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致力於意識形態的宣教，具體表現在科舉、儒學、宗教等領域，並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
第一節 向孔子頂禮膜拜和教育方針
歷代王朝的尊崇儒學和它的鼻祖孔子早成定制，作為素王的孔子被順治尊為“大成至聖先師”，尊號已經無可再加，但還有別的空間。雍正對孔子的尊崇，超越於前輩帝王，做人所未做，言人所未言，也留其特性於後世。
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追封孔子先世為王。他說：天地君親師是人人所至力尊重的，而闡明天地君親大義的則是教育，教育又以孔子為最優，所以自幼讀書，就極其崇敬他。他既被尊為“大成至聖先師”，已脫離人臣的封號，遂決定追封孔子五世先人。把他們由前代封的公爵，改封為王爵。即肇聖、裕聖、詒聖、昌聖和啟聖王。二年（1724年），雍正將“幸學”改稱“詣學”。他在舉行臨雍釋奠禮以前，諭告禮部，過去帝王去學宮，稱作“幸學”，尊帝王之巡幸，這本是臣下尊君的意思，但“朕心有所未安”，以後凡去太學，一應奏章記注，“將幸字改為詣字，以申崇敬”。同年六月，曲阜孔廟火災，燒了大成殿及兩廡，雍正命工部堂官趕去興修，三年（1725年），雍正終歸想出尊孔的新花樣，命對孔子的名諱像對君主一樣予以敬避，凡地名、姓氏均加改易。禮部議請：除天壇圜丘之“丘”字不避外，凡遇姓氏都加偏旁，作“邱”字，如系地名，則改用他字，至於單用“丘”字，則書古體“㐀”字。雍正說：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㐀”字，還是沒有迴避，這個字還有“期”音，以後除“四書”、“五經”外，並加“”旁，作“邱”字，地名也不必改，通用“邱”字，讀“期”音。四年（1726年），雍正親書“生民未有”四字匾額，懸掛於天下學宮。為曲阜孔廟書寫“德冠生民，道隆群聖”對聯，並書大成殿榜額，還應衍聖公孔傳鐸之請，為《聖跡圖像》作序文，親自書寫，又親祭孔子。過去帝王在奠帛獻爵時，從不行跪拜禮，雍正徑行下跪，事後告訴禮部和太常寺官員，他不按照儀注所定行禮沒有錯誤，因“若立獻於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他是把孔子真正當作老師來對待了。五年（1727年），定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聖誕，其典禮規格同於康熙聖誕節，這一天禁止屠宰，命天下虔誠齋肅。孔子誕辰祀典，過去本為中祀，至此改為大祀了。八年（1730年），雍正以聖廟執事人員沒有爵秩，不足以光祀典，因特設執事官，三品的二員，四品的四員。這些人員由衍聖公在孔氏子孫內揀選，報禮部備案。同年十月，曲阜孔廟大成殿修成，“黃瓦畫棟，翻仿宮殿制”，所用器皿，也由宮中頒出，用銀115萬兩。雍正命皇五子弘晝、淳郡王弘景前往參加落成告祭典禮，弘晝回京覆命，奏報孔林圍牆傾圮，雍正又遣官往修。
雍正如此尊孔，為他避名諱，改誕辰的中祀為大祀，改幸學為詣學，又封其先世為王，自有他的認識。他說：
至聖先師孔子以仁義道德啟迪萬世之人心，而三綱以正，五倫以明，後之繼天御宇兼君師之任者有所則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聖人之道，其為福於群黎也甚溥，而為益於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共悠久也。
又說：
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使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
他直言不諱，講君主從孔子學說得的利益最多，所以才極力尊崇他。孔子思想，教人各守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一實現，沒有犯上作亂的，君主的統治就安穩，當然是帝王從中受益最多了。過往人們只講遵循孔子名教，使風俗端淳，於民有益，不懂得對君主的好處更大。他體察到了，公開地講出來，這有他坦誠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在孔學與維護君主統治的關係上，他比大多數統治者要認識得深刻。
雍正對於儒家的思想，也有他的理解，並且有超出常人之外的。五年（1727年）會試，出的論題有“士人當有禮義廉恥”，雍正看了試卷，認為貢士們所答，“皆詞章記誦之常談，未能真知題中之理蘊而實有發明”。批評他們“所言止於儀文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也”。他認為禮義廉恥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他說所謂禮，若講究進退周旋、俯仰揖讓，這是小禮，“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為臣皆知忠，為子皆知孝”，這才是禮的本意。至於“義”，主要是講開誠佈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講信用，不欺人，謹言行，這是對義的狹隘理解。做官的不吃喝老百姓的東西這是小廉，而真正的廉，是要善於理財，教民務本崇儉，做到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污吏無以自容。“恥”，對不同的人，要求也不一樣，作為人君，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為恥，而人臣則當以其君之不為堯舜為恥，一般百姓以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為恥，則是恥之末意。他的結論是：士人以天下為己任，有致君之責，不可徒知小節而不懂它的大義，拘於小節，檢束一身，不敢擔負天下重任，這是小民的行為，而不是士人之道。即此一端，可見雍正從君主的需要出發，解釋儒家的思想，使它更適合統治者的需要。
雍正宣傳儒家思想，重要的途徑是學校教育和科舉。雍正以前的鄉試、會試，各考三場，頭場試題從“四書”、“五經”裡出，會試“四書”題由皇帝裁定，二場作策論、判文、表文，三場作經詩時務策。三場中最重要的是頭場，解釋“四書”經文。雍正取士，第一重視“四書”文，十年（1732年），敕諭負責科舉事務的禮部：“制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實學，且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也。”他認為只有“四書”文才是檢驗士子真才實學的標準，加以提倡。他要求“四書”文一定要做得“雅正清真”，“雅”、“清”當指文章優美，份量適中，“正”是思想醇正，“真”是講解真切，符合於儒家聖賢的原意。他的這個要求，針對科場文風而發，他感到當時“士子逞其才氣辭華，不免有冗長浮靡之習”。要求考官衡文，“支蔓浮誇之言，當所屏去”。以科舉衡文制約文風。朱熹作《四書章句集注》，考“四書”，是以他的註釋為標準，雍正重“四書”文，要求士子按照朱注觀點，發表議論。但是科舉早已成為人們進身的敲門磚，以“四書”為內容的八股文已經不可能作為經世致用之學的文體了。雍正中，沈近思上疏說：“近來士子惟知習學時文（按即‘四書’文），以為梯榮之具，身心民物，久置度外”。這是老問題了，但它的嚴重，與雍正的提倡有很大關係。後來乾隆也如乃父以經義取士，敕命學士方苞選輯了《欽定四書文》，頒布為標準。經過兩代人的倡導，於是士子“以‘四書’文義相為矜尚”，把通曉經典和古今之變的看作“雜學”，寫作詩古文辭的目為“雜作”，不精於“四書”文的不被承認為有學問。這是一種極其惡劣的學風，把人束縛於“四書”及朱注，不研究實際問題，不關心國計民生，使士人成為汲汲於個人私利而又沒有真才實學的庸人。雍正聲稱改變唐宋以來科舉積弊，但是他對科舉制本身不作任何變動，就不可能去觸動它，以朱注為標準的八股文取士的傳統不變，士人攻習章句就不可能振作有為，所以他的提倡“四書”文，只能窒息人才，培養忠實於帝王的奴才。
雍正提倡“四書”文，是以儒家理學為正宗，這是繼承了康熙傳統政策。但在實踐上，他對理學並不迷信，他用什麼，根據需要來確定。他要講求孝道，就恢復順治時鄉會試二場從《孝經》出題的辦法，捨棄了宋儒的性理著作，他說：“宋儒之書，雖足羽翼經傳，未若聖言之廣大悉備”。十一年（1733年），福建學政楊炳條奏，認為《孝經》中可出的題目不多，要求在它之外，也從性理著述中選出一些題。雍正不答應，他說：《孝經》是孔子的撰述，宋儒理學再好也是解釋聖人著作的東西，兩者不能等量齊觀。他所以還讓士人留心理學，“蓋欲其實體聖賢之德性，非徒記誦宋儒之文辭”。所以還是專從《孝經》出題。不僅如此，國子監司業那布爾建議，把錄取童生複試時用的“小學”試題，改用《孝經》之題，雍正痛快地把它接受了。不過《孝經》確實份量小，可出之題不多，所以乾隆繼位，鄉會試二場的論題，就參用性理之書了。但是雍正對程朱理學還是尊崇的，提倡的，他是把儒家鼻祖孔子的原著和宋儒的註釋視為一體，在使用時有所側重。
有統治思想，必然會有對抗思想的出現，異端的出現。雍正四年因參劾田文鏡而被發往阿爾泰軍營效力的謝濟世，不以懲罰在身而有所顧忌，批注《大學》，被當權者說為“譭謗程朱”。當時他究竟關於程朱寫了些什麼，沒有記錄，無法獲知。後來，他在乾隆初年出版經書註疏，批評朱注《論語》、《中庸》“錯誤支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以己意箋釋釋之”。他自己在《進學庸註疏疏》中，就指責他毀斥程朱一事辯解說：“蓋以誹謗者因先儒之有疵，諷刺者特行文之失檢也。”他主張“發揮孔、曾、思、孟，何必拘泥周、程、張、朱”，“遵古本而不遵程朱”。他大膽攻詰程朱，不怕獲罪。這雖是乾隆初年的言論，想雍正中可能銳氣更盛。雍正不允許他抨擊程朱，又認為他是借題發揮，譏訕時政，進一步罰他在軍營當苦差效力贖罪。謝濟世是在清代朱學地位提到高峰之後，早期反對它的一個代表，此後，不滿意它的人增多，至乾隆後期，形成“宋儒語錄，言不雅馴，又騰空說，其義雖有甚醇，學者罕誦習之”的局面。由此可見，雍正堅持的儒家及其理學，在統治階層內部也不甚得人心，他用它愚弄人民和訓練忠實奴才，與社會的進步背道而馳。
科舉是讀書人的仕進之路，科舉的做法實際上起著指導教育的作用。雍正反對朋黨，打擊過科目人，但並非不要科目人，他不滿意的只是科甲朋黨，對於教育、科舉、科甲出身的官僚相當重視，採取了許多優崇士人的措施：
增加科目和科次。雍正即位後，下令於元年舉辦恩科會試，考慮到入闈官員的子弟需遵例迴避，這個規矩不能破，還要不使他們向隅，決定另開迴避卷，使他們得以應試。雍正在即位恩詔中，要求府州縣衛官員各舉孝廉方正，暫給六品頂戴榮身，以備召用。數月後沒有官員推薦，雍正再命各省督撫速遵前詔，“廣詢博訪”，屬民中“果有行誼篤實，素為鄉黨所推者，即列名具奏”。次年根據浙江、直隸、福建、廣西疆吏的薦舉，各用2人為知縣，年齡在五十五以上的用為知州。這是清朝實行孝廉方正科的開始，此後新皇帝繼位照例舉行。三年（1725年），命在八旗、漢軍中推舉孝友讀書人士。五年（1727年）四月，又要州縣官會同該地教官，在每個府州縣學的貢生、生員內，公舉“居家孝友，行己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的一個人，於年底申報上司，偏僻之地無人可舉，要縣官、教官出具印結，避免人才的遺漏。這兩項也是舉行孝廉方正科的意思。雍正元年，命八旗滿洲人於考試漢字生員、舉人、進士外，另試翻譯，恢復康熙間中斷的滿洲翻譯科。九年（1731年），雍正怕蒙古文字的廢棄，特設蒙文翻譯科，取生員、舉人、進士，以備理藩院使用。雍正還下令開設專門技術科。元年（1723年），侍講學士戚麟祥疏奏，請設醫學，考取醫生，雍正“欲得良醫以濟眾”，命禮部議奏，旋因禮部意見不當，又讓吏部和禮部協商，“將如何教習方成良醫之處詳議具奏”。十一年（1733年），雍正以算法為六藝之一，要求各部院筆帖式、官學生、候補筆帖式學習，三年後舉行考試。還沒到期，他就離世而不能舉行了。康熙開博學鴻詞科，雍正亦行傚法，十一年下令準備開科，要求三品以上京官各舉所知，外省督撫會同學政保題，除現任翰林院、詹事府官員外，都可被推薦，屆時親試，優加錄用，“廣示興賢之典，茂昭稽古之榮”。兩年中，只有河東總督和直隸總督各舉了一二人，其他疆吏遲延不動，雍正下詔催促，然而他不久死去，此事由乾隆分兩年舉行，其影響遠不及康熙朝的盛大。
擴大錄取範圍。雍正元年（1723年），順天鄉試，雍正命檢查落榜的試卷，從中選取2人。同年會試，復檢落卷，中選竟多至78人。次年會試，如上年一樣復檢。清代鄉試有取副榜的制度，雍正四年（1726年）鄉試，命中副榜者，若前曾中過，則授予舉人，這是雍正的創例。五年（1727年）會試，雍正命於落第的舉人中，選擇“文理明通”的，引見後發往各省，擔任教職。拔貢，舊例州縣學每十二年一選取，雍正即位開恩，普選一次。至五年，命以後六年一選，以增加它的名額。雍正以這些辦法擴大中式的額數，增加讀書人入仕的機會。
雍正還以種種辦法籠絡士子。元年的恩科，殿試在十月二十七日進行，時天已寒冷，雍正怕硯水結冰，令將貢士在丹墀對策改於太和殿內舉行，又讓太監多置火爐，使溫暖以便書寫。五年的會試原定在二月，因天寒改在三月，天仍冷，若再延期，怕舉子盤費不夠，遂按期舉行，特許攜帶手爐和穿皮衣、厚棉衣入場，並由官家供給木炭、薑湯。湖南省的鄉試，過往在湖北省進行，雍正因有的應試人要經過洞庭湖，有覆溺的危險，命在湖南建立試院。國子監進士題名碑原由公費樹立，康熙三年裁省，由進士出資自建，雍正認為這是關係國家振興文教的大事，命仍用公費建造，以使士子觀覽豐碑，“知讀書之可以榮名，益勵其自修上達之志”。
雍正不僅是獎勵，他還用科舉作為懲罰手段。如因查嗣庭、汪景祺的緣故，停止浙江鄉會試。最有意思的是，雍正要推廣官話，也以不許參加科舉相制裁。六年（1728年），他說：官員臨民，說話要讓老百姓聽得懂，才能通達上下之情，把政事辦好。可是每逢召見閩、粵籍的官員，聽他們的鄉音不能全懂，他們到地方上處理公事百姓就聽不清楚，需要胥吏代傳，這就會出現弊竇了，因此要求這兩省的士人首先改變鄉音。並定則例：生童舉監要在八年內學會官話，否則不得參加科舉；待到改變了鄉音，方能應試。到十年（1732年），署理廣東巡撫楊永斌折奏：廣東人學官話很困難，已經學習四年了，一點還沒有變。推廣官話，有利於政令的推行，有益於人們思想感情的交流，有益於生產力和民族文化的提高，本來是好事，但是地方話是千百年形成的，民眾樂於使用的，改變它豈是容易的事情！推行官話應該有方法、有步驟，要求士人首先接受，在步驟上是正確的，不過沒有創造必要的條件，只令士子自學，並不得其法，不可能取得預期效果，而採取強制推行的辦法，未免粗暴不得當了。
第二節 講求祥瑞
帝王講求禎祥，是中國歷史上常見的事情。古人把“天降甘露”、“麒麟見”、“瑞芝生”之類當作嘉慶禎祥，以為它們標誌著政治清明、人民樂業的太平治世的出現。相信和製造樣瑞的主要是統治者，在歷代皇帝中有一些人熱衷於此，也有人對它並不感興趣。康熙屬於後一類型，他認為講慶雲、景星、鳳凰、麒麟、靈芝、甘露、天書、月宮諸事，是貽譏後世的事情。可是他注意災異，每當遇到曰月食、旱澇不常的情況，就認為是天象示警，表示要搞好政治，以挽回天心，為民求福。雍正與其父不同，屬於前一類型的帝王，大講祥瑞。
一、官員紛紛呈報禎祥和宣付史館
雍正朝，自始至終，所謂祥瑞層出不窮。凡是歷史上說有的，這時也差不多被說成出現了。諸如：
嘉禾。元年八月，大學士等奏稱：江南、山東出產的麥、谷，大多雙歧、雙穗，蜀黍有一本四穗的，這都是“皇上聖德之所感召”，請宣付史館。雍正同意了。這是報瑞谷的開始。不過這時只報一本兩穗、四穗，以後則越報越多，越離奇了。二年（1724年），順天府尹張令璜進呈耤田瑞谷，一莖四穗。同時，大學士等報雍正親自耕種的豐澤園稻田，大量出現多穗稻，且“穗長盈尺，珠粒圓堅”。五年（1727年），田文鏡奏報河南所產谷子，有一莖十五穗的，雍正很高興，說這是田文鏡忠誠任事感召天和的表現。其他官僚不甘落後，大幅度多報。陝撫張保送進一莖十二穗的麥子，據說“穎粒堅硬，莖本豐茂”。總兵官馬覿伯奏報鄂爾坤圖拉地方的屯田，麥子高產有一莖十五穗的。七年（1729年），黔撫張廣泗報告，新近改土歸流的地區，稻穀粟米一莖數穗，多的達十五六穗，稻穀每穗四、五百粒七百粒，粟米每穗長至二尺多。雍正命把他呈進的瑞谷及圖重新繪畫刊刻，頒發各省督撫觀覽。十二年（1734年），鎮筸鎮總兵官楊凱、侍郎蔣泂分別折奏改土歸流地區谷子一莖五六穗，或十餘穗，雍正把他們的奏折及谷本圖樣發給廷臣觀看。雍正還把地方官奏報的瑞谷，製成《嘉禾圖》、《瑞谷圖》，親自作跋，他說：“覽各種瑞谷，碩大堅實，迥異尋常，不但目所未見，實亦耳所未聞，若但見圖畫而未見谷本，則人且疑而不信矣”。他自己相信那是真的，也要求臣民和他共同相信實有其事。七年（1729年），順天府尹進呈的耤田嘉禾二十四穗，雍正說這種穀子本來是多穗品種，叫“龍爪谷”，播種時不應將它摻入，因此告誡該尹：“嗣後不可被小人愚詐”。他以此證明他懂得哪些是真的嘉禾、瑞谷，不會被人欺騙。其實他是在自欺欺人。
瑞繭。七年（1729年），署理浙江總督性桂奏稱，湖州民人王文隆家萬蠶同織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老農都說這是從來沒有的事。雍正懷疑有人為加工成分，命確查清楚。性桂回報確係天然而成，雍正遂把它向廷臣宣佈。
蓍草、瑞芝。元年（1723年）四月，馬蘭峪總兵官范時繹進呈蓍草，說是順治的孝陵所生，雍正命廷臣傳閱，百官“驚喜讚頌以為奇瑞”。七年（1729年），康熙景陵的聖德神功碑建成，領侍衛內大臣尚崇廙奏稱碑亭儀柱石上生出瑞芝一本，長六七寸，“祥光煥發”，雍正說這是“上天特賜嘉祥，以表揚我皇考功德之隆盛”。十年（1732年）和十二年（1734年）官員都奏報景陵生瑞芝，雍正命宣付史館，昭示中外。
瑞麟。山東巡撫岳濬於十年（1732年）報告，鉅野縣民家牛生瑞麟，麇身牛尾，遍身皆甲，甲縫有紫毫，玉定文頂，光彩爛生，實為盛德瑞征。雍正說山東連年水旱災浸，不敢言瑞，但將此事告諭天下臣民共知。次年四川總督黃廷桂奏，鹽亭縣農家牛生瑞麟，繪出圖形進呈。十二年（1734年）十月，山東官員又報稱寧陽縣牛產毓麒麟。“聖人生，王道行”，則麒麟現。雍正朝三次獲麟，當然是“奇瑞”了。
鳳鳥。八年（1730年），雍正在經營他的陵寢，總理石道事務、散秩大臣常明等奏，在房山縣採石工地上，飛來一隻鳳凰，“五色具備，文彩燦然。”同時另有官員報告，見到高五六尺的神鳥，“毛羽如錦，五色具備，所立處，群鳥環繞，北向飛鳴”。自古以來稱鳳鳥為王者的嘉祥，出現在陵工採石場，而且向紫禁城的方向飛鳴，更同皇帝聖德聯繫起來了。
甘露。據浙江觀風整俗使蔡仕舢折奏，七年（1729年）正月二十二日，天降甘露於嘉善、嘉興二縣，遍結樹枝葦竹之上，形若脂凝，味如飴美，實系太平上瑞。雍正信而不疑，說“汝等大員果肯秉公持正，察吏安民，實心為國家宣猶敷化，此等征應，乃必有者也。勉之”。
五星聯珠。1982年出現了兩次九星聯珠，太陽系的九大行星集於太陽一側的約一百度角的範圍以內。中國古人尚不知道圍繞太陽運轉的有九大行星，但已有五星聯珠之說。清代把金木水火土五星同在太陽一側四十五度角範圍以內叫“五星聯珠”。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初二日，發生了日月同升（“日月合璧”）和五星聯珠的自然現象。這種異常情況，雍正以前的歷史記載，數百年才會出現一次，因此被古人視為嘉瑞。欽天監在推算出這一現象將要發生之後，雍正以為這是難得遭逢的幸事，命令史館加以記錄，並宣告臣民知曉。屆時舉朝慶賀。
黃河清。河道總督齊蘇勒、漕運總督張大有、河南巡撫田文鏡、山東巡撫塞楞額、陝西巡撫法敏等人先後奏報黃河水清。據說陝、豫、魯3100餘里的黃河道上，在四年（1726年）十二月初八日至次年正月十三日之間，河水清澈見底。與此同時，晉撫德明奏報，河曲縣至垣曲縣黃河水，在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初十日逐漸澄清，冰冷之處，鑿冰取水，水清亦覺異常。雍正說黃河之水雖然渾濁，而結冰則清，今以冰清為河清之據，未免牽強。八年（1730年），甘肅巡撫許容折奏，七月五日起的三天內，積石關一帶河流澄清澈底。雍正認為這是正在河源處籌建河神廟，才得到這個祥瑞。對於齊蘇勒等所報的黃河清，雍正君臣大肆張揚，群臣說這是從來未有的上瑞，雍正說這是上天和皇考的賜福，他不願獨享，轉賜諸臣，給知縣、參將、主事以上朝內外文武百官每人加一級的恩典。在群臣受賞喜慶之時，也有個倒霉的人。因為河清，文臣遍寫賀詞，太常寺卿鄒汝魯作《河清頌》，中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一語，原意是說皇帝實行新政，才得此河清之瑞。這本是獻媚的話，原沒有錯，不想卻惹起雍正的惱怒，他說：
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事事傚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務，皆皇考已行之舊章，所頒諭者，皆皇考所頒之寶訓，初未嘗少有所增損更張也。
接著責問鄒汝魯：
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何政？
並把他革職，發到湖北荊州沿江工程處效力。雍正對他父親的政治作了許多改變，但又要打著法祖的旗號，現今正在說河清是康熙保佑的結果，鄒汝魯卻說對舊政作了改革，這不是和皇帝唱反調了嗎？鄒是書獃子，拍馬屁也不會拍，活該受罰！而雍正大耍淫威，實屬可恨。
卿雲現。據雍正朝曾任總督、侍郎的李紱記載，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雍正即位的前數日，天氣陰霾慘淡，到舉行登基典禮時，“天忽晴明，赤日中天，臣民歡呼，占為聖主之瑞”，待到第三天，空中發現了卿雲。元年（1723年）九月，雍正送他的生母孝恭仁皇后的靈柩赴遵化景陵時，卿雲再次出現。次年正月，他舉行祈谷祭天禮畢，卿雲又發生了。這些卿雲現，未見官員的報告，也未見雍正的批諭。六年（1728年）十二月，雲貴總督鄂爾泰折奏：十月二十九日聖壽節這一天，雲南四府三縣地方，出現“五色卿雲，光燦捧日”，次日“絢爛倍常”。七年（1729年）閏七月，鄂爾泰又折奏，貴州省思州和古州在一個月之內祥雲連續七次出現。有的官員不贊成鄂爾泰這樣獻媚，如大理縣劉姓知縣說，我的眼睛迷了沙子，怎麼看不見慶雲啊！雍正自然支持鄂爾泰，很不滿意那些官員，他說像鄂爾泰這樣督撫的陳奏祥瑞，是出於強烈的愛君真實感情，認為他是迎合、諂諛的，那是藏有幸災樂禍的邪心，不簡單是春秋責備賢者的意思。在雍正支持下，繼鄂爾泰報卿雲的紛來沓至。同年，署山東巡撫岳濬奏報，當曲阜孔廟修繕工程進行到大成殿上梁的前兩天，慶雲出現在闕里上空。雍正說前次闕里火災，此次慶雲，可視為功過相抵，不算祥瑞，但增明年會試的取中額，由上科226人，加至400名。山西巡撫石麟奏報十一月初二日保德州民人發現卿雲捧日，外繞三環，光華四射。又報臨晉縣卿雲麗日，五色繽紛，霞光萬丈。雍正認為這是山西民風淳樸的驗證，命照獎勵河南的事例，每州縣可多報一個老農，賞給八品頂戴。八年（1730年）五月，湖廣鎮筸鎮總兵官週一德奏報，萬歲聲高天地喜，慶雲飛上袞龍衣。”（《古今圖書集成》，中華書局、巴蜀書社1986年版，第29408頁下），亦附錄於此。
白沙等處“慶雲麗日，霞光萬道”。不久湖廣提督岳超龍奏稱，萬壽節，鎮筸鎮“祥雲五色，捧繞日輪，光華四射”。九年（1731年）、十年（1732年）、十二年（1734年），山西、山東、雲南大吏繼續報告慶雲呈瑞。
官員這樣奏報禎祥，雍正迭加獎勵，可是他說：“朕從來不言祥瑞”，“朕素不言祥瑞”。他用尚崇廙奏直隸遵化州鳳凰翔集、鄂爾泰奏貴州都勻府石芝叢生二事沒有向廷臣宣佈的事實，表明他不談祥瑞——“天下之人勿誤以為朕為誇張祥瑞而忘自修之道也”，不管他怎樣表白，官員的報祥瑞是在他鼓勵、指導之下進行的。他之所以要作這種掩飾，因為大講祥瑞並不是正常的事情，也可以被視為不光彩的事情，會有少數官員作出議論，像大理劉縣令那樣。這種情形雍正也明白，他之所以樂於接受呈報祥瑞，必然有其政治上的需要。
二、“天人感應，捷如影響”的說教——政治修明
古人認為天意有兩種表現形式，當國泰民安時屢現嘉祥，至政亂刑紊之際，則災異頻興。在祥瑞與政治兩者之間，有一個認識上的橋樑，就是“天人感應”觀念。雍正篤信天理，認為老天的賞罰最公平。每當新春之時，他愛寫“福”字，賜給臣下，官員感謝皇帝的賜福，雍正說不要這樣看，不但皇帝不能以意賜福，“即上天亦豈能以福私與人哉！”衍聖公孔傳鐸在奏賀慶雲的本章中，把祥瑞的出現說成是“乾坤效靈”，雍正說看到奏本，心裡很不安寧，因為“朕於事天神至誠至敬，惟望天地神祇俯垂默佑，錫福兆庶，共享昇平，……今乃謂天地神祇效靈於人君，豈不聞王者父天而母地，而敢為此褻慢之語乎！”他這樣敬天，尤篤信於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之說。二年（1724年）三月初五日，他說在二月二十八日向刑部官員講：“刑獄上關天和，當欽恤民命，牽連之人，毋得久羈監禁”。刑部遵旨釋放了幾百人，到三月初三日感動上天，普降大雨。消除了春旱的危險，因此，“天人之感，捷如影響，莫謂適逢其會，事屬偶然”。三年（1725年）四月十一日又說：三月底田文鏡奏報開封乾旱，他於四月初一日祈禱神明，初三日河南就得雨了。據此，他進一步闡發天人感應的道理：“天人感應之理至微而實至顯，凡人果實盡誠敬，自能上格天心，人君受天眷命，日鑒在茲，其感通為尤捷”。
雍正把自然現象與朝中政治、民間風俗聯繫起來，用以說明他的政治清明，具體說是：
宣揚雍正政治，海宇昇平。官員報祥瑞，總不忘聲明這是“皇上敬誠所感，仁孝所孚”，“此皆皇上之至誠足以感召天和，協應地靈”。把它歸之於雍正敬天法祖的結果。對此，雍正毫不推讓，完全承受。他就五星聯珠，日月合璧一事說：日月五星運行於天，原本有規則，是可以測算出來的，但是在什麼時候遇到它，是幸運的，這時候，必定是“海宇昇平，民安物阜”。他之所以大肆慶賀五星聯珠、日月合璧，就是為了說明它的統治造成了太平盛世。
藉以教育、鼓勵臣僚研究政治得失。雍正說他堅信天人感應，一時一刻“不敢自懈自逸”，凡是遇到水旱災浸，就“內省行事之過愆，詳察政治之闕失”。九年（1731年）上半年天旱，自認是他“一人之咎”。他這樣說，包含有內省的因素，但主要是為教導百官。凡是他寵幸的人報禎祥，必就此稱讚他們治績顯著，堪為臣僚表率，如田文鏡奏報十三穗瑞谷，雍正就說：“朕前降旨言田文鏡、楊文乾、李衛皆實心辦理地方事務，今聞廣東、浙江二省今歲皆獲豐收，而廣東之熟為數年所未有，豫省民田又產瑞谷，此即該省巡撫誠意感通之征驗也”。表彰田文鏡治績，連帶肯定楊文乾、李衛的行政。雍正不滿意的官員奏報災害時，必遭一通責罵，往往說有你這樣的封疆大吏，地方上不受災才怪呢！雍正用天人感應說要求官員檢查自身的行政，道理上是荒唐的，但若真能借此考察政治，改變吏治，也還有其意義。對人君來講，言官的進諫在可采與不可采之間，若“天象示警”，對於迷信的君主講也許能起點作用——使他作些微的內省，這就是腐朽的東西化作神奇了。
宣傳雍正聖孝。祥瑞出現最多的是卿雲。慶雲、卿雲，是一回事。相傳虞舜將讓位給大禹，和臣僚一起唱歌：“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卿雲現是表示太平氣象。此外還別有含意。鄂爾泰在六年（1728年）十二月報告卿雲呈現折子中援引《孝經緯·援神契》的話：“天子孝，則慶雲現”，說明雲南出現的卿雲，是“皇上大孝格天”所致的庥征。雍正見到這個奏折異常高興，在朱批中寫道：“朕每遇此祥瑞，蒙上天慈恩，豈有不感喜之理。”因為這個禎祥是鄂爾泰報告的，所以嘉許他是上天恩給的“不世出之良臣”。隨即諭告廷臣，特別引出“天子孝則慶雲現”的話，並說“朕之事親，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於今，四十餘年，誠敬之心，有如一日，只此一念，可以自信”。因為鄂爾泰把慶雲與天子孝順連在一起，使他的這次報慶雲不同尋常，雍正大肆開恩，為雲貴官員加級晉爵。鄂爾泰由頭等輕車都尉超授為三等男爵，雲南提督郝玉麟從雲騎尉晉為騎都（衛）〔尉〕，其他巡撫、提督、總兵官各加二級，知縣、千總以上俱加一級。雍正重視這件事，同曾靜案有密切關係。鄂爾泰奏報前的三個月，曾靜案子發生，曾靜指責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即是大逆不孝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不管雍正有無謀父之事，頌揚他是聖孝的天子，正適合他在政治鬥爭上的需要，他以此證明他是無辜者，誰若再相信曾靜一流的傳說，就是悖逆天理昧於忠義的亂臣賊子了。所以慶雲現，不是一般的談祥瑞，而是雍正政治鬥爭的工具。
三、地震中的雍正
雍正中，朝鮮使臣李真望等人回國，向國王說雍正“惡聞災異，欽天監雖有災不敢奏”。當時朝鮮君臣對雍正有偏見，但在這一點上是求實的。雍正時代，由於追求祥瑞，把歷來視為災異的自然現象也認為是禎祥了。八年（1730年）六月初一日發生日食，晉撫石麟奏稱，太原當日食時，濃雲密雨，等到天晴，太陽已經復元，所以沒有見到日食，因此具本題賀。如果說日食是災異，太原見到與否，它總是發生了，總不是好事，怎麼會稱起賀來呢？無獨有偶，江寧織造隋赫德也奏報，日食之前，江寧陰雨，等到天色晴明時，日光無雲，沒有見到日食，也把它當作禎祥具折稱賀，雍正雖然沒有接受他們的賀折，但這種荒唐事情的出現，則是惡言災異的結果。
八年（1730年）八月十九日，北京發生劇烈地震。中國史書對它有所記錄，但缺乏雍正的活動資料，還是朝鮮人作了點滴的記敘。朝鮮英宗六年（即雍正八年，1730年）十一月、七年（1731年）四月出使中國的朝鮮官員李樞、李橈，分別講述親歷北京地震和耳聞的情況。據他們講，地震之前，忽然狂風暴雨，接著地震，掀動了桌椅，居民用的沙器，互相撞擊，都打破了。房屋倒塌嚴重，皇宮、圓明園、暢春園都有破壞，連太和殿的一角也傾頹了，死的人很多，有說兩萬多的，也有說四萬的。這時雍正的情況，朝鮮人聽清朝內大臣常明講，皇上“乘船幕處，以避崩壓”。這是說地震發生後，雍正先是跑到船上，後來住在臨時搭的帳篷中，沒有回宮室理政和休息。這個話若真是出自常明之口，當是可信的，因為他是皇帝身邊的人。雍正泛舟而居，真是驚慌失措，變了常態。朝鮮英宗譏笑他，“以萬乘之主”，作此“舉措”，“可謂駭異矣”。
唐宋以前，君主在政治上不景氣時，常向禎祥求救，以欺騙民眾，維持自己的統治，這樣也把祥瑞搞臭了。雍正在這之後講求禎祥，總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可是又非搞不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相信天人感應，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複雜的政治鬥爭的需要，他借此打擊政敵，爭取民眾。
講祥瑞，弄虛作假，愚弄民眾，是統治階級腐敗的表現，無力的表現，雍正大搞禎瑞，是愚蠢的做法。乾隆即位，把獻祥瑞也當作前朝敗政之一取消了。
第三節 崇佛、用佛的精神教主
尊崇喇嘛教是清朝的國策，然而實踐中各個皇帝的態度不盡相同。康熙很有節制，如他所說：“一切僧道原不可過於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緻妄為”。雍正也有所節制，但比他的父親優寵佛徒，自身也修廟宇，大做佛事，在宮中舉行法會。
一、雍邸時與僧衲往還論佛
雍正青年時期，與當時的其他貴族一樣，僱人代他出家，即有替僧（替身）。在他做皇帝後，僧人正修，自稱又名“四和尚”，曾為雍親王府附近的柏林寺住持，是“王府替僧”，求見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法敏，代人請求差事。法敏將此事折奏雍正，後者朱批寫道：“王府豈有此等替僧，一毫影響全無之事也。殊屬大膽可惡之極，即嚴拿夾訊，審明定擬具奏。此奏並朕此諭皆不必敘入本內”。正修不一定是雍親王替僧，有可能是詐騙犯，然從朱批可知，雍正有替僧，他自己也不否認，只是不承認正修罷了。
雍正自雲少年時代就喜歡閱讀佛家典籍。成年之後，更事研討，與僧侶密相往來，過從較多的是章嘉呼土克圖喇嘛、迦陵性音、弘素等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五十二年（1713年），雍正在藩邸舉行法會，進行坐七，與章嘉活佛、迦陵性音論說佛法，受到章嘉指點，得蹈“三關”，章嘉讚許他“得大自在矣”，他則稱章嘉為“證明恩師”。這時他自視精通佛法，要找京中高僧講論，眾僧推薦千佛音禪師，遂召之來問難，迫使對方說“王爺解路過於大慧果，貧衲實無計奈何矣”。他在雍邸贈給僧人扇子，親書五言律詩：“綠陰垂永晝，人靜鳥啼煙。脫網游金鯽，翻階艷石蟬。無心猶是妄，有說即非元。偶值朝來暇，留師品茗泉”。是他研討佛理、交結僧衲的記錄。他在西山修繕古剎大覺寺，用迦陵性音做住持。這個寺至今為西山名剎之一。
在本書第一章講到儲位鬥爭中雍正編輯《悅心集》，以宣傳清心寡慾掩蓋他參加儲貳的爭奪。在那本書中，他還收輯了闡發佛家出世思想的文字，如卷4所錄無名氏的《醒世歌》：“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生總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來來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經》中空是色，《般若經》中色是空。朝走西來暮走東，人生恰是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一場空。夜深聽得三更鼓，翻身不覺五更鐘。從頭仔細思量看，便是南柯一夢中。”宣揚人生如夢，一切皆空，不如“安心坐下念彌陀”。那時雍正在藩邸集雲堂坐七，作《集雲百問》論佛旨。所以皇子時的雍正從儒、佛兩家吸取思想，同時也以禮佛掩蓋他參加儲位的鬥爭。
二、繼位後自比“釋主”
雍正在位期間，自雲“十年未談禪宗”，實情並非如此。他在臣工奏折的批語中好談佛法，一日看了年羹堯於二年七月初二日上的折子，批了一段與該折內容毫不相關的閒話：
京中有一姓劉的道人，久有名的，說他幾百歲，壽不可考。前者怡王見他，此人漫言人的前生，他說怡王生前是個道士。朕大笑說：這是你們生前的緣法，應如是也，但只是為什麼商量來與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說不是這樣真佛真仙真聖人，不過是大家來為利益眾生，栽培福田，那裡在色像上著腳，若是力量差些的，還得去做和尚，當道士，各立門庭，方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閒寫來令你一笑。
語氣和內容，反映的是君臣間歡洽地談佛論道。在這裡，雍正把怡親王允祥視為道士，自比和尚，是戲言，然又表示了他的某種實際思想。他說他們君臣不是真佛真仙真聖人，只是來為眾生栽培福田的。雖然不是真出世，但比一般的出家人要高明。文中說他問怡王，你這個道士為什麼來為我和尚出力，而“王未能答”，他遂講了一番道理。這樣的交談及記錄它的行文方法，是採用禪宗的機鋒，允祥不能回答皇帝的問題，是沒有覺悟的俗人，只好傾聽得道的皇帝的教誨。不僅自稱和尚，雍正還自視為“野僧”。他在題為《自疑》的詩中說：
誰道空門最上乘，謾言白日可飛昇。
垂裳宇內一閒客，不衲人間個野僧。
自謂是不著僧服的野盤僧，無有閒暇地為眾生奔走四方，把自己打扮成在家的為臣民謀利益的和尚皇帝。五年（1727年）正月，當群臣慶賀“黃河清”時，蒙古王公進覲朝賀，並要求誦經祈福。雍正說：若蒙古地區因做佛事而人畜興旺，是受我之賜，“朕亦即是釋主”。不但允許，還要給以資助。在這裡已不是一般地比作佛徒，而是自稱教主了。雍正自號“破塵居士”又稱“圓明居士”，表示他身不出家，卻在家修行。十一年（1733年）在宮中舉行法會，召集全國有學行的僧人參加，凡予會者以為榮耀。雍正親自說法，收門徒14人，為愛月居士莊親王允祿，自得居士果親王允禮，長春居士寶親王弘歷，旭日居士和親王弘晝，如心居士多羅平郡王福彭，坦然居士大學士鄂爾泰，澄懷居士大學士張廷玉，得意居士左都御史張照，文覺禪師元信雪鴻，悟修禪師明楚楚雲，妙正真人婁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鉉，僧超盛如川。其中俗家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個。雍正把和尚、野僧、釋主念不離口，可見他當皇帝也沒有忘掉談佛。不僅如此，他還引用僧人過問政治。
三、用比丘密參帷幄
文覺禪師住於宮中，雍正命他參與議論國家最機密的要務，“倚之如左右手”。據說年羹堯、隆科多、允祀、允禟等人的案子，他都出了主意，成了雍正的高級參謀。十一年（1733年），文覺年滿七十，雍正命他往江南朝山，行程中，“儀衛尊嚴等王公”，所過地方的官員多對他頂禮膜拜，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稅關監督年希堯等都以弟子禮相見，可見他因密參帷幄具有較高的地位，有類於他的先輩唐朝的李泌、明朝的姚廣孝，不過始終沒有公開政治身份罷了。
三年（1725年）五月，雍正講：“近日直隸宣化府、江南蘇州府等處竟有僧人假稱朕旨，在彼招搖生事”。比丘何以敢於冒稱聖旨？而且又不止一起？和尚弘素是雍正的老相識，他的門徒在外地要刊刻《金剛經》，據說是雍正在藩邸賜給弘素的，還有雍親王親書的序文。雍正叫把序文送京觀看，不承認是他寫的。是否為他所書，今已不得而知。這件事和前述正修稱替僧，都是和尚爭言與皇帝有密切關係，雍正對迦陵性音的態度，前後有絕大的變化。四年（1726年），雍正說他登極後，性音不圖權勢，到廬山隱居寺修行，“謹守清規，謝絕塵境”，與江西官吏絕無往還，一居四年，默默圓寂。又說性音對佛學“深悟圓通，能闡微妙”，“其語錄乃近代僧人之罕能者。”為了表彰他的真修翼善之功，下命追贈國師，賜給謚號，其語錄收入經藏。數年之後，雍正大變其調，說他早看出性音品行不端，“好干世法”，所以在御極後即令其出京，以保護法門的清規。性音的語錄也是“含糊處不少”，不是“徹底利生之作”，於是性音不能作為“人天師範”，削黜封號，語錄撤出藏經。不僅如此，還命地方官查訪，不許性音門徒“將朕當年藩邸之舊跡私記作留，違者重治其罪”。這些和尚聲稱與皇帝有瓜葛，雍正或不承認，或加斥責，究其原因，他們是假借與皇帝關係之名，招搖撞騙，干預地方政務，雍正對他們的排斥，是不允許他們從政，或超過他允許的範圍的干政，但也從反面說明確有僧人參與政事。
四、朝臣反對言佛及雍正的克制態度
雍正的引用僧人和信佛，很自然地引起一些篤信儒學而又正直的大臣的不滿，並借用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意見。五年（1727年），青年時曾為沙門的沈近思升任左都御史，雍正問他：你必定精通佛教宗旨，不妨陳說一些。沈回奏：臣少年潦倒時逃於佛門，待到進入黌宮，專心於經世之學，以報效國家，哪有閒情顧及佛學。臣知道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之學，但是萬機庶務，繫於聖躬一身，“是以臣願皇上為堯舜，不願皇上為釋迦。”臣就是懂得佛學，也不敢向主上妄陳，“以分睿慮”。這一番儒家道理，那時人認為是光明正大的，迫使雍正改容稱是。在沈近思以前，侍郎李紱尚得雍正寵幸時，也諫言佛教無補於天下國家。據記載，有一天雍正賜宴，九卿侍坐，為討得皇帝歡心，大家（竟）〔競〕談禪學，這時雍正問戶部侍郎趙殿最，你也能談這個嗎，趙回奏沒有學過，雍正笑著說你不妨試著講一下，隨即以一佛語問他，趙殿最不願說佛法，就用儒家的觀念加以解釋，雍正被弄得哭笑不得，只好對群臣說，他“真鈍根也”。另一日，雍正問翰林院檢討任啟運佛教經論，任奏稱“臣未之學”。雍正只好訕訕地說：“朕知卿非堯舜之道不陳耳”。當文覺禪師頤指南下，地方官趨迎之時，漕運總督魏廷珍獨不為禮，且上疏聲稱：“臣不能從佛法”，以示抗議。陸生柟在被任命主事前的引見時，呈遞的奏折上說：“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據雍正講，這是譏刺他崇尚佛老。這些官僚從維持朝綱的大題目出發，主張獨尊儒術，排斥釋氏。
一些官僚提出抑佛的具體建議，有的還付諸實行。三年（1725年），御史錢以瑛奏請敕下各省督撫，勒令僧尼還俗。直隸唐山縣令驅逐和尚，強奪僧捨，改為民房。有的地方官建言把寺宇改為書院，發展儒學。有的要求重申禁止私度為僧的條令。
雍正對官僚的反佛言行，有時暴跳如雷，而在處理上還是有所克制，如直隸一個趕逐僧道的知縣，被他下旨拿問，侍郎留保為之委婉解頤，說僧道都是無法生活的窮人，寺廟實際上是他們的收容所，皇帝容留他們，就如同周文王視民如傷的意思一樣，不過是把他們當作鰥寡孤獨加以照顧，然而那個學究式的縣令不能領會皇上的聖意，難免犯錯誤。雍正見他說得堂而皇之，捧了自己，又堵了自己的嘴，就把那個知縣從輕發落了。
雍正盡力為自己信佛辯解，他說佛教的善應感報的學說，有“補於人之身心”，“然於治天下之道則實無裨益”。又說：“凡體國經邦一應庶務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見性明心之學與世無涉”，所以沒有“密用僧人贊助之理”。他甚至瞪著眼睛說瞎話：“試問黃冠緇衣之徒，何人為朕所聽信優待乎”！但也懂得一手遮不住天下人耳目，用緇衣總有人知曉，就又為沙門參政作解說。他說乃祖順治徵召禪僧玉林琇入內廷，研究佛學，就像黃帝到崆峒山訪問廣成子，講求治身之要。黃帝是聖王，所有的行為都是正確的，因此順治延攬僧人，是師法黃帝，當然沒有錯。言外之意，我雍正皇帝傚法古聖王，師法祖宗，與僧衲過從有何過失！抵賴、辯解也說明他不敢公開地以佛教作為執掌朝綱的政治勢力，他信佛、崇佛，也是有所節制的。有人說雍正十年以前內廷不舉行法會，是沈近思、李紱反對言佛的結果，有一定道理。中國歷史上統治階級中總有一部分人反佛，形成了傳統，密用僧人是不名譽的事情，因此雍正不能不有所顧忌，從而不能恣意信佛、用佛。
五、直接干預佛教內部事務及與釋子辨是非
皇帝對佛教內部事務的經營，歷來多寡不一。雍正的干預之多，在許多方面超過了其他帝王。主要表現在任命寺院住持，擴建、修繕梵宮，賜予佛徒封號，反對僧衲中的“邪說”等方面。
雍正說要扶持禪宗，“仍擇宗門法侶具正知正見者，為之表率倡導”，即使用他認為是正道僧侶持掌寺院事務。如允祥、弘曉父子重修香山臥佛寺成功，因禪師超盛在當時“宗徒內無有出其右者”，特命其去掌法席。又如北京護國寺修繕竣工，雍正選擇玉林琇的徒孫超善去充任方丈。根據這些情況，蕭奭才在《永憲錄》中說：“凡名山古寺，皆內遣僧主之”。
雍正在晚年大量修繕古剎名寺。江南荊溪（今宜興）崇恩寺，系玉林琇國師、䒢溪森禪師傳法之所，雍正以該寺規模較小，容納桑門有限，於十一年（1733年）加以擴充，增建殿宇。浙江紹興報恩寺是玉林琇開堂之所，為傳其法，予以維修。浙江舟山普陀山是所謂觀音大士示現的聖地，該處普濟寺，建於後梁，歷代維修，雍正特發帑金，派專官董理修飾，同時修繕了普陀山的法雨寺。南嶽恆山是雍正的主壽山，湖南巡撫趙弘恩奏請動用庫銀修葺，以為皇上祝壽。雍正說為朕延壽不必進行，但為崇祀江河山嶽之神則可以，批准了他的建議，但指責他的“識見鄙陋”，原因是越弘恩應當借祀神為名，給皇帝祈壽為實，而不能公開表明為皇帝去啟動工程，動用國帑。華山佛宇遭火災，雍正命江南督撫供給錢財，不計數量，務必恢復原狀，於是佛寺及道觀均修葺一新。他所維修的蘭若，一類是佛教聖地的名寺，再則是他所表彰的玉林琇一派的修行之處，表現了他所提倡的佛教宗派。
十一年（1733年），雍正表彰他認為的聖僧，賜以封號。授鳩摩羅什高足僧肇為大智圓正聖僧禪師，溈仰宗的創始人靈祐及其弟子慧寂分別封為靈覺大圓禪師、真證智通禪師。雍正說這些名僧闡揚佛旨，“救拔群迷”，千百年後帝王旌獎他們，希望時下釋徒力求奉信正宗正論。
雍正在賜號、修廟中已表明崇的是玉林琇一派，但覺不夠，又親自著述《揀魔辨異錄》，發佈有關上諭，直接參加佛教宗派學術鬥爭。明崇禎間，漢月藏（法藏）著《五宗原》，密雲悟著《七辟》、《辟妄救略說》與之論辯，產生宗旨之爭。漢月藏法嗣弘吉忍（弘忍）作《五宗救》闡述師說，深受學者歡迎。雍正把漢月藏、弘吉忍之說當作邪魔外道，說自己明於“禪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見現在魔業之大，預識將來魔患之深”，為了拯救佛徒，“不得不言，不忍不言”，乃摘抄藏、忍語錄八十餘條，一一指斥，成《揀魔辨異錄》一書。同時命令銷毀藏、忍語錄及《五宗原》、《五宗救》等書，若有僧徒私自收藏的，以不敬律論罪。又命地方官查明漢月藏派下徒眾，盡除出禪宗臨濟宗，永遠不許復入祖庭。為了同樣的目的，即不許“邪說橫行”，雍正又在僧侶的語錄中，選擇“提持向上，直指真宗”的，編了《御選語錄》一書，入選的有僧肇、永嘉覺、寒山、拾得、溈山祐、仰山寂、趙州諗、雲門偃、永明壽、紫陽真人、雪竇顯、園悟勤、玉林琇、䒢溪森等僧侶、道士的語錄，還編入他自己的《圓明語錄》、《圓明百問》，附錄《當今法會》。於十一年（1733年）作序，刊刻問世。十二年，雍正令沛天上人組織四十多名僧侶校勘藏經。他還刻印釋典《宗鏡錄》、《宗鏡大綱》、《經海一滴》諸書。他採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解決宗教內部的派別鬥爭、宗旨之爭，以皇帝的權威干涉宗教內部事務。
雍正與釋子辨難，遭後世學人譏笑，“以人天子與匹夫搏”。不過這倒符合他一貫的作風。前此與草民曾靜、小吏陸生柟駁詰，再與沙門對陣，毫不奇怪。他所注重的是辨明思想，即要以符合自己意見的觀念作為指導思想，不僅要把它貫徹在俗民中，還要統治方外世界，為此就不顧及自己的身份地位了。
六、與道家往還
雍正謀求儲位時相信武夷山道士的算命，已見其對道家的態度。他在當皇子時也和道士結交，瞭解老氏之學，在他的《藩邸集》中，收錄《贈羽士》（二首）、《群仙冊》（十八首），記錄了他對道家的認識和要求。《碧霞祠題寶旛步虛詞》之二云：
瓊宇璇宮日月長，奇花瑤草總飄香。
琉璃作殿蒼龍衛，雲霧裁帷青鳥翔。
拂露霓旌珠燦爛，御風鸞駕玉鏗鏘。
常將天福人間錫，獎孝褒忠佑乃方。
希望道士們存濟世之心，宣傳忠孝，協助君王的治理。
繼位後的雍正，對道家的興趣不減當年。北京白雲觀，據說是金代所建，長春真人邱處機曾在此著書，是道家的重地。雍正時與白雲觀道士往還。該觀道士羅清山於五年（1727年）初死去，雍正命內務府官員為他料理喪事，指示按道家禮節從優辦理，又追封他為真人，可見他們關係的密切。道士婁近垣，江西人，雍正將他召來，居於光明殿，還把他收為自己的佛家弟子，他為雍正“結幡招鶴”，被封為“妙應真人”。雍正把道士賈士芳、張太虛、王定乾等人養在宮苑，用他們來治病和修煉丹藥。
雍正對道家思想並不看得那麼重要。他在御極後作的《蓬萊洲詠古》中寫道：
唐家空築望仙樓，秦漢何人到十洲。
塵外嘯歌紅樹晚，壺中坐臥碧天秋。
廟堂待起煙霞侶，泉石還看鶴鹿游。
弱水三千休問渡，皇家自有濟川舟。
是啊！古來誰到過方士們所說的仙人勝境的蓬萊瀛洲，唐明皇佇立望仙樓，既無仙人來會，自己也是肉胎俗身。雍正相信他的辦法能夠治理天下，沒有對道教思想寄托多大希望。
七、融合儒佛道三教於一爐
作為傳統社會的意識形態，儒佛道三學有許多共同的東西，雍正抓住它們，參以己意，給予說明。他講三教有共同的目標，即教育百姓如何作人：“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原，道並行而不悖。”比如勸人為善棄惡，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說，“誘掖獎勸”，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導人於善”。他說：“勸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儒佛都勸善，共同起著“致君澤民”的作用。他還以天命論的觀念解釋儒佛的共性。儒家天人感應說警戒人們省修過愆，雍正認為求佛也是如此，他說：“天人感應之理無他，曰誠敬而已。”當人誠心拜佛，哪怕是微賤的，愚夫愚婦，他的精神，會引起神明的憐憫而給予拯救和惠澤。他的結論是，儒佛有共同的思想，同一的育民作用。
釋老矛盾重重，雍正以帝王之力大搞調和。他說：“性命無二途。仙佛無二道”，強把佛道捏合在一起。他收佛門弟子，卻接受了妙應真人婁近垣；他編選佛家的語錄，把宋代道家紫陽真人張伯端的著述選了進去；他給沙門賜封號，也贈張伯端為“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他認為張伯端的《悟真篇》，儘管是道家的著作，即在佛學中也是最上乘的。
儒學思想歷來處於神聖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雍正尊儒，又把儒佛道拉在一起，是以儒助佛，抬高佛教的地位，為自己信佛辯解。他把道家的著作歸入佛家典籍，使佛經駁雜了，但卻是把道歸入於佛，含有揚佛的意思。所以雍正糅合儒佛道三家，要旨在於提倡佛教。
八、政權與神權的高度結合
雍正一生與佛老結下了不解之緣，以萬乘之尊而自稱“居士”；在日理萬機的繁忙中，自撰佛學語錄，編選和刊刻釋氏經典；大開法會，廣收門徒；大力干預梵宮內部事務，興修廟宇，任命住持，表彰高僧，擯斥“外道”；對朝中出現的奉佛與反佛的摩擦，雖有所顧忌，仍堅持信佛。為什麼他在譏笑和反對之中還要揚佛呢？自然有著社會的和個人的原因。
第一，是強化君主專制主義思想統治的需要。雍正深知佛教對於穩定皇權秩序的作用。他講佛家勸人為善，要被壓迫的受苦受難的群眾，相信今生的不幸是前生作孽的報應，既然如此，只好甘心忍受，以求來生的幸福。雍正欣賞的是佛教中的禪宗，而禪宗是把佛性灌輸到人的內心，使俗人也變成了僧侶。一句話，佛教要人做逆來順受的良民，極其有利於社會秩序的穩定。孔孟之道作為官方哲學，雍正極力利用它，又給佛學以較高地位，用來輔助儒學，這樣就加強了對臣民的專制主義思想統治。
第二，用釋徒為謀主必然提高佛教的地位。雍正由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利用僧衲密參帷幄，使他們起到高級參謀作用。因之，也要受他們的一些影響，反映他們的一些願望，給他們應有的社會地位。所以他的修蘭若，賜法號，也是使用比丘所採取的必要的獎勵手段。
第三，是統治蒙古人的需要。用喇嘛教聯繫、控制蒙古人，這是清朝滿族統治者的傳統政策，雍正也在自覺地使用它，此點已無需細說。
雍正崇佛，是利用佛教為他的政治服務，他不是佞佛，不是讓沙門利用他。他左右佛堂，而不允許佛教駕馭他。他打擊一些比丘，除前述教派宗旨關係，還有政治原因。他懲治迦陵性音門人，同時反對木陳忞徒眾。木陳是與玉林琇同時受到順治禮遇的高僧，曾作《北遊集》，涉及侍奉內廷之事，露透其對順治的影響。雍正指責他是無知妄人，“於瞻顧天顏後，即私亂記載，以無為有，恣意矜誇。”他是否造作順治的謠言倒不一定，但有以御用僧地位進行招搖之嫌。雍正把木陳忞、迦陵性音看作一類人物，他們雖死，但對他們的徒子徒孫實行管制，毀禁他們的書籍。雍正用僧人作高參，但給他們一個活動範圍，不許逾越，否則懲治，他把僧侶玩弄於股掌之中，所以雖崇佛，而沒有桑門亂政的事情。還要看到，雍正大修廟宇，耗費了許多金錢，搞了些虛文，虛熱鬧，這同崇尚務實、反對靡費的精神相違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