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汽船使海上旅行發生變革，加強了與歐洲各大城市的聯繫，讓人得以短期造訪伊斯坦布爾。不久，一些作家在報上發表的印象將塑造伊斯坦布爾的新概念，但這些汽船從一登場便給予城市一番新面目。一開始在「海利耶」名下做貿易、後改稱「城市線」的公司成立，不久，博斯普魯斯的每個村子都有了自己的停靠站，渡輪開始往來海峽，於是城市有了一絲歐洲氣象（別忘了，法語裡的「vapeur [蒸汽]」一詞進入伊斯坦布爾的土耳其話和日常生活中，成為我們的「vapur[船]」）。渡輪帶來的改變包括在博斯普魯斯和金角灣停靠站周邊形成的廣場，以及這些村鎮的迅速發展使它們不久成為市區的一部分（渡輪到來前，幾乎沒有道路連接這些村鎮）。
渡輪開始載送乘客往來於博斯普魯斯，對伊斯坦布爾人來說也跟克茲塔、聖索菲亞教堂、魯梅利堡壘和加拉塔橋一樣越來越熟悉，不久，渡輪成了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幾乎具有圖騰般的重要性。因此就像有些人對威尼斯的水上巴士產生感情，喜歡炫耀他們對各種形狀款式的知識一樣，伊斯坦布爾人也極其寵愛「城市線」擁有的每一艘渡輪。有討論它們的專書，當然還配有插圖。戈蒂耶寫道，伊斯坦布爾的每家理髮店牆上都掛了渡輪的圖片。父親單憑漂亮的輪廓，即可辨識出在他童年時代曾經行駛的渡輪，如果他一時記不起來，過一會兒，他便開始一一列舉在我聽來像詩一樣的渡輪名稱：「53英席拉、67卡侖得、47塔茲涅溫、59卡梅……」
我問他如何分辨看起來如此相像的船，他便列出每艘船的特徵，比方說在我們開車到博斯普魯斯兜風時；若交通狀況不容許，就在我們貝希克塔斯公寓的客廳裡。但即使指出每艘船的特點——這艘拱起來，那艘的煙囪特別長，另一艘船頭鉤起，或船尾肥胖，或在急流中稍稍斜向一側——即使經過仔細研究，之後我依然沒能把它們區分開來。不過我倒學會了分辨三艘渡輪，兩艘英國制，另一艘則是我出生那年1952年建造於意大利塔蘭托——它們是以花園命名。在研究它們的形狀和煙囪寬度後，我終於能把「費內巴切號」和「朵爾瑪巴切號」，跟「帕沙巴切號」區分開來，後者被我視為我的幸運船，因此每當心有所思地走過城裡，在巷底或窗外瞥見它時，我便振奮了些。至今依然。
渡輪給天際線的大禮是煙囪冒出的煙。我喜歡在畫中添上煤黑色的煙塵，因渡輪的位置與樣式、博斯普魯斯的急流當然還有風向而異。我拿舊畫筆把煙筒冒出的煙畫上去之前，整幅畫必須完成，甚至半干。和之後在畫右下方簽名一樣，從每個煙筒冒出的煙對我而言都是那艘渡輪的特殊印記。當煙結成雲，尤其從停泊在加拉塔周圍每艘船的煙筒冒出來的時候，我的世界彷彿裹進了黑紗之中。沿著博斯普魯斯海岸漫步或乘坐渡輪，我喜歡在早已開走的渡輪瀰漫的黑煙下走過。如果風向對，一陣驟雨般的黑色粒子就像一張蜘蛛網撒在我臉上，充滿了礦物燃燒的氣味。
往往，在賦予一幅畫快樂的結尾，畫上適量的煙從渡輪的煙囪冒出（有時煙畫得太多而毀了畫）之後，我會斟酌我觀察過的煙上升、擴散、消失的其他方式，而後將這些圖像歸檔，像只要留作將來使用。但隨著最後的幾筆，我面前的畫完全顯露出自己的真實，讓我忘了親眼看見的景象，形態真實自然的煙霧。
我發現完美的煙柱隨微風而來，煙以四十五度角上升一段時間後，開始與船平行並進，形狀不變，彷彿有人在空中畫下一道優美的線，表明渡輪的航道。無風之日停在碼頭的渡船冒出的縷縷黑煙，使我想起小屋的煙囪冒出的炊煙。渡輪與風稍稍轉向之時，從煙筒冒出的煙猝然下落，盤繞於博斯普魯斯海面上，有如阿拉伯文字。但每當畫一幅博斯普魯斯與「城市線」的景色，我需要的是傳達憂傷景觀的煙，因此這種歡樂、偶發的形狀儘管令我讚賞，卻也使我傷腦筋。在無風的日子，從煙筒滾滾冒出的黑煙在空中繚繞，穿行於海岸間的渡輪拖曳著一種無可諱言的憂傷。我喜歡看黑色的濃煙落在天邊，與後方的烏雲融為一體，彷彿透納（Turner）的畫。然而，用一艘或多艘冒煙的渡輪完成一幅畫時，我想起的不是我曾看過渡輪本身冒出的煙影，而是我在莫奈、西斯萊、畢沙羅畫中見過的煙霧——莫奈的《聖拉薩車站》，或杜飛別有一番天地的冰淇淋勺快樂雲朵——這就是我所畫的。
在《情感教育》的開場白裡，福樓拜把改變形狀的煙霧形容得很美，這是我喜愛他的原因之一（雖然也還有別的原因）。我們在此結束煙的頌歌，以此一章節作為通往下個樂章的段落，我採用的是奧斯曼傳統音樂中所謂的「阿拉塔克西姆（ara taksim）」。「塔克西姆」的含意可解釋為分隔、匯聚或引水，因此奈瓦爾看見攤販與墓地的那片曠野（也是配水中心）被伊斯坦布爾人稱為「塔克西姆」。他們仍以相同的名稱叫它，我一生都住在其四周。但福樓拜與奈瓦爾穿越這兒的時候還不叫「塔克西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