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才能、學識和自信
鄂爾泰等編纂的《清世宗實錄》介紹書主：
天表奇偉，隆準頎身，雙耳半垂，目光炯照，音吐洪亮，舉止端凝。……幼耽書詩，博覽弗倦，精究理學之原，旁徹性宗之旨。天章濬發，立就萬言。書法遒雄，妙兼眾體。每籌度事理，評騭人才，因端竟委，燭照如神。韜略機宜，皆所洞悉。
人臣論君主多有諛詞，鄂爾泰等對他們的君主自也難於例外，不過所說他的才能倒基本上合於雍正的實況。他說話聲音很高，有朝鮮文獻可作佐證。《李朝實錄》記載該國使臣李樴於雍正元年回國，向國王報告，親見雍正“氣象英發，語言洪亮”。“氣象英發”的讚美之詞，不應當是虛譽。
雍正自幼，受嚴格的教育，掌握了滿文和漢文。他當皇子時聞長，盡有時間讀書，他自己說：“幼承庭訓，時習簡編。”登極之後，為了“敷政寧人”，繼續學習，舉行經筵。他把儒家的“四書”、“五經”爛記於胸，並有自己的理解，不像章句腐儒，咬文嚼字，在儒家聖賢的字句裡轉悠，毫無發明創見。他對這種人也很看不起。如前述對會試“士人當有禮義廉恥”論題的試卷表示不滿，說那些貢士們的見解都是老生常談，“識量狹隘”。五年（1727年）八月初六日經筵，講官鄧德、蔡世遠講解“文行忠信”，雍正批評說，講章內將文、行、忠、信分為四端，缺乏貫穿的解釋，他認為：“仁義道德之理見於詞章者為文，見於躬行者為行，實有諸己則為忠，誠孚於物則為信。分之固為四端，合之則此一理，聖人四教，即謂之一教亦可。”他把仁義道德的觀念貫穿於文行忠信之中，即以仁義道德解釋文行忠信，使它們凝為一體，就比那些章句經師講解高明了。雍正又說，在書經講義裡，謂人君以天之心為心，臣下則以君主之心為心，他認為這同君臣一德一心觀念不合，君臣都要以天心為心。臣下以君主的意願為意願，本來就是要忠君，現在以天心為心，要對天負責，對臣子的要求更高了。對於儒家講的智、仁、勇，雍正也有他的理解，他說：
聖人統言智、仁、勇，乃一貫之義，如遇有益於民應行之善政，見得透徹，即毅然行之，則是勇以行其智，勇以全其仁，智仁勇未嘗非一事，若將三字誤會，恐涉於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奸徒之智，反將聖人之言誤解矣。
他看清智、仁、勇三者的聯繫，以其之智，認識教和刑的相輔相成關係，所以他“治天下，不肯以婦人之仁弛三尺之法”。
雍正因熟於儒家典論，所以能熟練地應用它“敷政寧人”，教育臣下。如在豫撫石文焯二年（1724年）二月的一份奏折上批道：“諺雲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宣聖所以聽言必觀行也。積年老吏之習，不合封疆重任之體，總要規模弘闊，志慮精白，不屑於市恩避怨，方為無忝厥職”。用孔子的話教他改變積習，言行一致。一次石文焯奏報嚴查白蓮教事，雍正批示：“涓涓不塞，流為江河。所以聖人謹於防微杜漸，若不除之於早，其害必致蔓延，此事慎毋泛泛視之，一者整齊風俗，潔清地方，二者抑邪扶正，消彌禍患於未形也”。山東巡撫岳濬折奏給予赴粵教種旱田的農人的旅費及家口安置情形，雍正要他從豐贍給，朱批說：“孟子雲上農夫食九人，則是眾口所賴者，惟此一夫，今離鄉遠出，所給銀兩辦裝可矣，養家之資或恐不敷耳”。七年（1729年）六月初四日，廣西巡撫金鉷請安折得到的朱批是：“朕躬甚安，今歲愈覺健壯，此皆蒙我皇考聖靈佑庇之所致。詩雲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三復斯言，增感曷已”。
經學、史學是相聯繫的，雍正也很熟悉歷史，在位期間，能吸取前代經驗，改善和加強他的統治。清朝以前，對歷代帝王的崇祀，只及開創之君21人，從祀的功臣也只有39人。雍正認為那些雖非創業的君臣，也有統治經驗值得吸取，值得尊崇，他說：
三代以上，若夏啟之能敬承，殷之太甲、太戊、武丁，周之成王、康王、宣王，頌美詩書，光耀史牒。三代以下，英君哲後，或繼世而生，則德教累洽，或間世而出，則謨烈崇光，胥能致海宇之乂安，躋斯民於康阜，嘉言傳於信史，善政式為良規。至凡蒙業守成之主，即或運會各殊，屯亨不一，苟無聞於失德，成帝命所寵綏。
至於歷代名臣：
亦皆川岳鍾靈，為時輔佐，功在社稷，德協股肱，比諸從龍之彥，何多讓焉。
因此，增祀守成的帝王143人，功臣40人，並作《歷代帝王廟碑文》，以記其事。魏征諫唐太宗，上“十思疏”，希望君上知足自戒，止興作以安民，謙沖自牧，慎始敬終，虛心納下，去讒邪，慎刑法。雍正認為魏征君臣論治，需要吸取，親書“十思疏”，置於屏風，朝夕觀覽，又親書多幅，頒賜給田文鏡等寵臣，以便君臣共勉共勵。他如評論歷史人物、事件、制度，以之訓誨臣下尚多。如賜戶部“九式經邦”匾額，賜文以周制要求戶部忠於職守：“《周禮》以九式之法均節國之財用，職綦重焉，尚其平准出納，阜成兆民，毋曠乃守。”
雍正倡三教同源之說，學兼佛老。他能崇佛用佛，乃因通於佛學。
在自然科學方面，雍正說在皇子時代，奉其父之命，教習裕親王福全之子保泰“經書算法”。那時保泰年輕，所學算法，不過是初等的，雍正本人對此所知有限。大體說來，雍正的自然科學知識遠不及其父，也不及於其兄允祉、其弟允祿等人。他迷信天人感應說，不可能深入鑽研和相信自然科學；相反，他用自然科學的知識為他的敬天愚民政策服務，說製作天文律歷，“用以敬天授民，格神知人，行於邦國，而周於鄉閭”。
雍正極其迷信神鬼命運。辦事一定選擇黃道吉日，如岳鍾琪西路軍大本營遷移，由雍正看歷書選定，通知移營時日。有的地方官赴任雍正也給他擇定出發日子。他事事講求吉祥如意，大臣出行，賜予如意，每到過年，諸王大臣向他進呈如意，“取吉兆之意”，從他這兒開始，形成了習慣，流傳後世。他篤信八字。他知道年羹堯的八字，有一次年要進京陛見，雍正不允許，向對方說明原因是，“有看八字人說年熙不宜你來”。又告訴年：“你的真八字不可使眾知之，著實審密好。番僧中鎮厭之事，實不能侵正人，雖屬荒唐，然亦說不得全無，未免令人心彰些。”這是怕被人知道八字，遭仇家厭勝。對厭勝之類的事，他是半信半疑，不過同臣民一樣，對此類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以免不設防而遭到暗害。他又要求年羹堯把岳鍾琪八字告給他。他還要鄂爾泰報告八字，回奏人覺得這是受到極大關懷，他則告訴鄂爾泰：因你身體弱，故要你八字，看你的壽數，今知竟是“大壽八字，朕之心病已全愈矣”。因信八字，和算命的結了不解之緣。有個浙江人史瞎子，名聲很大，所謂“言休咎奇中”，有人把他推薦給雍正，大約奏對時說了不中聽的話，發遣到遼左為民。
雍正文思敏捷，於日理萬機之中，親自書寫朱諭、朱批，少則數字、數十字，多則上千言，都是一揮而就。他的朱諭，從存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所見，書寫都很整潔，文字流暢，間有口語，很少塗抹。朱批、朱諭不是為作文，也不是為發議論，是處理政事，於行文之中，說明他對某事處理意見，全系政事內容，更可見他的才思和從政能力相一致。朱批、朱諭是這兩方面才能的結合。茲錄兩份原件完好、便於識認的給年羹堯的朱諭，以見一斑。一件：
使臣中佛保等回來所奏之折，抄來發於你看。未出爾之所略。但你臨行之奏，待他來人少輕淡之論，朕少不然。朕意仍如前番相待，何也？今換人來矣，想策汪疑根敦，與事無益，二者朕總實在推心置腹，不因彼變遷而隨之轉移，總以無知小兒之輩待之，體理復彰，你意為何如？再其所請求之事，逐款當如何處，將你意見寫來朕看。他如此待留羅卜藏丹津之意，你意為何如？他的人來，一路上仍加意令其豐足感激，可速諭一路應事官員知悉。再他又向藏之論，此信未必也。可速速詳悉逐條寫奏以聞。特諭。
從原件可知，這200餘字中，只抹去“料”字，改為“略”字，再則加了“如”、“此”二字。另有一件，原文是：
都中一切蒙古王子、台吉和喇嘛聞郭隆逆僧一事，皆大有敢怒而不敢言之色，此種愚頑總不論是非情理，迷惑於此無理之道者，實不可解。並拉什、特古特等聞之，皆為之辨（變）色，雖口中挫掙雲是，光景甚屬可笑。因此，朕之佛法實超出於此輩庸僧，時將正經佛法開導他們眾蒙古王子、台吉等好幾次矣。然皆有貌感而心不然之景。雖然你知道了，北邊一帶蒙古之眾心亦不可不照顧。朕借此機會亦欲言明正經佛法，嚴敕喇嘛護教，當端其本，敬僧必擇其人，連京中一切庸俗番僧，皆嚴示一番。特令你知道留心，但再若如有如前當行處，亦不可因此姑容。善後之策，甚屬緊要，不可因小而誤大，圖緩而略急。朕之聞見，全諭你來，你知道後只管相時度機而行，你的見識再不得錯的，朕信得及。
全諭約三百言，只塗改一字，添增十餘字，雍正一日書寫很多，因系處理政事，一定很認真，一定要深思。但一天處理那麼多事，寫那麼多朱批、朱諭，不可能在每一篇上用很多時間。所以還是他才能出眾，思路清晰，援筆立就。
康熙的兒子們多擅長書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王士禛看到允祉的作品，讚歎“遒美妍妙”，又說“東宮暨諸皇子皆工書如此，蓋唐宋明以來僅見之盛事也”。這就把雍正包括在內了。雍正元年八月，《景陵聖德神功碑》碑文撰成，雍正命善於書法的允祉、允祐和翰林院中書法精妙者書寫。他說自己學過康熙的書法，得到其父的“嘉獎”，這時也書寫一過，以便與諸臣比較選擇，以供刻石。他說這不是“自耀己長”，不過是為表示對其父的恭敬。顯然，他自認為有精於書法的特長。據記載，康熙欣賞他的書法，每年都令他書寫賜予臣工的扇面，多達一百餘幅。他留下的手跡很多，大多是小字行書，今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賜年羹堯寶石的朱諭、命寵信督撫推薦懂得醫學的人的諭旨等原件，均可看出他運筆流暢、嫻熟，結構嚴整，自成風格的書法功力。
說到雍正的政治才能，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比較瞭解下情，二是比較瞭解自己，三是建立在這種瞭解基礎上改革政治的抱負。
雍正把他和康熙作了一個比較，說他事事不及其父，“惟有洞悉下情之處”，比其父高明。他認為康熙八歲即位，深居宮中，很難瞭解真實情況，因為“大小臣工方欲自行其私，又孰肯敷陳其弊；在朕居子臣之位，定省承歡，又有不便陳言之處。以朕為皇考之愛子尚不能言，則皇考果何從而知之乎？”而他自己則有藩邸四十餘年的親身閱歷，瞭解官場和政治實施情況：“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所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他又因在藩邸時間長，閱歷深，自認為“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遠過之”。繼位之後，他通過奏折制度，派遣侍衛和親信私訪，以及一般的官方公文等途徑，瞭解吏治民情，比較多地把握真實情況。同時政事是他親自處理的，事態的發展變化也就能在他的洞鑒之中。如程如絲貪婪案，為年羹堯所揭發，受蔡珽的阻撓，當年羹堯出事之時，雍正命石文焯往四川審理，石因過去同年有交往，這時更怕再審出實情，落個包庇年的罪名，就做出有利於程、蔡的報告。後來蔡案發生，要重審程案，雍正還打算派石文焯去，為了他能秉公審處，給他如下批示：
程如絲夔州慘傷私商一案，汝前番審鞠大有不協之處，今另行審查，或著汝赴川亦未可定。不必驚慌，朕諒汝彼時原有許多不得已處，雖然終受軟懦依違之累，有失公正剛方之體，不合為蔡珽所欺，又欲避年羹堯向日之形跡，未免傅會其間，今恐逃坑復落塹矣。
雖然在這件事情中，雍正原有欲誅年而偏袒蔡、程之病，石迎合而為程開釋，不能怪罪於石，但雍正瞭解石、年關係，洞察他的腑肺，分析他的思想入情入微，無不肯綮。雍正曾讓署湖廣總督福敏路過河南向田文鏡轉傳諭旨，後發現有訛誤，又命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路過開封時加以改正，田文鏡為此折奏，說一般人只知“皇上操生殺予奪之大權而可畏，而不知皇上稟至聖至神之聰明而不可欺”。雍正實在瞭解下情，不易被臣下蔽錮。
雍正把他同其父作比較，也是對自身的瞭解，自雲洞悉下情，是有自知之明的一個方面。他相信自己政治上成熟，意志堅定，一往直前實施既定的方針。五年（1727年），他說：
朕年已五十，於事務經練甚多，加以勤於政事，早夜孜孜，凡是非曲直尚有定見，不致為浮言所動。
他對自己的瞭解還表現在有較強的自信心上。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直隸總督李紱的一份奏折的朱批中，極言自身的見識超過他的臣下。他頗有意思地寫道：
爾自被擢用以來，識見實屬平常，觀人目力亦甚不及。朕但取爾秉彝之良，直率之性而已。凡聆朕一切訓諭，如果傾心感服，將來智慮自當增長擴充。……爾誠不及朕遠甚，何也？朕經歷世故多年，所以動心忍性處實不尋常，若能精白自矢，勉竭同心合德之誠，朕再無不隨事訓誨玉成汝之理。倘以為能記誦數篇陳文，掇拾幾句死冊，而懷輕朕之心，恐將來噬臍不及。朕非大言不慚，肆志傲物，徒以威尊凌下之庸主，極當敬而慎之，五內感激，庶永遠獲益無窮，爾其欽承此諭毋忽。
要這有文名而又剛直的臣子服他，並非專恃帝王的權威，也非不知羞恥地大言不慚，他自信識見在被教導人之上，自信不是庸愚的人主，能夠駕馭群臣。他認識自己的地位，懂得做皇帝的難處，他不止一次地講“為君難”，如說：若對弊政不加改革，眾人會說皇帝懈於政務，若竭力整頓，又會被人目為苛刻。對於言官的意見若不採納，則是不能受諫，若以其言謬妄而加處分，則是堵塞言路，怎樣做才好呢？他感到這是“為君之所以難也”。他因此鑄造了“為君難”的玉璽。
這樣認識自己的地位，有利於處理政事。他還知道在君主寶位上，要使自己政策正確，要真正吸取臣下意見，就要反對他們的揣摩迎合，為此屢發指示：“爾諸臣宜矢公矢慎，共襄盛治，嗣後務宜屏去私心，勿事機巧，凡事只求當理，即合朕意，逢迎之術，斷不可用。朕在藩邸，洞悉諸弊，豈有向以為非，至今日而忽以為是耶！”
瞭解情況，認識自己，就可以制定比較切合實際的施政綱領、方針和政策，而且有能力有信心去實現。正因為他把握了康熙末、雍正初的政情、民情，懂得歷史，具有“振數百年頹風”的抱負，才能夠提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奮鬥目標，適時地要求臣下“將向來怠玩積習務須盡改”，從而進行了一番改革。
英國人濮蘭德·白克好司講到雍正的才智：“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讚揚不值。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諭旨，洋洋數千言，倚筆立就，事理洞明，可謂非常之才矣”。楊珍認為雍正是一位善於觀察與思考者。其思想的敏銳性以及思維廣度與深度，都超過允祀、允禵等人。他們的中肯之言，可作為這一節的結束語了。
第二節 “朝乾夕惕”
雍正即位前幾年，多次表示要勤於理政。元年（1723年），京口將軍缺出，雍正命叫李杕署理，大學士票擬時誤將張天植擬用為副都統署理京口將軍，事情發覺後，大學士們自請交吏部議處，雍正因此教導他們認真辦事，並自雲年富力強，可以“代理”“大學士所應為之事”。二年（1724年），雍正向朝臣講：
（朕）仰荷皇考詒謀之重大，夙夜祗懼，不遑寢食，天下幾務，無分鉅細，務期綜理詳明。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欽承列祖開創鴻基，體仰皇考付託至意，為社稷之重，勤勞罔懈耳。
他感到維持清朝江山責任的重大，而新繼統對臣工不熟悉，需要勤政治理。五年（1727年），雍正把他比較欣賞的疆吏朱綱用為雲南巡撫，在朱綱陛辭時，作了可謂推心置腹的長談，講到繼統初期的心情和情況：
初御極時，諸臣多未識面，朕費無限苦心，鑒別人才，辦事自朝至夜，刻無停息，惟以天下大計為重，此身亦不愛惜。
其實，雍正的勤於理事，還不僅是初期政事沒有頭緒的形勢所決定的，更重要的是，他健全奏折制度，又創設軍機處，把輔臣進一步降低為“幕僚”，使自己一身兼國家元首和行政首腦兩重職務，事務自然更加殷繁了。
雍正處理朝政，自早至晚，少有停息，大體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觸，議決和實施政事，晚上批覽奏章。即在吃飯和休息的時候，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貪圖輕鬆安逸。年年如此，寒暑無間。六年（1728年）夏天，他寫《夏日勤政殿觀新月作》七律一首：“勉思解慍鼓虞琴，殿壁書懸大寶箴。獨覽萬幾憑溽暑，難拋一寸是光陰。絲綸日注臨軒語，禾黍常期擊壤吟。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輪為啟戒盈心”。雍正因早年夏天中過暑，以後形成畏暑的心理。這一年酷熱之時，意欲休息，但一想到前賢的箴言，帝王的職責，就不敢浪費一點時光，又勉勵自己警戒驕盈，去努力從事政務。次年又作《暮春有感》：“虛窗簾卷曙光新，柳絮榆錢又暮春。聽政每忘花月好，對時惟望雨暘勻。宵衣旰食非干譽，夕惕朝乾自體仁。風紀分頒雖七度，民風深愧未能淳。”因此朝夕戒懼，不敢怠惰，時序的變化雖大，然而無暇也無心欣賞花木的繁榮。
晚間，也是雍正緊張的時刻，批覽奏折，常常到深夜，搞得精力疲敝。他常把這種情形書寫在臣工的奏折上：
日間刻無寧晷，時夜漏下二鼓，燈下隨筆所書。
燈下所批，字畫潦草，汝其詳加審視。
燈下批寫，字跡可笑之極。
又系燈下率筆，字跡更屬可笑。
丙夜燈下逐條省鑒，一一批示矣。
因燈燭之下字畫潦草，恐卿慮及朕之精神不到，故有前諭，非欲示朕之精勤也。
朱批是雍正勤政的最好記錄。這一做法他一直堅持下去，雖然八年（1730年）以後，朱批份量有所減少，但他的勵精圖治的精神仍然洋溢其間。
雍正處理事務，非常認真。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從事，掩飾過愆，往往在他的精細之中被發現了。元年（1723年），年羹堯奏一折，大學士已經議復，後蔡珽有同樣內容的折子，大學士沒有察覺，又行上奏，雍正注意到了，批評他們“漫不經心”。同年，禮部侍郎蔣廷錫等書寫追封孔子五世王爵詔，將“重道”二字誤寫，沒有檢查出來，雍正看題本時發現了，把蔣廷錫等叫到跟前，告誡他們“勿謂此等本章無甚緊要，朕不詳覽，嗣後當愖之”。五年（1727年），浙閩總督高其倬連著就福建水師問題作了兩個報告，因路途遙遠等緣故，後寫的折子先到，雍正見了，因上有續報的話，追問是怎麼回事。可見他不放過一個（滹）〔罅〕隙。七年（1729年），署理浙江總督性桂折奏偵稽甘鳳池事，雍正閱後批道：“前既奏過，今又照樣抄謄續奏，是何意見耶？”具奏人忘了這是重複奏報，日理萬機的皇帝對其前折倒印象很深。福建巡撫劉世明沒有及時對雍正的訓令作出反應，雍正可不是說了話就置於腦後的，於是新的訓飭就發生了： “朕日理萬機，刻無寧晷，費一片心血，親筆訓誨之旨，竟一字不復，想汝終日在醉夢中矣”。雍正就是這樣孜孜不倦地熱衷於他的事務。他說：“朕於政事，從來不殫細密，非過為搜求也。”確實，他不是為挑蔣廷錫、高其倬、劉世明等錯誤，而是他本身辦理認真，並以此要求臣下。
雍正在對朱綱說了他不惜自己身體地勤政之後，接著說：“朕之不少圖暇逸者如此，爾等督撫身任封疆之責，朕又豈肯任其貪圖逸樂？務宜勉勵為之，無為溺職之巡撫。”要求臣下和他一樣緊張忙碌。他不許官員設立戲班，原因是多方面的，怕他們貪污腐化，敗壞風俗，再則是怕他們“以看戲為事，諸務俱以廢弛”，影響公務。五年（1727年）六月，他因交廷臣所辦事務不能及時辦理，發了脾氣，他說：我整天坐在勤政殿裡，又不顧暑熱，想辦理事情，為什麼諸大臣對交代的事情抱沉默態度，不來回奏，若不能辦的話，何以不講明原委，若不想辦的話，乾脆交給我，我來替你們辦。現在責令你們把因循遲延的問題回答清楚。次年二月，新任御史鄂齊善、曾元邁值班早退，大學士馬爾賽請把他們交部議處，雍正講不要按常規處罰，他們是新進小臣，就這樣怠惰，不嚴加教導，就不能警戒那些越禮偷安的人了。因此命令他們每天到圓明園值班，日未出時到宮門，日落以後才准散班。他們住在城裡，這樣的當班，真夠受的。
雍正勤政，加上他的一套行政辦法，所以他辦事非常迅速。他每日召見大臣，議決事情。當西北兩路用兵時，一天面見軍機大臣數次，晚上也要召見。他看官員的本章、奏折，認真而外，處理及時。如在豫撫田文鏡三年四月十七日奏折上朱批，詢問年羹堯向河南運送資財的去向和河北鎮總兵紀成斌的為人，五月初六日田文鏡具折回奏，報告已派人瞭解年的問題，談了對紀的印象。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初六日，頭尾算上才二十天。他們君臣的筆談，就進行了一個來回。五月二十六日，田文鏡進一步折奏年、紀二人的情況，雍正閱後在朱批中又問道員佟世鱗的為人。同一天，田文鏡還進呈一謝恩折，雍正也寫了朱批，到六月十三日，田文鏡就見到這份朱批了，隨後於二十一日對佟世鱗問題作了奏報。這一年五月小，二十六日至下月十三日，共17天。開封到北京的路程是1600里，來回3200里。這些奏折，都由田文鏡家人呈遞，日行不可能像驛站傳送公文，可以三四百里，四五百里，所以這17天，主要是路上來回佔用了，不用說，雍正隨收到隨批閱，隨即發出。他就是以不過夜的精神看臣下的折子，因而很快掌握了情況，處理了事務。十年（1732年）七月初八日，禮部侍郎張照為他祖父張淇呈請設立義莊和請求旌獎，三天後，即十一日，雍正批准了他的請求，命禮部議奏旌表，十月十三日大學士張廷玉題請給張淇封典，十五日雍正即予認可。關於張淇的封典，事情很小，又是例行公事，兩次題本，雍正都在兩三天內答覆了，並不因平常的事情而拖延。他如此迅速處理事情，可見他的行政效率之高。
雍正躬親細務，惹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二年（1724年）年初，福建巡撫黃國材上奏，認為細微的事情不必專折奏聞，只需報給六部，由他們匯總具題。還有人認為雍正大小事一齊抓，“煩苛瑣細”，他們希望人君不要親理庶務。雍正對此作了些辯解，就黃國材的奏議說，他是傚法康熙六十餘年的勤政精神，所以“朝乾夕惕，事無鉅細，親為裁斷”。他強調正當年富力強之時，不可稍圖暇逸。他說勸他的人也可能有愛君之意，但不知他的脾氣，如果大家都效忠為國，事情辦得井井有條，就是封章堆疊，也樂於披覽，不以為勞，若眾人苟且塞責，以致事務廢弛，日無一份封章，心裡反倒不安。表示他絕不圖暇逸而減少對政務的處理。五月，他進一步說明皇帝躬親政務的必要：“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而總攬萬幾，全在一人之裁決”，因此天子不能端默高拱，必須綜理庶務。七月，《御制朋黨論》中，把反對他躬理細務的人歸之朋黨，認為那些人“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惡之私”。這樣一來，再沒有人敢於非議親理庶務了。
雍正從政，日日勤慎，戒備怠惰，堅持不懈，以朝乾夕惕自勵，自詡。年羹堯錯書“朝乾夕惕”為“夕陽朝乾”，他以此作為整治年的理由，雖是借題發揮，然亦有因。他認為“‘朝乾夕惕’，《易經》傳注，皆以為人君之事”。只有人主才配得上“朝乾夕惕”，而他是當之無愧的，年羹堯居然在這裡寫錯了，不誠敬，也就是不以“朝乾夕惕”許他，就這一點來講他也要惱火的。朝乾夕惕，勵精圖治，雍正是當之無愧的。
第三節 剛毅和急躁的性格
五年（1727年），雍正批評浙閩總督高其倬優柔寡斷：
觀汝辦理諸務，必先將兩邊情理論一精詳，周圍弊效講一透徹，方欲興此一利，而又慮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棄此一利，輾轉游移，毫無定見。若是則天下無可辦之事矣。夫人之處世如行路，然斷不能自始至終盡遇坦途順境，既無風雨困頓，又無山川險阻，所以古人多詠行路難，蓋大有寓意存焉。凡舉一事，他人之擾亂阻撓已不可當，何堪自復猶豫疑難，百端交集，如蠶吐絲，以縛其身耶！世間事，要當審擇一是處，力行之，其餘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顧，一切擾亂阻撓，不為纖毫搖動，操此堅耐不拔之志以往，庶幾有成。及事成後，害者利矣，非者是矣。無知阻撓之輩，不屏自患矣。今汝則不然，一味優柔不斷。依違莫決，朕甚憂汝不克勝任，有關國家用人之得失也，奈何！奈何！。
他教誨臣下，辦事要拿定主意，不能瞻前顧後，游移不決，莫衷一是。這一朱批貫穿了反對優柔寡斷思想，表明雍正主張辦事不怕艱難，不顧阻撓，認準了就干。從而說明他具有剛毅果斷的性格。
他的這一性格，表現在政治上就是決策果斷。對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作出裁決，即如黃炳創議實行攤丁入糧，他認為時機不成熟，不准許，數月後李維鈞又提出來，促使他進一步思考這一問題，及至議出實施辦法，立即決策施行。又如諾岷倡議火耗歸公，遭到廷臣的強烈反對，他表示支持，朝臣沒法，退了一步，希望先作試行，雍正講可行就行，試什麼，於是全面推行。拖泥帶水，顛三倒四，猶豫不決，和他的性格不相容。他辦起事來，說幹就幹，干就像干的樣子。如他為推行新政策和整頓吏治，大批的罷黜不稱職官員和破格引進人才。別人批評他“進人太驟，退人太速”，也毫不顧恤。這種堅毅性格，才便於衝破反對勢力的阻撓，堅定地實施他的政策。凡是做開了的事情，他就堅持下去，力求達到目的，所以他的重大的社會政策都沒有改變。
雍正的剛毅果斷，同他的急躁毛病連在一起。他自己說康熙訓誡他遇事時要“戒急用忍”，他就把這個教導書寫出來，置於居室，以便朝夕觀覽。二年（1724年）閏四月，他就對輔國公阿布蘭的態度變化檢查自己，說沒有詳察而急於啟用阿布蘭，及其犯罪又不能隱忍，就是沒有實現“戒急用忍”。康熙早在四十七年（1708年）評論他的兒子們時，說雍正幼年“喜怒不定”，雍正認為自己已過而立之年，居心行事，性格已經穩定，不再是幼時喜怒無常的情形，特向其父說明，並請求不要把這個諭旨記載在檔案裡。康熙說這十幾年來四阿哥確實沒有這種情況了，可以免予記載。雍正少年時代忽喜忽怒，後來是否改變了，暫且不說。今日研究者就“喜怒不定”作出兩種分析，或謂“喜怒不定”是性格率真的表現，好衝動，急躁，從政治方面看不是好品格，但從為人方面考慮可以肯定。或謂喜怒不定，是感情不能積壓，隨時爆發出來，就是勉強壓抑了，一定時間也會迸發出來，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細緻觀察，與性格有關。本書作者認為，喜怒不定的人，雖不能否定他性格中有率真的成分，然而就總體上講是壞品性，其實喜怒不定，是性情乖僻，可能是神經質的表現，也可能是心境不佳，情緒不安寧，遇事會狂喜狂怒。喜怒不定，也是脾氣暴躁的表現，感情說爆發就爆發出來，缺少忍耐性。所以康熙說他喜怒不定，要他戒急用忍，都是批評他性情急躁的毛病。
雍正注意改變他的急脾氣，在給李紱的朱批中寫道：“朕經歷世故多年，所以動心忍性處實不尋常”。就是說，多年來，在重大的事務中，以堅忍的毅力鍛煉耐性，克服急躁毛病。在儲位鬥爭時，編輯《悅心集》，研究佛學，就是動心忍性的表現。做皇帝後也留心不犯老毛病。三年春天，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報廣開溝渠，雍正以開溝不是不可等待之事責備他，說他急急忙忙去做，“殊屬悖謬”，又警告他，你不怕做貽笑於人的督撫，“朕不甘為輕舉妄動之人主”。
但是他輕舉妄動的事並不少，像強迫閩粵士人學官話，堅持朔望宣講《聖諭廣訓》，停止浙江人的鄉會試。對待官員，也常常是喜怒不定。如對福建陸路提督丁士傑原是賞識提拔，在他於四年（1726年）十二月初一日寫的折子上批雲“所奏甚是，但勉行以踐所言可也”。不久，丁士傑借執事給回鄉的少詹事陳萬策使用的事，被雍正知道了，把他交部議處，丁士傑又上一折為己辯解，這下激惱了雍正，朱批就相當苛刻了。丁士傑折子上說他借執事的“隱微之處更不敢不為我皇上直陳”，雍正就此朱批“無恥之極”。丁說他對上司“並不知如何逢迎”，朱批：“不知逢迎上司，惟知曲意逢迎欽差，其罪更甚。”丁說“臣立意自矢，時存無欺隱之心，亦不敢萌一逢迎之私”。朱批“好無欺隱”，“好不逢迎。”丁又說“逢迎之事，不惟目前不為，即臣終身實斷不可為也”。朱批“可謂天良喪盡矣”。丁說他因不知陳萬策的狂妄行為，所以沒有參奏他，朱批“看爾光景，小人之福有限矣”。這些行間批外，雍正又在折尾寫道：“觀爾不知悔過，不知愧恧，一味強詞飾辨，必不知感朕恩遇，愚賤小人之態露矣，‘卑賤無恥’四字當深以為戒，莫令人指唾。”“無恥之極”，“天良喪盡”，罵得真兇。但是，十幾天之後，也即二十六日，丁士傑奏報福建倉儲情形的折子上，雍正又誇獎了他：“爾奏甚屬可嘉，一切皆似此據實無隱，乃報朕第一著也，勉之，朕甚嘉爾之存心立志。”丁士傑隨即獲知，陳萬策事使他降三級留任，遂於五月二十八日具折謝恩，折中說：“臣聞命自天，愧感無地。”雍正朱批：“若再愧為數事，恐不能有感之一字矣。”丁又表示今後“恪遵慈訓，終始如一，以仰答高厚之恩於萬一”。朱批則說：“朕因爾向不欺隱，所以訓爾終始如一，但飭爾痛改前非矣”。陳萬策是正四品的中級官員，丁士傑是從一品的大僚，丁借給他轎輿執事，原是礙於情面，談不上有意逢迎，他的奏辯原合情理，而雍正原認為丁忠誠，而隱蔽陳萬策在鄉活動不報，就生他的氣，及至看到他的辯解，氣上加氣，於是指斥激烈，言詞過當，迨及有所覺察，於丁的謝恩折中就改過來了。可見他氣惱時自己也不能克制，仍有暴怒的毛病。他有時好走極端，說話很不反映實際，以之辦事就會出問題。即位初年，對朋黨痛恨已極，在《御制朋黨論》裡大肆撻伐宋人歐陽修，說他的君子有黨、小人無朋的說法造成後代的朋黨之風，因此，如果他還活著的話，“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好傢伙，歐陽修沒遭開棺戮屍之刑真是萬幸！對歐陽修發這樣大的火真是沒來由的，所以他的臣子為他撰寫《實錄》時，替他害羞，就把歐陽修造成朋黨流毒的話刪掉，將“誅之”一句，改為“朕必飭之以正其惑”。歐陽修地下有知，這才可以安心了。與此類似的是對允祀、允禟的咒罵，今存檔案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的“上諭”與《清世宗實錄》所載同一上諭，就有不少改動，如責罵塞思黑、允䄉“下賤”，他們是皇帝的親兄弟，如此侮辱他們，置皇帝自身於何地，是以《實錄》將這類的話概行刪去；“上諭”講到塞思黑“悖謬可殺”，《實錄》改作“悖謬干法”，去掉了殺氣騰騰的“殺”字；“上諭”謂不殺允祀等人，他們“亦不過數名死人耳”，《實錄》改寫成“不過稍延其性命耳”。戒急用忍，實屬不易，如八年（1730年）允祥死亡，允祉弔唁比雍正還晚到，而且喜形於色，這是因為允祥與雍正無論在政治上、感情上形同一體，故意以怠慢發洩對雍正的不滿，雍正當時為了允祥的喪事圓滿，不好發作，過後懲治允祉，把他拘禁於景山，及至十年（1732年）允祉死，雍正發上諭指責允祉：“前年怡賢親王仙逝，朕心甚為悲切，舉朝悼惜，而伊毫無哀痛之情，且欣喜見於辭色，其忍心害禮至於如此”。他開始是動心忍性，沒多久，就又犯喜怒不定的毛病了。據載雍正有一天看戲，演的是鄭儋打子，看得高興，賜給伶人食物，該伶受寵若驚，遂與皇帝攀談起來，因劇中主角是常州刺史，就問今日常州太守為誰。雍正一聽勃然大怒，一個賤優，怎敢問起長官！不加懲治，形成風氣還得了，立即將伶人杖死。他一激動不要緊，就造成人命歸天的慘事。
雍正在他的統治後期，指責一些疆吏輕於改變舊制。他說：“常見督撫提鎮等於蒞任之初，或輕聽人言，或自憑臆見，率爾具奏，更改舊章，不計事之永遠可行與否，及至再經條奏，仍復舊規，多費曲折，地方官民未必不受更張之擾累。”其實，他很可以反躬自問，正是因為他銳意改革，有的人搞迎合，經過申請，由他批准實行，所以這些官員犯的過失，正是由他促成的。他的急躁病應為出現此種敗政的原因之一。
有人批評雍正，“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為天下事無不知無不能者”。有人指斥他“以黑為白”，“群臣莫能矯其非”，“為人自聖”。歸納這些評論，無非是說雍正剛愎自用，聽不得不同意見，不能採納臣下的建議。這樣說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符合事實。雍正對許多問題的決策，事先同有關官員商討，就中他進行考慮，吸收眾人的意見。前述在朱批奏折中討論政事，已說明了這一點。他對於有些事情中的錯誤也是樂於承認的。年羹堯的事情發生之後，他在多種場合表示自己識人不准，用人不當。兩廣總督孔毓珣因與年羹堯有往來而引罪，雍正則說：“朕無識人之明，誤寵匪類，正自引咎不暇，何顏復株連無辜”。認錯的態度是誠懇的。再如四年（1726年）九月甘肅巡撫石文焯建議在該地開爐鑄造制錢，以便禁絕私錢，雍正朱批不允，不久，在石的十一月的一份奏折的批示就改變了態度，他寫道：“禁止私錢一事，果如所議，錢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區畫甚屬妥協。彼時朕慮未周詳，故諭暫緩，今已准部議矣”。老老實實承認自己原來考慮不周全，很自然地把事情改過來。雍正對他的納諫問題向大臣作過表白：“朕非文過飾非之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爾等果能指摘朕過，朕心甚喜。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過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把他完全看成是文過飾非、剛愎自用的人，與事實不合。但是他確實也有過於自信的情況。他以為通過各種渠道完全掌握了下情，其實有的官員的報告是道聽途說，不足為信，他卻因之對事情作出錯誤判斷。
總之，雍正的性格，主要是剛毅果斷，急躁和喜怒不定是老毛病，雖有所警惕、改正，但是極不徹底。他剛毅，但不愎擰。自信，然而有點過分。
雍正的剛強果決，產生雷厲風行的作風，辦事迅速，講究功效，所以他即位就開展革除積弊的活動，時間不長，就取得一定的效果。他的急躁使他的果斷不能完全建立在對客觀事物深入認識的基礎上，對有的問題分析不夠，行動上陷入盲目性，於是事情受到挫折，或開展不下去，達不到預期效果，犯了輕舉妄動的毛病。自信心有助於他堅強果敢，自信太過，作為皇帝，就容易阻塞言路，影響政治的改良。
雍正的才能、性格，對於他的政治的出現，給予重大影響，使它賦有他的特色、他的形象。政治像人，也有鮮明的個性，雍正如果不是那樣的性格，他的時代的面貌也將不完全是那個樣子。
第四節 著述
雍正思維敏捷，下筆成文，自撰和編輯書籍較多。當然這些書籍的問世，有賴於臣僚的幫助。不過這些圖籍記錄和反映了他的思想、性格、才能和作風，記錄和反映了他的時代的面貌。本節把它們的寫作、剞劂、內容作一簡單介紹，以便更好地瞭解雍正。
一、《上諭內閣》
這是把雍正的諭旨輯錄而成的著作。
這裡說的上諭有兩種，一是內閣成員和翰林院文學侍從之臣遵其旨意而撰寫的上諭，另一是轉傳雍正口諭而形成的。雍正的口諭，有由御前大臣、侍衛、奏事官、奏事太監轉傳的，他要求他們傳達準確。為了便於查考、核對，他於二年（1724年）七月決定，凡轉傳諭旨的人，都要作記錄，立為檔案，奏事處每月匯總奏呈。這就使他的上諭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他習慣於多講話，上諭比較詳細。他認為朋黨鬥爭激烈，他對朋黨的打擊，如果不詳細說清，人們不明原委，會對他的行為不理解。既然詳細說了，在形成文字的時候，就要求臣下記錄得完整，公佈以後，怕外間傳播有誤，就加以刊刻頒布。三年（1725年）四月，他說：“朕每下諭旨，必令票簽全寫，或有遺漏，即令添補。朕侍聖祖數十年，每見票簽簡要，豈不欲傚法成式，蓋以時勢不同，非委曲詳盡，恐人不能喻朕之志，則小人乘隙議朕之非也。朕所下諭旨，一字一句皆有關係，恐後世有朋比餘黨，欲蔽惑朕之子孫者，忽將緊要字句私行刪節，甚關朕用人行政之聲名，則朕抱不白於千古矣。故多刊刻頒布者，有深意也”。他用心良苦，然而卻使他的上諭詳明，而且隨頒布隨刊刻，得以廣為流傳。五年（1727年），他下令各省督撫，將所奉諭旨全部繕寫成冊，一一詳載，不僅自己每日觀覽，還要傳給後任，以便繼續遵循御旨辦理。這是把對各省發的專門諭旨加以彙集。七年（1729年），侍讀學士康五瑞提出彙編上諭刊刻頒發的請求，他說“皇上訓諭數百萬言，精微廣大，無不備舉，實於二典三謨媲美先後”，若加匯輯刊發，可使內外臣民知曉遵守。允祥、馬爾賽等予以轉奏。八月，雍正考慮到所發諭旨，有的是為一個地區作出的，有的是因某一事件發出的，只有有關人員瞭解，眾人不能知曉；他還考慮到，諭旨加以傳寫，字句之間，可能會有錯誤，也需加以糾正，遂允許諸大臣的請求，命莊親王允祿負責編輯刊布，以便所有臣民獲知聖訓，“遵道遵路，易俗移風”。
允祿主持編選的上諭，所收諭旨，自雍正繼位開始，即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所發諭旨起，至雍正七年止。九年（1731年）書成，頒發全國。乾隆繼位以後，認為應當把其父的上諭編完，命和親王弘晝主持編務，將雍正八年至十三年八月的上諭加以釐定，到乾隆六年（1741年）告成。使雍正一朝的上諭成一彙集。這些上諭，大部分由內閣宣示的，所以取名《上諭內閣》。它彙集了雍正公開宣佈的大部分諭旨。
允祿等輯《上諭內閣》，採取編年體方式，按時間排定，每月一編。原來不分卷，亦有作159卷的，因雍正在位159個月，這樣就是每月1卷，所以分不分卷沒有任何不同。
雍正在世完成的部分，所收上諭較多，統觀全書，前七年的份量佔全書的四分之三，換句話說，乾隆時收輯的較少，這一方面是因七年以前的上諭多，後來較少，再一方面則是乾隆不如其父對這件事那樣認真，也就不能多收了。
《上諭內閣》所收諭旨，是否保持了雍正實發上諭的原貌呢？這是可以用《雍正朝起居注》、《清世宗實錄》的有關部分對照出來的。“起居注”的書寫，一月一清，第二年年初要把頭一年的繕清定稿，因此，雍正九年完成的《上諭內閣》部分，都出於前七年的“起居注”之後。《清世宗實錄》作成於乾隆六年，與《上諭內閣》中雍正八年以後部分完成的時間恰相一致。將這三部分加以對照，發現《上諭內閣》與“實錄”兩見的文字，從八年起，幾乎完全相同，這本是乾隆間同時編輯的，也是互抄的，相同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上諭內閣》前七年部分與“起居注”兩見的文字則有一些不同。如元年四月二十日向大學士九卿諭朋黨之弊，“起居注”云：
……一結朋黨，兩黨必致一傷。皇考執中宥物，各與保全，不曾戮及一人。爾諸臣內不無立黨營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爾等若以蒙皇考寬大，倖免罪愆，仍蹈前轍，誘惑朕之無知弟侄，不改惡習，徒致殺身滅族，有何益處，昏昧極矣。
《上諭內閣》則作：
……兩相結黨，必致一傷。唯我皇考允厥執中，至仁至宥，各與保全，不曾戮及一人。爾諸大臣內不無立黨營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爾等若以向蒙皇考寬大，倖免罪愆，仍蹈前轍，誘惑朕之無知弟侄，必致殺身覆族。昏昧極矣。
應該說“起居注”記載最接近雍正原話，《上諭內閣》與它的不同處，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更動，以便文氣流暢，而在意思上沒有變化。還有一些改動就不同於此了，如“起居注”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雍正指斥允祀朋黨，原文是：
廉親王至今與朕結怨，特為此[指朋黨]耳。廉親王之意，不過欲觸朕之怒，必至殺人，殺戮顯著，則眾心離失，伊便可以希圖僥倖成事，雖然伊不過作此妄想耳。……即今黨羽之人尚猶未息，譬如抄沒石文桂家產時，大學士馬齊不知從何得信，於先一日晚間通知將各樣物件俱皆藏匿。
《上諭內閣》則記為：
廉親王至今與朕結怨，亦即此故。今廉親王之意，不過欲觸朕之怒，多行殺戮，使眾心離散，希圖撓亂國家耳。
《上諭內閣》只說允祀等結黨“希圖擾亂國家”的罪責，比《起居注》說的“希圖僥倖成事”輕得多。同時把對馬齊的那段指責刪掉了。為了疏通文字而發生的改變，沒有多大關係，變更意思的改動是說明認識上發生了變化，又要維護皇帝的威信，而作出的騙人之舉。總觀改動情況，文字上居多，在涉及某些人物和事件評價時，有的作了變動，但並非變異原貌，而是局部的變化。《上諭內閣》前七年部分與“實錄”兩見的文字，後者又對前者作了一些變異，其情形大體上與《上諭內閣》對“起居注”的改變相同。所以從史料價值上看，“起居注”最高，《上諭內閣》其次，而“實錄”最差。
雍正在彙編《上諭內閣》時，命允祿編輯關於八旗事務的諭旨，允祿也於九年（1731年）完成，命名為《上諭八旗》。
二、《朱批諭旨》
有人說《上諭內閣》“名為臣工所繕錄，實與御札手敕無以異”。但是與雍正手書的《朱批諭旨》究竟有所不同。雍正勤政，每日批覽奏折，恆用硃筆作批語，或行間寫，或折尾寫。因為這些奏折都是直達御前的，只給皇帝看的，批語完全出自雍正一人，誠如他所說：“此等奏折皆本人封達朕前，朕親自覽閱，親筆批發，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無一件假手於人，亦無一人讚襄於側，非如外廷宣佈之諭旨，尚有閣臣等之撰擬也”。
雍正在敕令整理《上諭內閣》的同時，編輯《朱批諭旨》，十年（1732年）書成，刊刻成功，頒發給臣僚。乾隆三年（1738年）又出了新的刊本。
據雍正在十年（1732年）講，朱批奏折不下萬餘件，《朱批諭旨》所收不過是它的十分之二三。其撰折人都是外任文武官員，內官臨時差遣在外者間亦有之。今傳乾隆本，具折人223人，大約收有7000件朱批奏折。
朱批奏折的件數，遠遠超出雍正估計的萬餘件，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有23000多件，具折人約1000名。雍正時把這些奏折分為三類，一是“已錄”的，即刊載於《朱批諭旨》上的；一是“不錄奏折”，1930年故宮博物院出有《雍正朱批諭旨不錄奏折總目》，反映了這類奏折的一部分情況；再一種是“未錄奏折”，即準備公開而沒有公佈的。
紀昀把雍正的勤於閱讀奏折和寫朱批，與歷代帝王作了比較：秦漢以後，皇帝對於奏章，有看有不看的，即使御目了，批上一個字，名曰“鳳尾諾”，沒有連篇累牘，一一對奏疏作手敕的；唐宋以後，皇帝的文章多是臣下代草，偶爾寫幾個字的就傳為美談，哪裡有雍正那樣“句櫛字比，標注甲乙，無幾微不到者”，真是“書契以來所未嘗聞見者”。雍正寫了那麼多的朱批諭旨，確實是前無古人，以皇帝的當政者而論也是無來者。
書名《朱批諭旨》，內容包含臣工的奏折和雍正的朱批，實系奏折和朱批的合璧，名為《朱批諭旨》，而不標出“奏折”內涵，是突出皇帝的朱批，附上臣下的奏折，才能使讀者明瞭朱批諭旨的針對性，以便理解諭旨。
《朱批諭旨》所公佈的文獻，與原來的奏折及朱批，亦不盡相同，原因是雍正和編輯者對它作了文字加工，或者說是某種篡改。僅舉一例：《朱批諭旨》所收廣東巡撫傅泰的八年（1730年）十月十九日折，與《清代文字獄檔》所公佈的同一折子的檔案有數處不同：（甲）檔案詳細，如傅泰報告宣講《大義覺迷錄》情況，《朱批諭旨》中不載；檔案中有傅泰報告發現屈翁山文字悖謬的一段議論，有敘及屈翁山子屈明洪投監後的一番議論，《朱批諭旨》中皆無。（乙）檔案中“及臣近敬看《大義覺迷錄》內”一句，《朱批諭旨》作：“及臣近日敬看頒到《大義覺迷錄》內”。（丙）檔案記屈明洪供，對其父文集“曾察閱”，《朱批諭旨》改作“未曾察閱”。（丁）檔案中朱批原文是“糊塗煩瀆，不明人事之至”。《朱批諭旨》則為“殊屬糊塗煩瀆，不明事體之至”。這些改動，有的無傷於原意，有的則大有出入。和《上諭內閣》一樣，雍正不尊重歷史，愛改史料，實是一個大毛病。雍正在文獻上作手腳，是對歷史的戲弄，更令後世研究者大傷腦筋，為他的事聚訟不已。
雍正講到編輯《朱批諭旨》的原因，說了兩條，一是“可為人心風俗之一助”，因為奏折是秘密的，朱批也不為人所知，將它公佈出來，好讓人明瞭他的政事。事實上他是將《朱批諭旨》視作施政的經典文獻，是教育臣民的教材，讓臣下準確理解他的行政，自覺地持續地執行他的方針政策。朱批奏折是一種施政工具，將它所形成的文件彙編在一起，讓它繼續發揮工具的作用。另一個原因是，使臣下“咸知朕圖治之念，誨人之誠，庶幾將此不敢暇逸之心，仰報我皇考於萬一耳”這是講他勤於寫朱批，是勤政的表現，上以報答康熙的傳位之恩，下以撫育萬民。在這裡，不難看出雍正帝有自我表現、自我表彰的意思。
製作《朱批諭旨》的主觀意圖可以不論了，倒是它留下一部高質量的歷史文獻遺產，為今日的學術界所寶貴。它留給研究者一幅雍正時代社會全貌的圖畫，舉凡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素材，幾乎無所不包；尤其可貴的，它的資料是那樣的具體、細緻、生動，由於記錄的是君臣討論政事，所以提供的還是動態的史料；那些材料不僅反映事物的表象，更可以見事情的主人翁（皇帝、臣工乃至部分紳衿、平民）的觀念及心態變化，容易令人進行多維觀察，立體地認識雍正朝社會歷史。正因為具有如此豐富的史料寶藏，所以它成為雍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參考典籍，也是清史、中國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如果沒有那麼豐富的內涵，日本學術團體怎麼能夠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進行長達19年之久的專門研究！怎能出版許多研究專著！
匯入雍正親自選輯的《朱批諭旨》一書之外，其他未錄、不錄的朱批諭旨與奏折，由於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為學術界和檔案界所寶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輯成《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彙編》收文三萬五千件，套色影印，比較完整地反映文獻原貌，由江蘇古籍出版社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際刊刻問世。朱批奏折不僅有漢文書寫的，還有滿文書寫的，它的史料價值同漢文本一樣為學者看重，並利用於康熙、雍正史研究，只是多數學者限於滿文閱讀能力而無法使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遂致力於將它翻譯成漢文，並匯輯成《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於1996年印行。這“漢文彙編”和“滿文全譯”的面世，令人們看到雍正朱批諭旨的全貌，並能全面地、更好地加以利用，觀察和說明雍正及其時代的歷史。
三、《世宗憲皇帝御制文集》和《世宗憲皇帝聖訓》
雍正能作各種體裁的文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他的朱諭，其中有他草寫的對子和未完成的詩詞，如“天清地寧四序成，恩覃九有仰文明”，“一廷和氣慶豐盈，願抒愚悃體維城”，“仰成仁考四方寧，九秋嘉節公清明。普天率土安豐盈”。可見他是親自為文的。他的詩文，乾隆時給編成集子，名《世宗憲皇帝御制文集》，共30卷，其中文20卷，詩10卷，文分十三種體裁，有敕諭，詔，冊文，論，記，序，雜著，題辭，贊，題跋，碑文，祭文，誄。這類作品，大多見於《上諭內閣》、《清世宗實錄》等書，但它將重要諭旨集中了，便於人們尋找利用。詩分《雍邸集》（7卷）和《四宜堂集》（3卷）。雍邸詩是在皇子時所作，於雍正四年作序刊刻。他皇子時代的傳記資料不多，該集輯錄他隨從康熙巡幸之詩歌，可借作歷史資料看待。“四宜堂”是圓明園的一個處所，該詩集作於帝王之時，除給大臣的賜詩反映朝政外，就是他宮廷生活的記錄，也有史料價值。
乾隆時在修纂《清世宗實錄》和續編《上諭內閣》中，又編輯成《世宗憲皇帝聖訓》，由乾隆於五年（1740年）作成序言，剞劂問世。《上諭內閣》是編年體的，“聖訓”則把上諭按類編排，全書36卷，分30類，為聖德，聖孝，聖學，聖治，敬天，法祖，文教，武功，敦睦，用人，恤臣，愛民，恤民，察吏，訓臣工，獎將士，廣言路，理財，慎刑，重農桑，厚風俗，治河，捐賑，積貯，謹制度，崇祀典，篤勳舊，褒忠節，綏藩服，弭盜。由於它是按問題分類，便於讀者查找他的有關言論，而其內容，遠不及《上諭內閣》豐富。這種“聖訓”之作，不獨雍正有，清朝歷代皇帝皆有，這已成為清朝皇帝的家法，故後世彙集成《十朝聖訓》。
四、《聖諭廣訓》和《大義覺迷錄》
康熙作“聖諭十六條”，作為教化民人的規範，雍正繼位後對它加以說明，於二年（1724年）刊刻頒發，命名《聖諭廣訓》，於各地宣傳。他作序言，說明頒發緣由。一為繼承康熙遺志：“朕纘承大統，臨御兆人，以聖祖之心為心，以聖祖之政為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告誡，以示提撕”。二為小民“共勉為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醇厚，室家和平”。這本書是雍正用較通俗的語言，向臣民，尤其是鄉曲小民灌輸三綱五常倫理，約束臣民的行為。
《大義覺迷錄》從內容上講，與《聖諭廣訓》並不相同，但在宣傳上則是一致的，都要做到家喻戶曉。《大義覺迷錄》一（節）〔書〕，在第七章已有交代，是關於曾靜投書案和呂留良文字獄的歷史記錄，它彙集了雍正關於這兩個案子的主要上諭，說明了審案過程及結案的處理意見。全書分四卷，還包括《奉旨訊問曾靜口供》，其中有問有答，問話是承審官員轉述雍正提出的問題，雍正就此闡明他的一些看法。這本書還附錄了曾靜的《歸仁錄》。該書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所謂雍正篡改康熙遺詔，改“十”字為“於”字，所謂仁壽皇太后為允禵遭囚而自戕，均只見於此，而為其他史籍所無。雍正公佈這本書，是為說明他繼承的合法，乾隆認為這個問題不宣於公開講，就把這本書列為禁書，於是更抬高了它的價值。
五、《執中成憲》、《悅心集》和《庭訓格言》
六年（1728年）二月，雍正命儒臣采錄經史子集所載古代帝王的功德謨訓、名臣章奏和儒家聖賢的語類。諸臣邊輯錄邊進呈，雍正親加刪定，至十三年（1735年）五月書成，名《執中成憲》，共分8卷。該書先錄前人言行，雍正為之作論——“御制論”。如就“商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作論：“天以仁愛為心，必無作孽於人之理，此皆由人之自取也。其雲天作孽者，乃人有過失，天降災異以示儆，而人能恐懼修省，自可潛為轉移，故曰猶可違也。若有過愆，而上天垂訓，仍無忌憚，不知畏懼，故曰自作孽也，其能逭乎。”發揮了他的天人感應論見解。他用這本書闡發他的儒家的政治觀點，因此乾隆讀了該書，知其父的“聖心聖學實於堯舜孔子同揆，而汲汲於是編，則專以啟迪我後人，示之標準也”。這本書在雍正生前沒有印刷，乾隆元年（1736年）才得以問世。“執兩用中”，是政治思想，也是哲學思想，基本上是宣講中庸之道的。
四年（1726年），雍正把他在藩邸時編輯的《悅心集》刊刻出版。該書共四卷，收錄歷代政治家、思想家、僧道及一般文士的著述，或一文，或語錄，或一詩一詞，錄後有雍正對作者的介紹，別無評論，選編者的意思完全從選文中表現出來。卷一收有陶潛的《歸去來辭》、《桃花源記》及劉禹錫《陋室銘》、黃洽《五不欺》、林逋《省心錄》、邵雍《為善吟》、釋令遵《法語》，卷二選有歐陽修《歸田錄》、朱熹《敬恕齋銘》，卷三輯入唐寅《一世歌》、《花下酌酒歌》及陳繼儒《警世通言》，卷四錄有趙燦英《安命歌》、馮其源《題布袋和尚》及無名氏《醒世歌》、《知足歌》，等等。這些東西，無非是勸人樂天知命，清心寡慾，與世無爭，自得其樂，充滿釋老的觀念。雍正以編輯這樣的閒書，說明他皇子時追求清淨無為，醉心做一閒人，掩蓋他參與爭奪儲位的事實。這也是他在雍正四年把它出版的原因之一。十二年（1734年），賜給直隸總督李衛一部，並告他：“公務餘暇，時一展對，頗可悅目清心。朕及卿輩翻閱此書，大似山僧野客觀覽朝報而談時政，殊為越分妄想，每一思之不禁失笑”。李衛閱後，奏言由此知“皇上龍潛藩邸，隨境而安，澹泊寧靜”。雍正的宣傳目的可謂達到了。李衛又說：“伏讀集中，如黃洽之矢不欺，林逋之戒沽名，邵雍之勉為善，司馬光之勸知足，皆古來名臣大儒以忠君愛國之心，抒樂天知命之致。其他單詞片語，無非去妄止貪。不同晉人清談，惟誇曠懷逸志，實為覺世名言，修身至寶。皇上以之涵養聖心，即以之教訓臣下，使氣質化於和平，性情歸於恬淡”。這就是說這本書還有著教人陶情怡性，恬淡為人，從人間紛繁的勢利中解脫的內涵，當然也起著告誡臣下安分守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