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初發表於《老照片》第二十六期）
史良（一九零零——一九八五）江蘇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後，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上海婦女救國會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國民黨所逮捕，為歷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戰爭期間，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民主運動。一九三八年後，任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兼聯絡會主任，第一、二屆參政員。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慶市支部組織部長。解放戰爭期間，為上海民盟執行部負責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後，任國家司法部部長，全國婦聯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摘自《二十世紀中國名人辭典》
這個辭典上的史良，是以職務為材料，年經事緯，敘列出來的人。在民主黨派史料彙編裡或共和國部長傳記裡，對她的介紹要比這個條目詳盡些，約有千餘字。除了對“七君子事件”的敘述而外，還強調解放前的史良作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師，如何敢於同邪惡勢力進行鬥爭，營救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解放後的史良作為首任司法部部長（她和衛生部部長李德全是當時僅有的兩位女部長），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機構和工作；作為一個民主黨派（民盟）負責人的史良，如何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沒有動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等等。這些內容寫得準確又周正。但活在我心裡、刻在我記憶中的史良，就不僅是條目所寫的這麼一副乾巴巴的樣子。
她是我小時候崇拜的美麗女性。只要父親說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來。我聽了，頓時就血液沸騰，興奮不已。自己長得不漂亮，常對著鏡子自語：不是說女大十八變嗎？我啥時能變得有點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長得美，也愛美，又懂美。這三“美”相加，使得她無論走到哪裡，來到什麼場合，都與眾不同。
史良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讓秘書打來電話說，有事要來我家和父親商量。那時，父親官場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間房的大四合院。寬闊的庭院，已是綠葉成蔭，晨風拂來，透著涼意。在家中，沒有父親的容許，子女是不能隨便跑出來叨擾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兩眼直瞪窗外。
那年頭的北京，人稀車少。史良坐小轎車從她的住地東總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門內東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過一會兒，淡施脂粉的史良，身著白嗶嘰西服套裙，腳穿白色麂皮高跟涼鞋，飄然而至。庭院裡纏繞在竹籬笆上的鳥蘿松，正綻放著朵朵紅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鮮麗的花色，勾起她的興致，俯身摘了幾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著，從大客廳傳來了一聲史良的吳儂軟語：“伯鈞（父親姓章名伯鈞），你家的鏡子呢？”父親帶路，引她到母親的梳妝台前。我瞅見史良仔仔細細地把小紅花一個個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後還左右端詳。公事談畢，她帶著胸前的那些“鳥蘿松”匆匆離去。
一個炎熱的下午，史良又來我家做客。這次，她穿的是用香雲紗做的“布拉吉”（即連衣裙）。她走後，母親把史良的這身衣服誇讚得不得了，對我說：“自從新中國的電影、話劇，把香雲紗的褲褂作為國民黨特務的專業服以後，人們拿這世界上最涼快的衣料簡直就沒有辦法了。你爸爸從香港帶回的幾件香雲紗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時候換上，成了業餘裝。看看人家史大姐（這一直是母親對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後四十餘載，我沒見過第二個女人像史良這樣地穿著。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時髦女性在“懷舊風”的席捲之下，揀起了香雲紗。我跑遍大型商廈，終於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襯衫。面對三百多元的價格，我毫不猶豫地拿下。其實，這不是在買襯衫，而是為了複製出一種記憶。
一九五六年，母親與她同去印度訪問，史良是中國婦女代表團團長，母親是代表團的成員。這些中國婦女界的精英們在參觀了醫院、學校、幼兒園，瞻仰了泰姬·瑪哈爾陵墓，被尼赫魯總理接見後，由接待人員將她們帶到新德里最繁華的地段去逛街，帶到一家最高級的服飾店去購物。史良在華貴精美的眾多印度絲綢中細挑慢揀，抽出一匹薄如蟬翼且用銀絲繡滿草葉花紋的白色衣料，欣賞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對著鏡子左顧右盼，並招呼母親說：“健生（母親姓李名健生），快來看看，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親湊過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氣呼呼地問：“那塊衣料，你覺得不好看嗎？”
母親說：“你光顧了好看，不想想我們口袋裡有幾枚銅板。團員每人八十盧比，你是團長，也才一百八十盧比。買得起嗎？”
史良說：“買不起，欣賞一下，也好。”
母親說：“老闆、夥計好幾個人圍著你轉，到頭來你老人家只是欣賞一下。這不叫人家看出咱們的窮相嘛。”
她不作聲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別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樣。我的這個看法，是由一樁小事引起。一個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幾個負責人羅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薩空了、楚圖南、鄧初民、吳晗、閔剛侯、許廣平等，在我家開會。但凡家有來客，父親必給每位沏茶。人多的話，還叫洪秘書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貼上一個用白紙剪成的圓形小標籤，那上面有用毛筆工整地寫著的阿拉伯數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後依次而拿。會開久了，茶喝多了，大人們陸續如廁。我和姐姐的書房緊挨衛生間，誰去方便我都能瞧見，而且這些先生們進進出出，看到我都要打個招呼，聊上幾句。第一位如廁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羅隆基，因為他有糖尿病。這次的會可能是開得太長了，女士們也開始方便。許廣平先來，由於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衛生間，故讓我陪廁。
我告訴她：“您用過的手紙直接丟進馬桶，用水沖掉。”
許廣平聽了，極認真地對我說：“這個做法不好，手紙容易堵塞馬桶。要放個紙簍，用過的手紙就丟進去，每晚再把它倒進垃圾箱。”她又用手指著水箱底下的一角說：“紙簍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史良繼之。來了，又走了。她沒有對我家的衛生間及其使用發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課，突然門鈴聲大作。洪秘書跑進客廳，對父親說：“史部長來了，手裡還提著兩大包東西。”聽罷，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顯然不解其來由。
史良被請進客廳。她把牛皮紙包的東西往客廳當中的紫檀嵌螺鈿大理石檯面的圓桌上一放，笑瞇瞇道：“我今天不請自到，是特意給你們送洗臉毛巾來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條。這是兩包，共二十四條。我昨天去衛生間，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該換了。”她轉身對母親說：“健生，一條毛巾頂多只能用兩周，不能用到發硬。”母親的臉頓時紅了，父親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衛生間，生平第一次用“不能發硬”的標準，去審視家族全體成員的洗臉毛巾。天哪！父親、母親、姐姐和我的四條毛巾，活像四條發黃的干魚掛在那裡。尤其是我用的那條，尾梢已然抽絲並綹兒了。此後，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變硬發黃，但始終也沒能達到史良指示的標準：一條用兩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艱苦樸素、勤儉節約。我問父親：“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過得有點奢侈？”
父親說：“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國留學，住在一個柏林老太婆的家裡。她是個猶太人，生活非常節儉。但她每天給我收拾房間的時候，都要換床單。雪白的床單怎麼又要換？——我問老太太。她講，除了乞丐和瘋子，德國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與父親的私人關係是相當不錯的。一隻小罐燜雞，也讓我看到了這一點。一次，父親患重感冒，愈後人很虛弱。史良得知後，很快叫人送來一隻沉甸甸的宜興小罐，母親揭開蓋子，一股雞湯的濃香直撲鼻底。她還帶話給母親：“不管伯鈞生不生病，他今後吃雞都要像這樣單做。”
父親用小細瓷勺舀著喝，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說：“史大姐因高血壓住進北京醫院的時候，小陸都要送這種小罐雞湯。”
對父親吃小罐雞，我特別眼饞。一日，又見飯桌上擺著那只史良送的宜興小罐，不禁歎道：“什麼時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親問：“為什麼？”
我說：“那樣，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雞湯了。”
父親大笑，並告訴了史良。
史良來我家，每次都是一個人，她的丈夫在哪兒呢？在我對史良產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後，便對她的一切都有了興趣和好奇。我問父親：“史阿姨的丈夫是誰？我怎麼從來沒見過？”
父親說：“她的丈夫叫陸殿東，外交部的一個專員，這個差事是周恩來安排的。他的年齡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陸。當時在上海，史大姐已經是個名律師的時候，小陸還在巡捕房當巡捕。”
母親小聲地矯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陸也在上海掛牌當律師了。”
“那是跟她結婚以後的事。”父親接著說：“他們的結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裡明白。有時我想史大姐一覺醒來，恐怕會發現自己的眼淚濕透了枕衾。”從語氣裡，看得出父親對她的憐惜與歎惋。
我認識小陸是在全家去青島避暑的途中。在火車的軟臥車廂裡，他對妻子照料之周，體貼之細，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讓所有的女人暗羨史良能有這樣的夫君陪伴，實在是福。小陸出出進進，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話下。午飯後，史良說要小憩片刻。小陸聽了，立刻打開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鑲有法式花邊的白色織物；繼而取出一個紙口袋，口袋裡裝的是一把小釘錘，兩粒小鐵釘，一節軟鐵絲。我們面面相覷，不知要搞什麼名堂。接著，他請來列車長，比比劃劃，低語幾句後，只見小陸攜工具爬到上鋪，在左右兩壁各打進一小釘，然後把那卷織物抖落開——原來是兩尺見寬的幃簾。幃簾上端綴著一個個小銅環，小陸將它們套入鐵絲，再把鐵絲的兩端繫於兩邊的鐵釘。這樣，一副床幃在幾分鐘之內便做成了。它質地輕薄，尺寸合適，既把上鋪遮得嚴嚴實實，又開合自如。史良在簾內換上睡衣，戴好睡帽後，小陸從行李箱拿出一個木質衣架，把史良換下的衣服撫平撐好，掛於下鋪的衣帽鉤。
車在行駛，車內寂靜。幃簾將夏日的陽光擋在了外邊，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陸端著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賞著窗外的風景。我只要從他身邊經過，叫聲“陸叔叔”，他都要點點頭，圓圓的臉上泛起淺淺的笑……
後來母親告訴我，儘管小陸對史大姐的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比保姆還保姆，但人們都認為史大姐應該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機會。
“什麼機會？”我追問著。
母親說：“就是和你的羅伯伯（即羅隆基）唄。抗戰時在重慶，他倆的關係已基本被大家默認。史大姐對這件事是認真的，表現得從容大度。可誰也沒料到會冒出個浦熙修來，老羅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獻慇勤。史大姐察覺後，立即結束了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麼高、每逢“三·八”婦女節便要向全中國婦女大談或大寫女性解放問題的人，在內心深處同樣掩埋著一個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傷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開什麼會議，參加會議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黨派的領導。會議規定：與會者可攜帶一名家屬，那時母親在北京市衛生局當副局長，幹得十分起勁。她說自己沒有時間休假，叫我去陪父親。會議似乎開得輕鬆、順利，父親的臉上總掛著笑容。趁著開會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並邀請了蘇聯專家去視察秦皇島港（注——父親時任國家交通部部長）。大概父親覺得到海上一遊的機會難得，便請史良同行。
那天的風浪特別大，我們乘坐的船，是艘類乎快艇的玩意兒，顛簸得厲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他們一個個在大海的魔力下，像顯了原形一樣：或東倒西歪，或愁眉苦臉，或鉤腰駝背。我乾脆就趴下放平，如一隻壁虎，緊貼於地。這時，發現整條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並保持著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風度，連她腳上的高跟鞋也是那麼地昂然挺立。洋專家非常佩服這位端莊高貴的中國婦女，特別是當父親介紹她是中國司法部部長的時候，他們都情不自禁地驚呼起來，讚歎不已，並爭先恐後地要求和史部長合影。
翻譯把這些俄羅斯男人的要求轉達給史良的時候，她搖頭說：“不行。”且向父親及翻譯解釋道：“我今天來這裡，如果是外事活動的話，我一定同他們合影。但在這樣的私人活動中，當有我的先生在場。遺憾的是，他今天沒有來。沒有他或者有他在場卻不被邀請的話，我一個人是不和誰照相的。”
吃過簡單的午餐，看著蘇聯專家恭敬禮貌地與史良握手告別的情景，我心生感動。古書上說：“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聖人之德行，我雖未遇一個偉大的聖賢人物，但我面前的這個女人，確讓我感受到有容、有執和有敬。
轉眼間，便到了一九五七年。這年的春與夏，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來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春暉霜露，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季節；對我的父母來講，則親歷了由天入地的墜落。
二月，是傳統的春節，適逢父親隨彭真參加全國人大代表團出訪東歐六國。以往過節，父親要把能找來的親戚都找來，吃喝玩樂，鬧到半夜方肯罷休。這回，母親帶著我和姐姐過了一個清靜的除夕之夜。父親從國外打來電話說：想我們，還想稀飯。
臨睡前，母親說：“爸爸不在家，明天不會有人來拜年，咱們可以睡個懶覺了。”我們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萬不想初一的早上，約8點來鐘的樣子，史良便來拜年。
“伯鈞不在，你還跑來。”母親的話，埋怨中透著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來了。”史良的回答給了母親極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這種快慰便隨著暗中變化的形勢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整風問題的講話。講者說：今後在中國，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中共和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在總結了斯大林錯誤的背景下發表的談話，著實讓父親興奮異常。他說：“老毛對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學的，雖是矛盾論的延續，但有其創造性。這個概念還是一把時代的鑰匙，運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後，父親的興奮立即轉化為動力，起勁地去到農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報告，玩命地組織參加各種座談會，以幫助整風。在民盟中央除了他積極，羅隆基也積極，史良也沒落後。那個有名的“六六六”教授會議，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親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掄、吳景超、黃藥眠、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六位教授參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召開的。會上，他們一個個頭冒傻氣，替我們的中國共產黨擔心著急，生怕大鳴大放在青年學生中搞出亂子。此時如果誰用刀子把他們的胸膛剖開看一看，我想裡面裝的都是不遜色於工農兵的顆顆紅心。最後，父親提出大家應該去見周恩來、彭真、康生、李維漢，反映情況。當晚，熱情而焦急的史良見到了周恩來，便把情況反映了。
第二天，六月七日國務院開會，父親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見到父親就說：“前一天晚上我已和總理談了，可總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這個機會，再和總理談一談。”
會上，父親寫了個條子給周恩來，說明眼下的情況嚴重，民盟的同志反映問題的態度很誠懇。周恩來看了條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輩子的父親，也不想想藏在這“不置可否”的後面是個啥東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讀後，父親傻眼了。氣不順、想不通的他，想找個人說叨說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當晚就找上門去。而此時此刻的史良，或許由於長期以律師為業，在判斷問題上要比父親理性得多，或許已有人指點迷津，替她撥正了船頭。她掂出了事情的份量，覺得前幾天儲安平的“黨天下”的發言問題嚴重，已經超出了被容許的界線。所以，為了自己、也為了父親，趁這個單獨會面的機會，她要問個明白：“伯鈞，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先和你商量過沒有？”
父親答：“沒有，羅隆基是看過的。”
史良的問話，未能引起父親的警覺，卻引發出他的對現實的不滿，針對中共的做法，又大發議論。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裡的話統統倒出來，父親覺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親關切地問：“你和史良談得怎麼樣？”
父親答：“很好。”
是的，當下他感覺很好。當夜，他睡得也好。母親躺下後，打算再問問他與史良的具體談話內容，可那邊廂已是酣聲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報》又相繼發表了《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工人階級說話了》等社論。接著，是密集如雨、鋒利如刀的批判會或以批判為內容的座談會。
六月十日，父親在民盟中央的座談會上表態說：“對我的批評，我暫不辯論。我的發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錯誤，也可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可能是對抗黨的領導，損害黨的領導權的大錯誤，也可能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如政治設計院的問題，討論文字改革和國務院開會程序等問題，也可能因為我是國家的一個負責人而不適於提出這些問題。也許我的話說得含糊，我決不辯護，不說言不由衷的話。總之，要用一番動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學習。”
六月十二日，父親在農工中央擴大座談會上說：“我認為在這幾次會議曾經談到政治設計院，國務院會議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問題，此外提到國務院機構下各辦各委應當改變，權放在各部會，多發揮管理機構的作用……。對這些問題我是有意見的，不是憑靈感和一時的高興，但語焉不詳。可能犯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違背黨的領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
六月十三日，父親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一文。他承認自己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思想上犯了嚴重錯誤，並寫道：“這說明我的立場不穩，認識模糊，以十分不嚴肅的態度，對待國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響，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親早被欽定為右派之首，自己卻說“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豈止十萬八千里。上邊看到父親竟是那麼地不長進，不識相，不知趣，決定對其加溫，加壓，加碼。對一個民主人士而言，這個“溫”“壓”“碼”暫時不能直接來自中共，而必須彎曲地通過民主黨派內部去實施。實施的步驟從六月十四日的晚上開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會上，史良作長篇發言。這個發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繼續幫助黨整風，給司法工作提意見。史良說：“關於司法，我認為的確這幾年來成績是巨大的，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點和錯誤是不容忽視的。審判機關歷年來在‘三反’、‘五反’和鎮反運動中，是錯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聽見一些司法幹部、甚至是一些較負責的黨員幹部說：‘我們的錯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幾。’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自滿情緒。誠然，錯判案件在整個判案數中是只有百分之幾，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對被錯判的人則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擁護毛主席關於‘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指示的，我看見很多地方是這樣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機關在執行這一原則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錯了經過當事人申請，甚至有關方面和上級司法機關指出，審判人員也明知錯了，但不肯承認錯誤，宣告無罪釋放，還要硬找人家一點小辮子，宣判為‘教育釋放’，其實應教育的不是無辜被告而正是主觀主義的審判人員自己。更壞的是本來錯了，還遲遲不願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時的平反。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對待我國原有的法學家上也是有缺點的。在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對待有些老教授們是很不尊重的。當然，必須肯定，一切法律都是為階級服務的，所有舊司法人員是必須經過改造的。但是對一切願意改造和批判自己舊法觀點，並願意為我國社會主義服務的法學工作者也應給於機會，使其發揮作用。可是，在院系調整中，不少地方曾對某些教授在一個相當長期內，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組織學習，閒置一旁，無人理會，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當的，或者無法發揮其潛力。我認為這是由於某些共產黨員的官僚主義和宗派情緒，因而對本來想在共產黨領導下為我國法學事業貢獻力量而又不能發揮潛力的教授們的苦楚心情，是領會不夠的。因此，我們認為對原有教授和法學家們願為社會主義法制服務的熱誠及其潛力，應有恰如其分的估計，並進一步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這段話，表現出一個著名法學家的水準，一個司法部長的責任心。
史良發言的第二段是以儲安平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對反右鬥爭的形勢，明確表態並劃清界限。她說：“這次共產黨的整風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風運動的目的是要整掉共產黨存在的歪風邪風，從而加強黨在國家事務中的核心領導作用，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突飛猛進。這個目的是必然會達到的。除此以外，整風運動和黨外人士的提意見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生了一種新的情況，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從而在人民群眾中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政治思想鬥爭，這場鬥爭的一方面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黨的領導，另一方面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而要教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主義’死灰復燃。現在在我們民主黨派中間發現了這樣的一種人：一面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另一面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硬說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另一面污蔑共產黨存在著‘黨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說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另一面散播詆毀共產黨、辱罵黨的領導人的言論，挑撥和煽動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惡感。對於這樣一種言論和行為，這幾天已經激起了工人、農民、學生群眾和社會人士的義憤，我們民主黨派的成員和領導人有責任要盡量揭發批判，把他們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眾面前，以達到分清是非，教育群眾的目的。這也是我們幫助黨整風所必須擔當起來的一項重要工作。”
講到這裡，史良停頓片刻，並提高了語調，說：“同志們，你們一定都明白，我所說的那種人是誰？那就是儲安平，還有公開和暗地支持儲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談會上，鄧初民同志建議民盟中央應該對儲安平的發言，表明態度。我完全同意，我作為民盟負責人之一，我要公開聲明，儲安平的整篇發言論點是徹底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我們國家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是憲法所保障的；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是通過民主程序，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儲安平是民盟盟員，是《光明日報》總編輯，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曾經莊嚴地舉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參加了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他現在公開反對他自己參與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並且把責任推給全國人民所擁護愛戴的毛主席和周總理，誣蔑毛主席和周總理有‘黨天下’的清一色思想。這不是要挑撥煽動全國人民對領導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周總理引起惡感，還是什麼呢？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還是什麼呢？已經有人這樣說，儲安平敢於做這樣反動的言論，要是背後沒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設想的。因此，我主張我們民盟中央必須明確表示，和儲安平劃清界限。如果我們中間有誰支持儲安平的，應當公開站出來。我們容許批評，也容許反批評，這才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內部矛盾不轉變為對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過公開的批評反批評的方式才有可能。我們反對當面一套背後又一套的陰險做法。”
說到此，史良話鋒一轉，進入了最為重要的、矛頭直指父親的第三段：“在這裡我要向章伯鈞副主席提一點意見。在上次中央小組座談會上，伯鈞的發言中，對儲安平的批評，我認為是很不夠的，是含糊其詞、模稜兩可的。昨天看到伯鈞在《光明日報》上所寫的文章，對儲安平的批評，態度和立場仍然是不夠明確的。雖然伯鈞的文章裡說：‘儲安平反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論，絲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報》。他的黨天下的論調是和《光明日報》的立場完全背謬的。’但是伯鈞並沒有說明他自己對儲安平的發言，採取什麼態度？也並沒有分析儲安平的錯誤在哪裡？充其量，伯鈞只聲明了儲安平的發言不能代表《光明日報》，而沒有說明儲安平是在散佈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論調，企圖‘達到從根本上動搖人民民主專政和黨的領導，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總而言之，伯鈞對儲安平的批評，並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
“我要問伯鈞，你是不是也有所顧慮，所以故意含糊其詞，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儲安平的本質呢？儲安平的發言，是以《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身份發表的。伯鈞是《光明日報》社長，社長應當負報社的政治責任。因此儲安平的這一篇發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鈞請示商量，發表以後伯鈞有沒有向他追問，你有沒有向他表示過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見。像這樣的關鍵性問題，我認為伯鈞是有責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記得上星期六晚間（六月八日）伯鈞來找我談話，我是問過伯鈞的。我問他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前和你商量過沒有？他說：‘沒有，羅隆基是看過。’伯鈞又說：‘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著寫社論的（社論即指《這是為什麼？》）。而且一再掮出盧郁文來。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的。’當時伯鈞說這樣的話，我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現在看了伯鈞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講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須請伯鈞說個明白。我懷疑伯鈞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在這次鬥爭中‘不夠堅定，認識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鈞也有兩套做法，在群眾面前講的是一套，在背後講的又是一套呢？前天《人民日報》大字標題寫著：‘可注意的民盟動向’。不錯，全國人民正在密切注視我們民盟中央在目前這場思想鬥爭中的動向。我們都是民盟中央領導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我們再不能對於對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心懷異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會議上要求伯鈞表明立場和態度。”
史良的結束語，是落在了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人的身上：“羅隆基現在出國，等到他回來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代。”
史良的講話是按照要求，適時順勢而發。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藥，從內部炸開民主黨派的圍牆，炸出一條預先設計好的線路，使民盟這支進入反右運動祭壇的領頭羊，在這條路上蹣跚而行。
會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親回到了家。他只對母親簡單地說了一句：“今天民盟的會，以史良的發言為主，她很有準備。”見他神情沮喪，母親沒好再問。
第二天近午時分，同時送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均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載了史良發言的全文。這篇新華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態度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為通欄大標題，並將父親在史良家中說的那段“……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作為內容摘要，以黑體字排印。母親看罷，幾乎難以相信洋洋數千言，竟是從史大姐嘴裡說出來的。
但是，她更加責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說去史良家談談，我滿以為你是聽聽她的意見，請她幫你分析一下當前的形勢和自己的處境及問題，誰知道你跑去講這些！你鳴放得還不夠嗎？嫌人家手裡的辮子還少嗎？”母親氣得滿臉通紅。
父親一句話不講。吃午飯了，父親平時吃飯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對母親說：“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佔據著怎樣的位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驚於三十年後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國政協舉行委員活動，母親和史良在禮堂前廳談天。民進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見此情景，特意將我的姐夫拉到一邊，憤憤地說：“你岳母怎麼還能和史良有說有笑？當年就是她出賣了章先生，我們心裡都明白，誰也忘不了，難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眾多右派，被逐一處理。萬不想左派們也跟腳一一做了長篇書面檢查。這其中既有從一開始就積極投入的吳晗、鄧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殺手鑭的史良，還有交叉身份（中共黨員、民盟成員）的薩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見在毛澤東眼裡，不僅章（伯鈞）羅（隆基）是右翼，整個民主黨派都是右翼。
後來，有人告訴我：在反右後期史良批判“章羅聯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連那個“六六六”教授會議，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劃鋪排的。只不過臨到開會，他藉故走掉。而且運動的收尾時刻，他把具體操辦這件事的幹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調離北京，驅趕到大西北。我聽了，先是震驚，後也不覺奇怪。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胡愈之。
再後來，我又聽說：大躍進時期，史良見一批黨外人士光榮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來提出了入黨的要求。但毛澤東不同意，周公稱她是一名黨外布爾什維克，不入黨，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羅隆基因突發心臟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許多日記和一箱子情書被有關單位收走。母親偷偷對我說：“你的羅伯伯收藏的情書可多呢，據說還有青絲發。寫給他情書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劉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我幾次從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紅衛兵佔據的家中，陪伴著體質虛弱且終日擔驚受怕的父母。一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親去王府井東廠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眾的大批判。會開了整整一個上午，焦急憂慮的母親，煮了稀飯等他回來。下午一點多，年邁的父親徒步而歸。
他喝完稀粥，把母親和我招呼過來，說：“我滿以為民盟是批鬥我，到了會場才知道，我是個陪鬥。原來今天批鬥的對象是史良。她血壓高，那些民盟機關幹部，偏要她把腰彎得低低的。開初的批判，不過是些口號和空話。後來，他們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寫給老羅的情書拿出來當材料宣讀，並質問史良到底和這個大右派是什麼關係。史良直起腰回答：‘我愛他。’在中國，一個女人能這樣做，是很不簡單了，也可以說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像又回到了從前。”顯然，父親所說的從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親接著說：“當初，他倆的戀愛失敗，史良曾經向老羅索討自己寫的書信。這個努生（羅隆基的字）就是不給，把流風餘韻繫於紙墨之間。現在它們都成了罪證和炮彈，投向這些從前愛過他、現在還活著的女人。”
“健生，”父親喚著母親的名字，又道：“今天這個會，最讓我心痛的是，民盟會墮落成這個樣子，一個批鬥會搞得如此下作。”
而這個如此下作的批鬥會，成了他們最後的會晤。
一九六九年父親病逝。
一九七八年，我從四川省第二監獄釋放回京。母親說，為了我的出獄，她找了許多關係，托了許多的人。現在要帶我去拜見、面謝他們。在這些人當中，有三個老大姐：史良、雷潔瓊、李文宜。我們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潔瓊，最後去的是東總布胡同二十三號。在路上母親告訴我，小陸已經去世。去世的情況非常意外：一九七六年周總理逝世，在外交部召開的追思會上，小陸談到總理對他的關懷時，激動萬分引發了心臟病而猝死的。
我們與史良的會面是在一樓客廳。幾十年未見，身著白衫青褲的她，略顯老態，但依舊是儀態雍容。光澤的肌膚、白皙的面龐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難相信她已年逾七十。
母親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說：“喏，這就是剛從四川回來的小愚（我的小名），沒有你的幫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還蹲在大牢呢。”
我趕緊補充道：“數千人的監獄，我是平反釋放的第一人。這都得謝謝史阿姨了。”
史良擺擺手，說：“不要謝我，我沒有起關鍵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到這個作用，不過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況。我跟他們講，章伯鈞的女兒怎麼就一定是反革命？她在日記裡寫幾句對時政的看法，就算犯法？從法學觀點看，簡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講話。在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則的。我史家有個遠房的侄子，前幾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後來找到我，想讓我為他開脫。我把這個遠房侄子的情況一摸，發現他不但品質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對他的父母說，這個忙我是不能幫的。孩子從小游手好閒，現在勞動幾年，恐怕對他今後的一生都有好處呢。”
吃午茶的時候，母親關切地問：“小陸走後，你的生活還好吧？”
不料母親尋常問語，引出史良眼淚無數。一邊拿出白手帕擦拭，一邊抽噎著說：“小陸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沒有好過。他的房間，他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裡。我每天都在懷念他，回憶從前的日子。”
她哭聲淒婉，而那樣子又很像個冷不防被搶走了心愛的洋娃娃，一個人坐在大房子裡傷心抹淚的小女孩。母親後悔自己不該提到小陸，說了許多勸慰的話，隨後告辭。史良從沙發上站起來說：“我就不遠送了。”
母親和我走出大門，便聽見有人在喊母親的名字：“健生！”回頭一看，原來是上到二樓寢室的史良靠在臨街的窗前，手裡左右搖動著那條擦拭過淚痕的白手帕。我倆走一段路，就回頭望一眼，那白色始終在陽光下晃動，閃耀。我一向認為人老了，簡單的衣食住行，都是無比的沉重與艱難，他們的內心自不會再有熾熱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憂傷表達出的至愛，令我感動不已。當我跨入老齡，生活之侶也撒手人寰的時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記憶，便愈發地生動起來，也深刻起來。是的，脆弱的生命隨時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轉瞬即空，歸於破滅，唯有死者的靈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遠的存在。
不管父親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問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親都決意要給自己的丈夫寫一點文字的東西，留給後人。在搞“章伯鈞生平”的同時，她還想搜集一些父親生前的照片。現在誰還保留著與章伯鈞的合影？數來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著春節拜年的喜慶日子，母親帶著我又去東總布胡同。這時的她已身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須提前聯繫，獲得同意。這次見面被安排在二樓的小會客室，樓梯的轉彎處是一株葉大如盆、油綠烏亮的龜背竹。上得樓去，便從一間敞開的房間牆壁上，看到懸掛著的小陸遺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溫厚樸訥都印在那上面。我想，這間屋子就是史良珍藏愛情、持守亡靈的聖地了。
雖是冬日，穿著一件藍色對襟絲棉襖的史良，卻坐的是把籐椅，好像在我們未到以前，她已經坐在那裡很久、很久了。此時的她，完全是個老邁之人，稀疏的頭髮，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佈著星星點點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遲緩、冷淡。見此情狀，母親盡快地說明來意，在重複兩遍以後，她聽明白了，對母親說：“這些事由我的秘書處理，他們會告訴你的。”
秘書的答覆是：“史委員長的包括照片在內的所有資料都很珍貴，概不外借。很對不起，請李先生原諒。”
我們不便久留。聽說我們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顫的手從棉襖的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紙卷，遞到我的面前，說：“小愚，今天是春節，史阿姨要送你壓歲錢。”
我接過來，展開一看，是五元的鈔票。剎那間，心頭泛起縷縷難以名狀的傷感：是傷感於母親要求的被拒？是傷感於史良的垂暮之態？還是傷感於她視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婦人？——這一切，連我自己也無法辨析。
“清禽百囀似迎客，正在有情無思間。”歲月飛逝，留給我們的只有記憶，好在我們還有記憶。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親執意要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進得大廳，母親便痛哭失聲，站立在遺體前，幾乎跌倒在地，情緒難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個在職部長低聲問身邊的人：“她是誰？”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鈞的夫人。”
另一個民盟中央機關的幹部，問：“章伯鈞是誰？”
老者無語，一片沉默。
數年後來，我去民盟中央機關的宿舍，替母親探望她的幾個老友。閒談中，對其中的一位問及史良身後之事。他告訴我，史良無子女，她的幾個侄輩認為史良的首飾可能值些錢，便提出分割、繼承的要求。經過請示，決定由他代表組織拿著全部的首飾，領著這些親屬先去珠寶行鑒定其價值。鑒定出的結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針、耳環、項鏈加在一起，也就值個三千塊。聽到這個價碼，後輩一律表示放棄要求。當然，珠寶行的鑒定者，不知道這些漂亮的假首飾所有者，是一位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國家首任司法部部長，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一個叫史良的女人。
我想，即使曉得了姓名，他們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誰。
20017-9月年於守愚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