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團由原紅軍學校合併而成，共有三個步兵營。劉伯承從中挑選了比較強的第三營作為先遣營隨其一道行動。
要搶時間，路上就要爭取少打仗，劉伯承讓先遣營一律去掉帽徽等紅軍標記，偽裝成國民黨軍，大搖大擺地向江邊急進。沿途遇到國民黨的地方武裝和民團，一律不與之糾纏，只是騙對方說紅軍要過江，自己要去封鎖渡口。
因為採取了這一辦法，先遣營精神集中，行動神速，而且一路上都沒有遇到戰鬥。
5月3日傍晚，先遣營到達離皎平渡60里的杉落樹鎮。為了保存體力，以便第二天能夠順利渡江，劉伯承下令在鎮上稍作休息。
發現沿途的山路極不好走，先遣營便想在附近找個合適的嚮導，結果他們卻碰到了一個自稱區公所的人。劉伯承聽說後，馬上讓把這個人帶過來。
紅軍的偽裝讓來人也誤以為全是「自己人」。他向劉伯承鞠了一躬，畢恭畢敬地說：「長官，從哪裡來？我是區公所秘書。」
劉伯承裝作煞有介事的樣子說：「紅軍快來了，我們要趕到江那邊去！」
「秘書」透露：「紅軍雖然離這裡還遠，但為了防備紅軍在這一帶渡江，我剛剛接到上級一紙命令，要把我區沿江所有船隻全部迅速燒掉，以免被紅軍利用。」
劉伯承急忙問他：「燒船的命令發下去了沒有？船燒掉了沒有？」
回答讓劉伯承鬆了口氣：「沒有。我正要去江邊辦理這件事，命令還在我手裡哩。」
渡江的關鍵
「還在你手裡就好。」在問清情況後，劉伯承明白告訴「秘書」，「我們就是紅軍，現在就要船。要是渡口少了一隻船，拿你是問！」
通過詢問「秘書」和偵察得知，皎平渡口共有兩隻木船，同時渡口對岸並無正規軍隊駐守，只有一處收稅的關卡，叫釐金局，由一個保安隊把守，而這個保安隊也僅有幾十條槍。
劉伯承盤算了一下，派一個連的兵力過去就足以解決問題，部隊多了反而施展不開。他當即從先遣營抽出一個步兵連做先遣連，下令該連輕裝前進，強行渡江，其餘兩個步兵連和一個工兵連就地造飯，隨後迅速跟進。
先遣連直撲江邊，首先找到並控制了船隻，隨後在半夜時分駕船渡過金沙江，輕而易舉地就端掉了釐金局。
當得到先遣連佔領兩岸渡口的報告時，劉伯承正騎著馬在黑夜裡疾行。他欣喜萬分，十分興奮地對幹部團政委宋任窮說：「這樣難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麼能走這樣的160里呢？可是，我們走到了，不僅走到了，還過了一條江，打了一個勝仗，消滅了敵人！」
兩人邊走邊談，很快就到達了皎平渡渡口。這時天已經亮了，劉伯承向通安方向派出一個前哨連進行警戒，接著便一面繼續收集船隻，一面準備架橋。
金沙江古稱瀘水。諸葛亮在《出師表》一文中寫道「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裡面的「瀘」指的就是金沙江，「不毛」指的是雲南地界。據說蜀將馬岱帶兵兩千「渡瀘」時曾中瘴毒，一下子就死了一千五百人。
紅軍沒有碰到瘴毒，皎平渡方面的金沙江江面也不寬，但不利之處是水深流急，尤其那幾天連續下雨，有時大雨滂沱，使得江水猛漲。在此之前，毛澤東就曾對此表示憂慮，他對宋任窮等人說：「這幾天的雨下得不好哇！河水上漲，怕要影響我們渡江哩！」
果如其言，當時的金沙江流速達到了每秒四米，到處濁浪滾滾，洶湧澎湃，而且江心還有很多漩渦。看這情形，是無論如何沒法搭橋了。
找船隻成為後續部隊能否渡江的關鍵，劉伯承發動眾人沿江進行收集。在當地老百姓的幫助下，先遣營先後在江岸邊又找到了五隻破船。
劉伯承聞訊極為高興，馬上組織人力進行修理，這樣紅軍在皎平渡一共擁有了七隻船。
原先紅軍準備從三個渡口渡過金沙江，分別是龍街渡、洪江渡和皎平渡。如果一切順利，以皎平渡的七隻船接送本渡口的部隊就夠用了。
可是洪門渡、龍街渡的船隻都已被敵軍提前燒掉。洪門渡在渡過一個團之後，因水流太急，架設的浮橋被洪水沖垮了，不能繼續渡江。龍街渡的紅一軍團佯作渡江準備，吸引了不少敵軍，加上江面太寬，容易受到飛機襲擊，所以也不能在那裡渡江。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朱德下令全軍都從皎平渡一個渡口過江。
皎平渡的七隻船，小的僅能坐十一人，大的也只能坐三十個人。全軍幾萬人馬都要靠這七隻船渡江，即便日夜搶渡，也不是一兩天或三四天就能渡完的。
劉伯承收到電報後，立即決定拿下通安鎮，以掩護全軍安全渡江。
通安鎮在皎平渡以北40里。這是一個不大的山地街鎮，它居高臨下，形勢險要，佔據這個高地，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渡口。幹部團除留先遣營守渡口外，大部分主力均由幹部團團長陳賡率領，渡江後以強行軍的方式向通安進發。
從江邊到通安，只有一條很陡很窄的山間小路可走，其中的一段路面甚至僅能容一人通過。幹部團在進佔通安的途中，不斷遭到敵軍冷槍乃至於大石塊的襲擾，衝在前面的人非死即傷，後面的人貼著峭壁、死角不斷躲閃躍進，才終於衝了過去。
當時的四川仍為諸侯割據局面，中央紅軍所進入的區域是川康邊區，乃劉湘的族叔劉文輝偏安之處。得知中央紅軍已過了金沙江，駐守會理的劉文輝部將劉元瑭急忙率一個旅馳援通安，雙方在通安北面狹路相逢，戰鬥十分激烈。
前頭部隊一打響，劉伯承就估計到形勢嚴重，於是下令宋任窮率先遣營火速進行增援。
黃昏時分，先遣營趕到通安。之前幹部團主力已攻到通安街上，但因敵我兵力懸殊，剛剛又被迫退了出來。
宋任窮傳達了劉伯承的命令：此戰關係重大，必須不惜一切犧牲！
甩開了一大截
「不惜一切犧牲」、「不惜一切代價」，劉伯承在指揮作戰時其實很少說這樣的話，他這麼說了，就表示事情確實嚴重到了足以砸鍋賣鐵，在所不惜的地步。
得到三營增援後，陳賡調整了進攻部署，以二營在正面佯攻，派一、三營在右翼包抄迂迴，攻擊敵軍的左側。經過拚命爭奪，幹部團佔領了通安，劉元瑭僅率四百殘部逃回會理。
通安一仗對保障皎平渡至關重要，而劉伯承在緊要時刻宣佈的死戰命令，以及他派去增援的先遣營則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
從5月4日到5月9日，中央紅軍大部都在皎平渡渡江。整整五個晝夜，江中七隻渡船像七條大魚一樣在兩岸穿梭來回。兩岸山坡上到處都是部隊、馬匹和行李擔子。
其間，身兼渡河司令的劉伯承光著頭，頂著烈日，在曬得燙腳的沙灘上來回走動，親自指揮部隊渡江。指揮渡江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比如，為了防止敵機低空襲擾，在江邊等待上船的人馬不能聚集太多，可如果不集結一定數量的人馬在江邊待渡，等船過來了再叫部隊，又會耽誤許多時間。組織時，劉伯承所安排的待渡人馬就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其他方面，諸如部隊如何坐船，騾馬如何泅渡，怎樣使船的載重適量平衡，做到既安全又不浪費時間，劉伯承都親力親為，考慮得非常細緻周到。
5月9日，全軍渡完。劉伯承在北岸迎來了殿後部隊，即他曾經指揮過的紅五軍團。江南岸的沙灘上，已空蕩蕩不見一個人影，劉伯承遂以渡河司令部的名義下令沉船。
在巧渡金沙江之前，中央紅軍後面一直跟著薛岳部隊這一尾巴，之所以要四渡赤水，也就是要把它給甩掉，但薛岳仍舊跟得很緊。直到渡過金沙江，才算是真正把薛岳這個「尾巴」給甩開了一大截——薛岳追到金沙江南岸已經是5月16日的事了，而且那裡渡江船隻已被全部損毀，他只能望江興歎，徒呼奈何。
「川康王」劉文輝的侄子、川康邊防軍司令劉元璋並沒有把重兵佈防於金沙江沿岸，這是中央紅軍能夠順利突破金沙江的一個重要條件。劉元璋之所以如此部署，是因為他認為金沙江岸線過長，不易防守，一處被突破，即全線崩潰。
按照「守江不如守城穩當」的觀點，劉元璋將兵力主要分佈於會理、德昌、西昌三線，並且前輕後重，目的在於分段遲滯紅軍，保存實力。
在劉光輝、劉元璋看來，薛岳部隊正在中央紅軍後面緊追，只要他們守城能守住幾天，追兵一到，紅軍自然離去。
從5月8日起，陸續過江的紅軍就已經包圍會理，但經過七天七夜的猛攻，卻未能攻克城池，只得繞城而去。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會理城郊的鐵廠召開擴大會議，史稱會理會議。鑒於川康地理民情較為複雜，為加快北上進度，會上決定成立先遣隊。
先遣隊以紅一團和工兵連為搭檔。紅一團的全稱為「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該團擁有輝煌戰史，在中央紅軍中屬於裝備和戰鬥力都較強的部隊，曾被周恩來稱為「天下第一團」。
由於在川軍中擁有一定聲望以及熟悉當地情況，劉伯承被任命為先遣司令，聶榮臻為政委，他們將率領先遣隊為全軍打開通路。
會理之北為德昌。劉元璋開始還不想守德昌，怕分散兵力，但後來考慮到德昌較為富庶，對當地的士家大族不能丟了不管，於是就派旅長許劍霜指揮一個團進行防守。
長征期間的中央紅軍由於缺乏重武器等原因，攻堅能力已大為削弱，不然一個小小的會理不會打不下來。對於德昌，中央也希望巧取而不是強攻。根據這一指示，早在會理攻守戰時，劉伯承就派人送了一封信給許劍霜，讓他不要阻止紅軍北上。
許劍霜曾是劉伯承的部下，在順瀘起義軍裡當過團長，並且還加入過共產黨。他有心給紅軍讓路，可是又怕劉元璋怪罪，就把原信轉送至西昌劉元璋處。
劉元璋收了信沒有答覆。許劍霜就認為劉元璋已經默許他放水，當紅軍到達德昌時，他就假模假式地出來和紅軍碰了一下，然後很快撤往西昌。
劉元璋的部將劉元琮聽說後，拍桌大罵許劍霜「通敵」，主張殺了許劍霜。劉元璋卻怕劉元琮因此坐大，同時他和許劍霜還在軍校一塊讀過書，於是便駁斥劉元琮說：「哪有通敵的人，會把敵人的信送給我。」
許劍霜安然過關，5月17日，紅軍幾乎兵不血刃地佔領了德昌。
不以彝民為敵
劉元璋曾有調兵增援許劍霜之舉，他派去的援兵是彝務指揮官鄧秀廷。
鄧秀廷家族本是漢人，但因世代居於漢、彝雜處的地區，熟悉彝情，能說彝語，不僅生活習慣完全浸染彝風，而且還擁有彝「娃子」（即奴隸）。到了鄧秀廷，其勢力在西昌、冕寧的彝族聚居區內更得到極大增強，幾乎到了為所欲為的程度，連劉文輝、劉元璋也不得不對他加以防範和籠絡。
鄧秀廷將他控制的彝民稱為「四十八家」，他從「四十八家」中能夠徵調的常備彝兵達到三千人以上。當然，鄧家再強，也還不如劉家，所以鄧秀廷只能暫時依附於劉文輝，劉元璋要對他的部隊進行徵調，亦不敢不從。
當鄧秀廷率部前出至德昌南面的黃水塘時，德昌已被紅軍所控制，而這時劉伯承給他的親筆信也到了。
劉伯承乃昔日川中名將，在川軍中就職多年，深知鄧秀廷的底細。他在信中說，紅軍路經貴防，不以彝民為敵，彝兵向紅軍開槍，紅軍不還擊，但路是一定要過的，請鄧秀廷予以考慮。
這封信讓鄧秀廷非常猶豫。打吧，怕打不過，不打，劉家那裡又交代不過去。在召集軍官們開會商議後，他決定看情況再說，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如果能乘機從紅軍那裡撿到一點槍彈則是最好的。
鄧秀廷把部隊擺在紅軍所經大道的兩邊山上，並且事先跟他的彝族軍官們打好招呼，說：「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當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開槍。」
紅軍列隊經過黃水塘，鄧秀廷一看，紅軍隊伍排得很密，就更加不敢動了。誰知有一個彝兵偏偏不聽約束，擅自開了一槍，引得其他彝兵紛紛效仿，先後打了十幾槍。
鄧秀廷見狀趕緊用彝族話喝止。紅軍也遵諾未進行還擊，一邊說「漢彝一家」、「漢彝是兄弟」，一邊照舊前進。
鄧秀廷本來還打算再做做樣子。其時正好有兩架國民黨中央軍的飛機前來對紅軍實施轟炸，彝兵好奇，想打「一隻大鳥」下來看看，就連續朝飛機開了幾十槍。
鄧部出來時帶了指示地面目標的聯絡布，可是臨時卻忘記放在哪個馬馱上了，布標擺不出來。遭到射擊的飛機以為鄧部是紅軍，遂向下投彈，鄧部一名連長和幾十名漢彝士兵被炸死。鄧秀廷因此蝕了老本，便把部隊撤出黃水塘，轉移到冕寧去了。
德昌之北是西昌，也是劉元璋所部署的最後一道防線。當紅軍到達距離西昌30里的地方時，驚恐不安的劉元璋聽了部將劉元琮的話，以紅軍會利用民房接近城牆為由，將西昌城外最繁華的商業區「西街」給一把火燒了，謂之「亮城」。
見此情景，中革軍委意識到西昌守軍早已有備，若強行攻城，很可能陷入會理攻守戰那樣的尷尬局面。為此，紅軍僅向西昌方面派出了行軍警戒部隊，大部隊則越過西昌城開往瀘沽。
5月20日上午，劉伯承到達瀘沽。在此之前，作為先遣隊主力的紅一團已先期到達待命並對前方區域進行了偵察。
由瀘沽北上，必過大渡河，而由瀘沽到大渡河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由西昌經越西至富林的大道，稱為西越路線；一條是由西昌經冕寧至安順場的山路，稱為西冕路線。
大道易行，山路難走，這是顯而易見的，紅軍預定計劃也是要走大道。可是你這麼認為，對方也會這麼認為，根據偵察到的敵情，劉文輝顯然判定紅軍必走西越路線，所以早已將富林作為防守重點。
劉伯承推測，如果紅軍從富林渡河，會遇到川康軍的主力，強渡大渡河的行動將非常困難。他於是建議中革軍委改走西冕路線。
電報起草後交電台發了出去，但是因為中革軍委正處於行軍狀態，暫時聯繫不上。劉伯承和聶榮臻商量後，決定率先遣隊開赴冕寧，到冕寧後再與中革軍委進行聯繫。
人質
冕寧沒有什麼敵軍防守。晚上9點，劉伯承率紅一團佔領了冕寧城。隨後，他下令打開縣衙門的監牢，將牢裡的「政治犯」予以釋放。
監牢的鐵門被撞開了，但見裡面的「政治犯」被拳頭粗的鐵鏈、腳鐐、手銬緊緊箍住，有氣無力地躺在爛泥、屎尿和污水坑裡。他們有的赤裸著身體，有的僅用一塊破布遮住下體，但無一例外都蓬散著尺把長的頭髮，瘦得如同枯籐一般。
紅軍給他們錘開鎖鏈，逐個背到外面，聞訊趕來的老鄉也跟著進去往外背，前後一共背出來兩百多人，而且全是彝人。其中有幾個人含著眼淚，看到劉伯承後納頭便拜，好像有千言萬語要申訴一樣。
劉伯承見狀感到很是驚異，連忙和他們拉話（四川地區方言，交談、談心的意思），這才知道他們原來都是彝族「家支」（即家族支系，彝族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頭人的子弟，是被冕寧縣衙抓來做「人質」的。
讓彝族部落質押「人質」是自清代以來就有的一種官府制度，早成定例。只有在辛亥革命時，滇軍經過冕寧，曾一度釋放「人質」，但到鄧秀廷稱霸冕寧又重新得以恢復。
按照這一制度的規定，「家支」中只要有一個頭人「違法」，從他開始，這個「家支」所有的頭人及其兒孫都要長期輪換著坐牢，這叫「坐質換班」。
冕寧牢獄可謂暗無天日，獄卒對待「人質」則較對待漢人更為冷酷無情，即便身體健壯的年輕彝人都打熬不住。如果坐牢的彝人死了，家人必須接替，允許以父代子、以兄代弟、以叔代侄。新的「人質」在獄中不堪折磨，急思輪換，最後往往弄得父子兄弟都淪於苦海不得解脫。有的「家支」一代一代就這樣被折磨絕了。
獲救後的「人質」對紅軍感恩戴德。他們告訴劉伯承，冕寧城是進入彝民區的必經之路，一過冕寧城，就是大涼山彝民區。沿著去安順場這條線路，當地彝族共有古基（又稱果基、沽雞）、洛伍（又稱老伍）、羅洪三個「家支」，以古基勢力最大。
劉伯承還得知，紅軍將要經過的道路確實非常難走，有的地段全是懸崖絕壁，路隘險深，行路異常艱險。據說太平天國時期，石達開就是經此道北上，當時其先頭部隊已到安順場，未能渡過大渡河，而後衛部隊卻遭到了冕寧民團的襲擊，以至全軍覆滅。
劉文輝熟知古史，他之所以重兵設防富林，且只以大渡河防禦為重點，自然也是考慮到西冕路線乃是石達開覆軍老路，對紅軍非常不利。
選擇西冕路線，紅軍並不怕走崎嶇山路，讓劉伯承心裡沒底的正是與彝民打交道這件事。
長居四川，使得劉伯承對彝民區的情況有一定瞭解。在佔領冕寧城之前，他就在部隊動員中講道，冕寧過去是彝人的城市，但後來被漢族官軍趕到了山上，由此可見，歷史上漢彝之間就存在著矛盾。
即便到了近代，漢彝相處仍很困難。可以想像得到，紅軍在經過大涼山時一定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和麻煩，但用聶榮臻的話來說，彝人再怎麼為難紅軍，「總比劉文輝好說話」。劉伯承相信，紅軍最終一定可以順利通過彝民區，當然，「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過」。
理性分析，漢彝之所以頻頻發生爭執，其間固然有對生存條件競爭的因素，但最主要的還是生活習慣不同。比如彝人經常劫掠漢人，對這種劫掠行為，他們並不像漢人那樣存在道德問題，而是認為完全正當，沒有什麼不可以。
對待彝人，漢人中也一直存在著兩種思維模式。一種是鄧秀廷式的，即只要一有機會就用武力加以壓迫，美其名曰「辦彝務」。按照鄧秀廷的一套理論，「與其敬蠻一尺，不如打蠻一丈」，「你不整彝人，彝人就會整你」，「你整得越凶，他就害怕得越甚」。
鄧秀廷的部隊，無論漢兵還是彝兵，全都不發糧餉，所有負擔都從彝區出入。一旦攻佔不服從他的彝區，他還允許部屬官兵隨意掠奪，謂之「關大餉」。
懾於鄧秀廷的手段，彝族「家支」表面固然不敢不服，但內心十分仇恨，對漢人也愈加敵視和疑忌，對漢族官軍更是恨之入骨。
另一種模式也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那就是以誠待人，坦誠相見。
誰也不許開槍
說到以誠待人，最典型的莫過於諸葛亮當年對西南少數民族的治理。相傳諸葛亮「七擒孟獲」就在大涼山，至今彝民區仍有孔明寨、孟獲城等遺址。
較之單純的武力壓迫，「七擒孟獲」或許短時間內收效較慢，卻有利於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實際上，如果你留意就會發現，在全世界的華人區，孔子和關羽的影響力都要超過諸葛亮，唯獨在西南的雲貴川一帶尤其是少數民族中，諸葛亮的形象卻遠非其他先賢可比。這也形成了一種完全不同於其他華人區的亞文化現象。
劉伯承所說的「好好做工作」，若通俗一點講，其實也是要以誠待人，對彝民予以更好的理解和尊重。他告訴被釋放的彝民「人質」，紅軍北上只是假道彝民區，望他們回去進行疏通。
「人質」們都高興地答應下來，並留下人為紅軍領路和做「通司」（即翻譯）。
劉伯承隨即對先遣隊的所有官兵下達嚴令：「爭取和平通過彝族區，沒有聶政委和我的命令，誰也不許開槍！」
過了一會兒，紅一團團長楊得志和政委黎林前來報告，說到了一件令人吃驚的事。原來就在紅軍佔領冕寧城之前，原冕寧縣的縣長及其家屬在逃跑途中遭到了彝人的攔劫，不僅所帶財物被洗劫一空，連身上所穿的衣服也被剝光了。
應這些跑回來的落魄者的請求，三營為他們提供了衣服，但整件事對部隊還是影響不小。三營營長尹國赤說，官兵們都「怕過不去這個裸裸國」。
裸裸翻譯成彝語就是老虎，彝人也經常自稱為老虎，「裸裸國」便成了當地一些漢民對彝區的稱呼。黎林當時聽後就對尹國赤的話予以糾正：「你就不該叫什麼『裸裸國』，而應該叫彝族同胞，彝族兄弟姐妹。這不是簡單的稱呼問題，這是尊重少數民族的大事。」
聽完報告，劉伯承感到局面可能比自己想像的還要更嚴重和複雜。他和楊得志等人商量了整整一夜，研究可能遇到的各種情況和應付的辦法。
天亮後，楊得志、黎林奉命到三個營和工兵連一一進行教育，要求無論如何不准向彝民開槍，並強調這是總部的命令，誰開槍誰就違反了政策和紀律。
當天，先遣隊的電台也終於跟大部隊聯繫上了。中革軍委完全同意劉伯承的建議，決定紅軍主力改經西冕路線北進。
一切準備妥當之後，先遣隊於5月22日早晨開始進入彝民區。彝民區山高路險，古樹參天，野草叢生，地面上淤積的腐爛樹葉居然厚達數寸。在那些腐爛的樹葉雜草中，還生長著一種帶刺的籐蔓，左纏右繞，腳踩上去有時會拔不出來，行走非常困難。
彝民聽說漢族軍隊來了，又有意對道路進行了破壞，沿途不是山澗上的獨木橋被拆毀，就是溪水裡的石墩被搬開了。沒有辦法，楊得志只得讓工兵連走在前面開路，他自己帶三營掩護著劉、聶首長走在後面。
工兵連一邊行軍，一邊砍樹架橋修整道路。過了俄瓦埡口後，他們便漸漸從前面落到了後面。
在俄瓦埡口之前這一段，尚屬於彝漢雜居區，再從俄瓦埡口到喇嘛房，就是彝族聚居區了。這時大家看到山上山下都出現了許多彝民，他們成群結隊地揮舞著土槍、長矛、棍棒，吶喊著出沒於山林之中，企圖阻止紅軍前進。先遣隊不得不縮短行軍距離，以防遭到突然襲擊。
劉伯承與聶榮臻一起登高觀察，發現紅軍已陷入被古基、洛伍、羅洪三個「家支」四面包圍的境地，情勢非常緊急。劉伯承立即與聶榮臻進行分工，劉伯承負責佈置自衛陣地，聶榮臻負責派人進行喊話。
當先遣隊前衛連到達喇嘛房時，他們終於被越來越多的彝民堵住了去路，無法再繼續前進。彝民們用彝語喧嚷著，很難聽出他們說的是什麼，不過從他們的手勢和面部激動的表情上，卻不難判斷出，如果紅軍要強行通過，勢必引起衝突。
先遣隊除配屬工兵連外，還有一個隨隊行動的工作團，主要負責進行沿途的政治宣傳工作。工作團的馮文彬見狀，便帶著「通司」（即彝語翻譯）上前答話。
聽彝民們中的一個小頭目說要兩百塊錢，馮文彬便爽快地給了他們兩百塊銀圓，眾人一搶而散。不料過了一會兒，又有一批彝民來要錢，說他們不是一個「家支」，前面那個是羅洪家的，他們是古基家的。於是馮文彬只好又掏出兩百塊銀圓送了過去。
羅洪家的拿了錢後並沒有離開，而是從西面向紅軍大部隊猛衝過來，並且搶掠了東西。紅軍喊話無效，衝突不可避免地爆發出來。
連衣服都被剝光了
劉伯承佈置的自衛陣地剛剛才建好，眼見對方已率先動了武，他只得親自下令部隊予以還擊，擊退了羅洪家的武裝。
與此同時，東面的洛伍家已接受喊話，表示願意維持中立。只有前面的古基家尚態度不明。
馮文彬正在與古基家交涉之際，後衛又傳來了一個令局面更為緊張的消息——工兵連被搶劫了，而搶劫他們的又正是古基家。
工兵連當時已掉在主力後面一百多米，隊伍也分散開來。從那時候起，隱藏在山林裡的彝民便揮舞著土槍長矛開始出現，有的還向他們施放冷槍冷箭。為安全起見，連長王耀南趕緊把全連集中了起來。
剛剛登上一座小山崗，工兵連就遠遠地看見一群人朝他們迎面走來，眾人全都放慢了腳步，心情也變得極為緊張。
到了近處，這種極為緊張瞬間又變成了極度驚訝：來的全是漢人，且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們的共同之處是全都一絲不掛！
來人自稱他們是外埠商人，路過「裸裸區」被「蠻子」搶了東西，剝了衣服。後來仔細詢問，才知道這些人其實是冕寧縣政府的官員及其家屬，因為害怕被紅軍抓住，才冒險避入了彝民區。
這些人過去以後，官兵們開始議論紛紛，這個說：「我們可別也被扒個赤屁股精光。」那個說：「我們不是財主，又不惹他們，他們不會把我們怎麼樣。」
王耀南趕緊和連指導員羅榮分頭做解釋工作，並且反覆強調必須執行總部命令，無論如何不准開槍，誰開槍誰違反政策。
進入一座山谷，工兵連也被幾個手持土槍長矛的彝民攔住了去路。羅榮帶著一名會說四川土話的戰士上前交涉，可是還沒說上幾句，那幾個彝民就突然大喊一聲，山上頓時吹起了號角。
號角聲中，不知從哪裡冒出來許多彝民，工兵連的官兵被圍在了中間。在這種情況下，王耀南等人雖然不停解釋，但彝民一句也聽不懂，他們一邊嘴上「嗚呼嗚呼」地不停叫喊，一邊上前進行圍困。
圍上來的彝民越來越多，逐漸形成了一個鐵桶陣。工兵連束手無策，進退兩難。
不久，彝民幾個圍住一個，開始搶東西、剝衣服。工兵連的官兵雖然也有少數防身武器，但限於政策都不敢開槍，王耀南、羅榮赤著身子還在大喊：「總部命令，不准開槍……」
從王耀南、羅榮到一般戰士，全部被扒了個精光，所攜帶的架橋器材、武器和其他用具也被一搜而光。好在彝民只搶東西，並不傷人。後來有一個高大的彝人騎著騾馬而來，跟其他彝民一陣嘰嘰咕咕，說了一些王耀南他們聽不懂的彝語，就把他們給放了。
工兵連只得循原路退回出發地，楊得志等人聞訊前去看望，結果迎面就撞見了王耀南。王耀南全身光溜，要是在平時，這樣子確實十分可笑，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周圍卻沒有一個人能笑得出來。
楊得志問王耀南：「情況怎麼樣？部隊呢？」
楊得志不笑，王耀南倒先笑了：「部隊都撤下來了。」
「有損失嗎？」
王耀南還是笑著：「『槍支』和『工具』都被沒收了，人員沒有損失。」接著就把經過說了一遍。
楊得志瞅著王耀南的樣子，也終於忍不住笑了起來：「趕快找衣服穿上，我去向劉、聶首長報告。你要把部隊帶好，前面還要你開路哪！」
工兵連被迫暫時退出了彝民區。剛走出彝民區不遠，就看到路邊坐滿了紅軍。這是跟在先遣隊後面的部隊，曾保堂的紅六團一營，他們不知事情究竟，看到這群光溜溜的漢子不由捧腹大笑：「工兵連真涼快呀！」「喂，你們到哪兒洗澡去了……」
曾保堂得到報告後趕緊跑了過來，傳令凡有兩件衣服以上（包括身上一件）的戰士必須拿出一件，馬上集中交給工兵連穿。怕衣服不夠，曾保堂又讓供給處把好一點的麻袋撿一些送給工兵連。
工兵連自成立以來還從未打過敗仗，現在不僅被「繳了械」，連衣服都被剝光了——這種事不僅在工兵連沒有發生過，就是在紅軍戰史上也絕無僅有。
在聽了一些玩笑話後，工兵連的戰士心裡更加不是滋味，埋怨情緒比較大，就連有些幹部也想不通，認為連指揮員的臨場處置太過窩囊。王耀南、羅榮趕緊開會進行疏導，才解決了官兵們的情緒問題。
結義為兄弟
在工兵連遭到劫掠後，前衛連仍無法前進。工作團率隊的蕭華、馮文彬通過「通司」向對方提出交涉，說明紅軍只是借道北上，並不在此住宿，但已經收了錢的古基家卻似乎還沒有罷休的意思，彝人們仍舊擺手揮刀，高聲喊著：「不許走！」
正當混亂得不可開交之際，前面山谷入口處忽然揚起一陣煙塵，幾個彝人騎著騾馬直馳而來。「通司」認出，為首者就是古基家首領小葉丹的四叔。
他們的到來，總算使喧鬧的人群稍微安靜了一些。有了頭人，便好說話，蕭華趕緊讓「通司」找小葉丹的四叔搭話。
小葉丹的四叔聽說紅軍部隊的首長要和他談話，欣然表示同意，並隨即下馬，揮退了集聚的人群。
在談話中，蕭華首先向對方表明了紅軍此來並不會打擾彝人，只是借路北上。接著，他又根據彝人性情豪爽且非常講義氣的特點，說「紅軍劉司令」親率大批人馬北征，路過此地，願與小葉丹結為兄弟。
小葉丹的四叔對蕭華前面的一番話尚半信半疑，但是後面的「結為兄弟」令他大為高興，同時疑慮全消。
原來當時古基家和羅洪家正在發生械鬥。小葉丹看到紅軍兵強馬壯，便想借紅軍的力量打敗羅洪家，釋放工兵連的那位高大彝人就是小葉丹派去的代表。
為了表示信用，蕭華將一支手槍和幾支步槍贈送給小葉丹的四叔，後者也把自己騎的那匹黑騾子送給了紅軍。
談判取得成功。這時只聽一個小頭目說：「我去找爺爺來。」過了一會兒，他引來了一個打著赤膊、赤著腳的披髮漢子，此人自我介紹：「我是古基家的小葉丹，要見你們司令員，我們大家講和不打。」於是蕭華先去找劉、聶報告，馮文彬陪同小葉丹從後面跟來。
得到蕭華報告之前，劉伯承和聶榮臻正處於焦慮之中——繼續前進可能引發更多更激烈的衝突，但要停止前進，又會影響後面主力的通過。
就在他們苦思良策而不得之際，蕭華帶來了好消息。眾人不由喜上眉梢，劉伯承更是毫不猶豫地騎上馬，趕到了行軍縱隊的前面。
小葉丹和其他幾位古基家的首領遠遠見到蕭華等人，立刻趨前迎接。蕭華把劉伯承介紹給他們，小葉丹跪下致敬。劉伯承趕緊下馬，從地上扶起小葉丹，不讓他行此大禮。
在一處海子（西南地區對湖泊的稱呼）邊上，兩人進行了一番交談。小葉丹解釋說：「今天在後面打你們的不是我，是羅洪家。聽說你們要打劉文輝，主張彝漢平等，我願與司令員結義為兄弟。」
劉伯承重申與小葉丹拜盟的意願，並且強調：「那些欺壓彝民的漢人，也是紅軍的敵人，我們結義是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
結盟儀式決定就在海子邊上舉行。按照彝家規矩，一位彝人捉來了一隻大紅公雞，因為沒有酒，就用兩碗湖水代替。彝人拿刀割破雞脖子，將雞血分灑在碗裡，接著劉伯承和小葉丹並排跪在海子邊上，高高地舉起這兩隻水碗宣誓，最後將血水酒一飲而盡。
劉伯承結盟小葉丹這件事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評價，他說諸葛亮七擒七縱才使孟獲心服，而劉伯承卻一下子就說服了小葉丹，真是堪比古人。
後來他還興致勃勃地問劉伯承：「你和小葉丹結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嗎？」劉伯承回答說：「那當然。彝人最講義氣，他看我誠心誠意，才信任我們。」
毛澤東又問：「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還是先跪右腿？」這可把劉伯承給問住了，因為他當時只是急於交好小葉丹，以便大軍能夠順利通過彝民區，並沒有過多注意這些細節。
結盟之後，先遣隊即便繼續前進，當天也走不出彝民區了。劉伯承、聶榮臻決定返回30里，回到漢族居住地大橋鎮宿營。小葉丹叔侄也被邀請到大橋鎮做客。
劉伯承素知彝人善於飲酒，便派人把大橋鎮所有的酒都買了過來，在先遣司令部設宴招待小葉丹叔侄。小葉丹叔侄也果然酒量如海，喝了不少酒，居然只不過微有醉意而已。
席間，小葉丹對劉伯承說：「明天我要古基家的娃子到山邊接應你們過境。羅洪家的人搶了你們東西，還抓了你們的人。如果明天羅洪家再來，你們打正面，我們從山上打過去，打到林子裡，把全村都給他燒光。」
劉伯承看出小葉丹說這些話，既是因為與羅洪家有宿怨，同時也是出於結盟之後的義氣，於是便向他解釋說：「彝族內部要團結，自己人不打自己人。」他又伸出手比畫：「一個指頭沒有勁，但十個指頭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事實上，後來先遣隊不僅沒有再向羅洪家討要被搶去的東西，還對在擊退戰中受傷的彝民每人發給五塊銀圓，以示撫慰。
晚宴結束，劉伯承將一面繡著金黃五角星的大紅旗送給小葉丹，上寫「中國彝民紅軍沽雞支隊」幾個字。他同時任命小葉丹為「沽雞支隊」的支隊長，並當場寫了任命書。
第二天清晨，小葉丹讓人將劫掠工兵連的東西送了回來。他本人跟著前衛連走在前面，一直把先遣隊送出了自己所管的區域。臨別之前，劉伯承又送給他十支擦得油亮的步槍。小葉丹大受感動，也堅持把自己所騎的大黑騾子送給了劉伯承。
在經過其他彝民區時，因為有小葉丹派的代表帶路和進行交涉，先遣隊再未遇到人為阻撓。小葉丹還按照劉伯承的囑托，將彝民組織起來，護送紅軍後續部隊過境。
在彝民的幫助下，經過七天七夜的穿行，紅軍大部隊全部安全通過了彝民區。
又一道難關
劉文輝對紅軍敢於走西冕路線和穿越彝民區缺乏準備。先遣隊在通過彝民區進入漢族區後，很快就遇到了一件令他們意料不及的新鮮事。
中午時分，楊得志接到前衛營尹國赤的報告，說有一個國民黨的區長，正帶著八個馬弁在前面迎接紅軍！
楊得志、黎林均大感驚異，隨即就帶著通信員趕了過去。一看，果不其然，路旁擺著桌、椅、板凳，桌子上放著煙、茶、食品，正供三營的官兵享用呢。
區長一看楊、黎的裝扮和氣勢，料定是大官，便馬上點頭哈腰地迎上來，操著滿口四川話說：「貴軍路過賤地，本區長事先啷格不曉得？啊，啊，接待不周，長官千萬莫要見怪。」
尹國赤跟在楊得志後面，強忍著笑大聲對他說：「這是我們團長。」
區長聽了向楊得志深深鞠了一躬，說：「歡迎團長改天再來耍。」
國民黨的區長對紅軍如此熱情，誰「事先啷格曉得」？也難怪，西冕路線較為偏僻，這個區長從來沒有見過中央軍，更沒見過紅軍，加上劉文輝也沒有通知說紅軍要走這裡，所以他就把紅軍當成了中央軍。
眼看時間不早，大家都已吃飽喝足，楊得志下令繼續行軍。尹國赤一擺手，三營把區長所帶的那八個馬弁的槍全給卸了。
區長瞠目結舌，嘴裡還一個勁地嘟囔著：「這是咋個說的嗎，這是咋個說的嗎？」
到此時為止，他還認定遇到的是「中央軍」，想到自己如此加以款待，「中央軍」的長官還要如此對待自己，這哥們兒幾乎委屈到要哭了。
尹國赤讓區長在前面帶路。走出近十里地後，區長和他的馬弁忽然跪倒，順著山坡連滾帶溜地滑了下去。先遣隊急於趕路，也就隨他們去了。
儘管過了彝民區，西冕路線上敵軍也缺乏防備，但劉伯承的心情仍難以輕鬆。在騎馬前往安順場渡口的路上，他神情焦慮，走著走著就一個人喃喃自語：「有船我就有辦法！有船我就有辦法！」
大渡河是橫亙在劉伯承心中的又一道難關。在紅軍巧渡金沙江之前，劉文輝曾以為，過金沙江到大渡河乃是導致石達開倒霉的老路，紅軍不會鑽這個牛角尖。孰料紅軍偏偏就要鑽牛角尖。當紅軍渡過金沙江，對會理展開圍攻時，蔣介石就急電劉文輝防守大渡河，在說明「大渡河天險，紅軍斷難飛渡」的同時，他要求劉文輝全力以赴，將紅軍徹底消滅於大渡河南岸，「如所部官兵敢有玩忽職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軍法從事」。
蔣介石並不是嘴上光說說而已，他已經派特務頭目康澤率別動隊駐於川康，對劉文輝部隊進行監視。
劉文輝心情十分緊張，他基本上把自己所能動用的所有機動兵力都用來扼守大渡河渡口。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在大渡河堵截紅軍，一直堅持到「薛岳追軍早到，石達開覆軍歷史重演」，從而把他認為的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渡過去。
為了對紅軍的心理上施加壓力，蔣介石還用飛機向紅軍投下傳單，要讓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
劉伯承看到了這些傳單，他知道安順場就是石達開北渡未成而最終覆亡之處。如今，紅軍處境也確實與石達開當年有相似之處——安順場為河谷地帶，前面是川康軍重兵扼守的天險大渡河，後面是滔滔金沙江和薛岳的追兵，兩側都是四五十里長的高山。在這樣的深溝之中，部隊無迴旋餘地，兵力亦無法展開，極易為敵軍伏擊消滅。
要避免歷史的輪迴，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打過河去，而且要很快地打過河去。
人算不如天算
5月24日，經過140里路的強行軍，先遣隊在安順場渡口前的一座大鎮子上停了下來。劉伯承下令分兵：紅一團團部和三營就地宿營；二營向大渡河下游佯動；一營在他親自率領下繼續前進。
大鎮子離安順場僅有20里路，但這最後一段路都是山路，極其難走。當晚八九點鐘，一營翻過了大山。剛走下山頂，就聽見一片轟隆轟隆的響聲，大渡河出現在面前。站在山腰往前望去，稀依可見山下星星點點的燈光，那就是安順場渡口。
劉伯承傳令部隊停下休息。他在一條小山溝裡找到了一間當地老百姓用來挖煤的小草房子，作為渡河作戰的臨時指揮所。
安順場是個有近百戶人家的小鎮，其北岸駐有韓槐皆的一個營。這個營是袍哥部隊，說白了跟土匪部隊差不多。劉文輝用該營來守安順場，不是說他們有多少戰鬥力，而是要使用營長韓槐皆的人際關係。
當時劉文輝用於大渡河的防守兵力共有兩個旅，其中第四旅守瀘定橋附近，第五旅守富林至安順場一線。兩旅之間有200餘里空隙，為了填補這一空隙，就不得不納入地方民團。
韓槐皆本人是四川哥老會的一個頭目，他在安順場附近流浪多年，酷好賭博，與當地的黑道白道都混得很熟。安順場的「彝務總指揮」賴執中與他是老交情，於是賴執中的部隊就被拉到北岸佈局。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偏偏就是賴執中誤了事。這廝是大渡河沿岸的土霸王，大渡河每年雨季都要沖刷出不少香杉（一種做棺材板用的珍貴木料），這些香杉讓賴執中大發其財。
本來蔣介石三令五申，要求大渡河南岸不得留有船隻及可做渡河用途的材料，但賴執中和劉文輝想的一樣，都以為紅軍不會走安順場。既然如此，他就不願意在紅軍未來之前扔下「生意」不管。
賴執中事先與韓槐皆商量，仍將其部置於南岸。賴執中的如意算盤是，紅軍即便從安順場走，但畢竟遠道而來，路徑不熟。他的哨兵一旦看到紅軍，就會通過捷徑向他報告，這樣他慢慢收拾過河也完全來得及。
賴執中不知道的是，在他的觀察哨根本就沒起到任何作用的情況下，紅軍已經摸到了安順場附近。
劉伯承很清楚，要解決賴執中的民團不成問題，關鍵還是要找到船，他讓警衛員叫來了一營營長孫繼先。
孫繼先進門後，還沒等開口，聶榮臻就搶先問道：「你知道石達開嗎？」
孫繼先是放牛娃出身，不知道誰是石達開。在聶榮臻跟他解釋，並說了「敵人要讓我們變成第二個石達開」之後，他頗為豪爽地表了態：「管他十達開、九達開，我們一定能過河。」
劉伯承迅速接過話茬：「我們會不會成為石達開，就看你們的了。」
劉伯承交給孫繼先四個任務，即：消滅安順場守敵；迅速找到渡船；立即渡河；渡過河去，固守灘頭陣地，掩護後續部隊過河。
最後，他說：「孫繼先同志，我們在這裡等著你們。記住，第一個任務完成以後，點一堆火；第二個任務完成後，再點一堆火……等看到你們點第三堆火，我們就知道你們渡河成功了，後續部隊馬上就到，明白嗎？」
「明白！」孫繼先說出這兩個字時，心裡也由不住一陣緊張。
直到孫繼先離開煤棚，劉伯承忍不住又叮囑了一句：「這次渡河，關乎著數萬紅軍的生命，一定要過去哦！」
晚上10點，一營開始行動。賴執中萬萬沒有想到紅軍會來得如此神速，當孫繼先率部以小跑步的速度衝到安順場的大街上時，還可以看到房子裡透出燈光，傳出胡琴聲、唱戲聲。
僅僅經過二十多分鐘的戰鬥，戰鬥便基本得以解決。賴執中從夢中驚醒，翻牆逃走時把腳給跌傷了，由其衛士背往彝區隱藏起來，民團殘餘的二十多個人則躲進了一座土樓。
對孫繼先來說，消滅殘敵並不是什麼特別要緊的事，他最在意的還是要找到渡船。戰鬥尚未結束，他就派二連去找船了，但是到底有沒有船，一直未能得到報告。
在派少數部隊將土樓予以包圍後，孫繼先趕緊派通信員找來一位當地老鄉，並且開門見山地問他：「你們這岸邊有多少船？」
老鄉把頭搖得像個撥浪鼓：「沒有，一隻也沒有，船都叫他們攏到對岸去了。」
孫繼先一聽，就像兜頭挨了一記悶棍，腦袋裡轟的一下，驚得半天都說不出一句話來。
唯一的希望
沒有渡船，還如何渡過大渡河？這不等於整個行動都要泡湯了嗎？
孫繼先這回終於更深切地感受到，劉伯承、聶榮臻對於渡河為什麼要千叮嚀萬囑咐，原來「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危險確實如影隨形啊。
過了一會兒，孫繼先才用探詢的語氣問老鄉：「他們部隊在兩岸間來往，有沒有船？」
老鄉想了想說：「是有一隻小船，供他們來往送東西和信，可是這船有時候在這邊（指南岸），有時候在那邊（指北岸）。」
可能性一半對一半，孫繼先心中又生出了一線希望。他連忙讓人把這一線索通知給二連，讓他們加緊搜尋。
在等待消息這段時間，孫繼先心情分外焦灼，他轉來轉去，幾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十分鐘，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仍然沒有任何消息。這時候孫繼先只覺得大渡河水奔騰的聲音好像特別響，也特別單調刺耳。
深夜一點多，東南方向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不一會兒，二連派人過來報告：「營長，找到了一隻船！」
孫繼先一躍而起，跟著來人就向河邊跑去。
原來賴執中為了在發現紅軍時能夠過河，特地留下了兩隻木船，其中一隻是隱蔽的，一般人找不到，另一隻在安順場大街下面200米處的一條干河汊子裡。那條干河汊子是南北兩岸用於聯絡的渡河點，河汊上有一座小橋，賴執中在橋上修了一座碉堡，派了一個班在那裡看守。
一營往大街上衝的時候，曾從這座橋上經過，但當時大家都沒有留意到碉堡和守敵。
戰鬥打響後，渡河點的敵人就乘上小船向對岸逃跑。當二連搜索到該區域時，小船離岸已經有三四十米遠了。幸虧河邊水淺，二連官兵趕緊跳到水裡，拿機槍兜空一掃，連打帶嚇，才迫使小船返回南岸。
實際上，要是二連的動作再慢上幾分鐘，船划過中流，也就拿它沒什麼辦法了，而且事情也非常巧——因為聽說紅軍要來，北岸的韓槐皆不允許船天天在南岸，規定五天才能來南岸一天，當天小船正好就停在干河汊子。
按照劉伯承的命令，奪得渡船後應該立即渡過河去，但一營所在渡河點水流湍急，中流據說還有大大小小不少暗礁，到了對岸又是峭壁。現在正是夜間，在自身不知水性，又找不到熟練船夫駕船的情況下，如果勉強起渡，即便中途船隻不被礁石碰碎，到了對岸也難以找到渡口。
更重要的是，這是僅有的一隻船，關係著全軍渡河的成敗，也「關乎著數萬紅軍的生命」，萬一遭到損失，後果不堪設想。
孫繼先猶豫了半天，終於決定不能馬上渡。他一邊下令二連爭取在半個小時內把小船拉到起渡點，一邊派通信員跑步前去向劉、聶首長進行報告。
心情稍微平靜了一些後，孫繼先才猛地想起了一件事：還沒有點火發信號呢！
剛叫人去點火，劉伯承已經在屋外大喊：「孫繼先！孫繼先到哪裡去啦？」
說好點火為號，但孫繼先情急之中忘了點火，這一失誤可把劉、聶給急得夠嗆。他們一次又一次派警衛員站在山坡上看信號，一直等了大半夜，就只聽槍聲不見火光。
後來劉伯承派人偵察了一下，才知道安順場已被一營佔領。於是不等通信員過去報告，他們就親自趕了過來。一見孫繼先，劉伯承火冒三丈：「怎麼搞的？為什麼不渡河？為什麼不發信號？」
孫繼先趕緊承認是自己一時心慌意亂，忘了點火，接著便把已經找到船以及未能立即渡河的原因講述了一遍。
得知找到了船，劉伯承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語氣也變得和緩起來：「好吧，一營睡覺。把全街能買到的好東西都拿給你們吃，明天一早強渡。」
劉伯承起先說「有船就有辦法」，但只有一隻船，未免太少了一點。在組織部隊消滅小土樓裡的殘敵後，他和其他指揮員一起對水情、地形、敵情做了進一步調查。
這使他們對大渡河這一天險有了更為準確的瞭解。大渡河的河面不算寬，僅300多米，但水流卻實在急得驚人，每秒鐘流速大約有4～5米，超過了金沙江。有人往水面上扔了一根小木棍，只眨眼工夫，小木棍就漂出去丈把遠。如果要架橋的話，先不說架橋的材料如何收集，光看這流速，別說安橋樁，就連在河裡插根木頭都困難。
大家站在河邊上看河水，水勢陡到連水面都有斜坡，其間急浪湧起的漩渦更是一個接著一個。顯而易見，要想鳧水游泳過去也是不可能辦到的——人只要一下水，就會被急流捲走。
琢磨來琢磨去，唯一的希望還是那只渡船。
搶渡
大渡河水流既急，河心還有礁石，僅明礁就有好幾塊，狗熊一樣地蹲在那裡。急浪撞在礁石上，激起很高的浪花，弄得整個河面都有些霧濛濛的。
鑒於大渡河的水情，必須要找到熟練船夫駕船才行。這點劉伯承早就想到了，一到安順場，他就派參謀去找了一位有經驗的老船工，再通過這名船工去尋找他的同行。到天亮時，已經找到了十四五個船工。劉伯承要求給予這些船工優厚報酬，每個人預先支付五角毫洋的工錢，對萬一發生不幸如何給予補償也做了相應安排。
乘著拂曉，劉伯承舉著他的單筒望遠鏡朝對岸進行仔細觀察。對岸本來是一座幾十米高的峭壁，後來石壁被劈開，用石塊砌成了一條孔道，那便是渡口。
孔道上鋪出了一條很陡的台階。台階約有一間房子那麼寬，共40多級，渡河部隊到時必須沿著這一台階衝上去。在台階頂端，就是敵人的工事，上面有三個圍牆圍著的獨立房屋和四座碉堡，碉堡周圍還分佈著散兵壕。當時先遣司令部已經知道有一個營的川康軍駐守在工事裡，估計等渡河部隊接近渡口時，這些敵人就會來個反衝鋒，迫紅軍下水。
劉伯承決定集中火力，並挑選突擊隊進行搶渡。在他的指揮下，六挺重機槍、幾十挺輕機槍在河岸上一字排開，負責掩護的特等射手也進入陣地。
為了確保搶渡成功，劉伯承還動用了三門迫擊炮。迫擊炮在紅軍中是當仁不讓的寶貝，不是重大行動，平時都捨不得拿不出來。不過炮彈不多，總共只有四發。劉伯承點名讓全軍有名的神射手趙章成施射，他對參謀說：「讓趙章成對準對岸那兩座碉堡。我們就幾發炮彈了，聽命令，一定要打准。」
在組成突擊隊之前，蕭華對一營進行動員，當他問道「誰願意坐第一船過去」時，官兵們都搶著要去，連伙夫也站起來毛遂自薦。孫繼先跑來問楊得志該怎麼辦，楊得志出於節省時間起見，決定集中一個單位去。
突擊隊最後集中在了二連，孫繼先共從中選出了包括連排長在內的十六個人。就在突擊隊將要出發時，二連一名通信員哭著要去，破例得到孫繼先的允許，這樣突擊隊員就增加到了十七個。
突擊隊集中了先遣隊最好的裝備，每人除一支駁殼槍、一把馬刀以及六到八顆手榴彈外，還有一支衝鋒鎗。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民黨中央軍從德國購進了大量的伯格曼衝鋒鎗，因成本較高，所以它不是士兵的標準裝備，只是配發給班長以上的士官使用。中國人也管這種槍叫「花機關」。在與國民黨中央軍的歷次交戰中，紅軍繳獲了少量的「花機關」。一般情況下，「花機關」也不拿出來使用，只有在遇到重大攻堅行動時，才會對突擊隊進行配備。
在第一批九個人上小船後，孫繼先向劉、聶進行報告。劉伯承問了問準備情況，向對岸望了一眼，又取出懷表對了一下時間，然後對楊得志說：「開始！」
5月25日，上午9點，隨著楊得志一聲令下，在衝鋒號聲中，輕重機槍一齊朝對岸的工事開火，趙章成打出的兩發炮彈也通通地飛過去，將敵人碉堡炸到了半空中。
突擊隊隊長、二連連長熊尚林一招手，船工解開繫在岸上的繩索，小船一顛一簸地朝河心斜漂了過去。
發現紅軍搶渡，韓槐皆急忙組織火力對渡船進行攔擊。這時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小船上。在人們焦急目光的注視下，小船好像走得特別慢，敵軍的槍彈也好像特別密，船的四周不時被子彈激起團團浪花。
實際上，韓槐皆的火力基本上被紅軍給壓制住了，險情主要還是由江心的急流所引起——渡船突然飛快地往下滑，滑出幾十米後，差點撞在大礁石上。看這情形，如果船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以下的漩渦中，船就非翻不可。
船上一共八個船工，其中四個船工從船上跳下來，站在滾滾的急流中，拚命用背頂著船，另外四個船工則盡力用竹篙撐著，以制止渡船的下滑。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孫繼先禁不住大呼：「撐啊！」劉、聶不顧危險，走出工事站到了岸邊。基於保護首長的安全考慮，司號令停止了吹衝鋒號。劉伯承皺起眉頭：「號音為什麼停了呢？繼續吹！」
劉伯承的意思，是要故意暴露目標，以吸引和分散對岸火力，同時也可以借此為突擊隊鼓鼓勁。肖華聽到後幾步跑上去，從司號員手裡搶過號，甩兩甩便挺著胸膛吹起來。
在嘹亮的衝鋒號中，小船終於又得以破浪前進，並逐漸駛過中流，接近了崖上的死角。
趕快往前打
危險在慢慢消除，很快，小船便靠上了對岸。當空船回返時，第一船的九個人已經衝上了台階。
因為渡口陡，台階高，突擊隊在衝擊時反而擁有了不錯的隱蔽死角。連敵人投擲的滾雷、手榴彈都從突擊隊身邊滾過，在岸邊爆炸，沒有能對突擊隊員造成任何傷亡。
眼看突擊隊就要接近碉堡，工事裡的敵軍倚仗人數優勢，開始躍出工事發起反衝鋒。孫繼先正要組織火力掩護，那邊楊得志已經大聲向炮手下達命令：「給我轟！」
趙章成把最後兩顆迫擊炮彈打了出去，只聽「通通」兩聲巨響，炮彈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敵軍人堆裡。趁敵軍發生混亂，突擊隊員衝進碉堡，控制了主要工事。
返船靠岸後，孫繼先親自帶著突擊隊的其餘隊員跳進船裡，向對岸駛去。船剛過中流，孫繼先聽到背後誰「哎喲」了一聲，扭頭一看，一名隊員手捂胳膊負了傷，緊接著，船底一股水像小噴泉似的直射出來。
船被打穿了，眾人急忙七手八腳地堵洞。孫繼先突然發現一名船工正瞧著受傷隊員的胳膊發呆，連忙喊道：「快劃呀！」船工回過神來，但就是他發呆的那一瞬間，由於手上鬆了勁，船被浪一打，往下一斜，直往礁石上撞去。
這名船工也是長年在大渡河上討生活，他眼疾手快，用力一扳槳，拿手抵住礁石，才避免了相撞。
不過險情仍未能得到根本遏制，船在礁石邊搖擺著，眼看就要被衝到礁石下游去了。一旦被衝下去，經礁石那邊過來的水流一夾，小船必翻無疑。
緊急關頭，船工一邊吃力地把住船，一邊拚命大喊：「下來，快下來，把船推過去！」孫繼先等人應聲下船跳到礁石上，接著站到礁石的水裡，手推肩抵，在使船繞過礁石之後，才又重新跳了上去。
因為這一波折，小船偏離了既定航道，當他們到達對岸時，已經在渡口下面兩百多米處了。那裡還是陡坡，沒法直接上岸，於是只好再把船拖到渡口。一來二去，耗費了整整一個小時。
在此期間，第一批登岸的突擊隊員據守著碉堡，打退了敵軍的一次次反擊。儘管他們只有九個人，但憑藉著手中的衝鋒鎗，頗能起到以一當十乃至當百的作用。
孫繼先這撥人上來的正是時候，八九顆手榴彈一齊甩過去，首先打垮了敵人的兩個班。
突擊隊在北岸會合，查點人數，一共十八個人，除兩人在強渡過程中負輕傷外，其他人全都安然無恙。孫繼先朝突擊隊長熊尚林喊一聲「趕快往前打」，便率隊衝了出去。
十八支衝鋒鎗往外一壓，本已支撐不住的韓槐皆營立馬就垮掉了。殲敵分成兩路，一路退到北面的山上，一路沿河逃走了。
渡口被突擊隊完全佔領。孫繼先伏在小圍牆上朝南岸張望，載著第三批紅軍的渡船已經平穩地駛過中流，正向北岸疾進，坐在船頭的正是他的老團長楊得志。
川康軍第五旅的防守重點在富林，從大沖（距富林40里）至安順場北岸，包括韓槐皆營在內，僅部署了一個團。韓槐皆營一垮，整個團就都頂不住了。官兵隨意潰逃，誰都不敢出來制止，連尚未參加作戰的預備營營長也丟掉部隊，夾在潰兵中向下游逃走了。第五旅防線頓成不可收拾之狀，不得不溯流前進幾里，在野豬崗另行佈置防線。
在追擊戰中，紅軍又在大渡河下游繳獲了兩隻渡船，後續部隊就靠著這三隻船實施搶渡。
雖然一船接著一船，晝夜不停地在搶渡，但三隻船每隻最多只可坐40人，往返一次需一個多小時，因此直至5月26日上午10點，紅一團才得以全部過河。
劉伯承計算了一下，如果按照這種渡河法，全軍得用一個月時間，這是敵情所決不允許的——按照總部通報，5月26日當天，薛岳部隊已到達西昌以北的禮州，前來對劉文輝進行支援的楊森先頭部隊離安順場也只有幾天的路程了。
劉伯承重又陷入深深的焦慮之中。
我們勝利了
架設浮橋再次進入劉伯承的方案，畢竟這才能確保大軍在最短時間內渡河。根據他的指示，工兵連立即劈竹扎排，但是竹排放入水中後，馬上就被激流給沖走了。
劉伯承聞報很是失望，他自言自語地說：「看來架橋是不可能了……」
中午時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首長到達安順場。劉伯承跟他們談起了當前所面臨的困難。經過研究，毛澤東決定兵分兩路：紅一師和幹部團為右縱隊，由劉、聶指揮，就從安順場渡河，循大渡河北岸前進；紅二師和紅五軍團為左縱隊，由林彪指揮，循大渡河南岸前進。這樣就暫時解決了安順場渡船載運部隊有限的困難。
兩路縱隊最終要溯河而上，相互策應，聯合奪取瀘定橋，以便讓其餘部隊通過瀘定橋過河。大家還為此設想了最壞的結局，即假如左右縱隊不能會合，劉、聶就率右縱隊單獨行動，先到川西北去闖出一個局面。
計議已定，劉伯承即下令已過河的部隊繼續向川康軍第五旅發動進攻。最後紅軍用兩翼包抄的戰術攻下了第五旅據守的野豬崗，第五旅急忙向後撤退，至此已無力重新佈防。
5月27日，在紅一師和幹部團陸續到達北岸後，劉、聶率部開始向瀘定橋進發。
第五旅的潰敗，對受命防守瀘定橋的第四旅打擊很大，其左側翼和後方聯絡線都因此受到威脅。為了對付夾江而上的兩路紅軍，第四旅旅長袁國瑞被迫改變原定部署，下令以李團阻止紅軍左縱隊通過瀘定橋，另以楊團阻止紅軍右縱隊沿岸溯流而上。
楊團率部到達河岸後，將部隊同大渡河擺成直角向下游進行防守，又由於地形限制，部隊不得不重疊擺開架勢，也就是兩個營只能一前一後佔領陣地。這種佈陣方式倒給紅軍進攻帶來了便宜，因為他們不再需要同時打兩個營，而只要一個個予以消滅就可以了。
右縱隊進攻楊團的時間與左縱隊進攻瀘定橋的時間大致相同。鄧華的紅二團作為縱隊前鋒，先後擊潰了楊團的兩個營。至傍晚，紅二團已殺到飛越嶺，對謝團陣地發動猛烈進攻，並佔領了該團一個前哨據點。
謝團是第四旅的總預備隊，團長謝洪康想不到紅軍如此驍勇，見對方的攻勢越來越猛烈，這傢伙靈機一動，用手槍朝自己的左臂打了一槍，扮作傷員，讓手下將自己抬到後方去了。
旅長袁國瑞急命剛剛退下來的楊團稍加整頓，重新增援飛越嶺，同時由楊團團長楊開誠統一指揮兩團對抗紅軍。
第二天傍晚，李團的一個先遣連跑步到達瀘定橋，一面扼守橋的兩端，一面開始動手拆除橋板。
當時下著雨，又是晚上，士兵疲憊不堪，有的還發了鴉片煙癮——川康軍有一部分也跟黔軍一樣，是「背竹簍子的雙槍兵」，竹簍子裡裝的就是鴉片煙槍。因此之故，撤除橋板的進度極為緩慢。
5月28日凌晨，當李團主力到達瀘定橋時，對岸橋頭已發現紅軍，也就無法再撤除餘下的橋板了。
與此同時，劉伯承指揮右縱隊加緊了對飛越嶺的進攻。他命令蕭華率兩個營從正面攻擊，鄧華率一個營繞至敵軍側翼。楊開誠只顧守正面，紅軍從側背一打他就亂了套。
當紅軍左縱隊先頭部隊沿瀘定橋發動猛烈進攻，李團向他們的旅長袁國瑞告急時，整個第四旅都已處於腹背受敵狀態且混亂不堪。袁國瑞驚慌失措，只答了一句「我們這裡也很緊張」，就把電話給掛斷了。
袁國瑞的話讓李團完全失去了守橋的信心，他們被迫放棄了瀘定橋。袁國瑞見兵員傷亡過半，陣線再難穩定，也只得下令楊開誠退出飛越嶺後撤。
黃昏時，左縱隊完全佔領瀘定城，牢牢地控制了瀘定橋。晚上左右縱隊得以會合，劉、聶進入了瀘定城。
儘管此時已是下半夜的兩點，但劉伯承仍決定讓楊成武朝前帶路，和聶榮臻一道去看瀘定橋。
瀘定橋是一座鐵索橋，從東岸到西岸一共扯了十三根用粗鐵環一個套一個聯成的粗鐵索，每一根都有普通的飯碗口那麼粗。上面的橋板除了敵軍尚未能夠完全拆除的外，其他都是紅軍突擊隊後來鋪上去的。
楊成武提著一隻馬燈，陪著劉、聶從橋東走到橋西。劉伯承對每一根鐵索乃至鐵環都看得十分仔細，好像要把整座瀘定橋都深深印在腦海裡一樣。在從橋西折回橋中央的時候，他突然停住腳步，扶住欄杆，往下俯視大渡河的急流。
瀘定橋河段果然是個險要所在，以至於誰站在橋上往下看都會有倒吸一口冷氣之感：上游的流水從山峽間傾瀉而下，不斷衝擊著河底參差聳立的礁石，濺起的浪花有一丈多高，聲音震耳欲聾。
在這樣的河段裡，就是一條小魚也休想停留片刻，不但不能架設浮橋，就是想和安順場那樣使用渡船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劉伯承用力在橋板上連蹬三腳，不由感慨萬千：「瀘定橋，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精力，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草地是完全可以過得去的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夾金山北麓會師。雖然紅軍總的實力由此得到極大增強，但在兩軍關係以及今後的軍事方針上，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很快就與中央發生了矛盾和衝突。
除了不把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放在眼里外，張國燾還反對毛澤東的北進計劃，主張向川康邊界進軍。毛澤東則認為，西康地區只有二十萬人口，不能供養紅軍，如果一、四方面軍被敵人封鎖在該區域，將成為甕中之鱉。
會上北進計劃得到多數人贊同，張國燾也只得舉手贊成。於是中革軍委決定分左右兩路北上，同時對一、四方面軍進行混合編組，其中的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指揮。
張國燾雖然口頭同意北上，心裡想的卻還是南下川康邊，對北進部署很不積極。8月，左路軍到達刷金寺，開始進入草地。
草地行軍本身非常困難，這裡的河流沒有經過人工治理，順著地勢到處氾濫，一下雨，低窪地方就形成沼澤。人馬在通過這些沼澤地帶時，稍有不慎就會直陷下去。
張國燾遂以自然條件惡劣為由，否定了先前關於左右兩路軍同時行動的決定，強調情況不明，不能貿然行動。
張國燾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在黨內的資歷極高，而朱德、劉伯承雖然一個是總司令，一個是參謀長，但其在黨內的地位都遠不及軍事地位，劉伯承甚至都不是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對兩人的態度非常傲慢，朱、劉沒有辦法，只好一個忍辱負重做「牛皮糖」，一個盡可能完善行動計劃，以使張國燾相信「草地是完全可以過得去的」。
紅軍對刷金寺一帶非常陌生，參謀人員們隨身所帶的地圖又錯誤百出，很不準確。為了查明地形，摸準當地情況，劉伯承帶著幾個幕僚人員，騎著馬跑遍了刷金寺地區的寺院和部落，通過詢問當地老百姓和喇嘛，才擬出了一個比較準確的北進略圖和行動方案。
隨後，朱德、劉伯承帶著略圖和方案找到了張國燾，並且再三說明，形勢對紅軍很不利，必須迅速北進，跟上北路軍，否則，左路軍將會面臨非常困難的境遇。
他們的話雖然沒能從根本上改變張國燾的態度，但在張國燾所強調的客觀困難條件已站不住腳的情況下，他也只得對劉伯承的行動方案表示同意。
8月下旬，左路軍走出草地，到達阿壩。按照原計劃，左路軍這時應向東靠攏右路軍，但張國燾故態復萌，再次命令部隊停止前進。
當時左路軍先頭部隊已過嘎曲河，張國燾卻又命令他們重新渡河返回，理由是「由於下雨，嘎曲河漲水，大部隊無法通過」。
朱德、劉伯承得知後十分著急。此前劉伯承已經親自到嘎曲河邊進行了瞭解，雖然河水確實漲了，但水並不深，部隊渡河沒有多大問題。他竭力用事實向張國燾說明大部隊可以渡過，同時認為，即便暫時過不了河，也可以稍停一下，等水退了再渡。
「不能光聽一兩個人的匯報和相信一兩個地點的測試，就認為可以渡得了河，」張國燾已經表現得很不耐煩，「現在這裡正是雨季，雨一下子停不了，水也不會馬上退，總待在這裡是危險的，我們現在只有向南退出草地。」
看著張國燾的臉色，劉伯承知道要說服對方非常困難，只得抱著一線希望，提出了一個可能符合張國燾的心意，但又不違背中央北上決定的建議：「要不我們先退出阿壩，等天氣轉好後，走毛兒蓋，沿中央所走的路線行動，也許這樣情況會好些。」
「算啦，算啦！」張國燾一擺手，「現在敵情我情都發生了變化，北進已經對我們很不利了。目前不是我們要不要北上的問題，而是中央和右路軍應該回師南下的問題！」
張國燾的話令朱、劉十分吃驚。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張國燾不但要左路軍停止前進，還會本末倒置，反過來要求中央和右路軍南下。
朱德很痛心地說：「北上是中央經過幾次討論後定下來的，我們怎麼好又推翻呢？現在中央和一方面軍已經走出了草地，我們怎麼能再讓他們返回呢？」
張國燾對朱、劉的不同意見不屑一顧：「哎呀，你們怎麼不看看實際情況呢？」
張國燾實際掌握著軍權，朱、劉無力改變他的決定，兩人都預感到，一、四方面軍的分裂已經無可避免。
天下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
1935年9月初的一個晚上，張國燾給右路軍前敵指揮部發去電報，公開拒絕中央的北上命令，重談全軍應南下，到川康邊建立根據地的觀點。
這是一份密電，收件人應是右路軍前敵指揮部政委陳昌浩。陳昌浩原任紅四方面軍總政委，是張國燾的左膀右臂。在密電中，張國燾要陳昌浩勸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
萬幸的是，電報沒有直接送到陳昌浩手裡，而是讓在前敵指揮部任參謀長的葉劍英首先得到了。葉劍英看過電報之後，立即隨身帶了一份甘肅、陝西一帶的軍用地圖，星夜趕至毛澤東駐地進行報告。
中央紅軍在右路的部隊是紅一、三軍團，他們雖為一方面軍的主力，但如果陳昌浩真的要使用四方面軍「武力解決」，還是難以應付的。毛澤東當機立斷，決定連夜率中央和一、三軍團先行北上，以盡快脫離危險區域。
一、三軍團北上後，陳昌浩在駐地召集四方面軍的部分領導幹部開會，提出要派部隊追擊。前敵總指揮徐向前當場站出來表示反對，說：「不能這樣子，天下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
徐向前原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是四方面軍的軍事權威，他的話得到在場多數人的贊同，一場大內訌這才得以避免。
9月17日，張國燾不顧中央的多次電告，執意向紅四方面軍以及隨左路軍行動的紅五、九軍團發佈了南下命令。
儘管實際上於事無補，但朱德、劉伯承仍再三向張國燾提出建議，要求停止南下，劉伯承更是拒絕制訂南下行動計劃。張國燾對此極為惱火。
朱德在紅軍中德高望重，即便一直與中央遠離的紅四方面軍指揮層也久慕其名，加之他又一直扮演的是「牛皮糖」角色，所以張國燾對他的態度相對來說還好些。唯有劉伯承，一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幕僚長，居然也敢犯顏直諫，這讓一向以黨內元老自居的張國燾幾乎有一種受到污辱的感覺。為此，劉伯承差不多被停止了所有參謀長應該享有和使用的權利，到最後，甚至連電報都不讓他看了。
張國燾也是整人的一把好手，紅四方面軍內部的肅反搞過一輪又一輪，落下的無辜人頭不知幾許。為了將朱德、劉伯承批倒搞臭，同時給一方面軍派過來的幹部一個下馬威，張國燾特地在阿壩召開了一次所謂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並親自進行了動員。
會上朱德、劉伯承並排坐在一起，遭到群體圍攻：「快說，你們為什麼堅持北上？」
朱德分辯道：「北上的決議，我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舉過手的，所以我不反對北上，我擁護北上……」
他的話立刻被粗暴地打斷了：「別說了！我們現在要南下，你支持不支持？」
朱德只好無奈表示：「我支持北上，但你們要南下，我也沒辦法。」
批判者又大聲喊起來：「別說了！你簡直是個老糊塗！」「你是個老右傾！」
劉伯承忍無可忍，不得不拍案而起：「住嘴！你們是開黨的會議，還是審案？」
劉伯承此舉為朱德解了圍，卻引火燒身，使得會議的火力全部集中於他一個人：「你不用喊，你的罪狀也不小。你們一個總司令，一個總參謀長，把幾十萬紅軍（指江西蘇區鼎盛時的中央紅軍規模）都搞到哪裡去啦？還想指揮我們，讓我們跟你們北上逃跑，我們不上當！」
劉伯承耐著性子對眾人進行說服：「川康地區各方面的條件都比較差，不利於駐軍，而且現在敵人的部隊在那一帶還沒走，如果南下，一定會遇到許多麻煩，弄不好就會自投羅網，最後還是得北上。」
劉伯承的話講得很客觀實在，一些人不吱聲了，會場的鬥爭氣勢也因此減弱了不少。張國燾怕冷了場，又怕幹部被劉伯承拉過去，趕緊宣佈散會。
一敗兩罷官
會後不久，紅軍即南下二過草地。10月5日，部隊集結於卓木碉。張國燾召開秘密會議，另行成立「臨時中央」，並以此名義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要求他們「以後不許再冒用中央的名義」。
朱德、劉伯承也被張國燾納入了「臨時中央」的名單，他同時還逼著兩人發表反對毛澤東和北上的宣言。朱、劉當然不肯照做，朱德堅持「留下將來轉圜的餘地」，又說：「過去人們都把朱毛當成是一個人，朱怎麼能反毛？」
朱、劉的態度激怒了張國燾及緊隨他的陳昌浩等人。陳昌浩罵朱德是「老不死」、「老頑固」，張國燾更是幾次當著面威脅劉伯承：「不念你是南昌起義的參謀長，我就殺了你！」
自此以後，張國燾不僅派人對朱、劉的一舉一動進行嚴密監視，盡可能減少兩人與外界的接觸，還讓人偷走朱、劉的馬匹，以增加他們的行動困難。朱、劉就像遭到了軟禁一般，整天度日如年。後來劉伯承曾對別人說過，當時「張國燾待我們如俘虜」，由於精神壓力過大，他得了青光眼，僅存的左眼視力也減退了。
有一次劉伯承找到朱德說：「情況越來越嚴重，看樣子，他們要逮捕人，不知他（指張國燾）有沒有這個決心。」
朱德苦笑了一下：「人家大權在握，有可能啊！」
「你有幾支槍？」劉伯承突然嚴肅地說。
「一支小手槍，兩支駁殼槍。你呢？」
「五支。」
說到這裡，兩人都報以大笑。
事實上，還真的有四方面軍的幹部曾要掏槍幹掉劉伯承，但都被張國燾所阻止。倒不是張某人突然變得心慈手軟了，而是他覺得裹脅著朱、劉有好處，因為這兩人對四川的情況都很熟悉，又在川軍中有許多舊友，可以減少部隊南下所遇到的阻力。
死罪雖免，活罪難饒，張國燾下令免去劉伯承總參謀長一職，調任四方面軍紅軍大學任校長。這是繼蘇區之後，劉伯承生平第二次被撤掉總參謀長的職務，加上南昌起義失敗後自然失去參謀長職務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劉伯承對此總結道：「三參總戎幕，一敗兩罷官。」
剛剛到紅軍大學履任，劉伯承就遇到了一個「刺頭」——學員余天雲少年得志，是原紅四方面軍中最年輕的軍長，也是張國燾的紅人，此人作風霸道，身上有非常濃重的軍閥習氣。
一、四方面軍會師時，在四方面軍任團長的周道源見朱德騎的馬又瘦又小，便主動將自己的紅毛大騾子送給了朱德。這事不知怎麼被余天雲知道了，他在幹部會議上當著面對周道源進行責罵和訓斥，過後又派人打了周道源一頓。
更有甚者，在阿壩開會批判朱德、劉伯承時，余天雲還作勢要打朱德，是徐向前進行阻擋才未敢動手。
余天雲固然緊跟張國燾，但由於南下之後出現不少困難，他有時也免不了發洩幾句不滿。結果引起了張國燾的注意，遂把余天雲在行軍途中隨意打死號兵、挑夫以及派人打周道源之事搬出來，宣佈撤掉了他的軍長職務，將其調到紅軍大學高級系去學習。
余天雲自己氣不順，就拿教員開涮，對上課的教員特別是來自紅一方面軍的教員挑三揀四，不斷找碴兒。
教員郭天民前去上課，余天雲在課堂上問道：「教員，今天講什麼內容？」郭天民回答：「防空。」
余天雲從鼻子裡哼了一聲：「這個還用你廢話？我們都認識飛機，不過如此而已。我們紅四方面軍官兵可不像紅一方面軍那麼怕死！」
郭天民氣得目瞪口呆，拂袖而去。
教員彭紹輝原為紅三軍團指揮員，兩大方面軍會合時被派往紅四方面軍任軍參謀長，這時也被發配到紅軍大學教書。余天雲在課上對他冷嘲熱諷，說：「一個被撤了職的破參謀長，有什麼資格在這裡說三道四？什麼軍事理論，打勝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學習照樣打勝仗！」
彭紹輝知道余天雲是想有意為難，所以也不跟他計較。不料余天雲蹬鼻子上臉，居然派他的警衛員衝進教室，擾亂課堂秩序。
身為校長的劉伯承聞訊急忙趕來制止，但余天雲並不買賬。劉伯承十分生氣，立即讓人下了余天雲和警衛員的槍。
劉伯承在中央蘇區即主持紅校，一向很重視維護課堂秩序和教員的尊嚴。為了剎住這股歪風，他親自撰寫文章，對這種既沒文化又沒政治頭腦，而且到處惹是生非的「山大王式指揮員」進行了嚴厲批評。
余天雲卻自恃自己是張國燾的紅人，而劉伯承只是被分配到紅校的「政治不可靠者」，他不僅不肯收斂，反而還拿槍指著劉伯承，並公然對其進行謾罵。
劉伯承被深深激怒了，他誓言：「不處分此人，決不再上課！」
由於余天雲的做法已惹來眾怒且使得紅校無法再展開教學，張國燾不得不緊急趕往紅校，勒令余天雲當眾向劉伯承道歉，同時在繳械之後，把他關進禁閉室進行反省。
余天雲認為自己丟了面子，一氣之下竟然在部隊行軍時跳到河裡自殺了。不過紅校的學習空氣自此也逐漸濃厚起來，正氣壓倒了邪氣。
要死一塊兒死
紅四方面軍南下後，川軍首領劉湘為阻止其入川，先後集中了80多個團，傾全力相抗。兩軍在天全、蘆山一帶展開連續激戰，仗越打越大，紅軍傷亡慘重，尤其是百丈關一戰，紅軍主力受挫，部隊損失很大並完全陷入困境。
百丈關戰鬥結束後，川軍集中於東面，中央軍集中於南面和西南面，紅軍東進南下均再無可能。想停留於西康，毛澤東曾估計過的那些困難又一一出現，糧食、被服均難以為繼。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張國燾被迫決定撤出川康邊界，向西北轉移。這時南下部隊已由八萬多人減少到四萬多人，兵員損失了一半。
轉移途中，需要翻越經年積雪不化的雪山。這已經是紅軍三過雪山，此時正值風雪季節，山上大雪紛飛，風暴不時出現，先頭部隊有不少人被凍倒在雪地或被狂風捲下山澗。劉伯承見狀痛惜不已，他對身邊的紅軍戰士說：「你們想一想，若是我們第一次跟隨中央過雪地草地不回來，那就不會有面前這個苦了。」
翻過雪山後，紅四方面軍進至道孚縣城。這時好消息接踵傳來，首先是毛澤東、周恩來率一、三軍團到達陝北並站住了腳，其次是紅二、六軍團即將北進入川。與此同時，張國燾的「臨時中央」卻未能得到共產國際的承認，張國燾只得下令予以取消。
1936年6月，二、六軍團經過長征到達甘孜，與四方面軍會師。會師後，二、六軍團被改編為紅二方面軍，兩大方面軍召開了由兩軍領導幹部參加的會議，會上張國燾正式同意北上。
8月下旬，部隊到達甘肅南部。二、四方面軍隨後兵分兩路，朱德繼續留在四方面軍，劉伯承則隨二方面軍行動。
根據中革軍委的指示，二方面軍在甘肅成縣進行休整。休整期間，劉伯承又奉命為二方面軍籌辦紅軍大學並擔任校長。
休整結束後，二方面軍向會寧進發。在敵人的三面夾擊下，部隊走了一個多月，來到寧夏和甘肅交界的一座大山邊。拂曉時，掩護部隊登上了山溝兩邊的山頭，主力部隊沿著山溝疾速前進，紅軍大學則跟在主力部隊後面。
通過山溝後就要翻越五十里高山，騾馬帶不過去，只得扔在溝裡。這裡山崖陡峭，爬崖就像上天梯，人們必須蹬著巖縫，抓著突出的岩石或小樹慢慢地向上爬。劉伯承身有殘疾，行動也不如年輕戰士那樣敏捷，漸漸地就落在了後面。一直緊隨劉伯承左右的除了一名警衛員外，還有他的愛人、紅軍女兵汪榮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