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日，在蔣經國的指示下，當局正式結束對報紙的限證（維持在二十九家）、限張（維持在三大張）的禁令。數天之內，就有兩百家左右新出版物向政府辦理登記，街頭立刻出現許多新興畫報。同時，也有六十多個政治團體申請註冊成立政黨。後來，包括民主進步黨在內，共有二十個政治組織獲得通過，正式成立政黨。雖然已有上述種種自由化措施，對當局及領導人積鬱的怒氣依然未消，許多新報紙、新政黨強烈反對國民黨，全島陷入政治詬罵風潮。當年頭四個月發生七百多起街頭群眾示威活動，幾乎全都唱著反對國民黨的調子。「立法院」內的民進黨籍委員，強烈反對通過新的集會遊行法，在「國會」議事堂內首度爆發肢體衝突。
1月12日，「國會改革專案小組」通過由馬英九主稿的結束大陸人掌控台灣政治過程時代的草案。馬英九計劃翌日晉見經國先生，報告這個好消息。13日當天上午，蔣經國抱怨身體不舒服。雖然醫生一時找不到他不舒服的緣由，還是替他注射靜脈點滴。蔣經國要見見他的長子孝文。孝文見過父親後，向母親表示，父親病容滿面。下午1時50分左右，蔣經國在午睡中，突然發生胃腸道嚴重大出血，血液阻礙呼吸，使他陷入休克狀態。由於他身上裝置的心律調整器把心跳維持在每分鐘七十，他的心臟無法快速供應氧氣到全身各部位，醫生還來不及把他送到醫院施救，他就已經撒手人寰。熊丸醫師記得，當天下午天氣晴朗，陽光和煦。
「行政院新聞局」在四小時後公佈了經國先生辭世的消息。當天夜裡9點鐘，李登輝宣誓就職，成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第四位「總統」。「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沒有了強人，可是倒也似乎沒起任何漣漪。翌晨，「行政院」例行院會，花了兩小時討論河川污染防治問題。十三年前，蔣介石逝世時，新聞界及高級官員使用過去帝王宮廷的生花妙語來追述撒手人寰的領袖之偉大事功。但是，經國之死，中國四千年來首次不見傳統的溢美讚頌、半宗教性質的諛辭。新聞媒體的評論和個人的悼詞，都集中在蔣經國平凡的一面。
蔣經國與他父親不一樣，刻意不留下「治國遺囑」。高級官員認為必須導正此一過失，指示經國的侍從秘書王家驛起草一份文件，表達蔣氏希望台灣人民「堅守反共」、貫徹民主的心願。「行政院新聞局」還特地發表聲明，說明經國先生元月5日當著數位大佬及孝勇的面前，口述這份遺囑，並且簽字認可它。 [1]
國民黨在他死後，為了詆毀反對黨，故意放出消息說，12月25日「國民大會」發生的事故，加速了經國先生的死亡。不過，蔣氏親信副手表示情況並非如此。他曾經對他們提醒，民主政治會有紊亂脫序，有時甚至有令人不愉快的狀況發生，尤其也會有讓領導人不舒服的亂象發生。
蔣經國不會喜歡這些文字遊戲。但是，他若地下有知，一定很高興，康寧祥和民進黨若干領袖也到「忠烈祠」悼祭。儘管國民黨和黨外政敵彼此不合，經國卻留下一個穩定的民主政治之關鍵條件——競爭者之間要維持某種程度的風度與節制。民進黨和另一個小黨勞動黨，宣佈在三十天的喪禮期間，停止一切政治示威活動。1月16日，「高等法院」對兩名被控直接、公開鼓吹「台灣獨立」的反對人士，判處重刑。民進黨大為不滿，但是依然推遲就此一判決舉行街頭示威抗議活動。
次日，李煥召集他的三位「副秘書長」馬英九、高銘輝、宋楚瑜在上午10點鐘到他辦公室開會。李煥表示，在7月份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前，必須先推選出黨的「代理主席」。李煥宣稱，他認為李登輝應該像蔣經國一樣，兼具黨、政領導人身份。他的三位副手也都同意此一看法。馬、高、宋三人立即分頭拜訪各位「中央常務委員」，報告李煥「秘書長」此一建議。翌日，他們回報李煥，所有外省籍「中常委」都接受以李登輝為「黨主席」的建議，反倒是若干位台灣籍「中常委」持保留意見。李煥分別向他們進言，使他們也都接受擁護李登輝為「黨主席」之議。
「行政院長」俞國華以資深「中常委」身份，將在「中常會」中提名李登輝為「黨主席」。不料，元月24日，俞國華接到蔣夫人一封信。宋美齡表示，最好不要選舉一位「代理主席」。在蔣夫人及蔣介石的一班老臣心目中，讓一個本省籍人士兼具「總統」及「黨主席」職位，形同敲響國民黨歷史角色的喪鐘。俞國華把這個情形告知李煥，李煥表示，依他的意見，「中常會」應該逕自推舉李登輝為「代理主席」。李煥說，稍後他將辭職，並致函蔣夫人道歉未能遵奉她的指示辦理。俞國華也同意這麼做。李煥旋即晉見李登輝，出示蔣夫人的信函，並說明個中局勢。李登輝瞭解，他必須採取低姿勢。元月22日一大早，李登輝身著深藍長袍、黑色馬褂，親自主持蔣經國遺體由「榮民總醫院」移靈至「忠烈祠」的儀式，並在「忠烈祠」主持安靈儀式。然後，他和治喪委員會大員輪班，二十四小時守靈。同一時候，「參謀總長」郝柏村和「國防部長」鄭為元也發表聲明，聲稱「三軍部隊」將堅守「先總統」經國先生遺志，並支持李登輝領導。
李煥召集「中常會」在元月27日開會。26日凌晨3點鐘，蔣孝勇打電話到俞國華家裡，強調蔣夫人不希望「中常會」通過這項人事案。翌日，「中常會」開會前不久，俞國華告訴李煥，蔣夫人一再要求之下，他若是遽然拒絕她，恐怕相當不禮貌。其他「中常委」抵達會場，瞭解到這一情勢，大部分都說應該都自提名李登輝為「代理主席」。然而，郝柏村與少數幾位「中常委」則認同俞國華的看法，認為可以稍緩再通過此一人事案，以示對蔣夫人的尊重。宋楚瑜卻突然向「中常會」宣佈，俞國華同志將提名黨的新任「主席」。俞國華踟躕，會場一片尷尬的靜默；宋楚瑜對「中常會」不能立刻決斷，大表遺憾，起身退席。
余紀忠此時起身發言：「黨主席繼任問題關係重大，要向前看，要重團結。」俞國華才同意提名李登輝代理「黨主席」。全體「中常委」都投下贊成票。李煥立刻以電話向李登輝報告這個消息。
翌日，新任「總統」率領國民黨領導人晉見蔣夫人，保證繼續奉行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遺志。李登輝旋即驅車再到「忠烈祠」，向拔擢他承擔此一歷史性角色的蔣經國再度致敬。此時，已經有一百二十萬名民眾到「忠烈祠」瞻仰遺容。元月30日上午，蔣方良率領孝文、孝章、孝武、孝勇對這位故世的「元首」、父親、丈夫做最後的訣別。孝文也能依古禮，以孝子身份三叩首行禮。只有家屬及李光耀等少數貴賓得以執紼，陪著經國遺體到慈湖附近的頭寮這個暫厝之地。一路上，上百萬民眾沿路致哀。上午9時左右，全島兩千萬人除了極少數人士之外，全都暫時停止工作；火車、巴士全部停駛；全島寺廟、教堂鐘鼓齊鳴，向經國先生做最後的敬禮。
鄧小平好幾個月以來就擔憂蔣經國的健康，深恐他這位老同學一旦撒手人寰，台灣局勢可能變得益加複雜。聽到經國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召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聽取了台灣事務辦公室和對台工作小組的報告後，鄧小平表示，中國的統一是一件世界大事。
鄧小平宣稱，當蔣經國依然健在時，「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複雜。國民黨和共產黨過去有過兩次合作的經驗。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
鄧小平又說，蔣經國恪遵他亡父「一個中國」的立場，可是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喪失了許多和國民黨領導人和平解決若干問題的機會。他感歎說，直到最近，北京才找到正確的路子——即「一國兩制」。他暗示，其間已有可能產生真正的進度：「雖然國民黨似乎對我黨這項提議冷漠相對，他們畢竟已經認真思考它！國民黨內部意見已經出現重大分歧！」……
鄧小平是對的。天若假年，讓蔣經國多活幾年，他或許就會「推動統一的原則」。 [2] 很可能，蔣經國腦子裡的一些想法，包括李登輝當局往後數年採行的若干措施：快速擴大海峽兩岸之間的文化、經濟交流，包括貿易、通信、投資和旅遊往來——最有可能的是，蔣經國也預期兩岸會成立半官方的委員會來討論兩岸事務。除了這些務實的交流之外，蔣經國顯然至少也預見到，兩岸可能達成初步通盤協議，可以穩固兩岸長期的和平關係，讓台灣「永久」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可是同時又從學理和實務上強化台灣是個自主、實質的主權體。蔣經國麾下一位年輕的留美政治學者魏鏞，曾經公開主張「一國兩府」，我們或可猜測，蔣經國可能會遵循此一路線，探尋與北京達成協議，包括讓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大會。很顯然，蔣經國與鄧小平都相信，他們兩人若是攜手，最能就兩岸協議達成妥協方案。
以蔣經國在台灣加速完成民主化進程的作為來看，很顯然他有意把他的對大陸方案，局限在能在島內獲得接納的一些做法。因此，走向就兩岸統一實際協議的動作，不僅必須視北京的重大讓步（如允許台灣重返聯合國）而定，還得視是否更朝向民主發展而定。蔣經國相信，大陸的經濟、文化和民主改革進程，在台灣和俄羅斯經驗激勵下，將走向他和國民黨已經踏上的同樣的自由化大路之上。蔣經國在生前最後一次接受媒體專訪中表示，這個動態關係已經奏效。他說：共產黨已經在改變，要迎合我們的立場，而不是我們去屈就它而變更立場。他相信，在台灣完成民主化，將推動大陸相同的動力，或許數年之內就可見到功效。他的預期並沒有太離譜。 [3]
蔣經國和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都把眼光投向未來的歷史，他們不是以舊式的大漢中心統治者角度去看，而是以現代的愛國人士與務實政客角度去看。他們兩人都盼望本身的歷史地位得到認可。兩人希望留給後人的遺緒大致雷同——給予人民繁榮、聲譽與和平，又能維持中國大一統的原則。可是，就蔣經國而言，台灣的安定和進步，需要落實民主政治，亦即勢必要「台灣化」，可是「台灣化」對統一的原則卻有潛在的威脅性。因此，他相信海峽兩岸放寬、加深交流，然後帶動大陸中國社會自由化，乃是敦促台灣民主化與中國統一原則相容的唯一途徑。因此，蔣經國的一切目標，均以自由、開放的政治體系作為關鍵中心。
蔣經國或許可以更早推動民主政治，譬如在他父親過世後不久，甚或是他在1978年正式出任「總統」之後，都是一個時機。他的親信副手則說，若是這麼做，恐怕欲速而不達，反而會失敗，激發軍方或右翼的政變，也可能爆發內戰。其次，他們又說，如果當時舉行真正公平的民主投票，國民黨可能就不會得勝，一旦由傾向「獨立」的台灣本省人勝選，可能會激惱中國大陸而爆發戰爭和民間衝突，把美國拖進漩渦，也會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他辭世的十六年當家做主期間（譯按：由1972年出任「行政院長」算起） ，數百人因為從事在民主國家相當正常的政治活動而遭到入獄服刑的命運，劉宜良和林義雄家屬等少數人更不幸賠上性命。然而，整體而言，論者不能不接受溫克勒（Edwin Winkler）的結論：這是一個「軟性威權制度」（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時期。甚且，至少從1960年代末期起，蔣經國和他的政治班底已承諾要奉行真正的多元民主政治理念。他們的改革不是只求減緩壓力的策略。
蔣經國在1978年可能認為自己還有十年以上的時間，可以完成台灣的民主轉型。台灣和美國、世界的關係起了震撼，不僅是一股強大的刺激力量，也是邁進改革的大好藉詞。事實上，蔣經國竟能把台灣在國際上的受挫，轉化為優勢，一方面消除台灣本省籍人士心目中的「獨立」意識，一方面又可用以說服外省人交出權力。他相信，尼克松和卡特的震撼，反倒產生基本上的正面衝擊。（1980年代中期在中國大陸、蘇聯和其他地方發生的種種事件，使得蔣經國相信，幾乎不敢想像的事也有可能實現，中國大陸在改革的浪潮中也會受到影響。）這些因素，加上他本身健康日益走下坡，使得他決心放手推動民主進程。當他逝世時，民主轉型的工作仍有許多地方有待進一步推動，李登輝精明地處理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微妙關係，也會完成這些工作。大體而言，到了1988年元月，民主政治雖然未臻完善，也相當粗糙，卻已在台灣軟著陸。
鄧小平在1980年代中期，已經成功地洽妥香港、澳門回歸中國的協議，下一個重大優先項目就是把「一國兩制」推及台灣，以達成中國的統一。基於這個目標，鄧小平有強大的誘因要支持中國共產黨內改革者。鄧小平瞭解，中國越是有自由、改革的形貌，蔣經國就越有可能願意、能夠尋求廣泛的兩岸和解方案。蔣經國之死，使北京對於與台北關係獲致突破的期待降低下來，因此就某一不可確知但相當重大的程度而言，對民主改革的興趣也降了下來。蔣經國死後這一年，中國大陸因為準許零售物價自由浮動，爆發通貨膨脹，使得改革派再次陣腳大亂。縱使如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目睹與會代表放言表達自己的觀點，甚至投下若干反對票。全國人大亦支持老百姓有權交易土地使用權，最近才在若干企業得到的權益，甚至也有權自由買賣住屋。
1988年8月，中國大陸電視台播放六集的迷你影集《河殤》。由於觀點有相當鮮明的自由色彩，甚至台灣的保守人士都批評《河殤》是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一項攻訐。台灣作家柏楊對北京大學學生說，中國歷代皇帝的寶座都沒有變，變的只是代表人上寶座的屁股而已！他發出警語，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不能由外頭強按上來，必須通過能反映人人平等的理念之家庭、學校和社區生活去培養。
基本上，冷戰可說是由裡根和戈爾巴喬夫聯手終結的。蘇聯依據承諾，自阿富汗撤軍。尼加拉瓜內戰停火，兩伊戰爭停止。匈牙利成為自由國家，東歐各地民主運動風起雲湧。古巴、安哥拉和南非達成和平協定，納米比亞（譯按：前西南非） 獲得獨立。德克勒克（F. W. de Klerk）和曼德拉（Mandela）開始會談。
1996年3月，台灣舉行選民直選「總統」，這是中國歷史四千年來第一遭！李登輝獲得大勝，票數是次高得票對手——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的兩倍以上。1960年代，蔣經國有心延攬彭明敏入黨未果，後來彭系獄，獲得保釋在外不久就潛逃出境。「大選」期間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和軍事演習，凸顯出台灣地位問題是中國統一唯一尚待解決的議題。在部分憂心忡忡的美國觀察家以及台灣島內的外省籍人士看來，李登輝似乎對北京採取沒有必要的政治挑釁，且緩步向台灣「獨立」推進。1999年夏天，台灣次屆「總統大選」逐步升溫之際，李登輝宣佈台北未來與北京談判時，將不再依照「一個中國」的規範。不過，李登輝仍繼續宣揚以中國統一作為目標的原則；在若干觀察家看來，他這一招很聰明地既強化了他在島內的政治地位，又增加對北京的談判力道。
中國在21世紀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也將成為一個軍事超級大國。如果中國大陸屆時能像今天的台灣一樣，它就不會隨時挑釁、發動戰爭，起碼不會動輒以干戈對付其他民主國家。這樣的結果將比任何其他變項，對太平洋地區甚至世界的安定與和平，更具貢獻。如此結果，歷史必將記下一筆——台灣替華人社會的開放、自由，奠定極好的典範，而促使這項發展的人——蔣介石之子經國先生的貢獻，也是功不可滅。
註釋：
[1] 1998年3月10日，國民黨某位「中常委」接受本書作者訪問時，表示他曾目睹這份假遺囑。原書注5。
[2] 馬英九1996年5月22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馬英九也相信蔣經國腦子裡已經有明確的計劃。原書注14。
[3] 這篇訪問刊載於1987年12月號《天下雜誌》。原書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