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我在預備學校學英語那年算在內，我在羅伯特學院共待了四個年頭。我的童年在這段時間宣告結束，我發現世界遠比我心中懷疑的更令人迷惑、更無法觸及、更遙遠。整個童年我都跟關係緊密的家人待在一棟屋子、一條街、一個鄰里，對我而言這就是世界中心。在我讀中學以前，我的教育並未努力糾正我的觀念：我個人的和宇宙的中心，給外面的世界制定了標準。如今上了中學，我發現我其實不住在世界中心，我住的地方不是——這更令人痛苦——世界的指標。發覺自己在世界上脆弱的角色，以及這世界的浩瀚無邊（我喜歡創辦學院的美國新教徒建造的圖書館，迷失在天花板低矮的迷宮中，呼吸撲鼻的舊紙味），使我覺得更孤單更脆弱。
一則，哥哥已不在這兒。我十六歲時，他去美國上耶魯大學。我們或許打架打個不停，但我們也是心靈伴侶——對週遭世界加以討論、分門別類、定位、褒貶——我跟他的情誼甚至比父母更牢固。撇開永無止境的競爭、辱罵、痛揍——對激發我的想像力並助長我的懶散貢獻良多——我幾乎沒什麼理由抱怨。但是，尤其當憂傷降臨的時候，我便思念起他來。
我內在某個核心似乎已經崩解。但我的腦袋無法捉摸此核心的位置所在。似乎因為如此，使我無法全心致力於學習、家庭作業或其他任何事情。有時候，不再能不費氣力地名列全班之冠，使我感到傷心，但我彷彿已經喪失為任何事過度難過或高興的能力。小時候認為自己快樂時，人生就像絲絨一樣柔軟，像童話故事一樣有趣。到了十三四歲，這幻想化成碎片。我不時設法全心相信其中一塊碎片，於是決心將自己完全交給它，卻發現自己再度漂流——就像每年學期開始，我決定在班上名列前茅，卻達不到目標。有時候世界似乎越來越遙遠，此種感覺在我的皮膚、我的腦子、我的觸角最機警的時候最是深切。
這一切混亂當中存在著永無休止的性幻想，提醒我還有一個讓我容身的另一個世界。我所知道的性不是能與另一人分享的東西，而是你獨自一人創造出來的夢想。就像我學會識字的時候，我腦子裡設定的機器為我念出每個字來，現在有部新機器幾乎可從任何東西當中提取性的夢想或短暫歡樂，以鮮明清晰的色彩刻畫引人遐思的場面。沒有什麼東西是神聖的——這部機器靠我所認識的每個人、我在報刊雜誌看見的每張圖片滋養，將指定細節剪貼成為性幻想後，我便關在自己的房間裡。
而後被內疚感淹沒時，我想起和從前兩個中學同學（一個很胖，另一個有口吃）的談話。口吃者結結巴巴地問我：「你做過嗎？ 」是的，中學我就已經做了，但因為極其羞愧，我只能喃喃說出一個可能肯定也可能否定的答覆。「噢，你不應該，絕不該！」口吃者叫道。想到像我這種聰明、沉默、用功的人如此墮落，使他臉紅。「自慰是可怕的習慣，一旦開始做，就沒完沒了。」這時，我想起我的胖子朋友帶著痛心悲哀的眼光注視我——雖然他也悄聲勸告我不要自慰（我們之間稱之為「三十一」），因為他也發現了這劑成癮藥物。現在他相信自己注定下地獄，就像知道自己注定肥胖，因此他面帶服從上帝旨意的表情。
這些年的回憶當中還有一件事引發了相同的內疚與孤寂，在我上科技大學讀建築時持續下去。但這稱不上新習慣：打從小學開始，我就有逃課的習慣。
最先是無聊感，或是對某種憑空想像卻沒人察覺的缺點感到羞恥，或只是知道那天若去上學會有太多事要做。原因或許和學校無關，我父母之間的爭執，純粹只是懶惰或不負責任、生病而待在家中厚顏無恥地讓人照顧；必須背詩、想到被某個同學欺負，還有（在中學和大學時代）沉悶、憂傷、存在主義式的消沉——這些也被拿來當借口。有時我逃課是因為我是家中寵兒，因為當哥哥獨自去上學時，我單獨待在自己房間做事好得多。除此之外，我一直知道我永遠無法像我哥哥一樣成績優秀。但是還有某種更深的東西，跟我的憂傷來自相同的源頭。
正當我祖父留下的遺產即將花光時，我父親找到一份日內瓦的工作。那年冬天他跟我母親一道過去，把我們交給祖母照顧，在她優柔寡斷的管理下，我開始認真逃起課來。我當時八歲。每天早上，伊斯梅爾按鈴帶我們去上學，我哥哥便帶著書包出門，而我則找借口耽擱：我還沒收拾書包，我剛剛想起我忘掉的事情（祖母能不能給我一里拉? ），喔，還有，我肚子痛，我鞋子濕了，我得換件襯衫。我哥哥很清楚我在搞什麼鬼，他不希望上學遲到，便說：「咱門走吧，伊斯梅爾。你可以稍後回來接奧爾罕。」
我們的學校從家裡走路四分鐘。伊斯梅爾把我哥送去上學，再回來接我的時候，課即將開始。我的腳步拖得更慢，責怪別人把東西搞丟或沒把東西準備好，假裝肚子疼得厲害，因此沒注意到伊斯梅爾按鈴。這時，由於這一切謊言和詭計讓人緊張，且多虧他們每天早晨讓我喝的鬼牛奶（滾燙，腥臭味仍留在鼻孔裡），我真的開始有點肚子痛。不一會兒，我那豆腐心腸的祖母便讓了步。
「好吧，伊斯梅爾，實在太遲了，都敲鐘了，我們還是把他留在家裡吧。」然後她揚揚眉毛，轉過身來對我說：「但是聽著，明天你非去學校不可，懂嗎? 否則我就叫警察。我要寫封信給你爸媽。」
幾年後讀中學，沒人檢查我的行蹤，逃起課來更有意思。由於在街頭每走一步都在抵償我的罪過，我更有能力欣賞這種經驗，得以看見只有真正漫無目的、游手好閒的傻子才會注意到的東西：那邊那位婦女戴的一頂寬邊角帽、儘管天天經過卻被我錯過的焦臉乞丐、在店裡看報的理髮師和學徒、對街公寓牆上的果醬廣告女子、在塔克西姆廣場運轉的鍾——它的形狀像豬形存錢罐，若不是經過它的時候看見工人正修理它，我便可能完全錯過——空空如也的漢堡店、奇哈格後街的鎖匠、舊貨商、家俱修理商、雜貨店、郵票商、音樂店、古書店、尤克塞卡帝林的刻印店和打字機店，一切都和我小時候同母親漫步這些街道時一樣真實、美妙，一樣耐人探尋。街頭滿是販賣「芝米」、炸貽貝、肉菜燴飯、栗子、燒烤肉丸、魚餅、小麵團、「艾蘭」（ayran，一種優酪乳飲料）、冰鎮果汁的小販，什麼東西投我所好，我就買來吃。我站在街角，手裡拿一瓶汽水，看著一群男生踢足球（他們跟我一樣逃課，或根本沒上學? ）。我沿著從沒見過的巷子走去，感受到片刻的愉悅。有時我瞥瞥表，心想著此時學校發生的事情，我的內疚使我的憂傷更為強烈。
中學那幾年，我探索別別喀和歐塔廓伊的後街，魯梅利堡壘四周的山丘，以及魯梅利堡壘、欸米甘和伊斯亭耶當時仍在使用的停靠站，還有漁夫的咖啡館以及四周的停泊站。我搭渡輪前往當時行駛渡輪的每個地方，享受渡輪提供的一切樂趣，飽覽博斯普魯斯的其他城鎮——在窗口打盹的老婦人，快樂的貓兒，後街的希臘舊屋，你仍能發現這些房子清晨不鎖門。
犯罪之後，我往往決心回歸正途：做個好學生，更常畫畫，去美國念藝術，不再作弄我那些儘管心地善良卻都成了諷刺漫畫的美國老師們，不再惹惱我那些暮氣沉沉、心懷叵測、惹我惱火的土耳其老師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內疚把我造就成狂熱的理想主義者。那些日子裡，在我生命中的成年人當中最普遍的罪過——這些是我最無法饒恕的罪過——是不誠實與不真誠。從他們問候彼此的健康，到他們威脅我們這些學生的方式，從他們的購物習慣，到他們彬彬有禮的論調，在我看來，他們生活中的一切表現都表裡不一，而那種「生活經驗」——他們老是跟我說我不具備這東西——意味著過了某種年紀能輕而易舉地裝模作樣、八面玲瓏，而後安坐下來裝無辜。請別誤解，我也耍弄過許多伎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也撒過一大堆謊，但事後，強烈的罪惡感、惶惑不安、惟恐被發現的恐懼深深苦惱著我，一度使我懷疑自己再也無法覺得安穩和「正常」，這使我本身的謊言和偽善具有某種重要性。我決心不再說謊或偽善，並不是因為我的良心不許可，或因為我認為撒謊和表裡不一是同一回事，而是因為伴隨過失而來的不安使我忍無可忍。
這些折磨，越來越強烈的折磨，不僅在我弄虛作假後才出現，它們隨時可能襲來：和朋友說俏皮話、獨自在貝尤魯排隊看電影、和我剛認識的漂亮女孩牽著手的時候。一隻大眼不知從哪兒蕩來，懸浮在我眼前，像某種監視器，無情地監視我的一舉一動（付錢給賣票亭的女人，牽了漂亮女孩的手後找話說）以及我說的每一句老套平庸、言不由衷的蠢話（「請給我一張《俄羅斯情書》的電影票，中間座位。」「這是你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派對嗎？ 」）。我同時是自己的電影導演和主角，既身在其中，也同時從嘲弄的遠處觀看。一旦撞破自己，我只能維持幾秒鐘的「正常」神態，隨後便墜入痛苦不安的深淵，為自己的格格不入感到羞愧、擔心、驚恐、害怕，彷彿有人把我的靈魂像摺紙般一摺再摺，沮喪加劇的同時，我感到我的心開始搖擺不定。
這事發生時，除了走進房間把門關上別無他法。我躺下來，回顧自己的虛偽，暗自念叨令人羞愧的道學八股，一遍又一遍。惟有拾起紙筆或畫點東西，我才得以跳離迴圈，惟有畫下或寫下我喜歡的東西，我才得以恢復「正常」。
有時候，即使沒做錯什麼，我也會發現自己是個贗品。從櫥窗裡瞥見自己，或者看完電影後，坐在貝尤魯某家城裡無所不在的漢堡店或三明治店的一角吃一份香腸三明治的時候，從對牆的鏡子看見自己，覺得自己的倒影過於真實、過於露骨，叫人無法忍受。這些時刻如此殘酷，讓我恨不得死去，但我卻繼續痛苦地大嚼我的三明治，注意到自己活像是戈雅畫中吃掉自己兒子的巨人。倒影是一種紀念物，紀念著我的罪行，證實我是面目可憎的傢伙。不僅因為貝尤魯後街無照妓院的接待室牆上掛著同樣的加框巨鏡，我之所以嫌惡自己，是因為週遭的一切——我頭頂上赤裸裸的燈泡，骯髒的牆壁，我坐的櫃檯，餐館無精打采的顏色——訴說著如此的荒廢與醜陋。於是我知道，沒有任何快樂、愛或成功等待著我。我注定過著漫長、無聊、平庸無奇的生活——儘管忍受著這種生活，大片時間卻已在我眼前慢慢死去。
在歐美，快樂的人過著像好萊塢電影中美好、有意義的人生，至於世界其他各地，包括我本人，我們注定在破舊、落魄、平庸、漆得拙劣、東倒西歪、質量粗劣的地方過日子，我們注定過著微不足道、二等公民、受人歧視的生活，我們的所作所為永遠得不到外界注意——我慢慢地、痛苦地讓自己準備接受這命運。惟有伊斯坦布爾的大富翁們能像西方人那樣生活，而這似乎是以極度的缺乏靈魂和矯揉造作為代價，因此我開始愛上憂傷的後街。週五和週六傍晚，我獨自漫步其間，去看電影。
但是在自己的世界生活的同時——不與任何人分享地看書、畫畫、熟悉後街——我也結交惡友。我加入一批父親搞紡織業、礦業、其他工業的男孩行列。這些朋友駕著他們父親的奔馳車往來於羅伯特學院，每回經過別別喀和希什利看見漂亮的姑娘，便慢下來邀她上車，倘若打算「把她撈到手」——以他們喜歡的說法——他們就開始夢想眼前的偉大性冒險。這些男生年紀比我大，卻完全沒有腦子。他們週末到馬奇卡、哈比耶、尼尚坦石和塔克西姆撈更多女孩上車。每年冬天，他們跟就讀私立外僑中學的其他人去烏魯山（Uludag）滑雪十天，夏天他們設法認識在蘇阿蒂耶（Suadiye）和埃倫寇伊避暑的女孩。有時我跟著他們出去獵艷，我詫異地發現，有些女孩可以一眼看出我們跟她們一樣都是無害的孩子，於是毫不畏懼地上了車。有一回，兩個女孩鑽進我坐的車，好像坐上陌生人的豪華轎車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我跟她們隨意交談，大夥一塊兒去俱樂部喝檸檬汁和可口可樂，然後各奔東西。除了這些跟我一樣住尼尚塔石、經常一道玩撲克牌的朋友之外，我還有另一些偶爾下棋、打乒乓球或聚在一起談論繪畫和藝術的朋友。但我從未介紹他們給彼此認識，或跟他們同時見面。
跟每一個朋友在一起時，我都是另一個人，有著另一種幽默、另一種聲音、另一種道德準則。但我從未故意成為變色龍，並未選定任何聰明狡猾或玩世不恭的計劃。大部分時間，這些分身在我跟朋友聊天、對他們說的話感到興奮時自動出現。能輕易與每一種人和平共處，使我未產生我在許多朋友身上看到的不滿情緒——我二十歲時，它已治好了我憤世嫉俗的毛病。我對某事一有興趣，一部分的我便全心擁抱它。
但嚴肅的興趣並未治好我想嘲弄每個人、每件事的衝動。當羅伯特學院的同學們對於我悄悄告訴他們的下流笑話比對老師的講課更感興趣時，我很高興被人肯定是個說故事好手。我的笑話主要針對乏味的土耳其老師們，他們有些對自己在美國學校教書感到不安，擔心我們當中的「特工」向美國人告發他們。有些土耳其老師則喜歡大談民族主義，和美國人相比，他們看起來呆滯、萎頓、蒼老、沉悶，因此我們覺得他們不僅不喜歡我們，也不喜歡他們自己或生命本身。與和善好心的美國老師相反，他們的第一個念頭老是要我們背課文，否則就處罰我們。我們痛恨他們的官僚心態。
美國人大都比較年輕，憑一股熱忱教他們的土耳其學生，以為我們遠比實際的我們單純天真。他們闡述西方文明奇跡時的狂熱，令我們哭笑不得。有些來到土耳其，希望教第三世界貧窮國家的兒童識字，他們多半是出生於1940年代的左派分子，給我們朗誦布萊希特，拿馬克思主義分析莎士比亞，甚至給我們念文學作品時，也要證明萬惡之源是誤入歧途的好人創造出來的社會。有個老師經常特意說明好人拒絕向社會低頭的下場，經常用「他是被迫」這句話，幾個愛胡鬧的同學老是說：「沒錯，先生，你是被迫。」老師始終搞不清有個土耳其詞發音像「被迫」，意思卻是「陰陽怪氣」。全班暗笑的時候並不是在侮辱他，但我們都承認對美國老師隱藏著不滿。我們膽怯的反美主義與當時的民族主義左派情緒互為一致，學校裡表現優異、拿獎學金的安納托利亞男孩對此最感憂心。他們通過艱難的考試才贏得就讀這所貴族學校的權利，這些優秀用功的男孩大都出身鄉下窮人家庭，雖然從小夢想著美國文化與自由土地——他們最渴望有機會念美國大學，或許定居美國——越戰卻使他們反感，因此未能倖免於不滿的情緒，時而對美國人氣憤不已。這一切並未特別困擾伊斯坦布爾的中產階級以及我那些富家子弟的朋友們，對他們而言，羅伯特學院只是邁向未來的第一步，他們理所當然地等著成為全國各大公司的經理和老闆，或某家外國大公司的土耳其代表。
我不確定將來做什麼，但如果有人問起，我便說我要待在伊斯坦布爾讀建築。這不僅是我的主意，不久前，我家人已就此達成共識。因為我跟祖父、父親和伯父一樣頭腦好，我也該在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念工程，但由於我熱衷於繪畫，於是決定我更適合在同一所大學讀建築。我記不得是誰先把這種簡單邏輯應用在我的前途問題上，但我念羅伯特學院時，這個計劃已經確定，我也把它當做我的計劃。我不曾有過離開城市的想法。不是因為熱愛我住的地方，而是由於不肯拋棄使我懶於嘗試新鮮事物的房子和那些習慣。當時我開始發現自己是那種可以永遠穿同一套衣服、吃同一種食物、一百年也不會厭煩的那種人，只要能在個人的想像世界中築夢狂想，便已足夠。
當時我父親是土耳其液化氣大公司「艾嘎茲（Aygaz）」的負責人，因此常說他得去布約克迪爾視察貯藏庫，或查看正在安巴利（Ambarli）興建的加油站。我們週日開車去那兒兜圈，或前往博斯普魯斯，或出去買東西，或看望我祖母——不論什麼理由，他都讓我坐上車（一部德國福特車，「1966陶奴斯」），擰開收音機，然後一腳踩下油門。週日駕車漫遊的時候，我們談論人生意義，以及我該如何處理我的人生。
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初，伊斯坦布爾週日早晨的大街一片空曠，我們開車穿越我從未見過的地區、聽「西方輕音樂」（披頭士、西爾維亞·瓦丹、湯姆·瓊斯之類）的時候，父親告訴我，一個人最好按自己的想法過日子，錢絕不是目標，但快樂若取決於它，則可把錢當作達成目的的手段。或者他告訴我，有回離開我們去巴黎，他在飯店裡寫詩，還把瓦雷裡的詩譯成土耳其文，但幾年後去美國，他放詩和翻譯詩的提箱被人偷走。音樂隨著街道起起伏伏，父親也隨著節拍調整他的故事，我知道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告訴我的一切——1950年代在巴黎街頭見過薩特多次，尼尚塔石的帕慕克公寓如何建造起來，他最先幾次的生意失敗。他不時停下來觀賞風景或人行道上的美麗女子，我聆聽他柔和低調的見解與忠告，注視灰暗的冬日早晨掠過擋風玻璃的景色。看著越過加拉塔橋的車、仍佇立著幾棟木頭房子的後街坊、狹窄的街道、直奔足球賽的人群或拖著運煤船沿博斯普魯斯而下的窄煙囪拖船，我聽著父親口氣睿智地告訴我：聽憑自己的直覺與熱情十分重要。他說，人生其實很短暫，如果知道自己這一生想做什麼，那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事實上，一輩子寫作、畫畫的人，能夠享受更深刻、更豐富的人生。我一面凝神傾聽他講的話，這些話也跟我看見的東西融為一體。不久，音樂、窗外閃過的景色、父親的聲音（「我們在這兒轉頭，好吧？ 」他問道。）和狹窄的卵石路都合而為一，在我看來，這些根本問題雖永遠找不到解答，但提出這些問題總是好事。真正的快樂與意義存在於我們永遠找不到，或許也不想找到的地方，但是——無論是追求答案，或僅僅是追尋享受與深情——追求本身的重要性卻不亞於目標，提問本身就像車子、屋子、渡輪窗外的景色同等重要。隨著時間的推移，生命就像音樂、藝術和故事般有起有落，終而走到盡頭。但那些與我們同在一起的生命，仍存在於眼前流動的城市景色，有如從夢中摘下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