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退回關外後會怎樣？可以想見的是，他「又安穩了，在這裡坐看時機，等待陽氣上升，就會慢慢爬出來」。
此時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已經離職，繼任者為武籐信義，武籐和他的隨員、司令部高級參謀河本大作都參加會議並做了重要發言。在他們看來，張作霖一直「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明目張膽地對日本人進行壓迫」，同時利用日本人加強自己的力量或擺脫困境，最後利用完了，又「沒有義氣」地過河拆橋。前者包括拒絕履行「二十一條」，對滿鐵進行包圍和排擠等，後者的事例也是「不勝枚舉」，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在張郭事件中「賴賬」。
武籐、河本斷言，隨著東北軍在關外力量的增強，張作霖依舊會像過去一樣，在經濟上對滿鐵採取包圍態勢，致使「日本的大陸經營（指在中國特別是東北的經濟掠奪）陷入被架空的狀態」。他們說讓張作霖出關可以，但應在山海關將敗退的東北軍全部解除武裝。到時張作霖赤手空拳，真正成了只能任由日方擺佈的傀儡，要解決任何涉及「滿蒙權益」的問題都不過是一氣呵成的事了。
對武籐、河本的建議，森恪表示非常贊同。這一方案也被稱為「外科方法」，即用武力解決問題，直接出兵佔領東北。與「外科方法」相對應的是「內科方法」，支持該方案的人主張繼續對張作霖實施「行賄」，同時兼以恫嚇，使其接受日方要求。田中事先同町野、山本進行秘密謀劃，實際也就是要在「內科方法」上做文章。
田中是東方會議的主持者，他認為如果先採用「內科方法」，在國際上對日本比較有利。在他的力主下，會議最後決定先禮後兵，將「內科方法」作為第一選擇，待「內科方法」不能奏效時，再換用「外科方法」。
儘管如此，在動武這一點上，日本人也絕非虛張聲勢。很明顯的一點是，在幣原時期，日本政府對北京政府或張作霖即便有所不滿，最多也不過是進行外交抗議，東方會議會後發表的聲明卻公然將「出兵他國領土」作為了外交原則。
對日本外交而言，「出兵他國領土」這六個字意味著前所未有的根本轉變，武籐因此特地向田中詢問：「這個聲明是百分之百地實行？」田中答道：「一點也不錯。」
武籐又問道：「如此重大的方針（指出兵東北），一旦付諸實施，必須估計到將會引起世界戰爭。在這一情況下，怎麼辦？閣下有這樣的決心和準備嗎？」
田中沒有一點猶豫：「我有這樣的決心！」
「以後不致發生動搖吧？」
「沒問題。我已經下了決心。」
武籐對首相的回答感到滿意：「只要政府有這樣的決心和準備，我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什麼時候命令一下，我推行政策就是。」
轉過頭去，田中又一次向町野表示了自己的決心：「如果（『內科方法』）不成功，將賭國運，用武力干！」這一期間，由他牽頭，町野、山本共同參與的秘密行動正式開始實施。1927年7月19日，山本就任滿鐵總裁。滿鐵首腦原為社長制，將社長制改為總裁製，實際就是為與張作霖交涉提供身份上的方便。
町野認為「滿蒙五路」交涉應是他和田中、山本三個人才知道的秘密，不料事實卻不是這樣。在陸軍省的支持下，駐華公使芳澤謙吉迫不及待地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滿蒙五路」的要求，結果不出所料地為中方所拒，更糟的是，日本報紙還報道了相關消息。町野為此發飆，並當即打電報給山本：「這樣不守秘密，我不幹了。」山本老謀深算，他估計大約再過兩個半月的時間，輿論就會自動平息，到時一樣可以行動，於是給町野發去回電，讓他少安毋躁，說：「風聲也不過七十五天，請等一等。」
1927年8月，孫傳芳率部渡江進行反攻，結果龍潭一役，又被國民革命軍殺得大敗。孫傳芳的主力部隊就此消耗殆盡，他自己也一蹶不振，再無法在軍政界呼風喚雨。
前線的接連失利，令張作霖一籌莫展。他愁容滿面，無論開會、抽鴉片、與人談話，還是讀電報看公文，都很少有笑臉，有時還發出歎息之聲。一些政客來見張作霖，也發現他意態十分消沉，看上去就好像一個病人。
一位算命先生曾經預言，張作霖的好運還有兩年，張作霖便對五太太壽夫人說：「我們好運總還有兩年吧，真不得了時，唯有叫姓段的（指段祺瑞）出來擋擋，再不得了時，只有一走了之，回關外，關起大門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