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歲那年，曾國藩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
五十五歲了，還要長征嗎？還要折騰嗎？
折騰與否，這不取決於當事人的意願，而取決於大環境或形勢之使然。按曾國藩的願望，他已經完成了古往今來所有文人最艷羨的工作，修身治國平天下，理應邁向人生的另一個境界。這個境界早就由我描繪了出來：「太上者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那是帝王的業務，尋常人等，亂立德會惹來麻煩的，但立言這活，卻是讀書人的天然使命。
可以確信，曾國藩絕想不到，他之立言竟然就是他給所有人寫的那些嘰嘰歪歪的書信。《曾國藩家書》傳承至今，是因為這些文字之中蘊含了他的人生哲學與實踐。但於儒家學者來說，言確實不是這麼個立法，拿家書來立言，會讓歷屆聖賢嘲笑的，根本站不住腳。
曾國藩所缺少的，是像明代大儒王陽明那樣的一個理論。人家王陽明倡導的心學，從此在人類文明史上有了個位置。可他曾國藩有什麼學？筋學？不不不，雖說曾國藩的人生就贏在這一根筋上，但這個筋學顯然不大妥當，一定要弄出個新的名堂來。
弄出個啥玩意兒好呢？《挺經》如何？
沒錯，就是《挺經》！
有分教，萬古聖賢說人生，無非不過一《挺經》。欲把《挺經》問老曾，老曾已經發神經。卻說這部《挺經》，是曾國藩的弟子李鴻章所透露的——但實際上，這部《挺經》並不存在，很可能是李鴻章編造出來的。當李鴻章說這部《挺經》的時候，是他年老失勢，蟄伏於京都賢良寺，與之交往的人只有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等幾人。李鴻章雖然刻印曾國藩的奏折、日記及家書，賣力地為老師打名聲，但讓他苦惱的是，曾國藩真的沒有一套如王陽明之心學那樣的理論體系，或許情急之下，李鴻章弄出個《挺經》，替老師遮掩。
有關《挺經》，市面上雖然有成書流傳，但其來歷極為可疑。事實上，關於《挺經》的原始記載，出自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甲午海戰敗於日本後，李鴻章被打回原形，蜇居於北京賢良寺，閉門杜客，只與吳永等幾人閒聊，吳永在其《庚子西狩叢談》書中，有過這樣一段記載：
……（李鴻章）又曰：「我老師的秘傳心法，有十八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我試講一條與你聽：一家子，有老翁請了貴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間就吩咐兒子，前往市上備辦餚蔬果品，日已過巳，尚未還家。老翁心慌意急，親至村口看望，見離家不遠，兒子挑著菜擔，在水塍上與一個京貨擔子對著，彼此皆不肯讓，就釘住不得過。老翁趕上前婉語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請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過來，你老哥也可過去，豈不是兩便麼？』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麼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擔子浸著濕，壞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長些，可以不至於沾水。因為這個理由，所以請你避讓的。』其人曰：『你這擔內，不過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濕，也還可將就用的；我擔中都是京廣貴貨，萬一著水，便是一文不值。這擔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讓避?』老翁見抵說不過，乃挺身就近曰：『來來，然則如此辦理：待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哥將貨擔交付於我，我頂在頭上，請你空身從我兒旁邊岔過，再將擔子奉還。何如?』當即俯身解襪脫履。其人見老翁如此，作意不過，曰：『既老丈如此費事，我就下了水田，讓爾擔過去。』當即下田避讓。他只挺了一挺，一場爭競就此消解。這便是『挺經』中開宗明義的第一條。」云云。予尚傾耳恭聽，謂當順序直說下去；乃至此已止，竟不復語。予俟之良久，不得已始請示第二條。公含笑揮手曰：「這此一條，夠了夠了，我不說了。」予當時聽之，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細推敲，大抵謂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自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此亦臆度之詞，究不知以下十七條，尚作何等語法也。
看看這段記載，李鴻章所透露的《挺經》第一法，竟然是心靈雞湯，是一段小故事大道理。小故事大道理這玩意兒確實不賴，但與儒家學者所要求的理論思想體系，差得不可以道里計。可知這所謂的《挺經》，其理論體系並未草創成形。
然則，為什麼曾國藩不把這部《挺經》的理論體系快點草創出來呢？
因為他沒有時間。就在曾國藩平滅洪秀全叛亂而後，淮上巨捻突然間坐大並鬧出了大亂子。
此時再說淮上巨捻，別有一番風味。話說淮上之地，自嘉慶年就成為了清帝國的尚武中心，當地風俗，少年以殺人為榮，紅鬍子、拽刀手及刀客招搖過市。到了洪秀全崛起之初，淮上巨捻已經形成了強橫勢力，時有以張老樂為首的十八鋪巨捻聚義蒙城，史稱「蒙城十八鋪」。
此十八鋪者，個個皆是凶戾之極、殺人如麻的狠角色。單以戰鬥力而言，是洪秀全的太平軍所無法比擬的。但由於淮上巨捻沒有一個政治綱領，也沒有一個精神寄托，不像洪秀全這邊好歹還有個爺哥朕幼的偽神權體系，能夠作為長期性的、統一的品牌之用。蒙城十八鋪這邊什麼都沒有，只是一輛車子，上懸一條破褲子充當旗幟，可想而知，這種山寨貨是很難鬧出名堂來的。
所以淮上捻子雖然凶悍，還得等洪秀全這邊派人來整合。直到太平軍中的天才將領陳玉成出世，為解救天京危機，陳玉成奔赴淮上，號召淮上巨捻不要再自己單干了，以後就替洪秀全打工吧。捻子們心眼不夠用，聽了陳玉成的話，讓陳玉成指揮他們打了場漂亮的三叉河戰役，殲滅了湘軍戰神李續賓。但捻子也因此被朝廷視為心腹大患，生恐二者合流，加大了打擊力度，昔日的十八鋪灰飛煙滅，張老樂、龔德樹等巨捻從此江湖除名。
但到了天京城破，洪秀全身死而後，太平軍中流亡的軍事將領竄入淮上，值此二者終於成功合流，創造出歷史上所謂的新捻子，讓朝廷痛苦不堪。
新捻子是由援救天京城的最後一支武裝力量、太平軍陳得才部創造出來的。當時陳得才聞知天京危急，率了西征軍匆匆從西北趕回。自知力量不足，轉戰至鄂皖交界，與淮上巨捻張宗禹、任化邦合流。正值聲勢浩大、耀武揚威之際，天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傳來，霎時間陳得才驚魂喪膽，不知所措。僧王僧格林沁乘機率馬隊撲殺，殺掉了陳得才，太平軍主力被全殲。
但被殲滅後的太平軍中卻逃出來一個文職官員賴文光，這時候他的軍事天才凸顯，網羅太平軍及捻子殘餘，重建了一支強大的軍事武裝，發誓為恢復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而戰。並採用了騎戰之術，增強了機動性，頓時脫胎換骨，一舉端掉了清王朝最後的嫡系——僧王僧格林沁。
史家認為，追究僧王僧格林沁之死，曾國藩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朱東安撰《曾國藩傳》稱：「對於捻軍這一新的變化，僧格林沁是不甚瞭解的，他依舊用過去的老眼光看待捻軍，繼續採取窮追不捨的戰術，因而作戰往往失利。對於這種情形，曾國藩是看得很清楚的，並且料定僧格林沁總有一天要做捻軍的刀下之鬼，但出於種種原因，使他採取見死不救、冷眼旁觀的態度。」
朱東安先生的這個指控是很嚴重的。擱在曾國藩時代，足夠殺曾國藩之頭的了。那麼，朱東安先生何以斷言曾國藩有如此神異的能力，早已料知僧王之必死，並見死不救呢？
那是因為，曾國藩和僧格林沁堪稱水火不容、不共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