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一貫標榜反帝，但遇到了日軍也就只能繞著走，而且他們顯然把「革命」擺到了「一致對外」的前面。倒是張作霖和他的奉系還知道孰輕孰重，當日本人對張作霖、張宗昌說「讓我們替你打」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搖頭加以拒絕，不願利用外力來取得戰爭的勝利，或維持自己的地位。1928年5月9日，張作霖發出息兵「佳電」，宣佈主動退出京津，向南京政府和平移交政權。
為了防止馮、閻或日軍抄其後路，部分東北軍開始提前向關外撤退，按照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河本大作的說法，這些東北軍正「像雪崩一樣向山海關蜂擁而來」。
東北軍一旦撤往關外，必須在他們通過山海關時予以繳械，這是東方會議「外科方法」所規定的內容。此時關東軍司令官已由武籐信義換為村岡長太郎，村岡與武籐在東北的立場和看法上完全相似，他一面向軍部要求增調部隊，一面立即下達命令，由朝鮮編成一個準備維持治安的混成旅團，準備先行開往錦州和山海關，以解除東北軍的武裝。與此同時，關東軍司令部也計劃採取戰時體制，在數日內移至奉天，到時村岡本人將親自到奉天進行指揮。
錦州和山海關是屬於南滿線附屬地以外的地區，混成旅團即便已經編成，若無政府命令也不能出動。這時在日本政府和軍方內部，外務次官森恪、時任陸相的白川義則都極力勸說首相盡快下定出兵的決心，不過田中「總是有點躊躇不定」。
眼看政府命令遲遲不予下達，東北軍卻有「陸續進來的跡象」，直把強硬派們急得兩眼冒火。打聽到田中正在寺中靜養，外務省亞洲局長有田八郎、陸軍省軍務局長阿部信行便聯袂趕到寺中，一起建議田中「規勸張作霖下野」，但都遭到了田中的拒絕，田中的原話是：「張作霖的事由我來處理！」
有人說，田中這麼保張作霖，是因為兩人過去有交集，田中在日俄戰爭結束後曾經救過張作霖的命，「從田中首相來看，張作霖仍是個不能隨便予以責備的小孩子，與此同時，張作霖對田中也具有與眾不同的信賴感」。
其實這都是沒影的事。日俄戰爭是什麼時候發生的，隔了這麼多年，田中和張作霖也沒打過多少交道，何來「親密感」「信賴感」？退一步說，就算張作霖念及舊情，他們之間的關係還能「親密」得過町野、江籐？
田中為什麼會踟躕不前，河本的分析是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勝次提交了一份報告，指出如果日軍出兵東北，將會在美國輿論中引起反彈。另外田中身邊的謀士佐籐安之助、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松井石根等人都主張繼續維持張作霖政權，田中受到了影響。
應該說，河本的分析靠譜了一點，但還沒有說到點子上，因為他們都不瞭解田中還有一個策應「內科方法」的秘密行動——「山本條太郎—張作霖協約」的商定，讓田中把滿蒙政策的實行都寄托於張作霖，這個時候讓他下野，豈不是幹了件蠢事？
當然，協約沒有正式簽訂，就還只是草案。田中也害怕夜長夢多，他指示山本趕快把「滿蒙五路」的正式合同給簽下來。江籐奉命訪問張作霖，提出此議。當著江籐的面，張作霖表示同意正式簽署合同，並說這件事可找交通部門具體談。江籐一走，他就找來交通次長、代理交通部務的常蔭槐，告以此事，叮囑常蔭槐與日本人進行周旋，但不能聽日本人的。常蔭槐當即表明自己的態度，發誓就算犧牲次長的職位，也絕不答應日方的任何條件。
此後，當南滿鐵路的代表們找常蔭槐簽合同時，他就採取「迴避政策」，與對方打起了游擊戰：當日本人得知常在天津而去天津時，他突然到了北京；當日本人到北京找他時，他又悄悄地溜到了天津，總之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哪也找不到人。
據說有一次日本人獲悉常蔭槐在一家妓院請客，趕緊堵住門，將常「抓了個現行」。可是常蔭槐卻說那裡不是談公事的地方，約他們去部裡見面商談，日本人想想有理，只好答應下來。結果第二天上午等他們再去部裡，卻發現常蔭槐又不在了。
日本人通過各種途徑向常蔭槐透風，說張作霖已有應允「簽字」之意，所以雙方並不需要再細談，僅僅履行一下手續就行，常蔭槐毫不含糊地放話過去：「寧可丟官也不能服從大帥命令！」
南滿鐵路的代表們拿常蔭槐沒有辦法，便又來找江籐。江籐能做的，自然還是把「日本軍隊將幫助你的敵人蔣介石」的一套搬出來，不停地對張作霖進行催逼。張作霖厭煩不已，叫罵道：「我今年，他媽拉個巴子的，魔鬼總是纏身！這些該死的小日本鬼兒，今天你來，明天他來，如果把我惹翻了，我要給他們點厲害看看，讓他們明白明白，我張作霖可不是好惹的，急眼了，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到啥時候，我也不能吃裡扒外，和他們小日本兒一條心。」
此時北伐軍已以「怒濤澎湃的聲勢」，向京津地區迫近。內外交困之下，張作霖的情緒更加煩躁，一邊抽煙一邊發牢騷：「南方蔣介石這個東西也來擠兌我。唉，鬧不好，回東三省去，在那兒我有獨立的江山，在奉天老家我過得不也是挺舒服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