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欲再次舉兵入關的想法，引起了以王永江為首的「文治派」的極大不安。奉天本為天府之國，在王永江的悉心治理下，吏治財政也都擁有了一定的基礎，若能循序漸進，保境安民，實足為亂世中的桃源之地。王永江也常勸張作霖「修文偃武，保境安民，刷新政治，自強不息」，張作霖嘴上答應，實際卻總忘不了中原逐鹿，硬是要以關內一隅之地與天下爭衡，結果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自食其言。
最早是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張作霖納楊宇霆之言，實行「整軍經武」。無論是擴建兵工廠、購買飛機，還是擴充軍隊，都需要巨額投入，錢從哪裡來？只能從奉票中來，實際就是靠官銀號不斷地加印鈔票。
當時國外發行的紙幣是可兌換的，通常要有三分之一的現金或相當於三分之一現金的實物作為儲備，否則紙幣就不能穩定。因為奉票不可在省內兌換，所以東北官銀號發行紙幣時雖然也要有一定物質基礎作為條件，但其數額可以遠低於三分之一，即以同樣數額的現金或實物作為儲備，可以發行更多的紙幣。問題是即便這樣，紙幣發行也不是不受限制，一旦達到濫發的程度，必然導致幣值跌落，物價飛漲，金融混亂，民生日蹙。
張作霖自督奉以來，軍費向來不受預算限制，而且他和楊宇霆均志在事功，對花錢毫無概念。各方政客和勢力來東北要錢，張作霖總是以「個人機密雜費」的名目大筆一揮，予以批准。王永江對此頗有微詞，說：「總字（指張作霖）腦筋最簡單，又最雜亂，故易上當，而不承認。」楊宇霆作為兵工廠督辦和「整軍經武」的主要發起人，自然更是花錢的祖宗。每當王永江稍加整頓，使金融稍有起色時，就會發現楊宇霆又在買機械購軍火，擴充兵工廠了，於是奉票也跟著旋起旋落，始終無法穩定。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王永江這樣訴說自己的苦衷：好像在防洪水，築起了一丈的堤，楊宇霆馬上就會將之去掉一尺，於是「全堤俱潰，築之力不如決之力大而且速」。
王永江固然是財經高手，可是碰上這麼多敗家的，也徒呼奈何。他曾反覆向張作霖諫言：「奉省應速改方針，發展民治，縮小軍備，導中國裁兵統一先聲，固中國長治久安之策。」到第二次直奉戰爭即將打響前，又力勸張作霖，說戰事一旦結束，「我們什麼也不要」，更不可留戀北京，因為「北京是一根無肉的骨頭，誰奪到手也無肉可食，不如開發東北，大有可為」。
張作霖當時對此建議表示欣然接受，然而仗一打贏，便忘乎所以，仍像以往一樣「棋勝不顧家」「知進而不知退」。在他的授意下，東北軍不但沒有退回關外，反而乘勝南下，大肆擴充地盤。王永江對此痛心疾首，憤而批評張作霖「無信義，終不能成大事」。
因為沒有聽王永江的話，見好就收，張作霖偷雞不著蝕把米，把關內地盤幾乎丟盡不算，還直接導致郭松齡發起了反奉戰爭。張郭戰爭對東北經濟和財政可謂雪上加霜，奉票原來十八元尚可換現銀一元，這時發展到六十元才能換到現銀一元，很多普通人家因此被逼得傾家蕩產。王永江算一算，一年來，奉天的軍費、兵工廠經費、經常性軍事開支、張作霖的「個人機密雜費」總計已達五千一百萬，而奉天全年的財政收入不過才兩千三百萬，尚不及總支出的半數。他斷定，「奉天省將無法實施民政，財政破產乃為必然之勢」，以及「郭叛以後，非數年休養生息，難復元氣」。
作為唯一的彌補之策，王永江要求張作霖從速放棄偏重武力的思想，不再染指關內，同時「裁節軍用」，將兵工廠縮小十分之四，軍隊減少到三個乃至四個師，張作霖的「個人私密雜費」也必須廢止。後者因遭到軍隊武將們的反對而無法實現，對於前者，張作霖開始有所應承，在通電中聲明要「修明內政，不勤遠略，與民休息」，但是話猶在耳，東北軍就又敲響了大舉入關的鼓點。
眼看自己費盡多年心血才積累起來的一點財富，最終都將一股腦兒毀損於戰火，王永江心力交瘁，導致左眼失明。1926年2月，他請假回金州原籍探親，便在故里給張作霖寫了一封辭職信。張作霖自然要再三挽留，王永江就說我復職可以，但必須同意「裁節軍用」的改革建議，這讓已經騎虎難下的張作霖犯了難，只得准其辭職，另選他人為奉天省財政廳長兼代理省長。
王永江辭職，在東三省政界尤其是「文治派」中引起了地震般的連鎖效應，吉林省長王樹翰、黑龍江省長於駟興均自動引退。這對張作霖打擊不小，曾對人說：「郭松齡以槍桿子伐我，王永江以筆桿子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