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險惡，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但有些人卻把職場全面黑化，在職場上打拼時，抱定了萬事都不得罪人的死箴。即使身懷絕技也深藏不露，唯恐遭人忌恨。其實這麼謹小慎微，生怕落葉砸了頭，但也是對自己，甚至是對社會的一種不負責任。
覺得自己確實有才，那就光明正大地去爭。私交可以圓潤通融，但公事上，如果怕這個怕那個，必將一事無成，懸像凌雲閣也成了癡心妄想。當然，這種「爭」在具體手法上，也要看對象的。對心胸狹窄的小氣人，遠離為佳。如果面對的是道德不虧的君子，和他爭得越激烈，自己獲得他的好感的可能性越大。
馮道這一點做得非常好，面對盧程這等鐵公雞，馮道一讓再讓，而對真正的有才者，馮道半點情面也不留。比如對當代才子李琪的態度，反映了馮道處理私交與公務時的公允執中。
李琪，在之前任圜曾經推薦人相，但被孔循提名的崔協擠掉。相對於飯桶無為的崔協，李琪是梁朝第一流的真才子，大文人。李琪有真才實學，但稜角過直，恃才狂妄，瞧不起人。李琪也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入後唐之後，李存勖非常欣賞李琪的才華，想讓李琪入閣，但卻遭到了梁朝舊臣的極力反對。為了顧全大局，李存勖只好忍痛割愛。
歷經此事件後，李琪的稜角大為磨減，也開始變得中庸混世，但在文學上的傲氣卻沒有少減一分，依然是牛氣沖天。
天成三年（928）的四月，盤踞在鎮、定二州的義武軍節度使王都（王處直之子）因為對李嗣源始終放不下心，乾脆勾結契丹人扯旗造反。義武軍是唐末以來割據軍閥中實力最弱的一個，即使王都與契丹結援，也根本不是李嗣源的對手。在第二年的三月，死守定州，被唐朝北面行營招討使王晏球攻破，王都被殺。
按舊例，凡逆賊被平定，都要由當時才子寫就一篇平賊文呈上，給平定叛亂的嘉慶氣氛添點綵頭。這件光榮的政治任務自然落在李琪頭上，李琪也意氣滿懷，寫就了一篇《賀平中山王都表》，可惜這篇文章沒有流傳下來。
以李琪的江湖地位，他寫的任何一篇文字無不洛陽紙貴，俟其文章落筆，各界名流早就瘋搶一空。但當馮道看到這篇《賀平中山王都表》時，卻凝住了眉頭。對於李琪的文筆，馮道向來也是折服的，但看到其中有筆誤時，馮道卻忍不住當場給李琪捉蟲，全然不顧掃了李才子的臉面。
《賀平中山王都表》傳到現在，只在《舊五代史·馮道傳》留下了一句「復真定之逆賊」，而馮道當面指責李琪的，正是這句。
問題出在哪兒？出在李琪對地理位置的不熟悉上。實際上，唐軍攻克王都的老巢是定州，並不是真定，兩地相隔百餘里，而李琪卻把定州當成了真定。定州（今河北定縣）是義武軍節度使的駐節地，真定（今河北正定）則是成德軍節度使的駐節地。
真定，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山國所在地。在唐朝的行政區劃中，真定即鎮州常山郡，原先叫中山郡。而定州也同樣大名鼎鼎，即高陽郡，天寶中改為博陵郡。
其實李琪所犯的這個錯誤情有可原，因為李琪自出道江湖以來，就一直在中原謀事，從沒有到過河北。犯了這種常識性錯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讓馮道講一講粵閩浙的地理概況，馮道也會出錯。馮道是河北人，又一直在河北做官，對河北地理非常熟悉，自然能一眼挑出李琪的錯誤。馮道做事很認真，拿著這篇文章來找李琪，當面糾錯，「李公弄錯了，官軍收復的是定州，而不是真定。真定是陛下龍興之所，又豈有喪於賊手之理。」
從史料記載來看，李琪這篇賀平賊文是已經進呈給皇帝御覽了，或是當眾宣讀了。李琪是當代才子，皇帝身邊的紅人，換了別人，一般不會當眾拆他的台，誰犯得著這般得罪人？馮道之所以冒著得罪李琪的風險，一來是他的直爽性格，二來是因為李琪為人尚算有君子風度。在職場上闖蕩，與其得罪小人，不如得罪君子。得罪君子，君子會以明槍對你，得罪了小人，就等著背後挨黑磚吧。
馮道以君子之風待李琪，這其實是對李琪發自內心的尊重，馮道真要是油頭滑腦，根本不會去做這等得罪人的事。李琪的反應也讓人感動，「頓角折服」，對馮道並非惡意的指摘錯誤心悅誠服，這同樣是君子風範！
君子愛惜君子，自古就是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