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外交上難以過去的坎，張作霖必商之於楊宇霆，這次也不例外。楊宇霆來了以後，見張作霖如坐針氈，且動輒暴跳如雷，連忙寬慰道：「大元帥，您還是放寬心為好，從遠處打算，回東北也對。不過，要想獨立，就得找後援。」
張作霖知道楊宇霆說的「後援」是指日本人，他更生氣了：「找後援？他小日本兒盡找便宜，我就是不上他的當。我們張家父子下決心，絕不找日本人當靠山。我他媽的要是急眼了，就豁出一頭來。」
楊宇霆非常注重搜集日方情報，日本政府、軍方內部的激烈爭論以及關東軍方面的異動，不可能完全逃過他的耳目，他來其實就是告訴張作霖：咱們還得利用日本人，這個「後援」少不了，所以得做好最壞的打算。
不管楊宇霆怎麼分析，張作霖的脾氣上來就控制不住，他繼續怒吼道：「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們已經得了那麼多的好處，還不滿足，還在到處伸手，連中國人打場仗，他們都要干涉，他管得也太寬了！」
說著說著，忍不住又有了一股子不撞南牆不回頭的勁頭：「這兩年我張某雖然運氣不好，可我手裡還有幾十萬軍隊，他們休想騎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張也不是那麼好惹的！」
再大的火也總有發完的時候，一俟清醒和冷靜下來，張作霖不得不面對現實。現實就是，前面北伐軍，後面關東軍，兩面夾攻，進退維谷，東北軍面臨的情況，遠比表面能夠瞭解到的更為凶險可怕。
在楊宇霆的勸說下，張作霖終於認識到，以往的拖延或「賴賬」對策已經行不通了，要想從絕境中掙脫出來，只能像張郭戰爭中那樣，採取適當策略，讓日本拉上一把。1928年5月13日，他一反常態，向江籐表示：「鐵路問題必須在現在解決。」
當天，在滿鐵事先製作好的延海、洮索兩路承建合同上，張作霖都簽了「閱」和「准行」的字樣。同時在常蔭槐缺席的情況下，令交通部司長趙鎮以「交通部代理次長」的名義在吉會、長大兩路承建合同上簽字。「五路」中最後一個是吉五鐵路，這條鐵路預計線路並不算長，但貫穿了素有穀倉之稱的吉林大平原，過去擬議時就遭到吉林民眾的強烈反對，張作霖便以此為由，與江籐商定留待日後處理。
趙鎮是被張作霖趕鴨子上架，臨時拿來充數的，所以直到第二天也就是5月14日，張作霖才頒布命令，正式委任他為「交通部代理次長」。從合同的嚴密性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破綻，江籐為人非常精明細心，他發現後馬上讓趙鎮將簽署合同的日期改成了「5月15日」。
讓步歸讓步，但張作霖中途耍的小心眼一個都沒少。除了要求日方對於此事「在三個月內絕對保守秘密」外，他還另設了一個附加條件，即一年之內，只有在滿鐵和地方政府商定後，協約和合同才能完全生效。事後，他給奉天省長劉尚清寫去一封密信，特別叮囑：「倘因關係重大不能輕易讓步者，仍應本外交方式慎重辦理。」
「四路」合同的簽定，令山本欣喜若狂，他認為，懸案許久的「滿蒙五路」問題已被打開缺口，「田中首相的大陸國策，由之踏上其第一步」。
張作霖能夠做出如此重大妥協，足以表明其境遇之險惡。山本是個很能看準時局機微和做出快速反應的老練政客，5月15日，他「猶如猛虎乘疾風」一般地來到北京，對張作霖說：「蘇聯從北方威脅你，蔣介石從南面襲來，你的處境危險，日本願協助你保住滿洲，為此，我們雙方應建立攻守同盟和經濟聯盟。」
所謂兩項同盟，其實就是與日本締結具有政治和經濟性質的兩項協定，它們也是田中、山本事先所密議，準備一舉解決滿蒙政策的根本方略：通過政治協定，日本將攫取東三省的治安權；通過經濟協定，滿蒙腹地將對日方開放，同時日本人還將在滿蒙享有居住、營業、土地的商業租借權。
山本在從大連出發時，把兩項協定的要項都寫在了一張紙片上。張作霖向來沒有細看條文的習慣和耐心，他朝紙片上掃了一眼，直覺「事關重大」，根本不能接受。好在這並不是什麼正規協定或合同，山本甚至都沒要他寫個「閱」什麼的，只需答好或者不好就行。既然這樣，張作霖也就樂得再給日本人吃個定心丸，他一邊裝出高興的樣子，一邊如其所願地回答了山本一個字：「好！」山本卻認為這是張作霖真實意願的表達，事後日方如此記述當時的場景：「被置於絕地的張作霖，遂拋去對日本的疑神疑鬼，而欣然接受了田中這個提案。」
處於興奮中的山本連忙向張作霖保證了兩件事：一是在日本的庇護之下，他將成為名副其實的滿洲王；二是萬一他與蘇俄發生衝突，日本將對其給予援助。
正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張作霖逢場作戲的表演功力也立刻來了個大爆發，日方此時的記述頗為精彩和有趣：「猶如獲得救世主的張作霖，歡喜若狂，對於欲辭去大元帥府的山本抓住不放，因而更命令特快車延遲開車的時間。」
坐在回東北的火車上，山本志得意滿，滿面春風，他邊喝啤酒邊傲然地對隨員說：「這等於購得了滿洲，所以不必用武力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