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我和她沒干係，
原不過像兩片落葉，
今天偶爾吹在一起，
誰保得明朝不要分離；
犯著去打聽人家的細底？
但你說奇不，她到東或西，
像太陽的昏暗月亮的缺，
總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關切，更留意。
說，這是自己的願，不是勉強，
幫她的忙，為她提只箱；
或者問一問天會不會下雨，
路上有沒有風浪。
但要是她真的說出了這話：
“謝謝你，用不著先生——
這樣關切，這樣忙，”
怕我又會像挨近了絕崖般，
一萬分的失神，一萬分的慌張。
——儲安平詩 《自語》
1931年元旦作於北平西郊
在我所結識的父輩長者當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儲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寫他，則是出於父親（章伯鈞）說的一段話：“人生在世，一要問得過良心，二要對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讓我對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對不住的一個，就是老儲（安平）。”
父親最對不住的，確要算儲安平了。原因很簡單——把他請到《光明日報》總編室，連板凳都來不及坐熱，就頂著一個大大的右派帽子，獨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盡頭。雖然“黨天下”這句經典右派話語，是儲安平自己說的，但禍根不在於自身。事情還須從頭說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協召開在即。民盟總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別忙碌，也特別積極，幾乎天天在父親下榻的北京飯店113室開會。
4月9日下午3時，在這裡舉行民盟總部第6次會議。出席者有沈鈞儒、黃炎培、潘光旦、張東蓀、曾昭掄、楚圖南、千家駒、周鯨文、吳晗等，共29人。會議主席是父親，會議內容之一是沈鈞儒提議：中共指定《中國時報》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應否接管，請予公決。經討論，形成並通過了民盟決定籌辦報紙、成立盟報籌備委員會等三項決議。要知道，民盟素有辦報辦刊的志向和傳統。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慶成立的時候，它的機關報《光明報》於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託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4月16日下午，民盟總部在北京飯店舉行的第7次會議上，暫時負責《中國時報》報館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書面報告說：《中國時報》不甚合用，請改為接收偽《世界日報》。
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辦報的事情有了進展。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飯店113室舉行了民盟總部第11次會議。這次會議就中共中央統戰部函請民盟接收偽《世界日報》的事宜，做出公決。在沈鈞儒的主持下，經22人討論後，通過決議如下：（一）由章伯鈞、胡愈之、薩空了、林仲易、嚴信民、謝公望、孫承佩等7人組織盟報籌辦委員會；（二）盟報名稱定為《光明日報》；（三）於5月16日接收報館，6月16日出版新報；（四）開辦費請政府撥款；（五）辦報的政策與方針，另會討論。
6月6日下午2時，在北京飯店113室舉行民盟總部第14次會議。會上，由父親、胡愈之、薩空了、林仲易擬就的《光明日報》組織大綱，經修正獲得通過；推章伯鈞、劉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薩空了5人，為社務委員會委員；父親兼該委員會主席。
父親說：“民主黨派的機關報，除了時事新聞報道，報紙主要是承擔著以言論政的職責。”為此，他和薩空了等人建議成立一個《光明日報》言論指導委員會，並提議就這個委員會如何組織進行公決。這個提議也很快形成決議，並公推父親、沈志遠、黃藥眠、周鯨文、楚圖南、胡愈之等9人擔任言論指導委員會的委員。父親為第一召集人。
十天後，即1949年6月16日上午，中國民主同盟在北平創辦的機關報《光明日報》，出版了它的第一張報紙。社長章伯鈞，總編輯胡愈之，秘書長薩空了，總經理林仲易。
自由——這個概念的內涵對知識分子來說，其中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寶貴的。它們幾乎與人身自由有著同等的份量，被一些人視之為生命。所以，當父親得知作為高級知識分子政治派別的民盟能擁有一份報紙，且又由自己負責籌建的時候，其心情活像一個男人在籌辦婚禮大典：激動、欣幸、亢奮，還有滿腦子的盤算和設想。
單是“光明日報”四字報頭的題寫，就讓父親大費心思。他甚至叫母親也來試寫。母親的字極好，連周恩來都知道。那時我們全家從香港抵京，暫住在北京飯店二層的一個套間。我記得母親從晚飯後，就開始練寫“光明日報”四字，父親一直伺候左右，還讓母親拿出從香港帶回的上等紙。每寫一張，他就誇一句，可還是請母親繼續寫，並說：“可能下一張會更好。”
我先守著桌子看，後坐在沙發上看，再後躺在床上看，再後便睡著了。這其間，好像劉王立明還來訪，被父親三言兩語打發走了。等我一覺醒來，發現母親還在那裡書寫，父親仍在那裡伺候。寫著“光明日報”四個顏體正楷大字的16開紙張，鋪滿寫字檯、窗台、茶几、沙發、地板。我想去衛生間小手，竟連條路也沒有了。
我不知道“光明日報”這四個字，父親最終是用沈老（鈞儒）寫的，還是為母親所書。但我知道反右剛結束，《光明日報》立即換了報頭。
父親常去報社開會。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日報》印刷廠廠長費振東（費孝通之長兄）也都常來我家匯報工作。一天上午，父親要到座落在西單石駙馬大街的《光明日報》社去談工作。
我對父親說：“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嗎？”
父親同意了，並高興地說：“到了報社，你一個人先玩。等我開完會，帶你去印刷廠參觀，看看一張報紙是怎樣印出來的。”
報社的會開得特別長，等父親拉著我的手去印刷廠，已是近正午時分。我的肚子早就餓了，父親請一位專門剪報的女工作人員到食堂，買了個白面大饅頭給我。那饅頭香極了，我邊吃邊走，隨著父親到了車間。父親請操作工人給我介紹印刷的過程，他自己則站在一邊仔細翻閱著當天的《光明日報》，好像並不覺得餓。
家裡的報紙有好多種。每當洪秘書把它們送進客廳，父親打開的第一份，必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開全國組織宣傳工作會議，日程非常緊。父親一定要大家參觀《光明日報》，結果安排在會議結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們白天遊覽了頤和園，晚上仍被大汽車拉到報社，一個個疲憊不堪。唯有父親西裝領帶，精神抖擻。在印刷車間，他還主動擔任講解。母親說：“你爸爸為了自己的‘光明’，不顧他人死活。”
後來，有件事大大消損了父親辦報的熱情。一日清晨，父親還沒來得及起床，就接到上邊的電話，說當日剛出版的《光明日報》有了大問題，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館的。父親眉頭緊鎖，一聲不吭，也沒有去交通部（父親時任交通部部長）上班，一連幾天的心情都很壞。我很想知道報紙出了什麼事，可一瞅父親那張陰沉的臉，便不敢開口了。
過了小半個月，《光明日報》的一個幹部來我家做客，我趁機偷偷地問：“前些日子，你們《光明日報》出了什麼大問題？”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錯誤。有個重要新聞，是針對某個事件發表的兩個嚴正聲明——一個來自中共中央；一個為各民主黨派中央的聯合表態，它們均為新華社的通稿。《光明日報》把民主黨派的那個聲明放在了頭一，把中共的聲明放在了頭二。這就出了大亂子，上邊命令追回報紙，全部銷毀，立即重新排印；並指示“光明”必須要像《人民日報》那樣，將中共列在前，民主黨派擺在後。
我搞不懂，為什麼民主黨派的報紙，非要和中共的報紙打扮得一模一樣。我拿了這個問題，又去問父親。
父親只是淡淡地說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卻很驚異於我的提問。
此後，這份報紙的面孔越發地死板、難看。父親去《光明日報》的次數越來越少。我卻始終惦念著再去報社玩，還惦記著報社食堂的大白饅頭。於是，忍不住問：“爸爸，什麼時候去《光明日報》辦公，再帶上我吧？”
父親答：“報社的大小事務，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報》雖是民盟中央機關報，但它並非屬於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屬於意識形態。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要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在學術上百家爭鳴。
6月的一天，李維漢把父親、羅隆基、王芸生等人請到中央統戰部開會，告訴他們：中共打算重新考慮“大公”“光明”“文匯”三報的歸屬問題，請他們就三報重返民間的問題進行研究和座談。在中國，似乎再也沒有比政策的變動，更能調動人的情緒。父親、羅隆基、史良等這樣一批久立政壇的人，也不例外。頃刻之間，他們的工作熱情和自由理想被激發出來。為加速民間辦報的步伐，就連一向對立的章（伯鈞）羅（隆基）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識和行動的一致。
會上，李維漢說：“既然要恢復‘文匯’，那就把‘教師報’改過來吧。”
父親不贊成，說：“如果恢復，就恢復‘文匯’的本來面目。”
興奮的羅隆基則在會下讓徐鑄成、浦熙修主動出擊，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匯”復刊的打算。就在羅隆基和徐鑄成、浦熙修籌劃復刊《文匯報》的同時，上邊傳出消息，大意是說：《光明日報》既為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報，除社長章伯鈞掛名外，負責具體報務工作的總編輯也應由民主人士擔任。
“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父親得知這個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他毫不避諱地在一個公開場合說：“過去，什麼事情都要統戰部點頭，我們有些人常跑統戰部。不少職務安排的是交叉黨員。現在，民主黨派政治自由，組織獨立了，我們黨內的工作，應由自己負責任來搞，不要統戰部過多的幫助……民主黨派要有黨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幾天後，父親請徐鑄成、儲安平和蕭乾來家吃晚飯，這是父親自掏腰包的家宴。別看這三個人，均無官職，但父親把他們視為貴客，特意叫洪秘書事先把擬好的菜單，拿來過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並叮囑廚師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領。父親在飯桌上告訴這三個資深報人、編輯兼記者：中共極有可能恢復“大公”、“文匯”、“光明”的民營性質，把“大公”還給王芸生，將“光明”“文匯”做為民主黨派報紙，交民盟去辦。
父親興高采烈地說：“社會主義建設是要靠知識分子的。現在知識分子有些牢騷，《文匯報》要好好地搞搞百家爭鳴，《光明日報》今後也要改組，這兩家報紙在新聞界放出一朵花來。”又說：“非黨報紙應該有自己的見解，在國際方面，要多登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在國內方面，也不要和黨報一樣。”
父親的這番話，給了徐鑄城極深的印象；蕭乾對滿桌的飯菜讚不絕口；而儲安平則向徐鑄成詳細詢問了《文匯報》編輯部的組織情況，外派了多少記者，還打聽了上海關於電影的討論情況，徐一一作答。
黃酒一罈，佳餚幾味，觥籌交錯本為聯絡感情，疏通關係。他們之間似乎不用聯絡與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與此同時，似乎每一個人都窺探到共產黨辦報政策的鬆動，為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展開的動人圖景。大家無不為此而興奮。
我家的規矩是大人請客，小孩不上席。透過玻璃窗，我看見了這三位貴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儲安平。他面白，身修，美豐儀。記得一個上海資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訴過我：無論男女，如果其側影很好看，那他（她）就是個真正的美人了。儲安平的側影，很美。
飯畢小憩後，客人告辭，大家漫步庭院曲徑。入夜時分，暑氣全消。微風解慍，又送來花的芬芳。蕭乾、徐鑄成走在前，父親與儲安平行於後。
父親輕聲對儲安平說：“老儲，我向你透露一個消息。如果請你來辦《光明日報》，能從九三過來嗎？（儲的工作關係在九三學社）”
難以置信的儲安平，怔住了。夜色裡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閃爍。
這一刻，“兩張落葉，偶爾吹在了一起。”
而這一刻，也悄然開始了儲安平的人生厄運。
1957年1月22日，民盟中央在父親和羅隆基的主持下，接辦原屬於民盟北京市委編印的《爭鳴》月刊，並將其學術性爭鳴刊物，改成政治性刊物，實施他們“以言論政”的辦刊方針。不久，在民盟的中常委人選增補會議上，父親提議儲安平接替胡愈之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提議千家駒擔任民盟中央《爭鳴》刊物的總編輯。上海《文匯報》復刊，經與羅隆基商議，決定由羅隆基負責，徐鑄成出任總編輯。
會後，父親高興地對別人講：“以後，我要多管點《光明日報》了！”
一天下午我放學回家，到父親書房去問候他，只見紫檀雕花書桌上放著一冊黃色封面的新書，書名是《新疆旅行記》。打開扉頁，上面用鋼筆寫著：伯鈞先生指正，落款是儲安平。
我問：“儲安平到底是個什麼人，是個作家？還是個辦報紙的？”
父親說：“應該說，兩個身份他都有。但他的出名，主要是因為他辦的一本叫《觀察》的雜誌。”
我家裡訂閱和贈送的雜誌極多，其中的一本叫《新觀察》，卻不知還有個《觀察》，遂問父親：“《觀察》是什麼？”
“我帶你去看《觀察》。”父親一邊領著我去南書房，一邊說：“這是解放前兩、三年在國統區出盡風頭的一個政論性刊物。因為它是純民營的，所以保持著超黨派的立場，有一種在野論政的特色。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儲安平能以批評政府為業，為言論界開闢出一條道路，是非常不易的。說他是中國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過份。這也是我最看中的地方。”
南書房是父親藏書的一長排南房。這裡的書架頂天立地，其中的一間房內，藏有幾乎全部的民國期刊。父親爬上為專門拿取頂層圖書而作的木梯，從許許多多的老舊期刊裡取出一摞《觀察》遞給我，說：“你拿去讀吧。”
從藏書房出來，父親拍著身上的灰塵，說：“儲安平是上海光華大學畢業的。我原以為他是羅隆基的學生。今天才知道，張東蓀教過他，而努生（即羅隆基）在光華教書的時候，他已不在學校了。他去英國留學，還是張道藩指示江蘇教育廳給予的資助，後來，張道藩又繼續資助過他。”
我大為詫異，道：“在學校讀魯迅的文章，老師告訴我們張道藩是壞蛋，反動透頂。他還破壞徐悲鴻的家庭生活。”
父親笑了，說：“千萬不要人家說什麼，你就信什麼，這其中包括老師講的和報上登的。”我特愛父親，也特聽他的。
父親又說：“你知道嗎？儲安平還是個美男子呢。”
“真的？”我記起從玻璃窗看到的那個側影。
說到男人的相貌，父親的興致挺高。他說：“共產黨裡面有三個美男子，如周恩來。國民黨裡有三個美男子，如汪精衛。民主黨派也有三個，如黃琪翔。儲安平也是其中之一。”
“爸爸，在這九個人裡面，誰最漂亮？”
“當然是汪兆銘啦。我們的安徽老鄉胡適自己就講過，一定要嫁他。”
“那汪精衛漂亮在那兒呢？”我問。
“在眼睛。他的眼睛不僅漂亮，而且有俠氣。這個結論不是我下的，是個新派詩人說的。我看，儲安平眼睛也有俠氣。”
我又問：“爸爸，那儲安平自己願意到《光明日報》嗎？”
父親答：“《光明日報》很有吸引力，況且九三待老儲並不怎麼好，所以是願意來的。聽到這個調動，他很不平靜，但又有顧慮，怕搞不好。我告訴他調動不是出於某個人的意向。因為人選雖由民盟的主席、副主席提議，但都要經過統戰部點頭，像報社總編輯這樣的職務，還要通過中宣部。至於顧慮，無論來自業務工作，還是來自人事關係，都是可以慢慢消除的。我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一定支持他。如果他認為需要的話，我想還可以把（薩）空了請回到‘光明’，協助工作。”
晚上，我仔細品度《觀察》。這本雜誌的封面是再簡單不過的，幾乎就是一張白紙，素面朝天。可它的撰稿人，無不赫赫有名。從胡適到邵燕祥，中國當代文化才俊，被主辦者儲安平網羅殆盡。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法律、文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均進入它的視野。對國家出路，朝野風雲，國際動向，社會事件，思想活動，生活就業等一系列現實問題，它都以知識分子一顆自由的心靈，做了觀察與回答。
父親走到我的書桌旁，見我翻閱《觀察》，非常高興地說：“那個時期與政治生活相關的事件，《觀察》都有報導和思考。所以，只要是個關心國家公共生活的人，都愛看這個雜誌。誰要查閱和研究那段歷史，我看儲安平的《觀察》是必讀之物了。現在，不要說是個人，就是機關單位主辦的雜誌，也難以做到。單憑這一點，你便不得不佩服儲安平。”頓時，儲安平在我心中，成了和極負才氣的羅隆基對等的人物。
我不由得追問父親：“白天，你和儲安平還說了些什麼？”
父親說，他們會晤的時間不算短。老儲的話少，他的話多。自己主要是詳細講述了在四十年代創辦農工黨機關刊物《中華論壇》時的體會，覺得當總編輯，有兩個好處。一是可以網羅人才；二是可以肩負起政治責任。
別看父親沒有直接辦報，其實，他和儲安平一樣，對辦報、辦刊，也懷有一股持久的熱情。我記得1956至57年那段時間，父親在“農工”（即中國農工民主黨）也在改進宣傳工作。主張內部辦“政治通報”，主張恢復解放前的雜誌《中華論壇》，還要把半月刊的《前進報》改為旬刊，再由旬刊改為週刊，將來再進一步改為報紙。
父親說：“從今後的發展趨勢看，每個民主黨派都要辦一張報紙。遺憾的是，‘農工’不像民盟有這方面的高級人才。所以，因人手奇缺而遲遲沒有行動。”
2月27日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做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講話強調的就是要堅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風趣，溫熱了知識分子因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而灰冷的心，也扭轉了民主黨派當於建國後壽終正寢的看法。
父親興奮異常，立即在民盟以個人的身份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民盟印發了講話記錄稿。儲安平看到父親在民盟的傳達稿，也異常興奮，立即建議九三學社中央轉發。
“春色滿園花勝錦，黃鸝只揀好枝啼。”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和章儲二人一樣，他們的內心渴望著一種承擔的機會。這種承擔，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也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而毛澤東的講話，則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渴望和需要。
不久，父親約了薩空了，與儲安平做了一次談話。這次，儲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光明”的打算，便坦言辦報的種種顧慮：既然歸屬於民主黨派的《光明日報》需要“放”的辦報方針，那麼“放”到什麼的程度？大知識分子有意見的話，要不要講出來？要他們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如果報紙還仍舊停留在擁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上，發表這樣的文章有誰看？——這些顧慮不僅是總編輯面臨的大問題，也是一個社長應該考慮的。所以，父親和儲安平都一致主張要向統戰部討個明確意見。於是，既是中共黨員也是民盟成員的薩空了很快把問題匯報上去。
時任統戰部副部長的於毅夫在3月26日專門寫了書面匯報，把章儲談話內容報告給負責新聞宣傳工作和統戰工作的胡喬木、周揚、李維漢及徐冰（即邢西萍）。據說，胡喬木一直很欣賞儲安平的才幹，竭力主張由他出任“光明”總編輯。
就在儲安平心裡早有了接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底牌之後，九三學社中央也決定請他兼任“九三社訊”主編。接到這個任命，他想大幹一場。這裡，他有意借“社訊”主編之職，做“光明”總編的熱身。但除此之外，他還存有一個潛在慾望——儲安平在九三學社不過是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這顯然較之前任《光明日報》總編輯胡愈之的地位，矮了一截。儲安平素無操縱他人的野心，卻有著中國士大夫式的心態，懂得這個國度裡職務與地位間的差異會給尊嚴帶來的挫傷、乃至危機。為此，他必須付出才情學識與“以身殉道”之精神，求得社會應該給予的政治承認和相應尊重。有了這個潛因的存在，儲安平對區區“社訊”，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熱誠，便是十分自然和能夠理解的事了。
他到任後，便對九三成員說：“我要以身作則，扭轉大家對社不關心的風習。”
他每週到九三機關辦公兩次，並事先打電話告訴既是好友、也是九三成員的袁翰青、樓邦彥，希望自己去上班的時候，他們也能去。
他參加社內各種會議。
他四處徵求九三成員對“社訊”的意見。
他五次登門拜訪許德珩，爭取這位九三主席的理解和支持。
他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連編四期“社訊”，陸續刊出《座談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貫徹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座談高等學校的領導制問題》、《目前工程技術人員的幾個問題》等大塊文章。這些文章是在九三中央召開的座談會的基礎上形成的。會前，他特意叮囑記錄：“要記錄有思想、有見地的東西，一般性意見，官樣文章，就不要整理了。”
會後，文章從開頭的題目擬訂到收尾的記錄終審，他都親自動手。
這幾期社訊內容，即使在今天，也稱得上是當代中國文化精英向政府提出的極富政治性和科學性的社會見解了。九三“社訊”在儲安平手裡擺弄了幾下，便煥然一新。它的特色、鼓動性及影響力，使儲安平對自己實力和未來，有了信心。袁翰青對儲安平三月內的成效，佩服得五體投地，在九三中央力薦他做宣傳部長。儲安平自己也以試探的口氣，向宣傳部部長孫承佩摸底：看看是否有意“讓賢”。然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他在九三施展的第一手，是那麼的乾淨漂亮。可是，等他再想施展第二手、第三手的時候，就感到不是那麼順心應手了。這個感覺，首先來自許德珩的冷靜與持穩。五次面談，儲安平從他那裡既沒有獲得鼓勵，也沒有受到批評；對“社訊”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是一種有顧慮的信任，有保留的使用。其次，在宣傳部裡，他大有勢孤力單之感，在同級平輩當中，自己幹得越歡，周圍氣氛就越冷。再說，自己本來就不是九三學社的專職幹部，怎能與那些各有一攤人馬的長期經營者相比？民主黨派曾是許多知識分子嚮往的一塊淨土，在踏入這塊淨土以後，儲安平才漸漸明白：原來這裡也害著我們這個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緒，家長作風，嫉妒心理，官僚色彩……
隨即，他向許德珩提出辭職，並在“社訊”刊出“辭職啟事”。其實，遞了辭呈的他，並非徹底失望，而仍是有所期待：期待著轉機，期待著挽留。他私下打探九三學社內是否有人對辭呈表示同情，表示惋惜。他甚至想在“啟事”裡寫上一句：今後適當時機，仍願努力為社工作。“恐畏無人識，獨自暗中明。”在煌煌九三，他的請辭啟事連同他這個人，像一張薄紙飄落在地，無聲無息；堂堂宣傳部，竟也無一人開口對他說點什麼！更別奢望什麼喝彩之聲，青眼之睞。這次許德珩倒是痛快，以極高的辦事效率，批准了他的辭職請求。三個月前，興沖沖而來的儲安平，很快地“從社訊主編的椅子上悄然滾下。（九三學社宣傳部某負責人語）”
熱血盈腔，無地可灑。難怪父親說：“老儲從九三到‘光明’，是憋了一肚子氣的。”難怪他到了《光明日報》，便開始了瘋狂的工作。
1957年4月1日，對儲安平來說，是個永世難忘的日子。這一天，《光明日報》黨組撤消，他正式就任總編輯。儲安平到任的第一件事，是向父親請示報紙路線。二人經歷不同，性格迥異，但在辦報的觀點與認識上，一拍即合。
4月21日，父親在家中的大客廳與儲安平詳細討論研究了《光明日報》的改組、調整與格局等項事宜。
儲安平先是向父親請示“橫排”、“直排”的問題。
父親本來對文字改革就不滿，曾對朋友發牢騷說：“改革漢字，這是共產黨不懂語言學。”故對儲安平講：“我看‘光明’可以恢復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
談到改組版面和調整新聞，父親的話就多了。兩人從家裡的客廳，一直談到吉姆車內，二人同去報社。
父親說：“解放前的報紙，以人為主，刊登人的活動多；現在的報導，以事為主，忽略了人。而且對事的報導，也都集中在幾個共產黨領導人身上。這樣，報紙怎麼能辦好，國家怎麼能搞好？‘光明’既為民主黨派報紙，就要增加民主黨派的新聞，這裡既包括黨派的負責人，也包括黨派的基層。”
關於國際版，父親也講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儲，不要只守個塔斯社，你要努力增加資本主義國家的電訊，如合眾社、路透社的電訊，都可以發。總之，‘光明’是我們的報紙，我打算建議由八個黨派的精華人物，組織成一個顧問團。報社的大政方針，由社務會議和顧問團定。”
關於新聞報刊的宗旨問題，父親解放前撰寫的《中華論壇》發刊詞，很能表明自己所秉持的態度。他認為：“思想與政見是人人不必盡同的，亦事實上所不能盡同的。如強人以相同，或脅之以相同，只是徒勞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處？則唯有尊重民主之精神，確立民主的作風，尊重異己，接收批評，取人之長，去吾之短，這是擇善而從，不必攻乎異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處矣。本刊願力守此旨。”他又寫道：“運用自由，享受自由，這本是人類社會共有之合理的權利，亦同是人類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現。它從不受暴力的支配，並永遠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雖時或得逞，然終歸於失敗。民主自由之神，依然無恙。本來，自由之獲得，非出自天賜，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許。而人類長期鬥爭的結果，得之愈艱，食之愈甘，愛之愈切。”
這些文字，很能反映出既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又主張非暴力鬥爭的民主黨派的立場。父親和儲安平，前者經營黨派，後者經營文字，但都推崇民主政治。從前，他們是在舊政權下，以各自的方式從事民主運動；現在，他們不約而同地渴望在新制度下，繼續推動民主進程。
接著，儲安平叩響了在東黃城根附近的迺茲府胡同十二號朱紅小門，這是羅隆基的住所。羅隆基與他是名義上的師生，故儲安平與羅隆基的關係，要比和父親的關係老多了。見面後，儲安平迫不及待地把幾天前，他和父親對“光明”改版的思路及設想告訴了羅隆基。因為他深知羅在民主黨派和新聞界的影響力，自然很想獲得他的首肯與支持。
等儲安平的話講完，羅隆基立即發表看法，說：“顧問團的辦法好。章伯鈞的長處是氣魄大，短處是粗枝大葉。安平，《光明日報》恐怕要靠他不行，還得靠你自己。”
儲安平靠的就是自己。他一生依附過誰？仰仗過誰！
建國後的民主黨派，應該做什麼？——這是新政權下，民主人士思考議論的一個重要話題。有人言：今後的任務是政治學習；又有人言：是教育改造。父親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討論會上就主張搞政治監督，堅決反對把政治學習和教育改造作為民盟工作的重心，並說：“那樣的話，我們的盟就要變成教條主義者。”
儲安平極贊同父親的觀點，他說：“《光明日報》要成為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就要創造條件主動組織、並推動他們對共產黨發言，從政治上監督。”如果說，羅隆基、徐鑄成、浦熙修辦的《文匯報》，是要從新聞領域去實踐毛澤東提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話；那麼，章伯鈞、儲安平主持的《光明日報》則是想從民主黨派機關報的角度，來貫徹和嘗試毛澤東所講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了。記得粉碎“四人幫”後，中共重提統戰政策，於是，在恢復了活動的八個民主黨派內部，流行著這樣的話：“長期共存？榮幸，榮幸。互相監督？豈敢，豈敢。”——它幽默而微妙地傳達出民主人士在經歷了1957年以後一系列政治運動對中共的畏懼心理。然而，一切畏懼都是先從不畏懼開始的。那時的章（伯鈞）儲（安平）就毫無畏懼地按照毛澤東的方針，要從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監督上為《光明日報》作文章。他倆覺得這是又一次與中共合作，是又一次在關鍵時刻與中共風雨同舟。
勇毅、執拗和富於激情氣質的儲安平，有一種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風。5月7日，他召開了全社大會。會上，他首先向全體工作人員闡釋民主黨派在現階段的社會作用，說：“民主黨派的作用是雙軌的橋樑。所謂雙軌，一是教育成員，一是代表民主黨派成員及所聯繫群眾，監督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今天的報紙主要是在第二條軌道上起作用……。我聽統戰部一位副部長說毛主席說過，《光明日報》可以和《人民日報》唱對台戲。請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有沒有真正擁護和貫徹這一點的準備？來把它檢查一下子。”
繼而，儲安平提出了符合民主黨派機關報性質的《光明日報》改版方案。其中以關於民主黨派的八點報導計劃和四個具體做法為核心內容。第一，要求民主黨派的新聞，占每日報紙的三分之一，在數量上應壓倒其他一切新聞，只有這樣做才能給別人一個“民主黨派的印象”。第二，對文教部門工作報導中強調民主黨派的組織活動，特別是基層活動及作用。他說：“例如北京大學民主黨派的成員，他們都是知名之士，他們過小組生活時，對學校提意見，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產黨組織的活動，不是我們‘光明’的報導的責任，可以不登。”第三，強調對個人的報導、強調民主黨派成員的作用。儲安平說：“在解放前，報紙是注意人的活動的，解放後一般不登人的新聞了。我們可以從民主黨派這個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民主黨派成員的活動，不能搞像舊社會庸俗的‘時人行蹤’、‘冠蓋京華’之類。報導民主黨派成員的活動同時又和報導文教有關，有些民主黨派成員就是從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為儲安平的根本論點，強調民主黨派的監督共產黨的一軌作用。要求多發揮輿論的監督性質，反映人民的意見。他甚至認為：今後寫社論，要寫“監督”的社論。
在報社，他幾次重複舉了一個新聞監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食品供應一度緊張，各報都登了來自新華社的一條新聞，解釋原因，說明解決的辦法。儲安平說：“《光明日報》這樣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報，就沒有必要也去登這麼一條新聞。”
《光明日報》總編室主任高天（民盟成員、中共交叉黨員）問他：“宣傳上的重要問題，是不是要向中共中央宣傳部聯繫？”
“我們民主黨派用不著。”儲安平連問題的深淺都不想一下，便如此回答。
又有人問：“有些報導是否要權衡利害？”
他斬釘截鐵道：“報紙就是報紙，報紙過去叫新聞紙，它就是報導消息的。只要是事實，我就要發表。”
為什麼《人民日報》登的，“光明”沒有必要也去登？為什麼只要是發生的事實，他不經請示就要發表？——因為儲安平一向認為，辦報無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說話，體現政治監督”。他在報社公開講：“我們這些人是以批評政府為職業的。報紙與黨派和政府存在著根本的矛盾，那就是報紙要登的，黨和政府不許登。”“揭露，揭露，再揭露，我們的目的在於揭露，分析和解決問題是共產黨的事。”他說的這些話，在今天某些人聽來，依然十分刺耳。不過，儲安平講的揭露和當權者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儲安平所說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會存在的現象和問題。其中內涵著以揭露來促使黨和政府改進工作、糾正缺點的政治願望和新聞觀念。
“儲安平為什麼熱心揭露？”我曾這樣問過父親。
父親解釋說：“道理很簡單。在思想上，他是個自由人；在身份上，他算得是職業記者和報人。人的本性加新聞本質決定了他的行為。”
那時恰逢中共向民主黨派提出“獨立自主”的政策，對此，儲安平有些將信將疑，故而言道：“我倒要看看怎樣讓我們獨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擔擔風險，用我的肩膀擔擔斤兩，看看到什麼時候受到阻力。”
可以說，1957年春天的儲安平，沒有了時空觀念，隻身回到了主編《觀察》的狀態。記得父親在議論儲安平鳴放時的表現，曾這樣說：“老儲長期搞評論，辦報刊，這兩樣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銳，筆鋒犀利，出語驚人。故而像‘黨天下’這樣的話，只能出於他，雖說‘黨天下’這三個字，最早由努生說出來的，但那是在國民黨時期。解放後，從政的努生就不會在公開場合講了。”
也就在儲安平上任的這一天，毛澤東經過數月的醞釀，由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寫得特別地好，那上面說：由於黨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處於執政黨地位，得到廣大群眾擁護，有許多同志就容易採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處理問題，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權思想，用打擊壓迫的方法對待群眾。因此有必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指示”還說，本次整風的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方法是和風細雨式的。
無論是儲安平、還是父親，都對毛澤東發動整風的誠意，深信不疑。建國七年，他們看到了中共執政的纍纍成果，也看到了重重失誤。所以，毛澤東登高一呼，他們立即響應，打心眼裡覺得要好好地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要好好地幫助中共整風。
儲安平得到父親的同意，經過籌備決定從5月4日開始，《光明日報》分別在上海等九個城市，邀請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舉行座談會，給中共提意見。於是，他普遍發送一次組稿信，發信對象是全國九個大城市的百餘名知識分子。信中，儲安平恭請每一位在《光明日報》發表“對國家事務的各種意見”，“自由地說自己想說的話，寫自己願意寫的問題”，要“結合互相監督的方針發言”。在這裡，儲安平所說監督是有雙重性的：一是黨派的互相監督，即貫徹毛澤東的統戰方針。二是報紙的輿論監督，即張揚新聞的個性與本質。為此，儲安平自己親赴上海。他還寫了一個意見交給出去的記者，讓記者散發給被邀請的對象。在這個意見裡，他指出“應當適當地估計被邀請的人士，平時是否意見較多及是否勇於發言”。這個百名文人參加的意見會，足足開了20天。會上許多人的發言，既揭露了社會現象，又頗具思想鋒芒。儲安平覺得共產黨的“風”如要“整”好，當聽取這樣的意見；《光明日報》如要辦好，當刊登這樣的發言。所以，他認為九大城市的鳴放座談會是成功的典範，父親也極為欣賞。在座談會上，一些人從法制的角度對肅反發表的意見，被儲安平認為是最具建設性的意見，也是最具價值的新聞。當看到編輯刪去其中個別尖銳的字眼的時候，這個職業報人不禁惋惜起來。他說：“這些發言才是政治問題的通論，只有登這些通論，才能把《光明日報》辦成知識分子論壇。”
5月25日上午，當他得知北京大學出現大字報的消息後，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三快記者，令其必須於當日下午趕赴北大進行採訪。儲安平希望這篇東西能成為《光明日報》的獨家新聞。而且，越是別家報紙沒有登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登。其眼光、心胸、魄力、能力水平所構成的新聞職業的本能和素養，使自己全然忘記了什麼是意識形態及其後面的權力。
《光明日報》的版面、內容，變得有些新意和活力了。對此，儲安平很得意，覺得辦報就該是這個樣子。他鼓勵本社同志，說：“我們跑到《人民日報》的前面去了。”
人的命運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於承認性格特徵內部含有動力因素，即內驅力。是它構成了人的行為基礎，並形成了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不知今天的學術界如何評價弗氏的動力性格概念，但用它來解釋儲安平不懼對個人幸福自由的威脅，而直達其特定目的的行為，卻有相符之處。儲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發的。因此，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一種巨大的危險正在等候著自己。況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職業生涯又使他具備了有效地表達自己的人格和在與他人競爭中肯定自己對生活的獨特態度。在一個自古以來就提倡依附權勢、講究人際關係的環境裡，儲安平完全是憑借他所精通的東西、他所能幹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這裡。不可否認，儲安平也有進取之想，有時還很強烈。在封建制度下，進取的條件是依附權力，服從權力。然而，無論是在九三編社訊，還是在“光明”當總編，他是想靠競爭，靠人格來謀取成功。這，就注定他是個失敗者。
毛澤東說右派分子是資產階級。我想：假如儲安平真是資產階級，那麼其全部資產，不過是他有能力充任自己所期待的角色而已。
5月15日，毛澤東致送《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給中共高幹閱讀。信中，老人家把共產黨人分為馬克思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把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分為左派、中間派、右派。並指出“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
這邊廂，民主黨派裡的兩個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見，獲得了“東南風轉西北風”的天氣預報。他們立即三緘其口，靜觀以民盟、農工為舞台中心，以章（伯鈞）、羅（隆基）為主要角色的一台踐踏知識分子、打擊民主黨派的慘劇。那邊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還在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整風號召，大講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光明未來，宣傳“鳴放”，鼓勵“監督”。
為了把昔日的朋友製造成為今天的敵人，並讓全社會認可。毛澤東在上海發出了指示：“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這羅網，便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召集的系列整風座談會。
座談會是從5月8日起召開的，先後搞了13次，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發表意見，來幫助中共整風。
座談會的頭幾天，父親沒有去。一則，他的意見早就發表過了，二則，他正拉肚子。
李維漢很著急父親不入圈套，便親自撥電話敦請：“伯老，你一定要去參加座談，給我們中共提提意見呀。”
5月21日，實在躲（音：托）不過李維漢的面子人情，父親去了，行前還跟母親講：“今天開會，我真不知說些什麼好？”
進了會議室，他被請入主賓席——在頭排大沙發入座。這顯然是一個必須發言的席位。果然，親自坐鎮的李維漢點名要父親“給中共提意見”。
父親講了幾十分鐘，他談到政治設計院問題；聽意見於基層、放權於各部、會，發揮管理機關的作用問題；國務院會議程序問題；及檢查歷次政治運動的建議。最後父親說：“我的講話不是憑靈感和一時高興，所提意見也都不是那麼嚴重。無非是希望共產黨改革體制，改善領導，在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方面前進一步罷了。”他講話的時候，李維漢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
如果說，父親與會是中了毛澤東“引蛇出洞”之計，那麼，儲安平6月1日在中央統戰部的發言，則被許多人視為是“自投羅網”。古人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大概早有一種不怕腦袋落地、棄屍溝壑的氣性貫注於儲安平的骨血，使他這樣一個無權者連前後左右看也不看，利害得失想也不想，便直撲最高權力設就的陷阱。
儲安平的發言是準備好了的。有稿子，題目是《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的通篇談話如下：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重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黨走，但跟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而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提倡能夠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沒有一個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養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黨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在上為聽政，在下為清議。如果不是極端的政治黑暗，中國文人士大夫一般不發動清議，而是採取上書和廷諍方式影響朝政。這是人治皇權社會表達政見的正常渠道，即言諫制度及傳統。“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故“直言者，國之良藥也，直言之臣，國之良醫。”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諫的特點，就是直言不諱，百折不撓，甚至冒死而諫，極具道義的感召力。儲安平的“黨天下”之諫，如石破天驚，動撼朝野，在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政治大合唱中飆出了最高音。馬寅初等人，當場叫好。《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中央各大報刊均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載。
父親閱後，激動不已，也欽佩不已。他說：“儲安平是個勇士。他對老毛和周公提的對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見，包括我在內的許多黨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難道沒有一個民主人士具備副總理的才幹？被尊為國母的孫夫人（宋慶齡）到了共產黨這裡，連當個國家副主席的資格也沒有？可我們這些黨派負責人，誰也沒有勇氣和膽量把話講出來。老儲講了，全講了，而他不過是個九三的中央委員。”
總之，無論是出洞的蛇，還是投網的鳥，他們在那樣一個時刻，熱情如此之高，乃至於讓人感到一種無可控制的衝動：必須讓當權者和社會去瞭解他們的思想。事後，父親恢復了清醒，即為儲安平痛悔不已，抱憾萬分地說：“孟子早就有過告誡：‘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而老儲觸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此外，對於儲安平的這個發言，還需要補充一個事實——
那是在5月19日的上午，儲安平事先沒有和父親約定，便到了東吉祥胡同10號。
洪秘書對父親報告：“《光明日報》的儲先生來了。”
父親說：“他來必有事，快請進來。”
儲安平推開北客廳的綠色紗門，發現裡面已是高朋滿座，且都是農工黨的負責人，好像是在開會。雖然父親對他做了介紹，但終覺不宜逗留，便退了出來。
父親送他出客廳，問：“你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要緊的事倒沒有，還是想來談談‘光明’如何體現‘監督’的問題。”
父親告訴他：“現在的‘光明’已大有改進了，民盟的其他同志也是這樣看的。”
儘管父親只說了這麼一句話，而這時正是他在九三辛苦勞作卻遭遇冷落的時刻。“古人交誼斷黃金，心若同時誼亦深。”兩廂對照，他的心情很不平靜。所以，他不想去報社上班，想找個人談談，談談怎麼把‘光明’辦得更好。於是，來到了離我家不遠的羅隆基的住所。或許由於學生對先生的做派有些看法，二人關係一向比較疏淡。故羅隆基對他的到來，略感突然，但很歡迎。
儲安平說：自己登門的原因是向他徵詢對《光明日報》如何體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意見。後來，倆人的話題不知不覺地轉到了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座談會。那陣子，這個鳴放會是上層社會關注的熱點，許多黨外人士也以被邀請為榮。
羅隆基告訴儲安平：自己在（5月）10日做了一次發言，但仍感問題沒有談透。比如，民主黨派如何才能長期存在？黨派若做到獨立自主，需要創設哪些條件？他認為，現在的政體與某些制度，就有礙於民主黨派獨立自主方針的實施。——說罷，羅隆基問：“你會不會參加座談？”
儲安平答：“如在九三，我被邀請的可能性不大。現在到了‘光明’，情況則不同些。”
羅隆基聽了，就像老師指導學生那樣，向儲安平建議：“你若參加統戰部的座談會，可以給‘老和尚’提些意見呀。”
儲安平立即想到改組後的國務院十二個副總理中，沒有一個黨外人士的事，便問：“這個問題，我是否可以提一提？”
羅隆基認為可以。因為中共對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安排，在民主人士中是早有議論的。只不過這層窗戶紙，無人去捅破罷了。
繼而，儲安平又說：“在人代會上，我還想提一提關於肅反運動的缺點，建議能否由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聯合檢查一下，同時，被斗錯的肅反對象也可以直接請人大常委會做檢查。”
這番話，讓羅隆基更覺興奮。因為自毛澤東興搞各種運動以來、特別是肅反運動，他深感由於缺乏法律的程序和制約，而人權受侵、冤情無訴現象的普遍嚴重。故點頭道：“這個可以談。不過，關於憲法前言，你也可以談（羅隆基對憲法前言的看法，詳見拙作《一片青山了此身》）。”
人與社會——是人類政治的絕對主題。而儲（安平）羅（隆基）二人的思想啟蒙和政治思維，都是在“人”的概念和“法”的理論指導下形成的。在他們看來，世界上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政治體制，都不能擺脫人權的觀念和法律的形式。這也是任何一種性質的政府，賴以存在的唯一原則。現在的中國既為共和國政體，那麼政治上的改善，則必須摒棄傳統社會的控制手段，而強調這個“唯一原則”。可以說，儲安平的“黨天下”腹稿，正是在5·19的羅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
6月2日，即儲安平發表“黨天下”言論之翌日，這是一個清新幽麗的清晨。庭院裡的喇叭花頂著露珠兒開了，修長的柳葉在微風中搖曳。有著好心情的儲安平按父親約定的早8點，準時到了我家。
他跨進客廳，父親迎了上去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的發言很好。”
“要談就談大問題吧。不過，放肆得很。”顯然，他已得知發言所引起的社會反響。
“對，雞毛蒜皮的事在這樣的會議上，就不要談了。要談就談大問題。現在的人只能要房子、要汽車，能談大問題的人不多。”
儲安平告訴父親：這篇談話的思想要旨，曾和羅隆基交換過意見。
“你什麼時候見了老羅？”
儲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來這裡，正逢你會客。我從你家出來，便去了??茲府。”
“唔！”父親回想起來了，忙道歉說：“那日，農工的同志來談工作，顧不上你。”
也許是怕父親誤解自己和羅隆基有過密的聯繫，儲安平解釋道：“老羅和我有一層師生關係。不過，因為他有點架子，所以那天還是我二十年來第二次登門，而且兩次都是為了報社的事。當然，我還很想從他那裡瞭解一下‘文匯’的情況。”
章羅的矛盾在民盟幾乎是公開的，身為老盟員的儲安平自然很清楚。所以，他沒有詳談和羅隆基談話的內容，只是提到了羅隆基建議將陳新桂調到‘光明’，以加強理論力量。
父親表示不同意，說：“陳新桂在民盟是專職幹部。況且民盟中央機關裡的理論人才本來就少。”
因儲安平要求調人，父親不由得想：是不是他在人事上有了磨擦，需要個幫手，便關切地問：“你在報社是不是遇到什麼難題了？”
儲安平搖了搖頭。
父親說：“你的辦報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的。中國缺乏的是民主與科學。《光明日報》要以此為重點，多報導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新聞、民主國家的社會黨的情況和我們的民主黨派活動。”
自打儲安平來到“光明”，從父親這裡得到的都是鼓勵和支持。所以，他的點子就更多，幹勁就更足了。他說：“從前《光明日報》不能獨立辦新聞；現在中共讓我們自己搞。我們要搞，就要搞和新華社不一樣的！”
他還告訴父親：“今天的‘光明’發了一條關於上海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談取消黨委制的消息。”
父親點頭稱道，且一再欣賞他的“就是和新華社不一樣”的雄心與魄力。後又問：“報社的改組問題進行得怎麼樣了？”
儲安平答：“我剛來不久，準備再等一等，弄清情況再說。”
父親連連說：“好，好。毛公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已經講了學校黨委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談話到了快結束的時候，父親忽然想起一件喜事來，對儲安平興沖沖地說：“去年，我跟周公（恩來）反映的《光明日報》建新址的事情，統戰部說有了初步結果。社址選在虎坊橋，要蓋座和交通部差不多的那樣一座大樓。”
兩人的心情極好，一起出了家門。父親用車把他送到報社，自己再去民盟中央開會。在車上，父親告訴他：“現在學校的情況很嚴重，胡愈之準備在6號這一天找幾個教授座談一下。”
儲安平問：“打算請哪幾個人呢？”
“聽愈之說，大概要請曾昭掄、吳景超、費孝通、錢偉長幾個吧。”
父親的話啟發了儲安平，他決定在6號這一天也開一個會，邀請八個民主黨派宣傳部的副部長，專門座談一下社論的問題。
（1957年）6月6日上午，章（伯鈞）儲（安平）兩人分別在文化俱樂部和《光明日報》社主持召開了座談會。而他倆誰也沒想到，這竟是自己在政治風雲與報業生涯中的絕唱。
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會議，其實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緊急會議。其中曾昭掄、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六人為教授；另有章伯鈞、史良、葉篤義、閔剛侯、金若年與會。此會的倡議者、操辦者胡愈之，則在會議開始之際離去。會議由父親和史良主持。來自高校的教授們，一一介紹了校園內的情況。
費孝通說：“……聽說北大有兩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斗錯，聽了令人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分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內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當然要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問題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產黨以表示態度。”