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12日，張作霖、徐樹錚宣佈組織援湘軍，由張作霖自任總司令，徐樹錚以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統一指揮奉軍入關。張作霖由「鬍子」起家，之後得以飛黃騰達，身任封疆大吏，全靠槍桿子的力量。他當然深知槍桿子有多麼可貴，更知兵權不可以假人，現在居然肯將奉軍統帥大權交給徐樹錚，並付以全權而不加遙制，這在他的一生中是很少見的。
奉軍南下，聲勢很大。在他們進駐北京南苑後，已構成對中央政府的直接威脅，迫於形勢，馮國璋只得邀請段祺瑞再度出來組閣。為了使段內閣能夠盡快組成，張作霖又向北京政府提出：「如果成立段內閣，十日以內則將北京附近軍隊全部撤走南下。」
3月23日，段祺瑞搬回國務院，他一上任即重祭「武力統一」政策，繼續對南方用兵，張作霖亦踐行承諾，令北京附近的五萬奉軍南下征戰。
問題就出在南征上，吳佩孚等人的直系軍隊不願打，致令北方南征軍在湖南吃了敗仗，形勢驟變。可就在這種情況下，徐樹錚仍不顧一切地要挽回戰局，為此不惜把奉軍全部擺在湖南戰場，欲用奉軍來獨當一面。
奉命南征的奉軍將領對此極為憤慨，認為徐樹錚是在拿奉軍當槍使。張作相進言張作霖，說奉軍在前線賣命，勝利果實卻有可能被徐樹錚一人奪走，「也太吃虧上當了」。袁金鎧也對張作霖說：「徐樹錚不過借公之力，伸個人之權以固私而已。」
聽了眾人的話，張作霖急忙改變南征方針。他一面讓孫烈臣等人分別統率各部，用來架空徐樹錚，一面以俄國爆發革命，中俄邊境緊急，奉軍不能長期遠征南方為由，將奉軍撤離前線。
眼看著奉軍被調離前線，徐樹錚就想拉隊伍自己幹。他利用奉軍之名，從陸軍部冒領軍款三百七十餘萬元，利用這筆錢，他與楊宇霆私自招募了四個旅，由同為士官生的丁超等人率隊指揮，在洛陽、信陽兩處進行訓練。
徐樹錚以為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孰料事情首先被張景惠發覺。後者趕緊密告張作霖，並且說徐樹錚和楊宇霆私自招兵有取代奉軍的企圖。張作霖大為震怒，立即下令免去徐樹錚、丁超等人的職務，同時以「勾結外援，內樹黨羽」之名，將涉案的楊宇霆予以關押，後經段祺瑞說情，才只以撤去參謀長一職了事。被罷了官的楊宇霆失去幕主寵信，只得滯留於京津，終日無所事事，生活上還得依靠別人接濟。
氣呼呼的張作霖倒也不是一無所獲。鑒於中俄邊境不斷發生騷亂，需要統一兵權加以抵抗等原因，北京政府特任其為東三省巡閱使。由於北京政府未對這一職務的官制和權限發表任何限制性規定，所以它不單單相當於前清東三省總督的翻版，其實際權力甚至還要超過東三省總督。
張作霖升任東三省巡閱使後，名義上可統攬三省兵馬，吉林亦包括在內，但吉林督軍孟恩遠的資格比張作霖還高，哪肯真的聽從張作霖的指揮，可是不聽看來又不行——張作霖僅在奉天一省就擁兵四個師、七個混成旅，外加十幾個營的巡防隊，另外黑龍江省也在奉天勢力範圍之內，完全服從張作霖的調度。
孟恩遠不想聽張作霖的，於是就想通過擴充實力來增加自己的發言權。張作霖靠劫械擴充軍備，他則讓自己控制的永衡官銀號猛發紙幣，用濫印的紙幣成立了一個暫編師，結果弄得吉林財政紊亂，人心惶惶。
孟恩遠這一自亂陣腳之舉，正中張作霖下懷。孟恩遠在吉林的地位較為穩固，除了資格老，督吉時間較長外，還因為他出自老北洋，北洋元老、新任總統徐世昌當東三省總督時，孟恩遠是督署的先鋒官，本屬徐的親信。於是張作霖就直截了當地以東三省巡閱使名義，給徐世昌發去電報，指責孟恩遠在吉林財政方面處理失當，一邊濫支軍費，一邊卻眼看著胡匪滋擾而不管。
除了請求中央對孟恩遠進行處理外，張作霖還給孟恩遠本人寄去一封公函，暗示其自行辭職。孟恩遠自恃樹老根深且上面有人，對張作霖的這一暗示置之不理，在吉林省議會上公開聲稱：「我雖年老，對前途無大希望，但只因受到某方面的壓力而辭職，是斷然辦不到的。我有一個師和五個旅的親兵，自信還有些抵抗力。」
見孟恩遠不肯就範，張作霖又唆使奉天籍國會議員邴克莊等人聯繫吉林省議員於貴良，以違法亂紀、擅自編師為由，在參議院對孟恩遠提出彈劾案。本來查辦督軍的提案很少能夠通過，但這次在張作霖所控制的尚友會的作用下，居然得以一舉通過。提案通過後，邴克莊等人趁熱打鐵，約於貴良面見段祺瑞，促請政府迅速派員查辦孟恩遠。
段祺瑞雖已不擔任總理，但仍握有實權，遂委任汪湘琦為查辦使，赴吉林進行調查。迫於段祺瑞、張作霖的壓力，剛上台不久的徐世昌只得下令將孟恩遠免職，另調鮑貴卿任吉林督軍。
孟恩遠萬沒想到徐世昌會給自己下達免職令，不由大為驚駭。看到張作霖如此苦苦相逼，他本想交任離吉了事，但幕僚和部下們不樂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