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遷西洋人於澳門和開閩粵洋禁
一、驅逐傳教士於澳門、廣州
清朝政府自始就使用西洋傳教士中的技藝人員，並堅持下來，就中出現過康熙初年的曆法之爭，而後有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的容教令，康熙末年的禮儀之爭與禁教令，雍正厲行康熙的禁教政策，備受西方傳教士的抨擊。
以曆法之爭為契機，康熙熱衷於學習西方科學知識，對算學、幾何學、天文學、曆法多有關注，他的西學教師是西洋傳教士，因而對天主教有好感。康熙三十年（1691年）浙江巡撫查封教堂和強迫中國教徒退教事件發生之後，康熙以傳教士有勞績，應當允許天主教的傳播，於三十一年（1692年）發出容教令：“西洋人治理曆法，力造軍器，差往俄羅素，誠心效力，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康熙認定天主教不是“左道”，它的宗教義理不是“異端”，因此允許天主教傳教和中國人信教。容教令宣佈之後，天主教在各地自由傳教，中國人自由信教，教會得以迅速發展，直到康熙帝於五十九年（1720年）決定驅逐傳教士為止，這段時間成為“基督教勝利傳教時期”。可是在天主教內部發生在中國傳教方式的派別之爭，而且愈演愈烈，教皇格勒門得十一世反對利瑪竇派的傳教方式，於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發佈禁約，禁止中國教徒偶像崇拜——教徒不許入孔廟、祠堂行禮，不許在家中、墳塋和喪葬弔唁舉行與天主教不合的禮儀，並於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先後派遣使節鐸羅、嘉樂來華執行。羅馬教廷挑起的儀禮之爭，迫使康熙認定天主教為小人異端之教，驅逐傳教士，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於五十九年（172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嘉樂發出諭旨，宣佈禁教政策：“爾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爾天主教在中國行不得，務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國傳教之西洋人亦屬無用。除會技藝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餘在中國傳教之人，爾俱帶回西洋去。……其准留之西洋人依著爾教王《條約》，自行修道，不許傳教。”
康熙驅逐傳教士於澳門，只是部分地實現了，有的傳教士潛匿下來，繼續傳教，浙閩總督滿保鑒於傳教士傳教的嚴重狀況，於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奏請禁止，雍正令禮部議處，十二月十四日禮部擬出贊同滿保意見的驅逐傳教士文書：“查西洋人留京者，供修造歷日及閒雜使用；至在外各省，並無用處。愚夫愚婦聽從其教，起蓋天主堂，會集誦經，男女混雜，於人心地方甚屬有害，應如該督（覺羅滿保）所請，除奉旨留京辦事人員外，其餘散處直隸各省者，應通行各該督撫，轉飭地方官，查精通歷數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門安插，毋得潛居內地。……所有起蓋之天主堂皆令改為公館之用。其向來誤入其教者嚴行禁諭，令其改易，如有仍前聚眾誦經等項，從重治罪。”雍正於十七日批准施行，並就遣送傳教士具體方法發出上諭：“西洋人乃外國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該督奏請搬移，恐地方之人混行擾累，著行文各省督撫，伊等搬移時，或給予半年，或數月之限，令其搬移，其來京與安插澳門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勞苦。”雍正和康熙一樣，在驅逐傳教士的同時，留用西洋技藝人員，在欽天監和宮廷服務。
雍正的禁教，傳教士自然不滿意，認為遭到劫難，馮秉正在當年傷感地概述禁教情形：“我們神聖的宗教在中國被完全禁止了，除了在北京的傳教士以外，我們的所有傳教士都被驅逐出中國，我們的教堂或者被拆毀，或者被移作他用。詔書已經頒布。詔書命令基督教徒們放棄信仰，禁止中國人入基督教，違令者將受到嚴厲懲罰。”次年（1725年），傳教士龔當信說雍正帝對基督教“苛刻，幾乎失去理智”。其實，雍正帝做得是有分寸的，如遣送傳教士去澳門，採取護送方式，不令他們在途中受到他人危害，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給傳教士去澳門幾個月或半年的準備時間，不使他們匆迫，料理好事務再動身。雍正又根據在朝廷服務的西洋人請求，允許傳教士居住廣州。
禁教令執行中，西洋人戴進賢請求不要把他們全部驅逐到澳門，雍正飭令有關督撫討論，兩廣總督孔毓珣認為西洋人於吏治民生原無大害，只是別為一教，“原非中國聖人之道，愚民輕信誤聽，究非長遠之計。”因請將各省西洋人，不必盡送澳門，可在廣州等候該國船來搭乘回國，其中老弱不願歸去的，令其居住於廣州天主堂內，不許出外行教，亦不許百姓入教。其他地方的天主堂一律改為公所，入教的民人令他們放棄信仰。雍正說他對“西洋教法原無深惡痛絕之處，但念於我中國聖人之道無甚裨益，不過聊從眾議耳”。西洋人只要沒有大惡，應從寬對待，不要繩之過嚴。同時批准了孔毓珣的建議。他和康熙一樣禁止西洋人傳教，把他們驅逐到澳門，或集中於廣州，但在人身上保證他們安全。此次被驅趕到廣州的有三十五人。
驅逐西洋傳教士的政策，在各地執行得比較緩慢，因為後來允許俄國人在京建立教堂，不得不從緩進行。五年（1727年）十一月，浙江巡撫李衛稱奏，西洋人傳教，以金錢引誘中國人，因而許多人暗中入教，現在雖無大害，但應禁革。雍正說：“姑且以理化導，不宜遽繩以法，何也？現今都中許其行教，一旦嚴懲，人豈誠服？若論沿海省份，尤當禁革，徐徐逐漸為之甚是”。李衛還是積極辦理，八年（1730年），把西洋人馬德諾遣送到澳門，將杭州天主堂改為天後宮。雍正禁止傳教，用意是在不許中國人信教，尤其不准滿人崇信。貝勒蘇努的兒子蘇爾金、庫爾陳、烏爾陳等信奉天主教，蘇努因是允祀黨人遭到打擊，雍正多次指責他的信教的兒子們背祖宗、違朝廷的罪過。李衛在報告地方上信教情形時，特地說明“駐防旗下亦染此風”。他們君臣怕人信仰天主教後背離儒家的綱常大義。
雍正二年的驅逐，對天主教是一次較大打擊，清末北京主教樊國梁說：“各省大小聖堂，一時俱拆毀盡淨，其聖堂之房屋院落，或改為倉廒，或改為書院，一所不留。京師順天府屬之文安縣、古北口、宣化府等處，均有聖堂，至是盡改為官所，京都之北堂，亦改為病院矣。其堂之聖像、聖龕，盡遭焚燬，從來中國聖教之厄，未有烈於是時者也”。反映了教堂被摧毀的情況。
在驅逐的同時，也有傳教士自願離華的，這是他們自身宗教信仰所決定的，如馬國賢，他竟然帶走中國信徒，培養成神父回中國傳教，這種意想不到的事，就發生在雍正時期。他是意大利人，由天主教教廷傳信部派到中國傳教，他會繪畫，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月到達北京，以繪畫、印刷技術服務於內廷，因任西洋醫生的翻譯，而得見康熙起居的具（題）〔體〕情況，除了近侍太監，是他人所不可能見到的。雍正繼位，選中馬國賢、安吉洛神父、希普三人直接為他服務。允禮通知馬國賢等人，以後有事，同內務府聯繫，不得再像過去那樣進入內廷，馬國賢認為此舉是將歐洲人驅逐出宮廷。馬國賢在北京開了兩個小教堂，舉行宗教儀式，離開北京前的幾個月還給一個讀書人洗禮，另一個傳教士德理格也打算這樣傳教，清朝官員知道馬國賢的行為，就讓他和其他西洋人一起居住，而不能傳教。雍正下旨修造噴泉，安吉洛作出設計；雍正要鑄造銅鐘，安吉洛又表示能夠設計。這兩件事，馬國賢認為是信仰魔鬼和信佛的表現，不讓安吉洛去做，因而使自身受到官員責備。而他明確表示天主教禁止參與製造任何從事偶像崇拜的東西。於是不僅為清廷懷疑，其他西洋人也離開他，他遂決定回國，雍正賞賜他二百件瓷器和珍貴絲綢，允祿也贈送絲綢、工藝品及兩匹馬。因馬匹不許出口，允祿讓他寫申請帶走的馬匹、人和武器的數量，得到批准。於雍正元年冬季帶著四個中國學生和他們的三十多歲老師（即那個受洗禮者）離開北京。次年一月初離開廣州，五個中國人同行，即江南人、十三歲路西奧、直隸古北口人殷若望、顧若望及教師。1732年馬國賢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創辦“中國學院”，殷若望、顧若望畢業後，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被派遣到中國四川當神父傳教，當年殷若望因驚嚇致死。路西奧也成為神父，但在意大利精神崩潰，流浪，盜竊，被監禁，想回國而不可得。他們是中國第一批西方留學生。馬國賢的事例表明，嚴明如雍正，力圖控制基層社會的雍正朝，對善於鑽空子的傳教士也會失靈、失控，民間追求新的宗教信仰也是不可遏制的。
雍正與羅馬教廷也發生過交往。三年（1725年）十月，教皇伯納地哆的使臣噶達都易德豐朝見雍正，祝賀他的登基。雍正深感滿意，表示對來華的西洋人，只要他們“慎守法度，行止無愆”，一定“推恩撫恤”。康熙時被囚禁的德裡格，合於雍正即位恩詔的赦免條款，前已釋放，尚有傳教士畢天祥、計有綱也於康熙間關在廣州，教皇要求援德裡格之例把他們開釋，雍正查檢他們的犯罪情節，符合釋放條件，同意了他的請求。
耶穌會士來華，既帶來某些西方的科學知識，又在客觀上為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勢力提供中國的各種信息先導。清朝政府的方針，一面利用他們的科學技術知識，參與制訂曆法，測繪輿圖；一面不允許其傳教，然而很難防止他們的傳教活動。雍正也執行這一方針。他的驅逐傳教士於澳門、廣州，是防範他們深入民間，影響民眾思想。傳教士是外來者，佔據主動地位，雍正的措施，實質上具有防禦性。雍正在驅逐時，強調做好護送工作，後又允許居留廣州，做得有節制。在驅逐時，雖也命令精通技藝的西洋人留在北京服務，但對利用他們的科技知識，培養中國的有關人才，遠不如康熙那樣熱心，這一點大不及於乃父。
對待西歐來的使臣，雍正以禮相待。五年（1727年），博爾都噶爾（葡萄牙）使臣麥德樂到北京，雍正召見，於常賜之外，又賜人參、瓷器、漆器、紙墨、字畫、香囊等物，特遣御史常保住送到澳門，命他們走江南、浙江、江西一線，觀看富庶和人文發達的地區，指示各地厚予照顧，使與“各國貢使不同”。常保住乘機圖利，為勒索地方官，故意抬高麥德樂身價，以便得遂其私，因此各地督撫待以不尋常的禮遇。如江蘇巡撫陳時夏出郭十里迎接他們，在常保住、麥德樂前跪請皇帝安好。設宴招待他們，陳時夏親自往請，否則不赴席。他們一行到浙江，李衛因沒有改變接待儀注的諭旨，認為像陳時夏那樣做，是有損國威，於是只在常保住面前跪請聖安，讓麥德樂在遠處觀看，使知中國尊君禮節，常保住要李衛等先拜見麥德樂，李衛堅持請麥德樂到官廳相會。使臣過後，李衛奏報麥德樂“驕橫”，常保住“不顧國體，但借之以作威福”。雍正很欣賞李衛的做法，朱批說：“所奏殊屬可嘉之至，各省封疆諸臣悉能如此居心，顧惜國體，天下何愁不治。”又指責“陳時夏身為大吏，不應卑躬失體至於若是”。要求李衛調查使臣離浙赴粵情況。使臣到澳門，兩廣總督孔毓珣折奏，說常保住“一路廉靜，待夷人亦甚得體”。雍正據李衛的報告，要求他據實奏聞。此後具折回奏：前報常保住廉靜，是因他離廣州時拒收各官公送程儀八百兩。其實他在廣東，來回都派家人打前站，所至勒要抄填勘合銀、小包及其他費用，“在澳門收受西洋人食物，則人皆知道，收受西洋人是何禮物，則外人不知”。說明常保住確實不惜以傷國體撈取錢財。雍正對麥德樂的優待，使他深為感激，到澳門正值雍正壽辰，經徵得常保住同意，率領西洋商人，在天主堂作祈禱，為雍正祝壽。雍正對天主教、西洋人，如前所述，並無惡感，他有西洋髮式頭部畫像，也可以作為明證。
二、行商貿易
雍正中，西洋和南洋的商人來華貿易，均至廣州，來的商船不算多，然而不少於康熙時期。三年（1725年），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總計十艘，其中英國船六隻，載來貨物有黑鉛、番錢、哆羅（寬幅毛織呢）、嗶嘰以及胡椒、檀香等物，法國船一隻，所載黑鉛、番錢、羽緞、哆羅，大體與英貨相同。噶喇巴（爪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