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靳一手挑起的新直皖衝突中，直軍僅僅是先過河的卒子，在它後面，赫然還有一個以「三督為重」的十三省反皖同盟。
「三督」分別是直督曹錕、奉督張作霖、蘇督李純。以曹錕、李純為代表的直系素來都是皖系的冤家對頭，張作霖和他的奉系本是徐樹錚為皖系拉來的盟友，可惜的是，在上次南北戰爭結束之前，張、徐就鬧翻了。在和奉軍分家時，徐樹錚除留下兩個旅作為「參戰軍」乃至日後西北軍的家底外，又把奉軍的服裝、糧秣拿去不少。在徐樹錚想來，張作霖乃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草莽英雄，一定有些江湖豪氣，不會在這些方面和他斤斤針較，殊不知張乃「光棍眼裡不揉沙子」，一點一滴都會記在賬上，徐樹錚此舉只是加深了二人的矛盾而已。
其後徐樹錚出任「西北籌邊使」，令張作霖對他有了防範之心。靳雲鵬與張作霖是兒女親家，一向過從甚密，便趁此機會對張作霖吹風，說徐樹錚在西北發展勢力，意在由西蒙直搗東蒙，奪取被奉軍視為後路的吉、黑兩省。張作霖聽後，對徐樹錚的敵意更甚，也由此成為反皖同盟中的重要一員。
債務
包括張作霖在內，十三省反皖同盟的形成過程，本身就可以看成是段祺瑞、徐樹錚為他們曾經的成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和必定要償還的「債務」。
趙倜就不提了，他在反皖同盟尚只有七省時加入，七省同盟一下子成了八省同盟。爾後反皖同盟的雪球之所以越滾越大，則多與徐樹錚有關。
段祺瑞幾度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就全國各地的督軍來說，有關請餉、領械、編製隊伍……幾乎沒有哪一件事不要通過陸軍部，而這一切都必須徐樹錚答應才能算數——如果直接向段祺瑞請示，他總是說：「找又錚去。」
徐樹錚這個關口不通過，就意味著什麼事也辦不成；而只要徐樹錚一點頭，即使段祺瑞不知道，也能如願以償。無形之中，徐樹錚不知為自己樹了多少敵。
徐樹錚在具備過人能力的同時，也有氣量褊狹、不能容人的一面，有人評價他「成見太深，自信太強」，可謂入木三分。因為這一性格缺陷，他又額外得罪了許多人，甚至有很多將領、政客本屬於段幕或打算投段，也被他逼得只好另找出路，加入了反皖同盟的行列。
張志潭在段幕中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人幕僚。馮國璋當總統時，他曾擔任國務院秘書長。段祺瑞繼王士珍之後重任國務總理，遂又任命張志潭為院秘書長，明令已經發表，張志潭也已到院接事。那時徐樹錚正在天津，一個電話就把張志潭叫過去，當面把他訓了一頓，說：「上次你當秘書長，不聽我的話，這一次你不用到任了。」
張志潭解釋說昨天已經到任，可是徐樹錚卻讓他馬上呈請辭職。張志潭知道惹不起徐樹錚，只好當面寫了一個辭呈交上來，說：「我暫時不回北京了，請你代我交了吧。」
徐樹錚立即收下辭呈，並發電報給段祺瑞，說張志潭乃是張國淦的死黨，和總統府互通聲氣，決不可以當秘書長，「我已叫他呈請辭職了」。
張國淦就是黎元洪時代的那個「千年和事佬」，其實也不能算是總統府方面的人，只是徐樹錚對他抱有成見而已。段祺瑞對徐樹錚的說法本不以為然，但他在公事上很少有不依著徐樹錚的，聽說張志潭的辭呈也交了，就沒太當一回事，說：「不讓他來就不讓他來吧。」
張志潭雖然是自己遞交的辭呈，可是剛剛到任一天就辭職，還得另換別人接替，總是說不過去，於是段祺瑞就安排了秘書方樞暫代。方樞親眼見到了前任秘書長的悲劇，從此以後就是徐樹錚讓他做什麼就做什麼。徐樹錚誘殺陸建章後，方樞即奉其命以政府名義寫了槍決令，一絲一毫都沒敢猶豫。
徐樹錚如此行事，效率固然高了，但也極容易給自己製造仇家和設置定時炸彈。張志潭就是這樣一個「定時炸彈」，由於對徐樹錚懷恨在心，他就倒向靳雲鵬，平時常將皖系內部的情報透露給各省督軍，對反皖同盟的捏和起到了一定作用。
還有想主動投段而不成的。比如吳光新下面曾有一個叫李炳之的混成旅長，因為和吳光新鬧矛盾，辭職不幹了。他是段祺瑞的學生，於是就來找段謀事，段祺瑞表示同意，批了一個「交陸軍部任用」。徐樹錚看到批文，隨手寫上「此人無大用處」，就把李炳之的事給擱淺了。後來還是靳雲鵬派他為將軍府參軍，他才找到差事。所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李炳之很快也走到曹、吳那邊去了。
吳佩孚保定集會，其實就是十三省反皖同盟的一次大示威，在會上，他們向皖系提出了一系列條件，要求予以滿足，其中核心的兩條是解散安福國會以及罷免徐樹錚。
消息傳出，京師震恐。徐世昌雖然暗中支持反皖，但他本人就是經安福國會選舉產生的，可以說無安福系，他就當不上大總統，而且這時西北軍第一師又與吳佩孚的直軍第一旅形成對峙，氣氛相當緊張，戰火已是一觸即發。
撥了半天火，卻發現火有可能會燒到自己，徐世昌心裡有些發毛了。他趕緊給曹錕、張作霖、李純下達電令，要三督入京共商大計，實際是希望說和各方，以便不讓事端越出自己可控制的範圍。
收到徐世昌的命令，李純稱病告假，曹錕則推說要撫慰歸來的部隊，不能輕離保定，最後欣然赴約的只有張作霖一個。1920年6月19日，張作霖打著「調停時局」的旗號，在衛隊的前呼後擁下，乘專車抵達北京。
對張作霖來京的目的，徐樹錚看得很清楚，他認定靳雲鵬與曹錕、張作霖早就「狼狽為奸」了，現在張作霖名為調停，實質是要暗中窺探段祺瑞的動靜以及袒護曹錕。
徐樹錚急忙到團河找魏宗翰商量，並且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張作霖肯定要來團河見「老總」，十五師可就近派兵埋伏在團河附近，將張作霖截住和扣留在團河。
按照徐樹錚的設想，如果扣張成功，既能斷絕曹、張的聯合，又可以使曹知所警懼，俯首聽命。
魏宗翰卻覺得徐樹錚過慮了。在他看來，張作霖雖然與徐樹錚已經撕破了臉，但和「老總」並沒有到這種程度。
對等條件
就私人感情而言，張、段其實一直相處得不錯。從前張作霖每次來京，都要到段公館和段祺瑞打牌，而段祺瑞對他同樣是另眼相看。段祺瑞有嚴禁收禮的家規，即使是徐樹錚、曾毓雋、靳雲鵬這樣關係相對親密的部屬幕僚也不例外。每年段祺瑞過生日，眾人要表示表示，亦只能自行集資，每人拿出三五元錢交給段公館的廚師，預備兩桌酒席，湊一個熱鬧。若說有超出這個範圍的，就是曾毓雋、靳雲鵬還曾送過幾盆花，給府內作為點綴。
段祺瑞對張作霖的另眼相看之處在於，張作霖每年春節都會送來黃羊、人參等一大堆關外特產，段祺瑞先是不收，張作霖的副官再三請他賞收，他才勉強收兩條江魚，而這對於段祺瑞來說，已經是給了莫大的交情和面子了。
還有一個例子。幾年前張作霖進京和段祺瑞談話，正好段祺瑞六歲的小女兒由女僕領著到後院閒逛，逛著逛著，小女孩兒自己跑進客廳，來到了段祺瑞身邊。段祺瑞便指著張作霖對她說：「這是張督軍，你來見見。」
論輩分，段祺瑞要高出張作霖一輩，所以張作霖馬上對小女孩兒說：「你叫我張大哥。」邊說邊從口袋裡掏出一沓鈔票：「這是一點見面禮，你拿去買糖吃。」
段祺瑞沒有按通常的習慣拒收，而是對他女兒說：「你留著買點東西吃吧！謝謝你張大哥！」
如此種種，都足以說明老段非常看重和張作霖的關係，為此不惜打破自己所定的規矩，為其網開一面；而張作霖一直以來給段祺瑞和除徐樹錚外的皖系人員的印象是，他也很重視維護與老段的關係，並沒有像徐樹錚所說的那樣，已經與曹錕「狼狽為奸」。
參與「西伯利亞干涉」的「中國支隊」屬於魏宗翰的部隊，在魏宗翰前往海參崴慰問「中國支隊」時，直皖矛盾已經尖銳化。段祺瑞便命令魏宗翰借慰問之機，在路過瀋陽時觀察張作霖對曹錕的態度。
魏宗翰到瀋陽後，張作霖一再向他表示尊重段祺瑞，擁護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也決不會偏袒曹錕。張作霖還說直皖系相爭是兩虎相鬥，大者傷小者亡，對北洋實力俱有損傷，至必要時，如果段祺瑞同意，他願以中立的資格出頭調解。
離開瀋陽時，張作霖的部將吳俊升到站為魏宗翰送行，並贈送兩麻袋高粱米，禮數非常周全。接著魏宗翰車抵錦州，駐防錦州的張作霖之子、旅長張學良不僅親率官兵到車站列隊致敬，還親自上車對魏宗翰說：「我父親要我來給魏老伯請安。」
張學良走後，魏宗翰對部屬們說：「現在看到張學良對我的態度，更可以相信他父親的話了。」
慰問之旅令段祺瑞、魏宗翰對張作霖不偏不倚和願意調解的立場均深信不疑，因此魏宗翰不同意扣留張作霖，他向徐樹錚表示：「我看張作霖能維持其中立地位。」
徐樹錚仍然堅持說：「張作霖見利忘義，狡詐多端，絕不可靠。」魏宗翰見狀認為事情太大，他不能做主，必須請示段祺瑞。第十五師師長劉詢也同意魏宗翰的意見。
段祺瑞性情耿直，對人對事喜歡直言不諱，向來不主張採取陰謀暗殺的手段。即便他事先知道張作霖與己為敵，也只會當面指斥對方，而不會想到扣留對方作為人質。這也是徐樹錚先找魏宗翰，而不是直接向段祺瑞建議的原因。
稍後當徐樹錚不得不去請示段祺瑞時，段祺瑞果然不同意。他還責備徐樹錚：「各方樹敵，非厚道載福之道，應當力戒。」
第二天上午10點，張作霖即在北京謁見徐世昌，隨後驅車到團河拜訪段祺瑞。
張作霖此行表面是奉總統之命，調停直皖爭執，看上去不偏不倚，其實屁股是完全坐在直系這邊的。他在談話中表示，只要段祺瑞接受反皖同盟條件中的三項，就可以不解散國會。這三項分別是：取消中日密約、擁護靳總理以及撤換徐樹錚。
對三項條件，段祺瑞一一進行了權衡。他在當國務總理時雖然向日本借了很多款，但並沒有什麼密約，吳佩孚所謂的「取消中日密約」，與他一貫的高調相符，其實質不過是要以此對皖系進行要挾和攻擊罷了。既然原本就沒有密約，取消當然也沒有任何問題。
在段祺瑞看來，靳雲鵬完全是自願辭職，也沒有誰對其進行逼迫。他對張作霖說：「靳翼青（靳雲鵬的字）是真心真意要辭職，何必非為難他不可？換個別人，也可以商量。」
三條之中，唯有撤換徐樹錚，讓段祺瑞覺得難以接受。在段祺瑞看來，徐樹錚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最近又取消了外蒙古自治，提高了中央威信，怎麼會沒有功反而有過呢？他實在想不通有什麼理由要撤換徐樹錚。
段祺瑞最後對張作霖說，可以開去徐樹錚西北籌邊使一職，改任其為遠威將軍，留在北京辦事，只不過他還有一個對等條件，只有這個條件滿足了，他才會全部做出妥協。
分贓
靳雲鵬為什麼要背叛皖系，從段祺瑞當時的理解，似乎只是靳想拋師棄友，另立門戶，他還不知道靳雲鵬其實就是吳佩孚北返的主要促成者。
因為不瞭解吳北返的內幕，段祺瑞就把吳佩孚認作了禍首。他認為，要不要撤換徐樹錚，要不要挽留靳雲鵬，中央自有權衡，你吳佩孚一個小小師長，怎麼可以在外面越俎代庖，過問中央大計？此風一開，以後中央政府威信何在？
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挑戰中央權威早非一日，段祺瑞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的南北統一之夢是怎樣終結於此人之手的，甚至於若沒有吳佩孚從中攪局，他很有可能不會那麼快就結束總理生涯，皖系也不至於出現在這種局面。
段祺瑞列出的對等條件相當於同歸於盡：「如果一定要罷免徐樹錚，必須同時罷免吳佩孚！」
吳佩孚是直系和反皖同盟的當紅炸子雞，怎麼可能拿掉？張作霖只好姑妄聽之，但他心裡很清楚，段祺瑞就是不願撤換徐樹錚罷了。
張作霖與段祺瑞談了一個小時後即離開團河。路上正好碰上來團河的徐樹錚，徐樹錚隨身只帶了一個副官，看到張作霖的車隊，他首先下車，接著張作霖也下了車。
二人握手寒暄，徐樹錚說：「大哥你見著老總了嗎？」張作霖答：「已見著，很好。」各自應付一下後即上車分頭而行。
張作霖來團河算得上是戒備森嚴，除他自己的專車外，身後還跟著兩輛汽車，車上滿載穿灰布大褂、暗藏手槍的衛士，張作霖的部將湯玉麟據說能雙手打槍且可命中飛鳥，此次也化裝成衛士隨行。段祺瑞的衛隊在團河大殿兩旁架著機槍，本來只是例行的警衛措施，但傳出去，外界就以為張作霖在團河遇險而且成功脫逃了。
雖然都是子虛烏有的事，但當張作霖驅車到達保定時，仍被曹錕、吳佩孚當成了從敵營中逃出來的英雄。晚上，曹錕為張作霖準備了盛大的歡迎宴會，十三省代表盡皆與席，張作霖則被推為首席。
席間吳佩孚發言最多，而且照例還是旁若無人式的高談闊論，他說道：「內憂外患，都是安福禍國，小徐擅專！」
張作霖坐在上面，卻是越聽越彆扭——現在大家都是關起門來說體己話，又不是約見記者或發電報稿，用得著這麼裝正經嗎？難道你敢說你反皖不是因為老段不讓你做湘督，而純粹是憂國憂民？再者說了，十三省代表皆在，你上司曹錕也在，哪裡輪得到你在這裡大話欺人？
張作霖從奉天老遠跑來，可不是為了聽人給他講課，而是來「分贓」的！先前他聽說吳佩孚如何如何了得，但一見面卻印象很差。
眾所周知，吳佩孚是曹錕的主心骨，直系實際上由吳佩孚說了算。張作霖也不好把自己的不快直接表露出來，於是他就趁吳佩孚信口狂言之際，側過臉去問曹錕：「三爺，咱只問你一句話，邊防軍人數比你多、兵器比你好。這個仗，你能打嗎？」
曹錕朝吳佩孚望了一眼，才斷然答道：「能打！」
「你有把握？」張作霖又追問了一句。
「三爺」還是望著吳佩孚：「子玉（吳佩孚的字）說有把握，那就是有把握了。」
張作霖馬上打斷吳佩孚的發言，先讓他坐下，然後才對曹錕說：「既有把握，那就得打。咱們這會兒別講大道理，先商議該開什麼條件。」
張作霖知道曹錕等人絕不會認同段祺瑞的「同歸於盡」，便棄之不談，只讓眾人自開價碼。一幫人頓時都來了興致，價碼也越抬越高，甚至商議要「殺徐樹錚，斃段祺瑞」。吳佩孚認為僅此還不夠，於是決定第二天繼續開會。
第二天議決了七條辦法，「殺徐樹錚，斃段祺瑞」因為與會者自己也覺得做得太絕，最終沒有被包括在這七條之中，而代之以「罷黜徐樹錚」。在此之前，張勳因復辟失敗之恨，也要求加入反段陣營，並曾托張作霖幫他官復原職，張作霖臨時想到這一節，便又提議把「開復張勳原官」加進去，作為辦法中的第八條。
張作霖認為八條辦法跟自己的設想很接近，會議結束後，他滿意地對曹錕等人說：「吳佩孚這小子真不錯，我一定幫忙。」
我還怕他嗎
大概沒有一個調停人會像張作霖這樣，不「調停」還好，一「調停」，曹錕方面的條件反而變得比保定會議時更加苛刻了。當張作霖帶著八條辦法再回團河找段祺瑞時，段祺瑞自然很不高興，他表示除其中的靳雲鵬復職以及撤換曾毓雋等內閣三總長兩項不成問題外，餘者皆予以嚴詞拒絕。
張作霖立刻擺出了一副為難的樣子，說：「不解散安福俱樂部，不撤換王揖唐，不罷免徐樹錚（八條辦法中的核心三項），曹吳是不肯罷休的，吳佩孚在保定會議上早已有聲明在先。」
「吳佩孚不過是一個師長罷了，居然要挾罷免邊防大員，這還成什麼體統！」不提吳佩孚便罷，一提吳佩孚，段祺瑞分外激動，「他（指吳佩孚）要不服，大可以和我兵戎相見，決一雌雄。我還怕他嗎？」
張作霖悻悻地說如果段祺瑞不能答應八條辦法，他就不能再負調停人的責任了，但會永保中立以固邊疆。臨行時，他還聲言日後如果還有需要他奔走之處，仍願遵命辦理。
張作霖隨即辭出。段祺瑞送至殿門，目視其上車後才返回。
張作霖到北京向徐世昌告辭，準備回轉關外。徐世昌趕緊拉住他，懇請他再到保定去和曹、吳做最後的接洽。
張作霖給徐世昌這個面子，便又到保定去了一趟。曹、吳一聽段祺瑞不肯就範，態度也同樣強硬：「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換王揖唐，還可以通融。如不罷免小徐，決不能承認。」
吳佩孚自命文武兼資，一向不可一世，也從來不曾真正把段祺瑞這樣的「老朽」放在眼裡。他說：「老段要和我們兵戎相見嗎？他倚仗有日本的後台，想憑借日本的勢力嚇唬我們，我們堂堂中國男兒，是他嚇不倒的。我們正準備在疆場上和他見面呢，看看到底誰是孬種。」
張作霖最反感吳佩孚喋喋不休的書生腔調。雖然曹、吳都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證過，不打則已，一打必贏，可要真打起來，孰勝孰敗還是件說不准的事，畢竟西北軍的裝備和官兵素質擺在那裡，誰也不是吃素的。
為了趕緊回去調兵遣將，做好應付大戰的準備，張作霖以調停失敗為由，匆匆返回奉天去了。
對於兵戎相見，吳佩孚早有準備，可是段祺瑞卻沒有做好充分的計劃和準備。他之前竭力阻止吳佩孚北返，也主要是考慮南軍會乘虛而入，根本沒有想到吳佩孚敢於直接發難，總是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吳佩孚與徐樹錚一樣都是秀才出身，平時以吟詩作對為能事，就在他率部從湖南撤防經過武昌時，曾寫了一首五言古詩，其中有兩句是：「不圖輦轂下，妖孽亂京畿。」
西北軍參謀長張藻宸在報上讀到了吳佩孚的這首詩，反覆吟誦之後，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他對自己的同事說：「吳佩孚這次回師北上，顯然是向我們宣戰。何以我們一點準備也沒有？」這位同事的回答相當樂觀：「他敢與段先生作戰，準叫他死無葬身之地。」
等到調停失敗，段祺瑞認識到直皖大戰已經難以避免，吳佩孚隨時將指揮直軍由保定北指，這才發現周圍形勢是何等嚴峻，而皖系的軍事實力也遠非原來估計的那麼強大。
皖系內部對此也議論紛紛，傅良佐來找曾毓雋商談，說戰則兩敗俱傷，張作霖對「老總」的私人感情還不壞，如果讓「老總」開口，示意張作霖入關武裝調停，或者能挽救危局。
曾毓雋聽了，便和傅良佐一起星夜乘汽車趕到團河，向段祺瑞說明了他們的想法。此時段祺瑞對張作霖尚抱有幻想，聽了覺得不無道理，起碼也是一個向直系施加壓力的辦法。當下，他就寫了封親筆信，用邊防督辦處的名義，請張作霖入關共商軍事，其中也就隱含了請張武裝調停之意。
曾毓雋受命拿著信去奉天，車到秦皇島，段祺瑞就又發來急電，下令沿途截住曾毓雋並讓他趕緊回京。原來徐樹錚反對這一提議，認為張作霖當初調停直皖時，就聲明必須滿足八條辦法，如今要他幫忙，條件也只會多不會少。
很快，報紙上出現的一條爆炸性消息，讓段祺瑞終於明白了寄望於張作霖有多麼荒謬——曹錕、張作霖、李純三督聯銜發表通電，宣佈徐樹錚六大罪狀，即「禍國殃國、賣國媚外、把持政柄、破壞大局、以下殺上、以奴欺主」。在通電中，三督聲稱一定要「謹厲戒行」，「掃清君側」。
看了通電，段祺瑞才恍然大悟：「張雨亭（張作霖的字）分明是跟曹、吳沆瀣一氣，通謀倒皖，甚恨自家瞎了眼，還把他當調停人看待！」
此風萬不可長
三督明著只是「清君側」，但矛頭所向，毫無疑問都是段祺瑞及其皖系。到了這個時候，皖系其實已無退路，要麼迎戰，要麼被清算，可是皖系內部仍然和戰不定，甚至有些膽小的人還想拋出徐樹錚作為犧牲品，以為滿足直奉的胃口後就可以萬事皆安，只是礙於段祺瑞不敢直接說出來而已。
徐樹錚從來都不是一個肯在壓力下低頭的人。他約齊段芝貴、曲同豐、劉詢三名將領，說直皖一戰無法避免，戰敗則罷；若戰勝，從直繫手中奪過來的直魯豫三省就是你們的。
三將一聽，頓時來了勁頭。徐樹錚便帶著他們去見段祺瑞，表示自願率兵與吳佩孚一戰。
段祺瑞原先就怕將領們不願打，看到眾人都這麼積極主動，便立刻應允下來。當天，他在團河召集緊急會議，進行作戰準備，皖系的文武將領盡皆與會。
為了進一步提振皖系內部的士氣，彰顯「大安徽主義」、「北洋正統」，段祺瑞還特地請來毅軍統帥姜桂題列席。
姜桂題是安徽人，在當時仍在世的北洋將領中，數他資望最高，其麾下的毅軍在清末民國均赫赫有名。段祺瑞對他也非常尊重，平時見著姜桂題，照例都要含笑問一聲：「老嫂子可好？」
段祺瑞一向非常嚴肅，無論對誰都是板著面孔，很少露出笑容，更不會說什麼玩笑話。如此親暱的表現，對他來說絕對是非同尋常的。
姜桂題早年是條漢子，戰場上勇猛無比，段祺瑞以為把這位「從長矛子殺到機關炮」的老帥請來，可以讓部將們更加熱血沸騰，孰料會議卻差點兒被他給攪和黃了。
姜桂題是站在徐世昌一邊的，他先前仗著老資格，曾跑到保定找曹錕調解直皖之爭，結果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老頭兒一肚子悶氣和表達欲，正沒地方發洩呢，段祺瑞恰好為他提供了這麼一個場所。
在段祺瑞說完開場白後，他擺出北洋元老的姿態，對段祺瑞說：「吳佩孚年紀輕，不懂事，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叫他賠個不是好了。何至於勞動國家的軍隊，對內開起仗來，讓老百姓受罪？」
段祺瑞聽了哭笑不得，只好保持緘默。姜桂題還不依不饒地繼續追問：「芝泉，你真要打吳佩孚嗎？」
「真要打！」
姜桂題冷笑一聲，又問道：「你打得過他嗎？」
「打得過！」
姜桂題大概認為段祺瑞也和曹錕一樣，不願自己調解，於是居然開始倚老賣老地當眾挖苦起段祺瑞：「這年頭的小孩子，可比我們老一輩的厲害多啦！芝泉，你不時常說民國是你首創的嗎（指建立共和）？你打勝了吳佩孚，中華民國還可以靠你。萬一你敗了呢，你叫中華民國靠誰呀？」
就在段祺瑞忍無可忍，幾乎就要發作的時候，姜桂題卻又突然板起面孔，扭頭罵起了徐樹錚：「什麼壞事，都是你這個小把戲鬧出來了！」
徐樹錚不敢說什麼，段祺瑞忙為他解圍：「不管怎樣，又錚總是幫著我的。」
姜桂題年紀一大把，還挺敏感，一聽就來了火，認為段祺瑞語帶雙關，是說他不是自己人。當下他勃然色變，站起身就走，一邊走一邊氣呼呼地說：「那你把我請來做什麼？」
對把這個姜老爺子請到會場，段祺瑞簡直悔青了腸子，然而更讓他悔青腸子的恐怕還是當初推舉徐世昌為總統的決定。
在發現直、奉兩系已經聯手向皖系發出挑戰之後，徐世昌決定公開偏向直系。1920年7月4日，他首先拿徐樹錚開刀，發佈命令，特任徐樹錚為有職無權的遠威將軍，同時免去其西北籌邊使、西北邊防軍總司令職務，西北軍也著即裁撤，所部由陸軍部接收辦理。
段祺瑞對徐世昌的這道命令極其氣憤。他趕到總統府，當面質問徐世昌：「又錚有功不賞，還免他的職，豈不令人寒心？」又說：「將領不受約束，妄干國政，此風萬不可長。」
總統命令已經下達，質問也是多餘的。面對直系咄咄逼人的攻勢，主動發起反擊成了段祺瑞的必然選擇。7月8日，段祺瑞在京召開緊急會議，政府閣員及軍政首腦百餘人參加會議，會上發表了聲討曹錕、吳佩孚等人的通電，實際上是一次討伐曹、吳的誓師大會。
會前一小時，曹錕派親信持其親筆信來謁見段祺瑞，大意是承認錯誤，並將約束和處罰吳佩孚云云。看了親筆信，段幕中的大多數人都認為這只是曹錕的緩兵之計，萬萬不能相信。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確實如此。
開步走也走到天津了
按照緊急會議的決議，由段祺瑞領銜發出呈文，請總統徐世昌下令對曹錕、曹瑛（曹錕的弟弟，亦為直軍將領）、吳佩孚革職拿辦。
段祺瑞拿著呈文再赴總統府。徐世昌見對方動了真格的，急忙說：「老大哥何必這樣生氣，又錚的籌邊使本來和籌邊署辦有些疊床架屋，罷免他不過是掩人耳目罷了。等到風頭過去，就可以另行安插。請他在總統府委屈一下，閒散一兩個月，似乎也沒有什麼妨礙。」
徐世昌已經把屁股挪到了直系一邊，說一千道一萬就是不肯罷免曹、吳。他說：「曹、吳克復長沙，久戍湘南，全國輿論都加以稱讚。如果有功不賞，還免除他二人的職務，恐怕會遭到全國輿論的反對，而且可能引起曹、吳等人的巨變，那就小不忍則亂大謀了。」
要說功，徐樹錚收復外蒙古之功是當時沒有人能與之相比的，連孫中山都致電祝賀，你免他的職，怎麼就知道全國輿論不會反對？段祺瑞當然不服。
至於曹、吳巨變，此前兩天，段祺瑞已對西北軍第一、第三兩師及陸軍第十五師發出動員令，讓各部開往保定，準備對吳佩孚作戰——要打就打，誰怕誰來？
段祺瑞憤憤退出總統府，返回團河。由於過分激動，有人看到他「兩顴發紅，精神頗有錯亂之象」。他隨後派人告訴徐世昌，說徐樹錚被免職一事，他可以不再過問，但曹、吳擅自撤防北返之罪，不能不問。如果徐世昌依然故我，他段祺瑞為維護國家綱紀，「必興問罪之師」。
迫於壓力，徐世昌只得下達明令：吳佩孚撤職，交陸軍部依法懲辦，其第三師原系中央直轄軍隊，由陸軍部接收整頓；曹錕督率無方，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自吳佩孚擅自北返而可以不受政府任何制裁之後，北京政府的權威和命令都已大大貶值。曹、吳對政府的免職令絲毫不予理會，吳佩孚則不僅不交卸軍隊，反而繼續統兵北進，而段祺瑞也已改邊防軍為定國軍，自任總司令，做出了「討伐」的姿態。
7月12日，曹錕聯絡張作霖、李純、王占元等人聯名發出通電，說段祺瑞是在「施一網打盡之計」，表示「迫不得已，唯有秣馬厲兵」。第二天，張作霖又另外發通電進行響應，決定「派兵入關，扶危定亂」。
徐世昌引吳部北上，是要利用直皖矛盾鞏固權位，他沒料到挑起的火會越燒越大，最終呈蔓延之勢。眼看著自己不但不能左右逢源，而且連總統寶座都可能保不住了，徐世昌趕緊又發佈一道命令，要各軍一律退駐原防。可是這道命令為時過晚，在戲幕已經完全拉開之後，還要不要演、如何演，都跟他沒有任何關係了。
按照先前在團河會議上的部署，在正面作戰的皖軍分為東西兩路，東路在京奉鐵路沿線，總指揮為徐樹錚，對面直軍為曹瑛所部。
歸徐樹錚指揮的是原駐廊坊的西北軍第二混成旅。徐樹錚練兵，本來就比較重視實戰訓練，第二旅的旅長宋子揚及以下一批軍官均來自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而馮玉祥的練兵方式又與徐樹錚比較像，所以該旅對演習、射擊和體力訓練就抓得更緊一些，在西北軍的四個旅中，第二旅的聲譽也最好。
徐樹錚到前線指揮，問宋子揚對戰事有沒有信心，宋子揚當即表示：「這沒問題，司令下命令，開步走也走到天津了。」
直皖戰爭在7月14日正式打響。東路開始相當順利，第二旅於黎明起對直軍所駐守的楊村發動進攻，不到兩個小時，即將楊村攻下。接著又向前追擊，部隊在玉米地中撿得軍衣，軍衣上繫著白領章，另外還撿到了兩支三八式步槍。這都是奉軍的軍裝樣式和他們慣用的槍支，徐樹錚這才知道，奉軍也已經加入了對他們的作戰，為謹慎起見，遂命令第二旅暫時停止前進。
段祺瑞在派徐樹錚指揮東路的同時，另授命段芝貴指揮西路作戰。可是這一任命實際上是段祺瑞不善用將的一個典型佐證。
段芝貴更確切地說，只是一個以應酬見長的官僚，而非合格的戰將。他雖然也畢業於天津武備學堂，但在校的學習成績非常一般，以後又長期混跡於宦海，精力主要都用在對付人上面了，他對於軍事學簡直可以說是完全不懂，並且嚴重缺乏帶兵經驗。
水平不高，倘若認真一些，沒準還勤能補拙。可段芝貴又不是一個對自己有要求的人，他平日最注重的便是「享受」二字。
據說段芝貴每天都要更換衣服數次，出門時副官一定要隨身帶著一大包衣裳備用，而他的副官也以衣飾華麗著稱。與穿衣服相比，更講究的是，段芝貴到哪兒都得帶著他的御用廚師，非這位御用廚師做的菜就入不了口。
御用廚師姓李，老被段芝貴這麼「慣」著，脾氣便上來了。有一次段芝貴在屋內罵他，他也回罵。段芝貴氣得將他逐出了段府，可是李廚師一走，段芝貴就因此吃不飽了，於是又將李廚師請回。如是者三，以後段芝貴在屋內小聲罵，李廚師就在院內毫不客氣地大聲回罵，段芝貴還拿他沒有辦法。
別的總指揮上陣，隨其左右的都是幕僚衛隊。段芝貴當然也帶著幕僚衛隊，但對他而言，李御廚和拎著一大包備用衣服的副官或許更讓他掛心。為此，他還特地準備了配有餐車及頭、二、三等俱全的七節專車一列，上面滿載洋酒、罐頭、火腿、板鴨、紙煙。知道的明白他是去指揮打仗，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是到哪裡去度假呢。
偏偏他陣亡了
戰爭開始後，段芝貴除了偶爾看一看戰報外，就是終日打牌。先前張作霖為了麻痺他，曾邀其推牌九。段芝貴贏了四十萬元，但張作霖當場沒付錢，只在事後派人送來公債票四十萬。公債票折合現款連二十萬都沒有，段芝貴在打牌時便經常嘮叨，說張作霖「輸不起別來呀，太小氣了」。
主帥如此，前方會部署成什麼樣可想而知。在西路參與作戰的主要是邊防軍第一師和陸軍第十五師，作為主力的第一師對作戰基本無準備無計劃，部隊不但出發時忙亂，開火後同樣如此，各部隊全部自由行動，以至於開戰幾天後，營軍需官都還未弄清團部在什麼地方，更不必說旅部和師部了。皖軍的軍需本來相當充裕，但第一師連個補給機構都未成立，也沒有指派統一指揮後方的負責人。
所幸第一團團長王興文主動挑起了重擔。王興文原在保定軍校講授戰術課程，很有心得，是北洋軍中有名的戰術專家，而且他指揮作戰時也能身先士卒，頗得士兵擁戴。
戰事初起時，王興文用騎兵在前衝鋒，炮兵隨後掩護，向直軍發起了極為猛烈的攻勢。第一師的下級軍官多為軍校學生，雖然缺乏作戰經驗，但經徐樹錚訓練整頓後，卻頗有一股初生牛犢不畏虎的氣勢。第一師師長曲同豐自己對此也頗為滿意，對人說：「邊防軍的連排長都是拿戥子稱過的，一個個服從命令，勇敢善戰，都是好樣的。」
直軍被打得望風披靡，各部相繼後退，潰逃中又被皖軍俘去了一個整營。身為前敵總指揮的段芝貴聞訊樂得手舞足蹈，當晚就在作為指揮部的專車上開懷暢飲。
西路戰場位於京漢路沿線，直皖兩軍的主力都集中於這一路，雙方都勢在必爭。吳佩孚見戰況不利，親自率領參謀人員和生力軍到前線迎敵，並使用集中火力的戰術，對皖軍正面發起猛攻。
北方夏天是多雨的季節，直皖開戰後幾乎天天下雨。北方的道路又多半是凹形，像溝一樣，田在上面，路在下面，一下雨道路就成了天然排水溝。直軍久在南方，對這樣的大雨泥濘滿不在乎，照樣冒雨赤腳作戰，皖軍卻都穿著雨衣，腳下還怕打滑，戰鬥力因此大打折扣。
在直軍的猛攻之下，王興文的騎炮組合很快就垮了下來，皖軍被迫敗退至高碑店，攻勢轉為了守勢。
戰場上的吳佩孚確實名不虛傳，他緊接著又發起夜襲，雙方戰鬥激烈，王興文也在激戰中被直軍的炮彈擊中身亡。
第一師的團營長大部分是舊軍官，他們具備舊軍官的一般特點，即平時愛財，戰時怕死。王興文是一個例外，他一死，直接影響了第一師的士氣。師長曲同豐事後哀歎：「只有一個王興文真不含糊，偏偏他陣亡了。」
段芝貴位於琉璃河車站的指揮部也遭到了直軍的迂迴攻擊。發現直軍襲來，以師長身份任段芝貴參謀長的魏宗瀚驚慌失措，段芝貴則嚇得躺在專車的地毯上，連續大喊：「不要亂打槍啊！」
專車急急後退，事後才知道抄襲指揮部的其實僅有直軍一個連。
在直軍進行迂迴時，與第一師並肩作戰的陸軍第十五師不僅按兵不動，而且還向第一師的炮兵陣地開了炮！
第十五師的前身是馮國璋在南京成立的一個混成旅，士兵多為馮國璋的同鄉，軍官也與馮非親即故。馮國璋死後，劉詢率部投段，才被編為了第十五師。
直皖戰前，有人認為第十五師官兵與直系關係太深，讓他們與直軍作戰恐怕不妥。段祺瑞就派魏宗瀚、陳文運去見劉洵，問他部下是否靠得住，劉詢極力保證沒有問題。魏宗瀚等人為了堅其心志，便又對他說：「事完了，你接曹三爺的事吧！」
劉詢自己發誓效忠，又有讓他做直督的許諾，段祺瑞深信第十五師不至於發生問題，便放心地將該部部署到了主戰場。
戰爭開始後，劉詢倒真沒什麼大問題，有問題的是他對部下是否可靠所打的包票。有人說，曹錕曾派人用二百萬元的高價收買劉詢，劉詢不為所動。於是曹錕又派人收買齊寶善、張國溶，一共花了一百二十萬元。這種說法未必可信，但齊、張與直系早有聯繫卻是不爭的事實。尤其張國溶為人較有心計，戰前還曾去過保定多次。
總而言之，第十五師一部在齊、張的策動下倒戈了，這一突然倒戈給西路皖軍造成了沉重打擊。除了指揮部因此遇襲外，第一師也遭到直軍和倒戈部隊的夾擊，師長曲同豐連同師部都被直軍所俘虜。
沒有辦法的辦法
外界對段祺瑞不善用將的批評，並非僅從直皖戰爭開始，南北戰爭時的傅良佐、張敬堯、吳光新都可以說是很失敗的例子。
與傅、張相比，吳光新要強上一些。他的學識相當不錯，可以說是文武全才，但為人脾氣古怪，對部下高高在上，同時還不能與士卒同甘共苦，帶領軍隊其實是不太適宜的。段祺瑞將他用在南方戰場上也始終沒有成功過，皖系多有人對此表示不滿。
有一次，陝督陳樹藩就趁著打牌的機會脫口而出：「老師（指段祺瑞，陳樹藩曾是他的學生）一生許多事都誤於吳三爺（即指吳光新）。」段祺瑞便說：「小學生又在亂說，小學生又在亂說。」段祺瑞用笑話來解嘲，一方面是承認吳光新不免讓自己失望，但另一方面也有袒護和不肯認錯的意味。
隨著張敬堯早早折戟，皖繫在南方所能依恃的就只剩下了吳光新。吳光新時任長江警備總司令，轄有第二十師及暫編一師，約一萬多人。隨著直皖戰起，吳部可隨時出兵河南，攻襲直軍後路。直系方面於是由鄂督王占元出面，邀請吳光新到武昌赴宴。
環境已經如此複雜微妙，這宴豈是好赴的？吳光新的一些親信部下極力勸吳光新不要去，恐有意外，吳光新卻驕傲自大，不但不聽，反而責備他們過於膽小。
第二天，王占元又來電話催請。「膽大」的吳光新帶著隨從和馬弁乘著「楚材艦」過江登岸，上岸後轉乘馬車直入王占元的官署，隨後便被王占元扣個正著。時人諷之：「方為座上客，即做階下囚。」
以扣押人質的辦法來擒賊先擒王，本是徐樹錚向段祺瑞所獻之計，老段沒有用，結果別人倒先用了。吳光新被扣之後，其部投鼠忌器，均不敢輕舉妄動，王占元則趁機派各師旅分途急進，採取分別包圍和解決的辦法，將吳光新所部或繳械解散，或接收改編。
戰事進行到此，皖軍雖然在西路和南方都落得了個大敗的結局，但直軍還遠不能說已經完全奠定勝局，因為在其他方面，勝的不是直奉軍而是皖軍——
徐樹錚所指揮的東路部隊已進入追擊階段，所部距天津僅三十里；邊防軍第三師在與直軍接觸後，節節勝利，距保定已不足百里；山東方面的邊防軍第二師已前進至河北省境內，自此以北，直軍只有舊巡防軍一旅，可以說是毫無戰鬥力。
即便是西路，也不是沒有辦法轉敗為勝。比如第一師除師長曲同豐及師部被俘外，全師的人員武器均未受到多大損失，可以說是全師而退。第十五師損失較大一些，但該師本來也沒有對皖軍作戰起到什麼積極作用，何況魏宗瀚的第九師還尚未投入，完全可以彌補第十五師的戰損。
就當時的全面戰事來說，皖軍不僅沒有失敗，而且極佔優勢。如果段祺瑞能夠迅速趕到前方，對西路敗退部隊進行督促整理，必能軍威復振，反敗為勝不是沒有可能。
實際上，皖軍的情況使得他們比直軍更適宜於持久戰。戰前安福系為皖軍討伐直軍提供了大筆軍費，僅在團河會議上，就籌集了五六千萬元。戰爭結束後，直軍繳獲到的皖軍給養之多，令他們也感到無比吃驚：麻袋裝著現洋，每五萬塊一麻袋，不計其數；五十多門各種大炮堆放在地上，炮衣都還沒有取下；步槍子彈遍地都是，誰也不知道確切數字。
戰爭才打了幾天而已，如果打它幾個月甚至半年，皖軍就算熬，也能把直軍給熬垮掉。不過，這一切的前提是段祺瑞還願意把戰爭繼續下去。
段祺瑞軍人出身，政治上主張武力統一，然而他基本的思想基礎卻是儒、佛觀念，並以此作為分析事物的標準。從這一角度出發，段祺瑞一向都認為，北洋軍無論直皖，都是一家人，是他這個北洋領袖的部下學生，傷了誰都痛心。他「討伐」直系也是被逼出來的，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為的只是除去曹、吳這兩個北洋的「害群之馬」。
直皖戰爭爆發前，有人曾主張派飛機去保定轟炸曹錕居住地及其他重地。段祺瑞堅決不同意，說不服從中央命令的，只有曹、吳二人，不能殃及無辜。
段祺瑞發起直皖戰爭，要的是速勝，這樣才有可能在達到目的的同時，將雙方的損失降到最低，然而事與願違。現在倘若他不想速敗，就要抱著不惜玉石俱焚的決心與直軍死磕，而這又與他最初的願望和想法背道而馳。
就饒他一條命吧
據參與直皖戰爭的人說，這場戰爭其實打得非常簡單，就像舉行一場秋操一樣，只有西路最初一戰和高碑店一戰比較激烈一些。可就這樣，戰爭也暴露出了其殘酷的一面。除了王興文等官兵陣亡外，西路皖軍在潰退時又發生過慘劇——因為山洪暴發，第十五師及琉璃河車站的潰兵聚集橋上，擁擠難行，正好段芝貴的專車倒行過橋，橋上的很多士兵不是被專車軋死，就是掉進河裡淹死。
可想而知，當段祺瑞知道這些情況後，不可能無動於衷。就在他猶豫不決之際，傅良佐奉徐世昌之命前來對他進行勸說，讓他主動通電下野，並下令皖軍停止作戰。
傅良佐雖然還在段祺瑞左右，但和張志潭一樣，早已經成了靳雲鵬的人。段派嫡系軍人多對靳雲鵬不屑，傅良佐原本也站在徐樹錚一邊，他到湖南做督軍，就是出自徐樹錚的推薦。及至傅良佐擅離職守，從湖南逃回，徐樹錚每次與他見面，都要數落他：「不中用，太丟人。」傅良佐因羞轉恨，便也轉附了靳雲鵬。
徐世昌、靳雲鵬一體，傅良佐實際上就是他們的說客。只是讓段下野的話，如果直接出自徐、靳之口，段祺瑞未必會聽，出自傅良佐這個「賢侄」之口，效果就不一樣了。
通過傅良佐，徐世昌給段祺瑞傳達了一個信息：你的定國軍總司令系各軍擁戴，和你本人無關，只要你肯通電下野，我作為總統，可以保證你本人和部下的安全。
有了徐世昌的這一保證，段祺瑞決定以自己下野的方式，為直皖戰爭畫上句號。1920年7月19日，他發表通電，聲明辭去本兼各職，同時解除定國軍名義，命令前方各將領即刻停止進攻，並立即退歸原防。
因為這一個通電，事前大張旗鼓的直皖大戰，不出五天就以直系的勝利結束了。可是段祺瑞想的又實在太理想化了，他的對手不是西方紳士，即便老段已經放下了槍，他們也沒有半點要罷手的意思。
在直軍佔領琉璃河車站之後，王士珍等北洋元老前去求見吳佩孚，打算替雙方和解。吳佩孚表面上對這些元老極盡恭維謙和之態，說：「讓元老們屈尊前來，怎麼辦，怎麼好？我一定尊重元老們的意見。」
他的部下們則在一旁氣勢洶洶地大罵段祺瑞，說段祺瑞「扣押直軍兵餉，借債賣國擴軍」。這些人還說：「我們是回防，並沒有侵犯別人，他（指段祺瑞）卻派隊伍來打我們。現在打敗了，派幾位來了，早幹什麼去了！那不行。邊防軍一個也不能留，都得繳械，非把老段抓著，講講理不行。」
其實這就是吳佩孚事前佈置好的一齣戲，意在表示不是他吳佩孚得勢不饒人，而是段祺瑞已犯了直軍將士的眾怒，不打不行。王士珍等人見狀只好辭去，臨上火車時，他們還懇求吳佩孚：「等兩天吧，不要前進了。我們一定有辦法，讓你們消得下氣去。」
王士珍等人所乘的火車剛剛開走，吳佩孚立即下令所有部隊繼續追擊，只以暫時不入北京為限。
在段祺瑞發出下野通電後，皖軍各部都已受命停止作戰，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等將領幕僚也已先後逃回北京。他們在京唯一能躲的地方也就是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了。公使團曾經公開表示不干涉中國內政，不收留亡命徒，但日本使館顧念段祺瑞執政期間與日本政府的關係一直較好，所以還是破例為他們提供了藏身之處。
段祺瑞也可以去東交民巷，但他不願在這個時候乞求日本人庇護，從而進一步坐實曹、吳等人對他「賣國」的指控，於是便堅持不肯離開府學胡同的住宅一步。
見直軍仍不肯罷手，段祺瑞只得又引咎自劾，寫了一篇呈文，然後拿著呈文去見徐世昌，表示願一人承當戰爭責任。
雖然直奉大戰也不在徐世昌的期望範圍之內，可是看到曾經不可一世的老段居然落到如此地步，徐世昌還是從裡到外地覺得暢快。看完段祺瑞的呈文後，他付之一笑，末了不忘奚落對方一句：「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徐世昌隨後派靳雲鵬、張懷芝赴津與曹、吳商議如何了局。雙方見面後，曹、吳對於段祺瑞、徐樹錚尚有餘憤，說一定要將二人處死，以絕後患。靳雲鵬自然巴不得徐樹錚人頭落地，但對自己的老師畢竟還是有感情的，因此竭力替段祺瑞說情。
曹、吳也知道段祺瑞在北洋的威望，若真的對段下手，難免引起非議，對直系本身也不利。吳佩孚於是笑一笑說：「老段不肯逃走，還像是一個人，就饒他一條命吧！」
曹錕、張作霖和吳佩孚商量下來，向徐世昌提了一大堆條件，除戰前的那些以外，又加上了懲辦以段祺瑞、徐樹錚為首的安福系成員、取消邊防軍和西北邊防軍以及直奉軍永駐京畿等更為苛刻的條款。
對這些條件，徐世昌都表示基本同意，只有對於嚴辦段祺瑞一項，他密電曹、張、吳，要求加以通融。
十禍首
1920年7月21日，直奉兩軍開入北京城，入城的頭一件事便是對安福系成員懸賞緝拿。當天下午，段公館遭到包圍，段祺瑞的衛隊被繳械遣散，僅留下二十名看門管事的家人。段祺瑞一時羞憤莫名，拔出手槍就要自殺，幸被家人奪下手槍，才未自殺成功。
此後，段祺瑞不逃不走，坐在家裡靜候直奉兩軍對他的處置，而且從早到晚一言不發，無論誰跟他說話，均以搖頭作答。
7月下旬，徐世昌先是撤銷對曹錕、吳佩孚的處分令，接著批准免去了段祺瑞邊防督辦等本兼各職。段祺瑞對此早有心理準備，讓他感到難以接受的是，徐世昌還發佈了「安福系十禍首通緝令」，下令對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等十人予以懲辦和通緝。這是讓段祺瑞感到非常難堪的一件事，也意味著徐世昌完全背棄了他在戰爭結束前對段的承諾。
次年姜桂題去世，儘管這老爺子曾站在徐世昌一邊給過段祺瑞難堪，但段祺瑞仍以老友身份前去弔喪。在乘車去姜宅的途中，他忽然長歎一聲，對同車的曾毓雋感慨地說：「姜桂題死了，我應當去揮淚哭老友。可是徐菊人（徐世昌號菊人）如果萬一有這麼一天，我恐怕沒有眼淚哭他。」後來有一次，他更對人說道：「菊人的人品實不足道，他要是死了，我連輓聯都不會送！」
段祺瑞過去很少開口講感情色彩如此濃厚的話，即便在與馮國璋鬧矛盾時也是如此，足見他對徐世昌上台後的所作所為有多麼痛心疾首。
「十禍首通緝令」發佈的當天，北京城內的軍警、便衣就傾巢出動，在各城門、要道以及東交民巷的出入口設置崗哨，十個人的相片則貼得到處都是，相片旁邊還規定了多少不等，多至三萬、少則三千的拿獲賞格。徐樹錚排在「十禍首」的第一名，賞格也是最高的，一旦拿獲到案，即賞大洋三萬元，徐世昌、靳雲鵬及直奉系對他的仇視，可見一斑。
在通緝令發佈之前，事先得到風聲的這十個人就已逃遁，其中除一人進入華俄道勝銀行外，其餘均向日本公使館要求政治避難，並先後被送進了日本公使館護衛隊兵營。他們都曾是政府要員，手頭不缺錢，進入日本兵營後，物質生活上並不差，曾毓雋和段芝貴還每人花三千元錢，在兵營裡蓋了一座樓房，段芝貴住樓上，曾毓雋住樓下。
唯一讓他們感到痛苦的就是不能自由出入。在他們進入日本兵營後，北京外交部即向日本公使館交涉引渡。日本公使館拒絕引渡，但在照會中答應將斷絕「禍首」的對外交往及一切政治活動。
「禍首」都是搞政治的，對一個政客而言，沒有什麼比限制從事政治活動更讓他們難受的了。徐樹錚首先表現出強烈不滿，認為這種在太陽旗下避難的生活將可能遙遙無期，形同軟禁一般，必須想辦法逃出去。
日本的民族特性之一是崇拜強者，哪怕這個強者曾是他們的對手，或戰勝過他們。徐樹錚曾在「莫負荒沙萬里行」的過程中，將駐庫倫的日軍逐出庫倫，可很多日本人恰恰對他的才幹和學問非常仰慕。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軍需部門有一個叫小野寺的尉官就是如此，他與「禍首」中的一個人認識，從這個人口中知道徐樹錚有出逃的意圖，便馬上讓對方將他引薦給徐樹錚，並自願全力相助。
在研究出逃計劃時，徐樹錚曾問曾毓雋：「你看這樣辦穩當嗎？」曾毓雋老實回答：有些冒險——誰都知道徐樹錚與北京現政府和直奉結怨之深，如果被抓到，別人尚可活命，他絕難倖免。
徐樹錚想了想說：「我們避居日本兵營，終非長久之計。過分的冒險固然不可，但為了家國事，一點不肯冒險也是不行的。我決定拼它一下！」
按照計劃，徐樹錚藏入了一隻大號柳條行李箱。小野寺在這只事先買好的行李箱裡墊了靠墊被褥，又在箱子上鑿了許多氣孔，上面用毛筆寫一行大字「大日本帝國陸軍用品」，藉以掩飾。
小野寺利用日本兵夜間換防的機會，帶著這只「隨身行李」，在當天夜間離開東交民巷，上了前往天津的列車。當時中國政府對外國人來往車站的行李是無權檢查的，小野寺因此一路暢通無阻。
徐樹錚在途中吃了不少苦頭，前後幾個小時蜷曲在箱子裡，手腳都麻木了。到天津時，他自己爬不出來，得好幾個人把他攙扶出來，又替他按摩揉捏了半天，才得以行動自如。
小野寺將徐樹錚偷運出兵營是他自己的行為，事前並未得到上級同意，為此他被調回國內，並受到革職處分。第二天，日本使館被迫以照會的方式，將徐樹錚已經逃亡的事實通知了中國政府。
徐樹錚是第一個逃離日本兵營的，其逃離過程也最為驚險和曲折。以後隨著政局發生變化，其他人也先後以各種方式離開北京，前往天津或上海的租界地。
折戟沉沙
直皖戰爭結束後，接下來基本就是一個直奉為刀俎、皖系為魚肉的過程。皖系軍隊全部遭到改編或繳械遣散，無一倖免——「邊防軍一個也不能留」其實就是吳佩孚自己的心聲，他在戰爭中已經看到了邊防軍的潛力，又怎麼可能再聽任這樣一支軍隊存在下去？
西北邊防軍因為徐樹錚的關係，更被直奉認為勢必除之。徐世昌下令撤銷西北籌邊使官制及西北邊防軍，至此，西北軍在編制上壽終正寢，其存在時間僅僅只有一年零七個月。張作霖本來還想把被徐樹錚「挖」去的那兩個旅要回去，但兩旅堅持「願再戰不願繳械，願改編不願歸奉軍」。張作霖見狀，便將槍支收走，人員一律遣返原籍。
西北軍第三混成旅系徐樹錚當初帶到外蒙古去的駐軍。該旅留在國內的部分率先被繳械遣散，只有在外蒙古的主力被暫時保留。在徐樹錚失勢之後，原庫倫都護使陳毅已重回外蒙古掌權，此人認為徐樹錚搶了他在外蒙古撤治上的功勞，對徐樹錚及其西北軍一直抱有妒恨之意，這時便落井下石，上書北京政府，要求將第三混成旅「調回內地遣散，以去疑竇」。
北京政府不是不想調第三旅，奈何外蒙古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白俄軍隊趁中原動盪、無力兼顧外蒙古之機，欲謀奪庫倫。發現庫倫戰事迫在眉睫，北京政府只得對第三旅暫緩內調，將其改為陸軍第二十五混成旅，直屬陸軍部。
這支塞外孤軍遭到了白俄軍隊的大舉進攻。旅長褚其祥連電北京告急，並派參謀長及庫倫中國商會會長赴京求援。可是求援人員剛剛到京，庫倫就已經失守。在白俄的脅迫下，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再次宣佈「獨立」。
退出庫倫的第三旅分途退向祖國，其中退往張家口的全部因凍餓死於途中，褚其祥所率另外一部被蘇聯紅軍解除武裝，次年，他與幾個中級軍官由蘇軍押送，經海參崴遣返回國。在此之前，蘇聯紅軍已擊破白俄軍隊，佔領庫倫，並在庫倫成立了由蘇聯扶持的「蒙古人民政府」。
在徐樹錚二返外蒙古途中所作的那首七律上，有一句這樣寫道：「中原鼎沸誰孤憤，大海回瀾作夜聲。」相隔徐樹錚和西北軍出塞僅僅兩年，他們做出的努力、建下的功業，就被「中原鼎沸」給覆蓋得無影無蹤了。
就在褚其祥旅折戟沉沙的那一年，原被派往海參崴參加「西伯利亞干涉」的「中國支隊」也撤回了國內。那時他們所屬的陸軍第九師已被直系改編，師長也換了人。這支同樣曾經立聲名於外的功勳部隊一樣落到了無人問津的地步，只得在他們所暫駐的吉林牡丹江「就地落草」，接受吉林督軍的改編。
往前推一年，1920年春，那時直皖戰爭尚未爆發。服務於「一戰」的「威海衛華工營」準備啟程回國，許多華工前去向那位出生於北京西郊海澱，如今已定居於法國的女子辭行。大家問她想不想回中國，女子說：「怎麼不想？做夢也在想！不過一年多來，我向許多同胞問了國內的情況，倒使我遲疑起來。祖國太亂了，人民太苦了，簡直是一個公共的殖民地。以後再看吧！」
臨別時，女子的眼眶裡全是淚水，她一邊哭，一邊拉著同胞的手說：「我多麼盼望祖國統一、獨立和富強啊！」
這個希望轉瞬就成了泡影。回國後的華工也有很多人被迫捲入直皖戰爭，他們沒有死於「一戰」，卻死在了內戰之中。那位在華工營中具有很高威信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華工朋友和他通了幾次信，但直皖戰爭後去信幾次都無回信，可知一定是已經戰死了。
中國嗜於內鬥的「傳統」，彷彿再一次讓人們看到了它骨子裡的無可救藥！
內鬥就像一個在屋內開設的大賭場。在直皖戰爭的這一局裡，皖系是個大輸家，「十禍首通緝令」中的十個人都是輸家中的一員。照理說，通緝名單上的人應該是最慘的，但實際上不是。傅良佐因為投靠徐世昌、靳雲鵬，並替徐世昌勸說段祺瑞通電下野的「功勞」，而受到庇護，沒有被通緝。他認為自己不會有什麼事，不料曹、吳卻不想饒過他，不久他就被直軍給逮捕了。
這個倒霉勁兒！早知如此，還不如跑日本使館尋求政治避難了。傅良佐被抓後，家人行賄二十萬元，對方仍不肯放人，令傅良佐又氣又恨。過了一年多，鬱鬱寡歡的傅良佐患了精神病，這才得以保外就醫，但回家不到兩個月就死了。
原段幕人員中，只有靳雲鵬算得上是贏家。直皖戰爭結束後，他成了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大紅人，1920年8月，他再度組閣，風風光光地做了總理。
官場極品
靳雲鵬組閣後，即前往府學胡同面見段祺瑞。又一次見到恩師，靳雲鵬的心情頗為複雜，其中既有得意，但也不乏歉疚之情，而段祺瑞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然後說：「我現在當了老百姓了！你來找我幹什麼？」
靳雲鵬低著頭說：「我沒有想到局面會演變到這個樣子，我很關心老師的生活。學生有不對的地方，還得請老師原諒！」說到這裡，他撲通跪倒在地，向段祺瑞請罪。
這一跪把段祺瑞的心跪軟了。他長歎一聲：「唉，你起來！用不著這個樣。事已至此，責備你還有什麼用呢？」
等靳雲鵬起身後，段祺瑞又接著說：「你愚而自用，沒有我，你能站得住嗎？」
靳雲鵬不答，只是告訴段祺瑞，自己今後將保證他的安全並負責一切生活費用，然後便告辭而去。
過了不久，吳佩孚進京，也來與段祺瑞見面。不過他穿的是便衣，而且隨身只帶了一名副官和兩名衛兵。段祺瑞並不因為對方掌握著生殺大權而變得低聲下氣，他厲聲對吳佩孚說：「你來了好極了，我在家裡等著你呢，你看著辦吧！」
段祺瑞在台上時，吳佩孚恨之入骨，現在成了平民百姓，吳佩孚反而很欽佩對方的勇氣和骨氣。他一口一個學生，說：「學生久違教誨，不知我師起居飲食如何，時以為念。」
段祺瑞見狀，臉色才稍微緩和了一些，對吳佩孚說自從歇在家裡後，睡眠的時間多了，胃口也比以前好，「方知清閒是福」。
吳佩孚書生意氣，在直皖戰爭前和戰爭中對段祺瑞及皖系極盡攻擊之能事，其攻擊的重點之一就是說段以出賣國家主權為代價，向日本大量借款，藉以自肥。這裡面本身就有很多道聽途說、人云亦云的東西，比如有說段祺瑞在合肥老家廣置田產，又在東北邊境圈佔了荒地二十萬公頃；還有說他在很多官僚企業中都佔有數目不小的股份；等等。
吳佩孚入京後也調查過。一調查就會明白，這些傳說與事實相去甚遠。實際上，段祺瑞在合肥既無房產也無土地，而且他向來不做生意，所謂圈地占股份皆為無稽之談。再深入下去，還能發現段祺瑞簡直堪稱「官場極品」——他不建別墅、莊園，不收賄賂、禮品，不抽鴉片，不打茶圍（即過去的逛妓院），更不徇情賣官鬻爵。
在當時的軍人、官僚、政客中，能做到段祺瑞這種樣子，是比較少見的。吳佩孚本身在軍人中也算廉潔自律的典範，在段祺瑞已對直系不存在嚴重威脅的情況下，他很自然地產生出了敬意。
吳佩孚對段祺瑞說：「老師總兵符國政很久，因不事家人生產，故素無積蓄。學生本『束脩以上』（即學生向老師饋贈禮物）之意，願隨時為老師家居提供需要。」
段祺瑞婉拒了吳佩孚的好意，吳佩孚隨即辭去。之後曹錕、張作霖也先後到京，他們雖未登段公館的門，但卻派人持「沐恩」字樣的名帖，聯名給段祺瑞送來了一桌燕翅酒席。段祺瑞無法推托，只得收下，並給了來使一百元賞錢。
客氣都是表面的，說到底，新的掌權者們對段祺瑞這個「老百姓」還不是很放心。段祺瑞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他知道北京是不能久待了，於是便攜全家搬到了天津。
段祺瑞在任時不貪不佔，平時段公館的日常開支主要由陸軍部之類的政府機關負擔，比如他家裡吃的糧食就是到陸軍部去領。又比如，段祺瑞常請棋手來陪他下棋，當然不能叫人家白陪，所以按月還要送給棋手乾薪。乾薪少則八十，多則一百，加起來每月也在一千元以上，這筆開支同樣是由陸軍部出。
以往即便下野，段公館的費用總還是能夠得到基本保證。這次不同，一方面，段祺瑞身上什麼職務都沒有了；另一方面，他又謝絕了靳雲鵬、吳佩孚等人的資助。在全家人都只能單純依靠以往積蓄維持的情況下，段祺瑞不得不緊縮開支，家裡辭退了一些男女用人，棋手也不能再請那麼多了。
一門學問
段祺瑞生活簡樸，四季穿的都是布製衣服，只有以前去國務院上班，或遇到參加大典，才會穿軍服或禮服。他在家裡時經常是一件長衫，頭上再戴一頂沒有帽疙瘩的瓜皮帽，別人看見，絕對想不到這是權傾朝野、赫赫有名的北洋領袖。
從前做總理或督辦時，段公館請有一流的廚房大師傅，其做菜的手藝比當時北京有名的大飯店，例如東興樓、福壽堂的還要高，廚房內也是山珍海味，應有盡有。可是這些只有段祺瑞陪客人用餐時才用得上，他自己吃東西其實非常簡單，一般都是粗茶淡飯。他還有一個習慣，吃山芋經常連皮一塊兒吃，他的妻妾吃山芋是要剝皮的，唯獨在他面前吃則不敢剝皮。
要說段祺瑞個人有什麼大一些的開支，也就是打麻將時會有輸贏，以及下棋要給棋手送乾薪了。段祺瑞非常喜歡下圍棋，但他的部下僚屬多不擅長此道，這是他得從社會上另請棋手陪他下棋的原因所在。退居天津後，儘管家裡經濟狀況已大不如前，請的棋手也因此減去不少，但每天還是有人來陪他下棋。
段家所請的棋手為清一色高手，其中甚至包括頂尖級的，比如有「昭和棋聖」之稱的吳清源和民國圍棋大師顧水如。吳清源進入段公館時只有十一歲，但已經展現出了極高的棋藝。段祺瑞非常喜歡他，常讓他陪著下棋，給的乾薪也是最高的，即每月一百元。顧水如是吳清源的老師，他當時就已經獨步北方棋壇，自然更受段祺瑞的青睞，顧水如也因此曾被延入段幕，並在南北議和時擔任了北方代表。
段祺瑞愛下棋，但他自己的水平並不是很高。到段公館對局的人為照顧他的面子，總是要讓他三分。段祺瑞贏了就非常高興，要求再來一盤。一旦輸了，也像普通人一樣沮喪不已，或者推盤而去，或者將棋子一扔，說：「不下了，不下了！」他一生氣鼻子就歪，輸了棋鼻子更歪。
高手們的棋藝都比段祺瑞高，如何跟他對局就成了一門學問——陪他下棋，一定要輸給他，但一般情況下，只能輸一兩個子。若輸多了，他又會認為你是「屎棋」，瞧不起你，並且以後再也不會跟你做棋友了。
顧水如是名聲在外的圍棋國手，他要既做到每戰必敗，但同時還不能明顯讓步，使段祺瑞有所察覺，則更加困難，可以說，絕對不比戰勝一個同段位的棋手來得輕鬆。
顧水如為此費盡了心機。他的辦法是操縱局中棋形的發展變化，一方面使己方在沒有過於明顯破綻的情況下，走向自然崩潰；另一方面又因勢利導，使段祺瑞在落子時順流而下，自然而然地走出殺著，從而一舉殲滅他的大棋。
見自己的大棋被殲滅，顧水如還要故作悔恨狀，檢討棋局得失，並「誠懇」地請段祺瑞指出其謬誤所在。這樣，就可以讓段祺瑞「贏」得更為踏實放心。
段祺瑞下野後，把好勝心更多地轉移到了圍棋上，弈必求勝，負則大怒。顧水如很能理解老段的心境，他決定換個玩法，於是便以段祺瑞棋力上升，雙方棋力不及為由，要求讓子。
最初段讓顧兩子，顧屢敗，又讓三子，還是敗，直至讓到了四子。之後顧水如就不敢再要求段祺瑞讓了，因為知道再讓，老段就要生出疑心。
讓四子後，顧水如不像以前那樣一味「輸」了，而是先互有勝負，再旗鼓相當。段祺瑞認為自己已讓對方四子，對於平局乃至輸局也就不會那麼介懷。
段祺瑞不介意，別人介意，特別是棋壇的專業人士，他們覺得莫名驚詫：亙古迄今，哪有國手被讓四子的？你顧水如這種水平，還能被稱作國手嗎？
大家堅持要顧水如將敗局復盤，以便分析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顧水如不得已，只好勉強復了兩盤。在他復盤時，圍觀者笑聲不斷，到顧水如設計棋形變化的「引人入勝」之處時，就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捧腹大笑了。
段祺瑞棋藝不高，他的長子段宏業的棋卻下得特別好，已達國手水準，連顧水如在讓其三子之後，輕易也下不贏他。可是，段宏業除了棋下得好外便一無是處，而且吃喝嫖賭抽大煙，五毒俱全，簡直就是一個乃父的反面。段祺瑞一提他這個兒子就很生氣。
段宏業有時也跟他老子下棋。大多數情況下，他會毫不手軟，把老段殺個片甲不留。這時候，段祺瑞總是把棋盤一推，指著段宏業的鼻子大罵：「你這小子，什麼都不懂，就會胡下棋！」
偶爾段祺瑞也會贏，但贏了棋的老段仍然可以把兒子罵個狗血淋頭：「下棋是彫蟲小技，你連這方面也不行，真是沒用！」
段宏業：……
犧牲品
到天津之後，段祺瑞生活上的另一個顯著變化，是開始每日吃齋念佛。在他看來，這是對過去自己作為軍人，動刀子指揮殺人的一種反省。
為此，段祺瑞還專門在家裡辟了一間佛堂，每天早晨起來就焚香誦經，作為照例的功課，以後這種習慣始終沒有改變。吃素也是這樣，他晚年因夏天貪吃西瓜而鬧肚子，最後又發展為胃潰瘍，病情持續加重。他的侄子和醫生都希望能開葷，以便增加營養、增強體質。段祺瑞誓言：「人可死，葷絕不能開！」未幾，果不治身亡。
雖然吃齋念佛，但像老段這種吃了一輩子政治飯的人，要完全做到四大皆空是比較困難的——就算他自己看破紅塵，以徐樹錚、曾毓雋等人為首的學生、舊部們也不讓。
這些學生、舊部有時會來天津看望段祺瑞，他們常說現在國內遍地烽火，生靈塗炭，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今日要收拾這盤殘棋，讓老百姓過個太平日子，還得老師東山再起不可。
每逢聽到這樣的話，段祺瑞雖然嘴上不會說什麼，但他那嚴肅的臉上總是多少會露出一絲笑容，顯然這些話他還是很聽得進去的。
就當時國內的形勢而言，段祺瑞的學生、舊部們並沒有誇大其詞。內戰的禍根仍然出在軍人直接用武力干政之上，事情還得從直皖戰爭結束時的「分贓」說起。在直皖戰爭中，奉軍參戰兵力不多，出的力也很少，但他們卻機緣巧合，得以接收了大批皖軍軍械，「西北軍新購之器械，大多數為奉所得」，這自然令直系感到眼紅和心理不平衡。接著劃分地盤，直系得到了鄂豫陝贛皖五省地盤，而奉系只拿到一個較為貧瘠的熱河，於是奉系又不忿起來。
「分贓」主要由曹錕約張作霖密談。最初吳佩孚也在座，他一向喜歡說話，一戰而勝皖系之後更是揚揚得意、高談闊論。張作霖非常厭惡他，便冷冷地對曹錕說：「三哥，今天這個會，是咱們兩個人的會，別人不能參加。如果說師長也能參加，我們奉軍也有幾個師長呢！」
吳佩孚聽後臉色大變，一句話沒說就氣憤地走了出去。事後他對自己的幕僚說：「他張鬍子不要覺得自己不錯，趕明兒叫他認識認識我這個師長！我不打到瀋陽，決不姓吳！」
直奉相爭，首先被拖出來開刀的犧牲品卻是靳雲鵬內閣。段祺瑞離京之前對靳雲鵬說的「沒有我，你能站得住嗎」，那可絕不是氣話，而是大實話——靳雲鵬始終沒有搞清楚，一手把他培養起來的段祺瑞對他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事實是，段祺瑞一失敗，靳雲鵬對於直奉乃至徐世昌來說就失去了重要性，他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也就可有可無了。
組閣不久，靳雲鵬就被一度逢迎他的直奉夾在了中間，和徐世昌也有了矛盾，整個人如履薄冰，其處境之難遠甚於直皖戰前。
靳雲鵬內閣中直系勢力較盛，內務、交通、財政三總長均為直系閣員。在他們的推動下，國務院通過了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的決定。張作霖一直對吳佩孚表示輕蔑和不屑，這一任命引起了他極大的憤怒。不久，他便親自來京，指責直系閣員不配留在內閣之中，並且要求內閣改組。在他和徐世昌的夾擊之下，靳雲鵬內閣被迫宣佈總辭職。
靳雲鵬自此再未有機會重返政壇。若干年後，段祺瑞在上海病逝，靈柩運回北京安葬，靳雲鵬也到浦口迎靈。在專車上，大家鄙視靳雲鵬過去背叛了段祺瑞，全車沒有一個人和他講話，甚至臥鋪都沒為他安排。靳雲鵬自感無趣，便臨時下了車，自己重新買票換車返京。
趕走靳雲鵬後，根據張作霖的推薦，徐世昌又授命梁士詒組成了新內閣。梁士詒是舊交通系的首領，而新舊交通系原先都是皖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梁內閣一成立，即對直皖戰後被通緝的皖系成員予以赦免，同時在軍餉分配上，採取了厚奉而薄直的政策。
梁內閣此舉又大大惹惱了吳佩孚。正好梁內閣當時應允日本公使，同意向日本借款以贖回膠濟鐵路，吳佩孚便利用民情，以這件事為靶子，對梁士詒進行猛烈攻擊，稱他是中國當代的李完用（朝鮮親日派首腦，被作為「賣國賊」的代名詞）、張邦昌。
梁士詒自然要為自己的行動辯解，雙方展開了激烈的電報戰。其間，各省的直系督軍們也紛紛通電傳檄，為吳佩孚搖旗吶喊。張作霖既為梁內閣的推薦和支持者，也只得出面為梁辯護，指責吳佩孚只會唱高調、說大話，對梁內閣「不加諒解，肆意譏彈」，「不問是非，輒加攻擊」。
吳佩孚本就看張作霖不順眼，手癢癢得想要揍他，張作霖自投羅網，被他一把揪住，其通電宣稱：「若有袒護梁氏者，即為吾人之公敵，當誓殺盡，以除國賊。」
未幾，梁士詒被迫宣佈請假，由外交總長顏惠慶代理總理。張作霖臉面大失，一邊表示「萬萬不能使自己所擁護之人被斥去位」，一邊以「捍護京畿，擁護梁閣」為口號，擁兵入關，討伐直系。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戰爭爆發。戰前，包括徐世昌在內的一些人還以為奉軍兵強馬壯，剽悍善戰，若對直系戰而勝之，不啻為一張新的護身符，可是沒想到奉軍只是徒有其表，很快就被吳佩孚打得一敗塗地，敗出關外。
生不見面，死不弔祭
經過直奉戰爭，北京政權由直奉共同挾持變成了直系一家獨霸，而曹、吳根本就不把徐世昌這個總統放在眼裡。
欲用曹、吳，竟為曹、吳所用，這是徐世昌在使用「借力打力」之計前，打破腦袋都想不到的，不由得「廢然自傷，有拒虎進狼之歎」。為了與直系求得彼此相安，他特地讓人帶話給曹錕：「自此以後，公欲如何便如何，我無成見。」
可惜事到如今，有沒有成見都不重要了，人家甚至都不想再讓你發表任何意見。曹錕一直以來都有一個「總統夢」，他表面答應徐世昌的請求，暗地裡卻以徐世昌是「安福國會」所選總統，所以是非法總統為由，對其進行逼宮。
一天之內，曹錕的部下三次發電報到總統府，問徐世昌走沒走，一副打破砂鍋問到底，一直問到問死你的勁頭。
徐世昌心裡頓時涼了半截兒，知道不走不成了。他發出請柬，遍邀各國公使來吃飯，席間從容自若，神情與平日無異。吃完飯，他悄悄告訴一同赴宴的汪大燮：「我將去位，車站已經備好車了。」汪大燮愕然，隨即便一個個地跟公使們打招呼，請他們送總統登車。
直奉戰爭結束後不到兩個月，徐世昌就以通電辭職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此後便退隱天津租界以書畫自娛。
想想政治權力這東西也真是夠可怕的。任職總統之前，徐世昌與段祺瑞的關係，雖然比不上馮國璋與段祺瑞那麼親密，但也算是很多年的老友，要不然段祺瑞不會全力推舉他上台。至於他和徐樹錚，若沒這檔子事，也仍然會成為詩酒唱和的一對忘年交。可就因為要保住總統的權位，徐世昌與老朋友、小朋友全部反目成仇，並結結實實地坑了他們一把。
如果這樣能夠真正達到目的，倒也罷了，悲哀的是，臨到頭來，還被別人窩窩囊囊地趕下了台。更悲哀的是，即便已經同是天涯淪落人，徐世昌、段祺瑞仍舊不相往來。段祺瑞病死上海後，其靈柩經過天津。徐世昌就在天津家中，然而既未往吊，也沒有派人到北平致祭，對段來了個「生不見面，死不弔祭」。
雖然段祺瑞曾恨恨地說過，要是徐世昌死在他前面，不會流一滴眼淚，也不會寫輓聯，但依段的性格及一貫的做事方式來說，這麼說不過是氣話，他應該不會真的這麼做。負責護送段祺瑞靈柩的魏宗瀚為此感慨地說：「若徐先死，段必不如是。徐之遜段者如此。」
從來覺得悲哀的不過都是局外人，局內的可沒有一個肯主動申請離開。早在直奉失和時，段祺瑞即派段芝貴到東北聯絡張作霖，又派徐樹錚到南方交好孫中山，從而初步結成了共同反直的三角同盟。
經過直皖戰爭，皖系一蹶不振，連皖督倪嗣沖都被解職，到天津做了寓公，皖系勢力僅剩下浙江督軍盧永祥一根獨苗。當時上海在盧永祥的直轄範圍之內，也是段派嫡系殘餘的唯一根據地。
盧永祥是山東人，清末時曾為段祺瑞舊部。他性格耿介，與段祺瑞頗多相似之處，平生也最為崇拜段祺瑞，堪稱老段的超級粉絲。曹錕雖說也做過盧永祥的上級，但盧永祥極鄙視曹錕的為人，所以即便在直系勢力已如日中天的情況下，仍拒絕合作。早在直奉戰前，他就已通電宣佈浙江省自治，不接受北京政府的控制。
吳佩孚原為盧永祥的部下，他曾派代表持親筆函秘密到杭州謁見盧永祥要求合作，並以副總統之位相誘。盧永祥不為所動，他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子玉（吳佩孚的字）到現在還記得我？」最後連信也沒有回，只是對那名代表說：「請轉達子玉，保全我的人格。」
就地域勢力而言，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三角同盟實際就是粵、浙、奉的三角同盟。在這個同盟中，段系的曾毓雋、吳光新在奉天活動，徐樹錚則往返於上海、杭州，為盧永祥出謀劃策、整頓軍隊。
由於段派勢力已形同瓦解，盧永祥頗有獨木難支之勢。於是在直奉戰爭結束後，徐樹錚又秘密潛入福建，打算策動福建督軍李厚基獨立，以與浙江相呼應。
李厚基系由段祺瑞一手提拔，又是徐樹錚的表兄，徐樹錚認為策動應該不成問題。不料李厚基卻不敢以一隅之地與直系相抗，他不僅一口回絕，而且還怕徐樹錚久留福建會給他惹來是非，準備即日將其禮送出境。
徐樹錚費盡唇舌，也不能打動李厚基，最後急了，對李厚基說：「別看我徐某現在沒有一兵一卒，但是我管教你在福建待不下去！」
豬仔議員
此時因陳炯明背叛孫中山，擁護孫中山的許崇智被擠出廣東，來閩進行活動。徐樹錚和許崇智是士官同學，就乘機和他取得聯絡，同時爭取了駐兵於福建的老部下王永泉。
在徐樹錚的謀劃下，許崇智、王永泉合力夾攻省城福州。李厚基在福州沒有什麼兵力，只得倉皇逃走。幾天之後，徐樹錚與許、王會師福州，隨即發出通電成立制置府，軍隊稱為建國軍，他自任建國軍總司令，同時尊奉孫中山、段祺瑞「二老」為領袖。
就像對李厚基說的那樣，徐樹錚未費一兵一卒，即在南方為皖系打響了第一炮。消息傳出，皖系人馬大為興奮，並都把重振本系的希望寄托在徐樹錚身上。段祺瑞更是點頭稱許，說：「還是又錚有辦法！」
發現皖繫在福建豎起了反旗，直系立即以北京政府的名義調兵進剿。面對大兵壓境，已當了閩督的王永泉十分恐慌，便不顧徐樹錚對他多年的栽培，翻臉逼其離開了福建。至此，皖系想在南方另搞一個局面的計劃只能付諸東流。
儘管徐樹錚功敗垂成，但反直三角同盟卻越走越近。1923年更成為三方聯繫最為頻繁的一年。當年6月，粵、奉、皖三方代表齊集廣州，商討反直事宜，標誌著反直活動逐步走向公開、激烈。
從這時候開始，已經沉默了三年的段祺瑞又重新成為國內政治漩渦中的重要人物，各省各方紛紛派人前來天津，徵求他對時局的意見和看法。他自己也積極加入到反直浪潮中，不但頻頻對外發表意見，還在反直問題上採取了一系列行動。
曹錕是個缺乏政治遠見的人。外面反直聲浪已經如此之大，他卻認為自己實現「總統夢」的時機已到，要通過選舉正式成為總統。段祺瑞則針鋒相對，他從浙督盧永祥那裡拿到一百萬元活動經費，準備設法使曹錕的這一希望落空。
這一百萬元經費的用法是，通過親皖系的國會議員章士釗、楊永泰等人在參眾兩院進行活動，以旅費三百元、每月生活費三百元為代價，策動議員們從北京、天津轉移到上海，從而達到使國會無法召開，總統也無法當選的目的。
此時北京新國會的議員人數和「安福國會」時相仿，還是八百多人。面對誘惑，「八百羅漢」中領款者竟達七百多人。錢花出去後，段祺瑞以為大功告成，不料曹錕搞賄選，亮出了每張選票五千元到一萬元不等的「賞額」。議員們聽說後眼都紅了，當下又紛紛潛回北京參加投票，使得曹錕如願以償。
想當初，徐樹錚「辦競選」時，也是金錢開道、花樣百出，但操作者畢竟還要掩人耳目、用點技巧。曹錕選舉則是連起碼的節操都不要了，直接拿錢砸——除選票明碼標價外，每個議員出席大選還有「出席費」五百元，帶病出席者另加醫藥費二百元。就這樣，大選時人數還湊不夠，又決定凡臨時出席者另發五千元。
民國以降，議員的政治品格和操守真是一茬不如一茬，與曹錕選舉相比，袁世凱時代的那些議員簡直可以說是品德高尚了。也因此，這一屆的「八百羅漢」特別讓國人看不起，稱之為「豬仔議員」。
曹錕過於明目張膽的賄選立即激起了國內輿論的激烈反彈，也為三角同盟提供了反直的最好理由。段祺瑞在天津以通電和向記者發表談話的方式加以譴責；盧永祥作為段的追隨者，也緊跟著發表「豪電」，主張各省派代表開聯席會議商討國是。
「豪電」得到全國各省的響應，孫中山、張作霖等人都紛紛派代表到上海召開聯席會議，上海儼然已由皖系根據地轉變為反直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