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你的城市看起來像陌生之地。熟悉的街道突然改變顏色。我看著身邊擦過的神秘人群，瞬時覺得他們在那兒已有一百年的時間。泥濘的公園，荒涼的空地，電線桿以及貼在廣場和水泥怪物牆上的廣告牌，這座城市就像我的靈魂，很快地成為一個空洞，非常空洞的地方。骯髒的街巷，打開的垃圾桶傳來的惡臭，人行道的坑坑窪窪，這一切混亂無序，這城市特有的推推搡搡，不禁讓我懷疑這城市是否在懲罰我加入骯髒破舊的行列，懲罰我人在此地。當城市的憂傷滲入我，而我的憂傷亦滲入它時，我開始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就像這座城市，我是個行屍走肉，苟延殘喘的渾蛋，走在使自己想起下流與失敗的街頭巷尾。即使從醜陋的水泥公寓大樓（每一棟都在壓垮我的靈魂）之間瞥見如絲巾般閃爍微光的博斯普魯斯，我心中仍未閃現希望。最黑暗、最凶殘、最真實的憂傷氣氛從街頭看不見的遠方鑽了進來，我幾乎嗅得到它——就像老練的伊斯坦布爾人可從秋日傍晚海藻和海洋的柔和氣味，得知南風將帶來一場暴風雨：就像趕回家躲避暴風雨、地震、死亡的人一樣，我也渴望回去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我不喜歡春天午後陽光乍現，無情地照亮一切貧窮、混亂和失敗。我不喜歡從塔克西姆延伸至哈比耶與希什利、一路通往梅西迪耶廓伊的哈拉斯卡大道。小時候居住在此區的母親熱切地說起道路兩旁的桑樹，如今它們是1960、1970年代興建的「國際風格」公寓大樓；窗戶巨大，牆上鋪著醜陋的馬賽克瓷磚。希什利的彭卡（Pangalti）、尼尚塔石的托帕加西（Topagaci）以及塔克辛的塔林姆哈內（Talimhane）等後街，讓我想立即逃開：這些地方沒有一點綠色，沒有博斯普魯斯風光，家庭糾紛使小塊土地分割成更小的土地，歪扭淒涼的公寓聳立其中。我徘徊於這些空氣渾濁、垂頭喪氣的街道的時候，心想窗口的每個大嬸和每個鬍子大叔都痛恨我，何況他們有這麼做的權利。我討厭尼尚塔石和希什利之間儘是服裝店的後街，加拉塔和帖佩巴絲之間儘是燈飾店的後街，塔克西姆的塔林姆哈內附近，當時仍多是汽車零件專賣店的區域（在父親和伯父歡天喜地地把祖父的遺產，投資在一項又一項毫無起色的投機事業那些年，他們也在此地開了一家這樣的店，生意卻做不起來，於是把汽車零件的事忘記，玩惡作劇自娛，比方在撒滿胡椒後讓差役試嘗「土耳其第一罐番茄汁」）。至於攻佔蘇萊曼附近街道的鍋盆製造商，沒完沒了的捶打聲與壓機聲，我討厭他們，也同樣討厭為這些地方提供服務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出租車與小卡車。我看見他們，內心醞釀的憤怒使我討厭城市，也討厭我自己，看見城市裡的男士們以斗大的、鮮艷的招牌文字，宣傳他們的名字、生意、職業與成功的時候更是如此。所有教授、醫師、註冊金融顧問、進入律師協會的律師、快樂的肉餅店、日常雜貨店以及「黑海」食品店，所有銀行、保險公司、清潔劑牌子和報刊名稱、電影院和牛仔褲店、汽水廣告，賣足球彩票、樂透彩票和飲用水的商店，店名上方以字母斗大的招牌驕傲地聲明自己是領有許可專利證的液化氣零售商——這些都讓我知道，這城市的一切都跟我一樣心煩意亂、鬱鬱寡歡，我必須回到陰暗的角落，在噪音與招牌把我拖下去之前回到我的小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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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最後我逃開可怕的人群、無窮的混亂、使城裡一切醜陋原形畢露的正午陽光，但即使疲倦沮喪，我腦袋裡的閱讀機器卻記得每條街的每個招牌，如土耳其哀歌般一氣念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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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數廣告和海報、店面招牌、雜誌和各種公司的英法文字，這確實是個朝兩方推進的城市，但它的改變尚未如它所說的那麼快。這城市卻也未能對清真寺、尖塔、宣禮、歷史寄以敬意。所有的一切都是半成形、粗製濫造、骯髒污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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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逃開這混雜的文字世界，我想像一個黃金時代，一個純粹輝煌的時刻，那時城市「與自己和平相處」，那時它仍是「美麗的整體」。梅林時代，奈瓦爾、戈蒂耶、亞米契斯等西方旅人時代的伊斯坦布爾。但在我的理由又一次出現時，我卻想起我愛這城市並不因為任何的純粹，而正是因為它缺乏純粹。我內心那同一個實用主義者，那個寬恕我的缺點的人，也告誡我提防籠罩城市的「呼愁」，提防它的電報仍在我腦袋裡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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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未完全屬於這座城市，或許這老早是問題所在。坐在祖母的公寓裡，在假日盛宴後和家人喝酒，或某個冬日和羅伯特學院那些有錢的公子哥兒朋友搭他們父親的車四處閒逛，我的感覺就跟春日下午走在街頭的感覺一樣。我覺得自己一文不名，沒有所屬，我必須讓自己遠離這些人，躲在角落裡——幾乎是一種動物本能——但我想逃開的是朝我張開雙臂的大家庭，是神看見每個人、寬恕每個人的凝視引發了這深深的內疚。
我開始上中學的時候，寂寞看似短暫事物——我還不成熟，尚未將它看成我的命運。我夢想有個好友陪我看電影，使我用不著擔心中場時間獨自一人游手好閒地站在那裡。我夢想有一天能結識聰明、文雅的人，同他們談論我讀的書、我畫的畫，那樣我永遠不會覺得自己是冒牌貨。有一天，性也不再是獨自的追求，我會有個美麗的情人，與我分享禁忌的喜悅。儘管確實到了讓這些野心得到滿足的年齡，渴望、羞愧和恐懼卻使我陷於癱瘓。
在那些日子裡，苦難意味著在自己的家中，在家人和城市當中格格不入。我將自己同這個大社區——在這個社區裡，每個陌生人都稱你為兄弟，每個人都說「咱們」，彷彿整個城市觀賞著同一場足球賽——切斷了聯繫。擔心此種狀況將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我決定讓自己和每個人一樣。青春期後幾年中，我成功地成了一種熱心社交的年輕人，總能講一些笑話，成為每個人的朋友，誠懇隨和，平凡無奇。我滔滔不絕地講笑話，談趣聞軼事，模仿老師逗笑每個同學。我的調皮搗蛋成為家中的傳奇美談。玩得太投入時，我是個能幹的外交家，賦予罪惡行徑委婉的美稱。
為什麼友誼的小小儀式對我來說比他人困難? 我為什麼必須咬緊牙齒逼迫自己當個老好人，之後再來討厭自己? 女朋友為什麼讓我覺得像在扮演某種角色? 有時我勁頭十足地接受我的角色，忘了自己只是在演戲。我暫時跟人家一樣，盡情地享受，但之後一陣憂傷的風不知從何處吹來，使我想蜷伏在角落裡，回到屋子裡，回到我的房間、我自己的黑暗裡。我嘲弄的眼神越轉而朝內，鋒芒就越指向我的母親、父親、哥哥和親戚——越來越難把他們稱為家人——我的同學、其他認識的人、整個城市。
我察覺使我陷入此種悲慘境地的，是伊斯坦布爾本身。不僅是我所確定的博斯普魯斯、船隻、太過熟悉的夜晚、燈光和人群，另有別的東西把城民聯繫在一起，消除溝通的障礙，做事情，生活在一起，而我卻與之格格不入。在「咱們」的這個世界，人人認識彼此，知道彼此的優點與極限，大夥兒擁有共同身份，尊重謙卑、傳統、長輩，我們的祖先、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傳說——我卻無法在其中「做自己」。身為演出者而非觀眾，總讓我無法感到無拘無束。比方在生日派對上過了一段時間——我甚至面帶慈善的笑容在屋子裡到處溜躂，問「近來可好？ 」，拍拍某人的肩膀——我開始從外面觀察自己，猶如在夢中，看到這裝模作樣的傻瓜，使我厭惡不已。
回家後，我花一些時間思索自己的口是心非（「為什麼你現在常鎖房門？ 」我的母親開始問起），於是判定這種毛病、這種蒙騙的本事，不僅存在於我身上，也存在於創造這些關係的社區精神，它存在於「咱們」身上——必須由瘋狂的人從外面觀看城市，才能看出它是城市的「共同思想」。
但是，一個五十歲的作家說這些話，是試圖把很久以前一個青少年的雜念，塑造成為一則有趣的故事。因此繼續下去吧：十六到十八歲之間，我不僅憎恨自己，也憎恨我的家人朋友和他們的文化，解說週遭事件的官方和非官方政治觀點，報紙標題，我們每個人言行不一，始終不瞭解自己。路標和廣告牌上的每個字在我腦袋裡跳動。我想畫畫，我想過書上的法國畫家們過的生活，但我卻沒有能力在伊斯坦布爾創造這樣的世界，而伊斯坦布爾也不適合這樣。即使最拙劣的土耳其印象派畫作——他們描繪的清真寺、博斯普魯斯、木造房屋、下雪的街道——也叫我高興，不是畫的本身，而是伊斯坦布爾的影像。倘若一幅畫看起來像伊斯坦布爾，它便不是好畫；倘若是好畫，也不夠合乎我心目中的伊斯坦布爾。或許這意味著我不該再把這座城市看作一幅畫，或一幅風景。
十六到十八歲之間，部分的我就像激進的西化分子，渴望城市完全西化，我對自己也寄予相同的期望。但另一部分的我卻企盼歸屬於我憑本能、習慣、回憶而漸漸愛上的伊斯坦布爾。我小時候能把這兩個願望分清楚，不扯在一起（夢想同時成為流浪漢與大科學家，對小孩來說並無不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此一能力逐漸消失，使城市俯首稱臣——同時自豪地據為己有——的憂傷開始滲入我的靈魂。
但或許其源頭不是貧困，也不是毀滅性的「呼愁」。倘若我時而希望像一頭垂死的動物蜷伏在一角，也是為了對內心產生的痛楚加以調治。那麼，我之所以如此受折磨，是因為失去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