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

可是，要把革命向根據地外擴展，卻是困難重重的。“無論哪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非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村子內階級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義不能戰勝”。

在讚美軍隊中普遍實行民主制的同時，毛承認大部分人的民主意識還是很薄弱的。“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埋於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淨，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

由於這樣一些原因，革命的進程是緩慢的。“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接下去從毛的筆下流露出的便是他一生中最具動搖和痛苦情緒的句子：“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

實際上，在寫這份報告的幾天之後，援軍就到了，但並不是中央委員會派來的，而是由前國民黨湘軍軍官彭德懷將軍率領的另一支軍隊到井岡山與毛會師，他的部隊包括1928年夏的兵變部隊和一些秋收暴動失敗後的殘部。加上毛朱的部隊，井岡山部隊的人數差不多達4,000人，是毛最初力量的10倍。

彭是一個有鮮明個性的人，被描繪成“開門見山、直截了當、不轉彎抹角”，以及“是一個動作和說話都很敏捷”的人。當他還是個孩子時，僅僅是因為發脾氣，就踢翻了他祖母的鴉片爐，以反抗祖母，實際上當時他已被父母判處溺死。只是由於他勇敢的舅舅站出來調解，才救了他的性命。此刻，他與朱德、林彪一起，成為忠於毛的紅軍將領中的棟樑之一。

>> 1927年9月，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領導發起秋收起義，10月率部來到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下旬，朱毛兩軍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圖為1931年毛澤東和警衛戰士合影

1929年初，毛、朱從井岡山大舉出動，當時他們的根據地受到國民黨部隊的圍困，糧食短缺。他們向贛南閩西的糧食產地行進，相繼佔領了瑞金和汀州，尋找更適合養活他們軍隊的地方，擴大他們的根據地。

在那裡，毛接到了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此時，李立三成了中央的新的領導人，李曾在長沙響應過毛的求友廣告，並協助過毛組織安源的煤礦工人。然而，此時李不是要求提供幫助，而是命令毛解散紅軍，到上海去，協助領導他所斷言的即將爆發的無產階級革命，他認為農村的革命高潮，有待於城市共產黨力量重建以後才能到來。

毛拒絕服從命令，並在回信中斥責了他。“畏懼農民勢力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領導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所以，毛仍留在江西，鞏固新開闢的以瑞金為中心的根據地，並進行溫和的土地改革，只沒收地主的土地，不動富農和中農。毛想要保護商人的利益，而不是把他們從中立推到另一邊。

毛對黨的權威進行了全面的抗爭，他否定了李立三命令的三個內容—延緩土地改革，紅軍分散成小股獨立的游擊隊，以及取消農村根據地—並與他對農村革命形勢估計的意見相左。毛明確表示他是正確的，而許多脫離實際的領導者是錯誤的，並且相信大部分有親身實踐經驗的人是贊同他的。

在以後的兩年期間，為了鞏固他的權力地位，毛重新整頓了紅軍。這時，包括招募的新兵和地方赤衛隊，在他的麾下已有1萬人左右。

1929年9月，毛患瘧疾病倒了，在福建山區的小鎮古田漸漸痊癒。在那裡他寫了一首評論蔣桂戰爭的詞：

他還作了一首有關當地重陽節的詞：

毛利用因病被迫躺倒的空閒，寫了一本小冊子，對同伴中的各種錯誤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有些錯誤思想很明顯，例如個人主義，或單純軍事觀點。有些則比較複雜，像極端民主化，毛指出其根源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

他告誡說，民主應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就必須“明瞭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決議不要太隨便，一經形成，就必須堅決執行。“少數服從多數”，但是黨內批評應該加強，必須認識到“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鬥力的武器……不應當利用批評去做攻擊個人的工具”。

另一個需要糾正的極端是絕對平均主義。“官長騎馬，不認為是工作需要，而認為是不平等制度”。有些人要求分物品和背米一律平等：“司令部住了一間大點的房子也要罵起來。”絕對平均主義“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毛解釋說：“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

1930年元旦，紅四軍領導在古田舉行會議，毛同意重新恢復政治部，犧牲了士兵蘇維埃的權力。毛按會議精神對部隊官兵進行了整頓，鞏固了他的領導，因為類似蘇維埃式的民主制度有可能給他的對手鑽空子的機會。

他還建議加強黨在軍隊中的作用，黨支部由官兵混合組成。那些有“錯誤的政治傾向”的黨員，那些只想“大吃大喝”、抽鴉片、賭博，或不惜犯罪去獲取外幣黃金發財又不思悔改的黨員，應被從黨內清除出去。

至於軍隊本身，毛建議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應該“共同的平等的”參與決策。他制定了詳細的、新的、嚴格的紀律條例，要求官兵在黨的政治口號下進行工作。

總之，他這樣對待他的同志是有點過分的。林彪支持他，但彭德懷有意見。在井岡山周圍游擊了兩年之後，毛的戰地指揮員們對以江西的貧瘠農村為支撐紅軍的根據地，已有了顯而易見的不滿。從而更傾向於李立三路線，在城市地區振興革命，現在聽來就要比毛的路線更具有吸引力。指揮員們試圖立即就移駐到城市去。毛使用整編打亂指揮的方式，才調換了許多高級指揮員。

為慶賀新年，毛寫了一首短詞，呼籲在農村建立新的根據地：

>> 毛澤東題詞

林彪在古田支持了毛，但也許為進一步堅定他的信心，因而毛於1月5日給他寫了一封信，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談了他的樂觀主義的理由。“中國，”他寫道，“是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在一年內，江西、閩西、浙西創建獨立政權的目的都達到了。只是規定一年為期，不免伴上一些“急躁性”，但是，毛的結論是“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快要”一詞應如何解釋呢？毛對他自己提出的這個問題的回答，聽起來像是饒舌的議論：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儘管李立三嘲笑毛是“舊式的流寇思想”，但此時，紅軍畢竟是更加強大了。毛在他的部隊首次佔領江西吉安縣城的前夜，寫了一首詞，讚美部隊旺盛的士氣，那年，他們佔領吉安不下於9次。

3月底，給毛派來了一個新勤務員。小伙子十分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與毛會面的情形，當時他稱他為“毛委員”。

“我……好奇地望著他，”年輕人後來回憶道，“他穿一身和我們一樣的灰色軍裝，所不同的只是他的上衣口袋顯得特別大。他的黑頭髮和蒼白的面色形成鮮明對比。此外，他顯得有些太瘦。”(4)

毛轉過身來歡迎他的新助手，而他直到早晨時，還是紅四軍司令部的一名號兵。

“你姓什麼？”他問。

“姓陳。”這位戰士回答說。

“叫什麼名字？”

“陳昌奉。”

“十幾啦？”

“16歲。”

“為什麼當紅軍呀？”

“紅軍好，打土豪！”

這時毛指著一把椅子，示意年輕人坐下，很有興趣地問他：“你們家鄉有土豪嗎？”

“有！我就是被土豪逼出來的。”

陳詳細地敘述了他的身世。

“很好！”毛說，“以後在這裡要好好地工作和學習。你能寫自己的名字嗎？”

陳站起來，難為情地捻著衣角小聲地說：

“我沒念過書，不會寫字。”

“以後要學會寫……”

後來，毛替他的勤務員寫過一封家信，經郵局寄給他的父親。

當時毛的全部行裝有兩床毯子，一條布被單，兩套普通的灰軍服，一件銀灰色的毛衣，一件舊大衣，一把破雨傘，一個吃飯用的缸子和一個九層的灰色掛包，他用的地圖、文件、書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愛的《水滸傳》，都裝在這個掛包裡。

每當行軍作戰，他背著掛包拿著雨傘，他的勤務員背其餘的東西。到了宿營地，勤務員找兩塊木板對起來，鋪上那僅有的兩床毯子和小被單，用衣服打成枕頭。這就是毛的床。

毛晚上睡覺很少，吃過晚飯便點上小馬燈，打開掛包，拿出文件、地圖、書籍和紙筆就開始工作，有時一直到天亮。

陳回憶道：“我那時年齡小，不能熬夜……在旁邊坐著，不一會兒就睡著了，有時竟伏在主席的辦公桌上打起鼾來……常常在半夜時分，主席輕輕地把我叫醒，說：‘搞點水來吧！’我這才醒來，提著江西那種小木桶去打一桶涼水來。因為沒有臉盆，他便用毛巾在桶裡蘸著擦擦臉，有時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過了臉他就餓了，我便把下午留下來的一缸子‘三層飯’—最底下一層是米飯，中間是一點菜，頂上面一層又是米飯—去熱一熱給他吃。有時這一缸子飯吃不了，他就叫我用紙蓋起來，留著下頓再吃。”

一次，陳把毛剩下的一點飯倒掉了，第二天毛便問：

“陳昌奉，昨天剩下來的飯呢？”

陳告訴他已經倒掉了，毛批評他說：

“群眾的每一粒米來得都不容易，一次剩的不准倒掉，留著下一頓再吃。

4月間，李立三發起了一次攻勢，導致了共產黨嚴重的失敗。李批評毛的保守主義，命令他去上海出席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並命令紅軍展開猛烈的進攻，以赤化整個華中。毛後來稱：“李立三既過高估計了那時候紅軍的軍事力量，也過高估計了全國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認為革命已經接近勝利，很快就要在全國掌握政權。李認為蔣介石和軍閥之間曠日持久、消耗實力的內戰，造成中國政治局勢的混亂，從而給共產黨打開了奪取國家政權的大門，反過來，毛卻不這樣樂觀，認為這兩個敵人可能聯合大舉進攻蘇區。

毛未理會讓他去上海的命令。與此同時，在歐洲出版的共產國際雜誌《國際新聞通訊》（《Lnprecor》1930.3.20，10：14）上，登載了毛的訃聞。以後又出現過幾次這樣類似的過早通告。

1930年5月，毛在百忙中寫了一本教育性的小冊子，題為《反對本本主義》，文章開篇道：

你對於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裡，對於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許多巡視員，許多游擊隊的領導者，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幹部，喜歡一到就宣佈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種純主觀地“瞎說一頓”，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他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

毛忠告做領導工作的人，“邁開你的雙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

李立三的攻勢很快就消失了。彭德懷將軍曾一度佔領長沙，但立足未穩就被迫再次撤出—這導致了毛的家庭慘遭不幸。毛在這些事件中所付出的代價是無法想像的，而此時他卻以喜悅的情緒為這些事件進行歡呼：

不久，毛、朱進攻南昌，但未能打破敵人防禦。他們不得不轉回向長沙，與彭的部隊會合，以執行李的最後指令，試圖再次佔領這座省城。

9月上半月，經過持續多天殘酷的激戰，紅軍遭受嚴重損失。最後，毛為這些慘敗所震動，從而不顧中央委員會在當天的號召，勸說他的同志向贛南撤退，以便挽救他們的軍隊。在平江整頓後，10月，這支合編的部隊攻佔吉安。

但在此期間，楊開慧和她的兒子毛岸英，毛的妹妹，以及其他親屬，在長沙被捕，據一種解釋的說法，“由於叛徒告密，有六十餘個國民黨反動集團的匪徒”前去搜捕。幾天後，10月24日，毛的妻子在長沙瀏陽門外被公開處決。據說，警方提出她只要公開與丈夫和黨斷絕關係，並且提供長沙共產黨全體成員的名單，就可不殺她。楊拒絕了，遭受了嚴刑拷打，但即使如此，至死她也未洩露任何秘密。

至少在公開場合，毛不允許自己因悲傷而落淚。5年以後，當他敘述這件事時，只是簡單地陳述了事實，還同等地提到，在他的家庭遭殘殺前財產的損失：

我在湘潭的地被國民黨沒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還有我的兄弟毛澤民、毛澤覃兩個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兒子，都被何鍵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殺害了。其餘的後來得到釋放。紅軍的威名甚至於擴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裡，因為我聽到一個故事，說當地的農民相信我不久就會回到家鄉去。有一天，一架飛機從上空飛過，他們就斷定飛機上坐的是我。他們警告那時種我的地的人，說我回來看我的地了，看看地裡有沒有樹木被砍掉。他們說，如果有砍掉了，我一定會向蔣介石要求賠償。

很多年以後，毛為一位曾投身於30年代紅軍運動的同志遺孀(5) 寫了一首詞，在詞中，他賦予他的妻子楊開慧和他的已故同志柳直荀兩人的姓以特殊的意義：

一位老朋友後來問毛，他使用“驕”這個形容詞描寫妻子，用意是什麼。

毛解釋說：“女子革命而喪其頭，焉得不驕！”

楊被殺害一段時間後，毛與賀子珍結婚，他們的結合合法化了。毛還給長沙楊的家庭送信，讓他們把他的三個兒子（最大的一個已從監獄放回）送到上海，由那裡的地下黨組織安排入大同幼稚園。各種說法都提到他們在上海的幾年，處境十分淒慘，使用假名來掩護，靠在街頭撿垃圾為生。

10月初，紅軍再次佔領吉安。毛的勤務員在“一家逃跑的土豪家裡得到一個搪瓷暖水瓶”，他很高興，有了這個暖水瓶，給毛委員準備熱水就不成問題了。但他也清楚，如果毛髮現了，就會讓他送回去或照價付款，因此，在行軍中，他讓其他人帶著它，所以毛沒有察覺。

更重要的是，朱將軍在城裡國民黨軍司令部文件中，發現了聲名狼藉的國民黨AB團（反布爾什維克）地方成員的材料，根據一張由當地地主簽名的得款收條判斷，有些AB團分子已經滲入共產黨內，這個地主的兒子就是共產黨內毛的批評者之一。

毛對此事的反應是，派他的肅反委員會的人打入AB團內部，最終他就可以說，他的反對派中的一些人，實際上是國民黨密探。可是，他和他在江西黨內的批評者之間，也還存在著政策上的不一致，在11月中吉安的一次會議上，他們就土地改革政策展開了爭論，當時，他們必須趕緊分散開來，因為國民黨軍隊已經迫近了。

吉安的佔領、放棄又再度佔領的多次反覆，在共產黨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周恩來在11月對政治局說，毛完全忽視了共產黨國際有關“在進一步展開進攻之前必須進行鞏固的陣地防禦”的指示，而黨的總書記則斥責毛在吉安得而即失的行為，是對“局勢的絕望”。

11月底，毛起來鎮壓涉嫌的國民黨密探，逮捕了4,000多紅軍官兵。一些人遭逮捕後，所提供的口供，又牽連了某些反毛的共產黨高級人士。

12月初，紅軍一支部隊的指揮員也率領部下的400人舉行了兵變。他們逮捕了部隊指揮員，把隊伍拉到富田，攻佔了監獄，釋放了一些監禁在那裡的毛的囚徒，搗毀了地方赤色政府，並逮捕了其中的一些人。在富田，大約有100名毛的支持者被殺害，他們的親屬中有許多人被扣留。其中就有朱德將軍的妻子。

毛的批評者的首領從富田的監獄中逃脫出來後，即號召推翻毛，攻擊他是“黨皇帝”，拒不服從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他在鄰近的鄉鎮成立了一個敵對的赤色政府。遲至12月，毛在黨內的敵人才送信給朱、彭二將軍，羅列了“叛徒毛澤東”的罪行，還附上了一封可疑的、被看成是毛給他的一個密探的信。這封信命令攻擊各部隊，因為這些部隊領導人在事變時期供認，朱、彭是國民黨的“最高”代理人—“這些口供有利於我們”……以便早日捕殺……(6) 毛的反對者提出的口號是，“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7) 。

這次使用暴力鎮壓的、最為嚴重的派別鬥爭事件的起因，是由於一位羅同志的“暴露”，毛的反對者起初是以國民黨奸細調查他的，但他們發現他實際上是毛安置的秘密反間諜人員。換句話說，毛和他的黨內對手雙方都派人打入了AB團，但都沒有通告對方。起初他們揭露對方的秘密網時，還相信他們正在挖出真正的國民黨奸細。

1931年初，毛和他的支持者已能掌握新的蘇區中央局。新中央局的首批決定之一，就是把在江西向毛挑戰的那些人開除出黨，並使他的解釋合法化，“富田事變在事實上是毫無疑義的一種反黨反革命的行動，即使在組織還沒有證明他們全部是AB團取消派，但是他們反黨破壞革命的行動，在客觀上是與AB團取消派等的聯合一致的反動行為。

然而不久，毛的根基就被抽去了。就在他鞏固在紅色根據地的地位時，中央委員會內部發生了重大變動。1930年，一批20年代期間在莫斯科留學的中國共產黨員返回中國。他們的特點是，在俄國時就站在斯大林一邊，反對托洛茨基，因此，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起初他們被稱為“歸國留蘇學生”，當他們的主要領袖王明寫了一本題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後，他們就得到了又一個綽號，即“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其他成員包括博古和洛甫。

1931年初，這些人把持了中國共產黨的大權，在以後的三四年間，在毛的“實力派”和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國際派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鬥。

9 遭 貶（1931~1934）

此刻，蔣介石才完全醒悟到江西共產黨根據地的革命潛力。1930年底，他發動了所謂五次“圍剿”中的第一次“圍剿”。他派遣10萬軍隊去圍攻蘇區，但善於運用運動戰術的毛和朱將軍，是能夠將他們擊潰的。後來毛解釋說：

我們貫徹執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以我主力各個擊破敵軍。我們誘敵深入蘇區，集中優勢兵力突然進攻孤立的國民黨部隊，取得主動地位，能夠暫時包圍他們，這樣就把數量上佔巨大優勢的敵人所享有的總的戰略優勢扭轉過來。

但是，毛後來也抱怨，由於共產黨內部不和，致使在反攻中遭受了挫折。毛為慶賀粉碎第一次“圍剿”，活捉敵前線指揮官(8) ，寫了一首詞：

1931年1月，“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取得了黨的領導權，隨後蘇區也建立了以項英為首的新的中央局。毛是中央局成員之一，但不能指揮它，他在江西的影響開始減弱。後來他歎惜道，1931年到1934年期間，他在中央沒有一點聲音。他的作用更多地局限在起草新婚姻法之類的民政事務上，1931年1月28日公佈了由毛簽署的新婚姻條例的決議(9) ：

“應確定婚姻以自由為原則，而廢除一切封建的包辦、強迫與買賣婚姻制度。

“但是女子剛從封建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她們的身體許多受了很大的損害（如纏足）尚未恢復，她們的經濟尚未能完全獨立，所以關於離婚問題，應偏於保護女子，而把因離婚而起的義務和責任，多交給男子擔負。

“小孩是新社會的主人，尤其在過去社會習慣上，不注意看護小孩，因此關於小孩的看護有特別的規定。

第一次“圍剿”之後，僅用了4個月的喘息時間，蔣便在春天發動了他的第二次“圍剿”，被派去搗毀蘇區的軍隊翻了一番。但共產黨仍然成功地運用了他們的老戰術，毛寫了另一首詞，來紀念粉碎第二次“圍剿”：

這次只用了一個月喘息時間，蔣就親自率領30萬大軍—差不多是毛的軍隊的10倍，發起了第三次“圍剿”。可是，蔣的“長驅直入”，快速佔領蘇區心臟的戰術，卻給共產黨提供了充分發揮游擊戰術的條件。到10月份，蔣不得不撤退，後來毛引用一個敵軍將領的評論，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在夏季的戰鬥期間，留駐上海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由於蔣的破壞，已不再是安全的了，因而紛紛前往內地各地區。周恩來假扮一個留鬍子的天主教神甫，首先到達了江西根據地的首都瑞金。他一旦到此，毛作為黨的下級，就不可避免地變成一個只是在江西的赤色共和國的名義上的主席。

周是一個與毛有著完全不同特徵的人。他比毛小5歲，出身於一個滿清官吏家庭，他的優雅氣度使得他在共產黨同伴中顯得十分突出，而且他也許還把他的謙謙君子意識傳染給了他們。1920年至1921年間，他在法國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小組，從那時起，他在外交和協調政治方面表現了卓越的才華。

此間對毛的行為和政策的批評越來越頻繁。1931年9月1日，周在一份給根據地政府的訓令中，反對毛有關戰略、軍隊管理和土地改革的觀點，毛被迫簽署了一項土地法，而他本人關於對待富農的思想遭到駁斥。他曾經主張過的關於沒收土地的激進理論，現在，由黨的新領導推廣到各地。

在自身的沉浮之中，毛還必須以鐵石心腸去面對他的朋友和妻子所遭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命運。除了早些時候他的妻子和妹妹被殺害，1931年的此刻，他又得知了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遇害的消息。蔡是他的同窗好友，黨內最親密的朋友，他曾多次住在蔡的家中，蔡被捕後，被港英當局引渡到廣州，據傳，在廣州，反革命劊子手扯開他的四肢，把他釘在牆上，慘無人道地毒打致死，並剖開他的胸膛，把臟腑剁成碎片。

9月間，日本人展示了他們預謀征服中國的野心，用武力侵佔了滿洲，並強化了在華北已取得的各項特權。顯然，只有進行全面抵抗，否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很快就會擴展到整個中國。

毛起草並簽署了一封紅軍致國民黨軍的公開信，號召他們起義：“士兵弟兄們！你們必須另想出路呵！你們的出路是有的—這出路就是革命！你們手裡現在有的是槍炮，你們首先把你們的反動長官殺掉，然後你們同當地的工人農民與一切勞苦群眾聯合起來，把國民黨的鳥政府打倒。

毛強烈要求新的政治局討論這些重大的民族政治問題。例如，1932年1月，日寇進攻上海之後，他主張建立聯合政府，將所有願意抗日的軍隊整編為一支統一的軍隊—這是一個受莫斯科影響的中國的政治局根本不能接受的政策。1932年4月，在毛的首倡下，江西政府對日宣戰，但政治局再次未給予支持。

>> 1931年11月，中國共產黨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在瑞金召開。主席台右四為毛澤東

>> 1931年1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合影。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1931年11月初，為制定新的政治局路線，由“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主持，在瑞金召開了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迎接不久即將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決議激烈地攻擊毛的政策，譴責江西根據地的共產黨領導“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和充分的群眾工作”，非難他們未和其他根據地聯合行動，並攻擊毛的紅四軍的游擊戰術，還宣佈他主持制定的1930年2 月7日《贛西南蘇維埃土地法》中規定平均分配土地是向富農投降。

毛個人的錯誤是犯有狹隘的經驗主義，獨裁專斷的機會主義，以及思想意識極為空虛。新的黨的全國領導重申土地革命應由無產階級領導。紅軍應佔領城市，使用正規戰，拋棄舊式的游擊思想。

在幾天後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除了新來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成員外，在根據地，莫斯科路線並未得到有力的支持。毛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並保住了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位。因此，毛的許多支持者，像朱德、鄧子恢、何叔衡等，也都當選了中央政府執行委員，主持政府和軍隊的各個部門，然而他的新對手卻控制了黨。

而且，據說是由於共產國際的支持，政治局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出席大會的代表們接受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提出的實質性建議中的絕大部分，其中包括根據地建設、土地法和紅軍的指揮，只有少數修改是適中地採納了毛的觀點。

1932年至1933年間的冬季，“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高級領袖博古和洛甫，從上海到達瑞金，一道來的還有共產國際的德國顧問奧托·布勞恩，他的中國名字叫李德。從此，毛在數量上也不佔優勢了。

第四次“圍剿”之前，1932年至1933年間的冬季，紅軍搶先發起進攻。

5月，(10) 周取代毛任第一方面軍總政委，(11) 成為紅軍中的高級權威。同時，周的支持者在根據地政府內，也攻擊毛的土地政策是“右”傾。

儘管有這樣的窘迫困擾，但毛仍專心致力於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立法工作，並提出了很好的、細緻的設想。8月，在一次經濟建設工作會議上，他作了題為《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演講，強調共產黨治理區域內的300萬群眾，必須自力更生。他責備那些以為在革命戰爭時期，不可能從事經濟建設，經濟建設要等到最終勝利後的和平條件下才能進行的意見是不對的。他特別強調必須做好土特產品的生產。我們必須“恢復鎢砂、樟腦、紙張、煙葉、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產過去的產量，並把它們大批地輸出到白區去”。

他還繼續關注國際事務，在反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通電中，表達了他對李頓報告書在中日問題上的虛偽態度的蔑視：“國際聯盟是各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強盜聯盟。

第四次“圍剿”在僵持中結束，毛作了一首詞，談論它的結局：

11月，共產黨取得了一次僥倖的勝利。國民黨十九路軍在福建舉行兵變，試圖建立一個與蔣介石對立的民治政府。起義之前，十九路軍的領導人在上海與共產黨有所接觸，可是，過於謹慎的共產黨人未作出明確反應。紅軍和根據地政府—即毛和朱—簽署了一件與這個非共產黨起義者聯合的文件。但是，政治局卻認為福建的起義者主張的是虛偽的民主，不值得支持。毛和朱則希望福建事變的發動者能真正給予該省人民以自由權利，並與共產黨結成真誠的聯盟。

正當毛爭取實現聯合時，兵變已被忠於國民黨的軍隊鎮壓了。在結成有成效的聯盟機會喪失後，毛也加入了對政治局的公開抨擊。假如更為迅速地採取行動，福建的兵變軍隊就可以得到紅軍的支援，這樣兵變就有可能成功，就可能控制相當大的領土和資源—儘管瑞金的軍事戰略家必須斟酌，從蘇區派出援軍，會不會危及自身的安全。後來毛抱怨他的黨內對手，錯誤地處理了福建事變。

毛40歲生日後不久，1月中央委員會召開中央全會，毛的所有政策都被攻擊為右傾路線。毛已預料到會上將發生些什麼，所以就通知一個同伴，以健康原因，未參加會議。可是，德國顧問奧托·布勞恩的回憶卻說：“博古諷刺地說，毛又犯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憤憤不平的原因是《中國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的報告，將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來作；另外，他希望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要求，沒有被批准。

在中國革命處於緊要關頭之時，在瑞金所有的主要中國領導同志中，奧托·布勞恩發現：“給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他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幾乎可以說是很瘦削的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他給我的最初印象，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家和軍人，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家和詩人。在很少的幾個慶祝會上，我們見面時很隨便。在這種場合，他總是保持一種威嚴而又謹慎的態度，總是鼓勵別人喝酒、說話和唱歌，他自己則在談話中插進一些格言，這些格言聽起來好像是無關緊要的，但總有一定的含義，有時還含有一種揶揄的暗示……當有人第一次提出，我們的主力是否應當突破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封鎖這個問題時，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話（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話）回答說：‘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類似這樣的格言和比喻，我們還可以隨意舉出一些例子，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但其效果還是明顯的，因為它們畢竟適合了一定的具體情況。毛不僅在私人談話中或小範圍裡運用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還把它們引用到他的講話中，並以革命的激情從中引出令人銘記的口號。我自己就經常親眼看到，他是怎樣用這種辦法深深地影響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

“……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很膚淺的……毛從來沒有在國外生活過，不懂外語；中國又非常缺少馬克思主義著作，有限的幾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數。然而，布勞恩自己就不懂中文，充其量僅認識不多的幾個字。糟糕的是，毛用折中主義的方法，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並加進其他的內容。例如他常常講無產階級，但是他所理解的無產階級不僅僅是產業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貧窮的階層—雇農、半佃戶、手工業者、小商販、苦力，甚至乞丐……

但是，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產國際都不想拋棄毛，他們意識到他在根據地已建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儘管三年以來毛派不斷遭到斥責和排擠，毛還是再次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

但是，這一次他只是一個傀儡。“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團中超過半數，並選舉了自己團體的人擔任主席。這樣，他們就敢於選舉毛，如果他不與他們合作，就可以隨時撤換他。毛的職務是名譽性的，沒有實權，而洛甫實際上差不多成了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首腦。

毛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中的兩段話，表明了他仍代表著的力量：

我鄭重地向大會提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麼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麼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瞭解我們提出來的最高的任務，革命戰爭的任務，擁護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國去，接受我們的政治號召，為革命的勝利鬥爭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