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晚年回憶父親的事跡，說張作霖駐軍新民府時，當地也駐有日軍，兩邊軍營都有人逛妓院，因為一言不合，發生群毆。張作霖的士兵被打死了兩個人，張作霖為此火冒三丈，非要對方償命不可。日軍方面自知理虧，便提出給每個被打死的中國兵各賠五百兩銀子。張作霖不聽猶可，一聽更火了，過了三天，他也派人打死了三個日本人。對方鬧上門來，他雙手一攤，說那我還是按照前例，一人賠五百兩銀子：「我拿一千五百兩銀子不就完事了嘛！」
張作霖駐兵新民時沒有與日軍發生直接武裝衝突的記載，有據可查的便是鄭家屯事件，很可能張學良自己在回憶中把二者混淆了。鄭家屯事件爆發時，正值奉軍與蒙軍激戰於郭家店，於是日方就趁機對這一事件進行擴大化，以便轉移張作霖的注意力，對已處於被動和劣勢地位的蒙軍進行掩護。秉承日本參謀本部的旨意，井上先是提出「凡中國軍隊均須退出城外三十里」，繼而照會張作霖，要求駐鄭家屯至四平街沿線三十里內的奉軍全數撤離。
中國駐軍撤離後，日軍佔據了奉軍的所有營房，並非法架設軍用電線電話。至1916年8月底，從各方增兵開進鄭家屯的日軍已達一千五百餘人，日本還計劃調集八千人開赴鄭家屯，其意圖顯然已不僅限於為蒙軍打掩護。有證據表明，日本的最終目標是要趁西方列強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無暇顧及東北「門戶開放」之際，以軍事實力壓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並進一步吞併「滿蒙」。某種程度上，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十五年後「九一八」事變的一次預演。
對鄭家屯事件的背景和日方的真實意圖，北京政府最初認識得並不是很清楚，「以為系偶然發生之衝突，且系地方上事件」，於是命奉天當局直接與日本交涉了結此案。張作霖派人與日本駐奉天代理總領事矢田進行交涉，但日本政府拒絕在奉天談判，他們強硬要求由日本公使與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北京政府方面這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當時袁世凱剛剛去世不久，中日關係尚未完全緩和，如果張作霖處置不當，輕者可能滾鞍落馬，乖乖地把位子讓給馮麟閣等政敵，重者將導致東三省淪喪，「九一八」事變提前上演。在這種形勢下，張作霖恐怕不太可能意氣用事，更無法輕率地說出「我拿一千五百兩銀子不就完事了嘛」一類的段子。後者倒與當時流傳於東北民間的一些傳說相輔相成，這些傳說誇大了張作霖與日軍對抗的行為，雖然聽上去鼓舞人心，其實反倒顯得當事人顢頇無知，畢竟國事不是兒戲。
事實上，張作霖既沒有任著性子胡來，也沒有消極等待，他急令奉天外交人員及鄭家屯當地駐軍調查事件原委，而後寫成報告書送交北京外交部。在外交部對案情還茫然無所知的情況，張作霖提交的報告書不僅避免了自己成為事件的替罪羊，也為中央對日交涉提供了及時準確的依據。
在中央出面展開交涉的同時，張作霖也沒敢閒著，他一面電致北京政府，請求增兵以備萬一，一面派身邊的另一名日籍軍事顧問菊池武夫到鄭家屯進行調查（菊池的軍銜為中佐，町野只是少佐，所以由菊池出面）。說是調查，實際是讓菊池做調停人，希望能夠大事化小，把緊張局面緩和下去。當著菊池的面，日方不惜撕下「中立」偽裝，公開出面保護蒙軍，他們讓菊池給張作霖帶話，以奉軍「擾亂租界及子彈飛入附屬地」為由，要求奉軍立即與蒙軍停戰，對巴布扎布也勿予追究，否則的話就將施以武力。
聽菊池傳達日方要求後，張作霖進行了審慎研究。他考慮到，郭家店確屬南滿鐵路附屬地，一旦奉軍在此處與蒙軍大打出手，即便沒有鄭家屯事件的影響，也很容易給日本人授以口實。為了不使東北局勢進一步複雜化，他只得下令停戰，同時派菊池再次與日方聯絡，表示同意日方提議，對蒙軍不加討伐，令其安全退回蒙境。
事情到了這一步，似乎張作霖跟其他人也沒什麼兩樣，該服軟的時候還得服軟。如果你真這麼想，那你就太小看他了，因為他還給心腹部下們另外下了一道絕密命令：「令該匪逃出，俟離站較遠即行痛剿，免為外人藉口。」
什麼意思？你總不能在車站裡待一世吧，等你離開郭家店，到遠一些的地方我再滅你，那樣更乾脆，還讓日本人說不得閒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