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瀚
我和保羅的關係很微妙。和大多數讀者一樣，我從沒見過保羅，只能憑他的書和照片，想像他生前的模樣。但我現在每天走的路，是保羅生前最後幾年時間裡每天都走過的路。我們同樣在加州斯坦福大學醫院神經外科工作。我們的目標都是成為神經外科醫生兼神經科學家。我們都對功能神經外科與神經調控技術研究充滿熱情。如果他還活著，繼續在斯坦福醫院工作，他會是我現在的直屬上司。我們彼此擦肩而過。
2015年年中，我來到斯坦福醫院的時候，並不知道保羅的故事，直到某天匆匆經過醫院書店，不經意瞥見櫃檯前擺放著保羅的書。英文版潔白的封面，When Breath Becomes Air，書如其名，輕巧地躺在那兒，靜悄悄的，毫不張揚。我帶了一本回家。
保羅以被診斷為肺癌末期後的心境為引子，從自己的童年開始回顧一生。幼年時對文學初現的愛好，大學時在選擇以文學或自然科學為志業時的彷徨猶疑，進入醫學院後的刻苦學習，實習期間初次面對病人死亡的衝擊，醫學研究背後外人難以理解的辛酸，住院醫師培訓期的高壓生活……閱讀過程中，除了因為類似經歷而不時出現的似曾相識感與會心一笑以外，心中更多的是對保羅的羨慕與尊敬。羨慕的是保羅淵博的文學知識與洋溢文采，尊敬的是保羅對醫學傾心傾力（真的是用盡洪荒之力）的投入，無論是對病人視病如親的同理心，或是對醫學知識與手術技巧日臻完美、鍥而不捨的追求。當然，還有對保羅英年早逝的無比惋惜。
讀完第一遍，我意外發現了保羅和我冥冥之中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結。再讀第二遍、第三遍，每讀完一次，心中都有不同層次的感受與收穫，如同保羅的遺孀露西看到醫學教科書上死亡病例的心電圖後，意識到這不只是一條油墨印在紙上的曲線，而是一個真實生命逝去的過程一樣。在反覆閱讀保羅的書之後，我也逐漸意識到：這不只是一本文字堆疊而成的自傳，還包含著太多關於生命的事。他共事過的同事的生命、他照顧過的病人的生命、他家人的生命，還有他自己的生命。
但在閱讀過程中，我心中反覆出現過同一個問題：透過這本薄薄的回憶錄，保羅到底想說什麼？他的書所涵蓋的關於生和死的主題又廣又深。處在不同人生階段，甚至閱讀當下有不同心情體悟的讀者，都可能會對同一章節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與其妄想通透生死哲理，我該問的其實是：保羅想對當下的我說什麼？
身為保羅的後輩，保羅告訴我：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無論是臨床還是研究工作，一旦怠惰，很快就會被新科技的潮流淹沒。何況身為醫者，必須以「不允許自己犯任何錯誤」的完美標準鞭策自己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術。特別是神經外科，一旦失誤，代價是別人一輩子的健康，輕者腦神經功能損傷，嚴重者癱瘓，甚至死亡。
但與此同時，也別讓自己成為單純的醫療工匠。醫生是一種每天都徘徊在病人生死之間的職業。生離死別的故事與伴隨而來的令人心碎的哭聲是工作環境的背景音樂。為了更好地在如此令人沮喪的環境中持續運轉，醫生必須在個人的感情外套上一層防護罩。像是傷口長出的痂一樣，看得越多，痂結得越厚。這是醫學訓練過程的目的之一。一個成天為病人的不幸哭哭啼啼的醫生，無法勝任必須隨時做出客觀正確判斷的工作。
但保羅提醒我：別忘了醫生治療的對象是人。除了對自然科學的涉獵，醫生同時得具備深厚的同理心與人本主義價值。兩個病人得了同樣的腦腫瘤，病人性別、年齡一致，腫瘤生長位置和大小一樣，病理形態一樣，分期一樣，從醫學作為一門自然科學的角度來看，這兩個病人完全相同，他們的治療也應該完全一致，但他們就是不同的病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家庭，成長於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在各自的生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扛著不同的責任，因著不同的幸福而滿足微笑，為了不同的悲傷而心痛流淚。他們打從根本就是不同的人，對生命有不同的期待，看重不同的價值。這是冰冷的醫學儀器無法偵測判斷的、只屬於人的特質。醫生除了看病，更重要的是「看人」。
「醫生的工作就像把兩節鐵軌連接到一起，讓病人的旅途暢通無阻。」保羅形容得實在太貼切了。醫生的工作確實和鐵路工人沒有什麼區別，最終都只是把人們帶到他們想要到達的地方而已。
這是保羅對身為後輩的我的提醒。還有呢？保羅想說的應該不止這些。
保羅在書中提到，他的許多同儕在醫學院畢業後，最終都選擇了收入豐厚又相對輕鬆的科室，選擇了所謂的「高品質生活」。保羅也很清楚，這樣的選擇理所當然，誰不想要舒適優渥的生活？但對保羅而言，神經外科醫生不只是一份為了維持高品質生活而選擇的職業而已。對他而言，行醫是一種使命。或者該說，無論他選擇了什麼工作，其實都是使命。如果他照著原先大學時候的計劃，成為全職作家或文學教授，那麼這也會成為他的使命。生命的意義不只是單純的對金錢和地位的追求而已。在生命的終點線前，回看人對虛名浮華的追逐，會發現這些都只是捕風捉影而已。
這是保羅對為了生活變得浮躁和汲汲營營的我的提醒。還有呢？保羅想說的應該不止這些。
保羅還說了不少關於工作的事，關於自己悲觀進取的人生觀的事，關於同事朋友之間的事，關於夫妻之間的事，關於生孩子的事，關於信仰的事，關於面對自己罹患絕症的事，關於死亡的事……這是一本從生寫到死的書。裡頭有滿滿的生命的故事。我單看每個故事，都能找到某種共鳴和感動，卻始終百思不得其解，保羅到底想說什麼。我每翻一頁、每讀完一個段落，心中都是同樣一個問題：「還有呢？保羅想說的應該不止這些。」甚至直到讀完全書，這個問題依然在心中揮之不去。
我決定去找保羅，想當面問個清楚。我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露西，得到保羅的墓園地址。露西也是斯坦福大學醫院的醫生和教授，只是簡短的聯繫，我就已經感受到她待人真誠、熱情與對人的關懷。在某個晴朗的夏日週日上午，我驅車前往墓園。墓園很大，佔據了舊金山灣區南部山上的一片山頭。憑著露西信裡的粗略描述，我走在一座座墓碑中，尋找保羅。灣區華人移民者眾，墓碑上不時出現華文名字與熟悉的城市名。我掃過一片山頂，沒找到保羅，於是往馬路另一頭的山腰走去。天氣很好，萬里無雲，隔壁山頭是一片杉樹林，遠眺可見太平洋。我邊欣賞著美景，邊尋找刻有保羅名字的墓碑。找完兩大片各色各樣的墓碑，拜見了不少華人宗族耆老同胞，可就是沒找著保羅。正納悶該如何是好，發現遠方有個孤零零的墓碑杵著，幾乎就在墓園的邊界上，再往下走，就是一段陡坡，佈滿野花，長滿跟人一般高的草。我漫步而去。只見墓碑背後刻有墓誌銘：
Then fancies fly away（一切虛妄過眼）
He』ll fear not what men say（他不會在意他人所言）
He』ll labour night and day（他會晝夜不停勞作）
To be a pilgrim（成為朝聖者不斷向前）
是保羅沒錯了。
我坐在墓碑旁，墳前的草還沒長齊。墓碑上放了塊石頭，可能不久前還有人來過。我也隨手撿起一塊，放在保羅墨色的墓碑上。我翻開隨身帶著的保羅的書，正試圖從雜亂的思緒中整理出心中疑問，想一次向原作者把生死道理問個水落石出時，眼前與人齊高的草叢忽然一片大動。
有鹿！而且還不止一隻，有鹿爸爸、鹿媽媽和兩個鹿寶寶，是一家子鹿。他們在吃午餐。鹿爸爸首先發現了坐在保羅墓碑旁的我，有所警惕，同時藉機教育孩子要小心陌生人。就這樣對視了五分鐘，鹿爸爸確認我似乎人畜無害後，也開始慢悠悠地嚼起面前的花草。
我呆看著眼前的一切光景：山、海、天空、草原、一家鹿。再回頭看看保羅：「Neurosurgeon&Writer/Beloved Father, Husband, Brother, Son&Friend.」（神經外科醫生、作家，心愛的爸爸、先生、兄弟、兒子、朋友。）再看看手上的書：「獻給卡迪。」保羅把他傾生命最後心力寫成的書，獻給了他剛出生不久的女兒。一切就這麼豁然開朗了。
保羅短暫一生的成就：斯坦福學士、劍橋碩士、耶魯醫學博士、斯坦福神經外科醫生，還有那數不清的學術獎項與榮耀。這一切在他人眼裡可能看似金光閃閃，但保羅從來不是為著這些而努力的。他只是自始至終忠於自己所追尋的生命意義與價值而認真活著而已。
我們所認識的保羅，相信在文學、醫學工作裡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意義，於是他披上白大褂救死扶傷，拿起筆桿埋頭寫作。但如果他相信自己人生的意義存在於社會公平正義裡，他可能會成為律師或者警察；如果存在於人體的力與美之間，他可能會成為運動員或者健身教練；如果存在於舌尖味蕾上，他可能會成為廚師或者美食評論家；如果存在於優美舒適的城市中，他可能會成為建築師或者清道夫。
在追尋生命意義的道路上，保羅也沒有害怕轉彎。從文學轉到醫學，保羅為此比別人多付出了許多時間心力，但既然忠於自己的生命意義，也就沒有什麼好害怕的，只要義無反顧地往前走就好。何況生命本充滿變化，每個人生命的意義也時刻都在發生轉變。
就在保羅被診斷癌症末期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除了在文學和醫學的路上扮演的角色以外，保羅和露西決定在另一條路上一起追尋另一個層面的生命意義：他們的女兒卡迪在保羅被診斷為癌症後一年出生了。
醫生的意義，在於把病人原先斷裂了的生命的路修補接續上。生命的意義包羅萬象，但每個單一的生命點，最終都是為了橋接過去和未來而存在著。從兒子、兄弟、朋友、丈夫，最後成為父親，保羅承接著過去世代的所有，在行將就木之時，又把自己生命最美好的精華傳衍下去。當下的我是有限的，未來的我們卻是無窮的。生命本身的存在和延續就賦予了生命不可剝奪的意義在裡頭，一種近似返璞歸真的存在主義。而在最後的日子裡，對保羅而言，他身為「父親」這個角色所帶來的生命意義，似乎遠勝於其他所有總和。
保羅的書包含的絕不僅止於此。過段時間再讀一次，說不定又會有令人驚異的新啟發。但這是他想對此時此刻的我說的話。保羅沒能成為我在神經外科，在醫學研究上的老師，但透過他的文字，保羅親手把某個比科學知識更美麗、更珍貴的東西交給了我。我只想和保羅說聲謝謝。謝謝你教會我許多事。謝謝你讓我知道我並不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