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在軍事上已經陷入困境，偏偏這個時候，又有人兜頭砍來了一刀。閻錫山既加入南方陣營，且成了「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自然就與張作霖成了死敵，眼見得三角同盟又無建立的可能，那麼接下來的事情，不是他打張作霖，就是張作霖打他。
山西與北京近在咫尺，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1927年9月，閻錫山乘京漢路北段空虛之際，親率晉軍主力直撲北京。晉軍事先經過精心策劃，謀定而後動，來勢極其兇猛。東北軍措手不及，迭失要地，眼看對方即將兵臨城下，張作霖連離京出關的準備都做好了。
相對於晉軍而言，東北軍的實力畢竟要強大許多，略加整頓之後，韓麟春派遣第二十九軍戢翼翹部從左翼迂迴晉軍側背，攻下定州。定州位於京漢路石家莊與保定之間，此處失守，不僅令晉軍前線各部均失去後援，而且戢部還可由定州直插作為晉軍大本營的石家莊。閻錫山被迫下令總撤退，晉軍各部紛紛撤離鐵道線，向娘子關以西遁逃。當閻錫山逃進娘子關時，其司令部的印信等重要物品都被東北軍所截獲，狼狽情形，可以想見。
正當晉軍各路人馬爭相敗退之際，晉軍大將傅作義卻不退反進，率一個師乘虛攻佔了涿州。涿州距北京僅一百里，是東北軍南下的必經之路，同時北京西郊沿門頭溝一帶，又發現晉軍便衣隊進行擾亂。來自南方的情報則顯示，國民革命軍枕戈待旦，預計也將於第二年春天起舉行北伐。種種危情使得京師震動，群情惶惑，張作霖更是寢食難安，頭痛不已。
兩個多月前，駐華公使芳澤冒冒失失地向中方提出「滿蒙五路」的要求，被中方拒絕後還引起了媒體關注。兩個多月過去，輿論又有了新的聚焦點，關心舊聞的人已經不多，而且張作霖四面受到強敵的猛攻，正是其意志力最為薄弱的時候，町野和山本都意識到這是進一步推動秘密行動的好機會。
首先出馬的不是町野和山本，而是一個叫江籐豐二的人。江籐過去曾是山本的部下，他和山本、町野等人一樣，都是地道的中國通，會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而且和張作霖有不錯的私交，關係密切到甚至能出入張作霖的臥室。在張作霖的日籍朋友和幕僚中，要論與張作霖的接近程度，恐怕也就僅次於町野了。
江籐面見張作霖時，帶去了一份「滿蒙鐵路計劃」。「滿蒙鐵路計劃」是日本外務省在東方會議上的一份提案，該提案主張向中國東北索求七條鐵路幹線的修築權。這七條鐵路幹線中的四條都與「滿蒙五路」重複，如果全部連接起來，足以形成日本到中國東北的環球線。東方會議在圍繞提案進行討論時，一度有過爭議，特別是對於其中的洮索線，陸軍認為將來對蘇作戰有用，主張應及早修築，而外務省擔心蘇聯對此敏感，要求慎重對待，不過最後會議還是決定「鐵路計劃即作戰計劃」，必須「迅速實現」。
看到「滿蒙鐵路計劃」，張作霖臉上霍然變色。一直以來，他都處心積慮地在用東北自建鐵路對滿鐵進行包圍，作為回應和反擊，日本自然要進行「反包圍」，這一點是他能夠想得到的，他真正感到不安的，恰恰就是像洮索線這樣明顯針對蘇聯的線路。他對江籐說：「這不是日本準備與俄國開戰的鐵路嗎？」
日本人不好對付，俄國人更難相處，這是張作霖必須面對的現實處境。早在兩年前，新任海參崴總領事王之相赴任前到大帥府晉見，他就特地托之以重任：「這次到蘇聯去，要把他們在邊境上的事瞭解一下。」
王之相也是東北人，張作霖推心置腹地對他說：「咱們東北的處境很困難啊！南面有日本人，關東軍就在眼皮底下，北面有蘇聯，它的軍隊駐在邊境上。你是搞外交的應該知道，咱們東北的事情不好辦啊！」
兩年後，王之相由海參崴回國，經過奉天時又去晉見張作霖。他不負所托，把一份中蘇邊境情況的書面報告交給張作霖，並且大略告之：赤塔有個較大的兵營，駐有蘇聯邊防軍一個師，約一萬人，另外黑河駐蘇軍一個旅，伯力駐一個師，海參崴駐一個旅，總共有兩萬多人的樣子。
張作霖聽了很高興：「他媽拉個巴子，他們盡瞎說有十萬人。不可能，還是王總領事（指王之相）說得對。東北這個地方，兩方面受攻擊，我受不了啊！」
他又特地問王之相：「聽說廣州共產黨革命鬧得很凶，裡面還有俄國人，你看俄國是不是要出兵中國或東三省，鬧共產主義革命？」王之相回答說，根據他調查瞭解和掌握到的情況，廣州的革命組織裡主要都是中國人，雖然確實也有蘇聯人，但只是充當顧問的角色，比如蘇聯派駐國民政府的代表鮑羅廷，這表明「蘇聯不會出兵，只是宣傳和聲援」。
判定蘇聯出兵是假非常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東北才可以避免被兩面夾擊，張作霖在入關時也才能放下一半的心。可若是現在同意修築洮索線等線路，讓滿鐵找到「反包圍」的機會不說，還極可能觸怒蘇聯，使蘇聯出兵由假變真。張作霖對江籐直言，這些鐵路一旦建成，他就好像「懷裡抱著炸彈」，晚上連覺都不敢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