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家庭生活
一、圓明園中的生活和嗜好
康熙愛好出行，南巡、木蘭秋獮、東巡、西巡不絕，有時隆冬之際猶出塞打獵。
雍正即位，下詔罷鷹犬之貢，宮中所畜養的珍禽異獸全令放出，一個不留。表示他不事遊獵，不但東、南、西的巡幸不搞，連康熙每年舉行的北狩也不進行。
雍正極少離開京城。他於元年先後送康熙和仁壽皇太后靈柩去遵化東陵，以後也還去過東陵祭祀。除了這個地方哪兒也沒有去。他固守京城，開始是為提防允祀集團，怕離開了發生意外。允祀、允禟死後，他表示“將天下政事經理區畫悉皆得宜”時，舉行秋獮之禮。但是他始終沒有實行，這說明他除了防範允祀集團，還在於政事繁忙，無暇出行。
諒陰期間，雍正居於大內養心殿，這裡離乾清門較近，便於召見朝臣，處理政事。
三年（1725年）春天，諒陰期滿，開始去圓明園居住和處理朝政。八年下諭百官知曉，他在圓明園和在宮中一樣，凡一切應辦之事都照常辦理，大家不要以為在園中就可以遲誤。他還規定春末到秋初、秋末至春初兩個時令官員到園辦公的時間。表明他在園中起居理事已開始制度化。
雍正說他諒陰治事時，“雖炎景郁蒸，不為避暑納涼之計”，待到三年期滿，眾臣以為“百務俱舉，寧神受福，少屏煩喧，而風土清佳，惟園居為勝”，於是才住園中。他想說明住圓明園的原因，一是嫌大內嘈雜喧囂，不合辦公需要安靜環境的要求；二是園中水土好，風景宜人，便於享受；三是消釋大內夏季炎熱，便於納涼。清朝皇室來自涼爽的東北，不耐酷暑，而且形成傳統的心理因素，雍正因中過暑，更怕熱，尤需園居。清朝皇室注意武功，開展巡幸遊獵活動，習慣於離開大內過園居生活，攝政王多爾袞謀於塞外建離宮，康熙不僅經營了熱河避暑山莊，在京城又常居於暢春園。雍正的園居，倒也符合他的父祖的傳統習慣。
圓明園在京城西北郊，暢春園緊北，原為明代一座私人花園，清朝成為官園。雍正在康熙三十七年被封為貝勒，四十八年受封為雍親王，不知這兩次的冊封中哪一次受賜圓明園。康熙冊封皇子集中在三十七年和四十八年兩批進行，三十七年時，他在暢春固定居也還不到十年，他的大兒子們也都成年不久，估計這時在暢春園附近給他們賜第的可能性不大，雍正的獲園在受封雍親王（之時）〔前後的可能性較大〕。
作為藩邸賜園，雍正在皇子時已對圓明園作了一些興建。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康熙幸園，在牡丹台會見雍正和乾隆，祖孫三個皇帝聚於一堂，亦為趣事。牡丹台，後名鏤月開雲，為圓明園全盛時四十景之一，可見當時修的已很像樣子了。雍正三年（1725年），開始大修，雍正年間完成28處重要建築群組的興建。這些建築，與宮中一樣，分為外朝與內朝兩大部分。外朝在圓明園南部，正中為“正大光明殿”，是雍正坐朝的地方。其東側是“勤政親賢殿”，為雍正接見臣僚，披閱奏章，處理日常政務的地方。殿的後楹懸有雍正親書的“為君難”匾。“正大光明殿”之南為軍機處值房，再南為內閣、六部值房。雍正又賜給親重大臣在圓明園附近的宅第，以便利他們到園內辦公。所以他說“建設軒墀，分列朝署，俾侍直諸臣有視事之所，構殿於園之南，御以聽政。晨曦初麗，夏晷方長，召對咨詢，頻移晝漏，與諸臣接見之時為多”。圓明園建設了皇帝和中央政府的辦公處，成了施政之所，雍正主要不是在此逸居遊樂。
園中的另一部分建設，則是為了雍正及其家屬的生活享受的需要。“正大光明殿”之北，前湖後湖之間，是“九洲清晏”一大組建築群。乾隆為之歌詠：“昔我皇考，宅是廣居，旰食宵衣，左圖右書，園林遊觀，以適幾余”。這是雍正寢息之所，觀其名稱，寓意四海昇平，國泰民安，雍正真是於動靜食息之間，也考慮鞏固清朝的統治。它的後湖對岸的“慈雲普護”，是一所觀音廟。雍正有時睡不著，賦詩雲其寢息環境：“……夜靜梵音來水面，月明漁唱到窗邊。虛堂慮息難成寐，冰簟心清即人禪”。聽著從後湖水面上傳來的慈雲普護的鐘聲，心情可以寧靜下來入睡了。圓明園西邊有西山，雍正從九洲清晏望去，尤其是在雨後，湖光山色，令人心曠神怡，故他有《雨後九洲清晏望西山》詩，抒發感懷：“蒹葭葉上雨聲過，乍覺新涼颯颯多。山色崔嵬千疊翠，湖光瀲灩萬重波。游魚避釣依寒藻，翔鳥驚弦就碧蘿。莫訝金風催改序，秋暉偏好快晴和”。“四宜書屋”建築群，“春宜花，夏宜風，秋宜月，冬宜雪”，四季適於居住，雍正常休憩於此，因用它為御極後詩集的書名——《四宜堂集》。“萬方安和”一群建築組呈卍字形，設在水中，冬燠夏爽，四季咸宜，所以雍正喜於居此。今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雍正畫像，有觀花圖一幀，繪雍正於百花盛開之時，臨溪觀賞各種野花，想是園中生活的寫真。
園的名字叫“圓明”，是康熙所賜，雍正說這個賜名大有深意，他認為“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以此從政，就是要符合時宜，既不寬縱廢弛，也不嚴刻病民。他好像居住在這裡就要實行“時中”的政策。有研究者認為，“圓”是與《易經》中的“圓而神”的意思相同，即是指長治久安，運轉無窮；“明”則取永沐明之光，光明普照之意。康熙取“圓明”之意在於希望清朝在日月光芒普照之下，國泰民安，永世長傳。可備一種理解，故介紹於此。
為了警衛圓明園離宮，雍正建立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護軍營。
自三年（1725年）起，雍正來往於皇宮與圓明園，使之兩處都成為清朝統治的心臟。
雍正大肆興建圓明園，到乾隆時再為擴建，使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華麗的宮苑。雍正在位期間不巡幸，不狩獵，建設圓明園和名山寶剎是他兩項最大的揮霍。大內、三海和景山，足供皇家生活、體憩、遊覽之用，雍正別築圓明園，充分表現他在享樂上的追求。為此就不惜民脂民膏了。
據一些資料反映，雍正在某些生活用品方面不是太講究。曹頫一次進貢幾件文具和生活用品，雍正只對湖筆一項表示欣賞，批語說“筆用得好”，對匾、對單條字綾，批云：“用不著的東西，再不必進。”對箋紙四百張，亦批說：“也用[不]了如許之多，再少進些。”又就錦扇一百把說：“此種徒費事，朕甚嫌，倒是墨色曹扇朕喜用，此種扇再不必進”。他講求實用，而不一定注意物品是否名貴。他經常教導臣民商人節儉，那些公開的上諭有例行公事之嫌且不說它，他在一些臣子的奏折上特別批示，應是真心話了。閩撫黃國材三年六月初三日奏折的朱批：“請安折用綾絹為面，表汝等鄭重之意猶可。至奏事折面概用綾絹，物力維艱，殊為可惜，以後改用素紙可也。此事亦傳知[閩浙總督覺羅]滿保遵奉”。折子面用的綾絹很有限，他從愛惜物力上講，也注意節約。他自己也這樣做，看他遺留下的朱諭，所用紙張大多是裁成的小條，有時書寫不換紙條，將所述內容密密地寫在一張紙上。
曾靜數說雍正十大罪狀，其一為酗酒。社會上傳說他日日飲酒，頻頻地與隆科多飲至深夜，把隆灌得爛醉，令人抬出。又傳說四年（1726年）端午節這一天，雍正與諸王大臣登上數十條龍舟，飲蒲酒。雍正喝酒，《花下偶成》一詩云：“對酒吟詩花勸飲，花前得句自推敲。九重三殿誰為友，皓月清風作契交。”當皇帝，哪有像平民間存在的推心置腹的密友，他有孤寂之感，就把清風明月鮮花美酒當作知心朋友，聊以消遣。他喜歡喝寧夏羊羔酒，在年羹堯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的奏折上朱批，說二十多年前得過這種酒，後來得不到了，而“朕甚愛飲他，尋些運京”。他喝酒不爛，因為他勤政，不允許他整日在醉鄉之中。
不過，作為最高統治者的雍正，追逐享樂是他的本性，也是他的本領。對於中國上層社會傳統的玩藝，如香袋、盆景，他表現了濃厚的興趣。犬馬之愛他亦有之，如屢次指示製作狗衣、狗籠、狗窩、套頭。對於西洋的器物、玩意，能接受得很快，如喜愛溫度計、望遠鏡，並令內府仿製。西洋玻璃眼鏡，寢宮、乘輿隨處備有。他的這些喜好，有的純屬浪費財力、物力，滿足犬馬聲色的貪慾；有的是生理需要，如用西洋眼鏡是因老花眼的關係，同時他還指示給潑灰處的工匠發眼鏡，作為勞動保護用具。從他對西洋物品的追求中，可見中國歷代統治者首先樂於接受奢侈品的通病。雍正之勤於政務和某些方面的節儉，在學術界似乎成為定論，本書作者亦是如此，雖然也知道他在某些方面的奢侈，不過沒有改變他的這種形象，2000年楊啟樵公佈他的《揭開雍正皇帝隱秘的面紗》，首先集中地利用第一歷史檔案館庫藏的《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的資料，揭露了雍正奢華生活追求的另一面人生。所謂揭開隱秘的面紗，就是不為人所知的一面，那就是雍正愛用象牙器具；喜好搜集望遠鏡、鼻煙壺、鐘錶、琴等洋貨；愛用奢華的起居用具，如服飾、衣架、床褥、風扇；玩賞盆景、珍寶、玩具；鑄造棋子、骨牌；鑄造神廟金像，其精工到吹毛求疵的程度。楊啟樵因而指出：“雍正不但不節儉，私生活的奢靡，已達到頂峰”。就雍正偽裝的面貌而言，楊氏確實暴露了雍正隱秘的那一面。另一位使用造辦處檔案的研究者林姝撰文《從造辦處檔案看雍正帝的審美情趣》，論述雍正對木器、陶瓷的製作與把玩，認為雍正以“文雅”、“精細”為審美標準，並用以指導製造器物，要求“文雅”、“精細”、“素靜文雅”、“秀氣”，強調大氣，即宮廷之氣象，反對民間的“俗氣”。雍正對工藝的嚴格要求，反映他辦事認真，有板有眼，一絲不苟，如塑造關公像，前後下達六次指令，四次提出修改處所。雍正的傾心於器物製作，是一種休閒手段和方式，是自娛自樂。他懂生活、愛生活，有高雅的一面。楊氏、林氏使用同樣的材料，敘述同樣的事情，前者意在揭露雍正奢華的一面，後者是讚揚他的懂得生活，有高雅的一面。這兩個方面若能結合起來分析就達到完美境界了，即全面地認識雍正其人。不過，就雍正被掩蓋的那一面來講，揭開其隱秘的面紗是實有必要的，而從生活情趣來看雍正，也是不可缺少的。
這裡要交代一下雍正龍潛時的雍邸。三年（1725年），升之為行宮，名雍和宮，交允祥經管，民間不知道，以為它改名“昌運”，賜給允祥了。待到允祥死，遺言薄葬，雍正說若動用國庫、內府的銀子給他安葬，不合他的遺願，而雍邸尚有剩銀，因用之為造園寢。雍正在國庫內府之外，還保留雍邸藩庫，作為私房錢，也是個守財奴。雍正死後，乾隆於九年（1744年）把雍和宮改建為喇嘛廟，使它成為著名的梵宮。
二、妻和子
雍正在藩邸時，嫡妻那拉氏，原任步軍統領費揚古之女，被康熙冊封為雍親王妃。雍正即位，立為皇后，九年（1731年）九月病死，雍正因久病初癒，沒有親臨含殮，謚為孝敬皇后。她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生子弘暉，是雍正的長子，但八歲上死去。由雍正未能力疾親臨孝敬含殮之事可知這對夫妻關係平常。
李氏，在雍邸時為側福晉，雍正中被封為齊妃，是雍正后妃中生子女最多的人，也是在諸妾中侍奉雍正最早的人。她比那拉氏晚三個月生雍正第二子弘昐，這個孩子未滿兩週歲即殤逝，故而沒有排入行次。三年後李氏生弘昀，被排行為二，活到十一歲上死去。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李氏又生弘時，是為第三子，他健康地成長了。李氏生一女，為和碩懷恪公主。
鈕祜祿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生，十三歲入雍正貝勒府，為格格，五十一年（1711年）八月生弘歷，按雍正之子次序應為第五子，因弘昐未敘齒，所以他排行為第四，雍正中所稱的皇四子，就是他。關於弘歷的生母與出生地點，是兩件事，但又是緊密關聯的，後世有很多不同的說法，至今仍在爭論中。弘歷的生母，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雍正二年《宗室玉牒》記載，是鈕祜祿氏。鈕祜祿氏之父凌柱系四品典儀，鑲黃旗滿洲，弘歷繼位後封凌柱一等公。官書如此記敘，可是民間傳言以及學者的研究，與官書大相逕庭，更何況官方的文字也互相抵牾。雍正朝存留的檔案資料，謂元年二月十四上諭：“格格錢氏封為熹妃”。而《清世宗實錄》卷四元年二月甲子日條記作：“格格鈕祜祿氏封為熹妃”，同日封的熹妃，應為一個女人，而兩個文獻中一處作錢氏，一處另作鈕祜祿氏，這是把錢氏改稱鈕祜祿氏了，還是有錢氏和鈕祜祿氏兩個人，即弘歷本來是應為漢人的錢氏所生，後來改作為滿人的鈕祜祿氏所生？弘歷出生地，據《清高宗實錄》著錄是“雍和宮邸”，即雍親王府。早在乾隆後期，就有人說他是出生在雍親王的熱河獅子園中。如軍機章京管世銘的《扈蹕秋獮紀事二十四首》之四云：“慶善祥開華渚虹，降生猶憶舊時宮。年年諱日行香去，獅子園邊感聖衷。”自註：“獅子園為皇上降生之地，常於憲廟忌辰駐臨”。弘歷在位期間不止一次地說他生於雍和宮，其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七日作《人日雍和宮瞻禮》詩，自注云：“余實康熙辛卯生於是宮也”。這裡用“實”字，是弘歷強調他生於雍和宮，應是針對他生在熱河的外間傳說而言的。然而他的兒子顒琰於嘉慶二年（1797年）在避暑山莊為給乃父做壽，獻詩《萬萬壽節率王公大臣等行慶賀禮恭記》，詩句有自註：“敬惟皇父以辛卯歲誕生於山莊都福之庭”。說其父弘歷生在熱河獅子園。後來顒琰修《清高宗實錄》，臣下發覺世間關於乾隆出生地的矛盾說法，於是君臣統一口徑，說成是雍和宮出生的。這生地與生母的異說，學者多所疑難，詳為考證。郭成康撰文《乾隆皇帝誕生地考——以最近公佈的一則清宮檔案說起》可稱代表作，該文初步認為弘歷“生母由‘錢氏’被硬改為‘鈕祜祿氏’”，並作出下述的假設：“漢族人錢氏與滿族人鈕祜祿氏乾脆為毫不相干的兩個女人，錢氏曾與雍親王胤禛在避暑山莊有過一段露水姻緣，轉過年來的八月十三日在獅子園生下弘歷，她隨後以格格身份進入雍邸，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被冊封為熹妃。這以後雍正出於種種考慮，決定以另一位王府格格滿族人鈕祜祿氏取代錢氏為弘歷生母”。對於弘歷生母、生地的異說，人們至今仍有許多弄不清楚的地方，不得不存疑，或勉強採取一種說法。如李國榮講到弘歷出生地：“儘管從乾隆朝就有不同說法，儘管乾隆的兒孫們也曾一度鬧不清，但清宮檔案的落腳點是：乾隆生在雍和宮”；至於弘歷的生母，李國榮依據《玉牒》記載，認為就是熹妃鈕祜祿氏。在這類討論之後，莊吉發仍然認為弘歷生母是鈕祜祿氏，在《雍正事典》寫道：“鈕祜祿氏在雍親王府邸為胤禛生了第四個兒子弘歷，後來弘歷繼位時為鈕祜祿氏的後半生帶來了無比的尊榮富貴”。本書作者面對這些異說的資料覺得有很多不可解的地方，如顒琰為弘歷的慶壽詩，弘歷必定會過目，為什麼在他自己一再強調出生在雍和宮之後，他兒子同他唱反調，他卻不指出來？況且作為兒子，竟然不知老子宣佈的出生地，居然亂說！管世銘知道不知道弘歷自己說的出生地，這是皇帝的私事，特別是與皇帝宣稱的不同，怎麼敢隨便記載？弘歷若為漢人所生，其家族不能沒有相應的待遇，不可能不表示出來，可是至今尚無發現！因為這些不解，在無法弄清之前，只好採取官書記錄，認為雍親王格格鈕祜祿氏於雍親王府誕育弘歷。上面僅就錢氏、鈕祜祿氏述說弘歷生母，此外傳說還多，有所謂熱河漢人李佳氏說，有李金桂說，有隨家人到熱河營生的南方人傻大姐說，對此閻崇年在《正說清朝十二帝》中有所介紹，不再述及。唯胤禛偷換海寧大學士陳氏之子的傳言稍作交代。這是說弘歷系浙江海寧陳閣老之子，時因雍親王沒有子嗣，王府生了女孩，偷偷與陳家換了個男孩。這是沒有根據的無稽之談。第一，雍正這時雖死去三個兒子，但弘時已經八歲，他有子嗣，無須偷要人家的。第二，這時雍正三十四歲，前已生子，後來的事實證明他還有生育能力，有何必要在壯年時偷要別人的兒子。第三，那時妾耿氏已懷孕5個月，雖不知是男是女，然亦不是不可等待急於抱子的。第四，進行這種說法的燕北老人，在他的書中又寫道：“世宗肅儉勤學，靡有聲色侍御之好，福晉別居，進見有時，會夏被時疾，御者多不樂往，孝聖奉妃命，旦夕服事唯謹，連五六旬，疾不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在這裡他又說弘歷是孝聖所親生，而不是陳家換來的了。這是寫到後頭忘了前頭。第五，乾隆出生在康熙第一次廢黜允礽而又復立之後，其時諸皇子互相爭競，也互相監視，如果雍親王敢於偷換他人之子，以亂皇家血脈，若被仇家告發，那就不是一般的罪責，不但雍親王爵位不保，其他一切也就無從談起了，他哪裡會敢冒險去幹不必要的傻事——換人之子。這種自相矛盾，表明了這個說法不足為信。業師鄭天挺先生指出：高宗生時，世宗方居潛邸，春秋鼎盛，且尚有子，“又何必急急於奪人之子以為己子耶！”實可破乾隆為漢人之子的傳說。鈕祜祿氏雍正中被封為熹貴妃，地位出齊妃李氏之上，是因弘歷被康熙、雍正父子所重，她乃得母以子貴。乾隆繼位後，她為皇太后40餘年。
耿氏，生弘晝，只比弘歷晚三個月，是為皇五子。其時她亦為格格，雍正中晉為裕妃。
年氏，巡撫年遐齡女，或雲為遐齡養女。雍邸時受封為側妃。她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生雍正的第七個兒子福宜，未滿週歲死去。六十年十月生第八個兒子福惠。雍正元年受封為貴妃，地位僅次於孝敬皇后，同年五月生第九子福沛，當即死雲。年氏還生有一女，為雍正第四女，亦殤。年氏死於三年（1725年）十一月，病危之時，雍正加封她為皇貴妃，表彰她“秉性柔嘉，持躬淑慎，朕在藩邸時事朕克盡敬慎，在皇后前小心恭謹，……朕即位後，貴妃於皇考、皇妣大事悉皆盡心力疾盡禮，實能贊襄內政”。年氏進雍邸，從生子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情況看，一定比較晚，且連生三子，說明她得到雍正的喜愛，有專房之寵。她的這種地位，與她哥哥年羹堯有一定關係，但主要是她自己獲得的。雍正於二年冬已決定整治年羹堯，三年三月公開罪責他，可是到十一月雍正還那樣關懷年妃，顯然不是她哥哥往日有功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她死去的下個月，年羹堯就被賜死，或許年妃倒多少起到一點保護她娘家的作用，當然這不會很大。
劉氏，雍邸的貴人，雍正中封為謙嬪，於十一年（1733年）六月生雍正的第十個兒子弘曬，因生長在圓明園，被稱為圓明園阿哥。
寧氏，雍邸的格格，為雍正生了長女和三女，都沒有長大，她只被封為懋嬪。
武氏，寧嬪，沒有生育過。
雍正共有八個后妃，一夫多妻。但如果像曾靜那樣把淫色定為他的一大罪狀，則似又夠不上。他的后妃，比起其祖、其父、其子乾隆都少得多。順治只活了二十四歲，有后妃十八人，康熙則更多。在康熙諸皇子中，據四十五年“玉牒”所載，其時大阿哥允禔、皇太子允礽各有妻妾六人，三阿哥允祉五人，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九阿哥允禟均為四人，十阿哥允䄉、十二阿哥允祹、十四阿哥允禵各三人，八阿哥允祀、十三阿哥允祥都是二人，雍正那時只有那拉氏和李氏一妻一妾。十四阿哥在這群人中年齡最小，才十九歲，雍正時已二十九歲，在年長的兄弟中妻妾最少。
雍正共有十個兒子，長到成年的是弘時、弘歷、弘晝、弘曬四人。弘時在成年的兒子中是最大的，但他為人放縱不謹，不為乃祖康熙所喜。五十九年（1720年），封允祉子弘晟、允祺子弘昇為世子。這時弘時已十七歲了，也到了可以受封之年，但卻沒有得到。弘晟、弘時、弘昇的父親都是親王，雍正地位絕不在允祺之下，弘時的沒有受封，只能是他本人的行為不配得的緣故。五年（1727年），雍正以他“性情放縱，行事不謹”，嚴行懲治，削除宗籍，隨即死亡。康熙朝儲位鬥爭那樣激烈，康熙也只採取囚禁辦法處分允禔、允礽，雍正竟如此對待弘時，一方面可以想見弘時罪情嚴重，一方面也表明雍正對違背他意志的人絕不寬容，哪怕是他的兒子，表現了他的殘酷性格。有論者認為弘時是被雍正處死的，經楊珍研究，弘時不是被害的，而是遭到嚴厲懲治後病死的。雍正別出心裁，竟然處罰弘時為政敵允祀之子，表示父子情絕，及至允祀被削除宗籍，雍正於四年二月十八日下令，也將弘時撤去黃帶，交履親王約束贍養，次年生病故世。
弘歷早為雍正秘密立為儲君，十一年（1733年）受封為寶親王，參與一些政務。
雍正對弘晝比較喜愛，派他辦一些政事，八年（1730年）去曲阜參加闕里文廟典禮，十一年被封為和親王，大約是要他與弘歷和衷共濟，將來輔佐其兄，而不要出現老一輩的兄弟爭位事件。十三年設立辦理苗疆事務處，令弘晝和弘歷、諸大臣負責這一事務。弘晝在雍正死後，參與朝政，極其驕橫，因為小隙，在廟堂之上毆打顧命大臣訥親。這種性情，必是雍正養成的。想雍正生子雖多，得以成長的僅四人，而其生前，弘曬尚在襁褓之中，所以眼見者三人，弘時罪戾見斥，弘歷預為儲君，剩下只有弘晝，為了使弘歷為君時不致孤立，保證他的子孫的天下，必然有意識地培養和溺愛於弘晝，使他養成貴胄所易有的驕橫通病。
弘晝以後的弟兄，除弘曬外均夭折，就再沒有排行次，年貴妃生的第八子福惠亦被稱為八阿哥，自幼得到其父鍾愛。雍正在給年羹堯的朱諭中講家常：“貴妃甚好，福慧上好，特諭爾喜。”八阿哥的名字，雍正二年“玉牒”所載為福惠，上述朱諭又書作福慧，惠、慧音同而字不同。四年（1726年）十一月初七日，雍正說“八阿哥弘晟之名著改為富慧”。允祉世子弘晟曾於康熙末年隨同雍正去盛京謁陵，雍正當然知道他的名字，不知出於什麼考慮，奪人之名為自己第八子之名，這時又覺得不好，放棄了。福慧、福惠不會是八阿哥的大名，因康熙孫子們的名字上一字為“弘”字，下一字從“日”字，八阿哥的名字與此不合。雍正在命名問題上反覆作文章，反映了對這個孩子的器重。五年（1727年），革退誠親王府長史那爾太，雍正意將他一家和由他兄弟擔任佐領的那個佐領都給八阿哥。這時福惠才七歲，雍正就忙著給他分配屬下人了。但他還來不及享受，就在八歲時死去。他的死一定給雍正帶來很大痛苦。
雍正有四個女兒，三個夭亡，二女兒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嫁星德，受封為郡主。她也享年不永，康熙間故去，雍正繼位後追封她為和碩懷恪公主。雍正做皇帝時沒有女兒，就把允礽第六女、允祥第四女、允祿第一女養於宮中，後來封她們為和碩公主。
雍正對子女的教育很重視，皇子們六歲以上，就到尚書房讀書。雍正在藩邸，請福敏輔導弘歷讀書。福敏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後，就雍邸之請。雍正即位，命朱軾、徐元夢、張廷玉、嵇曾筠和蔡世遠等教育皇子讀書，設堂懋勤殿，行拜師禮。在這幾人中，朱軾、蔡世遠經常到尚書房上課。朱軾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進士，推崇宋學。他教皇子，用乾隆的話說是“漢則稱賈、董，宋惟宗五子”。他要求皇子把儒家理論運用於實踐：“恆雲不在言，惟在行而已”。蔡世遠參加編撰《性理精義》，遵奉理學，以編修、禮部侍郎侍雍正子讀書十年。他“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宗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作，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跡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有記載雲蔡世遠系年羹堯所推薦，而其人不知，獨立不阿，雍正用之不疑。他們向皇子傳授了儒家特別是理學家的思想。後來乾隆作《懷舊詩》，說他從朱軾那裡“得學之體”，蔡世遠“得學之用”，福敏“得學之基”。又在追贈福敏為太師的諭中說：“回憶沖齡就傅時，久侍講幃，敷陳啟沃，福敏、蔡世遠兩師傅之力為多”。
大內而外，雍正還在圓明園指定“洞天深處”為皇子讀書的地方，乾隆詠“洞天深處”詩云：“對此少淹留，安知歲月流。願為君子儒，不作逍遙游”。記錄了他們兄弟讀書的實情和願望。
雍正用具有理學思想的儒臣訓練兒子們，使他們與士子一樣受儒家教育，具備較高的文化水平。
三、制馭太監
雍正以對外臣的那樣嚴格精神，對待身邊的服役太監。按照忠誠與不預外事的兩條原則要求和制馭他們。只有忠敬才能不干預朝廷，歸根到底是忠勤服役的一個要求。
元年（1723年）六月，雍正說有的太監不懂規矩，打掃之時，拿著笤帚，從寶座前昂頭走過，沒有表現出敬畏的意思，因此要求，凡有御座的地方，太監要以恭敬之心，急走過去。八月十三日，又申明太監接待朝臣的禮節：諸王大臣官員進入大內，坐著的太監必須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則要讓路，不許光頭脫帽，也不許斜倚踞坐。
雍正嚴禁太監干預外廷事務。康熙時總管太監魏珠與允禟結交，洩露禁中秘密。雍正即位，就把他罰往景陵守陵。籍沒資產，又以結交朝臣將太監梁九功拘繫景山，致使其自殺，而發帑銀治喪。雍正的這類行為，或謂系篡位，怕知情的太監揭露他。本書第一章已說明允禟與魏珠交好，以便獲知康熙立儲動向。另據吳秀良研究，允祀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恢復年俸，系得魏珠之助力，故向他行跪拜禮致謝。看來雍正懲處前朝大太監，與嗣位有關，是打擊反對派，倒不一定必須是篡位才有此舉。雍正屢發諭旨，告誡外臣不得鑽營太監，內外臣工無得欺蔽。三年（1725年），掃院太監傅國相向奏事太監劉裕打聽，有一廢官，欲求復職，不知是否保奏的事情。這是違法的，劉裕應當上奏，但他沒有這樣做，只是告訴總管太監，總管太監也沒有奏聞，雍正獲知此事，責令總管太監和劉裕說明原委，其他關涉這件事的人都鎖拿問罪。嚴肅對待這一並不太嚴重的事情，以防微杜漸。太監多系直隸人，他們的親友往往仗勢作惡，地方官若懲治，就逃亡京城。雍正有鑒於此，於四年（1726年）八月諭總管太監，凡有太監親屬被地方官查拿的，行文到內務府，即按例發落，不必奏聞，表示不保護使役太監，一定按國法辦事，令太監畏法，不敢生事。
雍正儘管嚴明，然而一人難管天下之事。洞察入微，也難於萬方俱到。到他後期，太監亦有驕恣的趨勢。總管太監蘇培盛敢於同管理內務府事的莊親王允祿“並坐接談”，在其他王大臣面前的倨傲之狀，可以想見了。有一次蘇培盛吃飯，見弘歷、弘晝等皇子到來，竟敢邀請他們與之“並坐而食”，弘歷覺得他不懂上下之分，又因其為雍正所親信，只得敷衍他。及至雍正死，弘歷就指責他“狂枉驕恣”。
第二節 雍正之死
一、健康狀況
皇子時的雍正，身體一定很好，否則也不可能在儲位的角逐中取勝。他在位的頭六年，對自己的健康情況，多次表示滿意。他在鄂爾泰五年（1727年）正月二十五日請安折上朱批告訴這位寵臣：“朕躬甚好，自去冬以來，外緣順序，身體更覺好。”在高其倬同年二月初十日請安折上作了大體相同的批語：“朕躬甚安，自入春以來，頗覺諸凡順適，總皆仰賴上蒼、聖祖之佑庇耳。”到七年（1729年）四月十五日的請安折至京，雍正又批示：“朕躬甚安好，今歲飲食肌肉更覺增長健旺”。現有資料表明，在七年夏天以前，雍正的身體機能正常，也才支持了他從事日理萬機的政務活動。
七年（1729年）冬天起，雍正經歷了一場大病，幾乎去見閻羅。他對這次生病在八年五月作過一個說明：“朕自去年冬即稍覺違和，疏忽未曾調治，自今年二月以來，間日時發寒熱，往來飲食，不似平時，夜間不能熟寢，始此者兩月有餘矣。及五月初四日怡親王事出，朕親臨其喪，發抒哀痛之情，次日留心試察，覺體中從前不適之狀，一一解退，今日漸次如常矣。”說他的痊癒是哀痛造成的，悲痛只能使病人添病，怎麼倒好了呢？顯然不合事實。果然，一年後孝敬皇后死，他因不能親視入殮，於是說了他一年多來的病情：“自上年以來，朕躬違和，調理經年，近始痊癒，醫家皆言尚宜靜攝，不可過勞，因思怡賢親王仙逝之後，朕悲情難遏，曾親奠數次，頗覺精力勉強”。他這一次病的時間很長，從七年冬天到九年夏天或秋天，他的病情是寒熱不定，飲食失常，睡眠不安，究系何病，說不清楚。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工部尚書李永升到杭州對李衛說：“皇上下頦偶有些微疙瘩”，已經好了。龍體欠安，臣下是不敢傳說的，顯然這是在一定範圍宣佈過的。下頦起疙瘩，嚴重了，才會對臣下承認。這次病在八年夏秋最重，這時他向田文鏡、李衛、鄂爾泰等心腹督撫秘密發出諭旨，要求向他推薦好醫生：
可留心訪問，有內外科好醫生與深達修養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講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緣訪得時，必委曲開導，令其樂從方好，不可迫之以勢，厚贈以安其家，一面奏聞，一面著人優待送至京城，朕有用處。竭力代朕訪求之，不必預存疑難之懷，便薦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試用之道。如有聞他省之人，可速將姓名來歷密奏以聞，朕再傳諭該督撫訪查。不可視為具文從事，可留神博間廣訪，以副朕意。慎密為之。
他忙於訪求醫家，說是為允祥治病，其實是為得了重病的他自己。果然有應命者，八年（1730年），李衛訪得河南省道士賈士芳，密加推薦，雍正遂命田文鏡把他送至京城。此人原是京中白雲觀道士，允祥曾於七年（1729年）推薦，召見過他，雍正認為他無用而遣出。他必是有一定名聲，李衛才得以聞名而舉薦。這次召其治病，他“口誦經咒，並用以手按摩之術”。開始很見效果，雍正高興地將“朕躬違和，適得異人賈士芳調治有效”之情批諭鄂爾泰。賈道士由被驅逐的妄人，一變為受寵信的異人，身價陡增百倍。那知九月間雍正突然將他下獄議罪，十月即行處斬，連家屬也遭到懲罰。原來有一天，賈道士給雍正治病，一面用手按摩，一面口誦經咒，只聽念道：“天地聽我主持，神鬼聽我驅使。”雍正聽到這裡，勃然大怒，大約是想：我這個至尊的皇帝，不過是老天的驕子，還聽命於天地神祇，你一個外方的道士，居然要大地神鬼聽你擺佈，這不是褻瀆神明嗎？你不就是大逆不忠的反賊嗎？當然要捉拿問斬了。其實雍正的惱怒，更在於認為賈士芳的治病，目的在操縱皇帝的健康：“其調治朕躬也，安與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範圍者。”賈士芳吃了豹子膽也不敢開這種控制皇帝龍體健康的玩笑，他給雍正治病，當然要竭盡全力將皇帝龍體治癒，可是雍正帝的感覺也不是發神經得來的。事情可能是賈士芳綜合使用催眠術、按摩術和氣功給雍正帝治療，而自身功力不濟，令雍正時而有療效感又時而失望，因此認為其欲操縱龍體康寧。賈士芳行“以手按摩之術”，無疑施行按摩術，同時“口誦經咒”，裝神弄鬼，以“驅神”為皇帝療疾，而他本人也可能會點氣功術，在向皇帝發功。按摩術、唸經咒，誘導皇帝進入睡眠狀態，以便得到休息。按摩術、催眠術、氣功施行療效如何，要視施術人的功力來定，還要被施術者的配合，因為受施術者的心理、情緒和精神狀態同樣影響治療效果。看來，賈士芳多少有點功力而又有限，他從河南初進宮時，雍正對他期望甚高，與他配合得好，因而有些療效，待後功力不濟，以裝神弄鬼欺騙皇帝，為雍正識破，要了他的性命。雍正大耍君威，喜怒無常，也絕非厚道之君。賈道士的遭遇，倒是正合“伴君如伴虎”的俗諺。不過話說回來，雍正究竟是什麼病，這裡也沒有透露。不過這次病得嚴重，還表現在他對後事的安排。八年六月，“因聖躬違和”，召見允祿、允禮、弘歷、弘晝，大學士、內大臣數人，“面諭遺詔大意”。九月，他將親自寫好的硃筆傳位密詔一事告知大學士張廷玉。如果不是死神在守著他，他不可能在五十三歲時那樣料理後事。這次病是怎樣治好的，不得而知，但總讓他闖過來了。
這次生病對他的從政有一定影響，自雲作了幾個月的“靜養調攝”，其間，“精神不能貫注”於政務。但是他還是堅持了理事。李衛獲知皇帝有病後，奏請他“萬機之餘，稍為靜養片刻。”雍正回答說：“養身之道，不關動靜，能養則動未有損，不能養則靜亦無益，故曰養身莫如養心，而養心之要，惟貴適理”。表示完全靜養做不到，也不一定有益。福建總督劉世明也奏請雍正“靜攝聖躬”，以俯慰臣民的願望。雍正不但不聽，反而責備他：“朕之調養精神，必待外省臣工規諫而後省悟，寧有是理？”他好逞強，只要有可能，都勉力辦事。八年（1730年）和九年（1731年）的二月，他還照常舉行耕耤禮，親耕耤田，行四推禮，只是精力不足，把筵宴取消了。
九年秋天以後，雍正身體康復了，此後雖有小病，如十年正月患感冒，隨即治癒，這一年，他在田文鏡奏折上多次朱批講其身體狀況。正月二十八日折朱批：“朕躬今已全愈矣”。二月二十五日折批語：“朕躬甚安，夙疾盡除矣。較之去冬更覺調暢順適，特諭卿知，自應倍喜矣”，三月十五日折批諭：“朕躬安適如常”，十月初十日折批云：“朕躬甚安。今歲以來，覺健爽倍常，此皆荷蒙上天、聖祖眷佑所致，實為過望”。“實為過望”，是他的心裡話，也確實是身體好了。次年六月添了兒子弘曬，他自元年生福沛，至此相隔十年得子，說明他的身體比較好。十一年（1733年）正月，雍正往遵化謁陵，前後六天。十三年（1735年）二月又謁東陵，表明他身體無恙。
二、辭世及死因
據《清世宗實錄》記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735年10月6日）雍正在圓明園生病，然在此以前他照常辦公，如十八日，與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議事，命哈元生、張照一定清除苗患，否則唯他們是問。二十日，諭軍機大臣關於北路軍營駝馬事務，引見寧古塔將軍杜賚，咨送補授協領、佐領人員。設若這時身體已經不好，不會接見這一類不重要的官員。這時健康狀況不會太惡劣。及至二十一日也未休息，照常辦事，二十二日白天仍與張廷玉議事，晚間病劇，召見寶親王弘歷，和親王弘晝，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領侍衛內大臣、公豐盛額，納親，內大臣、戶部侍郎海望，宣佈傳位弘歷，二十三日故世。這個對中國歷史施予了一定影響、有著傳奇性經歷的皇帝就這樣急驟地撇棄了金鑾寶座和熱切留戀的人世。
雍正之死，“實錄”只反映辭世的迅速，而為他送終的張廷玉則有感情地提供了一點新情況。張廷玉在自撰年譜中寫道：
八月二十日，聖躬偶而違和，猶聽政如常，廷玉每日進見，未嘗有聞。二十二日漏將二鼓，方就寢，忽聞宣詔甚急，疾起整衣，趨至圓明園，內侍三四輩待於園之西南門，引至寢宮，始知上疾大漸，驚駭欲絕，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公豐盛額、納親、內大臣海望先後至，同至御榻前請安，出，候於階下。太醫進藥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時，龍馭上賓矣。
他是說雍正二十日就有病了，然很平常，二十二日白天還見了皇帝，夜間再奉詔入見，就“驚駭欲絕”了。除了驚訝病情急速變化之外，是否還有難言之隱？這是不能排除的。
雍正暴卒，官書不載原因，自易引起人的疑竇，再加上關於他為人的傳說和評論，更易引人猜測，於是不得好死的種種說法便產生了。其中，被呂四娘刺殺的說法較為風行。傳說呂四娘是呂留良的女兒，或說是呂留良之子進士呂葆中的女兒，在呂留良案中，她攜母及一僕逃出，為替父祖報仇，習武，入宮殺掉了雍正。或雲她的師父是一僧人，原為雍正劍客，後不樂為其所用，離去，培養了這位女徒。據有人講，這種說法，“都是實錄”。這個傳說直到今日仍有市場，一九八一年河北省有關部門曾發掘雍正地宮，未打開即作罷。可是社會上傳說棺材已經打開，雍正有屍身而無頭，似以考古發掘證實雍正被呂四娘所刺。其實，這個說法並沒有道理。雍正處置呂家，戮屍、斬首之外，呂留良孫輩發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乾隆時，呂氏遺胤有開面鋪、藥鋪的，有行醫的，還有人成為捐納監生，被清政府發覺，改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後住齊齊哈爾，隸水師營。呂氏後裔俱在，不過遭到嚴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動，當然不能替祖上報仇。至於呂四娘主僕三人的逃出是不可能的，當時辦理此事的浙江總督李衛以擅長緝捕盜賊而著稱，所以奉命兼管江蘇盜案，若呂留良後人果有逸出，他自有能力搜捕到案。再說他曾為呂家題過匾，呂案發生後雍正沒有責備他，他必心懷畏懼地下死勁處理有關人員，怎肯容主犯子孫兔脫！
這種傳說，亦有它的淵源。另有一種傳說，謂雍正九年（1731年），宮女與太監吳守義、霍成伺雍正睡熟，以繩縊之，氣將絕，用太醫張某之藥而愈。這是子虛烏有的事。在明朝倒發生過類似的事。明世宗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被宮婢楊金英等縊而未死，用太醫許紳之藥而康復。雍正和嘉靖都廟號“世宗”，民間傳說，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也是難免的。雍正被呂四娘之刺說，可能由此衍化而來。再說他的孫子嘉慶倒真被人謀刺過。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嘉慶從圓明園返回大內，進神武門，至順貞門，突有旗人陳德向他行刺，未及近前，已被拿獲。這個發生在宮禁的行刺案件，也可能成為後人附會刺客殺害雍正的張本。
還有雍正遇刺於湖南盧氏婦人的說法。謂盧某謀逆被處死，其婦工劍術，為夫報仇，進入暢春園，刺殺雍正，然後自刎。這是小說家言。說湘人被害，大約是出過曾靜案的緣故。把圓明園誤為暢春園，可見傳聞的不確實了。
另有雍正死於丹藥中毒的猜測，它得到金梁的重視：“惟世宗之崩，相傳修煉餌丹所致，或出有因”。近年楊啟樵致力於此項研究，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揭開雍正皇帝隱秘的面紗》和《明清皇室與方術》三部著作中均有專文探討。明確提出雍正是“服餌丹毒中毒而亡的”的觀點。他考察到康熙用方士煉丹，但不貿然嘗試，而雍正不同，服內丹之藥，又用丹砂、鉛、汞等礦物煉外丹；雍正特別崇信宋代道士紫陽真人，又召道士婁近垣主持齋醮；雍正早在雍親王時就煉丹，繼位八年後在圓明園大規模煉丹，由大量使用礦砂、黑鉛、硫磺和煤炭、柴薪可知，據此，以及雍正晚年健康狀態，“說燒煉的就是丹藥，似乎不算武斷”。聯繫雍正熱喪期間，新君乾隆急忙發遣宮中道士張太虛等人，可知雍正死於丹藥中毒。楊啟樵的論點為研究者所接受，如楊乃濟《雍正帝死於丹藥中毒旁證》文，又如2005年播出的歷史系列《清宮秘檔》，就持雍正丹藥中毒說，與楊啟樵一樣引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活計檔”（各作成活計清檔）資料，說明在八年十一月至十三年，雍正指令用白炭、黑炭、銀、銅、鉛在圓明園煉丹，由內務府總管海望、內侍李進忠、太醫院使劉正芳負責。如此，丹藥中毒，太可能了，但這還是分析的意見，只有打開雍正的泰陵地宮，化驗其遺骸，才能定讞。本書作者亦認為楊啟樵此說有理，對雍正的服食丹藥作如下分析。
雍正早就對道家的藥石感到興趣，雍邸時作《燒丹》詩：“鉛砂和藥物，松柏繞雲壇。爐運陰陽火，功兼內外丹。光芒沖斗耀，靈異衛龍蟠，自覺仙胎熟，天符降紫鸞”。他推崇紫陽真人，為之重建道院，特別讚賞的是真人“發明金丹之要”。表明他對道家丹藥的強烈興趣。他平時愛吃丹藥既濟丹，四年（1726年），賜鄂爾泰服食，受賜者服用一個月後奏報“大有功效”，並雲“舊服藥方，有記錄雍正煉丹的內務府《活計檔》人參鹿茸，無金魚鰾，今仍以參湯送之，亦與方藥無礙”。雍正告訴他：“此方實佳，若於此藥相對，朕又添一重寬念矣。仍於秋石兼用作引，不尤當乎？”要他將儒醫與道醫之藥並用不悖。雍正還把既濟丹賜給田文鏡，說自己正在服用它，沒有間斷。又說這種藥“性不涉寒熱溫涼，征其效亦不在攻擊疾病，惟補益元氣，是乃專功”。原來他常服它，並非治療某種疾病，專用作彌補元氣。人們服丹藥，總有所顧忌，怕與身體不投，所以雍正要田文鏡放心：“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異，放膽服之，莫稍懷疑，乃有益無損良藥也。朕知之最確”。表明他研究過丹藥的藥性。
雍正在宮中養著道士，原是為著治病，有的是用藥石，有的用其他手段，如賈士芳則是唸咒，行按摩術。婁近垣，為雍正設醮禱祈除祟，此人“頗不喜言煉氣修真之法”，不是煉藥石的。他很得雍正的青睞，封為妙應真人。雍正密令督撫推薦懂醫藥的道家，就是要“修煉養生之人”。為雍正煉丹的是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人，他們“為煉火之說”，在圓明園內修煉。雍正和道士接近，極其希望道士給他治病、健身，對道家的丹藥持欣賞態度，這些情況說明他有可能食丹藥中毒而死。
雍正死的第三天，新君乾隆下令驅逐道士張太虛，這是與雍正之死是否有關的耐人尋味的事情。乾隆上諭：
皇考萬機餘暇，聞外間爐火修煉之說，聖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遊戲消閒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閒之地，聖心視之與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為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與和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等驅出，各回本籍。……伊等平時不安本分，狂妄乖張，惑世欺民，有干法紀，久為皇考之所洞鑒，茲從寬驅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斷無不敗露之理，一經訪聞，定嚴行拿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
雍正事出倉皇，乾隆繼位，百務待理，竟把驅逐道士當作要務，實令人費解。如果純粹出於厭惡道士，本可從容解退，如若僅此之由，必令臣下認為他即位首先挑剔其父的毛病，這對其統治不利，他不會這麼幹。然則或有大故，有可能是其父食道士丹藥致死，給雍正造成不得善終的惡名，因恨而逐之。此種大恨本可致王定乾等於死命，但若熱喪期間殺人，倒使事態滋大，引人議論，反為不美，故逐出而嚴加管束。李國榮找出唐高宗處理胡人事例，理解乾隆的行為。據《舊唐書·郝處俊傳》記載，唐太宗系“服胡僧長生藥”暴亡，唐高宗為不使家醜外揚，為人取笑，遂將胡僧打發走了事，李國榮以此忖度乾隆，是否也是處於這種心理而驅逐張太虛等人。
要想把這個問題的研究引向深入，需要弄清道家的長生不老術在歷史上的變化，何以到明清時期還有人相信？這時道家藥石有何特點？雍正服食丹藥的可能性？這些問題筆者尚無專門研究，這裡只是把問題提出來。
總之關於雍正的死因，有三種可能，一如官書所載，因病而亡，但它對暴死的異狀未作解釋，令人疑竇叢生。鄭天挺師認為雍正“是中風死去的”，可惜沒有說明，但是值得重視的說法。二為劍客所刺，此無稽之談，經不起辯駁。三是死於丹藥中毒，此說頗有合於情理處，然而究屬推論，未可成為定讞。
雍正的死因，本書作者以為這樣理解可能中肯一些：丹藥中毒造成驟然死亡；用丹藥，在於補身、養生，並非為長生不老，此系勞累過度之需要。所以完整地說：積勞成疾是死亡的基本原因，丹藥中毒猝死，藥死與累死並行不悖，僅述一方面，可能不全面。莊吉發雖持壽終正寢說，但仍強調有病才服藥：（史家）“先後提出了‘中風說’、‘丹藥中毒說’，雖然有待商榷，但是也說明了雍正皇帝的駕崩，和他的疾病有關，因病去世壽終正寢的說法是較符合歷史事實的”。
三、安葬泰陵
雍正子夜死，乾隆、允禮、鄂爾泰、張廷玉連夜將他的遺體送回大內，安放於乾清宮，上午八九點時入殮。因死得急驟，缺乏料理後事的準備，當遺體送回大內時，侍從諸大臣，如張廷玉、鄂爾泰只能乘官廄中劣馬，或雲馱煤的騾子，又要趕路，張廷玉幾乎從馬上跌下來，鄂爾泰弄得肛門開裂，鮮血直流。到大內後，張廷玉一晝夜水都未喝一口，當夜只睡了一個時辰，鄂爾泰在禁中忙了七晝夜，始行回家。經過諸人的竭力安排，雍正喪事一切如禮進行。二十七日發表遺詔，九月十一日梓宮安放雍和宮，十一月十二日，乾隆為其父上謚號，曰：“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廟號“世宗”。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定雍正山陵名“泰陵”，二年三月初二日安葬雍正於易州泰陵地宮，初五日以其神主升祔太廟。
雍正和其他帝王一樣，繼位不久就張羅異日的陵寢。四年（1726年），命允祥、張廷玉和工部、內務府官員辦理山陵事務。因為順治、康熙陵都在遵化，選擇陵址，很自然地就在遵化進行。五年（1727年）閏三月，雍正命總兵官李楠、欽天監監正明圓帶領堪輿人員到遵化勘探地形。四月，允祥等看中了九鳳朝陽的山地，雍正也同意在這裡建陵。但一施工，發現土質不好，雍正說這個地方，“規模雖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帶砂石，實不可用”。於是棄而不用，別尋他處，遵化地方沒有中意的，轉向北京西南方向尋覓，開始在房山縣踏勘，也因“地內皆砂”，不樂採用。後命福建總督高其倬與允祥勘察，高其倬以通曉天文地理著稱，撰有《堪輿家言》（四卷），曾去盛京考察過努爾哈赤的福陵。他與允祥相中了易縣泰寧山太平峪地方，奏稱該地“實乾坤聚秀之區，為陰陽和會之所，龍穴砂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鹹備”。雍正對這裡很滿意，認為“山脈水法，條理分明，洵為上吉之址”。但這裡遠離父祖陵寢，與建陵一地之理不合。不過雍正主意打定，七年（1729年）十二月，就讓臣下給他找合理的根據。果然，大學士等奏稱，漢唐諸陵雖都建於陝西，但漢高帝、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分別在咸陽、長安、高陵、興平等縣，唐高祖、太宗、高宗、玄宗諸陵分散在三原、醴泉、乾縣、蒲城等地，據此，在易州設陵，與古禮不為不合，且遵化與易州都是畿輔之地，離京城不遠，完全可以建陵。這樣，雍正算是通過了輿論，決定在易州建造陵寢。
雍正遷陵易州，像他的許多行事一樣不好解。自他以後，其子孫之陵按輩次分設於遵化和易州，在易州的，自然以泰陵為中心，他陵分列左右。因此有人說雍正是自大狂，一切以我為中心，為避免在遵化的偏僻地位和建立自己的中心，改築陵園於易州。這是想當然的猜測。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他迷信風水上。他說別處選的陵址不好，是“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帶砂土”，即既不利他的安身，也不利他的子孫的興旺。後來道光的陵應設在遵化，業已建成，嘉獎了與事人員，不久穴內出水，道光就改在易州另建。這一事實有助於理解雍正捨遵化而取易州的原因。
在選址的時候，雍正就積極準備工程用料。四年（1726年）九月，命把採辦陵工所需楠木的事交給有關督撫，動用正項錢糧採買。此種材木主要由廣東、福建、四川等省供應，六年（1728年）三月，兩廣總督孔毓珣折奏採辦情況，雍正告訴他：“一切動用錢糧，寧費毋省”。他為自己的陵墓，只要辦好，花錢在所不計。陵工所用金磚，由江蘇承造，五年（1727年）十月，巡撫陳時夏奏報一定認真造辦。陵工所用石料，由房山縣採辦。
八年（1730年）開始建陵工程，至乾隆二年（1737年）竣工，泰陵包括一組建築，有矗立“聖德神功碑”的大碑亭，享堂，隆恩殿，方城，明樓和地宮，此外還有一群石像生。泰陵雄偉壯麗，是我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昔日之森嚴禁區，今日為遊覽勝地，這自然違背了雍正的意願，但卻使更多的人知道他。
第三節 秘密立儲與乾隆嗣位
乾隆繼位，大約亦非雍正親口宣佈，它是靠秘密立儲和傳位詔書順利實現的。
雍正在儲貳鬥爭中登台，對確立繼承人方法的問題，應有過多年的考慮，即位不到一年，創設秘密立儲法。他把繼嗣書出，藏於匣內，在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召見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九卿於乾清宮西暖閣，宣佈立儲的原因和辦法，他說：聖祖倉卒立儲，完全成功，是因他神聖睿哲，自能主持，今天為了宗社久安，要早為計及。考慮自己的孩子尚幼，不便公開建立，於是想出秘密建儲的方法，他說：
今躬膺聖祖付託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為長久之慮乎？當日聖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憂悴，不可殫述。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慎，此時安可舉行？然聖祖既將大事付託於朕，朕身為宗社之主，不得不預為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官正中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數十年，亦未可定。
這儲君是誰，本人不知，諸臣不曉，只有皇帝一人預定。他宣佈後問諸臣有何意見，隆科多奏稱皇上“聖慮周詳，為國家大計發明旨，臣下但知天經地義者，豈有異議，惟當謹遵聖旨”。於是諸王大臣九卿等皆免冠叩首，雍正表示滿意，令眾臣退出，然而留下總理事務王大臣，將密封錦匣藏於“正大光明”匾後始出。這樣就確立了秘密建儲的制度。這個方法，早在唐朝時期，波斯人就在實行了。據《舊唐書·波斯傳》記載：“其王初嗣位，便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群子共發封而視之，本所書名者為主焉”。雍正建儲不知是學的古波斯人，還是他的創造，總而言之，他實行了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新的立儲方法。有研究者認為康熙二次廢太子後再不立儲，意在改造建儲制度，待後雍正將之概括為秘密立儲法。楊珍進一步認為康熙晚年擬訂並逐步實施秘密建儲計劃，雍正的秘密建儲是對康熙建儲態度、方式、舉措長期進行觀察、分析、總結後的一次昇華；秘建儲君之法，是秘密中有公開，公開中有秘密，具有一定辯證色彩，是康熙秘密建儲的改進與發展；秘密建儲最大限度地集中、強化了皇權。她還認為秘密建儲在雍正時期尚未形成制度，帶有臨時性，是此制度的承先啟後者。一個制度的確立和完善，確實有個過程，秘密立儲制度，可能是康熙廢儲及長期不立儲的形勢，迫使康熙、雍正思考改弦易轍，雍正因而建立這一制度，乾隆經過反覆之後予以完善。
雍正密書的是皇四子弘歷。他為了保密，在對待諸子上沒有異樣，特別是令弘歷、弘晝承受基本相同的待遇，時或命他們代行祭天、祭祖之禮，同日封王，共參苗疆事務，但有兩件事，後來乾隆君臣認為是雍正立弘歷為儲君的表現。一是雍正元年正月，雍正登極後第一次大祀，祈谷禮成，回大內後將弘歷召至養心殿，給他一塊肉吃，而沒有賜給弘晝，因此弘歷認為其父在第一次大祭時，必定是將定其為儲貳心願默告於天，故賜胙肉。雍正封弘歷為“寶親王”，這封號被《清高宗實錄》監修總裁官慶桂等解釋為將授大寶的表示：“洎世宗之御極，昭嗣服以題楣，祈年頒吉胙之罄，錫封鑒寶命之荷……”所謂“寶”，就是將有大寶——玉璽，踐位。這些雖是他們根據弘歷嗣位事實進行的推測，不過有道理，應該說符合於雍正的心願。
雍正於乾清宮密詔之外，另書內容相同的傳位詔置放在圓明園內。八年九月，當其重病之時，將有此詔書之事，秘密告訴張廷玉，及至鄂爾泰內召，雍正又於十年正月向鄂爾泰、張廷玉作了說明，並說“汝二人外，再無一人知之”。雍正因居住圓明園時日較多，故在大內詔書之外，又書此傳位詔。兩份詔書，同樣有效。雍正考慮這件事很周詳。
及至雍正死，弘歷以盡孝子之分，惟事哀號，張廷玉、鄂爾泰乃向允祿、允禮等人說：如今正大統是急事，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應急請出，諸人同意，但總管太監說不知有此密旨，所以不知藏於何處，張廷玉說：“大行皇帝當日密封之件，諒亦無多，外用黃紙固封，背後寫一封字者即是。”據之取出，即傳位弘歷密旨，由張廷玉就燈下宣讀，眾臣拜請弘歷受命，弘歷隨令允祿、允禮、鄂爾泰、張廷玉輔政，安排既定，遂扶雍正櫬輿返回大內。以上見諸張廷玉的記載，就中突出了他的地位，然而他所敘述的情節是真實的。《清高宗實錄》則雲，雍正子時死，弘歷於寅刻至大內，內侍從“正大光明”匾後取出元年所封詔書，俟允祿、允禮、鄂爾泰、張廷玉等人到齊，始啟封，知嗣君事。這裡不講圓明園詔書，可能是以離宮發生的事，不如以在皇宮宣讀遺詔更鄭重，更合法，故而《實錄》才這樣來說明。
二十四日，弘歷說他在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親奉其父諭旨，謂“大學士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其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宣力獨多，每年遵旨繕寫上諭，悉能詳達朕意，訓示臣民，其功甚巨。大學士鄂爾泰志秉忠貞，才優經濟，安民察吏，綏靖邊疆，洵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將來二臣著配享太廟，以昭恩禮”。命將此意書入遺詔之內。同時寫入遺詔內的還有雍正對允祿、允禮的評價：“莊親王心地醇良，和平謹慎，但遇事少有擔當，然必不至於錯誤。果親王至性忠直，才識俱優，實國家有用之才”。這樣以二皇叔和滿漢大臣代表的鄂、張四人組成的總理事務王大臣輔佐弘歷，保證雍正繼嗣統治的穩定，使他的秘密立儲制度成功地實現了。
雍正密建太子，收到了立國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時避免明立東宮，可能出現的諸皇子爭儲位，儲君與皇帝爭權，儲貳驕縱等弊病。乾隆繼位後認為這個辦法好，遵奉實行，於元年（1736年）七月預書皇二子永璉之名，藏於“正大光明”匾後，永璉早死，後又密立皇十五子顒琰，是為仁宗。後來嘉慶、道光都相繼用這個方法立嗣。咸豐只有同治一子，故無須用秘密立儲法，同治、光緒都沒有兒子，更無從採用這個辦法了。但從乾、嘉、道、鹹諸君的嗣承來看，秘密立儲法實行了，而且是成功的。這一制度的創立，避免了雍正以前清朝歷史上不只一次出現的爭奪儲位的鬥爭，減少了政治混亂，有利於政局的穩定，這是比較好的傳位方法。
第四節 乾隆初政及其與雍正政治的關係
新君乾隆有著怎樣的政治理念，是否繼承乃父雍正的施政方針，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歷史問題，換句話說，雍正後繼有人嗎？他的政治能夠延續下去嗎？這也是雍正史必須思考的問題。
一、乾隆的寬嚴相濟政治綱領及邀譽心理
乾隆有寬嚴相濟的施政觀念，這個產生於康雍時期的政治理念，還同他的邀譽心理分不開。
寬嚴相濟政治思想的提出及其內涵：
乾隆繼位的第五天頒布大行皇帝遺詔，就其內容來看，自然有的是雍正遺願，有的則是乾隆的願望，下引的一番話應當主要是乾隆的意見：
國家刑罰禁令之設，所以詰奸除暴，懲貪除邪，以端風俗，以肅官方者也，然寬嚴之用，又必因乎其時。從前朕見人情澆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勢不得不懲治整理，以戒將來。今人心共知儆惕矣，……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例者，仍照舊例行。
乾隆借用雍正的名義，在這裡提出治理天下的寬嚴交替使用問題，初步表示改嚴從寬意向。一個多月後，召見總理事務王大臣，交代寬嚴相濟的施政方針：
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故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而《記》稱一張一弛，為文武之道，凡以求協乎中，非可以矯枉過正也。皇祖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垂六十年休養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過寬之弊。我皇考紹承大統，振飭紀綱，俾吏治澄清，庶事釐正，人知畏法遠罪，而不敢萌僥倖之心，此皇考之因時更化，所以導之於至中，而整肅官方，無非惠愛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嘗以朕為賦性寬緩，屢教誡之；朕仰承聖訓，深用警惕，茲當御極之初，時時以皇考之心為心，即以皇考之政為政。惟思剛柔相濟，不競不絿，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飭之與嚴厲，寬大之與廢弛，相似而實不同，朕之所謂寬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謂罪惡之可以悉赦，刑罰之可以姑縱，與庶政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朕觀近日王大臣等所辦事務，頗有遲延臻縱之處，想以朕寬大居心，諸臣辦理，可以無事於整飭耶？此則不諒朕心，而與朕用寬之意相左矣。……恐相習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務廢弛，激朕有不得不嚴之勢。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即朕之不幸矣。
此後，乾隆不斷論述寬嚴相濟的施政道理，由上引諭旨和歷次的講話，可知他的寬嚴相濟、剛柔相濟的內涵在於：
（1）因時制宜，糾正前朝末年留下的弊端。
康熙末年，與民休息，出現寬縱之弊，所以雍正即位不得不實行嚴猛方針，進行整飭，於是又產生嚴峻之弊，形勢要求予以改正，乾隆當政，只好用寬仁方針取代煩苛之政。雍正朝的整肅與乾隆朝的寬容均為形勢使然，不是當政者隨意採取的，不是出自當政者個人的好惡。所以乾隆屢次說，他實行寬容政策，如果造成政務廢弛，他就會被迫採取嚴峻方針，希望臣下同他配合，不讓廢弛局面的出現。由此可知，所謂寬嚴相濟，當“寬政”出現弊端，就用“嚴政”來補救，而“嚴政”出了毛病，再以“寬政”糾偏，如果又發生問題，只好復行“嚴政”，這是因時制宜的政治思想。“嚴峻”並非好事，是不得已而行之，最終要走到“寬容”的政治軌道上。
（2）執兩用中，強調中庸協調。
“治天下之道，貴在其‘中’”，這一類的話，乾隆不知道重複了多少遍。繼位第十七天，給雍正擬定謚號，賦予乃父“建中”桂冠。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說：“凡政事之張弛，治理之競絿，惟恐不能協乎大中至正之矩”。同月又說：“朕遵奉皇考聖訓，以中平之道治天下”。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治道貴乎得‘中’，矯枉不可過正。……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矯，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難”。同月訓飭陳奏諸臣，所言之事“不能適合厥中”。乾隆表示要實行中庸之道、執中政治，講究寬嚴相濟，不讓因寬而出現廢弛的現象，因嚴而產生煩苛弊病，不可偏廢一方，並應當防止這種情形的發生。事情的關鍵是找到用“中”的法則，令寬嚴相濟，而不相悖，施政藝術也正在這裡。所以在他講述這些執中道理的同時，屢屢告誡臣工，現在實行寬政，就有放縱的苗頭，不能不加以警惕。所以說他施行惇大寬政不久，臣下“漸錯會朕旨，而趨於廢弛之意，朕滋懼焉”。讓寬與嚴互相配合，而不是割裂開來，偏於一邊。元年（1736年）三月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嚴治民間開始冒頭的盜賊、賭博、打架、娼妓四惡，因為雍正期間“四惡”已經斂跡，如今“無識諸臣誤謂朕一切寬容，不事稽查，以致大小官吏，日就縱弛，民間訛言，諸禁己開”。故而嚴飭官吏，厲行禁止。
乾隆寬嚴相濟政治思想的產生，有客觀與主觀兩方面的因素。以客觀形勢來講，乾隆認識到雍正年間存在的社會問題，在強力控制之中有不安定的成分，他認為需要改變。《世宗憲皇帝聖德神功碑》講到康雍兩朝為什麼會有相異的治理方針：“聖祖時，瘡痍初復，非遍復包涵，不足以厚生養而定民志”，但是“政寬而奸伏，物盛而孽萌”，如果皇考不來“廓清厘剔，大為之防，其流將溢漫而不可以長久”，因此進行整頓改制。他講了康熙、雍正各自施行其政的客觀條件和原因，那麼他呢？他不好細說乃父的壞話，惟說臣下奉行不善，出現煩苛之弊，因而令他不得不予以改變，實行寬嚴相濟的方針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