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到台灣訪問三天，與蔣經國私下長談，討論中國大陸局勢發展。蔣經國告訴李光耀他要改造台灣政治體制的計劃之最新動態，兩位好友並就這些改革將對大陸日益滋長的民主運動可以產生什麼動力，交換意見。嘲諷的是，蔣經國的計劃將使得台灣遠比新加坡民主。事實上，就言論與出版自由而言，台灣一向都比新加坡先進。
6月間，蔣經國在他臥室進行的私下研商中，不耐煩地重申他決心引進「逐步推動」的四項政治改革計劃。顯然他有意在1987年，也就是1986年12月「國會」改選之後就宣佈這些改革計劃。 [1] 同時，本省籍的黨外領袖越來越被好戰分子攻訐，指責他們太軟弱，因而認為應該要大膽推動改革。北京和莫斯科的局勢急劇變化，使得他們相信國民黨此時此刻一定非常不願意讓人看到他們在島內壓制反對派人物。1986年9月28日，一百三十五個反對派人物在台北市圓山大飯店集會，黨外領袖突然提議即日起建立新黨，取名為「民主進步黨」，與會代表興奮地一致通過。「民進黨黨綱」主張台灣人民有「自決」權。
副官聞訊，跑進蔣經國臥室向他報告，他點點頭，沒有回應，過了半小時才交代副官通知幾位核心高級官員到官邸開會。黨政軍要員迅速趕到七海新村接待室。蔣經國坐在輪椅上出現，開口就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接下來又講了幾分鐘這類有哲學意味的話。他說，國民黨過去「太驕傲、太自負」，現在起，不能再跟從前一樣。 [2] 雖然「警備總部」已準備一份抓人名單，蔣經國卻說：「抓人解決不了問題……政府應該避免衝突，保持鎮定。」 [3] 他指示「行政院新聞局」起草一份公開聲明說，組織新政黨的問題已在研究中，尚待做出決定，目前的政策不變：亦即沒有所謂「合法的反對黨」。因此，政府在此時並不承認民進黨。他又說，國民黨「中常會」應加快研究政治革新，公佈一個時間表，讓民眾瞭解黨的改革方向。
「警備總部」已打電話給所有的日報，「建議」大家不要刊登民進黨組黨消息。《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也是國民黨「中常委」，當即正告對方：《中國時報》明天早上一定會刊登這則消息。 [4] 次日，「中常會」正式集會討論此一問題，蔣經國重申他的潮流演變，人也得調整做事方法的論點。然後就沒有再進一步討論了。在適當程序完成前，當局不會承認民進黨，但是，對於民進黨人士，當局也不會採取法律行動。會場上沒有人對蔣經國的決定發言批評。 [5] 蔣經國安置許多年邁的死硬派，包括若干藍衣社人員在內的「中央評議委員會」開會，可就是另一番吵鬧景象。討論到民進黨組黨時，有些年邁的「中評委」就大聲直斥：「叛國！叛國！」 [6]
「鐵血愛國會」等激進的外省人團體舉行集會，譴責反對派人士組黨的動作，以血書要求當局逮捕為首的叛亂分子。有些大佬向宋楚瑜抱怨：「經國太軟弱了。他應該像他爸爸，把他們『反對人士』丟到海裡去！」宋楚瑜向蔣經國報告，他只說：「他們還在抱怨？好好對待他們，但是要堅定。」 [7] 由於蔣經國已打算近期內讓反對運動合法化，他不預備大肆抓人，又激起各方抨擊，顯得台灣違背民主潮流。他告訴蔣彥士：「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大陸方面，儘管鄧小平連聲警告，9月份的中共中央全會實際上是中共改革派聲勢鼎盛的高點。全會呼籲文化與藝術的自由，宣稱中國向世界的開放不僅在經濟與技術層面。戈爾巴喬夫宣佈蘇聯部隊開始撤出阿富汗，還暗示蒙古境內若干紅軍部隊也可能撤退。戈爾巴喬夫甚至表示願意在中蘇邊境爭議上片面讓步。1978年即破裂的中、蘇邊境談判，現在也迅速恢復。
9月間，民進黨「非法」組黨，蔣經國沒有採取取締行動時，腦海裡一定浮現中蘇最新的事態發展。10月份，他非正式地做出一項重要宣示時，必然也對此念茲在茲。10月7日，蔣經國接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格雷厄姆夫人（Katharine Graham），讓副手和訪賓都出乎意料，他宣佈預備「提議」解除戒嚴。《華盛頓郵報》發表的專訪，形容蔣經國「神態輕鬆、自信，腦筋清明」。蔣經國在席間透露，國民黨積極研究讓新政黨可以合法組黨的問題，他預期很快就會得出結論。10月15日，蔣主席在「中常會」上又提示，國民黨「必須採納新主意、新做法，以符合變動不居的情勢之需求」。「中常會」恭順地通過了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法」以取代戒嚴法、修訂民間團體法和選罷法以允許組成新政黨的議案。
蔣經國相信，軍方及情治機關首長，乃至幾個「中央民意機構」裡的反彈者，對「體制」的服從，會接受廢除戒嚴法令的既定事實。當專案小組開始起草「國家安全法」條文時，高級情治首長建議可以讓當局保存對言論自由隨時管束的大權之文字，蔣經國不同意。他說：「那不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嗎？」
10月底，蔣經國親到機場迎迓一位遠方來的稀客——他的繼母蔣宋美齡。八十五歲的蔣夫人闊別將近十年之後，首度回到台灣。公開宣佈的理由是，她回來參加10月31日蔣介石百歲冥誕紀念。可是媒體立刻猜測，保守派人物敦促她回國協助、阻滯即將落到他們頭上的改革巨石。新聞工作者江春男認為，她有意集結力量促成蔣家家族繼承大權。
蔣夫人對丈夫遺體致哀之後，並沒有飛回紐約長島舒適的居停，反而在舊士林「總統官邸」長住下來，不時舉行茶話會，邀請若干黨、政、軍官員談話。在她看來，政局一定相當危疑震撼，瀕於失控。她認為蔣經國歲數大了，身體差了，逐漸控制不住局勢。12月6日選舉前一天，各大報都刊出一篇蔣夫人的文章。她說：「時下有『即溶咖啡』，或『即飲茶』，然而只有蒙騙才能提供立即的民主。狂暴野心分子想要的是從混亂中圖利而不遵循法律與秩序。」保守派畏懼改革的心思，躍躍欲現。
當年的選舉可以說跟美國的任何選舉都一樣，百無禁忌。民進黨候選人亮出「反對蔣家」、「反對一切暴政」的旗幟。有些漫畫把蔣經國糗為對美國人卑躬屈膝，還有些更大膽，把他畫成豬頭豬腦。有些候選人還公然指蔣經國是「豬仔」。這象徵著台灣帝王式「總統」的日子已一去不復回，也是中國民主史上的里程碑——也可以公開批評甚至諷刺、調侃領袖。
抗議者並不僅限於言辭抨擊，他們焚燒「國旗」、國民黨黨旗，還有人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庭院拋進一枚炸彈。戒嚴還沒有取消，「警總」再度促請蔣經國批准他們逮捕若干位民進黨領袖。蔣經國依然不肯同意。他還釋放十三名政治犯，使得牢裡的反對派人士只剩一百一十人。
投票日前不久，許信良從海外企圖闖關回台。高雄事件之後亡命海外的許信良，被控叛亂罪，現在要飛回台北，希望當局抓他，進而製造群眾同情反對運動。（譯按：作者在這裡因為沒考量到余登發涉入吳春發案，才有許之橋頭遊行，「監院」彈劾、慶生會聲援等，誤以為許在高雄事件後出亡海外。許信良在1979年9月已被「監院停職」後離台，12月10日才發生高雄事件。許因在海外發起台灣「建國陣線」，才被通緝。） 可是，當局拒絕允許這個通緝犯回台。許信良沒有入境簽證，飛機降落中正機場，鎮暴警察擋住通往機場的道路，大批支持民進黨的群眾進不了機場大廈，與警方對峙。警方用水龍頭、催淚瓦斯驅散投擲石塊的群眾，場面亂成一團。許信良迅即被警方押上另一架飛機，送出台灣。雙方都推出錄影帶，以證明對方先動手，才產生暴力事件。國民黨因控制電視和廣播，贏得上風。
國民黨得票率百分之七十，「立法院」七十三席改選席次，國民黨佔了五十九位。民進黨也可以聲稱，建黨才三個月，在各項不同職務的競選，提名四十四人，也當選二十三人，已經是一股不可漠視的反對力量。民進黨雖然痛批「中央民意機關」不具民主性質，當選人卻立即就職，而且絕大部分時間都遵照議事規則行事。蔣經國對這個結果相當滿意。他在元旦祝詞裡，情緒高昂、展現善意地說：「同舟共濟，推誠相與，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聚合全民的意志和智慧為推進全面革新的動力。」
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都報道了台灣這場自由、民主的選舉。大陸的中國人通過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甚至從台灣的廣播直接聽到這些新聞。
蔣經國召見邵玉銘，討論大陸的局勢，尤其是據傳最近的群眾運動有親台灣的傾向。邵玉銘拿上海的青年抗議者與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學生相比。蔣經國卻有不同見解，他說，「文革」期間，參加者絕大多數是少年，現在的示威者卻是大學生，這是知識界更嚴正表達出政治熱情的表徵。
2月5日，國民黨宣佈改組高級人事。西方觀察家指出，蔣經國把「黨的高級人事換上一批新生代務實主義者」。宋楚瑜、高銘輝晉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另一位副秘書長馬英九留任）。高銘輝是本省人，得有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博士學位。連戰升任「行政院副院長」，芝加哥大學博士邵玉銘則出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蔣經國依然遵照儒家傳統，對老一輩人物執禮甚恭。在他點頭下，「立法院」正、副院長（譯按：倪文亞、劉闊才） 雖已高齡八十二和七十七歲，依然連任。大陸的局勢發展，加上自己隨時有撒手人寰的陰影，刺激他努力要在1987年內完成政治革新。
他現在已經下不了床或離不開輪椅，但是每週三照舊出席國民黨「中常會」。通常他第一個到達會場，好讓副官在沒人看到之下推著輪椅進入會議室。其他「中常委」都曉得，會議完了，要比蔣經國先離開會場。他的指示不會超過五或十分鐘，給他準備的文件文字有一英吋大。他的左眼已接近全盲，右眼視力也非常有限。他的臥房的掛鐘特別大，方便他看清楚時間。他告訴姜必寧醫師：「我覺得已油盡燈枯。」他繼續躺在床上召見人、聽取意見的做法，也經常單獨在臥房好幾小時。由於不能看東西，他經常凝視窗外，沉思來日無多要先趕著做些什麼事。雖然明白自己不會馬上賓天，他曉得自己最多只能再活一兩年了。
蔣經國對於台灣與美國關係及台灣的世界地位相當滿意。春天，他告訴丁大衛，對美關係「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好」（包括20世紀50年代）。 [8] 由於美國與台灣非正式關係，全世界認為台灣當局是個自治的、越來越重要的世界角色。他認為，長期而言，尼克松、卡特幫了台灣的忙，他們給予台灣前所未有的地位與聲望。甚且，他們讓台灣人民在可以自由做選擇時，有理由支持國民黨的統治，在可預見的將來摒棄「台獨」主張。 [9] 5月間，蔣經國下令，高雄事件1980年軍法大審猶在牢中的被告，除了施明德之外，全部釋放。
要把秘密情報機關控制好，洵非易事。蔣經國下令特務機關徹底改革已經兩年了，可是他仍然必須時時反覆叮囑交代。1985年8月，他指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與金三角地區游擊隊及台灣的幫派分子切斷關係。同年12月，他再次下令「國家安全局」和「軍事情報局」不要在「美國境內從事任何情報收集工作」。三個月之後，他對「國家安全局」頒布新的任務提示，要求新任「局長」宋心濂不要召集黨、政、軍官員聯席會議。1986年9月，他必須再度指示郝柏村轉告宋心濂，「國安局」不應該在美國吸收特務。他認為，這些做法「不會給我們帶來好處，只會給美國與台灣關係招惹不必要的麻煩」。
右派「中央民意代表」針對民進黨加強街頭運動，做出的回應就是提振現有的組織（如「鐵血愛國會」）之活力，以及組織新的反制團體。當年年初出現兩個組織，統合了許多右派團體的力量，一個自稱「反共愛國陣線」，一個命名「中華民國愛國學社」。有些分析家指稱，這些團體不但從國民黨的保守派及「中央民意機關」拿到經費資助，也從軍方和情治機關得到財力支援。每當民進黨辦集會，右派一定舉辦反制活動，有時也不免暴力相向，譬如6月12日雙方在「立法院」前就發生互毆。
蔣經國指派「中常委」成立專案小組研商政治革新方案已歷一年，當局還沒有正式履行承諾開放組黨及解除戒嚴。5月間，蔣經國徵求「教育部長」李煥接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一職的意願。馬樹禮已經七十六歲，吃不消每週七天、每天十二小時的這份差事。李煥本身也已七十，他依照官場慣例要辭謝。蔣經國堅持要李煥接篆，他跟李煥長談，表達對改革行動遭到掣肘、遲遲不發動，已經失去耐心，他有三個目標要李煥替他達成。 [10]
第一，國民黨需要徹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開的政治制度裡競爭。他說：「如果我們不重振國民黨活力，人民會拋棄黨……甚至黨員都會流失。」
第二，推動「全面政治民主」，也就是取消戒嚴、允許民眾自由組黨、「國會」全面改選、解除報禁。
第三，「兩岸統一」。這是他最明確、最強烈的一點，顯示他看到在可預見的未來，甚至在他闔目之前的有限時間內，有必要也有機會獲致名義上的統一。他說：「我們必須採取主動，踏上統一之路。台灣和大陸終究必須統一。兩岸若不統一，台灣恐怕將越來越難獨立存在。」
美國對兩岸統一這個問題的政策也起了微妙的變化。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沃爾福威茨等保守派希望與中國大陸維持良好關係，但是並不認為對華關係重要到必須傷害台灣的選擇——雖然大家都不說，台灣的選擇也包括宣告「獨立」。他們並不預備鼓勵台灣試探與大陸開放來往。沃爾福威茨卸職之後，美方政府轉為強調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兩岸關係必須以和平方法解決。美國因而歡迎兩岸朝這個方向的任何進展。3月5日，國務卿舒爾茨在上海宣稱：「一個中國及台灣問題和平解決」依然是美國政策的「核心」；美國支持「朝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持續演進」；美國將追求「培養環境，讓這種發展能持續下去」。國務院提前把舒爾茨在上海的講話內容告知錢復，錢復氣壞了，指責美方這麼說，等於向台灣施加壓力，逼台灣和北京談判。第二天，李潔明也到七海新村官邸晉見蔣經國。蔣經國只會心微笑著說：「好，好。」 [11] 舒爾茨的聲明其實吻合蔣經國的決心，因為他決定兩岸交往加一把勁，鼓勵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
大約這個時候，鄧小平在北京接見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冷紹烇；冷是嚴家淦的女婿。鄧小平拜託冷紹烇傳話給李煥，他願意派楊尚昆和李煥晤談，時間、地點都可以由李煥指定。冷紹烇把話帶到，李煥立刻向蔣經國報告。起先，蔣經國沒有反應。兩天後，他告訴李煥：「時機還不對。」 [12]
在李煥推動下，「立法院」於8月23日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7月7日亦一致通過「在台灣地區」取消動員戡亂法令。邵玉銘建議蔣經國模仿美國總統的做法，召開記者會公開簽署解除戒嚴的法令，他還建議用許多支筆簽署，簽完後把這些筆送給「立法委員」作紀念。蔣經國不接受這個主意。
7月14日，解嚴令悄悄生效。當局把所有不涉及現役軍人的刑事案件，移給普通法院審判。新法依舊不准主張「台獨」，但是這項言論自由上的例外規定，實際上除了招惹批評以外，毫無效用。少數幾次端出來執行，反而傷了國民黨。民進黨繼續正式、大力主張「自決」。當局宣佈1988年1月1日開始受理新政黨的註冊、登記。事實上，已經有四個政治團體傚法民進黨，未經官方批准就建黨了。其中一個「民主自由黨」是極右派、外省人的組織。
李煥和蔣經國都認為，孫中山1924年在鮑羅廷指導下採取的列寧式政黨架構組織，已經不合時代需求。按照這套架構，國民黨作為意識形態掛帥的革命黨，拿出歷史的任務來合理化黨對真理、道德的壟斷，它們和多元、民主的社會開放、競爭的政治制度根本不相容。國民黨在台灣要爭取民眾支持，就必須以可信服的方式，展現出它比對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在蔣經國起用的留美歸台青年才俊，以及李煥等早先的「少壯派」的影響下，國民黨自從20世紀60年代末期就循這些路線在改造。到了1987年，國民黨已經走上蛻化為現代政黨的路，本省籍黨員佔了絕大多數。「立法院」裡頭新的國民黨籍「立委」，絕大多數是年輕的改革派，是在激烈競爭中擊敗在野黨候選人才得到席次。蔣經國明白表示，他希望黨內領導結構能夠更開放、活潑；他在「中常會」裡的講話使「中常委」震撼，他告訴他們，他們太柔順了，以後應該多發言、多講話。
幾乎每個月都會發生一些世界大事，印證獨裁時代將宣告終結，民主政治已成了沛然莫能御的洪流。1987年，裡根和戈爾巴喬夫華府高峰會談之後，冷戰開始快速退潮。蘇聯聲明希望從阿富汗撤軍。韓國方面，學生示威、工人罷工，加上希望能繼續保有1988年奧運主辦權，使得軍事獨裁政權（譯按：全斗煥） 同意將政權和平轉移給民主政府。蔣經國一年前認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的觀察似乎已經得到證明。這一年台灣發生的種種變化，其中最戲劇性的當推開放人民合法前往大陸旅行。 [13] 保守派一輩子「仇共」、「反共」，認為準許台灣人民赴大陸旅行，等於背叛了整個的「反共」鬥爭。蔣經國還是下令立即取消這道將近四十年的禁令。接下來兩個月裡，申請到大陸探親的台灣居民有好幾萬人。蔣經國很滿意，事實上這也是他鼓勵大陸內部變化的策略之一部分。他對部屬說：「不需要擔心。到大陸看看，可以讓台灣人民瞭解大陸的情勢，大陸人民也可以瞭解台灣的情形。」官方限定旅遊理由是「探親」，絕大多數旅客根本不理它。台北的《自立晚報》派兩名記者（譯按：李永得、徐璐） 到北京，在北京撰發新聞報道。成千上萬台商投入這股跨海旅行的大浪潮。不久以後，數百家、數千家生產勞動密集產品的台資小工廠，在廈門及其他沿海都市，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
李煥10月間公開宣佈，國民黨的政策不再是尋求在大陸取代中國共產黨。右派又是臉色鐵青——國民黨當家的「中央黨部秘書長」竟然放棄了本黨「推翻共產黨的歷史責任」！但是，蔣經國對來到七海新村抱怨的大佬表示，大陸人民有權選擇是要共產黨、國民黨，還是其他政黨來主持政府。 [14]
蔣經國的改革工作最難的就是對「中央民意機構」的改造。李煥要馬英九加入負責這個任務的專案小組。馬英九先向李煥報告，他說不定會「踩到別人痛腳」，然後埋首起草一份鼓勵在大陸時期選出的全體「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的計劃，提供退職者優厚的退職金及種種榮譽頭銜（如「總統府國策顧問」）。保守派向蔣經國進言，如果要全體在大陸選出的「立委」、「國代」退職，必須在新的「立法院」和「國民大會」裡保留相當席次，以代表大陸各省。蔣經國指示馬英九，「我要你查清楚，1949年政府由大陸播遷來台時，是否曾經發表任何聲明說我們繼續代表整個中國」。馬英九研究之後回報說，「中華民國政府」從來沒有發表聲明說，它的「國會」將繼續代表大陸各省份。蔣經國說，既然有這個事實，就不應該劃定席次代表大陸各省。 [15]
12月16日，李光耀夫婦到台北做客五天。他跟蔣經國花了好幾小時私下密談，討論大陸局勢。李光耀顯然審慎樂觀，認為中國大陸會過渡到新加坡式的政體，至少也還是民主！蔣經國對於蘇聯境內的局勢發展也看得著迷。戈爾巴喬夫尖銳批評斯大林，葉利欽（Boris Yeltsin）在蘇共黨內的職位被罷黜，變為反對政府勢力的領袖。蔣經國和李光耀都認為，中國歷史已經走到一個歷史性的階段。李光耀告訴經國，如果台灣和大陸不解決政治歧見，最後勢必兵戎相見，以武力解決。 [16] 蔣經國覺得身體不適，沒有親自招待貴賓吃晚飯，他請馬樹禮、俞國華代表他做東。李光耀對老朋友身體健康的日漸衰退十分感傷。
蔣夫人十年來第一次在士林官邸辦聖誕夜晚餐，全家人團聚——蔣經國、方良夫婦，孝文、徐乃錦、友梅這一房，孝勇全家大小，緯國夫妻及兒子，全都到了。熊丸醫師也是當天的客人。當然，孝嚴、孝慈兩家人無緣與會。蔣經國與熊丸獨處時，原本一直不聽醫生勸告、不肯住院的他，悄悄對熊丸說：「我感覺非常不舒服，請你幫我找個專家檢查一下。」熊丸說，他會立刻安排醫療小組做檢查。第二天，聖誕節，熊丸打電話到蔣先生辦公室預備敲定住院日期。副官說，蔣先生希望延期入院。聖誕節也是「行憲紀念日」，蔣經國還有一個公開場合必須露面。
儘管李煥和其他人勸阻，蔣經國堅持要參加「國民大會」傳統的這個「行憲紀念大會」（由於民進黨鼓動群眾抗爭，情勢緊張），他說：「你們怕他們打我是吧？沒關係，他們要打就讓他們打好了！一切照常來做。」 [17] 當他坐車前往會場時，三千名示威群眾圍住「國民大會」呼喊抗爭口號，鎮暴警察以鐵絲網阻擋住他們。幾里路之外，三千名支持國民黨的群眾也在進行反示威活動。會場裡，十一個民進黨籍「國大代表」掀出「老賊下台」的抗議布條。其他九百多名代表，包括許多被訴求下台的資深代表，在會場裡緊張地四處張望。在場只有少數人曉得，蔣經國希望在此之前就已經宣佈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分期退職，並且公開改選全體「立法委員」及「國民大會代表」席次。
蔣經國示意副官推著輪椅上台，歡迎掌聲稍止，民進黨「國代」繼續高聲喊叫。蔣經國似乎不以為意，繼續向代表們簡短地問好。然後他坐在輪椅上，讓「國民大會秘書長」（譯按：何宜武） 代為宣讀蔣經國大約五分鐘長的講詞。講詞提到必須「改進『國會機關』的組成」，但是改革不能違背「憲法」規定。蔣經國離開後，民進黨籍「國大代表」也退席，與場外群眾會合在市區遊行。蔣經國回家路上還面帶微笑。這件事過後不久，宋楚瑜拿一份雜誌給經國先生看，雜誌的封面故事赫然是，蔣經國有意給自己興建一座豪華的紀念堂。蔣先生笑了：「我連給自己蓋棟房子都沒有，幹嗎要蓋個大墳墓呀？」 [18]
1987年是個豐收年，不僅政治革新有進展，蔣經國鼓勵投資高科技產業的政策，也得到亮麗的成績。台灣現在是全世界第十大製造業產品出口地，外匯存底接近四百億美元，以每人平均持有外匯之數值來看，高居世界第一。這一年，台灣對外投資金額將近二十億美元，大部分投資在中國大陸。官方公佈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五，台灣工廠還得進口外籍勞工來協助作業。最令人驚詫的是，平均家庭所得躥升到幾近五千美元。
台灣不再是個賤民社會，不再是美國的附庸衛星，也不是受人詬病的獨裁社會。台灣是經濟成長的模範，也是雖然有點亂，卻不折不扣是和平、民主過渡的模範。
註釋：
[1] 汪道淵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
[2] 王家驛1995年8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
[3] 宋楚瑜、余紀忠在1995年9月13日、9月26日分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原書注3。
[4] 余紀忠1996年5月24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另參見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編《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第313—314頁。原書注5。
[5] 余紀忠1996年5月24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6。
[6] 同上注。原書注7。
[7] 宋楚瑜1995年9月13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9。
[8] 丁大衛1996年8月26日在弗吉尼亞州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5。
[9] 俞國華1995年8月28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6。
[10] 本節系根據本書作者1995年9月2日、11日，1996年5月18日，1998年3月9日訪問李煥的筆記整理。原書注40。
[11] 美國國務院某位涉及東亞事務的高級官員2000年2月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2。
[12] 李煥1998年3月9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3。
[13] 馬英九1998年3月10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8。
[14] 同注〔12〕。原書注53。
[15] 同注〔12〕。原書注54。
[16] 同注〔12〕。原書注57。
[17] 李煥、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第255頁。原書注59。
[18] 同注〔7〕。原書注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